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南部新书》载：“端州以南，三日一市，谓之为墟。”福建个体私营经济早期表现为墟市中的私商小贩。唐岑参诗云：“包荷裹饭趁墟人。”至唐麟德元年（664年），福建已有众多私商小贩在墟场集市中从事商品交换。
  宋、元时期，福建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繁荣，特别是沿江、沿溪的城镇，“舟车辐辏，物阜人彩”，私商小贩随之活跃。
  明代，商贸活动更趋活跃，私商小贩经营范围日见扩大。《寿宁县志》记载：明崇祯七至十年（1634～1637年），该县有20余家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涉及织布、制曲、铸锅、木竹加工、烧石灰、编席、养蜂、制糖等。明末清初，惠安个体石匠开始以“南匠”之称闻名于世；德化的瓷器烧制也开始驰名，家家户户都操起制瓷行当，瓷窑遍布德化县各乡镇。
  清同治十年（1871年），实行牙行和具有“朝廷税典”之称的典当抵押业登记制度，将牙行分为官牙和私牙2种，领帖者为官牙，不领帖者为私牙。当时，晋江安海的郑顺荣批馆兼收代转银信，为颇负盛名的一家私牙。
  清光绪六年（1880年），福州刘学恂创办糖厂，成为福建早期较有实力的私营企业主。
  甲午中日战争前后，福州陆续出现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涌现一批私营实业家。
  随着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福州商业界出现一大批买办商人，挂着洋招牌为洋人开鸦片馆、赌场、妓院。仅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输入鸦片（不包括走私）即达3500余担，开烟馆140余家，妓院、赌馆200多家。
  清宣统元年至二年（1909—1910年），福州林友庆、邱希仁创办私营电厂，营利颇丰。宣统二年，刘学恂之子健庵又创办私营福州电器厂。龙岩出现私营实业家组织开采煤矿，每年向厦门输出煤500吨，向漳州输出500吨，每吨售价14元。还有广建玻璃厂、华祥制糖公司（不久均倒闭）；厦门罐头厂、中国罐头厂，年产水果罐头300担，酱油6000担，腌制食品10万担，鱼肉罐头200担。新办的六丰公司大米加工厂和小规模的纺织厂、制糖厂、制砖厂、电灯公司等，均为个体私营经济性质。
  辛亥革命（1911年）后，随着官僚买办资本的日益扩大，福建民族工业更显步履艰难。福州市和其他城市私人办有电话公司、糖厂、煤矿、冰厂、油厂、铁厂、纸厂、橡胶厂、火柴厂、灭火器厂、制砖厂、汽水厂、肥皂厂等，规模都不大，资金有限，惨淡经营，有的很快倒闭。当时厦门洋行林立，有英国德记洋行、美国旗昌洋行、德国宝记和新利记洋行等。日本的三井洋行，其职员很多是从小在中国读书、能讲流利的中国当地语言、穿着中国的服装，甚至也直接雇用中国职员。该公司在福建发展很快，在福州也设有代理机构，由留学日本的中国人冯家相负责；大肆掠夺闽、浙土产原料，如每年以低价收购烟叶2万担，然后凭借不平等条约缴纳低税，雇用廉价劳工，加工产品出口，因此对我国南方特别是闽、浙一带的烟草商家出口业务构成很大威胁。该行还在中国倾销日本货，垄断厦门的高丽参、棉布棉纱、啤酒、海味、罐头、胶鞋、车胎、火柴、煤炭、水泥、纸张、蚊香等市场；甚至贩卖军火，私查福建资源，收集经济情报，进行走私贩毒等，无孔不入，唯利是图。民族工商业因而困难重重，内外交困，一直到民国前期发展都十分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