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福建宗族、帮会之间的械斗，清代已有史料记载。莆田县涂庆澜在《请饬办莆田械斗》（②《莆田文史资料》1983年第5辑。）中说：“莆田县民遇有争结，动辄连结乡村，置枪炮，请教师，成群结队，多至千人，少亦数百，对敌交锋，至于斗毙多命而不悔。”该县陈池养在《兴郡剿捕事宜》（①②《莆田文史资料》1983年第5辑。）中说：“兴郡之有乌、白旗，始于道光十八、九年……仙邑香（田）、连（江）、慈（孝）三里联结大斗，旗分黑、白，而乌、白旗之名大著。”据当时的统计数字，从清咸丰年间到民国初年，仅莆田县就发生乌、白旗械斗54起，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危害。
  光绪年间，长乐县玉田、东渡两乡因争水利引起械斗。两乡各买洋枪数十支，连续火拼4年，100多次，计打死19人。后经马江船政大臣裴荫森率海军二三百名弹压平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秋，晋江县塔头村刘姓与郊乾村蔡姓两族因争“风水”，连续拼斗6年，有200多个村庄卷人，打死360多人。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六月，泉州知府李增蔚在塔头村祠堂前建立石碑《府宪》，告诫人们：“勿因睚眦细故，旧怨复萌；勿因口角微嫌，前仇顿作。”
  宣统二年（1910年）七月，莆田县东华乡（乌旗）举行龙舟赛会，践蹋江东乡（白旗）的农作物，引起乌、白旗械斗。白旗居住的龙宫村，被烧毁民房10余座，烧死33人。莆田知县易简调集千余人马“缉凶查办”，官兵趁机向东华乡索取罚款5万元、枪100支及千余人马的日杂费用，拖延一年左右才由东华乡赔偿江东乡人命钱3.9万元了事。此次械斗，东华乡耗资10余万金。宣统三年（1911年），长乐县江田、三溪两乡因种植罂粟导致械斗，打死3人。官兵借口“捉拿凶手”，三、四次到江田、三溪两乡洗劫。
  民国13年（1924年）农历四月，晋江县前港份与后港份因争“风水”械斗。有30多个村庄卷人，持续5个多月，打死40多人。派到当地“查办”的官兵，每到一处，都索取“草鞋礼”，少则几百元，多则几千元，群众不堪经济负担，只好祈求“神灵”，抬城隍爷（泥菩萨）巡行械斗区“开路”，才拆除工事，停止械斗。
  福建解放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重视预防和制止械斗。各地结合剿匪、反霸、土改和镇反运动，对群众进行团结互助教育，揭露械斗的危害性，惩处械斗的首要分子，宗族械斗和宗派械斗明显减少。厦门解放前，码头吴、陈、纪三派封建把头依仗军统、中统特务势力，各霸一方，为争夺经济利益，经常发生械斗流血事件。厦门解放后，发动码头工人清算封建把头罪行，判处陈勃水（三青团同安分团书记）等5人死刑，判处纪凤瑞（军统特务）等6人有期徒刑，从而挖掉长期扰乱码头的械斗根源。解放前，晋江县张林村与赖厝村经常发生械斗。解放初期，张林村毒贩贩运大量烟毒路经邻村赖厝被堵截，由于利害冲突加宗派矛盾，发生械斗。公安机关在驻军的配合下，当场击毙挑起械斗、负隅顽抗的烟毒犯张子含，缴获长短枪60多支。继之开展查禁烟毒，惩办毒犯，并揭露械斗危害，进行天下穷人是一家等宣传教育，使两村重归于好。
  1961年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后，有的地方由于工作做得不细，因土地、海埕、山林、水利等经济利益冲突引起的械斗增多。据对当年1～8月发生的195起械斗的调查，其中属于经济利益冲突引起的107起，占54.87％；属于历史上宗族矛盾产生的隔阂，遇到纠纷寻衅引起的68起，占34.87％；属于基层干部作风问题引起的20起，占10.26％。同年9月，根据省厅的部署，各地公安机关在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下，主动配合有关部门，深入掌握情况，对于涉及群众利益可能导致纠纷、械斗的问题，不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都派员认真疏导，把工作做在前头，消除纠纷因素，预防械斗发生；对发生的械斗事件，本着可解不可结、可散不可聚、可顺不可激的原则，先平息后处理；处理时本着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团结的原则，从思想教育和解决实际问题人手，做过细工作。在教育发动群众基础上，严惩挑动械斗的首要分子和杀人凶手，彻底解决问题，不留尾巴。经过采取上述措施，有效地遏制械斗的蔓延。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下，封建宗族势力重新抬头，动用武器械斗的情况严重。1973年，晋江县就发生械斗39起，涉及全县16个公社163个大队215个自然村。械斗除使用枪支外，还使用炸药、地雷、手榴弹，计打死7人，打伤249人，烧毁房屋35间，毁坏农作物200多亩，砍掉果树、林木8500多株。在中共晋江县委的领导下，全县先后举办学习班17期，集中教育参加械斗的主要成员387名，逮捕法办械斗首犯和凶手13名。1976年5月，长乐县金峰公社金峰大队李村李善兴与后团大队陈村陈天然，因吵架斗殴，酿成李、陈两姓大规模械斗，涉及全县11个公社39个大队。双方共动用机枪4挺、冲锋枪13支、步枪42支，炮2门，建碉堡、筑工事，互相频频射击，持续3个多月，打死3人，打伤12人，贻误耕作的农田800多亩。在省委直接领导下，省公安局派员参加，省、地、县抽调81人组成工作队，驻县部队抽调官兵108人，分别进驻参与械斗的各个大队，开展宣传教育，收缴武器弹药，拆除械斗工事，追查械斗的策划者、组织者和杀人凶手，逮捕法办8人，械斗平息。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体制的变更和调整，因争经济利益等发生纠纷酿成械斗的事件仍有发生，有些则是由于封建迷信思想滋长，搞所谓“联宗祭祖”活动，使过去遗留下来的坟地纠纷激化。1982年，晋江县因争海埕等纠纷发生械斗18起，死11人，伤192人。中共晋江县委、县政府组织公、检、法等部门深入查处，逮捕法办27人。同年，长汀县因“联宗祭祖”发生械斗或挖坟、毁房63起，县公安局依法逮捕2人，行政处罚9人。1983年2月，屏南县北乾大队吴姓与康里、玉泽、泮地大队郑姓，因争垣溪艮山上郑姓的祖坟地发生纠纷。郑姓串连古田、宁德、罗源县8个公社12个大队1050人，吴姓也向宁德县赤溪、吴山等地求援，双方都搜罗土炮、鸟铳，械斗一触即发。中共屏南县委组织公安、法院和基层干部101人，深入重点村，召开各种类型的会议，积极疏导，化解矛盾，收缴凶器，并据实重申垣溪艮山的山权归国家所有，由黛溪公社林场经营管理，禁止在此山上开荒、修墓，使事态得到平息。
  1988年10月，云霄县荷东村因收取船场村运石过路费引起纠纷，酿成械斗。双方各出动1000多人，持铁钎、木棍、石头和炸药等，聚结在公路、田野、山上斗殴，打死3人，重伤19人，并拦截过往车辆，阻塞交通。中共漳州市委组织公安、政法干部和武警官兵100多人赶赴现场，配合县委、县政府工作组，分别召开两村干部会、群众会，做教育疏导工作。武警官兵设卡警戒，隔离械斗双方，收缴械斗凶器。械斗平息后，对首犯和凶手11名依法逮捕判刑。漳州市公安局吸取云霄县发生大规模械斗的教训，于1989年春节前后，组织干警对全市20多起械斗苗子，主动进行查处，消除隐患。长汀县公安局也吸取往年清明节因“联宗祭祖”屡发械斗的教训，于1989年清明节前组织干警近百人，主动查处械斗苗子，防止酿成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