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一、古代闽越族
  远古时代，居住福建的原始人类属于海洋蒙古利亚人种。根据三明万寿岩灵峰洞发现的距今18万年的旧石器时期文化遗址和漳州、清流、三明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类牙齿化石、人工石铺地面等，证明福建早在18万年前已有人类活动，创造出远古文明。当时的原始人类，大多选择靠近江河两岸的台地和滨海的丘陵上居住。考古发现证明，大约在5000～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原始人类已经广泛分布在闽江、汀江、九龙江、晋江流域和边海岛屿地区。这些原始人类在距今3000年以前（相当于中原的夏商时期），已经创造出灿烂的独具特色的原始文化——闽文化。它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同时代的文化比较，既有一些相同点，又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从福建原始人类的经济生活内容看，主要有三大特征：一是渔猎、采集与农业经济结合，形成多形态的经济结构，可以为原始人类提供丰富的物质资料，促进人体成长发育；二是农业和手工业紧密结合。根据考古的发现，福建原始人类除从事农业、渔猎外，还从事手工业劳动，主要有陶瓷业、纺织业和造船业。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巩固了自给自足的原始经济，不利于交换经济的发展；三是锄耕农业获得高度发展，却始终没有向犁耕农业过渡，而且畜牧业也不发达，社会前进步伐较慢。到了周朝，形成七个大部落，史称“七闽”。
  与“七闽”关系较密切的是浙江的于越族。在越王允常时代，于越族有人进入福建定居。如铸剑能手欧冶子，曾受越王派遣，带领助手在闽北（今松溪县）湛卢山建炉，铸造质量优良的宝剑。福州市的冶山和欧冶池，相传也是欧冶子铸剑地。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越为楚所灭，不愿臣服于楚的于越贵族和平民向福建迁移。于越首领无诸统一“七闽”，自称闽越王。原先比较落后的七闽迅速发展成为百越诸族中最强大的一支。七闽和于越族融合而形成闽越族；七闽的分布，除今福建、台湾外，还包括浙江南部（古代温、台、处三州）、赣东地区以及广东的潮梅地区。
  闽越族的风俗习惯和汉族有很多不同之处。其一，聚居在沿海、沿江地方，习惯于水上生活，善于驾舟在江河、海水中捕捞水产。喜欢居住干栏式房屋，人们称之为“巢居”。其二，“断发文身”，在身上刺上龙、蛇一类图案花纹，这是远古人类“图腾崇拜”的反映。其三，实行悬棺葬，将棺柩安置在悬崖绝壁的洞穴中。其四，凿齿，即拔掉左右门牙或者侧齿，以为成年或婚姻标志。其五，胶着语，即一字多音，与汉语一字一音的孤立语有显著区别。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将全国划分为36郡，随后派兵南下平百越。大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平南越后，秦兵打到福建，削去无诸等王号，置闽中郡，从此福建正式纳入中央版图。秦二世时期爆发农民起义，无诸和摇率领闽越军参加反秦队伍，接受鄱阳令吴芮的领导。后又佐刘邦攻楚，表现得非常勇敢。刘邦登帝位后，先后封无诸、摇、织为王，有13人封侯。闽越人民参加反秦斗争，加速了闽越社会的汉化和封建化进程。
  汉廷对闽越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从汉高祖五年（前202年）起，先后把闽中地分封给闽越王无诸、东瓯王摇、南海王织。
  无诸复国后，加快汉化进程。分别在福州和武夷山建起完全表现汉代风格的宫殿官署。铁器使用已很普遍，器形和中原汉代铁器遗物相似。农业和手工业得到发展。特别是手工业生产，产品种类增多，制造十分精美，如荃葛等，成为驰名且专供诸王侯享用的精品。已有一定规模的商业活动，货币普遍使用。清代，在建瓯、崇安开山时，掘到23窖汉代铜钱；后在邵武、福州及闽北各地也发现汉钱。可见汉代闽越社会经济已初步繁荣。
  闽越国社会以宗族为纽带，族权是王权的支柱。王位是继承的，并获得汉王朝的认可。王以下有将军、侯、户将和队将等封建职官。在无诸时代，注意休养生息，发展经济，干是国势日渐强盛，成为东南地区最强的一支。到郢和余善时代，则经常“举兵侵陵百越，并兼邻国”，在今福州、邵武、建阳、武夷山、浦城建筑城邑，与汉廷相抗衡。
  汉文帝初年，属于闽越族一支的南海王反汉，汉淮南王刘长派楼船将军讨伐，南海“以其军降”，举国被迁于江西上淦（〈汉书•严助传>)。南海之地遂归闽越王所有。汉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以吴王濞为首的七王国叛乱，不久失败。吴王逃到东缻，汉廷收•买东瓯王将其诱杀。吴太子驹逃入闽越，“怨东鸥杀其父，常劝闽越击东瓯”（《史记•东越列传>)。闽越王郢和余善自恃强盛，终于公开叛汉。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举兵围东瓯，东瓯向汉廷告急。武帝派中大夫严助征调会稽郡（治在苏州）的水师救东瓯。汉兵未至，闽越王郢即自动撤兵。东瓯王因怕闽越军再次骚扰，便主动向汉廷请求，举国4万多人迁移于庐江郡，东販地盘也为闽越占有。建元六年（前135年）八月，闽越王郢举兵于冶南（今漳州地区），进犯南越边邑。南越王上书汉廷告急。汉武帝即命大行王恢出豫章（今南昌）、大农韩安国出会稽（今苏州）征讨闽越。闽越王即派兵扼险抗汉。郢弟余善遂与宗族合谋杀郢，请求免战。武帝即命王恢、韩安国退兵，封未参与谋乱的无诸孙繇君丑为越繇王。后因余善在王国内威望高，“国民多属”，繇王无法节制。武帝不愿再次兴兵，就封余善为东越王，“与越繇王并处”（《史记•东越列传>)。
  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相吕嘉反汉，武帝兴兵灭南越。不久，余善于元鼎六年（前111年）秋起兵反汉，自立为武帝。汉武帝发四路大军入闽。到元封元年（前110年）冬，横海将军韩说的水军首先进占东冶，被余善“劫守”到闽北前线的繇王居股和建成侯敖，合谋杀死余善，降于汉军。汉武帝以“东越狭多阻，闽越桿，数反复”，“终为后世患”为由，下令将闽越民众全部迁往江淮间安置。
  二、北方汉人入闽及早期开发
  汉武帝灭闽越国后一段时间，“有遁逃山谷者颇出，立为冶县”<(宋书•州郡志〉）。其时，东冶人口不满万户，不足以立县，汉廷未派县令，将其划归会稽郡管辖；增派一名东部都尉，并将尉治设在冶县，负责对新置的回的浦和冶两县的军事管制。东汉初，东部都尉的治所由冶县迁到章安（回浦)，留其下属“候官”驻镇冶县。东冶因此就改为东候官，简称候官（至清代统称侯官)。永和六年（141年），东汉朝廷又在冶县设置都尉一职，专管冶县，史称南部都尉。这情况一直延续至吴永安三年（260年）正式建立建安郡止。
  东汉末年，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福建属吴国势力范围。孙吴为占有福建，曾先后五次对福建用兵。第一次在建安元年（196年)，孙策命永宁（今永嘉）长韩晏为南部都尉，领兵追击会稽太守王朗到福建，被候官长商升打败。孙策又委任贺齐为南部都尉，带兵挺进福建，一举大败张雅，余众出降。孙氏势力到达闽江下游。
  第二次用兵在建安八年（203年），是时整个闽北还在大大小小的地方军阀控制之下。他们与散居山区的山越结合起来，常常给孙氏的统治造成强大的威胁。这一年，孙权西伐黄祖，闽、浙、赣的山越纷纷集众反抗。其中闽北有洪明、洪进、苑御、吴免、华当5人，各率领万户，连屯于今浦城一带；吴五、邹临2人，各率领6000户，分别屯于大潭、盖竹(今建阳）。他们同时向江西余汗方向进攻。孙权为解除后顾之忧，派南部都尉贺齐领属县5000兵“讨伐”。首先集中兵力打败洪明，余部不战而降。继而驱军转攻大潭、盖竹，也取得胜利。这次出征，贺齐先后擒杀山越达6000余人，并从俘虏中挑选丁壮万人，以充实军伍。至此，闽江上下游全归孙吴所有。
  为了加强对闽北的统治，防止山越“作乱”，孙权将会稽南部都尉治所移至建安（今建瓯)，并于建安十二年（207年）前，相继在闽江上游设置建平（今建阳）、建安（今建瓯）、汉兴（今浦城）、南平四县。加上原有的候官（今福州），福建已有5县。但山越的反抗没有停止。建安十三年（208年）、嘉禾四年（235年）、赤乌五年（242年）和太平二年（257年)，先后又发生山越“作乱”，均被孙吴派兵镇压。前后花费50多年时间，经过五次用兵，吴国对福建的统治才取得暂时稳定。吴永安三年（260年），撤去南部都尉，建立建安郡，对福建的“武治”宣告结束。
  孙吴为把福建建设成重要的水师基地，从孙策开始，就把所谓“公私苛乱者，悉投于此”。孙皓把政敌（包括宗室）和罪犯连同家属，通通迁到东冶，为造船服苦役。据记载，景帝时（258～263年）[一说是孙皓建衡元年（269年）]，在东冶置典船校尉[船坞设在今福州开元寺东直巷（<古今图书集成>卷795)]。孙皓于天纪年间（277～280年）设温麻船屯，征集当地工匠和劳力建立更大规模的造船基地。当时，温麻船屯能用五板制造海船，称为“温麻五会”；还制造青桐大舡、鸭头舡等各类船。晋左思<吴都赋〉称：“宏舸连舳，巨舰接舻……篙工楫师，选自闽禺”。说明福建培养出大批优秀的海员。
  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孙吴与海外的联系加强了。福建不单是孙吴的海军基地，还是孙吴联系岭南及东南亚各国的交通枢纽。海上交通发达，也促进福建社会经济的发展。
  福建社会经济真正发生巨变，与大批汉民向福建迁移有关。北方人民到福建定居，早在秦汉时代就开始了。但大规模向福建移民，则是到两晋南北朝才形成第一次高潮。当时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动乱时期，饱受战乱之苦的北方人民，远离中原成批地向南方福建等地迁移，形成历史上所谓的“衣冠南渡”。
  第一期北人入闽发生在西晋的“永嘉之乱”（307～312年>后。据唐人记载，“衣冠始入闽者八姓，林、陈、黄、郑、詹、邱、何、胡是也”。这些人入闽后多在闽北建溪、富屯溪、闽江下游以及晋江沿岸土地肥美之处“占籍”。第二期发生在东晋元兴年间，时三吴八郡爆发农民大起义。起义军在卢循领导下，由浙江永嘉入晋安（今福州），在海上与刘宋军队周旋3年之久，失败后“余种悉遁入闽”，散居在沿海地区，造船航海“走异域”，人们称之为“泉郎”（亦曰“游艇子”）。第三期是侯景之乱时期，入闽者以“不能支赋役”的穷苦农民为多数。他们逃亡福建，“惟恨所居之不远，所藏之不密，遂入深山穷谷，以为营生安业之地”。他们涌进福建腹地山区进行开发，“耘锄所至，甫迩城邑”。
  从北方迁来的人民为福建的开发提供了劳动力，也为郡、县的增置创造条件。西晋太康三年（282年），把建安郡分析为建安、晋安两郡；梁天监中（502～519年)，随着闽南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又从晋安郡分出南安郡；陈永定时（557～559年），陈武帝为了满足陈宝应的欲望，特设“闽州”以羁縻之，福建产生了历史上第一个省级建制；到天嘉六年（565年)，罢闽州，所辖三郡仍归东扬州。
  随着北方人民大量入闽，耕地面积不断扩大，水利建设也陆续开展。西晋太康三年(282年），福州开凿“西湖”和“东湖”，灌溉福州平原的农田。陈太建元年（569年），长乐挖掘方圆20多里的“严湖”，连江也开了“东塘”。水利的兴修，促进农业的发展。贾思勰（齐民要术）收入的福建水果品种，有建安的橘，候官的杨桃和王檀子（即黄皮果）等等。畜牧业尤有突出的发展，闽中成为南朝著名的“畜牧地”（0日唐书•柳晃传〉）。从六朝古墓出土的器皿中有关于猪、狗、鸡、鸭的陶器和雕塑，也反映当时家庭副业之兴盛。福建手工业也相当发达。有建筑、冶铸、制瓷、烧灰、砖瓦、金银首饰、蚕丝等行业。尤其是制瓷业发展迅速，福州怀安和泉州磁灶，是著名的产瓷之乡。福建烧制的青瓷，在全国享有盛誉，造型复杂而多样，有饮食用具、陈设用具和文房用具类等。这些日用器皿还根据实用和美观的原则，进行雕塑和装饰。此外，南朝时，建安所产绵（丝）的质量超过东南其他产丝地区，织造的“彩锻”畅销各地；造船基地不断扩大，技术上也有很大提高。“晋安港”发展成为海外商船往来的集散地，吸引着许多外国商人和文化人。
  随着士族地主的到来，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也随之传播开来。其一，随意“占籍”，聚族而居。闽江、晋江、九龙江、汀江四大流域交通方便、土地肥沃之处，都被他们占去。由于是聚族而居，故多排斥不同姓氏者，常常因此引起械斗。其二，私自召募部曲，实行武装割据。入闽的豪强地主，大都拥有自己的部曲家兵。人多势众者往往形成割据，掠夺农民为奴婢，扰乱地方，对抗政府。晋安候官的陈羽、陈宝应父子就是典型。其三，大兴土木，建造庙宇。从战乱中逃生入闽的北方士族极力寻找精神寄托。闽中各地建造的庙宇寺观达56座，许多著名的佛庙，如福州的绍因寺、法林尼寺、东禅寺、开元寺，建瓶光孝寺，莆田广化寺，都是这个时期兴建的。福建信奉佛教之风由此传开，影响后世。南朝士族豪强“牧守在官，皆竟事聚敛，劫剥细民，以自封殖”，结果弄得“人人厌苦，家家思乱”，社会矛盾十分尖锐。自天监四年（505年）到大同十年（544年)，从长江以南到岭南，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有12次。福建阶级斗争也相当激烈，“累杀郡将”，“前后太守莫能止息”，人民苦不堪言。
  隋开皇九年（589年）灭陈以后，对福建进行整顿。其一，是压制地方士族豪强势力，把沦为豪强佃客、部曲的农民变为政府的编户；其二，对原有州、县进行裁并。大业三年(607年）把原设的建安、晋安、南安三郡合并为一，称建安郡，三郡之下原设15个县，裁并为4县，建安郡治由建安（今建瓯）移至闽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