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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宋元时期福建的大发展
知识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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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福建省志·总概述》
图书
唯一号:
130020020230006072
颗粒名称:
二、宋元时期福建的大发展
分类号:
K295.7
页数:
9
页码:
20-28
摘要:
本文主要介绍了宋代福建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情况。文章从农业、水利、交通、司法等方面介绍了宋代福建地区的治理情况,并强调了福建地区在宋代经济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
福建省
宋元时期
苛捐杂税
内容
宋政权为了维持对福建的统治,废除苛捐杂税,以缓解社会矛盾。减放漳州、泉州、兴化军的身丁米及闽南一带咸鱼、船澳、蒲草等税。太平兴国期间,宋廷将王氏据闽时在福州的千余顷官田,授券给人民承耕。转运使方仲荀于天禧四年(1020年)奏请将其出售,宋廷还将原定地价减去1/3,并允许买主挂欠,限3年偿清。天圣六年(1028年),最后将12.8万余缗未缴之数全部豁免。
为防止官吏到处设卡,滥收商税,宋廷还订立商税则例,规定货物过境每千文征二十,商店营业税每千文征三十,小贩或零售商则一律免征。同时,规定此项则例不得擅改,商税种类亦不得随便增减。
宋廷重视福建地方吏治,来闽任官者,多是学者名宦。如任安抚使者有张浚和辛弃疾,任转运使者有庞籍和蔡襄;知泉州府者有王十朋、叶适和真德秀;知漳州府者有朱熹;知建宁府者有李湛;知莆田县者有薛奎,知崇安县者有赵忭,知建阳县者有刘克庄,知长乐县者有危雍;任福州通判者有陈傅衣。其他如徐谟、陈可大、郎简、庄柔正等等,也都是一代名流。他们在福建的主要政绩有如下几项。
其一,大力鼓励农桑。如朱熹、真德秀、卫泾、陈宓等人,每到任所,第一件事是撰写〈劝农文》,积极推动农业生产。针对实际,强调保护耕牛,提倡采用新农具,或强调农事要“勤”,要“早”等等。
其二,积极兴修水利。宋代,福建兴修水利的规模和受益面积都大大超过唐代。如莆田,在唐代筑塘最多,总数也不过11塘,溉田总面积1200顷。到宋代,木兰陂水灌溉全莆平原,取代唐代所建诸塘。再如漳州,自谢伯宜筑海成田,疏99坑之水以资灌溉获得成功后,人们便纷纷“仿而行之”,于是各地展开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南宋初,颜若敏、傅伯成、丁知几等,都致力于修筑堰陂和开港,漳州遂成鱼米花果之乡。山区也不例外,如长泰县,据道光《福建通志》水利资料统计,全县有陂152座,其中131座是宋代所建。
其三,修桥建路,发展交通。如崇安人吴逵通判剑州时,呈请转运使招募工人,疏浚三溪之最险地段9处,大大方便商旅。再如蔡襄主持修建洛阳桥,使泉州往来福州的旅客,不必绕山道西入仙游再北上;还自大义渡至漳南,700里路沿途植松,便利行旅。
南渡后,宋廷视福建为后方重地,重视福建的交通设施。依照唐制,30里设驿(非通途大道曰馆)。两驿之间相距数里设铺,铺置马递、步递、急递。以福州为中枢,分南、北、西三路。南通粤,北抵浙东永嘉,西北入赣浙。福建一路,共设44驿。此外,还注意路面的铺砌。约在乾道九年至淳熙二年(1173~1175年),史浩帅闽,以石砌仙霞岭路20里,为曲28,为级3060。嘉定六年(1213年),李湛知建宁府,铺砌建、剑石路15000余丈,方便行旅舍舟就陆,不必冒险过滩。其他地方如莆田,计有170座桥梁,宋代所建50座;晋江有130座,宋代建者47座,所占比例都很大,应与地方官吏倡修有关。
其四,为民请命,平反冤狱。在福建居官而能为民请命者不乏其人。如建阳人宋慈,嘉定十年(1217年)中进士,先后任福建长汀知县、邵武军通判摄郡事、南剑州通判、司农丞知赣州、提点广东刑狱、进宝谟阁奉使四路、拔直阁知广州、广东经略安抚使等官职。他因长期从事司法理刑,重视法医检验工作,撰写了著名的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古代被奉为听讼决狱的“圭臬”。
两宋时期,福建内外贸易都相当繁荣,海内外船舶往来日益增多,朝廷分置水运职官,设立市舶管理机构,订立规章以加强管理。福建既出盐又产茶,两者都是国家利益所在,所以在太平兴国八年(983年),设置福建盐场,又于雍熙年间(984~987年)在建州北苑(今建瓯)设立提举常平茶事司加以管理。庆元年间(1195~1200年),为加强对食盐的管理,督课实边,严禁私贩,福建设置盐课市舶都转运使司(后称“盐福建等处都转运使司,或称福建盐课都提举司、福建等处都转运盐使司”)。此外,还相应建立城河及支流航运管理制度,如在福州东南美俗门(古称南镇巷)置临河务。南宋开禧元年(1205年),在松溪小河渡口码头设置路碑,文曰:“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等,以维持水陆交通秩序。外贸方面,宋廷为加强对中外船舶和商人的管理,征收舶脚和货物税,于元祐二年(1087年)从户部尚书李常之奏请,始于泉州设立市舶司。同时,采取政策和措施促进海外贸易的发展。如绍兴六年(1136年),准知泉州连南夫的奏请,“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同时规定,“闽广舶务监官抽买乳香,每及一百万两者,转一官,又招商入蕃兴贩,舟还在罢任后,亦依此推赏”(《宋史•食货志》)。泉州蕃舶纲首蔡景芳,即因招诱贩到物货,自建炎元年(1127年)至绍兴四年(1134年),收净制钱98万余贯,并补承信郎。
嘉定十年(1217年),真德秀知泉州,针对各蕃商“畏苛征,苦和买,惧海盗,忧亏本,至者绝少”的状况,采取果断措施,与提举市舶司赵崇度,“同心刷洗前弊,罢和买,禁重征”,严厉打击地方官敲榨勒索行为。经过整顿,“逾年,舶至3倍”,“岁增36艘”,终使泉州海外贸易重又繁荣起来。
此外,通过整编户籍,增设州、县,以适应人口增长和土地开发。北宋初,建隆元年至太平兴国二年(960~977年),福建已设6州、3军、47县,共有人口467815户(<太平寰宇记>);元丰三年(1080年)增至972087户,2043032口(《元丰九域志>)。至南宋初年,福建人口比北宋末年增长31%,嘉定十六年(1223年),福建已有1599214户,3230578口((文献通考•户口考>)。自宋初至嘉定十六年,263年间,福建人口户数增长3倍以上。福建人口的密度与增长速度同江南各路相比,应属最大、最快。
两宋时期,福建人口迅速增长,一是因长期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口自然增长率提高,诚如〈三山志〉所说:“邦民皓首不识兵革,以故生齿繁毓。”二是中州人民因避靖康之乱而南渡入闽。由于人口骤增,出现许多人口荟萃之区。宋代,福州出现“潮回画楫三千只,春满红楼十万家”的繁华景象。南渡后,升建州为建宁府。福建路合设1府、5州、2军。
为了加强统治,朝廷下令对重要城池进行修筑。如福州城,就曾多次修建,绍熙二年(1191年)甓城4000丈;泉州城,宋代有3次修筑,全部用石头砌建;南剑州州城建于宋代;汀州城于治平三年(1066年)拓建,周围5里余;漳州城始加木栅,绍定三年(1230年)全部石砌;邵武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置军时,只筑土城,熙宁十年(1077年)又行修筑;兴化军城,宣和三年(1121年)筑砖城,周围逾7里,绍兴三年(1133年),全部石砌;建宁府城也略有修筑。
南宋统治者把福建视为后方根据地,先是把西京(洛阳)应天启运宫七祖御容塑像移至福州,建炎三年(1129年),又移西外宗正司于福州、南外宗正司于泉州。
两宋时期,福建社会经济进入封建时代全盛的发展阶段。
宋代福建农业的发展,不论广度或深度,都是前代所不能比拟的。它已成为全国有影响的、以水稻耕作为中心的农业区之一。其发展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耕地扩大。
宋代,福建农业的开发,山区以梯田为主,沿海以埭田为多。<宋史•地理志〉称“虽硗确之地,耕耨殆尽”,决非无据。如闽北,已是“田尽而地,地尽而山,虽土浅水寒,山岚蔽日,而人力所及,雨露所养,无不少获”(《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李纲亦说:“今闽中深山穷谷,人迹所不到,往往有民居,田园水竹,鸡犬之音相闻。”(《梁谿集》)
沿海的围垦规模更大,且与水利建设同步进行。如霞浦县,因重建营田陂使赤岸附近1000多亩卤田获得灌溉;宁德县因修建东湖、赤鉴湖,可“溉田”数百顷;连江县“开浚东湖塘20余里,造水闸筑岸塍120余所,灌溉田2000余顷”;福州在嘉祐年间(1056~1063年)开挖环城河浦176条,“溉田3600余顷”;长乐县“兴修管下湖塘水及创造斗门104所,灌溉民田2080余顷”;福清在开宝间(968~976年)开凿东禅塘,有32顷田亩受益,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开垦绵亭洋,筑堤810丈,使40顷田亩受益;莆田县建设北洋的三步泄和濠塘等,又添置芦浦、陈坝和慈寿各斗门,整个北洋因此得到开垦;梧塘、涵江至江口一带修筑有太平陂和南安陂,后变成良田;南洋因修筑木兰陂成功,“计其所溉,殆及万顷”。宋代泉州水利建设较唐代增添许多新项目。如乾道间(1165~1173年)筑成“海岸长桥”,计770余间,溉田千余顷;据统计,泉州有埭94处,以湮浦埭为最大;有陂82处,以清波陂为最大,“所溉田千有八百顷”;另外所筑狀田塘、留公陂和龟湖等,溉田亦在数千顷之外。宋代漳州是新兴垦区,比较有名的水利工程有新渠、章公渠和郑公渠等,单是新渠,“计其所溉,无虑千顷”;漳浦县亦筑西湖,“所溉良田,不下千亩”。据统计,唐代福建兴修的水利只有29处,而宋代则多达402处。由于各地大量开垦土地,在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年),福建路官田、民田总数已达110914顷,其后还在继续增加。
第二是物产殷富。
尤其是稻米、粟、麦、茶叶、甘蔗、油菜、麻、水果等,在全国占有显著地位。宋代福建水稻已普遍种植,沿海地区推广双季稻,闽北的建宁、邵武,也已成为重要的产粮区。水稻品种繁多,各地不同。如福清单早稻就有早占城等6种,晚稻则有白茭等10种。糯稻可以酿酒获厚利,种植者多,兴化“因耗于秫糯,岁肩入城者不知其几千担”;建宁、邵武所种更多,因影响民食,官方曾一度严禁种植。
唐代,福建仅在个别地区种麦,到北宋,福州、兴化、漳州、邵武、延平都有种植。南宋建炎(1127~1130年)以后,“因西北流寓之人遍满”,使麦价大涨。绍兴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庄季裕《鸡肋篇》),因而刺激种麦。兴化人多利用旱地种麦,开始实行稻、麦两熟制。又因种麦利用冬闲之地,不必纳租,“于是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
此外,粟、黍、麻、菽的分布也很广。这些作物属于兼作,可以利用田埂、畲坪,或套种或散种。
宋代福建经济作物种植不仅面积广、产量多,而且形成专业化种植。闻名全国的有棉花、甘蔗、茶叶、水果等产品。
棉花因不必占用良田,而种植利润大,故闽人竞相种植。甘蔗可以榨糖,获利亦厚,泉州、漳州、福州、兴化种蔗在全国有名。《本草图经》说:“福建居民,研蔗汁煮糖,鬻诸吴越间”。可见宋代福建种蔗榨糖之盛。宋代,福建种植茶叶从福州、建州扩大到南剑州、邵武军、漳州和汀州诸郡。名茶繁多,而以建州北苑茶最著名,成为专供皇室饮用的贡品。福建水果品种繁多,著名的有荔枝、龙眼、橄榄、橙、橘、柚、佛手柑、枇杷、李、梨等26种。荔枝“闽中所产,比巴蜀、南海尤为殊色”(《三山志》),远销中外,北戎、西夏、新罗、日本“莫不爱好”。因可获重利,“故商人贩益远,而乡人种益广”。如福州洪塘水西一带,“一家之有,至于万株”(蔡襄《荔枝谱》)。其他地方亦广为种植,全省优良品种多达28种。龙眼与荔枝齐名,分布亦大致相同,因易于保存,故深受海内外喜爱。柑橘全省各地都有种植,仅福州一郡,就有8种柑、八九种橘子。此外还有杨桃、王檀子、金斗子、菩提果等,为外地所罕见,所产丁香橄榄,风味独特。
宋代福建海产品也很丰富,如鲨鱼、紫菜、牡蛎、香螺等都是珍异贡品。
第三是农业生产的进步。
其一,重视引进新作物新品种。随着航海贸易事业的发展,出产于海外的植物花果,被引进福建的有10种之多,如占城稻、大秦鹰瓜、南海阇提、拂林和波斯的耶悉茗(素馨)、西域俱那异(夹竹桃)、越南蕃桂(指甲花)、九真余甘、西域菩提果,还有木棉和茉莉花等。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占城稻、木棉和茉莉花。
其二,推广双季稻和冬耕。北宋占城稻在泉州地区首先种植后,迅速推广到沿海各县,双季稻因而广泛推广。冬耕在宋以前就有,南渡之后,福建人口大量增加,粮食需求急增,北方人又喜爱面食。所以,利用冬闲地种麦,既能增产粮食,满足北方人需要,农户又不必另输租税,冬耕自然盛行。
其三,采用先进工具,改进生产技术。宋代福建农业生产工具比较齐全。用于水田耕作的有犁,平田耕作的有耖,运载秧苗和粪土的有秧马,用于灌溉的除传统的桔槔、戽斗外,大量使用以畜力、水力为动力的翻车、筒车,并懂得利用水力春米。同时,讲究精耕细作,强调“勤于耕畲”,“勤于耘籽”,“勤修沟塍”,“勤于粪壤”。种茶、制茶业的发展,促进茶树栽培技术的改进,人工栽培优质茶树取得成功。福建茶树栽培技术达到相当的水平。在荔枝种植上,懂得使用掇树法繁衍,是园林艺术上的进步。
福建手工业在宋代进入繁盛时期。元丰年间(1078~1085年),福建金矿场有4个,居全国第二位,岁课居全国第三位;银场有72个,居全国第一位,岁课居全国第一位;铜矿场有44个,居全国第一位,岁课居全国第三位;铁矿场11个,居全国第二位,岁课居全国第九位;铅矿场31个,居全国第一位,岁课居全国第二位;锡矿场5个,居全国第四位,岁课居全国第二位。宋代福建矿冶业的特点:一是开发范围广泛,8个州(军)中有7个遍设矿场,分布率达87.5%;二是一场多产现象普遍,出产两种以上金属的矿场占全路矿场的51%;三是多数矿场年产量不高,但持续生产年限较长。采炼技术也较先进,如用“烧爆法”采矿,其效率数倍于人工挖掘;用“灰池”炼银,“胆水浸铁”成铜,方法都比较先进。
福建纺织业进入宋代以后,不仅技术有进步,产量大增,其质地也远胜前代。纺织品可分4大类:第一类蕉布,为福建土特产,有蕉葛、蕉纱、红花蕉布诸名色;第二类苎布,亦土特产,适合男女老少穿着,泉州所出细白布,被列为贡品;第三类丝织品,五代以来才发展起来,有红锦、绿锦、轻绢及精致的绸缎,可与四川、江浙的同类产品相媲美;第四类为棉布(称吉贝布),或把棉纱染成五色,织成花布。
宋代,福建已跻身于全国丝绸重要产区之列,不仅生产规模大,产品产量多,且以质地优良取胜。其中最著名者当推建阳“红绿锦”和泉州“刺桐缎”。建阳织锦工场规模巨大,织锦工人沿溪濯锦,其溪故名“锦溪”,南北二桥也因而得名“濯锦桥”。宋徽宗时,皇宫殿柱需要围裹有升降龙花纹的锦衣,连著名的蜀工也完成不了,建阳织工出色地完成了,可见其技术之高超。宋代泉州丝织业也跨入全国先进行列。苏颂称“绮罗不减蜀吴春”。宋室南渡后,皇族大量聚居福建,刺激了泉州丝织业的发展。福州丝织业也很发达。1975年福州南宋黄升墓出土的300余件服饰及匹料可证,出土丝织品有罗、绫、绮、绢、纱、绉纱、锦等种类。其中牡丹花罗背心一件仅重16.7克,质地轻薄,手感柔初,正如陆游所赞:“举之若无,裁之为衣,真若烟雾”。这也表明其工艺技术和设备之先进。
宋代,福建棉纺织也空前鼎盛。棉花种植相当普遍,“人竞植之,有至数千株者”。再则是产量扩大。相传建州女“每岁可得20匹”。绍兴年间(1131~1162年),仅泉州一地每年上贡5000匹。制棉工具和方法也在不断改进。出现弹花弓和脚踏纺车。
建筑业方面,有晋江安平桥、惠安洛阳桥、泉州东西石塔为代表。安平桥全长5里,故之称“五里桥”。它是国内(也是世界)现存最长的古代梁式石桥,有“天下无桥长此桥”之誉。桥长2071米,宽3~3.8米,桥墩361座,全用花岗石筑成。桥板长者12~13米,最重者达25吨。桥墩皆用方石条和方石块混砌而成,建桥用的巨石多从金门岛开采海运而来,趁着涨潮又利用海水的浮力,将石板托起,依次铺架桥面,历经14个年头。
洛阳桥位于泉州万安渡旧址,故亦称“万安桥”,历时7年完工。它创造了新型的桥基——“筏型基础”,又利用“种蛎固基法”,来胶固桥基和桥墩的砌石;桥墩全用大长条石交错垒砌,两头成尖形,以分潮汐水势;墩上面两层石条,向左右挑出,使墩面加宽,便于铺设桥面板石;初建时长约360丈,宽1.5丈,有46座桥墩,桥上两旁有500个护栏,栏杆望柱上有28头雕刻精致的石狮,点缀7亭9塔及桥两端武士石像。
泉州开元寺东西两石塔型制外观相似,整体都用花岗石并仿照木结构形式砌成,八角五层楼阁式,是中国古代石构建筑雄奇精巧的杰作。
此外,当时的印刷业、制盐业、制茶业、陶瓷业和造船业也很突出。
宋代,福建的商业和外贸更有长足发展,商人相当活跃,“家有余财,则远赍健往,贾售于他州”(《方舆纪要》)。闽商足迹遍布沿海各省,输出木材、生铁、茶叶、麻布、蔗糖、染料、药材、书籍、瓷器、干鲜果品与海货等,输入以大米为大宗。商业发展,带来城市的繁荣。福州作为全省交通枢纽和商品集散地。正如诗人形容的:“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妇望帘”;“两信潮生海接天,鱼虾入市不论钱”。泉州的富庶程度超过福州。郑侠形容:“土疆差广,齿笈至繁。廛肆杂四方之俗,航海皆异国之商”,“驿道四通,海商辐辏。夷夏杂处,权豪比居”,可见其繁华。兴化和漳州属后起之秀。兴化城是“朱=丽人出郭,银钗村姑入城”;“抽簪脱袴满城忙,大半人多在戏场”;“冠盖幢幢有许忙,直从墟市到球场”,并且出现“夜市”。漳州艺人则“筑棚于居民丛萃之地,四通八达之郊,以广会观者”,足见城市文化生活丰富而多采。内地县城商业和交通也十分发达。如永春县城“视廛里若巨邑,览风物如大邦”;“凌晨而舟车竞来,度日而笙歌不散”。安溪县城“居民鱗次,雍雍然和”,“坐肆列邸,贸通有无”;古田县店肆甚多,妇女常“插花作牙侩,城市称雄霸”;“新奇弄浓妆,会合持物价”。农村墟集倍增,莆田的溪北、溪南,邵武的椒屯墟,崇安的黄亭市,福清的海口、小练山港,惠安的江市,晋江的石筒,建阳的麻沙,均以商贸繁荣而闻名。
宋代,福建陆路交通与内河航运皆有发展,闽江航运更加繁忙。《三山志》载:“国初,六县盐舸输州仓,以达于上四郡;今福清、长乐、涵头,岁运未尝停。”“其诸宝回往,不可名计,浮于海,达于江,入于河,莫不有潮次云。”九龙江与韩江(汀江)基本上也全线通航。
从宋代起,福建对外贸易最为发达,往来于泉州的舶船甚多。“舶商岁再至,一舶连二十艘,异货禁物如山”,“吏私与市者,价十一二售”。据《云麓漫钞》记载,南宋时来泉州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已达30多个(包括三佛齐、占城、真腊、渤泥、蒲甘、大食、高丽等)。从泉州进出口的商品种类繁多、数量大,主要输出品有瓷器、纺织品;其次是日常生活用品,如漆器、雨伞、木梳、草席、帘子等;药品如大黄、黄连、川芎、白芷等;文化用品如书籍、文具等;金属制品如铁器、铜钱等。自北宋中后期起,腊茶也成为出口商品之一。伴随茶叶的出口,南宋时,建安黑釉兔毫盏茶具的烧造技术和“斗茶”法也传到日本。主要进口货物有香料(如乳香、沉香、速香、降香、乌香、檀香、蔷薇水等)、药物(如没药、芦荟、血碣、豆蔻、硫磺、苏木等)、宝货(如犀角、象牙、真珠、玳瑁、珊瑚、玛瑙、金银等)、纺织品(如白番布、花番布、驼毛、鹤顶、翠羽等)及其他物品(如鲨鱼皮、孔雀毛、鹦鹉、菠萝蜜、椰子、胡椒等等)。
海外贸易发展,市舶司收入成为福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如从建炎元年至绍兴四年(1127~1134年),福建市舶司从一个蕃舶纲首招致的舶船,就获得净利钱98万缗;建炎四年(1130年),抽买乳香达8.678万斤,所得在100万缗以上。诚如泉州太守真德秀所说:“惟泉为州,所恃以足公私之用者,番舶也。”
宋代也是福建文化发展的辉煌时期。
首先,福建文教科举一跃甲于东南。唐代以前福建人居官甚少,晋江人欧阳詹在贞元年间(785~805年)赴京应试途中,曾发出感慨:“某代居闽越,自闽至于吴,则绝同乡之人矣;自吴至于楚,则绝同方之人矣;过宋,由郑踰周到秦,朝无一命之亲,路无回眸之旧。”这正是唐代前期闽人北上仕官稀少状况的真实写照。入宋以后,福建私学与官学并兴,数量多,规模大,组织严密,制度完备,都是前所未有。私学繁盛,时称“学校未尝虚里巷”、“三家两书堂”。福州城内好学风气盛极一时,人称“路逢十客九青衿,半是同窗旧弟兄;最忆市桥灯火静,巷南巷北读书声”。莆田也是“比屋业儒,俊造如林”。如蔡襄所说:“后生不儒衣冠,不得与良子弟齿”。
宋代福建共有州、县学56所,许多州、县官重视建校舍、置学田、聘名师、砺学风等,有的亲自讲学。朱熹直接或间接创办书院达几十所。
由于学校兴盛,通过科举而进身仕途更多。两宋300多年间,福建人中进士者达5900多人,按人口比例居全国之首。
宋代福建人才辈出,既与文教科举兴盛有关,也同刻书、藏书事业发达有直接联系。当时福建各州、军都能刻印书籍,最著名者有建安、建阳,福建成为全国三大刻书中心之一。宋代福建刻书业有四大特点。
其一,规模宏大。福州雕印两部大藏经即东禅寺的《崇宁万寿大藏》和开元寺的《毗卢大藏》,还大规模地雕印《政和万寿道藏》,创全国雕印道藏之始。三部大藏总卷数达17000余卷,雕版工程浩大,可知当时福州地区雕印技术力量的雄厚。还刻印其他大型图书,如《太平御览》1000卷,《文苑英华》1000卷等。
其二,组织和分工细密。福建刻书业形成编辑、雕版、校对、印刷、装订、发行等专业分工和流水作业。建阳麻沙镇书坊林立,有牌号可考者达36家。
其三,刻书门类齐全,品种繁多。麻沙刻书多达二三百种。科举应试用书到日用杂书,应有尽有,满足不同人的需要。
其四,形成地区风格和版式特点。书写认真,刻版印刷技术纯熟,纸墨精莹,为后世所珍视;版画水平高,且已形成流派(被称为“建安派”)。
宋代福建已成人文荟萃之区,各个文化学术领域都有突出成就。
文学方面。《宋史•文苑传》登录宋代著名文人计卯人,其中福建人有8个,居全国第六位;《全宋词》辑录3000余名作家,其中北宋福建词人有14人,名列全国第六位,南宋福建词人63人,跃居全国第三位;《宋史》的《道学传》和《儒林传》共载人物89人,其中福建人有17个,居全国首位。在这大批文人中,堪称一代名家的有杨亿、柳永、刘子翠、张元干、刘克庄、严羽等,他们都在诗词或诗歌评论等方面独领风骚。
史地方面。郑樵所著《通志》200卷,是一部“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巨著,是记述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典籍。袁枢所著《通鉴纪事本末》,是中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的历史巨著,是史学编纂体例上的一大发明。此外,尚有吕惠卿参与编修的《新唐书》、陈均的《宋九朝编年备要》、郑思肖的《心史》等均具特色,富有价值。梁克家的《三山志》,是保存下来最早的一部福建地方志,是一部有影响的上乘之作。祝穆的《方舆胜览》,则是一部重要地理著作。
哲学方面。最大成就是创立闽学。宋代,福建从事理学研究者很多,人才辈出,为闽学的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朱熹集理学研究成果之大成创立闽学,综罗百代,兼采众说,把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推到一个新阶段。
艺术方面。章友直的篆书、蔡襄的小楷与行书、蔡京的行书,都是一代翰墨大手笔。邵武黄伯思善画,工诗文,篆、隶、正、行、草、飞白各体书法皆妙,片纸只字,为人所宝。闽清陈旸著《乐书》200卷,对律吕本义、乐器、乐章及五礼之用乐皆有专论,是北宋仅有的两部乐书之一。
自然科学方面。苏颂的《新仪象法要》,是一部完整的天文学和天文仪器制作专著。苏颂所制浑仪,是一座小型观象台。其机械制造之精,反映中国宋代在数学计算、机械与仪器制造方面的卓越成就。宁德人陈普,也是个天文学家,他反复钻研铸造刻漏壶,达到“应时升降,纤毫无爽”,并著《浑天仪论》传世。
宋慈的《洗冤集录》,是已知的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名著。此外,宋代福建还出现一批总结农业生产经验的科学著作,如蔡襄的《荔枝谱》、《茶录》,宋子安的《东溪试茶录》,黄儒的《品茶要录》,熊蕃、熊克父子的《宣和北苑贡茶录》等。
宋太祖为了获得大官僚、大地主对中央皇权的支持,采取“不抑兼并”、“不立田制”的优容政策,听任甚至鼓励官僚地主购置田产,兼并土地。福建因此出现“有欲耕而无寸土者,有蓄积逾年即为陶朱猗顿之富者”。到南宋,土地兼并愈演愈烈。从北方逃亡而来的皇室贵族和文武大臣,疯狂地霸占土地,加速土地集中,导致大批农民丧失土地。因此,有田之家的“主户”日少,而无田之“客户”日多。穷苦农民要“就田主讨田耕作”,接受剥削,一些地佃客常常随地易主,失去人身自由。对于地主,“贫之下户,仇之刻骨”。两者矛盾已是水火不相容。
引发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是茶盐官卖。宋代,福建产盐区计共11场290个盐亭。宋初,福建销盐形式分为“产盐法”和“官搬法”两种。“产盐法”行于福、兴、漳、泉下四州,强迫百姓计产输钱于官,由官府抑配食盐;“官搬法”行于剑、建、汀、邵上四州,由官府统一运盐到销地卖给商贩。官卖食盐沽价极高,上四州百姓纷纷转食私盐,民间私贩蜂起。仁宗时,福建因为贩私盐而被判罪的,每年有几万人之众。
按照宋初的茶法,严禁茶叶私卖或匿报,贩私茶比贩私盐罪加一等,福建路腊茶,所禁尤严。但因贩茶利润高,故贩私茶禁而不止。
北宋时期,福建境内较大的农民起义有4起,即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仙游县百丈镇的林居裔所领导的起义;皇祐年间(1049〜1054年)汀州连城县的彭孙领导的起义、南剑州将乐县吴笋领导的起义;熙宁十年(1077年)建州建安县廖恩领导的起义。南宋时,起义、兵变几乎连年发生。著名的有建炎四年(1130年)建瓶范汝为起义,绍兴元年(1131年)建阳丁朝佐起义,绍定三年(1230年)汀州晏头陀起义,且农民起义大有“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之势。
农民起义有力地打击了宋王朝的封建统治,也给入闽的蒙古军造成巨大威胁。至元十三年(1276年)二月,元军进入临安(杭州),宋恭帝赵黒被俘,宋益王赵是、广王赵肩逃往温州,于四月入闽。五月初一日,陈宜中、张世杰等拥戴赵屋在福州即位,是为端宗,改元景炎。南宋新政权以福州为行都,改福州为福安府,改温州为瑞安府,命诸将分别出兵浙江、江西和广东抗元。由于赵是政权内部各怀异志,不能一致抗元,所以仅仅支撑半年左右,就被元军打败。从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军入闽到二十七年(1290年),福建抗元起义风起云涌,其中规模最大的为漳州陈大举、政和黄华、汀州钟明亮领导的三次畲汉人民联合起义。
元朝廷残酷镇压福建人民的抗元起义。如镇压黄华起义军后,福建闽海道提刑按察使王恽上奏称:“福建一道收附之后,户几百万,黄华之变,十去四五”(《元史》卷167《王恽传》)。元政府还在福建推行民族歧视政策,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惠安卢琦《忧村氓》诗云:“路逢村老谈,吞声重悲噎。我里百余家,家家尽磨灭。”
元政府为聚敛财富,重视发展海外交通和贸易,重用素主泉州市舶的阿拉伯人后裔蒲寿庚。泉州的海外贸易,一度超过广州,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港之一。与泉州贸易的国家和地区由南宋的50多个增加到近100个。福建海商足迹遍及南洋各地并到达非洲东海岸。大量外国商人来到泉州,这些商人中以阿拉伯人最多,其次是高丽人、占城人、波斯人等。他们慢慢地集居在泉州城南一带。许多中外使者或旅行家也从泉州登岸或出海。至元十八年(1281年),杨庭璧出使马八儿就是从泉州港出航,招谕十几个国家与元通商;马可•波罗奉忽必烈之命出使伊儿汗国,也由泉州乘船出海;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来中国旅游,也在泉州上岸。可见泉州已成为元朝对外贸易的中心。时人吴澄曾说:“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扬,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吴文正公集》卷16)《马可•波罗游记》说:“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伊本•拔图塔在游记中说:“刺桐港为世界上各大港之一,由余观之,即谓为世界上最大之港亦不虚也。”
住居泉州的外国侨民大多来自波斯亦思法杭城,人数达万人以上,因组织武装协助福建行省镇压农民起义有功,逐渐主宰了泉州市舶司。赛甫丁见“元政衰,四方兵起,国令不行”,福建当权者腐败无能,遂于至正十七年(1357年)三月,勾结另一亦思法杭人阿迷里丁发动叛乱,历时10年,造成泉州海外贸易的衰落。
知识出处
《福建省志·总概述》
出版者:方志出版社
本志下限止于1994年,简要综述福建的基本面貌和发展脉络,尤其是反映全省经济社会的重大变革,为提挈福建省志的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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