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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古代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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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福建省志·总概述》
图书
唯一号:
130020020230006066
颗粒名称:
第二章 古代福建
分类号:
K295.7
页数:
21
页码:
12-32
摘要:
本文主要介绍了古代福建的历史发展、文明开端与早期开发,包括远古时期的闽越族、秦汉时期的平乱与分封、汉代闽越国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结构,以及闽越国的衰落与汉化进程。文章还提到了闽越族与周边地区的关系,以及闽越国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
福建省
闽越族
文明
内容
第一节 文明的开端与早期开发
一、古代闽越族
远古时代,居住福建的原始人类属于海洋蒙古利亚人种。根据三明万寿岩灵峰洞发现的距今18万年的旧石器时期文化遗址和漳州、清流、三明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类牙齿化石、人工石铺地面等,证明福建早在18万年前已有人类活动,创造出远古文明。当时的原始人类,大多选择靠近江河两岸的台地和滨海的丘陵上居住。考古发现证明,大约在5000~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原始人类已经广泛分布在闽江、汀江、九龙江、晋江流域和边海岛屿地区。这些原始人类在距今3000年以前(相当于中原的夏商时期),已经创造出灿烂的独具特色的原始文化——闽文化。它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同时代的文化比较,既有一些相同点,又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从福建原始人类的经济生活内容看,主要有三大特征:一是渔猎、采集与农业经济结合,形成多形态的经济结构,可以为原始人类提供丰富的物质资料,促进人体成长发育;二是农业和手工业紧密结合。根据考古的发现,福建原始人类除从事农业、渔猎外,还从事手工业劳动,主要有陶瓷业、纺织业和造船业。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巩固了自给自足的原始经济,不利于交换经济的发展;三是锄耕农业获得高度发展,却始终没有向犁耕农业过渡,而且畜牧业也不发达,社会前进步伐较慢。到了周朝,形成七个大部落,史称“七闽”。
与“七闽”关系较密切的是浙江的于越族。在越王允常时代,于越族有人进入福建定居。如铸剑能手欧冶子,曾受越王派遣,带领助手在闽北(今松溪县)湛卢山建炉,铸造质量优良的宝剑。福州市的冶山和欧冶池,相传也是欧冶子铸剑地。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越为楚所灭,不愿臣服于楚的于越贵族和平民向福建迁移。于越首领无诸统一“七闽”,自称闽越王。原先比较落后的七闽迅速发展成为百越诸族中最强大的一支。七闽和于越族融合而形成闽越族;七闽的分布,除今福建、台湾外,还包括浙江南部(古代温、台、处三州)、赣东地区以及广东的潮梅地区。
闽越族的风俗习惯和汉族有很多不同之处。其一,聚居在沿海、沿江地方,习惯于水上生活,善于驾舟在江河、海水中捕捞水产。喜欢居住干栏式房屋,人们称之为“巢居”。其二,“断发文身”,在身上刺上龙、蛇一类图案花纹,这是远古人类“图腾崇拜”的反映。其三,实行悬棺葬,将棺柩安置在悬崖绝壁的洞穴中。其四,凿齿,即拔掉左右门牙或者侧齿,以为成年或婚姻标志。其五,胶着语,即一字多音,与汉语一字一音的孤立语有显著区别。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将全国划分为36郡,随后派兵南下平百越。大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平南越后,秦兵打到福建,削去无诸等王号,置闽中郡,从此福建正式纳入中央版图。秦二世时期爆发农民起义,无诸和摇率领闽越军参加反秦队伍,接受鄱阳令吴芮的领导。后又佐刘邦攻楚,表现得非常勇敢。刘邦登帝位后,先后封无诸、摇、织为王,有13人封侯。闽越人民参加反秦斗争,加速了闽越社会的汉化和封建化进程。
汉廷对闽越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从汉高祖五年(前202年)起,先后把闽中地分封给闽越王无诸、东瓯王摇、南海王织。
无诸复国后,加快汉化进程。分别在福州和武夷山建起完全表现汉代风格的宫殿官署。铁器使用已很普遍,器形和中原汉代铁器遗物相似。农业和手工业得到发展。特别是手工业生产,产品种类增多,制造十分精美,如荃葛等,成为驰名且专供诸王侯享用的精品。已有一定规模的商业活动,货币普遍使用。清代,在建瓯、崇安开山时,掘到23窖汉代铜钱;后在邵武、福州及闽北各地也发现汉钱。可见汉代闽越社会经济已初步繁荣。
闽越国社会以宗族为纽带,族权是王权的支柱。王位是继承的,并获得汉王朝的认可。王以下有将军、侯、户将和队将等封建职官。在无诸时代,注意休养生息,发展经济,干是国势日渐强盛,成为东南地区最强的一支。到郢和余善时代,则经常“举兵侵陵百越,并兼邻国”,在今福州、邵武、建阳、武夷山、浦城建筑城邑,与汉廷相抗衡。
汉文帝初年,属于闽越族一支的南海王反汉,汉淮南王刘长派楼船将军讨伐,南海“以其军降”,举国被迁于江西上淦(〈汉书•严助传>)。南海之地遂归闽越王所有。汉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以吴王濞为首的七王国叛乱,不久失败。吴王逃到东缻,汉廷收•买东瓯王将其诱杀。吴太子驹逃入闽越,“怨东鸥杀其父,常劝闽越击东瓯”(《史记•东越列传>)。闽越王郢和余善自恃强盛,终于公开叛汉。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举兵围东瓯,东瓯向汉廷告急。武帝派中大夫严助征调会稽郡(治在苏州)的水师救东瓯。汉兵未至,闽越王郢即自动撤兵。东瓯王因怕闽越军再次骚扰,便主动向汉廷请求,举国4万多人迁移于庐江郡,东販地盘也为闽越占有。建元六年(前135年)八月,闽越王郢举兵于冶南(今漳州地区),进犯南越边邑。南越王上书汉廷告急。汉武帝即命大行王恢出豫章(今南昌)、大农韩安国出会稽(今苏州)征讨闽越。闽越王即派兵扼险抗汉。郢弟余善遂与宗族合谋杀郢,请求免战。武帝即命王恢、韩安国退兵,封未参与谋乱的无诸孙繇君丑为越繇王。后因余善在王国内威望高,“国民多属”,繇王无法节制。武帝不愿再次兴兵,就封余善为东越王,“与越繇王并处”(《史记•东越列传>)。
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相吕嘉反汉,武帝兴兵灭南越。不久,余善于元鼎六年(前111年)秋起兵反汉,自立为武帝。汉武帝发四路大军入闽。到元封元年(前110年)冬,横海将军韩说的水军首先进占东冶,被余善“劫守”到闽北前线的繇王居股和建成侯敖,合谋杀死余善,降于汉军。汉武帝以“东越狭多阻,闽越桿,数反复”,“终为后世患”为由,下令将闽越民众全部迁往江淮间安置。
二、北方汉人入闽及早期开发
汉武帝灭闽越国后一段时间,“有遁逃山谷者颇出,立为冶县”<(宋书•州郡志〉)。其时,东冶人口不满万户,不足以立县,汉廷未派县令,将其划归会稽郡管辖;增派一名东部都尉,并将尉治设在冶县,负责对新置的回的浦和冶两县的军事管制。东汉初,东部都尉的治所由冶县迁到章安(回浦),留其下属“候官”驻镇冶县。东冶因此就改为东候官,简称候官(至清代统称侯官)。永和六年(141年),东汉朝廷又在冶县设置都尉一职,专管冶县,史称南部都尉。这情况一直延续至吴永安三年(260年)正式建立建安郡止。
东汉末年,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福建属吴国势力范围。孙吴为占有福建,曾先后五次对福建用兵。第一次在建安元年(196年),孙策命永宁(今永嘉)长韩晏为南部都尉,领兵追击会稽太守王朗到福建,被候官长商升打败。孙策又委任贺齐为南部都尉,带兵挺进福建,一举大败张雅,余众出降。孙氏势力到达闽江下游。
第二次用兵在建安八年(203年),是时整个闽北还在大大小小的地方军阀控制之下。他们与散居山区的山越结合起来,常常给孙氏的统治造成强大的威胁。这一年,孙权西伐黄祖,闽、浙、赣的山越纷纷集众反抗。其中闽北有洪明、洪进、苑御、吴免、华当5人,各率领万户,连屯于今浦城一带;吴五、邹临2人,各率领6000户,分别屯于大潭、盖竹(今建阳)。他们同时向江西余汗方向进攻。孙权为解除后顾之忧,派南部都尉贺齐领属县5000兵“讨伐”。首先集中兵力打败洪明,余部不战而降。继而驱军转攻大潭、盖竹,也取得胜利。这次出征,贺齐先后擒杀山越达6000余人,并从俘虏中挑选丁壮万人,以充实军伍。至此,闽江上下游全归孙吴所有。
为了加强对闽北的统治,防止山越“作乱”,孙权将会稽南部都尉治所移至建安(今建瓯),并于建安十二年(207年)前,相继在闽江上游设置建平(今建阳)、建安(今建瓯)、汉兴(今浦城)、南平四县。加上原有的候官(今福州),福建已有5县。但山越的反抗没有停止。建安十三年(208年)、嘉禾四年(235年)、赤乌五年(242年)和太平二年(257年),先后又发生山越“作乱”,均被孙吴派兵镇压。前后花费50多年时间,经过五次用兵,吴国对福建的统治才取得暂时稳定。吴永安三年(260年),撤去南部都尉,建立建安郡,对福建的“武治”宣告结束。
孙吴为把福建建设成重要的水师基地,从孙策开始,就把所谓“公私苛乱者,悉投于此”。孙皓把政敌(包括宗室)和罪犯连同家属,通通迁到东冶,为造船服苦役。据记载,景帝时(258~263年)[一说是孙皓建衡元年(269年)],在东冶置典船校尉[船坞设在今福州开元寺东直巷(<古今图书集成>卷795)]。孙皓于天纪年间(277~280年)设温麻船屯,征集当地工匠和劳力建立更大规模的造船基地。当时,温麻船屯能用五板制造海船,称为“温麻五会”;还制造青桐大舡、鸭头舡等各类船。晋左思<吴都赋〉称:“宏舸连舳,巨舰接舻……篙工楫师,选自闽禺”。说明福建培养出大批优秀的海员。
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孙吴与海外的联系加强了。福建不单是孙吴的海军基地,还是孙吴联系岭南及东南亚各国的交通枢纽。海上交通发达,也促进福建社会经济的发展。
福建社会经济真正发生巨变,与大批汉民向福建迁移有关。北方人民到福建定居,早在秦汉时代就开始了。但大规模向福建移民,则是到两晋南北朝才形成第一次高潮。当时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动乱时期,饱受战乱之苦的北方人民,远离中原成批地向南方福建等地迁移,形成历史上所谓的“衣冠南渡”。
第一期北人入闽发生在西晋的“永嘉之乱”(307~312年>后。据唐人记载,“衣冠始入闽者八姓,林、陈、黄、郑、詹、邱、何、胡是也”。这些人入闽后多在闽北建溪、富屯溪、闽江下游以及晋江沿岸土地肥美之处“占籍”。第二期发生在东晋元兴年间,时三吴八郡爆发农民大起义。起义军在卢循领导下,由浙江永嘉入晋安(今福州),在海上与刘宋军队周旋3年之久,失败后“余种悉遁入闽”,散居在沿海地区,造船航海“走异域”,人们称之为“泉郎”(亦曰“游艇子”)。第三期是侯景之乱时期,入闽者以“不能支赋役”的穷苦农民为多数。他们逃亡福建,“惟恨所居之不远,所藏之不密,遂入深山穷谷,以为营生安业之地”。他们涌进福建腹地山区进行开发,“耘锄所至,甫迩城邑”。
从北方迁来的人民为福建的开发提供了劳动力,也为郡、县的增置创造条件。西晋太康三年(282年),把建安郡分析为建安、晋安两郡;梁天监中(502~519年),随着闽南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又从晋安郡分出南安郡;陈永定时(557~559年),陈武帝为了满足陈宝应的欲望,特设“闽州”以羁縻之,福建产生了历史上第一个省级建制;到天嘉六年(565年),罢闽州,所辖三郡仍归东扬州。
随着北方人民大量入闽,耕地面积不断扩大,水利建设也陆续开展。西晋太康三年(282年),福州开凿“西湖”和“东湖”,灌溉福州平原的农田。陈太建元年(569年),长乐挖掘方圆20多里的“严湖”,连江也开了“东塘”。水利的兴修,促进农业的发展。贾思勰(齐民要术)收入的福建水果品种,有建安的橘,候官的杨桃和王檀子(即黄皮果)等等。畜牧业尤有突出的发展,闽中成为南朝著名的“畜牧地”(0日唐书•柳晃传〉)。从六朝古墓出土的器皿中有关于猪、狗、鸡、鸭的陶器和雕塑,也反映当时家庭副业之兴盛。福建手工业也相当发达。有建筑、冶铸、制瓷、烧灰、砖瓦、金银首饰、蚕丝等行业。尤其是制瓷业发展迅速,福州怀安和泉州磁灶,是著名的产瓷之乡。福建烧制的青瓷,在全国享有盛誉,造型复杂而多样,有饮食用具、陈设用具和文房用具类等。这些日用器皿还根据实用和美观的原则,进行雕塑和装饰。此外,南朝时,建安所产绵(丝)的质量超过东南其他产丝地区,织造的“彩锻”畅销各地;造船基地不断扩大,技术上也有很大提高。“晋安港”发展成为海外商船往来的集散地,吸引着许多外国商人和文化人。
随着士族地主的到来,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也随之传播开来。其一,随意“占籍”,聚族而居。闽江、晋江、九龙江、汀江四大流域交通方便、土地肥沃之处,都被他们占去。由于是聚族而居,故多排斥不同姓氏者,常常因此引起械斗。其二,私自召募部曲,实行武装割据。入闽的豪强地主,大都拥有自己的部曲家兵。人多势众者往往形成割据,掠夺农民为奴婢,扰乱地方,对抗政府。晋安候官的陈羽、陈宝应父子就是典型。其三,大兴土木,建造庙宇。从战乱中逃生入闽的北方士族极力寻找精神寄托。闽中各地建造的庙宇寺观达56座,许多著名的佛庙,如福州的绍因寺、法林尼寺、东禅寺、开元寺,建瓶光孝寺,莆田广化寺,都是这个时期兴建的。福建信奉佛教之风由此传开,影响后世。南朝士族豪强“牧守在官,皆竟事聚敛,劫剥细民,以自封殖”,结果弄得“人人厌苦,家家思乱”,社会矛盾十分尖锐。自天监四年(505年)到大同十年(544年),从长江以南到岭南,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有12次。福建阶级斗争也相当激烈,“累杀郡将”,“前后太守莫能止息”,人民苦不堪言。
隋开皇九年(589年)灭陈以后,对福建进行整顿。其一,是压制地方士族豪强势力,把沦为豪强佃客、部曲的农民变为政府的编户;其二,对原有州、县进行裁并。大业三年(607年)把原设的建安、晋安、南安三郡合并为一,称建安郡,三郡之下原设15个县,裁并为4县,建安郡治由建安(今建瓯)移至闽县。
第二节 封建经济文化的繁荣发达时期
一、唐五代福建历史进入新阶段
唐代是福建经济文化走向繁荣发达的开端。唐代福建的开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漳州“蛮獠”的征服与招抚。隋代,“蛮獠”占有大半个漳州地区,隋文帝于开皇十二年(592年)把绥安、兰水两县并入龙溪县。其后,汉人政权的武装队伍,只驻扎在九龙江以东,“阻江为界,插柳为营”。唐初,“蛮獠”与汉人的矛盾不断激化。唐总章二年(669年),终于爆发规模较大的武装冲突,闽、粤交界地区无法安宁。唐高宗派陈政领兵入闽驻镇,以李伯瑶为前锋将,进攻梁山南部诸山寨。伯瑶引诱“蛮獠”来攻,擒杀其蓝、雷二首领,继而发兵进击,遂“平三十六寨”。仪凤二年(677年),陈政病故,其子陈元光深得所部拥戴,遂代领其众。是年,粤人陈谦连结‘‘诸蛮”首领苗自成、雷万兴等“陷潮阳”,闽、粤震动。陈元光率骑前往讨伐获胜。其时,龙溪东部沿九龙江地区还在“蛮獠”势力控制之下。陈元光派人在上游结筏,顺流而下,对其突然袭击,“蛮獠”大败,唐军追至梁山西麓盘陀岭下,“尽歼之”。事后,陈元光在九龙江西岸屯兵,置“唐化里”,接收前来归顺的“蛮獠”。永隆二年(681年),南海战事又起,循州司马高碇受命“征剿”。高锭命陈元光率兵入潮州增援。陈元光“伐山开道,潜袭寇垒,俘制万计,岭表悉平”(乾隆<潮州府志•征抚>)。唐廷晋升陈元光为正议大夫、岭南行军总管。陈元光还师移镇梁山一带,“阻盘陀诸山为寨,渐开西北诸山洞,拓地千里”(〈重纂福建通志•山川•漳浦梁山>)。武后垂拱二年(686年),陈元光上表朝廷,建议于此增设州县,得到武后允许,遂于泉、潮间的绥安故址置漳州,以元光为刺史,同时置漳浦、怀恩二县为其属县。随后,漳州司马李伯瑶领兵凿断鹅头山,“平娘子洞诸寨”。陈元光在征服“蛮獠”的同时,积极招抚“蛮獠”开发漳州。一是寓兵于农,积极屯田;二是广收散亡,安定社会;三是轻徭薄赋,减轻负担。由于陈元光采取有力措施发展经济,几十年间,漳州社会经济面貌焕然一新,改变了从前那种“无烟火路断人行”的现象,村落之间往来频繁,重要路段已是“车马流水,游龙如绣”了。农业生产发展,山间峡谷种植低产耐旱的黍稷之类作物,平原地带普遍种上双季水稻,广种荔枝、龙眼、柑橘、香蒸、甘蔗以及花卉等经济作物。手工业也初具规模,近海多从事制盐、造船;内地则多从事制茶、烧瓷、制陶和织染。西林城既是政治中心也是商业重镇,坐商、行旅、摊贩聚集,每日正午击鼓开市,日落鸣钲收市,经营的货物有农产品、畜产品、手工业品等,品种繁多。漳州由此发展起来。
其二,安置流亡与增设州县。随着北方人民继续南移,福建人口大增。据载,隋代福建仅有12420户,到唐开元、天宝前后,福建人口已跃升为93535户,为隋代的7倍多。唐代新设许多州、县,为的是便于处理流亡、逃户问题。唐武德年间(618~626年),福建的州数和县数均为隋代的2~3倍。武德之后,福建发展成为5州24县。景云二年(711年),设立闽州都督府,其领属范围超出福建,还包括广东的潮州^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为加强边防武装力量,唐廷设立军事长官经略使,称福建经略军使,与福州都督府并存。始而专管军事,后来发展成为福建观察使、福建节度使,统管全省军事、民政、财政,取代道一级机构,成为地方最高长官。
经过唐代的开发,福建社会经济发展更具特色。
其一,是经济重心南移。唐以前福建经济重心在闽北,那是福建最早开发的地区。进入唐代,福建经济重心开始转移到沿海和闽南地区。从州、县设置看,唐以前,福建州县的设置比较集中在闽北,唐代福建所设五州,有福、漳、泉三州在沿海;所设24县,有16县在沿海,从人口总数和分布来看,东南都大大超过西北部,沿海三州人口共66746户,山区二州为26789户,同样超过三分之二。一些地区前后变化也很明显。唐初,福州四郊还比较荒凉。《三山志》载:“始州户籍衰少,耘锄所至,甫迩城邑,穷林巨涧,茂木深翳,小离人迹,皆虎豹猿揉之墟”。到了晚唐,福州城内已是“人烟绣错,舟楫云排,两岸酒市歌楼,箫管从柳荫榕叶中出”的繁华都市了。
其二,山海经济同时并进发展。福建沿海多是丘陵地带,随着人口的增加,进入唐代以后,耕地已显不足,故需向海争田。沿海福、兴、泉、漳四大平原(1865平方公里)的面积,许多是通过围海造田而成的。据专家统计,唐代福建造田面积,福安有19圩,惠安30埭,晋江121埭,龙溪17埭,海澄73埭,漳浦40埭,莆田则围出甫南和附郭两个大平原。为了使新围垦的卤地变成良田,沿海州县普遍开展水利工程建设。水利设施有塘、陂、堤、堰等。唐贞观元年至五年(627~631年),莆田相继建造了国清、永丰、诸泉、历浔、横塘、=洋等六塘。到中唐,“长官吴兴始堤延寿(陂)、杜塘而开北洋,观察使裴次元复堤东角遮浪而开南洋”。这些工程相继建成,大约2000顷的土地变成良田。晋江在唐贞元至大和年间(785~835年),先后筑成尚书塘、仆射塘、天水淮、东湖、六里陂等水利工程,使大片斥卤之地变成良田,形成泉州平原。其他沿海地区大都如此。与此同时,闽北山区也加快了开发步伐。沿着建溪、富屯溪及其支流已开垦的河谷盆地向四周丘陵山地扩展。尽管在梯田上耕作困难很大,“山势峻极,不可展足,插殖之际,人则伛偻蚁沿而上,耨土而耕,蹑坎而耘”,农民还是拼命地耕垦。
其三,以农业为主,多种经营相结合。沿海人民为解决生活出路,一方面靠精耕细作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双季稻及稻麦复种技术在沿海地区普遍推广;另一方面是农、蔬、果、副、渔、盐相结合,进行多种经营。唐代,福建沿海农民,积极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重要的有荔枝、龙眼、芭蕉、柑、橘、橄榄、木棉、苎麻、白蕉、蔬菜、姜、花卉等。最大的还是渔盐之利。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代福建产盐的有闽侯、长乐、连江、长溪、晋江、南安等6县,实际当不止此。大历间(766~779年),刘晏主持全国盐政,于江淮设十监,福建候官就是其中之一。元和(806~820年)时,又将该监升为院,表明闽盐地位的提高。宝历(825~827年)时,卢昂任盐院长官,竟贪污达30万缗,闽盐收入之巨可见一斑。造船是沿海重要的行业。中唐之后,随着航海与外贸的发展,福、泉二州已成为造船业的重要基地。咸通时,唐军与安南交战,政府造千斛大舟,自福建泛海运米,不一月至广州。这种载重量大、航速快的大船大多是福建所造。此时福建沿海已有很多瓷器生产基地,瓷器成为外销产品之一。瓷器形制较前代有很大进步,工艺更加复杂精致。山区物产资源十分丰富,给多种经营提供了条件。唐初,宁化有人“开山伐木,泛筏于吴,居奇获赢”。建茶和武夷茶开始种植。建中年间(780~783年),福建观察使常衮改革制茶工艺,将茶叶先蒸,再研末制饼,最后焙烘。所制“片茶”,比原来“散茶”的质量提高很多。诗人徐寅赞爸武夷茶:“臻山川精英秀气所钟,品具岩骨花香之胜”。闽北造纸业开始兴盛,据记载,“建安自唐为书肆所萃”。据《新唐书•地理志》所载,福建山区的将乐、建安、邵武、宁化、长汀、沙县、尤溪产有金、银、铜、铁之属;在唐会昌年间(841~846年),开始出现铸钱业。这些说明,唐代福建商品经济已开始发达。
其四,扩大商品生产,创造流通环境。唐代福建出现许多商品市场,以墟、场、镇、城组成贸易网络。“墟”是农村市场贸易集散点,为解决住居分散的农民交换物资而设的。墟市以定期为特征,一个月数次。商贩可以利用墟期进行东买西卖,获得利润。“场”或“镇”比墟高一层次,交易天天进行。唐代,福建共设十几个场和镇。“城”即县城,是更大的市场。山区销往沿海的木材等山货,沿海销往山区的鱼盐等海货,都以县城为集散地。地处闽浙、闽赣、闽粤边区的县城,成为福建与毗邻地区货物运转的中心;沿海的县城,成为海陆货运的枢纽。福建多山,交通闭塞,交通历来靠水路。中唐以后,各级地方官吏重视交通建设,除了疏浚河流之外,还重视开拓陆路。元和间(806~820年),福建观察使陆庶,鉴于闽江水急滩多容易覆舟,“乃铲峰湮谷”,“跨木引绝”,开陆路400余里,沟通了闽北和闽东的联系,提高运输效率。《元和郡县志》(卷29“江南道五”)载,福建各州、县间水陆交通已形成网络。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福州和泉州对外贸易港口也应运崛起,与阿拉伯、波斯等国家贸易频繁往来,福建的许多土特产品如瓷器、铁器等手工业品远销海外。大和(827~835年)以后,泉州成为联系内地与海外的枢纽。
黄巢农民起义军入闽,打击了福建封建势力,客观上推动了社会进步。一是黄巢修拓仙霞岭的山道500里,使其与元和(806~820年)中福建观察使陆庶主持开辟的400余里陆路在建州相连接,促进闽、浙间的往来。二是黄巢军队沉重打击封建势力。门阀士族及其所建立的地主经济束缚生产力的发展,黄巢农民军对士族豪强统治的打击,是福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封建文人指责黄巢“焚室庐,杀如蓺”,官府设施及浮屠寺院皆“掀荡几尽”。但起义军的矛头是对准封建反动势力的,对“儒者,皆释”(《新唐书•黄巢传》)。黄巢在福州还特别下令:“儒者宅,灭炬弗焚”(《三山志》卷1)。
对福建社会影响最深刻的,要数王绪率领入闽的农民起义军。光启元年(885年),王绪带领5000人马和一部分光州吏民,渡江南下,经过江西南昌、赣州,进入福建,连克长汀、漳州等地,部众至数万人。在起义军中当“军正使”的王潮和审邽、审知三兄弟,深得将士的拥护,后被推为统帅。光启二年(886年)八月,王氏攻下泉州,杀死贪暴害民的泉州刺史廖彦若。福建观察使陈岩承认既成事实,疏请唐朝廷委任王潮为泉州刺史。泉州在王氏兄弟的统治下,面貌很快改观,生产恢复,人民安居乐业。大顺二年(891年),福建观察使陈岩卒,其内弟范晖自称留后,成了福建的土皇帝。陈岩旧部纷纷投靠王氏兄弟,向王潮建议进取福州。景福元年(892年)二月,王潮发兵攻打福州,在王审知的督促下,经过15个月苦战,终于在次年五月攻克福州城。王氏军声大震,传檄四方,远近州县纷纷策应,相继归顺,全闽统一。乾宁四年(897年)冬王潮病卒,王审知继任。唐朝廷仍以王审知任福州威武军节度使,累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琅琊王。唐亡,后梁太祖于开平元年(907年),加拜王审知中书令,封闽王,升福州为大都督府。
王审知的治闽措施,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其一,创造安定的政治局面。福建社会经济本来比中原落后,唐末以来,又经过兵燹和军阀割据,造成“农夫释耒,工女下机”,民不聊生,生产受到严重破坏。王审知适应时势要求,“化战垒为田畴,谕编甿于仁义”,采取积极的措施,“安民济物”稳定局势。王审知抚恤动乱的饥民,“感之以恩,绥之以德”,收到“干戈息而民心定”的效果。他还“招怀离散”,“励精为理”,所以“吏民悦服”,人心归向,“遂使数十年之氛授,遽致廓清”。为进一步发展福建社会经济创造了有利的前提。他“每以节俭自处”,“府舍卑陋,未尝葺居,恒常蹑麻履;衣袖挎败,乃取酒酢之袋补之”。他不但以身作则,也常借以教育后代。他鼓励农桑,采取“轻徭薄赋”政策,“敛不加暴”,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出现“汙莱尽辟,鸡犬相闻,时和年丰,家给人足”,“三十年间,一境晏然”的太平景象。
其二,发挥优势,实行富民政策。王审知积极“招徕蛮夷商贾”,“尽去繁苛,纵其交易”。所以“利涉益广”,北至新罗、南达南洋诸岛以及印度、三佛齐和阿拉伯等国家,都经常有使者和商旅往来其间。舶来品种类繁多,行销京都各地。此外,王审知重视海港建设,为使福州“水陆无滞”,海舶畅通无阻,下令对福州的江河和沟洫,进行整理改造。经过疏浚之后,福州的水上交通日渐便利,巨舶可乘着潮水到达城下。由于福州市场繁荣,人烟稠密,王审知曾两度扩大城垣。他还主持修建甘棠港,改善福建对外贸易条件,使福州成为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基地。
其三,整顿吏治,发展文化,大力培养人才。王审知重视整顿吏治。据载,他“酷好礼下士”,“招贤下士有吐哺之风”,作风上,“孜孜惕惕,夙夜罔怠,戒以视听,杜诸谄谀,坚执纪纲,动无凝滞”。王审知设立招贤院,以吸收“贤能之士”,只要有一技之长的,都设法网罗,加以重用。他对来投的文人学士关怀备至,所以来投者众,“固不可胜纪”。当时福建政治比较清明,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王审知为了改变福建文化落后面貌,号召各地“广设庠序”,使府有府学,县有县学,乡僻村间设有私塾。继而采纳翁承赞的建议,于福州“建四门学,以教闽士之秀者”。此外,王审知还重视抢救文物典籍,组织大批文人学士,“搜集古籍”,“亟命访寻,精于缮写”。他亲自参加这项工作,对搜集到的书简“次第签题”。因此,福建能从军阀割据、战祸连年、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动乱中,出现历史上少见的繁荣时期。王审知对福建历史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自王审知于同光三年(925年)去世后,其继承者一个比一个昏暴,争权夺利,残害人民,最终加速了闽国的灭亡。
南唐(937~975年)在十国中最为强盛。保大二年(944年)十二月,李璟委任查文徽为江西安抚使、边镐为行营招讨诸军都虞侯,由崇安入闽。保大三年(945年)八月,南唐取建州,王延政投降。唐诸将纵兵大掠,宫室庐舍,焚烧俱尽。南唐取得建州之后,泉、漳、汀三州刺史,都向南唐投降。南唐于建州置永安军。一年后,南唐出兵攻福州,夺取外城。李仁达不甘灭亡,遣使奉表乞师于吴越。吴越王钱弘佐出兵3万,水陆并进,于保大四年(946年)十一月到达福州。保大五年(947年)三月,吴越续发水军,从海道到福州,背水而阵。李仁达的军队,亦从城里冲出,两面夹攻,南唐军死2万余人,委弃军资器械数十万。于是,吴越占有福州。保大八年(950年)二月,福州遣谍者到建州报告,吴越戍兵杀李仁达,弃城去。南唐陈诲以战掉指挥使升剑州刺史。查文徽遣陈诲率战舰下闽江,乘雨后水涨,一夕行700里。陈诲兵临福州城下,俘吴越将马先进等,才得知中计。查文徽率步骑继续而来。吴越威武军节度使吴程,假装投降,派几百名士卒迎接。文徽深信无疑,昂然引兵前进。此时,吴程乘其无备,勒兵突出,南唐兵死万人;查文徽坠马,被执送钱塘,只有陈诲率全军归剑州。双方最后以交换战俘了事。这时,福建三股势力并存:建、汀属南唐,福州属吴越,泉、漳属留从效。留从效病死后,统军使陈洪进(仙游人)自称留后,始则纳款于南唐,继则纳款于宋。宋改清源军为平海军,以陈洪进为节度使。福建的鼎峙局面维持26年,宋于开宝八年(975年)灭南唐。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陈洪进遂献泉、漳于宋;同年,吴越亦向宋纳土。于是,福建终于成为宋初十五道之一。
二、宋元时期福建的大发展
宋政权为了维持对福建的统治,废除苛捐杂税,以缓解社会矛盾。减放漳州、泉州、兴化军的身丁米及闽南一带咸鱼、船澳、蒲草等税。太平兴国期间,宋廷将王氏据闽时在福州的千余顷官田,授券给人民承耕。转运使方仲荀于天禧四年(1020年)奏请将其出售,宋廷还将原定地价减去1/3,并允许买主挂欠,限3年偿清。天圣六年(1028年),最后将12.8万余缗未缴之数全部豁免。
为防止官吏到处设卡,滥收商税,宋廷还订立商税则例,规定货物过境每千文征二十,商店营业税每千文征三十,小贩或零售商则一律免征。同时,规定此项则例不得擅改,商税种类亦不得随便增减。
宋廷重视福建地方吏治,来闽任官者,多是学者名宦。如任安抚使者有张浚和辛弃疾,任转运使者有庞籍和蔡襄;知泉州府者有王十朋、叶适和真德秀;知漳州府者有朱熹;知建宁府者有李湛;知莆田县者有薛奎,知崇安县者有赵忭,知建阳县者有刘克庄,知长乐县者有危雍;任福州通判者有陈傅衣。其他如徐谟、陈可大、郎简、庄柔正等等,也都是一代名流。他们在福建的主要政绩有如下几项。
其一,大力鼓励农桑。如朱熹、真德秀、卫泾、陈宓等人,每到任所,第一件事是撰写〈劝农文》,积极推动农业生产。针对实际,强调保护耕牛,提倡采用新农具,或强调农事要“勤”,要“早”等等。
其二,积极兴修水利。宋代,福建兴修水利的规模和受益面积都大大超过唐代。如莆田,在唐代筑塘最多,总数也不过11塘,溉田总面积1200顷。到宋代,木兰陂水灌溉全莆平原,取代唐代所建诸塘。再如漳州,自谢伯宜筑海成田,疏99坑之水以资灌溉获得成功后,人们便纷纷“仿而行之”,于是各地展开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南宋初,颜若敏、傅伯成、丁知几等,都致力于修筑堰陂和开港,漳州遂成鱼米花果之乡。山区也不例外,如长泰县,据道光《福建通志》水利资料统计,全县有陂152座,其中131座是宋代所建。
其三,修桥建路,发展交通。如崇安人吴逵通判剑州时,呈请转运使招募工人,疏浚三溪之最险地段9处,大大方便商旅。再如蔡襄主持修建洛阳桥,使泉州往来福州的旅客,不必绕山道西入仙游再北上;还自大义渡至漳南,700里路沿途植松,便利行旅。
南渡后,宋廷视福建为后方重地,重视福建的交通设施。依照唐制,30里设驿(非通途大道曰馆)。两驿之间相距数里设铺,铺置马递、步递、急递。以福州为中枢,分南、北、西三路。南通粤,北抵浙东永嘉,西北入赣浙。福建一路,共设44驿。此外,还注意路面的铺砌。约在乾道九年至淳熙二年(1173~1175年),史浩帅闽,以石砌仙霞岭路20里,为曲28,为级3060。嘉定六年(1213年),李湛知建宁府,铺砌建、剑石路15000余丈,方便行旅舍舟就陆,不必冒险过滩。其他地方如莆田,计有170座桥梁,宋代所建50座;晋江有130座,宋代建者47座,所占比例都很大,应与地方官吏倡修有关。
其四,为民请命,平反冤狱。在福建居官而能为民请命者不乏其人。如建阳人宋慈,嘉定十年(1217年)中进士,先后任福建长汀知县、邵武军通判摄郡事、南剑州通判、司农丞知赣州、提点广东刑狱、进宝谟阁奉使四路、拔直阁知广州、广东经略安抚使等官职。他因长期从事司法理刑,重视法医检验工作,撰写了著名的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古代被奉为听讼决狱的“圭臬”。
两宋时期,福建内外贸易都相当繁荣,海内外船舶往来日益增多,朝廷分置水运职官,设立市舶管理机构,订立规章以加强管理。福建既出盐又产茶,两者都是国家利益所在,所以在太平兴国八年(983年),设置福建盐场,又于雍熙年间(984~987年)在建州北苑(今建瓯)设立提举常平茶事司加以管理。庆元年间(1195~1200年),为加强对食盐的管理,督课实边,严禁私贩,福建设置盐课市舶都转运使司(后称“盐福建等处都转运使司,或称福建盐课都提举司、福建等处都转运盐使司”)。此外,还相应建立城河及支流航运管理制度,如在福州东南美俗门(古称南镇巷)置临河务。南宋开禧元年(1205年),在松溪小河渡口码头设置路碑,文曰:“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等,以维持水陆交通秩序。外贸方面,宋廷为加强对中外船舶和商人的管理,征收舶脚和货物税,于元祐二年(1087年)从户部尚书李常之奏请,始于泉州设立市舶司。同时,采取政策和措施促进海外贸易的发展。如绍兴六年(1136年),准知泉州连南夫的奏请,“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同时规定,“闽广舶务监官抽买乳香,每及一百万两者,转一官,又招商入蕃兴贩,舟还在罢任后,亦依此推赏”(《宋史•食货志》)。泉州蕃舶纲首蔡景芳,即因招诱贩到物货,自建炎元年(1127年)至绍兴四年(1134年),收净制钱98万余贯,并补承信郎。
嘉定十年(1217年),真德秀知泉州,针对各蕃商“畏苛征,苦和买,惧海盗,忧亏本,至者绝少”的状况,采取果断措施,与提举市舶司赵崇度,“同心刷洗前弊,罢和买,禁重征”,严厉打击地方官敲榨勒索行为。经过整顿,“逾年,舶至3倍”,“岁增36艘”,终使泉州海外贸易重又繁荣起来。
此外,通过整编户籍,增设州、县,以适应人口增长和土地开发。北宋初,建隆元年至太平兴国二年(960~977年),福建已设6州、3军、47县,共有人口467815户(<太平寰宇记>);元丰三年(1080年)增至972087户,2043032口(《元丰九域志>)。至南宋初年,福建人口比北宋末年增长31%,嘉定十六年(1223年),福建已有1599214户,3230578口((文献通考•户口考>)。自宋初至嘉定十六年,263年间,福建人口户数增长3倍以上。福建人口的密度与增长速度同江南各路相比,应属最大、最快。
两宋时期,福建人口迅速增长,一是因长期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口自然增长率提高,诚如〈三山志〉所说:“邦民皓首不识兵革,以故生齿繁毓。”二是中州人民因避靖康之乱而南渡入闽。由于人口骤增,出现许多人口荟萃之区。宋代,福州出现“潮回画楫三千只,春满红楼十万家”的繁华景象。南渡后,升建州为建宁府。福建路合设1府、5州、2军。
为了加强统治,朝廷下令对重要城池进行修筑。如福州城,就曾多次修建,绍熙二年(1191年)甓城4000丈;泉州城,宋代有3次修筑,全部用石头砌建;南剑州州城建于宋代;汀州城于治平三年(1066年)拓建,周围5里余;漳州城始加木栅,绍定三年(1230年)全部石砌;邵武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置军时,只筑土城,熙宁十年(1077年)又行修筑;兴化军城,宣和三年(1121年)筑砖城,周围逾7里,绍兴三年(1133年),全部石砌;建宁府城也略有修筑。
南宋统治者把福建视为后方根据地,先是把西京(洛阳)应天启运宫七祖御容塑像移至福州,建炎三年(1129年),又移西外宗正司于福州、南外宗正司于泉州。
两宋时期,福建社会经济进入封建时代全盛的发展阶段。
宋代福建农业的发展,不论广度或深度,都是前代所不能比拟的。它已成为全国有影响的、以水稻耕作为中心的农业区之一。其发展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耕地扩大。
宋代,福建农业的开发,山区以梯田为主,沿海以埭田为多。<宋史•地理志〉称“虽硗确之地,耕耨殆尽”,决非无据。如闽北,已是“田尽而地,地尽而山,虽土浅水寒,山岚蔽日,而人力所及,雨露所养,无不少获”(《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李纲亦说:“今闽中深山穷谷,人迹所不到,往往有民居,田园水竹,鸡犬之音相闻。”(《梁谿集》)
沿海的围垦规模更大,且与水利建设同步进行。如霞浦县,因重建营田陂使赤岸附近1000多亩卤田获得灌溉;宁德县因修建东湖、赤鉴湖,可“溉田”数百顷;连江县“开浚东湖塘20余里,造水闸筑岸塍120余所,灌溉田2000余顷”;福州在嘉祐年间(1056~1063年)开挖环城河浦176条,“溉田3600余顷”;长乐县“兴修管下湖塘水及创造斗门104所,灌溉民田2080余顷”;福清在开宝间(968~976年)开凿东禅塘,有32顷田亩受益,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开垦绵亭洋,筑堤810丈,使40顷田亩受益;莆田县建设北洋的三步泄和濠塘等,又添置芦浦、陈坝和慈寿各斗门,整个北洋因此得到开垦;梧塘、涵江至江口一带修筑有太平陂和南安陂,后变成良田;南洋因修筑木兰陂成功,“计其所溉,殆及万顷”。宋代泉州水利建设较唐代增添许多新项目。如乾道间(1165~1173年)筑成“海岸长桥”,计770余间,溉田千余顷;据统计,泉州有埭94处,以湮浦埭为最大;有陂82处,以清波陂为最大,“所溉田千有八百顷”;另外所筑狀田塘、留公陂和龟湖等,溉田亦在数千顷之外。宋代漳州是新兴垦区,比较有名的水利工程有新渠、章公渠和郑公渠等,单是新渠,“计其所溉,无虑千顷”;漳浦县亦筑西湖,“所溉良田,不下千亩”。据统计,唐代福建兴修的水利只有29处,而宋代则多达402处。由于各地大量开垦土地,在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年),福建路官田、民田总数已达110914顷,其后还在继续增加。
第二是物产殷富。
尤其是稻米、粟、麦、茶叶、甘蔗、油菜、麻、水果等,在全国占有显著地位。宋代福建水稻已普遍种植,沿海地区推广双季稻,闽北的建宁、邵武,也已成为重要的产粮区。水稻品种繁多,各地不同。如福清单早稻就有早占城等6种,晚稻则有白茭等10种。糯稻可以酿酒获厚利,种植者多,兴化“因耗于秫糯,岁肩入城者不知其几千担”;建宁、邵武所种更多,因影响民食,官方曾一度严禁种植。
唐代,福建仅在个别地区种麦,到北宋,福州、兴化、漳州、邵武、延平都有种植。南宋建炎(1127~1130年)以后,“因西北流寓之人遍满”,使麦价大涨。绍兴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庄季裕《鸡肋篇》),因而刺激种麦。兴化人多利用旱地种麦,开始实行稻、麦两熟制。又因种麦利用冬闲之地,不必纳租,“于是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
此外,粟、黍、麻、菽的分布也很广。这些作物属于兼作,可以利用田埂、畲坪,或套种或散种。
宋代福建经济作物种植不仅面积广、产量多,而且形成专业化种植。闻名全国的有棉花、甘蔗、茶叶、水果等产品。
棉花因不必占用良田,而种植利润大,故闽人竞相种植。甘蔗可以榨糖,获利亦厚,泉州、漳州、福州、兴化种蔗在全国有名。《本草图经》说:“福建居民,研蔗汁煮糖,鬻诸吴越间”。可见宋代福建种蔗榨糖之盛。宋代,福建种植茶叶从福州、建州扩大到南剑州、邵武军、漳州和汀州诸郡。名茶繁多,而以建州北苑茶最著名,成为专供皇室饮用的贡品。福建水果品种繁多,著名的有荔枝、龙眼、橄榄、橙、橘、柚、佛手柑、枇杷、李、梨等26种。荔枝“闽中所产,比巴蜀、南海尤为殊色”(《三山志》),远销中外,北戎、西夏、新罗、日本“莫不爱好”。因可获重利,“故商人贩益远,而乡人种益广”。如福州洪塘水西一带,“一家之有,至于万株”(蔡襄《荔枝谱》)。其他地方亦广为种植,全省优良品种多达28种。龙眼与荔枝齐名,分布亦大致相同,因易于保存,故深受海内外喜爱。柑橘全省各地都有种植,仅福州一郡,就有8种柑、八九种橘子。此外还有杨桃、王檀子、金斗子、菩提果等,为外地所罕见,所产丁香橄榄,风味独特。
宋代福建海产品也很丰富,如鲨鱼、紫菜、牡蛎、香螺等都是珍异贡品。
第三是农业生产的进步。
其一,重视引进新作物新品种。随着航海贸易事业的发展,出产于海外的植物花果,被引进福建的有10种之多,如占城稻、大秦鹰瓜、南海阇提、拂林和波斯的耶悉茗(素馨)、西域俱那异(夹竹桃)、越南蕃桂(指甲花)、九真余甘、西域菩提果,还有木棉和茉莉花等。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占城稻、木棉和茉莉花。
其二,推广双季稻和冬耕。北宋占城稻在泉州地区首先种植后,迅速推广到沿海各县,双季稻因而广泛推广。冬耕在宋以前就有,南渡之后,福建人口大量增加,粮食需求急增,北方人又喜爱面食。所以,利用冬闲地种麦,既能增产粮食,满足北方人需要,农户又不必另输租税,冬耕自然盛行。
其三,采用先进工具,改进生产技术。宋代福建农业生产工具比较齐全。用于水田耕作的有犁,平田耕作的有耖,运载秧苗和粪土的有秧马,用于灌溉的除传统的桔槔、戽斗外,大量使用以畜力、水力为动力的翻车、筒车,并懂得利用水力春米。同时,讲究精耕细作,强调“勤于耕畲”,“勤于耘籽”,“勤修沟塍”,“勤于粪壤”。种茶、制茶业的发展,促进茶树栽培技术的改进,人工栽培优质茶树取得成功。福建茶树栽培技术达到相当的水平。在荔枝种植上,懂得使用掇树法繁衍,是园林艺术上的进步。
福建手工业在宋代进入繁盛时期。元丰年间(1078~1085年),福建金矿场有4个,居全国第二位,岁课居全国第三位;银场有72个,居全国第一位,岁课居全国第一位;铜矿场有44个,居全国第一位,岁课居全国第三位;铁矿场11个,居全国第二位,岁课居全国第九位;铅矿场31个,居全国第一位,岁课居全国第二位;锡矿场5个,居全国第四位,岁课居全国第二位。宋代福建矿冶业的特点:一是开发范围广泛,8个州(军)中有7个遍设矿场,分布率达87.5%;二是一场多产现象普遍,出产两种以上金属的矿场占全路矿场的51%;三是多数矿场年产量不高,但持续生产年限较长。采炼技术也较先进,如用“烧爆法”采矿,其效率数倍于人工挖掘;用“灰池”炼银,“胆水浸铁”成铜,方法都比较先进。
福建纺织业进入宋代以后,不仅技术有进步,产量大增,其质地也远胜前代。纺织品可分4大类:第一类蕉布,为福建土特产,有蕉葛、蕉纱、红花蕉布诸名色;第二类苎布,亦土特产,适合男女老少穿着,泉州所出细白布,被列为贡品;第三类丝织品,五代以来才发展起来,有红锦、绿锦、轻绢及精致的绸缎,可与四川、江浙的同类产品相媲美;第四类为棉布(称吉贝布),或把棉纱染成五色,织成花布。
宋代,福建已跻身于全国丝绸重要产区之列,不仅生产规模大,产品产量多,且以质地优良取胜。其中最著名者当推建阳“红绿锦”和泉州“刺桐缎”。建阳织锦工场规模巨大,织锦工人沿溪濯锦,其溪故名“锦溪”,南北二桥也因而得名“濯锦桥”。宋徽宗时,皇宫殿柱需要围裹有升降龙花纹的锦衣,连著名的蜀工也完成不了,建阳织工出色地完成了,可见其技术之高超。宋代泉州丝织业也跨入全国先进行列。苏颂称“绮罗不减蜀吴春”。宋室南渡后,皇族大量聚居福建,刺激了泉州丝织业的发展。福州丝织业也很发达。1975年福州南宋黄升墓出土的300余件服饰及匹料可证,出土丝织品有罗、绫、绮、绢、纱、绉纱、锦等种类。其中牡丹花罗背心一件仅重16.7克,质地轻薄,手感柔初,正如陆游所赞:“举之若无,裁之为衣,真若烟雾”。这也表明其工艺技术和设备之先进。
宋代,福建棉纺织也空前鼎盛。棉花种植相当普遍,“人竞植之,有至数千株者”。再则是产量扩大。相传建州女“每岁可得20匹”。绍兴年间(1131~1162年),仅泉州一地每年上贡5000匹。制棉工具和方法也在不断改进。出现弹花弓和脚踏纺车。
建筑业方面,有晋江安平桥、惠安洛阳桥、泉州东西石塔为代表。安平桥全长5里,故之称“五里桥”。它是国内(也是世界)现存最长的古代梁式石桥,有“天下无桥长此桥”之誉。桥长2071米,宽3~3.8米,桥墩361座,全用花岗石筑成。桥板长者12~13米,最重者达25吨。桥墩皆用方石条和方石块混砌而成,建桥用的巨石多从金门岛开采海运而来,趁着涨潮又利用海水的浮力,将石板托起,依次铺架桥面,历经14个年头。
洛阳桥位于泉州万安渡旧址,故亦称“万安桥”,历时7年完工。它创造了新型的桥基——“筏型基础”,又利用“种蛎固基法”,来胶固桥基和桥墩的砌石;桥墩全用大长条石交错垒砌,两头成尖形,以分潮汐水势;墩上面两层石条,向左右挑出,使墩面加宽,便于铺设桥面板石;初建时长约360丈,宽1.5丈,有46座桥墩,桥上两旁有500个护栏,栏杆望柱上有28头雕刻精致的石狮,点缀7亭9塔及桥两端武士石像。
泉州开元寺东西两石塔型制外观相似,整体都用花岗石并仿照木结构形式砌成,八角五层楼阁式,是中国古代石构建筑雄奇精巧的杰作。
此外,当时的印刷业、制盐业、制茶业、陶瓷业和造船业也很突出。
宋代,福建的商业和外贸更有长足发展,商人相当活跃,“家有余财,则远赍健往,贾售于他州”(《方舆纪要》)。闽商足迹遍布沿海各省,输出木材、生铁、茶叶、麻布、蔗糖、染料、药材、书籍、瓷器、干鲜果品与海货等,输入以大米为大宗。商业发展,带来城市的繁荣。福州作为全省交通枢纽和商品集散地。正如诗人形容的:“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妇望帘”;“两信潮生海接天,鱼虾入市不论钱”。泉州的富庶程度超过福州。郑侠形容:“土疆差广,齿笈至繁。廛肆杂四方之俗,航海皆异国之商”,“驿道四通,海商辐辏。夷夏杂处,权豪比居”,可见其繁华。兴化和漳州属后起之秀。兴化城是“朱=丽人出郭,银钗村姑入城”;“抽簪脱袴满城忙,大半人多在戏场”;“冠盖幢幢有许忙,直从墟市到球场”,并且出现“夜市”。漳州艺人则“筑棚于居民丛萃之地,四通八达之郊,以广会观者”,足见城市文化生活丰富而多采。内地县城商业和交通也十分发达。如永春县城“视廛里若巨邑,览风物如大邦”;“凌晨而舟车竞来,度日而笙歌不散”。安溪县城“居民鱗次,雍雍然和”,“坐肆列邸,贸通有无”;古田县店肆甚多,妇女常“插花作牙侩,城市称雄霸”;“新奇弄浓妆,会合持物价”。农村墟集倍增,莆田的溪北、溪南,邵武的椒屯墟,崇安的黄亭市,福清的海口、小练山港,惠安的江市,晋江的石筒,建阳的麻沙,均以商贸繁荣而闻名。
宋代,福建陆路交通与内河航运皆有发展,闽江航运更加繁忙。《三山志》载:“国初,六县盐舸输州仓,以达于上四郡;今福清、长乐、涵头,岁运未尝停。”“其诸宝回往,不可名计,浮于海,达于江,入于河,莫不有潮次云。”九龙江与韩江(汀江)基本上也全线通航。
从宋代起,福建对外贸易最为发达,往来于泉州的舶船甚多。“舶商岁再至,一舶连二十艘,异货禁物如山”,“吏私与市者,价十一二售”。据《云麓漫钞》记载,南宋时来泉州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已达30多个(包括三佛齐、占城、真腊、渤泥、蒲甘、大食、高丽等)。从泉州进出口的商品种类繁多、数量大,主要输出品有瓷器、纺织品;其次是日常生活用品,如漆器、雨伞、木梳、草席、帘子等;药品如大黄、黄连、川芎、白芷等;文化用品如书籍、文具等;金属制品如铁器、铜钱等。自北宋中后期起,腊茶也成为出口商品之一。伴随茶叶的出口,南宋时,建安黑釉兔毫盏茶具的烧造技术和“斗茶”法也传到日本。主要进口货物有香料(如乳香、沉香、速香、降香、乌香、檀香、蔷薇水等)、药物(如没药、芦荟、血碣、豆蔻、硫磺、苏木等)、宝货(如犀角、象牙、真珠、玳瑁、珊瑚、玛瑙、金银等)、纺织品(如白番布、花番布、驼毛、鹤顶、翠羽等)及其他物品(如鲨鱼皮、孔雀毛、鹦鹉、菠萝蜜、椰子、胡椒等等)。
海外贸易发展,市舶司收入成为福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如从建炎元年至绍兴四年(1127~1134年),福建市舶司从一个蕃舶纲首招致的舶船,就获得净利钱98万缗;建炎四年(1130年),抽买乳香达8.678万斤,所得在100万缗以上。诚如泉州太守真德秀所说:“惟泉为州,所恃以足公私之用者,番舶也。”
宋代也是福建文化发展的辉煌时期。
首先,福建文教科举一跃甲于东南。唐代以前福建人居官甚少,晋江人欧阳詹在贞元年间(785~805年)赴京应试途中,曾发出感慨:“某代居闽越,自闽至于吴,则绝同乡之人矣;自吴至于楚,则绝同方之人矣;过宋,由郑踰周到秦,朝无一命之亲,路无回眸之旧。”这正是唐代前期闽人北上仕官稀少状况的真实写照。入宋以后,福建私学与官学并兴,数量多,规模大,组织严密,制度完备,都是前所未有。私学繁盛,时称“学校未尝虚里巷”、“三家两书堂”。福州城内好学风气盛极一时,人称“路逢十客九青衿,半是同窗旧弟兄;最忆市桥灯火静,巷南巷北读书声”。莆田也是“比屋业儒,俊造如林”。如蔡襄所说:“后生不儒衣冠,不得与良子弟齿”。
宋代福建共有州、县学56所,许多州、县官重视建校舍、置学田、聘名师、砺学风等,有的亲自讲学。朱熹直接或间接创办书院达几十所。
由于学校兴盛,通过科举而进身仕途更多。两宋300多年间,福建人中进士者达5900多人,按人口比例居全国之首。
宋代福建人才辈出,既与文教科举兴盛有关,也同刻书、藏书事业发达有直接联系。当时福建各州、军都能刻印书籍,最著名者有建安、建阳,福建成为全国三大刻书中心之一。宋代福建刻书业有四大特点。
其一,规模宏大。福州雕印两部大藏经即东禅寺的《崇宁万寿大藏》和开元寺的《毗卢大藏》,还大规模地雕印《政和万寿道藏》,创全国雕印道藏之始。三部大藏总卷数达17000余卷,雕版工程浩大,可知当时福州地区雕印技术力量的雄厚。还刻印其他大型图书,如《太平御览》1000卷,《文苑英华》1000卷等。
其二,组织和分工细密。福建刻书业形成编辑、雕版、校对、印刷、装订、发行等专业分工和流水作业。建阳麻沙镇书坊林立,有牌号可考者达36家。
其三,刻书门类齐全,品种繁多。麻沙刻书多达二三百种。科举应试用书到日用杂书,应有尽有,满足不同人的需要。
其四,形成地区风格和版式特点。书写认真,刻版印刷技术纯熟,纸墨精莹,为后世所珍视;版画水平高,且已形成流派(被称为“建安派”)。
宋代福建已成人文荟萃之区,各个文化学术领域都有突出成就。
文学方面。《宋史•文苑传》登录宋代著名文人计卯人,其中福建人有8个,居全国第六位;《全宋词》辑录3000余名作家,其中北宋福建词人有14人,名列全国第六位,南宋福建词人63人,跃居全国第三位;《宋史》的《道学传》和《儒林传》共载人物89人,其中福建人有17个,居全国首位。在这大批文人中,堪称一代名家的有杨亿、柳永、刘子翠、张元干、刘克庄、严羽等,他们都在诗词或诗歌评论等方面独领风骚。
史地方面。郑樵所著《通志》200卷,是一部“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巨著,是记述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典籍。袁枢所著《通鉴纪事本末》,是中国第一部纪事本末体的历史巨著,是史学编纂体例上的一大发明。此外,尚有吕惠卿参与编修的《新唐书》、陈均的《宋九朝编年备要》、郑思肖的《心史》等均具特色,富有价值。梁克家的《三山志》,是保存下来最早的一部福建地方志,是一部有影响的上乘之作。祝穆的《方舆胜览》,则是一部重要地理著作。
哲学方面。最大成就是创立闽学。宋代,福建从事理学研究者很多,人才辈出,为闽学的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朱熹集理学研究成果之大成创立闽学,综罗百代,兼采众说,把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推到一个新阶段。
艺术方面。章友直的篆书、蔡襄的小楷与行书、蔡京的行书,都是一代翰墨大手笔。邵武黄伯思善画,工诗文,篆、隶、正、行、草、飞白各体书法皆妙,片纸只字,为人所宝。闽清陈旸著《乐书》200卷,对律吕本义、乐器、乐章及五礼之用乐皆有专论,是北宋仅有的两部乐书之一。
自然科学方面。苏颂的《新仪象法要》,是一部完整的天文学和天文仪器制作专著。苏颂所制浑仪,是一座小型观象台。其机械制造之精,反映中国宋代在数学计算、机械与仪器制造方面的卓越成就。宁德人陈普,也是个天文学家,他反复钻研铸造刻漏壶,达到“应时升降,纤毫无爽”,并著《浑天仪论》传世。
宋慈的《洗冤集录》,是已知的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名著。此外,宋代福建还出现一批总结农业生产经验的科学著作,如蔡襄的《荔枝谱》、《茶录》,宋子安的《东溪试茶录》,黄儒的《品茶要录》,熊蕃、熊克父子的《宣和北苑贡茶录》等。
宋太祖为了获得大官僚、大地主对中央皇权的支持,采取“不抑兼并”、“不立田制”的优容政策,听任甚至鼓励官僚地主购置田产,兼并土地。福建因此出现“有欲耕而无寸土者,有蓄积逾年即为陶朱猗顿之富者”。到南宋,土地兼并愈演愈烈。从北方逃亡而来的皇室贵族和文武大臣,疯狂地霸占土地,加速土地集中,导致大批农民丧失土地。因此,有田之家的“主户”日少,而无田之“客户”日多。穷苦农民要“就田主讨田耕作”,接受剥削,一些地佃客常常随地易主,失去人身自由。对于地主,“贫之下户,仇之刻骨”。两者矛盾已是水火不相容。
引发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是茶盐官卖。宋代,福建产盐区计共11场290个盐亭。宋初,福建销盐形式分为“产盐法”和“官搬法”两种。“产盐法”行于福、兴、漳、泉下四州,强迫百姓计产输钱于官,由官府抑配食盐;“官搬法”行于剑、建、汀、邵上四州,由官府统一运盐到销地卖给商贩。官卖食盐沽价极高,上四州百姓纷纷转食私盐,民间私贩蜂起。仁宗时,福建因为贩私盐而被判罪的,每年有几万人之众。
按照宋初的茶法,严禁茶叶私卖或匿报,贩私茶比贩私盐罪加一等,福建路腊茶,所禁尤严。但因贩茶利润高,故贩私茶禁而不止。
北宋时期,福建境内较大的农民起义有4起,即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仙游县百丈镇的林居裔所领导的起义;皇祐年间(1049〜1054年)汀州连城县的彭孙领导的起义、南剑州将乐县吴笋领导的起义;熙宁十年(1077年)建州建安县廖恩领导的起义。南宋时,起义、兵变几乎连年发生。著名的有建炎四年(1130年)建瓶范汝为起义,绍兴元年(1131年)建阳丁朝佐起义,绍定三年(1230年)汀州晏头陀起义,且农民起义大有“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之势。
农民起义有力地打击了宋王朝的封建统治,也给入闽的蒙古军造成巨大威胁。至元十三年(1276年)二月,元军进入临安(杭州),宋恭帝赵黒被俘,宋益王赵是、广王赵肩逃往温州,于四月入闽。五月初一日,陈宜中、张世杰等拥戴赵屋在福州即位,是为端宗,改元景炎。南宋新政权以福州为行都,改福州为福安府,改温州为瑞安府,命诸将分别出兵浙江、江西和广东抗元。由于赵是政权内部各怀异志,不能一致抗元,所以仅仅支撑半年左右,就被元军打败。从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军入闽到二十七年(1290年),福建抗元起义风起云涌,其中规模最大的为漳州陈大举、政和黄华、汀州钟明亮领导的三次畲汉人民联合起义。
元朝廷残酷镇压福建人民的抗元起义。如镇压黄华起义军后,福建闽海道提刑按察使王恽上奏称:“福建一道收附之后,户几百万,黄华之变,十去四五”(《元史》卷167《王恽传》)。元政府还在福建推行民族歧视政策,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惠安卢琦《忧村氓》诗云:“路逢村老谈,吞声重悲噎。我里百余家,家家尽磨灭。”
元政府为聚敛财富,重视发展海外交通和贸易,重用素主泉州市舶的阿拉伯人后裔蒲寿庚。泉州的海外贸易,一度超过广州,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港之一。与泉州贸易的国家和地区由南宋的50多个增加到近100个。福建海商足迹遍及南洋各地并到达非洲东海岸。大量外国商人来到泉州,这些商人中以阿拉伯人最多,其次是高丽人、占城人、波斯人等。他们慢慢地集居在泉州城南一带。许多中外使者或旅行家也从泉州登岸或出海。至元十八年(1281年),杨庭璧出使马八儿就是从泉州港出航,招谕十几个国家与元通商;马可•波罗奉忽必烈之命出使伊儿汗国,也由泉州乘船出海;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来中国旅游,也在泉州上岸。可见泉州已成为元朝对外贸易的中心。时人吴澄曾说:“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扬,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吴文正公集》卷16)《马可•波罗游记》说:“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伊本•拔图塔在游记中说:“刺桐港为世界上各大港之一,由余观之,即谓为世界上最大之港亦不虚也。”
住居泉州的外国侨民大多来自波斯亦思法杭城,人数达万人以上,因组织武装协助福建行省镇压农民起义有功,逐渐主宰了泉州市舶司。赛甫丁见“元政衰,四方兵起,国令不行”,福建当权者腐败无能,遂于至正十七年(1357年)三月,勾结另一亦思法杭人阿迷里丁发动叛乱,历时10年,造成泉州海外贸易的衰落。
第三节 资本主义萌芽与封建统治危机
一、商品经济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
明清时期,福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同时,由于阶级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封建统治开始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兵分三路入闽,迅速击败元军陈友定部,统一福建。明王朝成立后,为了巩固在福建的统治,采取一系列措施以缓和矛盾,如招集流亡,劝农兴学,减轻赋税;丈量土地,以避免转嫁赋役,保护小自耕农;除窑冶、房地租、门摊外,废除元代遗下的30多种额外之课;商税三十而税一,农具、书籍及不在市场交易者不税;市场不设官牙和私牙,以减少中间剥削;允许匠户除在规定时间为政府服役外,其余都归自己支配。嘉靖八年(1529年),废除工匠轮班制,改行折收代金,由政府雇工替代,工匠徭役制基本废除;永乐元年(1403年),令选浙江、江西、湖广、福建等省、府“殷实大户,充北京富户”,以减少武断乡曲、为非作歹的人物。朱元璋采用重典,禁止司府州的官吏下乡骚扰百姓。
再则是加强海防建设。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置福建沿海五卫指挥使司,所属12个千户所都建有城堡;又设45个巡检司,分隶于卫、所,以互相策应。所有卫所的兵力,海防的归设在福州的福建都司指挥;陆路的归设在建宁府的福建行都司指挥。另设5个水寨,各拥有兵船,以保海疆。
郑和七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其所用海船绝大多数是福建造的,最大的“宝船”,长44丈,宽18丈。福建在唐代就能造可运载数千石米的大海船。北宋宣和间(1119~1125年),朝廷每次遣使赴高丽,总是先期要“雇募”福建海船。元代,福建造船技术又有发展。伊本•拔图塔称:“中国船舶之用于航海者”,“每船水夫共载1000人,其中600人为水手,400人为护勇、弓箭手、铳手之属”,“皆造于中国之泉州及广州两处”。永乐元年(1403年)五月,明成祖“命福建都司造船137艘”,以供郑和下西洋船队用。船队所需物品很大部分是福建提供的,主要是茶、盐、糖、油、雨伞、樟脑、瓷器,以及各色G、丝、纱、绵等纺织品。郑和七下西洋,从南京出发后,都在长乐太平港停留半年至10个月,以筹办补给品、等候季风。福建不少人在郑和船队充当水手、翻译以及其他职务。
明代,福建社会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即开始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
农业开始突破自给自足的范围,呈现向商品化经营迈进的趋势。农业生产已从单一的粮食生产转向经营经济作物,农业种植出现区域化的分工,以适应商品市场的需求;农业生产开始向多熟制和引进杂粮道路发展,如引进番薯、落花生、玉蜀黍等,以补充茶、烟、蔗和水果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而排挤稻米主粮的生产;农民不安于农业,“辄弃耒耜而从商”,沿海人民向海外流动,山区农民往它省迁移,身怀技艺者形成流动性大的市民阶层;改进农业技术,重视精耕细作,生产力水平提高。
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农民同市场的联系加强了,“佃农所获,朝登陇亩,夕贸于廛”。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反映。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大为削弱,社会上出现大批雇佣劳动者,为农工商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奠定基础。
手工业呈现不断上升的势头,在国内外占有重要地位。日本、朝鲜、琉球以及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国家和地区都欢迎福建手工业品。《闽部疏》载:“凡福之绸丝,漳之纱絹,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福建地处沿海,手工业品输出方便,更加刺激手工业生产,从而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明中叶以后,福建矿冶业最先出现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作坊。之后,航运业中也出现“富家征货,固得捆载归来;贫者为佣,亦博升米自给”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明代福建商业更具特色。一是商品生产、交换更加社会化。宋元时期的商贸活动,以外贸为主,以高档商品为主;明代的商贸活动内外贸并重,而以生活必需品为主。外贸由入超变为出超。二是墟市遍布各地农村,而且形成网络。商贩可根据各地不同墟期穿插进行商贸活动。三是新兴市镇崛起。如福清龙田,莆田冲泌,惠安崇武,晋江安平,龙海月港,都在此时崛起。四是民风由俭朴向奢侈转变。如生活不优裕,“虽贵宦巨室,闾里耻之。故其民贱啬而贵侈”。不少士大夫、地主,因而弃儒从商。
二、社会矛盾加深与封建统治危机
随着福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社会矛盾更加错综复杂,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并出现新的变化。
福建农民起义的原因,固然也是由于土地兼并剧烈,农民地租负担增重,而导火线却与地主的超经济剥削有关。山区宁化县,“大抵富者有田,坐享七成之利,农民佃其田,终岁勤动,获至三分(成),籽种耨获之费在其中”。佃户向地主交租,不管路途远近都得亲自送到地主家里,另要送给地主薪、米、鸡、鸭、蔬果之类所谓“冬牲”。地主还利用官斗、乡斗大小从中盘剥。这就是福建阶级矛盾斗争的特殊之处。《闽省领要》载:“闽人业主佃户,并无情意浃洽,彼此视为仇雠”,“以致业佃互相诉讼,经年不休,宁化县尤甚,往往酿成命案”。
邓茂七(本名邓云)是沙县佃农,因为骁勇,担任都总甲之职。正统十三年(1448年)二月,他号召沙县佃农不要向地主“送租”,要地主自备脚力取租,并且不许地主向佃农勒索“冬牲”等物。广大佃农积极响应。地主联合到县衙告发邓茂七,县官立即下令逮捕。邓茂七率众将官兵“杀伤殆尽”,“乃刑白马,歃血誓众,遂举兵反”,自称“铲平王”,“设官署”,“封官职”,以沙县陈山寨为根据地,建立起农民革命政权。“他县游民皆举金鼓、器械应之”。如沙县佃农、永泰客民、尤溪炉丁等都闻风而起。特别是尤溪炉主蒋福成,因不堪官府苛捐杂税勒索,号召炉丁、居民、农民、贫民等,占领尤溪,参加邓茂七起义队伍,起义人数达到10多万人。农民革命风暴震动八闽,但在官军强大兵力围剿下,邓茂七起义军终于宣告失败。这次起义不用迷信手段组织群众,而直接号召贫苦农民入伍,是一大进步;邓茂七自称“铲平王”,以铲平封建剥削为目标,斗争锋芒指向封建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农民斗争的新内容;起义重点是反对地租剥削,影响深远,随后农民抗租斗争前仆后继,接踵而起。
抗倭斗争本是针对日本海盗,属于民族矛盾,但自朱元璋打败张士诚、方国珍割据势力后,其残部流窜海岛,并和倭寇结合,壮大了倭寇的声势。因此到明嘉靖时期,倭患特别严重。其根本原因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引起社会矛盾斗争变化。福建海上私人贸易十分活跃,形成各不相属的海商集团。他们“各认所主”,“各自买卖”,“强弱相凌,互相劫夺”。海商集团的争斗,必然为倭寇所利用,与倭寇相勾结;破产农民到处游荡,为了生活出路,被迫加入倭寇,或被倭寇所掳掠,壮大了倭患声势;明朝廷处理海防问题混淆阶级与民族矛盾的界限,加剧了倭患。他们厉行海禁,残酷迫害海商,引发私人海上贸易集团的强烈反抗,亦为倭寇所利用。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后的七八年间,倭寇先后攻陷福建府城、县城计12座,卫城所城9座,沿海主要城镇皆遭袭击,军民被杀被掳者达10万多人,房舍被焚数万间,财物被掠无数,原本繁华的沿海地区残破不堪,甚至变为废墟。福建军民进行了长期的抗倭斗争,特别是在戚继光、俞大猷的领导下,连战皆捷,终于消除嘉靖以来的福建倭祸。
倭患平息后,福建海外贸易又迅速发展起来。明廷为发展漳州月港的海外贸易,以扩大收入,在月港设置督饷官吏,负责税收。月港的舶税收入由刚开禁时每年3000多两,增至万历四年(1576年)的1万两,十一年又增至2万多两。舶税的增多,反映了开设“洋市”后月港海外贸易发展之迅速。万历年间(1573~1620年),御史中丞周起元说:“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万历以后,由于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当政者横征暴敛,加上连年战乱和清初“迁界”,月港逐断衰落下去。
由于海外贸易兴盛,福建到国外谋生的人越来越多,海外华侨发展进入新时期。福建人到海外定居,成为华侨,早在唐代就已开始。宋元时期,对外交往频繁,出国定居的福建人因此大增。其人员多半是舵工、水手或小经纪人等下层穷苦人家。明中叶之后,民间私人海商兴起,福建华侨成分开始复杂化,还包括从农村出来到海外寻找生活出路的农民、渔民、手工业者、小商贩以及游民、逃兵、逃犯、海盗乃至自由海商。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说:“泉、漳商民,贩东西二洋,代农贾之利,比比皆然。”随着华侨人数的骤增及成分的变化,华侨对国内国外的作用影响也大为加强。
一是要求开放自由贸易,反对封建的“朝贡贸易”。因为“朝贡贸易”局限性大,必须受期限制约,来船数量限制,不能随意往来。华侨与封建政权矛盾尖锐化,从而爆发反海禁斗争。
二是反对殖民统治。华侨与西方殖民势力不相容。明代中后期,西方殖民势力入侵东南亚,华侨深受打击和压迫,多次惨遭殖民者屠杀。因此,在东南亚各国人民反殖民统治斗争中,华侨始终是他们最可靠的同盟军。
三是他们以自己的勤劳、智慧和勇敢,与侨居国人民一起辛勤开拓,为居住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明代后期,到菲律宾的福建华侨达“数万人”。此外,移居马来亚、印尼、越南、暹罗等地的华侨也不少。据估计,17世纪,华侨在东南亚的人数“当在10万人以上”。他们大都从事垦荒、种植、开矿、筑路、工匠、小商贩等业。一些无人居住的荒岛,被他们开发成农业或渔业基地,促进了当地商业和对外贸易的繁荣。
四是热爱祖国,热爱故乡。福建大概从明嘉靖开始,就有侨汇的记载。他们用侨汇赡养家眷、修宅盖屋,把财产“分惠”给亲人。他们与国内政治斗争相结合,声援国内人民的反封建斗争。这一光荣传统,一直为后代华侨所继承和发扬。
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殖民者相继来到东方抢占殖民地,开始对中国的掠夺和侵略。明天启二年(1622年)四月,荷兰第四任长官柯恩派遣联合舰队司令雷约兹率舰队进攻澳门,占据澎湖。六月下旬,荷兰联合英国又一次进攻澳门,侵犯厦门。崇祯三年(1630年)再次侵犯厦门。崇祯六年(1633年)袭陷厦门城,窥海澄境,青港、荆溪、石码一带惨遭劫掠。崇祯七年(1634年)犯铜山五都。崇祯十二年(1639年)大规模骚扰闽、浙。根据侵略者威廉•庞德古《难忘的东印度旅行记》统计,仅从天启二年(1622年)十月十八日至次年十月,侵略者就洗劫、焚毁福建沿海村庄9个,焚毁民船81只,劫走19只,有1000多人被绑架、折磨致死,剩下的365名强劳力,被押送到巴达维亚出卖作奴隶。沿海居民被杀戮和被抢走的财物则无法统计。
顺治十八年(1661年)二月,郑成功在厦门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进军台湾。三月,从厦门移驻金门,部署军队,大修船只,积极准备收复台湾。四月二十一日,他亲率军队25000人,大小战船数百艘,从金门料罗湾出发,进军台湾。台湾汉族和原住民一听祖国军队到达,群情激奋,纷纷前来欢迎和协助,“南北路土社闻风归附者接踵而至”,“土民男妇壶浆迎者塞道”。郑成功率军经过9个月英勇战斗,康熙元年(1662年)二月一日,终于迫使荷兰殖民长官揆一在投降书上签字,结束荷兰侵略者在台湾的38年统治。郑成功以台湾作为抗清根据地,准备坚持长期抗清斗争。清统治者为了切断东南沿海人民同郑成功的联系,进一步强化“闭关锁国”政策。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封建统治危机加深。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撤销海禁,福建海外贸易迅速发展,促成厦门港的崛起。郑氏降清后,清政府在台湾设置一府三县,隶属于福建省,并把台湾和厦门都归属于台湾兵备道管辖,两地各设一名海防同知,负责稽查海口。于是,台湾和厦门的联系更加紧密。随着台湾的开发,台湾的米粮自给有余,大量地供应福建内地,每年有4000余艘军粮船运入厦门,“台运”成为厦门的一大要政。厦门成为台湾米粮输入内地的码头,是内地人民渡海的口岸,又是清廷联系台湾的总枢纽。清廷为解决福建缺粮问题,允许外商免税输入洋米,与西方国家建立贸易关系,促进厦门港的繁荣。厦门港成为“通洋正口”,“货物聚集,关税充盈。至嘉庆元年,尚有洋行8家,大小商行30余家,洋船、商船千余号”。道光十五年(1835年),英国人胡夏米在寄给外交大臣巴麦尊的信上说:“厦门的商务要比天津的商务繁荣得多。”福建社会经济至此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知识出处
《福建省志·总概述》
出版者:方志出版社
本志下限止于1994年,简要综述福建的基本面貌和发展脉络,尤其是反映全省经济社会的重大变革,为提挈福建省志的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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