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唐大和八年（834年），文宗下诏：“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并对海上贸易采取部分管制政策，规定“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
  北宋初期，官府开始明文规定，凡私自与高丽、日本通商者即为走私。但是未设专门管理机构，泉州海商黄谨等仍与高丽、日本通商。宋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设立提举市舶司，主要职责是管理进出口船舶，对船上所载货物进行监督检查。北宋中期，“申严私贩（腊茶）入海之禁”，由巡检司协助泉州提举市舶司打击走私贩私行为。但因走私获利丰厚，腊茶（建茶）私贩出口仍然有增无减。
  明初，朝廷推行“海禁”政策，福建地方官府奉令严禁海外贸易，仅允许琉球国每两年到福州缴纳一次朝贡物品，除此之外的贸易均属走私。但受巨额利润诱惑，一些私商仍旧“私造双桅大船，广违禁军器，收买奇货”，远航海外，“与蕃舶夷商货贩方物”。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重申“禁濒海渔民私通海外诸国”，禁造三桅以上大船，实行“寸板不许入海”政策，而且定立“重以充军、处死之条”，但“尚犹结党成风，私相贸易”。
  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福建沿海出现私人海上贸易集团。其中漳州“月港张”集团，从海外运进大量粮食、香料、宝货等，私自“揽造舶式大船”，“载货通蕃”；对海外前来贸易的私舶，“公然放船出洋，各为接济，内外合为一家。”官府对月港走私贸易日趋集团化十分重视，采取严厉镇压措施。月港海商则先后组织数千人的海上武装集团与官府进行抗衡，开展反“海禁”斗争。明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巡抚涂泽民上疏，提出“议开禁例”，明穆宗采纳其意见，“准贩东、西二洋”，解除了海禁，月港民间私商海上贸易成为合法。
  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荷兰殖民者凭借“巨舰大炮”到中国东南海域活动，福建沿海海外贸易常遭滋扰，一般海商不敢贸然出海，只有日见强盛的郑芝龙海上武装贸易集团等敢于继续出海贸易。郑成功进驻厦门后，厦门港逐渐发展繁荣，私商日见活跃，每年从厦门前往日本、南洋各地的商船多达70～80艘，贸易额达250万两左右黄金。
  清初，实行“海禁”和“迁界”政策。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将距海三十里以内的居民强行内迁，严禁渔舟、商船出海。海上走私贸易逐渐减少。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台湾收复后，清政府解除海禁，开放对外贸易。翌年，清政府将厦门确定为越省商船之“赴站港口”和对台船运之专门口岸。同时设立厦门海关，管理来往商船，查处走私贩私。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清政府又规定，往台船只均须到厦门接受盘查，由此而台，从台而省；否则不予放行。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再次实行闭关政策，下令关闭厦门海关。但准与吕宋（今菲律宾）贸易。许多商人通过贿赂当地官员进行走私贸易。次年（1758年），复准外洋商船来厦贸易。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清政府允许厦门港口与南洋各地进行海外贸易。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中英江宁（南京）条约》签订，厦门、福州被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英帝国取得“协定关税”特权。但英国驻厦门领事（记里布）仍不遵守既定的关税协定，不按进U货物数量纳税，只按实际销售额纳税。清咸丰十年（1860年），《中英北京条约》签订，中国的海关管理大权完全落在外国人手中。翌年，英国在福州正式设关，是为“洋关”，与中国自设之“常关”不同。又次年，厦门亦开设“洋关”。由此，海关权在外国人手中，查处走私贩私只是针对中国商人，对外国商船则没有实际意义。英国商人大肆进行鸦片走私，海关不仅没有查处，反而给予庇护。仅光绪十一年（1885年）的一次鸦片走私即达9610箱，价值724万关两黄金，比当年厦门港全部出口总值453万关两黄金还多271万关两黄金。这些“洋关”偶尔也会来一两次掩人耳目的举动，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日本“金和昌”号商船私入福建连江县莲河及东岱等非通商口岸处进行交易，被海关缉拿后，商品悉数没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