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公安机关逮捕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历来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50年代初期，规定罪该逮捕的人犯，必须由市（县）公安局长审核，报中共市（县）委批准后，方可执行。1951年5月，镇反运动进入高潮时，逮捕人犯的批准权收回中共地（市）委掌握。为保证案件质量，各县（市）成立有民主人士参加的清理积案委员会，对久拖未决的积案进行清理，先由公安机关提出处理意见，提交乡、镇政府讨论，依靠群众查漏纠错，然后报请市（县）清理积案委员会讨论，并报省、专（市）级有关部门核准。龙溪等专区将被逮捕的地主、恶霸、土匪、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公布，让群众核实、补充，做到准确定案。
  1954年12月，《中华人民和国逮捕拘留条例》公布后，公安部颁发了《关于逮捕及预审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全省各级公安机关以这两个条例为依据，以“及时、合法、准确”为原则，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案。从此，逮捕人犯由人民检察院批准或人民法院决定，公安机关持有逮捕证，方能执行。在特殊情况下，公安机关来不及事先办理逮捕手续时，先办刑事拘留后办逮捕手续。
  省厅于1956年2月召开全省预审工作会议，检查总结1955年两个条例的贯彻情况，部署清理积案等工作。5月，以检查错捕、错拘和刑讯逼供为重点，认真纠错。9月，对过去法律手续不完备的案件，按法律程序补办手续。至1957年上半年清案工作基本结束。各级公安机关在打击反革命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中，注重调查研究，坚持依法办案，办案质量不断提高。1957年1～10月，全省共移送起诉3780件，比1956年同期退查率下降25％。
  1958年，一部分县公安局与检察、法院合署办公，实行“一长（领导）带三员（预审员、检察员、审判员）分片包干”，“一长包中心，三员包业务”的做法，妨碍公、检、法三机关互相制约职能的发挥，影响办案质量。省厅根据“勿纵勿枉”的原则，有重点地进行复查，予以改正。
  1961年，省厅发出《关于加强整风整社中暴露出的违法乱纪、侵犯人权案件的审讯工作意见》，提出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搞清案件的性质，查明罪行的主次、情节的轻重，严格依法办案。
  1962年，全省公安机关对1958～1959年“拔白旗”和“反右倾”运动中被错捕、错拘、错劳教的人进行复查，分别予以纠正。为纠正拘留工作中存在的违法违纪现象，省厅专门发出《关于执行拘留的几个问题的意见》，对刑事拘留与行政拘留的界限、对象、期限和审批制度等进一步作出明确规定。
  省厅1963年发出《关于做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保卫工作的通知》，强调执行“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依靠群众改造敌人。1964年3月，推广浙江省诸暨县执桥区“矛盾不上交，就地改造”的经验，依靠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为新人。1965年省厅召开第二十四次全省公安会议，贯彻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依靠群众专政，少捕，矛盾不上交”的指示。
  “文化大革命”期间，公安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执行“公安六条”，造成大量冤假错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刑法》、《刑事诉讼法》和新的逮捕、拘留条例的公布实施，公安机关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严格依法办事。1980～1982年，各级公安机关对杀人、抢劫、强奸、爆炸和其他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及走私、投机倒把、盗窃等经济犯罪分子，从拘留、搜查、讯问、收集证据到结案，均按法律程序进行，在法定的时限内审结，发现错捕、错拘的立即撤案放人；结案时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犯罪情节和罪名认定正确，法律手续完备”。
  1983年8月至1986年12月开展的“严打”斗争中，公安机关坚持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斗争策略，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法规，按照法律程序办事。在“严打”第一战役中，全省审结的流氓团伙案件和其他严重刑事犯罪案件，移送起诉率达97.8％，因证据不足、事实不清、法律手续不完备等退回补充侦查的占2.2％。1986年5月，在“严打”第三战役中，公安机关进一步强调依法办案，文明办案，保证办案质量。1987～1989年，全省公安机关推行岗位责任制和目标管理，办案质量和效率显著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