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第五章 畜禽保健
| 内容出处： | 《福建省志·畜牧志》 图书 |
| 唯一号： | 130020020230001897 |
| 颗粒名称： | 第五章 畜禽保健 |
| 分类号： | F326.3 |
| 页数： | 36 |
| 页码： | 102-137 |
| 摘要： | 本章记述了福建省畜禽疫病防治、兽医生物药品、中兽医的基本情况。 |
| 关键词： | 畜牧业 福建省 畜禽保健 |
内容
第五章 畜禽保健
第一节 疫病防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福建各地疫病广泛流行。据民国26年（1937年）和民国30年福建省农业改进处和福建省农学院分别进行的调查，主要的传染病：牛有牛瘟、炭疽、气肿疽和出血性败血病；猪有猪瘟、猪丹毒和猪肺疫；家禽有鸡新城疫和禽霍乱。其中以牛瘟、猪瘟和鸡新城疫流行最为严重，常年发生，损失惊人。据民国26年秋莆田以下10县1市调查，常年疫病损失，每区约二三万元（银元），10县1市合计不下百余万元。为防治疫病，民国29年，省农业改进处成立畜牧兽医事务所，内设兽医课，下分防疫、诊疗和血清制造等3个组。并于民国31年12月开始试制血清和疫苗等生物药品，开展以扑灭牛瘟为主的防疫工作。经施行多年有组织的防治，民国35年以后，牛瘟疫情逐渐减轻。至于其它疫病，限于人才、经费和设备及基层无防疫机构等原因，一般“任其传染，听其死灭”。
新中国成立初期，除牛瘟外，各种疫病流行相当严重。尤其各地发生的牛炭疽、牛气肿疽和牛出血性败血病对耕牛威胁很大。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保护畜牧业，此时的兽医工作是以防治耕牛的传染病为重点，建立省和地区兽疫防治机构，宣传发动群众，组织民间兽医队伍，短期培训技术力量，开展防疫工作。在疫区和受威胁区连续多年进行预防注射，巩固扑灭牛瘟的成果，控制牛炭疽与牛出血性败血病的流行，并于1960年消灭牛气肿疽。在此期间，查清耕牛营养代谢病的“软脚病”及黑斑病甘薯中毒引起的“气喘病”，并组织防治。1955年，福建沿海各县首次暴发牛流行热，省兽医防治部门组织中兽医抢救治疗，保证了农业生产所需的畜力。
在防治牛病的过程中，福建省福州兽医院副院长曾广谧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技术指导、调查研究和防治的组织工作，受到党和政府的表彰。1955年4、5月份，他先后参加全国农业水利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和全国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
由于基层没有兽医组织，防疫工作不能深入开展，1956年1月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民间兽医工作的指示》，同年6月22日，农业部发出《关于建立畜牧兽医工作站的通知》，1957年4月30日，农业部等联合发出《关于大力防治猪传染病的通知》，兽医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猪和禽的疫病防治。同时，省兽医防治部门配合卫生部门开展人畜共患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1958年，在省农业厅畜产处黄伟勋的具体组织和技术指导下，首次开展耕牛血吸虫病的普查普治。其间采取的防治措施，一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1956年秋，各县建立畜牧兽医站，乡（镇）建立民间兽医联合诊所或兽医站，1958年，建立公社畜牧兽医站，大队设家畜防疫员，形成兽医防治体系。二是建立检疫制度。重点是畜禽的产地、交易市场、屠宰、运输和口岸等5个环节的检疫。1958年2月，福建省人民委员会颁布《福建省家畜检疫简则》，1963年设专职检疫员480名，兼职230名。同年，与邻省界公路和铁路主要通道，设立5个省属家畜检疫站。三是采取以疫苗免疫为主的综合防制措施，实行春秋突击预防注射和平时补针相结合，提高预防注射密度，有效地控制猪瘟、猪丹毒和猪肺疫的流行，减少鸡新城疫和鸭瘟的发生。1960年集体养猪高潮，由于饲料不足，生喂水生饲料及管理等原因，猪场普遍发生猪喘气病（霉形体性肺炎）、姜片虫病、肾虫病和小猪营养性水肿，为此省内组织科研等部门开展调查研究和防治。
“文化大革命”期间，兽医防治工作受到破坏，猪禽疫病普遍回潮，耕牛非正常死亡增多。1966年冬至1967年春，死牛1.6万头，为新中国建立以来牛死亡的最高年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级兽医机构进行恢复整顿。1979年、1987～1989年，组织两次大规模的疫情普查，对实施科学化防治提供依据。1985年，国务院颁布《家畜家禽防疫条例》，1987年，福建省人民政府据此颁布（福建省家畜家禽防疫实施办法》，使防疫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此后，乡（镇）畜牧兽医站积极推广防疫技术承包，将春秋突击预防注射改为常年注射，以保护常年预防注射的高密度。在防治工作中，推广运用畜禽免疫程序和一些快速诊断新技术。使防疫工作有了新的起色，逐步向法制化、科学化和规范化方向发展。
新屮国成立以来，福建省畜禽疫病防治工作取得不少成绩，兽医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严重为害畜禽的主要疫病得到不同程度的控制，消灭了牛气肿疽和人畜共患的血吸虫病。但由于诊断和检疫工作还存在薄弱环节，也从省外传入18种疫病。其中猪病8种：喘气病（1956年）、传染性胃肠炎（1963年）、溶血性链球菌病（1965年）、猪痢疾（1978年）、猪细小病毒病（1984年）、断奶仔猪大肠杆菌性腹泻（1984年）、猪流行性腹泻（1985年）和猪萎缩性鼻炎（1985年）；禽病9种：鸭瘟（1962年）、小鹅瘟（1974年）、鸡马立克氏病（1980年）、雏鸭传染性肝炎（1981年）、鸡传染性支气管炎（1981年）、鸡霉形体病（1982年）、鸡传染性法氏囊病（1984年）、鸽I型副粘病毒病（1989年）和鸭疫巴氏杆菌病（1990年）；兔病1种：兔病毒性出血症即兔瘟（1984年）。这些疫病对畜牧业生产危害甚大。
一、传染病防制
（一）传染病种类
据多次疫病调查及有关资料，本省已发现的畜禽传染病累计有88种，其中只限于血清学检查阳性的6种，病原尚未查明的2种。
多种家畜共患的传染病有10种，距今一百多年前，福州市马尾、前洋村发生炭疽。1950年发现乙型脑炎和钩端螺旋体病，1952年发现破伤风，1953年发现结核病，1954年发现放线菌病和布氏杆菌病。狂犬病，本省直至1955年才有正式文件记载。1962年发现伪狂犬病。1987～1990年，血清学检查出阳性的牛、羊、禽的衣原体病。
猪的传染病有22种。民国26年（1937年）发现猪瘟、猪丹毒、猪肺疫、仔猪副伤寒和仔猪白痢，1956年发现猪痘和猪喘气病，1958年发现仔猪水肿病、仔猪黄痢，1963年发现猪传染性胃肠炎，1965年发现猪溶血性链球菌病，1974年发现猪流行性感冒，1978年发现猪痢疾和病原尚未查明的猪红皮病，1980年发现猪肠毒血症（C型魏氏梭菌引起架子猪、成年猪的肠毒血型病症），1981年发现猪小肠结肠炎耶氏菌病，1984年发现猪细小病毒病，1985年发现猪萎缩性鼻炎、猪流行性腹泻和断奶仔猪大肠杆菌性腹泻。牛羊传染病有13种。光绪三十年（1904年）发生牛出血性败血病，民国19年发现牛气肿疽，民国26年发现牛瘟，1955年发现牛流行热，1972年发现病原尚未查明的牛血痢，1974年发现牛流行性腹泻，1977年发现牛和羊的腐蹄病，1979年发现羊链球菌病，1987～1989年普查血清学阳性的有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牛粘膜病、牛白血病、牛副结核病以及牛羊蓝舌病等。
马、骡传染病有5种，1951年从北方南下军马中，发现马鼻疽、马腺疫（1958年冬至1959年春晋江地区有500多匹马发病）、马胸疫、马流行性感冒（1974年同安县有370多匹马发病）和流行性淋巴管炎。
犬的传染病2种，1976年晋江地区流行犬瘟热，1984年发现犬细小病毒病。
兔的传染病有10种。1958年发现兔巴氏杆菌病、兔副伤寒、兔大肠杆菌病、兔葡球菌病、兔梅毒，1979年发现兔传染性水泡性口炎，1981年发现兔伪结核病，1982年发现兔A型魏氏梭菌肠毒血症，1984年发现兔病毒性出血症和传染性鼻炎。
禽的传染病有26种。民国26年（1937年）发现鸡新城疫、禽霍乱、维鸡白痢和鸡痘，1952年在福州畜牧场发生鸡白血病，1959年发现鸡伤寒、鸡副伤寒、禽大肠杆菌病、鸡传染性喉气管炎和禽曲霉菌病，1962年发现鸭瘟（1965年发现母鹅鸭瘟），1974年在龙海县角尾公社内丁农场发生小鹅瘟，1980年发现鸡马立克氏病，1981年发现鸡传染性支气管炎和鸭病毒性肝炎，1982年发现鸡霉形体病，1984年发现鸡传染性鼻炎和鸡传染性法氏囊病，1985年发现鸡葡萄球菌病和雏番鸭细小病毒病，1988年发现禽脑脊髓炎和病毒性关节炎，1989年发现鸡肺炎克雷伯氏菌病和鸽I型副粘病毒病，1990年发现鸭疫巴氏杆菌病和绿脓杆菌病。
（二）传染病危害
传染病对畜禽危害最大，可造成畜禽大量发病与死亡。据1979年全省畜禽疫病普查统计，1976～1978年连续3年对149个公社的调查，3年中猪的发病率分别为39.49％、39.17％和38.16％，死亡率分别为4.82％、4.5％和4.45％。猪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偏高，几乎每2.5头猪中就有1头发病，每20头猪中就有1头死亡。在病猪和死猪中，占绝大多数的是传染病。这3年猪传染病的发病率分别为34.68％、35.56％和32.5％，分别占当年总发病数的87.8％、90.7％和85％。死亡率分别为4.31％、3.97％和7.58％，分别占当年总死亡猪数的89.5％、88％和80％。因此，防治猪病首先是防制好猪的传染病。
牛的传染病经过50年代的积极防治，主要的几种传染病已被控制或扑灭。因此，1979年疫病普查时，该病为害不大。1976～1978年的发病率分别为3.43％、3.56％和3.29％，死亡率分别为0.30％、0.18％和0.09％。
禽的传染病为害很大。1976～1978年死亡率分别为25.88％、26.35％和26.25％。[=此处为表格页（表5-11976～1978年福建省畜禽疾病调查统计表）=]（三）传染病防制
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商业和卫生等有关部门的配合下，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采取各方面措施进行防治。
1.广泛宣传
疫病防治是一项既有科学性又有群众性的移风易俗的斗争，必须充分发动群众，开展群防群治。新中国成立初期，群众防疫基础薄弱，每年季节性防疫注射前，都要逐级召开会议，宣传防疫的意义、政策和措施，达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60年代以后，群众性防疫制度走上正轨，除召开某些群众性疫病防治会议外，还开展经常性防疫宣传，各地多采用村头墙报、黑板报、有线广播、农民夜校、电影现场插播防疫幻灯片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80年代，各县畜牧兽医站大多配备防疫车，根据防疫需要将宣传材料录音，组织宣传车下到乡（镇）、村庄或集市播放。1989年，各地为宣传《家畜家禽防疫条列》和《福建省家畜家禽防疫实施办法》，共出动宣传车365车次。关于防疫基础知识宣传，1958年福建省畜牧兽医总站编绘《福建省十大猪病挂图》，10张为一套，共2万套，分发到基层防治单位张贴；有的地（市）农牧部门还仿印、复制扩大宣传。1960～1966年和1980～1990年省农业厅畜牧局编辑《畜牧兽医参考资料》共17集。每集印2000～2500册，分发各级有关科技人员参阅。1987～1988年省畜牧兽医学会牵头，组织编写《猪病防治》、《牛病便方》、《禽病防治》、《兔病防治》及《疫苗应用》等兽医科普小册子，由福建省科学技术协会科学普及部发行。1990年，省农业厅畜牧局编印《兽医卫生检验挂图》4张1600套，《畜禽疫病防疫知识》14张100套，供农村兽医防疫员、专业户和知识青年培训学习。
2.预防注射
预防注射是防制疫病的重要手段，结合封锁、隔离、消毒和尸体无害化处理等措施，可以控制、扑灭疫病的流行。50年代，各地兽疫防治部门通过以预防注射为主的防疫措施，扑灭牛气肿疽，控制牛炭疽、牛出血性败血病和猪的三大传染病（猪瘟、猪丹毒和猪肺疫）的流行。“文化大革命”期间，放松该项工作，猪、禽疫病又普遍流行。80年代强化防疫注射等措施，各种疫病逐步得到控制。1985年以来，每年畜禽预防注射都在1亿头（只）以上，预防传染病共26种。
3.检疫检验
检疫检验是利用各种诊断方法，对畜禽生产、流通和屠宰过程中进行活体检疫和宰后肉尸检验，及时发现传染源，就地采取相应措施，加以控制、消灭。这是保障人、畜禽健康的关键性措施。
（1）产地检疫
在畜禽出售或调出时进行。80年代开始积极推行。1985年，全省72个县（市、区），929个乡（镇），有31个县（市、区），125个乡（镇）实行，共检疫猪2513100头，检出病猪1734头，检出率0.07％；牛1230头，检出31头，占2.52％；羊14730头，检出病羊80头，占0.5％；禽114500只，检出病禽3270，占2.85％。1990年，全省74个县（市、区）、771个乡（镇）实行，共检疫猪6204400头，检出病猪1.3万头，占0.2％；牛87558头，检出病牛148头，占0.17％；羊97461头，检出病羊415头，占0.42％；禽26369000羽，检出病禽4336羽，占0.012％。（2）市场检疫
1962年，诏安、龙海县首先实行猪苗集市交易检疫和猪瘟或猪瘟与猪丹毒预防注射。1963年，在龙溪地区55个猪苗集市全面推行，年检疫和注射猪苗五六十万头。70年代初期，三明、泉州等地、市也相继实行。80年代，城市贸易市场日趋活跃，畜禽及其产品大量上市，各地加强集市检疫。1985年，全省活畜（禽）市场751个，开展检疫的731个，占97.34％；肉类市场1051个，开展检疫的1023个，占97.33％。1990年，以上两类市场检疫检验分别达到94.38％和99.56％。
（3）屠宰检疫检验
1954年以前，城市肉检由卫生部门负责。1956年5月起，全省屠宰场和肉类联合加工厂由食品公司系统负责牲畜宰前检疫和宰后检验。1958年7月，经省人委决定，该项工作移交给农业部门负责至今。其中福州市肉联厂和市区市场检疫于1987年7月起暂委托市卫生部门负责。1978年9月，宰杀生猪实行“两把刀”政策，允许生产者完成收购任务后可自行处理，开始出现农民分散自宰。1985年4月，生猪取消派购，个体商贩和农民可自由屠宰和贩运。根据分散屠宰生猪的新情况，各县、乡（镇）防疫检疫部门，委托村兽医防疫员代检，但漏检率高，工作质量也难保证。1990年4月5日，省农业厅、商业厅、卫生厅、工商行政管理局和税务局联合通知，实行生猪定点屠宰，集中检疫检验，统一纳税，分散经营的办法，并规定统一由兽医检疫部门负责。此后，这项工作又逐步走上正轨。
（4）运输检疫
由6个边境检疫站负责进出境活畜（禽）检疫。省内运输检疫由各地检疫站负责。
（5）进出口岸检疫
由福州、厦门和泉州3个口岸动植物检疫所负责出口活畜检疫和进口动物产品、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的检验。
4.研究和应用新技术
在免疫诊断上，对单克隆抗体技术的研究，进展较好。1985年以来，省农科院牧医所相继建立分泌鸡新城疫（1985年）、传染性法氏囊病（1990年）、马立克氏病（1990年）、传染性喉气管炎（1992年）和传染性支气管炎（1992年）等病毒单克隆抗体的杂交瘤细胞株。利用这些单抗，建立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免疫荧光试验和胶乳凝集试验等检测病毒抗原的方法，提高临床诊断的准确性，具有特异性强、敏感度高、快速、简便等优点。1987年应用细菌质粒分析技术进行家禽大肠杆菌耐药性和流行病学调查。1988年，研究成功禽霍乱荚膜抗原苗。以上成果均属国内先进水平。对传染病新的诊断方法，如荧光抗体技术、免疫酶技术和对流免疫电泳技术等，80年代以来，逐步推广应用。关于猪瘟免化弱毒冻干苗和鸡新城疫I系与Ⅱ系苗的免疫程序，80年代初，曾根据农业部兽药鉴定所等单位有关研究成果，向全省推广，在生产实践中，逐步试验改进和总结提高。到80年代末，对猪、禽常见疫病，特别是猪瘟、鸡马立克氏病、新城疫、传染性法氏囊病、传染性支气管炎、鸡痘、鸡霉形体病和鸭瘟等都已有适合本省各地生产实的免疫程序和免疫方法，保障养猪业和养禽业的正常发展。5.主要传染病的防制
（1）牛瘟
据民国30年（1941年）调查，牛瘟时有发生，以民国29年流行特别严重，闽西各县及闽南少数县份受害最大。发病多在夏秋季，牛瘟猖獗的乡村，死牛往往在80％以上。农民因经济关系，大都屠宰病牛，出卖牛肉或牛皮，结果使牛瘟传染更为普遍、迅速。民国31年4月开始，牛瘟在闽南的晋江、南安、安溪、同安、龙溪、海澄、漳浦、云霄、诏安、长泰、南靖、平和，闽西的清流、连城、武平、永定，闽北的邵武和闽东的古田等18个县流行，历时年余，死亡耕牛万余头。嗣后，海澄、南靖（民国32年）、华安、龙岩（民国33年）和漳浦（民国33年、民国34年）等县陆续都有发生。为了扑灭牛瘟，当时采取的措施：一是民国31年牛瘟流行时，在重点疫区成立闽南十县牛瘟防治委员会，施行有组织的防治。二是开展防疫宣传，大量编印防疫手册、浅说和标语，广为宣传，并张贴各乡镇重要场所，同时派员到漳浦、海澄、南平、邵武、顺昌和清流等县举办防疫讲习会48次，听课农民1456人次。三是派员到疫区指导，协助有系统的防治。从民国29～37年，省农业改进处畜牧兽医事务所曾4次派员到晋江、南安、同安、惠安、海澄、龙溪、南靖、长泰、云霄、诏安、漳浦、清流、明溪、永安、上杭、长汀、崇安和浦城等18个县、154个乡、798个保检疫耕牛5317头，消毒隔离7681头，重症病牛不治扑杀、无害处理的815头，血清治疗131头，预防注射山羊化牛瘟血毒苗587头。四是制造血清、疫苗。原所需血清、疫苗向江西省购买，民国33年9月至民国34年，省农业改进处畜牧兽医事务所共制造牛瘟脏器苗26100毫升，抗牛瘟血清53300毫升。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春季开始，在厦门、同安、龙溪、海澄、南安、福清、平潭、连江、建阳、浦城和龙岩等县、市，在疫区和可疑疫区开展免化牛瘟弱毒苗预防注射，发现可疑病牛用抗牛瘟血清治疗，当年注射耕牛47128头，血清治疗164头。1951年注射耕牛73074头，其中晋江专区34790头，龙溪专区19414头，闽侯专区9346头，龙岩专区3989头，南平专区3485头，福安专区2050头。两年共预防注射耕牛120202头次，使用血清17800毫升，达到防制效果。
（2）炭疽
炭疽病发生历史较久，福州市马尾区闽安乡前洋村，在一百多年前曾发生过炭疽。全村100多头牛，仅幸存1头。民国15年（1926年），长乐县3区三星乡塔前村发生此病，牛全部死亡。民国20年，闽侯县10区埕头乡埕头村，于6月上旬闽江洪水退后，因牛在水淹没过的草地放牧而感染此病，全村数十头牛死亡只剩4头。民国23年，原水吉县青潭村70多头牛，患此病死亡只剩3头。民国33年，该县浒州、马坑等乡，牛患此病大量死亡。民国36年，福州协和大学乳牛场发生此病，死亡小牛1头；1949年，古田县5区后洋、潮渔两乡发生此病。
1950年，福州市郊盖山乡的牛发生此病，死亡4头。1951年，7月中旬南平市徐洋乡牛患此病治愈4头，同年，福州市郊马患此病，死亡1头。1952年全省有3个县发生炭疽病。闽侯县第10区埕头乡6月16日发现本病，10天内，3个村181头牛，死亡30头，其中埕头村有30头，死亡23头，18日--天内死亡8头；另死亡猪2头，狗1头。诏安县塘桥乡同年牛病3头，死亡3头。长乐县2：区陈桥乡，同年12月死亡耕牛1头，猪3头，狗2头。
据福州兽医院1953～1954年5月检疫调查报告，有10县2市发生此病。流行季节以3～9月洪水过后发生的较多，呈散发性或地方流行性。炭疽病的分布地区：诏安县为2、3、4、5区；云霄县为2、3、6区，以3区最严重；漳浦县1、4、5、8区，以5、8区较严重；还有原海澄县3、6区，南靖县程溪镇，原龙溪县6区，厦门市禾山区，同安县3、6区，长乐县1、2、3、4、7、8区，福清县13区，福州市仓山、盖山、白云、下道、新店、战峰等区，邵武县7街谢坑乡。另宁德县7区、闽侯县10区曾报告有炭疽病，未作调查。
1954年下半年，有6个县发生炭疽病。福清县3、12、13等区于6月间死亡耕牛26头，猪38头，山羊43头，犬3头；还有38人生恶疮或皮肤出现紫红色斑疹。长乐县6区岭南乡沟南村陈俊金互助组，有1头牛患此病，于7月2日死亡，因尸体处理不当，引起某区的三星、首台、前林、华阳，6区的枫林、义溪、潭头，2区的白眉、新览等乡耕牛患病死亡共95头、猪3头。古田县5区后洋、潮渔两乡7～8月死亡耕牛14头，其中后洋乡后洋村7月4～10死牛11头。原水吉县后井村水牛患此病于8月23日死亡1头，26日死亡5头。南平市1区东坑乡、8区硬埕乡于10月间死亡耕牛4头。长汀县童坊、大埔、彭坊、胡岭等4个乡死亡牛40头，猪41头。
1955年，有5个县、市发生，泉州、漳州、厦门等3市分别死亡马属动物各三、四头。长乐县牛死亡17头。尤溪县西洋镇牛病18头，死亡15头。
1956年，有6个县、市发生此病。福清县高山区高山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第3生产队，于8月23日死牛1头，宰后39户分食，引起传播，共死亡耕牛10头，羊30头，猪2头，狗3头。同安县汀溪区新风乡林尾村10月16～19日死亡狗、猪、黄牛各1头。政和县新口乡沙田村，死亡牛5头，狗1头，猪1头。闽侯县马尾区闽安乡康坂村死牛5头。长乐县死牛6头。泉州市死马1头。
1957年，莆田、连江、长乐等3个县患炭疽病死亡牛12头，马2头。
1963年，有2个县发生炭疽病，莆田县死亡牛1头，骡2头，羊15头，猪8头，兔2头。
1967年福州市郊死牛2头。
1977年建阳县水吉公社大湖等大队死亡耕牛20头；1979年又有8头牛发病，死亡3头。
1981年7月，福清县马斜村、高山乡太武村各有1头牛发病死亡。同年福州郊区泉头猪场有2头猪发病死亡。
此后，未见有本病发生。 炭疽病，对人、畜危害严重。新中国成立后，福建省首先对此病开展防疫宣传并采用炭疽芽胞苗对耕牛等进行免疫接种。1950年春季，在福州郊区、闽侯县等疫区免疫接种耕牛3698头，马101头，山羊15头。1951年春，当时7个专区均成立兽疫防治站，其首要任务就是进行炭疽防制工作，免疫接种耕牛55585头，猪99头；其中龙溪专区接种耕牛19481头，晋江专区10590头，闽侯专区10291头（包括福州市郊区），福安专区7836头，南平专区3624头，龙岩专区3203头，永安专区耕牛560头和猪99头。1952年春季，在闽侯等重点疫区免疫接种耕牛29407头，猪2727头。1953年春，防治耕牛30000头。1954-1958年，改为秋防，此时耕牛膘情处在全年最佳状态，免疫接种效果较好。在此期间，每年预防接种耕牛3～3.5万头。经过连续9年的宣传发动，执行以预防注射为主，结合隔离、消毒及尸体无害化处理等综合性防治措施，1957年后疫情显著减少。此后根据防疫需要，于1962～1965年和1981年恢复预防注射，以巩固防疫效果。以上总共免疫接种牛439686头，马101头，羊19292头，猪2826头。
（3）气肿疽
据闽南疫区老中兽医反映，民国19年（1930年）就有气肿疽发生，由于本病症状多在家畜后躯一侧臀股肌肉丰厚部发生急性肿胀，牛靠另三肢站立，当时中兽医对本病尚无药物可治，认为是不治之症，故俗称“三脚虎”。1951年，在晋江专区的南安、同安、仙游、莆田、德化等县有散发病例。1952年，龙溪专区的云霄县、诏安县，龙溪县的5、6、8区，同安县和厦门市的禾山区有零散发病；诏安县24个乡死亡耕牛83头，漳浦县3区两个月内死亡耕牛28头。据福州兽医院1953～1954年5月检疫调查报告，有7县1市发生本病。流行时间以1～5月和9～11月较多，呈散发性或地方流行性。本病的分布地区，诏安县为2、3、4、5、6、7区，以3、4、5区发生较多，两年均有发生；东山县各区均有发生，1953年3区后林乡有散发；云霄县1、2、3、6区发生，以3区的陈岱、烈屿、梅乡各乡发生较多，两年均有发生；漳浦县1、4、5、7、6、8、9、12区发生，以5区发生较多，两年均有发生；原海澄县3、4、6区发生；同安2、3、8、9、10区发生，以8、10区过去发生较多；厦门市禾山区的高殿、五通、后坂等乡两年均有发生。1953年，漳浦县的佛昙、赤湖、深土等乡连片发生，死亡耕牛300多头。1954年有6个县发生，漳浦县死亡耕牛158头，是年2月25日至4月25日在该县6区西潘乡治疗14头，治愈9头；东山县1～3月16个乡牛病62头，死亡57头；诏安县死亡耕牛104头；3～4月在田扑乡治疗3头，治愈2头；原海澄、长泰两县死亡耕牛20头；云霄县死亡耕牛7头，其中3区的礁尾村3月3～7日死亡3头，曾江乡死亡2头，烈屿乡死亡2头。1955年，据云霄、龙岩等15个县19个乡统计，春季耕牛患病死亡144头。1957年，同安县发生3头。1959年发病死亡1头。此后未见有本病发生。
1952年春季，省农林厅在疫区的区、乡成立气肿疽防治委员会等组织，大力宣传，发动群众，开展以预防注射为主的综合性防治措施。是年春季在闽南各县疫区，采用气肿疽甲醛菌苗免疫接种耕牛11632头；厦门禾山区还大张旗鼓地汇集各乡耕牛，红旗前导，牧童牵着耕牛列队由民兵护送到区政府附近广场接受注射，场面壮观。1954年改为秋季免疫接种。1953～1958年，全省每年注射耕牛4.5～5万头。1960年后疫情控制、扑灭，但免疫接种一直坚持到1965年，每年注射耕牛2～3万头。
（4）牛出血性败血病
光绪三十年（1904年），泰宁县4区三地乡耕牛发生本病，死亡18头。民国37年（1948年），长乐县4区浮山支乡患病耕牛死亡60～70头。5区罗比乡耕牛死亡40～50头。
1950年，同安县珩山乡东宅、湖里两村有耕牛58头，在35天内患本病死亡耕牛17头，死亡率29.31％。
1951年，南平市西郊8月治疗牛1头，福安专区治疗6头；闽侯专区平潭、福清、长乐、连江等县零星散发，耕牛死亡9头；晋江专区南安、仙游、同安、莆田、德化及龙溪专区也有散发性病例。
1952年，有福州等18个县、市发生此病。据龙溪专区的平和、华安和龙溪3个县上半年调查，患本病耕牛死亡459头。
据福州兽医院1953～1954年5月检疫调查报告，此病发生时间为3～9月，以5～8月较多，呈散发或地方流行性。报告病例的有福州、厦门、福清、惠安、同安、原海澄、漳浦等县、市。
1954年，泰宁县4区三地乡耕牛患病16头，经治疗，死亡1头。
1955年，邵武县通太街在8天内患病死亡耕牛7头。
1969年，屏南县长桥公社有零星散发。
1971～1972年，霞浦县城关等地发病10多头牛。
1976年，崇安县有零星散发。
据统计，1980年全省病牛237头，死亡20头。1981年，病牛56头，死亡8头；沿海以厦门、同安为此病多发区，山区以建阳地区为此病多发区。
1982年9月，福清县沙埔公社赤礁大队第一生产队患此病死亡黄牛1头。
1989年，有2个县6个乡（镇）病牛29头，死亡3头。
1950年春季，省实业厅组织兽医人员用牛出血性败血病氢氧化铝菌苗免疫接种耕牛479头。1951年，免疫接种耕牛48666头，其中，晋江专区19385头，龙溪专区17938头，闽侯专区6248头，福安专区5091头，南平地区4头。1952年注射耕牛74222头。1954年改为秋季注射。1953～1957年，全省每年注射耕牛3～4万头。1954年之后，发病地区显著减少，1983年以后本病已基本控制。
（5）布氏杆菌病
1954年，福州市采用血清凝集试验，检查牛100头，其中阳性4头。I960年底至1961年初厦门市洪山柄农场两次从山西省引进乳山羊154头。1961年，母山羊发生流产80多头次。有1头公羊睾丸肿大化脓，另1头睾丸肿大硬化。1962年至1963年4月，该场羊群发生流产176头次，并出现关节炎、跛行、乳房炎等。血清凝集试验检查158头羊，其中阳性82头，阳性率52.52％，可疑10头；从病羊肝、脾分离出4株羊型布氏杆菌。1962年12月和1963年1月，省农垦厅从新疆引进山羊543头，先运来的443头放在崇安县茶劳山垦殖场，后运来的100头，放在安溪县福前农场，经血清学检查，茶劳山垦殖场新疆羊396头，其中阳性54头，当年有100多头母羊流产，死亡30余头，且有职工7人被感染，从1患者血液中分离出1株羊型布氏杆菌。福建省侨务委员会1962年底从山东引进乳山羊226头，分配给福州北郊、连江龙华、晋江双阳及同安竹坝等农场。经检疫，北郊的128头羊，阳性9头；连江32头，阳性2头；晋江25头，阳性11头、可疑1头；同安41头，阳性4头。
1963～1964年，省农业厅畜牧局组织各地（市）、县（市）兽医人员对9个地、市67个县（市），用平板和试管法检查畜、禽16540头，检出阳性1123头，阳性率6.79％。可疑963头，占5.82％。1964年，连城县驻军猪场，从病猪肝和脾中分离出2株猪型布氏杆菌。1965年，厦门市乳牛场将军祠分场从1头病牛乳房中分离出牛型布氏杆菌。
1984～1985年，省农业厅畜牧防疫检疫站主持采用上述血清学方法，再次开展普查。共检查72个县（市、区），616个乡（镇），3679个村，31595个农户及284个农场的牲畜共46481头，查出阳性334头，阳性率0.71％，可疑249头，占0.54％。
1986年在漳平县城关，从犬中分离出6株犬型布氏杆菌。
本省对布氏杆菌病的防制措施主要有：加强对从外省和疫区调人种畜的检疫；对种畜场实行定期监测和突击普查相结合，查出阳性畜坚决淘汰；推广人工授精；对病畜场如厦门洪山柄、崇安茶劳山、连城驻军猪场等的病畜和阳性畜全部扑杀，场地消毒；患病职工妥善治疗。从两次普查结果看，阳性率从6.78％下降到0.71％，防疫效果显著，但疫情尚待进一步查清。
6.控制其它疫病
（1）奶牛结核病
采用结核菌素皮内法和点眼法相结合的检疫方法，对奶牛进行定期检疫。1953年，福州市奶牛阳性率5～8％。1975年，厦门、南平两市集体奶牛结核病阳性率分别为60％和50％。1984年，莆田县在8个乡镇、125个村检疫奶牛3595头，阳性167头，阳性率4.6％，可疑256头，占7.1％。1989年，福州市检疫3703头，阳性183头，阳性率4.94％。对主要奶牛场通过检疫淘汰或隔离阳性牛，加上清场、消毒等措施，健化牛群，建立无病场。福州市北门奶牛场，1976年阳性率47％，1980年高达92％。1988年5月淘汰全部奶牛，反复消毒场舍，至1989年10月，从上海引进无病奶牛190头，建立无病场。南平市奶牛场从1978年开始每年定期检疫，淘汰阳性牛，阳性率从70％降到1983年7％，1984年后再未检出阳性牛。
（2）伪狂犬病
1962年12月，首先在龙溪地区长泰县岩溪公社高濑大队耕牛中发生伪狂犬病。至1984年3月，该地区有长泰、漳州、龙海、华安、平和、漳浦和南靖7个县（市）18个公社39个大队发病耕牛220头，其中黄牛127头，水牛93头，全部死亡。经龙溪地区畜牧兽医站调查研究，证实牛的传染来源是带毒猪，传播媒介物为被污染的甘蔗叶。1964年，省农科院牧医研究所研制成功牛羊伪狂犬病鸡胚细胞毒灭活苗。1965年开始每年在疫区开展牛的预防注射，同时宣传发动群众，修圈养猪，在冬春，用于喂牛的甘蔗叶防止猪接触及猪牛不同栏等措施。1984年4月以后，未再发现新病例。
猪的伪狂犬病，龙岩专区家畜疫病防治站于1953年1月曾报告，龙岩县青草盂农场养猪140头。1957年11月中旬，在3～5月龄小猪中发生类似猪流感的咳嗽、流鼻涕等呼吸系统症状，下旬取31号病猪肝、脾1：5研磨成乳剂皮下注射兔1毫升，第三天兔注部奇痒，第4天死亡，诊断为本病。因病料保留不当，省农业厅畜牧局派人复检未果。
龙溪地区在牛病的同时，还发生犬和猪的伪狂犬病。1963～1977年，长泰、平和和华安3个县因伪狂犬病致死犬25头。猪除哺乳仔猪外，一般多呈隐性感染。1964年，龙溪地区牧医站曾对长泰县和漳州市的3个疫区大队的38头母猪进行血清学检查（Shope氏豚鼠试验改良法），阳性25头，感染率高达66％。1965～1974年，仔猪发病40头，死亡33头。其中长泰城关公社珠坂大队1965年1月病死2头；龙溪县步文公社西坑大队1965年5月病死1头；长泰县城关公社城关大队母猪场1974年5～7月，在7窝51头18～43日龄仔猪中，发病31头，发病率60.7％，死亡30头，致死率96.7％。1988年，省农科院牧医所研制成功伪狂犬病细胞弱毒苗，适用于牛、羊、猪的预防注射，已在疫区试用。
（3）乙型脑炎
新中国建立初期，在南下军马中开始发生此病。1962年7～8月，古田、惠安、涵江等地军马发病80匹，死亡23匹。1963年7～9月，同安、长泰和连江等地军马又发病数十匹。1964年，全省军马发病282匹，死亡81匹。此后每年开展预防注射，疫情逐步控制，1981年以来未见新病例。
猪乙型脑炎一般呈隐性经过，而在新引进的种猪中发病较多。1973年省卫生防疫站对龙溪县角美公社食品站收购的129头菜猪进行血清学检查，阳性107头，阳性率82.94％。同年夏季，又在该县榜山公社崇福等4个疫区大队（人乙型脑炎流行区）同法检查幼猪30头，阳性15头，阳性率50％。隐性感染猪成为人乙型脑炎传染源。1974年9月，同安县白沙垅农场引进北京黑种猪10对。1975年7～8月间，其中7头母猪流产，1头不孕，3头公猪睾丸先肿大后萎缩。经血清学检查，抗体滴度1：2048，呈强阳性反应。80年代初期，莆田市每年7～9月有千胎以上初产母猪产死胎或弱仔。同期，泉州市和顺昌县食品公司猪场也发生母猪流产。经血清学检查，都诊断为乙型脑炎。对猪乙型脑炎的防制措施，主要是用国内培育成功的猪乙型脑炎弱毒苗，在疫病流行季节前1个月，对4月龄以上的后备种猪进行预防注射；其次推广自繁自养，如需引种，按上法注射疫苗。
（4）钩端螺旋体病
简称钩体病，50年代初期在军马中发生，临床上多表现高热和周期性眼炎。据1955年调查，本病主要发生于闽南的泉州、漳州和厦门一带。泉州以北军马发病率为0.2％而泉州以南为5.7％。
猪钩体病多呈隐性经过。在饲养管理不良情况下才出现症状。1959～1961年3年经济困难时期，福清、漳浦、同安等县集体和国营猪场曾有发生。据福建省流行病研究所自然疫源科调查，1959年6～7月，福清县医院养猪130头，患猪衰弱无力，有明显的眼结膜充血，死亡60头，死亡率46％；剖检皮下充血，肾肿大。有干部八九人下放轮流参加饲养，因猪圈卫生环境很差，人员赤脚劳动，结果全部患病，主要症状发冷发热、头痛、关节痛、全身痛、眼结合膜充血，也有黄疽者，经血清学检查，补体结合试验，呈强阳性者5例，凝集溶解试验与波摩那（L·Pomona）呈阳性反应，判定为钩体病。1960年3～6月，福清县龙田公社玉桂大队猪场，养猪178头（母猪28头），死亡108头（母猪4头、大猪30头、仔猪74头），死亡率60％。病猪症状极不明显，初少吃，有的正常，身体有点发抖，步行稍不便。几天后，表现爱睡、不爱运动，呼吸稍急促，多呈腹式呼吸，眼结合膜潮红、流浓性粘液，甚至将眼睑粘闭，鼻流透明粘液或浓汁，喜喝污水，被毛粗乱，体质逐渐瘦弱，全身发硬，背拱起，行走常摇摆不定，大便初秘结，后期拉稀、有奇臭；病末期突然倒地，前肢向左右伸开，有时后肢瘫痪。前肢直立如犬坐地而旋转，叫声发哑或无声。这时食欲显著降低或废绝，整个过程体温无变化（39～40℃），病程10～15天，死亡后剖检，一般无特殊变化，仅肺部有出血，肠薄而透明，肝成土黄色。该场猪舍卫生差，原饲养员3人相继发病，另调3人，10天后也发病，再换2人又病，兽医1人也病。有7人经血清学检查、补体结合试验，阳性4例，血清型为黄疸出血型、犬型和波摩那型。取病猪肝、肾悬液接种金色地鼠，于第17天发病死亡；再接种柯氏培养基，分离出钩体，经用12型标准菌株免疫血清做凝集试验，与黄疸出血型和犬型呈终末凝集价。取猪群血清30份，稀释1：100，与12型标准菌株做凝集试验，阳性15份，占60％，其中黄疸出血型6、犬型5、色若型、澳洲B型、七日热型、犬396型各1（12个血清型：巴达维亚型、澳洲A型、澳洲B型、波摩那型、色若型、秋季热型、流感伤寒型、牛型、七日热型、黄疽出血型、罗马396型、犬型）。猪场附近捕罗赛鼠243只、沟鼠36只、黄胸鼠26只，从罗赛鼠分离出钩体9株、沟鼠2株，鉴定为“闽二型”。猪场附近有4个池塘，从6～8月对其中3个池塘用豚鼠感染法，从1.2号池塘分离出黄疸出血型和犬型，与猪一致，与鼠类不同。因此，认为是猪间传染，而非来自鼠类，并传染到人。
1960年11月至1961年2月，漳浦县大南坂农场万安分场第2、4两个生产队猪场共饲养猪462头，发生急性黄疸型钩体病，死亡289头，死亡率63％，分离出病原为罗马396型、犬型和黄疸出血型。同期，同安县海英畜牧场有猪400头，发病168头，死亡67头，病原为波摩那型和黄疽出血型。1973～1974年，省农科院牧医所（省农科站畜牧组）采用血清学方法在福清、同安、漳州、龙海、长泰、漳浦、云霄、东山、诏安等9个县调查猪1210头，阳性440头，阳性率36％，其感染钩体分属于11个血清群13个血清型；其中同安县调查猪738头，阳性348头，阳性率47％，以波摩那型最多，达199头，占阳性数的57％，其次为黄疽出血型93头，占27％。近10年来，猪场推广现代化饲养管理后，未发现显性病例。
截至1977年，福建省流行病研究所自然疫源科从本省人、畜中分离出钩体1356株，经鉴定有449株，分离11个血清群18个血清型，其中以波摩那、犬、爪哇、秋季热、澳洲、流感伤寒、巴达维亚常见为流行型。猪感染率，沿海县为38.6％，山区县为30.3％，平均为36.6％；牛感染率，沿海县为47％，山区县为62.9％，平均为51.5％；马感染率，沿海县为55.3％；犬感染率为52.1％；鸡感染率为25％；鸭感染率为24.7％。
（5）猪瘟
新中国成立初期，福建省猪瘟广泛流行。1952年1～4月，龙溪地区死猪19997头，多数为猪瘟，其次为猪丹毒。1954年春季，在福州、福清、长乐等19个县免疫接种猪癍结晶紫疫苗24999头；当年据云霄等10个县不完全统计，死猪16719头，全省估计死猪259945头，占年终猪存栏数的9％，多数为猪瘟。1955年春季，在猪瘟流行较严重的28个县接种上述疫苗100954头，秋季接种77613头。是年，据福州、上杭、邵武、屏南、泰宁等34个县、市统计，猪瘟病猪上半年为45948头，下半年为11022头。有的地方猪瘟仍然很严重，福州市郊60％村庄流行猪瘟，死亡13164头，占年终猪存栏数42030头的31.3％；闽侯县14区兰圃乡春季死亡786头，死亡率59.2％。1956年春，接种上述疫苗44212头，秋季在福清、厦门市郊、莆田、仙游、龙溪等县（市）现场试制兔化猪瘟苗接种。是年据仙游、上杭、光泽、建宁、福州等24个县（市）统计，病猪19925头，死亡12268头，致死率61％。1957年扩大制苗试点，是年8月，全省进行猪疫情普查，猪瘟疫区乡（镇），占全省乡（镇）数65％，常年发生，以冬春较多。据福州兽医院1957年门诊记录，猪诊疗数435头，其中猪瘟134头，占30.8％，2月份猪瘟86头，占猪瘟诊疗数的64％。1958年，全省开展扑灭猪瘟运动，培训半医半农兽医员6247人，防疫员13404人，建立大队兽医室204个；推行生猪保险，每头猪收费2.6～3.2元，其中2.1元为保险费，余为包防、包医费用，生猪死亡赔偿80％。3～4月份在莆田、仙游、福州、福清等30多个县、市进行高密度免疫接种，10月份在59个县接种2316889头，接种密度58.7％。当年有47个县基本无猪瘟。
1959年，省生物药品厂正式投产，供应猪瘟兔化弱毒冻干苗，有利于大面积接种，接种密度59％，当年有51个无猪瘟；据9个月统计，猪瘟死亡1.1万头，占年末猪存栏数的0.37％。
1960年下半年至1961年，生猪生产处于低潮，放松了防疫工作；1962年春季，接种密度只达27.8％。又从省外大量调进猪苗、菜猪，由于检疫不严，猪瘟回潮，有39个县（市）发生，死猪3.3万头，占年终猪存栏数的1.8％。
1963年，全省开始加强防疫工作。1964年，猪瘟又得到控制，当年据56个县统计，死猪7420头，其中三明地区3061头，占41.25％，该地区以宁化县最严重，死亡2100头，其次为明溪县455头。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兽医机构瘫痪，防疫工作放任自流。1970年，猪瘟再度回潮，当年在同安、惠安、龙海等县流行，同安县猪瘟死亡一万多头。1971年10月至1972年6月，平和县安厚公社猪瘟死亡4000多头。1972年上半年永春县猪瘟死亡4000多头。1976年，仙游县猪瘟死亡1.9万头。1977年，据晋江地区调查，县县有猪瘟。莆田县原已扑灭了猪瘟，1975～1977年，又有八九个公社发生。南安县洪濑公社1972年发生猪瘟147头，1973年48头，1974年1217头，1976年971头，1977年1～9月400头。
1978年后，福建省逐步恢复、健全防疫机构和防疫工作，尤其1984年开始，在基层畜牧兽医站推广防疫承包和猪瘟免疫程序，改春、秋两季防疫为常年防疫，实行防疫卡耳为记，使免疫接种密度常年保持在90％以上，同时，加强隔离、消毒、死猪无害化处理等综合性防疫措施，疫情得到控制。1976～1978年，猪瘟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为1.13～0.94％和1.08～0.90％，1988～1990年，分别为0.48-0.21％和0.42-0.19％。
（6）猪丹毒
新中国成立初期，福建省沿海各县猪丹毒流行较严重。1955年，据平潭等35个县统计，病猪43630头，治疗22559头，治愈19945头，治愈率89％，死亡18566头，致死率42％。1956年，据同安、罗源等28个县统计，病猪24319头，治疗12767头，治愈11027头，治愈率86％，死亡3327头，致死率34％。龙溪地区1955年9月至1956年2月，沿海6个县猪丹毒死亡7580头，其中漳浦县1955年11月至1956年1月死亡3197头；诏安县1955年11～12月死亡1944头，其中四都区死亡1184头、西潭区死亡494头；原海澄县1955年11月至1956年1月死亡1899头；原龙溪县1955年9月至1956年2月死亡443头；云霄县1956年1月死亡267头；东山县1956年1月死亡100头。引起疫病流行的原因，主要是对病猪乱宰乱卖。诏安县供销社按九折收购病猪，宰后多未加工鲜售；漳浦县食品公司把病变较轻的猪肉作腌肉，有的鲜售，赤湖食品站12月份杀病猪23头，鲜售15头，佛潭杀病猪35头，鲜售10头；群众乱宰病猪也很普遍，原海澄县第3区，杀病猪双手肿痛者有30余人，有两人肿烂一个多月不能劳动；漳浦县涂楼乡林大鼻将病猪买给河西乡林玉麟，结果买方所在村一周内发生猪丹毒死亡60多头。
猪丹毒的预防工作，1954年，福建省开始采用猪丹毒氢氧化铝菌苗，在平潭、晋江、福清等23个县免疫接种24999头；1955年在32个县接种56760头；1956年在28个县接种32410头。1958～1960年春季，开展大面积接种，沿海地区一般与猪瘟苗同时接种，控制了疫情。以后由于与防制猪瘟类似情况，疫情两次回潮。同安县1962年发病648头，1963年1450头，1964年4239头，1965年3638头。1964年56个县统计，猪丹毒死亡26832头，其中各地区死亡数：晋江18071头，龙溪4760头，闽侯1582头，福安696头，厦门614头，南平431头，三明390头，龙岩278头，福州郊区10头。1971～1974年1～3月，福州、古田、闽清、福清等地曾有猪丹毒流行。1975年，仙游县发病4072头。1976年，南安县诗山公社畜牧兽医站门诊部，诊疗猪丹毒病例1892头，占门诊数的50％。1978年后，全省加强了防疫工作，疫情显著下降。1976～1978年，猪丹毒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为1.58～1.30％和0.30～0.25％，1988～1990年，分别为0.47～0.31％和0.08～0.02％，疫情得到基本控制。
（7）猪肺疫
50年代，此病常在夏季呈地方性流行。1951年，南平1区8月中下旬流行本病，死亡700余头猪；闽侯专区当年也死亡850头。1955年，据闽侯、惠安、龙溪、云霄、长汀等29县不完全统计，发病14414头，治愈10683头。1956年上半年，据闽侯、诏安、连城、光泽、政和等23县统计，发病12561头，治疗8501头，治愈5049头。治愈率59％，死亡4090头，致死率32％。据同安县统计，1955～1958年，发病10874头；1962～1965年，发病2865头。
1951年开始，采用猪肺疫氢氧化铝菌苗进行免疫接种。1951年，全省接种5902头，其中龙溪专区3764头、晋江专区1547头、永安专区517头，南平专区74头。1954年接种3369头。1956年春季接种17822头。1958年开展灭病运动以后，要求猪瘟、猪丹毒、猪肺疫3种疫（菌）苗同时给猪分点注射，使猪同时产生对这3种病的免疫力。经过多年高密度接种后，本病很快得到控制。1975年以来，全省仅有零星散发病例，未造成流行。据福清县高山、东张、渔溪等3个公社调查，只有高山公社1975年有75例，197676年18例，1977年9例；南安县诗山等3个公社调查，1975～1977年没有病例；同安县巷东公社调查，1976～1977年也没有病例。80年代以来，此病呈散发性，或为其他疫病的混发或继发病。
（8）仔猪副伤寒
多发生于2～4月龄的仔猪，6月龄以上和1月龄以内的猪少见。此病多为散发，有时亦呈地方性流行。1958～1960年，大搞集体养猪时，有的地方盲目向外地大购猪苗，因长途运输、猪舍拥挤、卫生条件差、饲养管理不善及气候变化等原因，造成此病流行。如1958年永春县集体猪场发生此病，死亡仔猪13000头。80年代以来，随着集体养猪业的现代化，仔猪副伤寒已很少发生。
（9）猪喘气病（猪霉形体性肺炎）
1956年10月，浦城县农场向浙江省金华种猪场购进约克夏种猪50头，最早把病引入省内。1957年3月，邵武综合农场向江苏、浙江省购进猪苗5260头（江苏4030头，浙江1230头），首先在猪苗中暴发此病。同时间，闽侯县畜牧场向这两省购进猪苗亦发生此病。1957年下半年，龙溪地区原海澄县锦里乡为迎接全省即将在该乡召开的万头猪乡现场会，四处采购猪苗，7月份就发现猪喘气病。1957年10月，长乐县商业局向浙江省平阳县购入猪苗3000多头，分销全县，不久此病就四处蔓延。1959年3～10月，诏安县从广东省浮山、三饶、揭阳等地购进几批种猪先后发病。福建省1956年下半年开始抓发展养猪，由于猪源不足，各地多向邻省采购猪苗，此病迅速扩大蔓延。据1957年11月统计，有建阳、三明、福州等地（市）13个县、市发生；建阳地区建瓯县在小桥、丰乐、南雅、城关等地检查猪6158头，其中病猪1952头，发病率31％。1958～1959年，全省9个地（市）有36个县（市）发生；龙溪地区1958年11月至1959年3月，发病7939头，死亡5579头，致死率70％；原海澄县1959年1～10月发病3037头，治疗1119头，治愈756头，治愈率67％，未治自愈392头，自愈率20％，死亡1889头，致死率62％；病猪以寒冷季节发生较多。
1959年1～3月，全省生猪患此病死亡3.7万头，以仔猪、孕母猪、土种猪发病多，致死率高。1960年1月，全省据不完全统计，发病7471头，死亡3144头，致死率43％。据1979年疫病普查，1976～1978年，全省69个县（市）885个公社，有66个县（市）564个公社发生，据典型调查统计，发病率1.92～1.79％，死亡率0.28～0.24％。
1959年下半年和1960年上半年，全省大搞集体养猪时，由于饲料不足、营养不全，猪舍拥挤、潮湿、卫生条件差及气候变化等因素，此病在各地猪场不断发生。福州市北郊畜牧场1960年初有病猪282头，每头每天采用福州市抗菌素厂废料金霉素渣250～500克、分3餐拌饲料内服，经40天，全部康复。此经验曾向各地推广，由于药源、运输、经费等限制，收效不大。80年代以来，随着养猪业现代化，此病已大为减少，多为隐性经过和零星散发。
（10）猪溶血性链球菌病
1965年6～7月间，此病从广东省汕头市传入龙溪地区诏安、东山等9个县42个公社345个大队，发病18784头，死亡3662头，致死率19.8％。1967年，厦门市同安县发病445头。1975年7～10月，龙溪地区漳州、龙海、长泰和厦门市的同安等4个县发病22868头，死亡3439头，致死率15％。1980年，宁化县禾口公社从江西省石城县购入仔猪，引起全县9个公社25个大队发病1975头，死亡210头，致死率10.6％。1987年，江西省有35个县流行此病。病猪19万头，死亡2万多头。本省与江西毗邻的建宁、连城、邵武、建阳、浦城等5个县（市），因有猪苗等往来，共有50个村受到传染。病猪4788头，死亡1555头，致死率32.47％，其中建宁县7月至8月1日，在城关、里心、客坊、溪口、黄浦等5个乡（镇）16村病猪1043头，死亡378头，致死率36.24％，6～8月连城县心田、湖丰两乡14个村病猪401头，死亡212头，致死率52.86％；7月间，邵武市拿口乡8个村病猪1300头，死亡440头，致死率24.4％。据龙溪地区畜牧兽医站调查，该病主要由于乱宰乱卖病死猪肉而引发流行。尤其是1971～1976年，由于当时肉食品供应紧张，大队或生产队杀猪未经检疫检验，猪肉多按户按人分配，如误宰病猪，常在半个月内引起该病急性暴发性流行。此后，经过防疫宣传教育，恢复和健全检疫检验制度，加上畜牧业生产的发展，肉食品供应好转，疫病呈零星散发。1982年，省牧医所研制成功猪溶血性链球菌弱毒菌苗，曾在部分地区使用，安全有效。
（11）猪痢疾
猪痢疾是由致病性密螺旋体引起的、以拉血痢为特征的肠道传染病。1978年，福清一农场从省外引进种猪时传入，随后，泉州、仙游、同安、三明、连江、莆田等县、市相继发生。1989年，宁德县有7个点发现病猪200多头，死亡45头。防治猪痢疾要按国家规定，进行病猪淘汰，无害化处理；引种时要经严格检疫。
（12）猪小肠结肠炎耶氏菌病
此病是由福建省流行病学研究所于恩庶等于1981年3月在本省莆田县城厢镇的1个部队猪场中首次发现和确诊的。病原为小肠结肠炎耶氏菌，寄生于多种哺乳动物和鸟类，包括家畜和家禽。猪的带菌率很高，据莆田和建瓯两县的小猪粪便检查，阳性率高达25.3～49％。福建省发生的人群和猪的本病病例，都在3～5月份，其它月份则较少发生。迄今人群病例都是散发。感染猪主要是小猪，而大猪和乳猪感染率很低，或不感染。发病小猪呈间歇性腹泻，稀便和干便交替，均带有粘液和血液，很少水样便，也不含有泡沫。病猪消瘦，严重影响生长发育，但死亡少。病变主要在结肠和直肠的滤泡严重肿胀，其它脏器无明显的病变。防制措施，主要是加强饲养管理，防止寒冷、潮湿，辅以本病菌敏感的链霉素、庆大霉素、四环素和氯霉素等抗菌药物治疗。
（13）细小病毒感染
本省主要发生于猪和雏番鸭。
猪感染细小病毒，主要造成初产母猪死胎、流产及胎儿木乃伊化。1984年夏，连江东湖猪场在两个月内17头初产母猪连续发生早产、流产和死胎，从送检血清中查出细小病毒抗体。1986年8月，同安县食品公司种猪场，15头分娩母猪中的12头发生流产和死胎，血清学检查阳性，而后，又有29头母猪产死胎和流产。1987年1～2月，罗源县食品公司种猪场，39头母猪因流产、死胎及产后死亡的小猪共230头。同年6月中旬至8月初，天马种猪场有37母猪发生早产、死产及胎儿木乃伊化。1988年，省农业厅畜牧局在7个地（市）血清学调查猪508头，阳性436头，阳性率85.8％。防治措施：一是自无病猪场引进种猪。若从阳性猪场引种时，应间隔14天，进行两次血凝抑制试验（HI），当HI阴性时，才能引进。二是初产母猪在配种前通过自然感染或人工免疫接种，获得自幼免疫力。在此病流行区，将血清学阴性的初产母猪放进血清学阳性的老母猪中，通过老母猪排毒使新母猪受感染。三是对来自木乃伊窝幸存者，可能带毒，不能留作种用。
雏番鸭感染细小病毒后，临床症状以气喘、腹泻为主。1985年，首次在雏番鸭产区莆田县发现，后蔓延到福清、福州郊区。1986年春夏间，福州郊区某养鸭专业户从莆田购进雏番鸭1200只，10日龄开始发病，一周内死亡率300余只，占25％。其后两年，几乎每养一批雏番鸭都有发病，死亡率30％左右。1988年7月，同村另一养鸭专业户的460只雏番鸭，8日龄开始发病，死亡约25％。福州郊区“六一”第一、第二番鸭场，1987年均从甫田各引进番鸭5000只，10日龄开始发病，14～18日龄为死亡高峰，20日龄后下降，死亡率分别为20％和40％。这两个场饲养法国进口的巴巴里种番鸭和杂交番鸭，每年死亡雏鸭一万多只。群众散养的雏番鸭亦有此病发生。由于病多发生于3周龄前后的雏番鸭，群众称为“三周病”。
1988年8～9月，省农科院牧医所调查莆田县7个乡43个鸭场46462只雏番鸭，发病率最高为54.59％，最低为27.70％，平均40.07％，致死率85％。是年，该院程由铨等确诊该病原为细小病毒，并于1992年研制成弱毒苗在福建、广东、广西和浙江等省免疫注射1.2亿多羽雏番鸭，安全有效，控制了该病发生和流行。
（14）兔病毒性出血症（兔瘟）
1984年12月初，在福鼎县玉石乡大洋村首先发生。据查，是由浙江兔毛贩子来县剪兔毛带进病原而发生的。此后，不到半年时间就有宁德、建阳、三明、龙岩和福州等5个地、市17个县（区）、219个乡、镇病死免8万多只。1987年，全省病兔24万多只，死亡16万多只，致死率66.33％。其中龙溪地区南靖等3个县（区）3～4月间就死兔5000多只。1985年，省农学院牧医系用分离当地的兔瘟野毒制成兔瘟组织灭活苗，供应疫区预防注射，效果良好。1987年，省生物制药厂从外省引进种毒，生产兔瘟灭活苗，满足供应，加上其它防疫措施，1988～1990年，疫情基本得到控制，但每年因本病死的兔仍高达4～5万只。
（15）鸡马立克氏病
1980年，福州市有几个鸡场发现马立克氏病。1982年采用血清学方法，对9个地、市、13个县（市、区）19个种鸡场及6个养鸡专业户的5220只鸡进行检查，结果有16个场1个户的482只鸡呈阳性反应，阳性率19.1％。该病的发生与鸡场引种检疫不严有关。福清县东阁种鸡场1982年从上海引进白洛克等种鸡，饲养20天后发病，死亡1500多只。随后用血清学方法抽查259只鸡，查出阳性鸡110只，阳性率42.47％。1986年10月，邵武市蛋鸡场从上海引进罗斯蛋鸡9600只，饲养一段时间后，出现明显马立克氏病症状的鸡288只，占3％，其中神经型的223只，占77.41％，内脏型的37只，占12.90％，眼型的28只，占9.69％。1990年对8个地、市12个县鸡场血清学抽查1053只，阳性9个场148只，阳性率14.05％。近几年推广鸡马立克氏病三价苗（1987年）、大剂量单价冻干苗预防接种（1989年）及“全进全出”和严格隔离的饲养管理方法后，疫情有所控制。使用三价苗或大剂量单价苗的鸡群，马立克氏病控制在5％以下。
（16）鸡新城疫
新中国成立初期，没有预防疫苗，新城疫发生和流行十分严重。50年代末推广预防注射后，疫情有所减轻。“文化大革命”期间，新城疫又广泛流行。1976～1978年，全省有69个县801个公社发生。同期，晋江地区（泉州市）鸡新城疫死亡率高达16.4～18.63％。80年代以来，在农村扩大防疫面，提高免疫密度，病的发生率和死亡率大为降低，如宁化县1988年免疫预防密度44.2％，该病的死亡率14.40％；1989年免疫密度82.10％，死亡率降为5.6％。在集约化养鸡场和养鸡专业户的鸡群中，实行比较严格的防疫卫生措施和合适的免疫程序以及进行免疫检测，鸡新城疫已得到有效的控制。但在许多地方仍有此病发生和流行。
（17）禽霍乱
禽霍乱是鸡、鸭的常见病、多发病。80年代以前，由于禽霍乱氢氧化铝菌苗不够理想，加上预防接种面不大，密度不高，该病流行范围很广。据1979年疫情普查，全省有67个县（市）666个公社发生，据晋江地区7个县15个公社的禽病典型调查，1976～1978年，禽霍乱的死亡率为4.95～6.2％。80年代开始，鸡、鸭向商品化、集约经营发展，禽的饲养管理逐步改善，饲养周期缩短，有部分禽场试用省农科院牧医所研制的禽霍乱荚膜抗原苗，同时饲料添加喹乙醇及其预混剂，具有抗菌和促进生长作用，该病已显著下降；1990年，对8个地（市）部分禽场进行禽霍乱血清学调查，查鸡852只，阳性只有69只，阳性率8％；鸭622只，阳性34只，阳性率5.45％；鹅308只，阳性1只，阳性率0.3％。
（18）鸡传染性支气管炎
70年代后期，此病就在省内的一些鸡群中发生，但未确诊。直到1981年秋，才由省农科院牧医所在福州市黄姓专业户的两批共810只病雏鸡群中，分离和鉴定出病毒，做出确诊。这两批雏鸡的死亡率分别高达75％和90％。省内流行的鸡传染性支气管炎主要是肾病型。80年代后期推广使用疫苗预防，在正确使用疫苗的集约化养鸡场和专业户的鸡群中，获得良好的效果。推广使用的预防疫苗主要是弱毒苗H120和H52，油佐剂灭活苗少用。K120毒力比较弱，一般用于初免，H52毒力比H120稍强，只用于H120免疫过的60日龄以上的鸡群。省内常用的效果较好的免疫程序是：初免，2～3日龄，H120滴鼻；二免，45～50日龄，H120滴鼻；三免，130日龄前后，H52滴鼻。
（19）鸡传染性法氏囊病
1984年11月中旬，鸡传染性法氏囊病首先在三明市楼源鸡场1万多只的来杭和罗斯小鸡中发生，死亡1436只，死亡率14.36％，由福建农学院畜牧兽医系确诊。之后，1985年在福州市和福清县，1986年在龙岩地区的一些鸡场和专业户的鸡群中，也有此病的发生和流行。1988年夏秋之后，流行更为猖獗，到1990年酿成全省大流行，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据1989年对29个鸡场、129个专业户集约化饲养鸡44.4万只和农村散养鸡2009只的调查，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为42.27％、17.65％和4.13％、1.44％。
鸡传染性法氏囊病在本省的发生和流行特点：没有严格的地区性，但主要分布在福厦路沿线养鸡业比较集中和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病的流行蔓延主要与污染种鸡场鸡苗调出、污染鸡群调运流动增加，其次与疫场未消毒鸡粪的运出、饲料袋串用、运料车等往来场工、户工和场户间的消毒和防疫卫生不严有关；场和户的群养鸡其发病率和致死率均都比农村散养鸡的高很多；发病的多是雏鸡，发病年龄最早的是7日龄，发病最多的是3～5周龄；1988年夏季以后流行的鸡传染性法氏囊病，其病原毒力比较强，鸡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比其以前的高，使用常规免疫方法和剂量常常免疫失败。
1989年下半年，开始在福州市部分鸡场和专业户的鸡群中实行新的免疫程序和免疫方法，1990年向全省推广，获得良好的效果。其程序和方法是：根据母源抗体的水平，把鸡苗分成3类：一是无母源抗体的雏鸡群，此类雏鸡群，来自既未接种疫苗也未发生过此病的种鸡群，1988年尚有少数，到1989年及其以后已不复存在，初免，1日龄，二免，7～9日龄。二是母源抗体有，但水平不高，此类鸡苗占绝大多数，来自仅在幼龄时免疫过两次弱毒苗的种鸡群，初免，7～9日龄，二免，14～16日龄；三是高母源抗体雏鸡。此类鸡苗来自幼龄阶段经过两次预防接种此病的弱毒苗，以后又在18～20和40～42周龄接种过油佐剂灭活苗的种鸡群，或来自曾发生本病的康复种鸡群。此类鸡苗在本省也只占少数。初免14～16日龄，二免21～23日龄。剂量：初免弱毒苗1.5～2头份或中等弱毒苗1头份；二免弱毒苗3～4头份或中等弱毒苗1.5头份。免疫方法：滴咀。
（20）鸭瘟
1962年，鸭瘟从广东省传入龙溪地区，引起大批鸭子死亡。不久，省农科院牧医所和省生药厂试制出鸭瘟（肝）组织灭活苗，防制该病有一定效果。60年代末推广鸭瘟弱毒冻干苗安全有效。“文化大革命”期间，该病广泛蔓延，1976～1978年全省有63个县545个公社发生。同期，晋江地区鸭瘟死亡率8.27～8.38％。80年代以来，各地贯彻强化鸭群以预防注射为主的综合防疫措施，疫情逐步减轻，但该病在本省的许多地方仍有发生和流行。
（21）鸭病毒性肝炎
1981年春季，福州郊区某鸭场自孵23窝计253只雏鸭，有一半发病死亡；同年4月，电孵4批计801只，4日龄开始发病，死亡379只，死亡率47.31％，而其中最后一批死亡率高达95.5％。经省农科院牧医所吴诚等通过病毒分离，疫病复制和血清学试验，确诊为雏鸭病毒性肝炎。以后，福州地区除郊区外，长乐、闽侯等县及闽南和闽北山区养鸭区均有本病发生。1985年7月，长乐县营前镇专业户养雏鸭4000只，患病死亡450只时，将病料送省兽医诊断中心，诊断为本病。1985年9月至1987年8月，福州郊区有11个鸭场（专业户）送检雏鸭病料诊断为本病。据长乐县兽医反映，1989年下半年至1990年上半年，雏鸭患本病死亡3万多只；发病日龄一般5～25日龄，以14日龄以下死亡率最高。防治措施：一是加强饲养管理和兽医卫生工作；二是1月龄以下雏鸭分小群饲养，易于发现病情，及时隔离、消毒、控制蔓延；三是对种母鸭用弱毒苗预防接种（用含毒尿液原液0.3～0.5毫升），2～3周后，母鸭产下的种蛋中含有多量抗体，使孵出雏鸭获得被动免疫力；四是免疫蛋黄液疗法，用病后康复鸭或免疫鸭的血清和免疫母鸭产出蛋的蛋黄做成匀浆液0.7～1毫升，对病雏鸭进行皮下注射，疗效良好。
二、寄生虫病防治
（一）寄生虫调查
为了摸清福建省畜、禽的寄生虫种类、分布、流行规律和危害情况，为防治寄生虫病提供科学依据，民国时期曾作过零星调查。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较全面的普查。
本省寄生虫调查工作，最早是Maxwell于民国10年在永春县进行人、畜肠道寄生蠕虫检查。他查出牛有5种、山羊14种、猪7种、犬6种、猫1种。陈心陶于民国23年报告福建犬、猫的一些寄生虫种类。唐仲璋于民国24～25年在福州剖检家猫120只，检出寄生蠕虫18种；并于民国31年在邵武县发现伊氏锥虫。林绍义等于民国25年在厦门作猪、牛、羊等寄生蠕虫检查报告，共有14种。
新中国成立初期，南下军马发生锥虫病。为了摸清该病传染源，在中央军委和福州军区兽疫防治队指导协助下，1953～1954年，先后两次组织人员，对福州及其以南沿海11个县（市）、105个乡采用血液涂片进行牛锥虫检查。受查牛7469头，有20头带虫，带虫率0.28％。1955～1957年，福州兽医院对33个县71个乡（农牧场）进行猪蛔虫普查。粪检猪6759头，阳性2380头，阳性率35％。1957～1959年，全省有53个县以粪检为主，进行猪、牛寄生虫调查，发现有6纲98种。1958年，省农业厅畜产处组织大批人员对日本血吸虫病疫区的11个县的家畜开展普查普治。采用畜粪沉卵毛蝴孵化法检查耕牛20672头，占疫区总牛数99.55％，阳性6901头，阳性率33.38％；检查山羊2647头，阳性率8.31％；检查马骡212头，阳性率0.99％；检查猪1968头，阳性率3.61％。从1958年开始至1986年全省完成消灭血吸虫病为止，对耕牛共进行过9次普查普治。1964年，晋江专区采用粪检、尿检、血检、皮检及剖检等方法（下同）调查仙游、莆田、南安、永春和德化等5个县，检出寄生虫91种。其中吸虫25种、线虫31种、绦虫11种、棘头虫1种、原虫22种和蜘蛛昆虫5种，并发现有些寄生虫感染强度极大，如从1头牛肝脏中取出肝片吸虫679条，从1头牛瘤胃中取出前后盘吸虫2万多条；同时发现猪囊尾蚴在仙游、南安一些地区流行，危害人、猪健康。1964年，龙岩专区对所辖7个县进行调查，检出寄生虫37种。同年，建阳专区光泽县进行调查，查出寄生虫83种。1975年，建阳专区在建瓯、邵武、浦城等3个县调查，检出寄生虫55种；并在浦城九牧公社发现枝睾阔盘吸虫严重侵袭，造成当地牛、羊发育受阻的大片流行区。剖检1头3岁黄牛，体重仅75公斤，取出虫体593条；剖检1头1岁山羊，体重仅7.5公斤，取出虫体626条。1977年，龙岩专区在连城、武平、永安等3个县调查，查出寄生虫65种，并在永定良种场发现猪许壳绦虫流行，感染率为29.4％。1979年，全省畜禽疫病普查（简称1979年普查，下同），共检查68个县（市、区），132个公社、369个大队，粪检猪42782头、牛12988头；尿检成年猪2239头、剖检猪1082头、牛40头、羊20头及部分禽、兔，采得的虫体经鉴定，共发现寄生虫120种，隶属于9个纲、91个属（其中蠕虫4个纲、76个属101种；蜘蛛昆虫2个纲，10种；原生动物3个纲，15种）。同年5～10月采用间接血凝试验作家畜弓形虫感染情况调查。取自9个地（市）的25个县（市、区）的屠宰场、国营、集体和部队猪场及农户的猪血清1373份（头），阴性337份（头），阳性率24.54％；牛血清327份（头），阳性7份（头），阳性率2.14％；奶牛血清23份（头），羊血清31份（头），未见阳性。并在厦门郊区洪山柄农场从疑似病猪中分离出病原。1982年底至1984年，采用干燥血纸间接血凝试验，作牛锥虫调查。共查9个地（市）34个县，248个社（镇），牛16823头，阳性1715头，阳性率10.19％，其中水牛阳性率13.36％（1357/10160）。黄牛阳性率6.19％（349/5635）、奶牛7.46％（22/295）。省农业厅畜牧局张政根据以上调查成果，并收集省内外期刊等有关资料，综合整理出本省已发现畜、禽寄生虫共665种，分隶于21目93科257属。其中，原虫4目6科9属47种；吸虫1目19科48属99种；绦虫2目7科24属40种；线虫5目32科66属111种；棘头虫2目2科2属2种；蜱瞒2目10科17属32种；昆虫（含病媒介昆虫）5目17科91属334种。
（二）寄生虫研究
晋江专区畜牧兽医站协同福建师范学院生物系、福建省畜牧兽医研究所等单位，进行猪肾虫病流行病学、病原生活史和综合防治研究（1960～1962年）。厦门大学寄生动物研究室进行血吸虫（1960～1982年）、阔盘胰吸虫和矛形双腔吸虫（1975～1980年）、肝片形吸虫（1956～1962年）、裸头科绦虫（1957～1984年）和鸡住白虫（1974～1976年）等的生物学研究；禽吸虫类调查（1983年）；培氏金蝇及三色依蝇的危害性及生活史研究（1979～1981年）；兔、鸡、山羊球虫分类调查（1983年）；血矛捻转线虫与颚口线虫的流行学与生活史研究（1987年）；猪肾虫病（1965年）、猪姜片虫病（1976年）、犊新蛔虫病（1986年）的流行病学与防治研究等。福建师范学院寄生动物研究室作过猪后圆线虫（1964～1965年）、猪肾虫（1962～1963年）、猪巨吻棘头虫（1960～1962年）、前后盘吸虫（1959～1972年）、棘口科吸虫（1956年、1976年、1977年）生态学与分类研究。省农科院牧医所进行牛、羊肝片吸虫病流行学与防治研究（1964～1986年）；与福建师大寄生动物研究室协同进行犊新蛔虫病流行学和驱虫药物研究（1977～1979年）；与厦门大学寄生动物研究室等单位协同进行猪姜片虫病康复场研究（1978～1982年）；与省寄生虫病研究所协同进行牛日本血吸虫病防治研究（1981～1986年）。省农学院畜牧兽医系作过微小牛蜱和镰形扇头蜱的扫描电镜及生物学特性（1987～1989年）、鸡住白虫病（1964年）和水牛巴贝氏焦虫病（1981～1988年）的调查研究。省寄生虫病研究所作过牛腹腔丝虫的调查研究（1979～1980年）及人畜共患寄生虫的研究，从本省动物体内检出22种人畜共患寄生虫，其中有14种均在当地人群中发现感染。
（三）寄生虫病防治
据调查研究结果，本省寄生虫种类多、分布广，各种畜、禽均不同程度遭受其侵袭，损害健康，降低繁殖能力，抑制幼畜生长发育，削弱畜禽生产性能，降低畜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有的直接造成畜禽成批死亡；有的是人畜共患病，危害人体健康。为了降低和消除寄生虫对畜禽的危害，促进畜牧业的发展，保护人体健康，新中国成立后，福建省各级领导对寄生虫病的防治工作十分重视，长期对主要寄生虫病进行有效防治。
1.血吸虫病
病原为日本裂体吸虫，是人畜共患的一种寄生虫病。牛为固有的宿主，各种动物中，牛的感染最为严重。1957年，流行地区有闽侯、福清、长乐、平潭、仙游、南安、同安、龙海、漳浦、云霄及华安等11个县，1966年在霞浦县发现新疫区，使疫区扩大到12个县，共59个乡镇、264个村。从1958年4月开始至1969年，在省农业厅领导下统一组织力量，卫生部门配合，对11个县疫区开展5次普查普治，共查耕牛73504头次，查出病牛11686头次，治疗病牛9787头次，使耕牛阳性率从1958年的33.38％降至1961年9，月的3.14％，保护了耕牛健康，大大减少传染病源。“文化大革命”期间断断续续作些查治工作，共查耕牛1.5万头次，检出病牛130头次，除17头作剖检外，其余均加以治疗。1975年达到基本消灭标准。1980～1982年，每年进行普查普治，共查耕牛54631头次，查出病牛19头，除2头剖检外，余均加以治疗。1983年，仅霞浦县查出病牛1头。1984年以后未查出病牛。除了查治病牛外，省卫生部门长期以来作了大量宣传灭螺和粪管等工作。1986年10月经国家验收，全省达到消灭血吸虫病的技术指标。1987年转入监测工作。1990年，原重点流行区福清县粪检低龄耕牛364头，低龄山羊318头，均呈阴性。这是本省畜禽寄生虫病中通过防治被消灭的唯一疾病。
2.肝片吸虫病
病原主要为肝片形吸虫，部分为大肝片形吸虫。广泛流行全省各地。严重危害牛羊健康。据省畜牧兽医总站1959年报告，全省粪检34个县（市）的8184头耕牛，阳性2957头，阳性率36.13％；在14个屠宰场剖检来自26个县的废牛736头，阳性477头，阳性率64..81％。省农科院牧医所1964年在南安县粪检耕牛3187头，阳性1887头，阳性率59.21％。1979年普查，粪检耕牛12988头，阳性2804头，阳性率21.6％；抽检羊380头，阳性率13.7％。
肝片形吸虫中间宿主是小土蜗（Galbapervia），又称小椎实螺。该螺在闽南地区3～4月为繁殖盛期，5～6月从螺体逸出大量尾蚴，附着在水草上形成囊蝴。当牛羊在低洼潮湿地带放牧时受感染。此病多发生在夏秋两季，1.5～2岁犊牛发病严重。成年牛的症状一般不明显。如感染严重，营养状况差时，也能引起死亡。据调查，闽南山区县的水牛在冬季常发生瘦弱、水肿、卧地不起为主要症状的“软脚病”，造成死亡，是和肝片吸虫严重侵袭有关。多年来，本省把驱除肝片吸虫作为护牛过冬的一项技术措施。省内曾使用过六氯乙烷、硫酸二氯酚、六氯酚、硫溴酚、硝氯酚等药物作驱虫试验。1986年，省农科院牧医所试验“肝素15”药物，既能驱尽成虫，又可驱杀童虫，为建立牛羊肝片吸虫病康复群、场创造有利条件。
3.犊新蛔虫病
病原为犊新蛔虫，1979年普查，粪检8个地（市）（厦门市未检）1岁以下小牛1756头，阳性559头，阳性率31.8％。1987～1988年各地调查，建阳地区阳性率为54.4～66.6％，龙岩地区为25～60％，龙溪地区为50％，三明地区为36.4～80％，宁德地区福鼎县为73.3％。本病主要发生于四五月龄以内的犊牛，严重的感染可引起死亡，是本省耕牛发展不快的原因之一。试验证明：通过胎盘或哺乳母牛的奶汁感染的犊新蛔虫幼虫直接被胎牛或犊牛吞食入消化道中寄生发育为成虫。故疫区应在小牛出生后20天内进行驱虫，以免虫体发育成熟排出虫卵传播病原。若小牛出生后第15天驱虫可驱出幼虫，达到预防犊牛发病的目的。磷酸左旋咪唑0.5克或丙硫苯咪哇0.2克一次口服的防治方法，近几年来已在各地推广，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4.前后盘吸虫病
由前后盘科的各属寄生虫所引起，已查明本省有20多种前后盘吸虫。1979年普查，粪检牛3350头，检出阳性1219头，阳性率36.4％，剖检耕牛40头，全部有虫体，其感染强度50～4800条，为牛、羊常见的体内寄生虫之一。严重感染时消瘦、拉稀，驱虫药物曾用硫双二氯酚，土法驱虫，先给牛灌服新鲜牛血500毫升，隔2小时服泻药，虫体可大量排出。
5.胰阔盘吸虫病
病原为胰阔盘吸虫及腔阔盘吸虫，侵袭牛和羊。浦城县九牧公社调查其病原为枝睾阔盘吸虫。晋江地区调查耕牛感染率为56.9％，感染虫体强度为6～937条，平均为118条。阔纹蜗牛（BradybaenaSimilaris）和中华蜗牛（CathaicaraviaaSieboidtiana）为本省3种胰吸虫的第一中间宿主。第二中间宿主胰阔盘吸虫为中华草螽（ConocephalusChinensis），腔阔盘吸虫为红脊草螽（C、maculatus），枝睾阔盘吸虫为蟋蟀科的针蟋（NemobiusSP）。此病造成牛、羊发育受阻，生长不良。治疗使用过吡喹酮针剂，山羊每公斤体重50～70毫克，肌肉注射有效。
6.伊氏锥虫病
病原为伊氏锥虫，是本省牛的重要血原虫病。1952年9月，福州市东大路牛贩所养8岁杂种黄牛，血检中发现锥虫。与此同时，古田县华罗村驻军军马也发现有17匹被感染。1953年7月29日，海澄县河海乡发现晚期病牛1头，次日死亡。为保护军马和耕牛健康，1953～1954年，组织两次调查，对阳性牛20头和可疑阳性牛69头，采用进口药物纳嘎宁治疗。1973年，福州市义序浦口大队乳牛群发现病牛30余头，死亡16头。1974年，龙海县角尾公社田边、上房两大队发病17头，经治疗，死亡4头。1977～1978年，华安县因此病死亡耕牛40多头。1982～1984年，全省进行血清学调查，查出阳性牛1715头，多用贝尼尔治疗。牛感染此病多呈隐性经过，但当体质下降时，可出现症状及死亡。福建省山区水牛多在夏秋时感染此病，体质下降，经过冬季寒冷气候及补料不足，往往在春耕期间发生死亡。近年来，山区各地过冬前把查治耕牛锥虫病，作为护牛过冬的一项技术措施。
7.猜蛔虫病
病原为猪蛔虫，1955～1957年，福州兽医院调查，阳性率为35％。1979年普查猪42776头，阳性15068头，阳性率35.2％。受侵袭仔猪发育不良，生长受阻。严重的可致死。用左旋咪唑或丙硫苯咪唑作驱虫药物，效果可靠。剂量：左旋咪唑每公斤体重8毫克，或丙硫苯咪唑每公斤体重5毫克。
8.猪肾虫病
病原为有齿冠尾线虫。1953年在福州畜牧场首先发现，此病是五六十年代集体养猪场流行的一种寄生虫病。1％1年对6个专区13个县（市）、74个集体猪场尿检成年猪2756头检查，阳性1708头，阳性率61.97％。1979年普查，尿检成年猪2239头，阳性610头，阳性率27.2％，其中集体猪场1240头，阳性441头，阳性率35.6％，农户猪999头，阳性169头，阳性率16.9％。猪肾虫感染率与猪舍结构、卫生条件、饲养管理等有关。在猪舍和土质地面阴湿、卫生条件差及集中在大运动场上饲养的感染率高；猪舍和运动场为水泥或三合土地面、环境干燥的则感染率低。据观察，气温在22～28℃最适于虫卵孵化。气温低于16℃时，虫卵不发育。因此，冬季出生的仔猪可留作种用。由于幼虫侵入猪体后经长时间的移行活动，影响猪的生长发育，母猪繁殖能力下降。经研究，病猪场每2个月尿检一次，发现阳性猪，每公斤体重口服丙硫苯咪唑20毫克。同时猪舍和运动场用漂白粉消毒以杀死外界环境中幼虫，坚持数次尿检、治疗、消毒后，全场病原可被消灭。
9.猜姜片虫病
病原为布氏姜片虫。50～70年代提倡水浮莲、日本水仙等水生青饲料直接喂猪，引起此病严重侵袭各地猪群。1975～1977年，在福州等20个市（县）106个养猪场，粪检猪3555头，阳性1819头，阳性率51.16％。1979年普查，粪检猪只42782头，阳性8631头，阳性率20.1％，其中集体猪场13330头，阳性3570头，阳性率26.8％，农户猪2965头，阳性4336头，阳性率14.6％。姜片虫的中间宿主主要为扁卷螺中的半球多脉扁螺（PolyPylishemiphaerula）和尖口圆扁螺（Hippeutiscantori），孳生于池塘、河沟、水田等处。猪受侵袭后，生长发育不良，母猪缺乳、拉稀，严重的可致死。该虫是人畜共患的寄生虫病。在流行区中已出现人和猪高度感染的情况，如莆田县江口公社东楼大队，猪的阳性率为45％，人的阳性率为55.2％。经研究，水生青饲料青贮密封1个月以上，其中囊尾蚴死亡，用于喂猪是安全的。同时管好猪粪不流入水生饲料池中，病猪每公斤体重口服硫双二氯酚100毫克进行驱虫。猪场坚持以上综合防治措施，可以消灭本病。
10.弓形体病
病原为龚地弓形体，是人畜共患的寄生虫病。1955年，于恩庶等人在本省平潭、长乐等地从兔、猫体内分离到弓形体，后又从猪、豚鼠等动物分离出，从而首次确认弓形体在本省和国内的存在。1979年，省农业局畜牧局、省卫生防疫站等单位用血清学方法联合进行调查，猪的阳性率为24.54％；耕牛的阳性率为2.14％。同年，经调查组确诊，同安县巷东、莲花两公社猪发生本病，病猪383头，死亡22头。1980年3月，莆田县城郊南门驻军猪场养猪536头，6天内发病238头，死亡14头。同年10～11月，三明市吉口农场养猪2036头，发病108头，死亡23头。1988～1989年，省农业厅畜牧防疫检疫站用血清学方法调查15个县（市、区）的生猪2323头，阳性527头，阳性率22.68％，与上次调查结果接近。
弓形体有广泛的宿主，目前已知有70多种动物受感染，本省主要危害猪。防治办法：一是发现病猪或可疑病猪用复方磺胺制剂治疗；二是残羹要煮沸喂猪；三是猪场禁养猫，防止猫粪污染饲料；四是加强肉品卫生检验。
11.球虫病
病原为球虫目、艾美科、艾美球虫属和等胞球虫属。以艾美球虫对兔和雏鸡为害较大。
兔球虫病，本省发生此病已有较长历史。五六十年代由于养兔较少，未被注意。70年代末，养兔业发展较快，尤其山区大量饲养长毛兔，兔球虫病的严重性才引起重视。1981年3月，在福鼎县山区养兔较多的村庄，用盐水漂浮法镜检，发现感染率为22.2％。1982年4月，该县龙山长毛兔场，对出现下痢的兔进行镜检，感染率为88.2％，无下痢的感染率为55％。该县从80年代起普及科学养兔知识，加强综合防治措施，注意做好兔舍、兔笼、食具清洗消毒；兔笼配有草架；兔粪堆积发酵；1～3月龄仔兔、幼兔应用氯苯胍、兔球灵预防，病兔用药量加倍及时治疗，使兔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从1980年的20％和10％分别下降到1989年的11％和4.2％。
鸡球虫病，本省普遍发生，对雏鸡为害严重。1982年，黄勤等人对福州市各县、区的10个鸡场调查，发现有4种艾美球虫：巨型艾美球虫、和缓艾美球虫、堆型艾美球虫和柔嫩艾美球虫，以柔嫩艾美球虫分布最广，致病力最强，危害最大。1984年，林兆系等人在南平、建瓯两县（市）调查，鸡的日龄不同，其感染率也不同，1～5日龄感染率为10％，6～10日龄为46.7％，11～20日龄为35％，21～40日龄为32.5％，41～60日龄为25％，61日龄为8％。1988年和1989年对福清县、莆田市和泉州市调查，感染率分别为31.98％、23.8％和41.5％。由于鸡的球虫分布很广，几乎所有养鸡的垫料中都有球虫卵囊，预防难度大，但是良好的卫生措施，可大大防制病的发生。主要措施：一是每天清除出的粪便和垫料要集中堆积发酵，以杀死球虫卵囊；二是鸡舍地面定期用20％生石灰水消毒，饲槽、饮水器、鸡笼定期清洗消毒；三是从10日龄开始，饲料中添加抗球虫药物添加剂，肉仔鸡到上市前5天，种鸡和蛋鸡直至10～12周龄为止。为了防止耐药或抗药性的球虫株产生，最好每个场或户采用轮流用药法。选有效抗球虫4～5种，每批鸡用一种药，即这批雏鸡用甲药，下批改用乙药，或同一批雏鸡每1～2周换一种药。经在福州市农委20万只蛋鸡中心及许多专业养鸡户的多年使用，都获得良好效果。
三、普通病防治
普通病包括内科、外科和产科等疾病。据1979年全省疫情普查，初步查明牛的普通病有食道梗塞、前胃疾病（瘤胃积食、弛缓、臌胀、百叶干、创伤性网胃炎）、真胃炎、胃肠炎、感冒、中暑、支气管炎、肺炎、鼻出血、难产、阴道炎、阴道脱、子宫脱、子宫炎、子宫颈炎、卵巢囊肿、乳房炎、尿道结石、产后瘫痪、胎衣不下、肌风湿、关节炎、各种癀症、软脚病（衰竭症）、水牛断尾、腐病、、出栏疯等30余种。其中以前胃疾病与软脚病较多见。另外，内科病中为害最大的中毒病有农药（有机氯、有机磷）中毒、黑斑病甘薯中毒、夹竹桃、藜芦、山油麻中毒、氟中毒、氨水中毒、霉烂稻草中毒和甘蔗蚜虫中毒等9种，其中以农药中毒占多数。从149个公社调查统计，1976～1978年的3年中，牛普通病的发病率为12.94～14.62％，死亡率1.45～1.67％，其中，中毒病发病率0.64～0.69％，死亡率0.18～0.23％。猪的普通病有胃肠炎、便秘、感冒、肠炎、中暑、关节炎、疝气、湿疹、眼结膜炎、渗出性表皮炎（皮脂溢出）、仔猪先天性肌阵挛、仔猪缺铁性贫血、仔猪低血糖症、子宫炎、产褥热、乳房炎、营养性水肿、佝偻病、产后瘫痪、肾炎、维生素A缺乏症、缺锌症、蹄病等22种。其中以胃肠炎和感冒较为多见。另外，中毒病有亚硝酸盐、食盐、氰氢酸（木薯皮）、黄曲霉、磷化锌（毒鼠药）、敌百虫、甘薯黑斑病、赤霉菌毒素、酒糟中毒等9种，另疑似中毒（地方性呕吐病）1种。其中以亚硝酸盐中毒占多数。1976～1978年连续3年对149个公社的统计，猪普通病的发病率为3.61～5.59％，死亡率0.51～0.87％，其中，中毒病发病率0.38～0.415，死亡率0.18～0.26％。家禽中毒病主要有毒鼠药、有机磷（乐果）、黄曲霉中毒和食盐中毒等4种，其中以偷吃农作物引起乐果（乐果诱饵）中毒较常见。牛的普通病发病率与死亡率远比传染病高，猪则相反。这说明普通病对大家畜危害较大。
（—）中毒病
1.耕牛黑斑病甘薯中毒
症状以喘气为主，俗称“喘气病”。1953年春夏间，沿海各县甘薯产区的福清、平潭、莆田、惠安、晋江、厦门、海澄、诏安等县（市）均有发生。以福清、平潭、惠安等3县发生较为严重。1954年，有漳平、东山、海澄、同安、晋江、安溪县等发生。东山县病牛死亡48头。同安县4、8两区死亡20头。1956年春末夏初，惠安县土寨等十几个乡发病250头牛，经抢救治疗，仍死亡141头。1959年，龙溪地区沿海5个县统计，发病死亡耕牛341头，其中漳浦县于春末、夏初在社浔、旧镇、佛昙等沿海几个公社甘薯产区，牛吃地里残留的和公共食堂倒在路旁的烂甘薯，引起该病发生，死亡160头。80年代初，福清县渔溪、东张等公社仍有发生，每年都有一二十头牛因治疗不及时而死亡。1985年以后未见病例报告。省福州兽医院从1953年开始对该病进行调查研究，并指导各地开展防治工作。经实验证明，除黑斑病甘薯外，其它霉烂病（乾腐病、软腐病）甘薯同样可引起中毒，这情况与国外报道的相似。
2.奶牛夹竹桃中毒
1963年春末夏初，福建农学院奶牛场发生大批奶牛中毒。临床主要表现出血性胃肠炎、心律不齐和急性心律衰竭。经查证系因夹竹桃叶混杂于收割的杂草中，被牛摄入所致。福州地区从1964～1969年，每年春夏季节都有奶牛中毒发生。此外，猪、羊也有个别发生夹竹桃中毒的。经过多次实践，福州地区基层兽医已积累了该病的诊断和应用阿托平、氯化钾等药物治疗的经验。1983年，雷瑶等人研究夹竹桃中毒的心电图变化（《福建农学院学报》，1988.12）。
3.水牛氟中毒
1965年，在闽侯县白沙镇钙镁磷厂附近，陆续出现水牛以四肢走路无力或耕地时前肢下跪为主要症状的疾病。经省农业厅畜牧局和省农科院牧医所联合派人调查研究，认为系该厂排出含氟的废气污染附近牧草，水牛长期采食后引起的氟中毒。当时采取措施：病牛静脉注射5％葡萄糖酸钙，一天一次，连续7～10天为一疗程；禁止在该厂附近放牧；补饲收割的鲜草或水草，喂前经清水冲洗；工厂烟囱加高，使烟灰吹往远方，降低附近牧草可能被氟污染的浓度。经过一段时间观察，病牛逐渐好转，没有再发现新的病例。
4.牛藜芦中毒
1976年3～4月间，屏南县屏南牛场黄牛群中发生一种当地称为“山棕叶中毒”的病状，死牛14头。1977年4月和8月，福建农学院牧医系林藩平等人先后两次到现场配合场里兽医进行调查研究，证实为藜芦嫩叶中毒。藜芦分布于海拔800米以上的山地，3～4月份发芽长出嫩叶。牛若采食这种嫩叶会引起中毒。经试验，每公斤体重一次口服嫩叶7～10克，即可中毒；一天内每公斤体重服嫩叶25克，即可致死。中毒主要症状为恶心、呕吐、流涎、磨牙、腹痛、不安、呻吟、频尿、四肢无力、肌颤抖、步伐不稳、倒地、体温逐渐下降以及心律慢而不齐等。病程1～2天，主要病理变化为皱胃、十二指肠出血性炎症，胆囊肿大，心内膜出血，心肌变性，肾和膀胱轻度出血性炎症。鉴于这种中毒有明显的季节性和区域性，在春分至清明时节，可采取牛舍饲或不到800米以上山地放牧以预防其发生。
5.水牛山油麻中毒
山油麻又叫野山麻、三脚麻或山油桐，为多年生榆科植物。主要生长于疏林向阳坡地、砍伐边地、火烧山地、炼山地、酸性或中性土壤、中低海拔的山地上，多形成大片灌木丛。过去一直认为山油麻全株可供药用，有止痛止血等功能，可治跌打损伤、毒蛇咬伤等症，而对其可引起水牛等草食动物中毒则未见记载。1980年4月，尤溪县西滨公社西洋大队15头水牛在长有山油麻的莲花山上放牧，两天后全部发病，经抢救仍死亡5头。1982年春，建瓯县小松公社穆墩大队15头水牛在长满山油麻的山坡放牧，3～5天后也全部发病，经抢救仍死亡8头；南平市赤门公社苦竹洋大队36头水牛发生山油麻中毒，死亡2头。尤溪县畜牧兽医站在省农科院牧医所协作下，经试验证实，山油麻含有黄酮、甙类等生物碱，其各个生长期的鲜干品都能引起水牛、黄牛、山羊和兔中毒并致死亡。水牛中毒症状，一般在采食2～3天后出现，精神沉郁、寒战、瞳孔放大，心跳减弱、节律不齐、腹泻、排出水样暗褐色恶臭粪便，有的四肢内侧及耳壳内侧的毛孔处出现露珠状鲜红色血珠。剖检见瘤胃内充满山油麻嫩枝与叶片，粘膜脱落；大小肠有不同程度充血、出血；肝肿大呈土黄色；心肌柔软呈灰白色；脾边缘梗塞；肺轻度气肿。防治措施，主要是广泛宣传教育不到山油麻山地放牧。发现中毒，及早就医。治疗可用硫代硫酸钠肌注和静注0.3％高锰酸钾，为防治并发症，再辅以其它相应药物。
6.猪霉花生饼中毒
1958年，惠安县东岭公社梅庄大队猪场养猪213头，因喂霉变花生饼，发生黄疸病164头，死亡72头。1972年，全县14个公社集体猪场发生黄疸病5324头，死亡2806头。据县兽医诊所统计，1973～1981年，全县发生猪黄疸病13926头，死亡3089头，致死率22％。70年代末、80年代初，福建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张玉辉等人首次在德化县发现母猪喂霉花生饼发生肝癌和筛窦癌，并经实验证实，猪喂霉变花生饼所引起的黄疸病和肝癌、鼻咽癌、筛窦癌，是黄曲霉毒素所致。此后，经广泛宣传教育，不喂霉变花生饼，病情得到控制。
7.水牛霉稻草中毒
症状主要表现跛行、蹄脚肿烂、耳尖与尾端坏死，俗称“牛蹄腿肿烂病”或“牛大脚筒病”。1975年底，德化县三班、水口两公社水牛成批发生此病，据水口公社统计，发病120头，死亡50头；1979年春在浔中、三班、雪峰、霞碧、南埕、水口等6个公社发病176头，其中8头出现脱蹄、断尾，死亡23头。崇安县70年代初以来，在武夷、城关、兴田等公社曾有发生，1982年，全县12个公社、33个大队水牛发病79头，发病率17.2％。龙岩地区，1972年在永定县城关公社古镇、龙门、东滨等3个大队首先发现该病，随后几年，上杭、连城、龙岩等县（市）相继发生。1981年12月中旬至1982年4月上旬，全地区7个县（市）84个公社283个大队，病水牛1152头，死残476头。发病地区主要在河谷平地、海拔200～600米的双季稻区。经调查研究，认为本病系由霉稻草中霉菌毒素（丁烯酸内脂）中毒所致，其病理基础是末梢动脉管炎和动脉栓塞。预防措施，主要在冬春间不喂霉烂稻草。
8.猪亚硝酸盐中毒
菜类饲料中含硝酸盐高，当还原为亚硝酸盐时，对动物有剧毒。农村中用小火闷煮的菜类饲料喂猪或生喂烂菜叶，由于其中硝酸盐经还原性细菌作用，常引起中毒。据1979年149个乡（镇）调查统计，在1976～1978年的3年中，每年猪亚硝酸盐中毒高达1722～2587头，占猪中毒病总数的31～40％，死亡1025～1510头，占中毒病总死亡数的35～39％。经广泛宣传教育，加上80年代以来农村普遍推广猪配合（混合）饲料，该病已显著减少。
9.猪呕吐病
疑似中毒，福清、莆田、仙游和晋江等县，1958～1978年，累计有9个公社24个大队因发生该病而死猪3860头。病状特征以呕吐为主。病程短的1～2小时，长者1～2天，致死率高。有一定区域性（山区）和季节性（3～5月和8～10月）。病原尚未确定，曾怀疑与水中硝酸盐含量高有关，但可能还有更复杂的病因。目前尚缺乏有效防治办法。
（二）营养代谢病
1.耕牛软脚病
多发生于冬春季节，以山区水牛发病较多。1956～1957年冬春间，平和县死亡耕牛386头。其中，病牛在死前几天或半个月卧地不起，群众通称为软脚病的有347头，占90％。1957年2～3月，福州、漳州两个兽医院联合组织力量对华安县迎富乡进行调查。该乡1955年冬至1956年春有水牛439头，死亡65头，死亡率15％。其中软脚病死亡54头，占死亡总数的83％。从48例软脚病死亡原因分析，主要是过冬料草贮备不足，牛舍积肥垫栏不良，寒冷潮湿，加上水牛疥癣和肝片吸虫严重侵袭，引起营养衰竭，表现为行走乏力，以至卧地不起或春耕犁耙地时突然倒地。省畜牧兽医研究所于60年代初在闽南地区曾对该病进行过广泛调查，认为其病因，除饲养管理不良与寄生虫侵袭外，可能与某些地区缺铜、钴有关。据在安溪、南安、同安、长泰、晋江等县调查，发现病区牛的血铜及血液铜蓝蛋白水平均偏低。预防措施，主要是备足过冬料草，改善饲养管理。另外在入冬前做好疥癣、肝片吸虫及锥虫等的防治工作。
2.硒缺乏症
1982～1987年，省农科院牧医所在46个县（市）152个乡（镇）218个点采集各种饲料、牧草、土壤等样品1640份。用荧光法抽样测定740份样品，发现38个县（市）样品含硒量低于0.05PPM，属于严重缺砸区。其中浦城、崇安、将乐、永安等4个县的样品含硒量更低，只有0.020～0.024PPM。据沙县、福州、漳州、永泰等县（市）调查，国营肉鸡场和养鸡专业户的一些鸡群中，缺硒症占10％左右，死亡率5～6％。该所1983～1987年研制含硒贝壳粉和含砸矿物质微量元素1000多吨，对禽类补硒150万只，猪33万头，效果良好。
3.雏鸡维生素E缺乏症（雏鸡脑软化症）
1982年10月，三明市畜牧兽医站在该市楼源鸡场40～70日龄小鸡中发现该病，其临床表现与鸡传染性脑脊髓炎相似。在饲养4000余羽星布罗鸡群中，每天发病和死亡少则20～30羽，多则40～50羽，发病率15％。此后，在三明、福州、漳州等地的一些鸡场及专业户的鸡群中也有发生。防治方法：病鸡群每50公斤饲料中掺有1000毫克维生素E的花生油0.5公斤，连喂6天，第4天即见疗效。
4.雏鸡佝偻病
1980年10月至1981年1月，三明楼源鸡场有9批共6000余只1～2月龄的雏鸡先后发生徇偻病，死亡和淘汰2000余只。经省农学院林藩平等调查研究，确认为缺乏维生素D所致。原因是饲料中所添加的维生素D保存不当和过期失效。病状表现为行动不便、腿软、跛行，继而站立困难或瘫痪。有的跗关节增大，胸骨弯曲，尾椎骨下垂，喙变软，咬合不全。羽毛篷乱，粘膜苍白，怕冷爱打堆，但体温正常，有一定食欲。剖检见胸腔狭小，肋骨与胸椎、肋骨与肋软骨交接处均有念珠状肿大。长骨质变脆而软，甲状旁腺略肿大。经骨切片组织学检查，见骨小梁排列不规则，缺乏钙盐沉着。对病鸡用胆维丁片（每片含VD30.5Mg）治疗。剂量：1片/羽，效果很好。使用维生素AD注射液或紫外线照射也有一定效果。此病在不少肉鸡场都有发生。临床上要注意与滑腱症、维生素B2缺乏症区别。佝偻病除因饲料缺乏维生素D（特别是VD3）和缺少光照外，管理条件不善，如通风不良、拥挤、二氧化碳和氨气浓度过高等应激条件也是促成因素。
5.猪缺锌症
1987～1990年，福建农学院畜牧兽医系调查罗源、福清、莆田、仙游、泉州、安溪、南安、东山、永泰等县（市），发现猪群均有不同程度缺锌症。1987年，罗源县食品公司种猪场，母猪219头，发生缺锌症的138头，占65％；公猪11头，发病8头，占73％；商品猪800头，发病192头，占24％。1990年下半年，母猪208头，发病145头，占68.75％。症状表现为皮肤异常角化及发炎，公猪性欲下降，母猪累配不孕，种猪蹄冠部肿胀，有的蹄裂。测定12头病猪血清锌含量，平均值为76.97微克/100毫升，低于正常值（160微克/100毫升）。发病原因，主要由于舍饲，种猪喂饲不平衡饲料所致。一般是饲料中钙、铜过多，锌相对缺乏。施格、长白等瘦肉型种猪发病率高，病情也严重。病猪用锌剂治疗有效。6.雏鸡肌胃废烂
某驻军副业队饲养各种日龄鸡3200只。1982年5月上、中旬开始，在原日粮中添加10％秘鲁鱼粉（1月龄内雏鸡加5％左右）。6月26日开始发病，病鸡多为1～3月龄，以70～80日龄发病最多。病程1～2周至1个月以上。每天死亡5～6只，多时达20余只，3个月内共死亡1500只。8月20日起停喂秘鲁鱼粉，病情渐趋平息，后新孵出雏鸡未喂秘鲁鱼粉也未再见类似疾病发生。剖检病鸡及濒死鸡46例，均有不同程度肌胃糜烂、溃疡和肠道出血病变。经两次发病复制试验，证实雏鸡肌胃糜烂与日粮中添加较多量秘鲁鱼粉有关。另外，寄生虫、硫酸铜中毒亦可引起肌胃糜烂。
7.猪先天性卜啉色素沉着症
1984年，省农学院张玉辉在沙县屠宰场发现1例，后来于1986年又见1例。这是一种遗传性疾病，除见于猪外，亦可发生于牛和猫。原因是血红蛋白代谢中存在着酶方面的先天性缺陷，致使血红素中的铁卜啉复合物被转化为I型卜啉并大量积聚于组织内，使出生动物的牙齿、骨组织和尿都染成红棕色。尿呈红棕色是由于含有过量的粪卜啉I和尿卜啉I。牙和骨骼的变色主要是由于尿卜啉I。病牛若暴露于阳光，其无色素的皮肤部可引起光过敏性皮炎。猪的卜啉症是常染色体显性基因遗传，一般不发生光过敏皮炎，可继续生存。
8.猪运输应激综合症
1984年10月至1985年2月，省食品公司在福建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协助下，对省食品部门商品猪的运输应激问题做了调查研究。商品猪饱食后装车运输，应激发生率达21.36％；装车密度太大，过分拥挤，应激发生率达29％；车中不通风闷热，应激发生率达31.27％。这些仅仅是反映在临床上有明显应激症状和急性死亡的猪。若把精致临床应激、运输后掉膘，宰后肉质下降及因应激而继发其它疾病也包括在内，则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就更大。应激反应是指由过度的环境压力或心理压力造成的一种生理和病理紧张状态。运输应激是商品猪最常见的应激综合征，其主要应激原包括混群装车、拥挤、通风不良、过热，颠簸及缺水等。所表现的症状有急性死亡和卧地不起、气喘、歧行、尖叫、弓背、肌僵硬、皮肤紫红以及体温升高等。死后剖检多有胃溃疡、肠臌气、横膈膜前移、全身淤血等病变。为减少或防止猪运输应激造成的损失，根本的办法是选育抗应激猪种。药物防治可选用氯丙嗪、硫苯妥钠、静松灵或安定等类镇静剂，在运输前投服，其中以静松灵效果为最佳。2％静松灵注射液，按每公斤体重肌注1～3毫升。
9.蛋鸡热应激反应
1990年，福建农学院梁孙义等先后在福州、福清、三明、永安等地的产蛋鸡场做了调查检测，发现产蛋鸡在高温期血糖、血钙、血钠、血钾、血中抗坏血酸、血浆碱储和甲状腺素T4的水平与适温期相比，差异极显著。高温时血中皮质醇升高，A/G值降低，对产蛋率及抗病力影响极大。梁孙义等又研制产蛋鸡复合热缓解剂配方I和II，经过连续3年在16个场（舍）对12.2万羽产蛋鸡进行的对比试验，最后选出效果较佳的配方II，袋装476克。每100公斤饲料添加1袋，拌匀饲喂，可提高产蛋率5.8％，降低饲料消耗0.21％。本省地处亚热带，夏季高温对养鸡威胁很大，复合热缓解剂不仅可用于蛋鸡，亦可用于肉鸡。
10.番鸭缺锰症
鸡的缺锰症或“腱滑脱症”早有记载，但鸭患此病的较少。1988年11月至1989年1月，胡寿乐等人发现本省番鸭中亦有此病发生。一般玉米一豆饼型日粮中的锰只有35PPM，不添加锰显然是不够的。若日粮中钙过高，影响锰的吸收，导致缺锰症。其典型症状是飞节（跗关节）肿，非肠肌腱滑脱，腿粗短，跛行，病肢外展弯曲，生长缓慢，血清中碱性磷酸酶活性降低，血钙亦低于正常，血浆和肝超氧化物歧化酶偏低。在日粮高钙情况下，把锰提高到160PPM，番鸭发育良好，故在番鸭日粮中保持锰100～200PPM的水平较为适宜。作为锰添加剂可用硫酸锰（MnSO4·H₂O），其商品纯度为98％，含锰元素32.5％。
11.奶牛倒地不起综合症
福州地区历年来夏季常有发生，俗称“夏季热”，病因尚未查明。
第二节 兽医生物药品
一、生产
新中国成立前，福建省兽医生物药品制造业十分落后，品种和产量都很少。民国时期，福建省农业改进处畜牧兽医事务所于民国31年（1942年）12月开始试制，至1945年共制成血清、疫（菌）苗217650毫升。其中猪瘟结晶紫疫苗83540毫升（民国31年12月开始制造，下同），猪肺疫菌苗12560毫升（民国32年3月），鸡霍乱菌苗500毫升（民国32年4月），抗鸡霍乱血清150毫升（民国32年4月），抗猪瘟血清10350毫升（民国32年8月），抗牛出血性败血病血清5550毫升（民国32年9月），抗炭疽血清25600毫升（民国32年9月），牛瘟脏器苗26100毫升（民国33年9月），抗牛瘟血清53300毫升（民国34年6月）。
新中国成立初期，福州兽医院利用旧设备生产并试制兔化牛瘟弱毒疫苗、牛出血性败血症灭活苗和抗牛出血性败血症血清，直到1953年改由国家统一调拨为止。1953年，农业部指定南京和江西两个兽医生物制品厂向福建供应防疫用生物制品。1957年，省农业厅决定筹办福建省兽医生物药品厂（简称省生药厂）。1958年，选派技术人员到农业部兽医药品监察所、南京和江西等生药厂学习各种疫苗制造工艺、产品检验及管理制度等，1959年正式投产。建厂初期，只生产猪瘟兔化弱毒冻干苗、鸡新城疫I系和II系弱毒冻干苗等数种，年产量1400万头剂。以后数年又增加生产鸭瘟及鸡胚化细胞冻干苗、牛羊伪狂犬病氢氧化铝甲醛苗、仔猪副伤寒弱毒冻干苗、猪丹毒GC42弱毒冻干苗、禽霍乱731弱毒冻干苗、猪肺疫内蒙系弱毒苗、兔瘟灭活苗等，年产量1.3亿多头剂，除了满足本省防疫需要外，尚有部分产品外销。
二、供应
50年代生物药品由省防疫主管部门按计划向江西和南京两个生药厂采购并分发各地（市）有关部门，免费供应。1956年，猪瘟兔化弱毒苗研制成功后，先后在农村或基层就地生产湿苗，立即派专人用冰壶保存送到乡村，在规定时间内注射完毕。此项工作持续到1959年省生药厂投产为止。
60年代以来，省农业厅根据各地、县畜禽防疫的需要，每年给省生药厂和各地、县下达各类疫苗的生产和供应指标。省生药厂按计划用冷冻车将疫苗送到各地（市），泉州和莆田两地（市）则直接送到所辖各县，贮存于冷库或冷冻柜中备用。这种由国家免费供应疫苗的方式，一直持续到1986年。
由于畜、禽防疫费用增加，赶不上畜、禽饲养数的增长，1987年开始，畜用疫苗实行以免费供应为主与自费订购相结合的供应办法。禽用疫苗均由畜主自费购买。从县、乡畜牧兽医站购得疫苗与冰块一起装入冰壶、保温箱或塑料袋，立即回家使用。
疫苗冷存体系的建设与防疫工作同步进行。全省9个地（市）畜牧兽医站已有5个站建有小型冷库，其余4个站配有冷柜。74个县（市、区）站各配备1～2台400立升左右的冷柜。947个乡（镇）站共已配备电冰箱1200台。每个防疫员都配有保温瓶。疫苗冷存体系基本建成。
第三节 中兽医
中兽医是畜、禽疫病防治工作中的一支重要力量。1950年来，福建中兽医队伍逐步壮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中兽医学术水平也有所提高，对福建省防疫工作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一、组织机构
新中国成立初期，福建省畜禽疫病广泛流行，技术力量严重不足。为了发挥中兽医在疫病防治中的作用，1951年初，各地区成立兽疫防治站时，即着手筹建中兽医组织。龙溪地区在同年3月和10月份先后召开中兽医会议。全区10个县（市）有199名中兽医参加地区中兽医协会。同年6月18日，农业部发出《关于重视调查组织中兽医，使其发挥在家畜保育工作中的作用的通知》。根据通知精神，1952～1953年，全省多数地区以县为单位组织中兽医协会。1956年1月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民间兽医工作的指示》，提出“团结、使用、教育、提高”的政策。同年7月13日，召开福建省第一届民间兽医代表会议进行贯彻，出席代表200人，成立福建省畜牧兽医工作者协会。同时，表彰一批工作先进的中兽医，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接着，各地（市）县通过召开代表会及名、老中兽医座谈会，组织中兽医联合诊所和阉割合作社等，扩大中兽医队伍，提高其业务水平，并合理解决劳动报酬。1958年农村公社化，基层中兽医组织转为公社畜牧兽医站。1959年8月27日，召开省第二届民间兽医代表会议，出席代表142人。此时，全省民间畜牧兽医队伍已发展到6900人，其中中兽医1500人。1960年下半年至1962年经济暂时困难时期，畜牧业处于低潮。多数公社畜牧兽医站自行解体。1963年，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为了恢复和加强中兽医组织，9月5日在福州华侨大厦隆重召开省第三届民间兽医代表会议，出席代表330人。全省中兽医队伍发展到1800人。“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兽医事业虽然受到很大干扰，但他们在开展“一根针、一把草”活动中，发挥福建省中草药资源丰富的优势，为防治牲畜疫病作出了贡献。1975年，根据中共中央20号文件《关于大力发展养猪业的通知》的精神，全省公社畜牧兽医站人员确定为集体所有制编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贯彻，民间兽医除参加乡、镇畜牧兽医站组织外，个体行医的也逐渐增多。据1990年统计，全省民间兽医有5566人，其中属基层站集体编制的有1756人，占31％，个体行医的2889人，占52％，其余921人为兼职兽医，占17％。
二、采风活动
中兽医长期同牲畜疾病作斗争，积累有丰富的经验。为了挖掘、整理中兽医的宝贵遗产，各地开展采风活动。在全省3次民间兽医代表会议期间，发动中兽医献技献方，交流单方、验方和秘方共7000多方。经组织力量分别整理、验证及派出专人向名、老中兽医个别访问等活动。省农业厅畜牧局先后编印《福建省中兽医验方集》（1959.12）、《福建省中兽医诊疗经验汇编》第一集（1960年）和第二集（1964年）及《福建省中兽医草药图说》（1963年）。本省较为常用的中草药有305种，收集于中草药图说内的有180种，对于验方和诊疗经验中疗效较好，便于推广的，加以整理，分为诊断、治疗和常用中草药。并对17种常见病、多发病进行辩证论治，处方分析，加按语等。各地区编印的采风资料有：《晋江专区民间兽医常用草药》（晋江专区农业局1965年编印）、《中兽医牛病诊疗经验》（泉州市畜牧兽医学会1988年刊印，施能桉编写）、《宁德地区中兽医资料选编》（宁德地区畜牧兽医学会1989年编印）、《漳州市中兽医研究会论文选编》（漳州市畜牧兽医学会1989年编印）和童家楠编写的《中兽医牛病诊断与治疗验方选编》（泉州市畜牧兽畜兽医学会1991年刊印）。
专题经验总结有：省农科院牧医所金学浩整理中兽医林清和的外科、吴连绸的内科和曾碧和产科等诊疗经验，汇编成《福建省中兽医诊疗经验》（第一集），1976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郑宗赞编著的《中草药防治猪病》，1984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三、科学研究
为了使传统兽医学与现代兽医学相结合，以提高中兽医学术水平，省农业厅组织西兽医学习中兽医，做到中、西兽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发展提高。省农业厅于1962年和1984年举办2期中兽医训练班。每期学员60人，学习时间2个月，学员多为各地、县具有中专以上学历的兽医人员，作为中兽医学研究的骨干队伍。其次，在农业院校开设中兽医课程。福建农学院畜牧兽医系1960年开设《中兽医学》课程，讲授100学时，1976年后增至120学时，系统学习中兽医基础理论、中草药与方剂、针灸学和中兽医临床。省内4所中专农校畜牧兽医班1976年后也开设《中兽医学》。近几年来省内农村职业中学也设置中兽医课程，使学习和研究中兽医队伍逐渐扩大，中、西兽医结合不断深化。
1973年全国中兽医科研工作会议以后，华东7个省、市协议：每两年举行一次中兽医科研协作暨中西兽医结合学术讨论会，由各省、市轮流主持。这对福建省的中兽医学研究起推动作用。1976年第二次讨论会由福建省主持时，到会出席、列席代表183人，本省的占130人。1984年1月，福建省畜牧兽医学会举办中西兽医结合协作攻关学术讨论会，把中兽医学研究纳入学会年会的活动内容之一。1988年3月，成立省畜牧兽医学会中兽医研究会，从而更加促进有关学术研究的开展。
福建省中兽医学的研究成果有以下几方面：
（一）疾病防治
1970～1980年，本省累计有7个地（市）16个县53个公社发生“牛血痢”3407头，经中西兽医结合研究，针对便血、泄泻、伤肠及肠热、气虚等症候，采取清热、解毒、渗湿、利尿、止血、止痢为治则，选用地榆槐花汤加减，于1973年3～5月在安溪县治疗255头，治愈241头，治愈率沾.5％，经各地推广防治，疗效显著。1980年2～5月，有6个地（市）、20个县133个公社发生牛流行性腹泻15980头，采用地榆槐花汤加减这一药方防治，亦取得良好效果。牛流行性腹泻的病原为轮状病毒。治疗试验牛进行3项免疫功能指标测定，结果观察到：兔红细胞玫瑰花结形成细胞比例增高，淋巴细胞转化率升高，而白细胞吞噬百分率未见变化。故认为地榆槐花汤加减这一药方尚有提高细胞免疫功能、增强机体防卫和抗病毒能力的作用。本省牛流行热从1956年以来，每隔3～5年发生一次，采用防风荆芥汤和紫苏薄荷汤加减进行治疗，取得较好效果。此外，关于冬春期间耕牛软脚病，经病因探讨与辩证论治研究，提高了治愈率。如以大补汤或加味温脾汤治疗虚弱软脚病，以归芎汤治疗风湿软脚病，以舒筋汤治疗劳伤软脚病等。
（二）中草药剂型改革
70年代初开始，各地中兽医利用当地中草药资源开展中草药剂型改革试验，提高了疗效，扩大应用范围。经过验证，临床应用效果较好的有钩吻（断肠草）、穿心莲（一见喜）、大叶桉、蟾酥以及止痢素注射液和防痢散等。本省进行的中草药剂改革有注射剂、散剂、汤剂、合剂、丸剂、酊剂、丹剂和膏剂等9类共45种。《兽用中草药制备与剂型改革》一书，由金学浩编著，1983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三）电针疗法与电针麻醉
70年代以来，省农科院牧医所与基层畜牧兽医站结合，应用电针治疗猪传染性胃肠炎以及猪牛母畜生殖器官功能紊乱引起的不孕症等取得良好效果；应用三阳络组穴、百会肾门组穴电针麻醉，进行上千例的牛瘤胃手术、剖腹术、阴囊赫尼亚手术等。福建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家畜针麻研究小组发现猪的电针麻醉新穴位“安神穴”，该穴电针麻醉原理，通过埋植脑室套管，以放射免疫法检测脑池脑脊液，证明该穴位电针麻醉可激活内源性吗啡样物质的释放。周金泰撰写的《电针猪安神穴的镇痛效应与应激相关分析》发表于《福建农学院学报》20卷1期，该论文摘要收载于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文摘。崇安县畜牧兽医站发现牛的电针镇痛新穴位“眶下孔——顺气组穴”，1986年在华东区第七次中兽医科研协作会上作了表演。《家畜电针麻醉与外科手术》一书，由福建农学院畜牧兽医系编奢，1988年出版。
（四）中草药资源调查
除了各地、县畜牧兽医站进行调查外，福建农学院畜牧兽医系中兽医学科组吴德锋等人作了全面系统的调研工作，历时十余载，行程遍及全省60余县，制作标本两万余份，对有重要药用价值和稀有的中草药还拍摄了彩色照片。所采集的植物标本经整理鉴定，分属246科，1873种，汇编成《福建兽医药用植物名录》和《福建兽医常用中草药图谱304种》。以上成果通过省级鉴定，已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年）。
第一节 疫病防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福建各地疫病广泛流行。据民国26年（1937年）和民国30年福建省农业改进处和福建省农学院分别进行的调查，主要的传染病：牛有牛瘟、炭疽、气肿疽和出血性败血病；猪有猪瘟、猪丹毒和猪肺疫；家禽有鸡新城疫和禽霍乱。其中以牛瘟、猪瘟和鸡新城疫流行最为严重，常年发生，损失惊人。据民国26年秋莆田以下10县1市调查，常年疫病损失，每区约二三万元（银元），10县1市合计不下百余万元。为防治疫病，民国29年，省农业改进处成立畜牧兽医事务所，内设兽医课，下分防疫、诊疗和血清制造等3个组。并于民国31年12月开始试制血清和疫苗等生物药品，开展以扑灭牛瘟为主的防疫工作。经施行多年有组织的防治，民国35年以后，牛瘟疫情逐渐减轻。至于其它疫病，限于人才、经费和设备及基层无防疫机构等原因，一般“任其传染，听其死灭”。
新中国成立初期，除牛瘟外，各种疫病流行相当严重。尤其各地发生的牛炭疽、牛气肿疽和牛出血性败血病对耕牛威胁很大。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保护畜牧业，此时的兽医工作是以防治耕牛的传染病为重点，建立省和地区兽疫防治机构，宣传发动群众，组织民间兽医队伍，短期培训技术力量，开展防疫工作。在疫区和受威胁区连续多年进行预防注射，巩固扑灭牛瘟的成果，控制牛炭疽与牛出血性败血病的流行，并于1960年消灭牛气肿疽。在此期间，查清耕牛营养代谢病的“软脚病”及黑斑病甘薯中毒引起的“气喘病”，并组织防治。1955年，福建沿海各县首次暴发牛流行热，省兽医防治部门组织中兽医抢救治疗，保证了农业生产所需的畜力。
在防治牛病的过程中，福建省福州兽医院副院长曾广谧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技术指导、调查研究和防治的组织工作，受到党和政府的表彰。1955年4、5月份，他先后参加全国农业水利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和全国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
由于基层没有兽医组织，防疫工作不能深入开展，1956年1月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民间兽医工作的指示》，同年6月22日，农业部发出《关于建立畜牧兽医工作站的通知》，1957年4月30日，农业部等联合发出《关于大力防治猪传染病的通知》，兽医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猪和禽的疫病防治。同时，省兽医防治部门配合卫生部门开展人畜共患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1958年，在省农业厅畜产处黄伟勋的具体组织和技术指导下，首次开展耕牛血吸虫病的普查普治。其间采取的防治措施，一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1956年秋，各县建立畜牧兽医站，乡（镇）建立民间兽医联合诊所或兽医站，1958年，建立公社畜牧兽医站，大队设家畜防疫员，形成兽医防治体系。二是建立检疫制度。重点是畜禽的产地、交易市场、屠宰、运输和口岸等5个环节的检疫。1958年2月，福建省人民委员会颁布《福建省家畜检疫简则》，1963年设专职检疫员480名，兼职230名。同年，与邻省界公路和铁路主要通道，设立5个省属家畜检疫站。三是采取以疫苗免疫为主的综合防制措施，实行春秋突击预防注射和平时补针相结合，提高预防注射密度，有效地控制猪瘟、猪丹毒和猪肺疫的流行，减少鸡新城疫和鸭瘟的发生。1960年集体养猪高潮，由于饲料不足，生喂水生饲料及管理等原因，猪场普遍发生猪喘气病（霉形体性肺炎）、姜片虫病、肾虫病和小猪营养性水肿，为此省内组织科研等部门开展调查研究和防治。
“文化大革命”期间，兽医防治工作受到破坏，猪禽疫病普遍回潮，耕牛非正常死亡增多。1966年冬至1967年春，死牛1.6万头，为新中国建立以来牛死亡的最高年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级兽医机构进行恢复整顿。1979年、1987～1989年，组织两次大规模的疫情普查，对实施科学化防治提供依据。1985年，国务院颁布《家畜家禽防疫条例》，1987年，福建省人民政府据此颁布（福建省家畜家禽防疫实施办法》，使防疫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此后，乡（镇）畜牧兽医站积极推广防疫技术承包，将春秋突击预防注射改为常年注射，以保护常年预防注射的高密度。在防治工作中，推广运用畜禽免疫程序和一些快速诊断新技术。使防疫工作有了新的起色，逐步向法制化、科学化和规范化方向发展。
新屮国成立以来，福建省畜禽疫病防治工作取得不少成绩，兽医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严重为害畜禽的主要疫病得到不同程度的控制，消灭了牛气肿疽和人畜共患的血吸虫病。但由于诊断和检疫工作还存在薄弱环节，也从省外传入18种疫病。其中猪病8种：喘气病（1956年）、传染性胃肠炎（1963年）、溶血性链球菌病（1965年）、猪痢疾（1978年）、猪细小病毒病（1984年）、断奶仔猪大肠杆菌性腹泻（1984年）、猪流行性腹泻（1985年）和猪萎缩性鼻炎（1985年）；禽病9种：鸭瘟（1962年）、小鹅瘟（1974年）、鸡马立克氏病（1980年）、雏鸭传染性肝炎（1981年）、鸡传染性支气管炎（1981年）、鸡霉形体病（1982年）、鸡传染性法氏囊病（1984年）、鸽I型副粘病毒病（1989年）和鸭疫巴氏杆菌病（1990年）；兔病1种：兔病毒性出血症即兔瘟（1984年）。这些疫病对畜牧业生产危害甚大。
一、传染病防制
（一）传染病种类
据多次疫病调查及有关资料，本省已发现的畜禽传染病累计有88种，其中只限于血清学检查阳性的6种，病原尚未查明的2种。
多种家畜共患的传染病有10种，距今一百多年前，福州市马尾、前洋村发生炭疽。1950年发现乙型脑炎和钩端螺旋体病，1952年发现破伤风，1953年发现结核病，1954年发现放线菌病和布氏杆菌病。狂犬病，本省直至1955年才有正式文件记载。1962年发现伪狂犬病。1987～1990年，血清学检查出阳性的牛、羊、禽的衣原体病。
猪的传染病有22种。民国26年（1937年）发现猪瘟、猪丹毒、猪肺疫、仔猪副伤寒和仔猪白痢，1956年发现猪痘和猪喘气病，1958年发现仔猪水肿病、仔猪黄痢，1963年发现猪传染性胃肠炎，1965年发现猪溶血性链球菌病，1974年发现猪流行性感冒，1978年发现猪痢疾和病原尚未查明的猪红皮病，1980年发现猪肠毒血症（C型魏氏梭菌引起架子猪、成年猪的肠毒血型病症），1981年发现猪小肠结肠炎耶氏菌病，1984年发现猪细小病毒病，1985年发现猪萎缩性鼻炎、猪流行性腹泻和断奶仔猪大肠杆菌性腹泻。牛羊传染病有13种。光绪三十年（1904年）发生牛出血性败血病，民国19年发现牛气肿疽，民国26年发现牛瘟，1955年发现牛流行热，1972年发现病原尚未查明的牛血痢，1974年发现牛流行性腹泻，1977年发现牛和羊的腐蹄病，1979年发现羊链球菌病，1987～1989年普查血清学阳性的有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牛粘膜病、牛白血病、牛副结核病以及牛羊蓝舌病等。
马、骡传染病有5种，1951年从北方南下军马中，发现马鼻疽、马腺疫（1958年冬至1959年春晋江地区有500多匹马发病）、马胸疫、马流行性感冒（1974年同安县有370多匹马发病）和流行性淋巴管炎。
犬的传染病2种，1976年晋江地区流行犬瘟热，1984年发现犬细小病毒病。
兔的传染病有10种。1958年发现兔巴氏杆菌病、兔副伤寒、兔大肠杆菌病、兔葡球菌病、兔梅毒，1979年发现兔传染性水泡性口炎，1981年发现兔伪结核病，1982年发现兔A型魏氏梭菌肠毒血症，1984年发现兔病毒性出血症和传染性鼻炎。
禽的传染病有26种。民国26年（1937年）发现鸡新城疫、禽霍乱、维鸡白痢和鸡痘，1952年在福州畜牧场发生鸡白血病，1959年发现鸡伤寒、鸡副伤寒、禽大肠杆菌病、鸡传染性喉气管炎和禽曲霉菌病，1962年发现鸭瘟（1965年发现母鹅鸭瘟），1974年在龙海县角尾公社内丁农场发生小鹅瘟，1980年发现鸡马立克氏病，1981年发现鸡传染性支气管炎和鸭病毒性肝炎，1982年发现鸡霉形体病，1984年发现鸡传染性鼻炎和鸡传染性法氏囊病，1985年发现鸡葡萄球菌病和雏番鸭细小病毒病，1988年发现禽脑脊髓炎和病毒性关节炎，1989年发现鸡肺炎克雷伯氏菌病和鸽I型副粘病毒病，1990年发现鸭疫巴氏杆菌病和绿脓杆菌病。
（二）传染病危害
传染病对畜禽危害最大，可造成畜禽大量发病与死亡。据1979年全省畜禽疫病普查统计，1976～1978年连续3年对149个公社的调查，3年中猪的发病率分别为39.49％、39.17％和38.16％，死亡率分别为4.82％、4.5％和4.45％。猪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偏高，几乎每2.5头猪中就有1头发病，每20头猪中就有1头死亡。在病猪和死猪中，占绝大多数的是传染病。这3年猪传染病的发病率分别为34.68％、35.56％和32.5％，分别占当年总发病数的87.8％、90.7％和85％。死亡率分别为4.31％、3.97％和7.58％，分别占当年总死亡猪数的89.5％、88％和80％。因此，防治猪病首先是防制好猪的传染病。
牛的传染病经过50年代的积极防治，主要的几种传染病已被控制或扑灭。因此，1979年疫病普查时，该病为害不大。1976～1978年的发病率分别为3.43％、3.56％和3.29％，死亡率分别为0.30％、0.18％和0.09％。
禽的传染病为害很大。1976～1978年死亡率分别为25.88％、26.35％和26.25％。[=此处为表格页（表5-11976～1978年福建省畜禽疾病调查统计表）=]（三）传染病防制
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商业和卫生等有关部门的配合下，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采取各方面措施进行防治。
1.广泛宣传
疫病防治是一项既有科学性又有群众性的移风易俗的斗争，必须充分发动群众，开展群防群治。新中国成立初期，群众防疫基础薄弱，每年季节性防疫注射前，都要逐级召开会议，宣传防疫的意义、政策和措施，达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60年代以后，群众性防疫制度走上正轨，除召开某些群众性疫病防治会议外，还开展经常性防疫宣传，各地多采用村头墙报、黑板报、有线广播、农民夜校、电影现场插播防疫幻灯片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80年代，各县畜牧兽医站大多配备防疫车，根据防疫需要将宣传材料录音，组织宣传车下到乡（镇）、村庄或集市播放。1989年，各地为宣传《家畜家禽防疫条列》和《福建省家畜家禽防疫实施办法》，共出动宣传车365车次。关于防疫基础知识宣传，1958年福建省畜牧兽医总站编绘《福建省十大猪病挂图》，10张为一套，共2万套，分发到基层防治单位张贴；有的地（市）农牧部门还仿印、复制扩大宣传。1960～1966年和1980～1990年省农业厅畜牧局编辑《畜牧兽医参考资料》共17集。每集印2000～2500册，分发各级有关科技人员参阅。1987～1988年省畜牧兽医学会牵头，组织编写《猪病防治》、《牛病便方》、《禽病防治》、《兔病防治》及《疫苗应用》等兽医科普小册子，由福建省科学技术协会科学普及部发行。1990年，省农业厅畜牧局编印《兽医卫生检验挂图》4张1600套，《畜禽疫病防疫知识》14张100套，供农村兽医防疫员、专业户和知识青年培训学习。
2.预防注射
预防注射是防制疫病的重要手段，结合封锁、隔离、消毒和尸体无害化处理等措施，可以控制、扑灭疫病的流行。50年代，各地兽疫防治部门通过以预防注射为主的防疫措施，扑灭牛气肿疽，控制牛炭疽、牛出血性败血病和猪的三大传染病（猪瘟、猪丹毒和猪肺疫）的流行。“文化大革命”期间，放松该项工作，猪、禽疫病又普遍流行。80年代强化防疫注射等措施，各种疫病逐步得到控制。1985年以来，每年畜禽预防注射都在1亿头（只）以上，预防传染病共26种。
3.检疫检验
检疫检验是利用各种诊断方法，对畜禽生产、流通和屠宰过程中进行活体检疫和宰后肉尸检验，及时发现传染源，就地采取相应措施，加以控制、消灭。这是保障人、畜禽健康的关键性措施。
（1）产地检疫
在畜禽出售或调出时进行。80年代开始积极推行。1985年，全省72个县（市、区），929个乡（镇），有31个县（市、区），125个乡（镇）实行，共检疫猪2513100头，检出病猪1734头，检出率0.07％；牛1230头，检出31头，占2.52％；羊14730头，检出病羊80头，占0.5％；禽114500只，检出病禽3270，占2.85％。1990年，全省74个县（市、区）、771个乡（镇）实行，共检疫猪6204400头，检出病猪1.3万头，占0.2％；牛87558头，检出病牛148头，占0.17％；羊97461头，检出病羊415头，占0.42％；禽26369000羽，检出病禽4336羽，占0.012％。（2）市场检疫
1962年，诏安、龙海县首先实行猪苗集市交易检疫和猪瘟或猪瘟与猪丹毒预防注射。1963年，在龙溪地区55个猪苗集市全面推行，年检疫和注射猪苗五六十万头。70年代初期，三明、泉州等地、市也相继实行。80年代，城市贸易市场日趋活跃，畜禽及其产品大量上市，各地加强集市检疫。1985年，全省活畜（禽）市场751个，开展检疫的731个，占97.34％；肉类市场1051个，开展检疫的1023个，占97.33％。1990年，以上两类市场检疫检验分别达到94.38％和99.56％。
（3）屠宰检疫检验
1954年以前，城市肉检由卫生部门负责。1956年5月起，全省屠宰场和肉类联合加工厂由食品公司系统负责牲畜宰前检疫和宰后检验。1958年7月，经省人委决定，该项工作移交给农业部门负责至今。其中福州市肉联厂和市区市场检疫于1987年7月起暂委托市卫生部门负责。1978年9月，宰杀生猪实行“两把刀”政策，允许生产者完成收购任务后可自行处理，开始出现农民分散自宰。1985年4月，生猪取消派购，个体商贩和农民可自由屠宰和贩运。根据分散屠宰生猪的新情况，各县、乡（镇）防疫检疫部门，委托村兽医防疫员代检，但漏检率高，工作质量也难保证。1990年4月5日，省农业厅、商业厅、卫生厅、工商行政管理局和税务局联合通知，实行生猪定点屠宰，集中检疫检验，统一纳税，分散经营的办法，并规定统一由兽医检疫部门负责。此后，这项工作又逐步走上正轨。
（4）运输检疫
由6个边境检疫站负责进出境活畜（禽）检疫。省内运输检疫由各地检疫站负责。
（5）进出口岸检疫
由福州、厦门和泉州3个口岸动植物检疫所负责出口活畜检疫和进口动物产品、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的检验。
4.研究和应用新技术
在免疫诊断上，对单克隆抗体技术的研究，进展较好。1985年以来，省农科院牧医所相继建立分泌鸡新城疫（1985年）、传染性法氏囊病（1990年）、马立克氏病（1990年）、传染性喉气管炎（1992年）和传染性支气管炎（1992年）等病毒单克隆抗体的杂交瘤细胞株。利用这些单抗，建立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免疫荧光试验和胶乳凝集试验等检测病毒抗原的方法，提高临床诊断的准确性，具有特异性强、敏感度高、快速、简便等优点。1987年应用细菌质粒分析技术进行家禽大肠杆菌耐药性和流行病学调查。1988年，研究成功禽霍乱荚膜抗原苗。以上成果均属国内先进水平。对传染病新的诊断方法，如荧光抗体技术、免疫酶技术和对流免疫电泳技术等，80年代以来，逐步推广应用。关于猪瘟免化弱毒冻干苗和鸡新城疫I系与Ⅱ系苗的免疫程序，80年代初，曾根据农业部兽药鉴定所等单位有关研究成果，向全省推广，在生产实践中，逐步试验改进和总结提高。到80年代末，对猪、禽常见疫病，特别是猪瘟、鸡马立克氏病、新城疫、传染性法氏囊病、传染性支气管炎、鸡痘、鸡霉形体病和鸭瘟等都已有适合本省各地生产实的免疫程序和免疫方法，保障养猪业和养禽业的正常发展。5.主要传染病的防制
（1）牛瘟
据民国30年（1941年）调查，牛瘟时有发生，以民国29年流行特别严重，闽西各县及闽南少数县份受害最大。发病多在夏秋季，牛瘟猖獗的乡村，死牛往往在80％以上。农民因经济关系，大都屠宰病牛，出卖牛肉或牛皮，结果使牛瘟传染更为普遍、迅速。民国31年4月开始，牛瘟在闽南的晋江、南安、安溪、同安、龙溪、海澄、漳浦、云霄、诏安、长泰、南靖、平和，闽西的清流、连城、武平、永定，闽北的邵武和闽东的古田等18个县流行，历时年余，死亡耕牛万余头。嗣后，海澄、南靖（民国32年）、华安、龙岩（民国33年）和漳浦（民国33年、民国34年）等县陆续都有发生。为了扑灭牛瘟，当时采取的措施：一是民国31年牛瘟流行时，在重点疫区成立闽南十县牛瘟防治委员会，施行有组织的防治。二是开展防疫宣传，大量编印防疫手册、浅说和标语，广为宣传，并张贴各乡镇重要场所，同时派员到漳浦、海澄、南平、邵武、顺昌和清流等县举办防疫讲习会48次，听课农民1456人次。三是派员到疫区指导，协助有系统的防治。从民国29～37年，省农业改进处畜牧兽医事务所曾4次派员到晋江、南安、同安、惠安、海澄、龙溪、南靖、长泰、云霄、诏安、漳浦、清流、明溪、永安、上杭、长汀、崇安和浦城等18个县、154个乡、798个保检疫耕牛5317头，消毒隔离7681头，重症病牛不治扑杀、无害处理的815头，血清治疗131头，预防注射山羊化牛瘟血毒苗587头。四是制造血清、疫苗。原所需血清、疫苗向江西省购买，民国33年9月至民国34年，省农业改进处畜牧兽医事务所共制造牛瘟脏器苗26100毫升，抗牛瘟血清53300毫升。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春季开始，在厦门、同安、龙溪、海澄、南安、福清、平潭、连江、建阳、浦城和龙岩等县、市，在疫区和可疑疫区开展免化牛瘟弱毒苗预防注射，发现可疑病牛用抗牛瘟血清治疗，当年注射耕牛47128头，血清治疗164头。1951年注射耕牛73074头，其中晋江专区34790头，龙溪专区19414头，闽侯专区9346头，龙岩专区3989头，南平专区3485头，福安专区2050头。两年共预防注射耕牛120202头次，使用血清17800毫升，达到防制效果。
（2）炭疽
炭疽病发生历史较久，福州市马尾区闽安乡前洋村，在一百多年前曾发生过炭疽。全村100多头牛，仅幸存1头。民国15年（1926年），长乐县3区三星乡塔前村发生此病，牛全部死亡。民国20年，闽侯县10区埕头乡埕头村，于6月上旬闽江洪水退后，因牛在水淹没过的草地放牧而感染此病，全村数十头牛死亡只剩4头。民国23年，原水吉县青潭村70多头牛，患此病死亡只剩3头。民国33年，该县浒州、马坑等乡，牛患此病大量死亡。民国36年，福州协和大学乳牛场发生此病，死亡小牛1头；1949年，古田县5区后洋、潮渔两乡发生此病。
1950年，福州市郊盖山乡的牛发生此病，死亡4头。1951年，7月中旬南平市徐洋乡牛患此病治愈4头，同年，福州市郊马患此病，死亡1头。1952年全省有3个县发生炭疽病。闽侯县第10区埕头乡6月16日发现本病，10天内，3个村181头牛，死亡30头，其中埕头村有30头，死亡23头，18日--天内死亡8头；另死亡猪2头，狗1头。诏安县塘桥乡同年牛病3头，死亡3头。长乐县2：区陈桥乡，同年12月死亡耕牛1头，猪3头，狗2头。
据福州兽医院1953～1954年5月检疫调查报告，有10县2市发生此病。流行季节以3～9月洪水过后发生的较多，呈散发性或地方流行性。炭疽病的分布地区：诏安县为2、3、4、5区；云霄县为2、3、6区，以3区最严重；漳浦县1、4、5、8区，以5、8区较严重；还有原海澄县3、6区，南靖县程溪镇，原龙溪县6区，厦门市禾山区，同安县3、6区，长乐县1、2、3、4、7、8区，福清县13区，福州市仓山、盖山、白云、下道、新店、战峰等区，邵武县7街谢坑乡。另宁德县7区、闽侯县10区曾报告有炭疽病，未作调查。
1954年下半年，有6个县发生炭疽病。福清县3、12、13等区于6月间死亡耕牛26头，猪38头，山羊43头，犬3头；还有38人生恶疮或皮肤出现紫红色斑疹。长乐县6区岭南乡沟南村陈俊金互助组，有1头牛患此病，于7月2日死亡，因尸体处理不当，引起某区的三星、首台、前林、华阳，6区的枫林、义溪、潭头，2区的白眉、新览等乡耕牛患病死亡共95头、猪3头。古田县5区后洋、潮渔两乡7～8月死亡耕牛14头，其中后洋乡后洋村7月4～10死牛11头。原水吉县后井村水牛患此病于8月23日死亡1头，26日死亡5头。南平市1区东坑乡、8区硬埕乡于10月间死亡耕牛4头。长汀县童坊、大埔、彭坊、胡岭等4个乡死亡牛40头，猪41头。
1955年，有5个县、市发生，泉州、漳州、厦门等3市分别死亡马属动物各三、四头。长乐县牛死亡17头。尤溪县西洋镇牛病18头，死亡15头。
1956年，有6个县、市发生此病。福清县高山区高山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第3生产队，于8月23日死牛1头，宰后39户分食，引起传播，共死亡耕牛10头，羊30头，猪2头，狗3头。同安县汀溪区新风乡林尾村10月16～19日死亡狗、猪、黄牛各1头。政和县新口乡沙田村，死亡牛5头，狗1头，猪1头。闽侯县马尾区闽安乡康坂村死牛5头。长乐县死牛6头。泉州市死马1头。
1957年，莆田、连江、长乐等3个县患炭疽病死亡牛12头，马2头。
1963年，有2个县发生炭疽病，莆田县死亡牛1头，骡2头，羊15头，猪8头，兔2头。
1967年福州市郊死牛2头。
1977年建阳县水吉公社大湖等大队死亡耕牛20头；1979年又有8头牛发病，死亡3头。
1981年7月，福清县马斜村、高山乡太武村各有1头牛发病死亡。同年福州郊区泉头猪场有2头猪发病死亡。
此后，未见有本病发生。 炭疽病，对人、畜危害严重。新中国成立后，福建省首先对此病开展防疫宣传并采用炭疽芽胞苗对耕牛等进行免疫接种。1950年春季，在福州郊区、闽侯县等疫区免疫接种耕牛3698头，马101头，山羊15头。1951年春，当时7个专区均成立兽疫防治站，其首要任务就是进行炭疽防制工作，免疫接种耕牛55585头，猪99头；其中龙溪专区接种耕牛19481头，晋江专区10590头，闽侯专区10291头（包括福州市郊区），福安专区7836头，南平专区3624头，龙岩专区3203头，永安专区耕牛560头和猪99头。1952年春季，在闽侯等重点疫区免疫接种耕牛29407头，猪2727头。1953年春，防治耕牛30000头。1954-1958年，改为秋防，此时耕牛膘情处在全年最佳状态，免疫接种效果较好。在此期间，每年预防接种耕牛3～3.5万头。经过连续9年的宣传发动，执行以预防注射为主，结合隔离、消毒及尸体无害化处理等综合性防治措施，1957年后疫情显著减少。此后根据防疫需要，于1962～1965年和1981年恢复预防注射，以巩固防疫效果。以上总共免疫接种牛439686头，马101头，羊19292头，猪2826头。
（3）气肿疽
据闽南疫区老中兽医反映，民国19年（1930年）就有气肿疽发生，由于本病症状多在家畜后躯一侧臀股肌肉丰厚部发生急性肿胀，牛靠另三肢站立，当时中兽医对本病尚无药物可治，认为是不治之症，故俗称“三脚虎”。1951年，在晋江专区的南安、同安、仙游、莆田、德化等县有散发病例。1952年，龙溪专区的云霄县、诏安县，龙溪县的5、6、8区，同安县和厦门市的禾山区有零散发病；诏安县24个乡死亡耕牛83头，漳浦县3区两个月内死亡耕牛28头。据福州兽医院1953～1954年5月检疫调查报告，有7县1市发生本病。流行时间以1～5月和9～11月较多，呈散发性或地方流行性。本病的分布地区，诏安县为2、3、4、5、6、7区，以3、4、5区发生较多，两年均有发生；东山县各区均有发生，1953年3区后林乡有散发；云霄县1、2、3、6区发生，以3区的陈岱、烈屿、梅乡各乡发生较多，两年均有发生；漳浦县1、4、5、7、6、8、9、12区发生，以5区发生较多，两年均有发生；原海澄县3、4、6区发生；同安2、3、8、9、10区发生，以8、10区过去发生较多；厦门市禾山区的高殿、五通、后坂等乡两年均有发生。1953年，漳浦县的佛昙、赤湖、深土等乡连片发生，死亡耕牛300多头。1954年有6个县发生，漳浦县死亡耕牛158头，是年2月25日至4月25日在该县6区西潘乡治疗14头，治愈9头；东山县1～3月16个乡牛病62头，死亡57头；诏安县死亡耕牛104头；3～4月在田扑乡治疗3头，治愈2头；原海澄、长泰两县死亡耕牛20头；云霄县死亡耕牛7头，其中3区的礁尾村3月3～7日死亡3头，曾江乡死亡2头，烈屿乡死亡2头。1955年，据云霄、龙岩等15个县19个乡统计，春季耕牛患病死亡144头。1957年，同安县发生3头。1959年发病死亡1头。此后未见有本病发生。
1952年春季，省农林厅在疫区的区、乡成立气肿疽防治委员会等组织，大力宣传，发动群众，开展以预防注射为主的综合性防治措施。是年春季在闽南各县疫区，采用气肿疽甲醛菌苗免疫接种耕牛11632头；厦门禾山区还大张旗鼓地汇集各乡耕牛，红旗前导，牧童牵着耕牛列队由民兵护送到区政府附近广场接受注射，场面壮观。1954年改为秋季免疫接种。1953～1958年，全省每年注射耕牛4.5～5万头。1960年后疫情控制、扑灭，但免疫接种一直坚持到1965年，每年注射耕牛2～3万头。
（4）牛出血性败血病
光绪三十年（1904年），泰宁县4区三地乡耕牛发生本病，死亡18头。民国37年（1948年），长乐县4区浮山支乡患病耕牛死亡60～70头。5区罗比乡耕牛死亡40～50头。
1950年，同安县珩山乡东宅、湖里两村有耕牛58头，在35天内患本病死亡耕牛17头，死亡率29.31％。
1951年，南平市西郊8月治疗牛1头，福安专区治疗6头；闽侯专区平潭、福清、长乐、连江等县零星散发，耕牛死亡9头；晋江专区南安、仙游、同安、莆田、德化及龙溪专区也有散发性病例。
1952年，有福州等18个县、市发生此病。据龙溪专区的平和、华安和龙溪3个县上半年调查，患本病耕牛死亡459头。
据福州兽医院1953～1954年5月检疫调查报告，此病发生时间为3～9月，以5～8月较多，呈散发或地方流行性。报告病例的有福州、厦门、福清、惠安、同安、原海澄、漳浦等县、市。
1954年，泰宁县4区三地乡耕牛患病16头，经治疗，死亡1头。
1955年，邵武县通太街在8天内患病死亡耕牛7头。
1969年，屏南县长桥公社有零星散发。
1971～1972年，霞浦县城关等地发病10多头牛。
1976年，崇安县有零星散发。
据统计，1980年全省病牛237头，死亡20头。1981年，病牛56头，死亡8头；沿海以厦门、同安为此病多发区，山区以建阳地区为此病多发区。
1982年9月，福清县沙埔公社赤礁大队第一生产队患此病死亡黄牛1头。
1989年，有2个县6个乡（镇）病牛29头，死亡3头。
1950年春季，省实业厅组织兽医人员用牛出血性败血病氢氧化铝菌苗免疫接种耕牛479头。1951年，免疫接种耕牛48666头，其中，晋江专区19385头，龙溪专区17938头，闽侯专区6248头，福安专区5091头，南平地区4头。1952年注射耕牛74222头。1954年改为秋季注射。1953～1957年，全省每年注射耕牛3～4万头。1954年之后，发病地区显著减少，1983年以后本病已基本控制。
（5）布氏杆菌病
1954年，福州市采用血清凝集试验，检查牛100头，其中阳性4头。I960年底至1961年初厦门市洪山柄农场两次从山西省引进乳山羊154头。1961年，母山羊发生流产80多头次。有1头公羊睾丸肿大化脓，另1头睾丸肿大硬化。1962年至1963年4月，该场羊群发生流产176头次，并出现关节炎、跛行、乳房炎等。血清凝集试验检查158头羊，其中阳性82头，阳性率52.52％，可疑10头；从病羊肝、脾分离出4株羊型布氏杆菌。1962年12月和1963年1月，省农垦厅从新疆引进山羊543头，先运来的443头放在崇安县茶劳山垦殖场，后运来的100头，放在安溪县福前农场，经血清学检查，茶劳山垦殖场新疆羊396头，其中阳性54头，当年有100多头母羊流产，死亡30余头，且有职工7人被感染，从1患者血液中分离出1株羊型布氏杆菌。福建省侨务委员会1962年底从山东引进乳山羊226头，分配给福州北郊、连江龙华、晋江双阳及同安竹坝等农场。经检疫，北郊的128头羊，阳性9头；连江32头，阳性2头；晋江25头，阳性11头、可疑1头；同安41头，阳性4头。
1963～1964年，省农业厅畜牧局组织各地（市）、县（市）兽医人员对9个地、市67个县（市），用平板和试管法检查畜、禽16540头，检出阳性1123头，阳性率6.79％。可疑963头，占5.82％。1964年，连城县驻军猪场，从病猪肝和脾中分离出2株猪型布氏杆菌。1965年，厦门市乳牛场将军祠分场从1头病牛乳房中分离出牛型布氏杆菌。
1984～1985年，省农业厅畜牧防疫检疫站主持采用上述血清学方法，再次开展普查。共检查72个县（市、区），616个乡（镇），3679个村，31595个农户及284个农场的牲畜共46481头，查出阳性334头，阳性率0.71％，可疑249头，占0.54％。
1986年在漳平县城关，从犬中分离出6株犬型布氏杆菌。
本省对布氏杆菌病的防制措施主要有：加强对从外省和疫区调人种畜的检疫；对种畜场实行定期监测和突击普查相结合，查出阳性畜坚决淘汰；推广人工授精；对病畜场如厦门洪山柄、崇安茶劳山、连城驻军猪场等的病畜和阳性畜全部扑杀，场地消毒；患病职工妥善治疗。从两次普查结果看，阳性率从6.78％下降到0.71％，防疫效果显著，但疫情尚待进一步查清。
6.控制其它疫病
（1）奶牛结核病
采用结核菌素皮内法和点眼法相结合的检疫方法，对奶牛进行定期检疫。1953年，福州市奶牛阳性率5～8％。1975年，厦门、南平两市集体奶牛结核病阳性率分别为60％和50％。1984年，莆田县在8个乡镇、125个村检疫奶牛3595头，阳性167头，阳性率4.6％，可疑256头，占7.1％。1989年，福州市检疫3703头，阳性183头，阳性率4.94％。对主要奶牛场通过检疫淘汰或隔离阳性牛，加上清场、消毒等措施，健化牛群，建立无病场。福州市北门奶牛场，1976年阳性率47％，1980年高达92％。1988年5月淘汰全部奶牛，反复消毒场舍，至1989年10月，从上海引进无病奶牛190头，建立无病场。南平市奶牛场从1978年开始每年定期检疫，淘汰阳性牛，阳性率从70％降到1983年7％，1984年后再未检出阳性牛。
（2）伪狂犬病
1962年12月，首先在龙溪地区长泰县岩溪公社高濑大队耕牛中发生伪狂犬病。至1984年3月，该地区有长泰、漳州、龙海、华安、平和、漳浦和南靖7个县（市）18个公社39个大队发病耕牛220头，其中黄牛127头，水牛93头，全部死亡。经龙溪地区畜牧兽医站调查研究，证实牛的传染来源是带毒猪，传播媒介物为被污染的甘蔗叶。1964年，省农科院牧医研究所研制成功牛羊伪狂犬病鸡胚细胞毒灭活苗。1965年开始每年在疫区开展牛的预防注射，同时宣传发动群众，修圈养猪，在冬春，用于喂牛的甘蔗叶防止猪接触及猪牛不同栏等措施。1984年4月以后，未再发现新病例。
猪的伪狂犬病，龙岩专区家畜疫病防治站于1953年1月曾报告，龙岩县青草盂农场养猪140头。1957年11月中旬，在3～5月龄小猪中发生类似猪流感的咳嗽、流鼻涕等呼吸系统症状，下旬取31号病猪肝、脾1：5研磨成乳剂皮下注射兔1毫升，第三天兔注部奇痒，第4天死亡，诊断为本病。因病料保留不当，省农业厅畜牧局派人复检未果。
龙溪地区在牛病的同时，还发生犬和猪的伪狂犬病。1963～1977年，长泰、平和和华安3个县因伪狂犬病致死犬25头。猪除哺乳仔猪外，一般多呈隐性感染。1964年，龙溪地区牧医站曾对长泰县和漳州市的3个疫区大队的38头母猪进行血清学检查（Shope氏豚鼠试验改良法），阳性25头，感染率高达66％。1965～1974年，仔猪发病40头，死亡33头。其中长泰城关公社珠坂大队1965年1月病死2头；龙溪县步文公社西坑大队1965年5月病死1头；长泰县城关公社城关大队母猪场1974年5～7月，在7窝51头18～43日龄仔猪中，发病31头，发病率60.7％，死亡30头，致死率96.7％。1988年，省农科院牧医所研制成功伪狂犬病细胞弱毒苗，适用于牛、羊、猪的预防注射，已在疫区试用。
（3）乙型脑炎
新中国建立初期，在南下军马中开始发生此病。1962年7～8月，古田、惠安、涵江等地军马发病80匹，死亡23匹。1963年7～9月，同安、长泰和连江等地军马又发病数十匹。1964年，全省军马发病282匹，死亡81匹。此后每年开展预防注射，疫情逐步控制，1981年以来未见新病例。
猪乙型脑炎一般呈隐性经过，而在新引进的种猪中发病较多。1973年省卫生防疫站对龙溪县角美公社食品站收购的129头菜猪进行血清学检查，阳性107头，阳性率82.94％。同年夏季，又在该县榜山公社崇福等4个疫区大队（人乙型脑炎流行区）同法检查幼猪30头，阳性15头，阳性率50％。隐性感染猪成为人乙型脑炎传染源。1974年9月，同安县白沙垅农场引进北京黑种猪10对。1975年7～8月间，其中7头母猪流产，1头不孕，3头公猪睾丸先肿大后萎缩。经血清学检查，抗体滴度1：2048，呈强阳性反应。80年代初期，莆田市每年7～9月有千胎以上初产母猪产死胎或弱仔。同期，泉州市和顺昌县食品公司猪场也发生母猪流产。经血清学检查，都诊断为乙型脑炎。对猪乙型脑炎的防制措施，主要是用国内培育成功的猪乙型脑炎弱毒苗，在疫病流行季节前1个月，对4月龄以上的后备种猪进行预防注射；其次推广自繁自养，如需引种，按上法注射疫苗。
（4）钩端螺旋体病
简称钩体病，50年代初期在军马中发生，临床上多表现高热和周期性眼炎。据1955年调查，本病主要发生于闽南的泉州、漳州和厦门一带。泉州以北军马发病率为0.2％而泉州以南为5.7％。
猪钩体病多呈隐性经过。在饲养管理不良情况下才出现症状。1959～1961年3年经济困难时期，福清、漳浦、同安等县集体和国营猪场曾有发生。据福建省流行病研究所自然疫源科调查，1959年6～7月，福清县医院养猪130头，患猪衰弱无力，有明显的眼结膜充血，死亡60头，死亡率46％；剖检皮下充血，肾肿大。有干部八九人下放轮流参加饲养，因猪圈卫生环境很差，人员赤脚劳动，结果全部患病，主要症状发冷发热、头痛、关节痛、全身痛、眼结合膜充血，也有黄疽者，经血清学检查，补体结合试验，呈强阳性者5例，凝集溶解试验与波摩那（L·Pomona）呈阳性反应，判定为钩体病。1960年3～6月，福清县龙田公社玉桂大队猪场，养猪178头（母猪28头），死亡108头（母猪4头、大猪30头、仔猪74头），死亡率60％。病猪症状极不明显，初少吃，有的正常，身体有点发抖，步行稍不便。几天后，表现爱睡、不爱运动，呼吸稍急促，多呈腹式呼吸，眼结合膜潮红、流浓性粘液，甚至将眼睑粘闭，鼻流透明粘液或浓汁，喜喝污水，被毛粗乱，体质逐渐瘦弱，全身发硬，背拱起，行走常摇摆不定，大便初秘结，后期拉稀、有奇臭；病末期突然倒地，前肢向左右伸开，有时后肢瘫痪。前肢直立如犬坐地而旋转，叫声发哑或无声。这时食欲显著降低或废绝，整个过程体温无变化（39～40℃），病程10～15天，死亡后剖检，一般无特殊变化，仅肺部有出血，肠薄而透明，肝成土黄色。该场猪舍卫生差，原饲养员3人相继发病，另调3人，10天后也发病，再换2人又病，兽医1人也病。有7人经血清学检查、补体结合试验，阳性4例，血清型为黄疸出血型、犬型和波摩那型。取病猪肝、肾悬液接种金色地鼠，于第17天发病死亡；再接种柯氏培养基，分离出钩体，经用12型标准菌株免疫血清做凝集试验，与黄疸出血型和犬型呈终末凝集价。取猪群血清30份，稀释1：100，与12型标准菌株做凝集试验，阳性15份，占60％，其中黄疸出血型6、犬型5、色若型、澳洲B型、七日热型、犬396型各1（12个血清型：巴达维亚型、澳洲A型、澳洲B型、波摩那型、色若型、秋季热型、流感伤寒型、牛型、七日热型、黄疽出血型、罗马396型、犬型）。猪场附近捕罗赛鼠243只、沟鼠36只、黄胸鼠26只，从罗赛鼠分离出钩体9株、沟鼠2株，鉴定为“闽二型”。猪场附近有4个池塘，从6～8月对其中3个池塘用豚鼠感染法，从1.2号池塘分离出黄疸出血型和犬型，与猪一致，与鼠类不同。因此，认为是猪间传染，而非来自鼠类，并传染到人。
1960年11月至1961年2月，漳浦县大南坂农场万安分场第2、4两个生产队猪场共饲养猪462头，发生急性黄疸型钩体病，死亡289头，死亡率63％，分离出病原为罗马396型、犬型和黄疸出血型。同期，同安县海英畜牧场有猪400头，发病168头，死亡67头，病原为波摩那型和黄疽出血型。1973～1974年，省农科院牧医所（省农科站畜牧组）采用血清学方法在福清、同安、漳州、龙海、长泰、漳浦、云霄、东山、诏安等9个县调查猪1210头，阳性440头，阳性率36％，其感染钩体分属于11个血清群13个血清型；其中同安县调查猪738头，阳性348头，阳性率47％，以波摩那型最多，达199头，占阳性数的57％，其次为黄疽出血型93头，占27％。近10年来，猪场推广现代化饲养管理后，未发现显性病例。
截至1977年，福建省流行病研究所自然疫源科从本省人、畜中分离出钩体1356株，经鉴定有449株，分离11个血清群18个血清型，其中以波摩那、犬、爪哇、秋季热、澳洲、流感伤寒、巴达维亚常见为流行型。猪感染率，沿海县为38.6％，山区县为30.3％，平均为36.6％；牛感染率，沿海县为47％，山区县为62.9％，平均为51.5％；马感染率，沿海县为55.3％；犬感染率为52.1％；鸡感染率为25％；鸭感染率为24.7％。
（5）猪瘟
新中国成立初期，福建省猪瘟广泛流行。1952年1～4月，龙溪地区死猪19997头，多数为猪瘟，其次为猪丹毒。1954年春季，在福州、福清、长乐等19个县免疫接种猪癍结晶紫疫苗24999头；当年据云霄等10个县不完全统计，死猪16719头，全省估计死猪259945头，占年终猪存栏数的9％，多数为猪瘟。1955年春季，在猪瘟流行较严重的28个县接种上述疫苗100954头，秋季接种77613头。是年，据福州、上杭、邵武、屏南、泰宁等34个县、市统计，猪瘟病猪上半年为45948头，下半年为11022头。有的地方猪瘟仍然很严重，福州市郊60％村庄流行猪瘟，死亡13164头，占年终猪存栏数42030头的31.3％；闽侯县14区兰圃乡春季死亡786头，死亡率59.2％。1956年春，接种上述疫苗44212头，秋季在福清、厦门市郊、莆田、仙游、龙溪等县（市）现场试制兔化猪瘟苗接种。是年据仙游、上杭、光泽、建宁、福州等24个县（市）统计，病猪19925头，死亡12268头，致死率61％。1957年扩大制苗试点，是年8月，全省进行猪疫情普查，猪瘟疫区乡（镇），占全省乡（镇）数65％，常年发生，以冬春较多。据福州兽医院1957年门诊记录，猪诊疗数435头，其中猪瘟134头，占30.8％，2月份猪瘟86头，占猪瘟诊疗数的64％。1958年，全省开展扑灭猪瘟运动，培训半医半农兽医员6247人，防疫员13404人，建立大队兽医室204个；推行生猪保险，每头猪收费2.6～3.2元，其中2.1元为保险费，余为包防、包医费用，生猪死亡赔偿80％。3～4月份在莆田、仙游、福州、福清等30多个县、市进行高密度免疫接种，10月份在59个县接种2316889头，接种密度58.7％。当年有47个县基本无猪瘟。
1959年，省生物药品厂正式投产，供应猪瘟兔化弱毒冻干苗，有利于大面积接种，接种密度59％，当年有51个无猪瘟；据9个月统计，猪瘟死亡1.1万头，占年末猪存栏数的0.37％。
1960年下半年至1961年，生猪生产处于低潮，放松了防疫工作；1962年春季，接种密度只达27.8％。又从省外大量调进猪苗、菜猪，由于检疫不严，猪瘟回潮，有39个县（市）发生，死猪3.3万头，占年终猪存栏数的1.8％。
1963年，全省开始加强防疫工作。1964年，猪瘟又得到控制，当年据56个县统计，死猪7420头，其中三明地区3061头，占41.25％，该地区以宁化县最严重，死亡2100头，其次为明溪县455头。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兽医机构瘫痪，防疫工作放任自流。1970年，猪瘟再度回潮，当年在同安、惠安、龙海等县流行，同安县猪瘟死亡一万多头。1971年10月至1972年6月，平和县安厚公社猪瘟死亡4000多头。1972年上半年永春县猪瘟死亡4000多头。1976年，仙游县猪瘟死亡1.9万头。1977年，据晋江地区调查，县县有猪瘟。莆田县原已扑灭了猪瘟，1975～1977年，又有八九个公社发生。南安县洪濑公社1972年发生猪瘟147头，1973年48头，1974年1217头，1976年971头，1977年1～9月400头。
1978年后，福建省逐步恢复、健全防疫机构和防疫工作，尤其1984年开始，在基层畜牧兽医站推广防疫承包和猪瘟免疫程序，改春、秋两季防疫为常年防疫，实行防疫卡耳为记，使免疫接种密度常年保持在90％以上，同时，加强隔离、消毒、死猪无害化处理等综合性防疫措施，疫情得到控制。1976～1978年，猪瘟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为1.13～0.94％和1.08～0.90％，1988～1990年，分别为0.48-0.21％和0.42-0.19％。
（6）猪丹毒
新中国成立初期，福建省沿海各县猪丹毒流行较严重。1955年，据平潭等35个县统计，病猪43630头，治疗22559头，治愈19945头，治愈率89％，死亡18566头，致死率42％。1956年，据同安、罗源等28个县统计，病猪24319头，治疗12767头，治愈11027头，治愈率86％，死亡3327头，致死率34％。龙溪地区1955年9月至1956年2月，沿海6个县猪丹毒死亡7580头，其中漳浦县1955年11月至1956年1月死亡3197头；诏安县1955年11～12月死亡1944头，其中四都区死亡1184头、西潭区死亡494头；原海澄县1955年11月至1956年1月死亡1899头；原龙溪县1955年9月至1956年2月死亡443头；云霄县1956年1月死亡267头；东山县1956年1月死亡100头。引起疫病流行的原因，主要是对病猪乱宰乱卖。诏安县供销社按九折收购病猪，宰后多未加工鲜售；漳浦县食品公司把病变较轻的猪肉作腌肉，有的鲜售，赤湖食品站12月份杀病猪23头，鲜售15头，佛潭杀病猪35头，鲜售10头；群众乱宰病猪也很普遍，原海澄县第3区，杀病猪双手肿痛者有30余人，有两人肿烂一个多月不能劳动；漳浦县涂楼乡林大鼻将病猪买给河西乡林玉麟，结果买方所在村一周内发生猪丹毒死亡60多头。
猪丹毒的预防工作，1954年，福建省开始采用猪丹毒氢氧化铝菌苗，在平潭、晋江、福清等23个县免疫接种24999头；1955年在32个县接种56760头；1956年在28个县接种32410头。1958～1960年春季，开展大面积接种，沿海地区一般与猪瘟苗同时接种，控制了疫情。以后由于与防制猪瘟类似情况，疫情两次回潮。同安县1962年发病648头，1963年1450头，1964年4239头，1965年3638头。1964年56个县统计，猪丹毒死亡26832头，其中各地区死亡数：晋江18071头，龙溪4760头，闽侯1582头，福安696头，厦门614头，南平431头，三明390头，龙岩278头，福州郊区10头。1971～1974年1～3月，福州、古田、闽清、福清等地曾有猪丹毒流行。1975年，仙游县发病4072头。1976年，南安县诗山公社畜牧兽医站门诊部，诊疗猪丹毒病例1892头，占门诊数的50％。1978年后，全省加强了防疫工作，疫情显著下降。1976～1978年，猪丹毒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为1.58～1.30％和0.30～0.25％，1988～1990年，分别为0.47～0.31％和0.08～0.02％，疫情得到基本控制。
（7）猪肺疫
50年代，此病常在夏季呈地方性流行。1951年，南平1区8月中下旬流行本病，死亡700余头猪；闽侯专区当年也死亡850头。1955年，据闽侯、惠安、龙溪、云霄、长汀等29县不完全统计，发病14414头，治愈10683头。1956年上半年，据闽侯、诏安、连城、光泽、政和等23县统计，发病12561头，治疗8501头，治愈5049头。治愈率59％，死亡4090头，致死率32％。据同安县统计，1955～1958年，发病10874头；1962～1965年，发病2865头。
1951年开始，采用猪肺疫氢氧化铝菌苗进行免疫接种。1951年，全省接种5902头，其中龙溪专区3764头、晋江专区1547头、永安专区517头，南平专区74头。1954年接种3369头。1956年春季接种17822头。1958年开展灭病运动以后，要求猪瘟、猪丹毒、猪肺疫3种疫（菌）苗同时给猪分点注射，使猪同时产生对这3种病的免疫力。经过多年高密度接种后，本病很快得到控制。1975年以来，全省仅有零星散发病例，未造成流行。据福清县高山、东张、渔溪等3个公社调查，只有高山公社1975年有75例，197676年18例，1977年9例；南安县诗山等3个公社调查，1975～1977年没有病例；同安县巷东公社调查，1976～1977年也没有病例。80年代以来，此病呈散发性，或为其他疫病的混发或继发病。
（8）仔猪副伤寒
多发生于2～4月龄的仔猪，6月龄以上和1月龄以内的猪少见。此病多为散发，有时亦呈地方性流行。1958～1960年，大搞集体养猪时，有的地方盲目向外地大购猪苗，因长途运输、猪舍拥挤、卫生条件差、饲养管理不善及气候变化等原因，造成此病流行。如1958年永春县集体猪场发生此病，死亡仔猪13000头。80年代以来，随着集体养猪业的现代化，仔猪副伤寒已很少发生。
（9）猪喘气病（猪霉形体性肺炎）
1956年10月，浦城县农场向浙江省金华种猪场购进约克夏种猪50头，最早把病引入省内。1957年3月，邵武综合农场向江苏、浙江省购进猪苗5260头（江苏4030头，浙江1230头），首先在猪苗中暴发此病。同时间，闽侯县畜牧场向这两省购进猪苗亦发生此病。1957年下半年，龙溪地区原海澄县锦里乡为迎接全省即将在该乡召开的万头猪乡现场会，四处采购猪苗，7月份就发现猪喘气病。1957年10月，长乐县商业局向浙江省平阳县购入猪苗3000多头，分销全县，不久此病就四处蔓延。1959年3～10月，诏安县从广东省浮山、三饶、揭阳等地购进几批种猪先后发病。福建省1956年下半年开始抓发展养猪，由于猪源不足，各地多向邻省采购猪苗，此病迅速扩大蔓延。据1957年11月统计，有建阳、三明、福州等地（市）13个县、市发生；建阳地区建瓯县在小桥、丰乐、南雅、城关等地检查猪6158头，其中病猪1952头，发病率31％。1958～1959年，全省9个地（市）有36个县（市）发生；龙溪地区1958年11月至1959年3月，发病7939头，死亡5579头，致死率70％；原海澄县1959年1～10月发病3037头，治疗1119头，治愈756头，治愈率67％，未治自愈392头，自愈率20％，死亡1889头，致死率62％；病猪以寒冷季节发生较多。
1959年1～3月，全省生猪患此病死亡3.7万头，以仔猪、孕母猪、土种猪发病多，致死率高。1960年1月，全省据不完全统计，发病7471头，死亡3144头，致死率43％。据1979年疫病普查，1976～1978年，全省69个县（市）885个公社，有66个县（市）564个公社发生，据典型调查统计，发病率1.92～1.79％，死亡率0.28～0.24％。
1959年下半年和1960年上半年，全省大搞集体养猪时，由于饲料不足、营养不全，猪舍拥挤、潮湿、卫生条件差及气候变化等因素，此病在各地猪场不断发生。福州市北郊畜牧场1960年初有病猪282头，每头每天采用福州市抗菌素厂废料金霉素渣250～500克、分3餐拌饲料内服，经40天，全部康复。此经验曾向各地推广，由于药源、运输、经费等限制，收效不大。80年代以来，随着养猪业现代化，此病已大为减少，多为隐性经过和零星散发。
（10）猪溶血性链球菌病
1965年6～7月间，此病从广东省汕头市传入龙溪地区诏安、东山等9个县42个公社345个大队，发病18784头，死亡3662头，致死率19.8％。1967年，厦门市同安县发病445头。1975年7～10月，龙溪地区漳州、龙海、长泰和厦门市的同安等4个县发病22868头，死亡3439头，致死率15％。1980年，宁化县禾口公社从江西省石城县购入仔猪，引起全县9个公社25个大队发病1975头，死亡210头，致死率10.6％。1987年，江西省有35个县流行此病。病猪19万头，死亡2万多头。本省与江西毗邻的建宁、连城、邵武、建阳、浦城等5个县（市），因有猪苗等往来，共有50个村受到传染。病猪4788头，死亡1555头，致死率32.47％，其中建宁县7月至8月1日，在城关、里心、客坊、溪口、黄浦等5个乡（镇）16村病猪1043头，死亡378头，致死率36.24％，6～8月连城县心田、湖丰两乡14个村病猪401头，死亡212头，致死率52.86％；7月间，邵武市拿口乡8个村病猪1300头，死亡440头，致死率24.4％。据龙溪地区畜牧兽医站调查，该病主要由于乱宰乱卖病死猪肉而引发流行。尤其是1971～1976年，由于当时肉食品供应紧张，大队或生产队杀猪未经检疫检验，猪肉多按户按人分配，如误宰病猪，常在半个月内引起该病急性暴发性流行。此后，经过防疫宣传教育，恢复和健全检疫检验制度，加上畜牧业生产的发展，肉食品供应好转，疫病呈零星散发。1982年，省牧医所研制成功猪溶血性链球菌弱毒菌苗，曾在部分地区使用，安全有效。
（11）猪痢疾
猪痢疾是由致病性密螺旋体引起的、以拉血痢为特征的肠道传染病。1978年，福清一农场从省外引进种猪时传入，随后，泉州、仙游、同安、三明、连江、莆田等县、市相继发生。1989年，宁德县有7个点发现病猪200多头，死亡45头。防治猪痢疾要按国家规定，进行病猪淘汰，无害化处理；引种时要经严格检疫。
（12）猪小肠结肠炎耶氏菌病
此病是由福建省流行病学研究所于恩庶等于1981年3月在本省莆田县城厢镇的1个部队猪场中首次发现和确诊的。病原为小肠结肠炎耶氏菌，寄生于多种哺乳动物和鸟类，包括家畜和家禽。猪的带菌率很高，据莆田和建瓯两县的小猪粪便检查，阳性率高达25.3～49％。福建省发生的人群和猪的本病病例，都在3～5月份，其它月份则较少发生。迄今人群病例都是散发。感染猪主要是小猪，而大猪和乳猪感染率很低，或不感染。发病小猪呈间歇性腹泻，稀便和干便交替，均带有粘液和血液，很少水样便，也不含有泡沫。病猪消瘦，严重影响生长发育，但死亡少。病变主要在结肠和直肠的滤泡严重肿胀，其它脏器无明显的病变。防制措施，主要是加强饲养管理，防止寒冷、潮湿，辅以本病菌敏感的链霉素、庆大霉素、四环素和氯霉素等抗菌药物治疗。
（13）细小病毒感染
本省主要发生于猪和雏番鸭。
猪感染细小病毒，主要造成初产母猪死胎、流产及胎儿木乃伊化。1984年夏，连江东湖猪场在两个月内17头初产母猪连续发生早产、流产和死胎，从送检血清中查出细小病毒抗体。1986年8月，同安县食品公司种猪场，15头分娩母猪中的12头发生流产和死胎，血清学检查阳性，而后，又有29头母猪产死胎和流产。1987年1～2月，罗源县食品公司种猪场，39头母猪因流产、死胎及产后死亡的小猪共230头。同年6月中旬至8月初，天马种猪场有37母猪发生早产、死产及胎儿木乃伊化。1988年，省农业厅畜牧局在7个地（市）血清学调查猪508头，阳性436头，阳性率85.8％。防治措施：一是自无病猪场引进种猪。若从阳性猪场引种时，应间隔14天，进行两次血凝抑制试验（HI），当HI阴性时，才能引进。二是初产母猪在配种前通过自然感染或人工免疫接种，获得自幼免疫力。在此病流行区，将血清学阴性的初产母猪放进血清学阳性的老母猪中，通过老母猪排毒使新母猪受感染。三是对来自木乃伊窝幸存者，可能带毒，不能留作种用。
雏番鸭感染细小病毒后，临床症状以气喘、腹泻为主。1985年，首次在雏番鸭产区莆田县发现，后蔓延到福清、福州郊区。1986年春夏间，福州郊区某养鸭专业户从莆田购进雏番鸭1200只，10日龄开始发病，一周内死亡率300余只，占25％。其后两年，几乎每养一批雏番鸭都有发病，死亡率30％左右。1988年7月，同村另一养鸭专业户的460只雏番鸭，8日龄开始发病，死亡约25％。福州郊区“六一”第一、第二番鸭场，1987年均从甫田各引进番鸭5000只，10日龄开始发病，14～18日龄为死亡高峰，20日龄后下降，死亡率分别为20％和40％。这两个场饲养法国进口的巴巴里种番鸭和杂交番鸭，每年死亡雏鸭一万多只。群众散养的雏番鸭亦有此病发生。由于病多发生于3周龄前后的雏番鸭，群众称为“三周病”。
1988年8～9月，省农科院牧医所调查莆田县7个乡43个鸭场46462只雏番鸭，发病率最高为54.59％，最低为27.70％，平均40.07％，致死率85％。是年，该院程由铨等确诊该病原为细小病毒，并于1992年研制成弱毒苗在福建、广东、广西和浙江等省免疫注射1.2亿多羽雏番鸭，安全有效，控制了该病发生和流行。
（14）兔病毒性出血症（兔瘟）
1984年12月初，在福鼎县玉石乡大洋村首先发生。据查，是由浙江兔毛贩子来县剪兔毛带进病原而发生的。此后，不到半年时间就有宁德、建阳、三明、龙岩和福州等5个地、市17个县（区）、219个乡、镇病死免8万多只。1987年，全省病兔24万多只，死亡16万多只，致死率66.33％。其中龙溪地区南靖等3个县（区）3～4月间就死兔5000多只。1985年，省农学院牧医系用分离当地的兔瘟野毒制成兔瘟组织灭活苗，供应疫区预防注射，效果良好。1987年，省生物制药厂从外省引进种毒，生产兔瘟灭活苗，满足供应，加上其它防疫措施，1988～1990年，疫情基本得到控制，但每年因本病死的兔仍高达4～5万只。
（15）鸡马立克氏病
1980年，福州市有几个鸡场发现马立克氏病。1982年采用血清学方法，对9个地、市、13个县（市、区）19个种鸡场及6个养鸡专业户的5220只鸡进行检查，结果有16个场1个户的482只鸡呈阳性反应，阳性率19.1％。该病的发生与鸡场引种检疫不严有关。福清县东阁种鸡场1982年从上海引进白洛克等种鸡，饲养20天后发病，死亡1500多只。随后用血清学方法抽查259只鸡，查出阳性鸡110只，阳性率42.47％。1986年10月，邵武市蛋鸡场从上海引进罗斯蛋鸡9600只，饲养一段时间后，出现明显马立克氏病症状的鸡288只，占3％，其中神经型的223只，占77.41％，内脏型的37只，占12.90％，眼型的28只，占9.69％。1990年对8个地、市12个县鸡场血清学抽查1053只，阳性9个场148只，阳性率14.05％。近几年推广鸡马立克氏病三价苗（1987年）、大剂量单价冻干苗预防接种（1989年）及“全进全出”和严格隔离的饲养管理方法后，疫情有所控制。使用三价苗或大剂量单价苗的鸡群，马立克氏病控制在5％以下。
（16）鸡新城疫
新中国成立初期，没有预防疫苗，新城疫发生和流行十分严重。50年代末推广预防注射后，疫情有所减轻。“文化大革命”期间，新城疫又广泛流行。1976～1978年，全省有69个县801个公社发生。同期，晋江地区（泉州市）鸡新城疫死亡率高达16.4～18.63％。80年代以来，在农村扩大防疫面，提高免疫密度，病的发生率和死亡率大为降低，如宁化县1988年免疫预防密度44.2％，该病的死亡率14.40％；1989年免疫密度82.10％，死亡率降为5.6％。在集约化养鸡场和养鸡专业户的鸡群中，实行比较严格的防疫卫生措施和合适的免疫程序以及进行免疫检测，鸡新城疫已得到有效的控制。但在许多地方仍有此病发生和流行。
（17）禽霍乱
禽霍乱是鸡、鸭的常见病、多发病。80年代以前，由于禽霍乱氢氧化铝菌苗不够理想，加上预防接种面不大，密度不高，该病流行范围很广。据1979年疫情普查，全省有67个县（市）666个公社发生，据晋江地区7个县15个公社的禽病典型调查，1976～1978年，禽霍乱的死亡率为4.95～6.2％。80年代开始，鸡、鸭向商品化、集约经营发展，禽的饲养管理逐步改善，饲养周期缩短，有部分禽场试用省农科院牧医所研制的禽霍乱荚膜抗原苗，同时饲料添加喹乙醇及其预混剂，具有抗菌和促进生长作用，该病已显著下降；1990年，对8个地（市）部分禽场进行禽霍乱血清学调查，查鸡852只，阳性只有69只，阳性率8％；鸭622只，阳性34只，阳性率5.45％；鹅308只，阳性1只，阳性率0.3％。
（18）鸡传染性支气管炎
70年代后期，此病就在省内的一些鸡群中发生，但未确诊。直到1981年秋，才由省农科院牧医所在福州市黄姓专业户的两批共810只病雏鸡群中，分离和鉴定出病毒，做出确诊。这两批雏鸡的死亡率分别高达75％和90％。省内流行的鸡传染性支气管炎主要是肾病型。80年代后期推广使用疫苗预防，在正确使用疫苗的集约化养鸡场和专业户的鸡群中，获得良好的效果。推广使用的预防疫苗主要是弱毒苗H120和H52，油佐剂灭活苗少用。K120毒力比较弱，一般用于初免，H52毒力比H120稍强，只用于H120免疫过的60日龄以上的鸡群。省内常用的效果较好的免疫程序是：初免，2～3日龄，H120滴鼻；二免，45～50日龄，H120滴鼻；三免，130日龄前后，H52滴鼻。
（19）鸡传染性法氏囊病
1984年11月中旬，鸡传染性法氏囊病首先在三明市楼源鸡场1万多只的来杭和罗斯小鸡中发生，死亡1436只，死亡率14.36％，由福建农学院畜牧兽医系确诊。之后，1985年在福州市和福清县，1986年在龙岩地区的一些鸡场和专业户的鸡群中，也有此病的发生和流行。1988年夏秋之后，流行更为猖獗，到1990年酿成全省大流行，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据1989年对29个鸡场、129个专业户集约化饲养鸡44.4万只和农村散养鸡2009只的调查，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为42.27％、17.65％和4.13％、1.44％。
鸡传染性法氏囊病在本省的发生和流行特点：没有严格的地区性，但主要分布在福厦路沿线养鸡业比较集中和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病的流行蔓延主要与污染种鸡场鸡苗调出、污染鸡群调运流动增加，其次与疫场未消毒鸡粪的运出、饲料袋串用、运料车等往来场工、户工和场户间的消毒和防疫卫生不严有关；场和户的群养鸡其发病率和致死率均都比农村散养鸡的高很多；发病的多是雏鸡，发病年龄最早的是7日龄，发病最多的是3～5周龄；1988年夏季以后流行的鸡传染性法氏囊病，其病原毒力比较强，鸡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比其以前的高，使用常规免疫方法和剂量常常免疫失败。
1989年下半年，开始在福州市部分鸡场和专业户的鸡群中实行新的免疫程序和免疫方法，1990年向全省推广，获得良好的效果。其程序和方法是：根据母源抗体的水平，把鸡苗分成3类：一是无母源抗体的雏鸡群，此类雏鸡群，来自既未接种疫苗也未发生过此病的种鸡群，1988年尚有少数，到1989年及其以后已不复存在，初免，1日龄，二免，7～9日龄。二是母源抗体有，但水平不高，此类鸡苗占绝大多数，来自仅在幼龄时免疫过两次弱毒苗的种鸡群，初免，7～9日龄，二免，14～16日龄；三是高母源抗体雏鸡。此类鸡苗来自幼龄阶段经过两次预防接种此病的弱毒苗，以后又在18～20和40～42周龄接种过油佐剂灭活苗的种鸡群，或来自曾发生本病的康复种鸡群。此类鸡苗在本省也只占少数。初免14～16日龄，二免21～23日龄。剂量：初免弱毒苗1.5～2头份或中等弱毒苗1头份；二免弱毒苗3～4头份或中等弱毒苗1.5头份。免疫方法：滴咀。
（20）鸭瘟
1962年，鸭瘟从广东省传入龙溪地区，引起大批鸭子死亡。不久，省农科院牧医所和省生药厂试制出鸭瘟（肝）组织灭活苗，防制该病有一定效果。60年代末推广鸭瘟弱毒冻干苗安全有效。“文化大革命”期间，该病广泛蔓延，1976～1978年全省有63个县545个公社发生。同期，晋江地区鸭瘟死亡率8.27～8.38％。80年代以来，各地贯彻强化鸭群以预防注射为主的综合防疫措施，疫情逐步减轻，但该病在本省的许多地方仍有发生和流行。
（21）鸭病毒性肝炎
1981年春季，福州郊区某鸭场自孵23窝计253只雏鸭，有一半发病死亡；同年4月，电孵4批计801只，4日龄开始发病，死亡379只，死亡率47.31％，而其中最后一批死亡率高达95.5％。经省农科院牧医所吴诚等通过病毒分离，疫病复制和血清学试验，确诊为雏鸭病毒性肝炎。以后，福州地区除郊区外，长乐、闽侯等县及闽南和闽北山区养鸭区均有本病发生。1985年7月，长乐县营前镇专业户养雏鸭4000只，患病死亡450只时，将病料送省兽医诊断中心，诊断为本病。1985年9月至1987年8月，福州郊区有11个鸭场（专业户）送检雏鸭病料诊断为本病。据长乐县兽医反映，1989年下半年至1990年上半年，雏鸭患本病死亡3万多只；发病日龄一般5～25日龄，以14日龄以下死亡率最高。防治措施：一是加强饲养管理和兽医卫生工作；二是1月龄以下雏鸭分小群饲养，易于发现病情，及时隔离、消毒、控制蔓延；三是对种母鸭用弱毒苗预防接种（用含毒尿液原液0.3～0.5毫升），2～3周后，母鸭产下的种蛋中含有多量抗体，使孵出雏鸭获得被动免疫力；四是免疫蛋黄液疗法，用病后康复鸭或免疫鸭的血清和免疫母鸭产出蛋的蛋黄做成匀浆液0.7～1毫升，对病雏鸭进行皮下注射，疗效良好。
二、寄生虫病防治
（一）寄生虫调查
为了摸清福建省畜、禽的寄生虫种类、分布、流行规律和危害情况，为防治寄生虫病提供科学依据，民国时期曾作过零星调查。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较全面的普查。
本省寄生虫调查工作，最早是Maxwell于民国10年在永春县进行人、畜肠道寄生蠕虫检查。他查出牛有5种、山羊14种、猪7种、犬6种、猫1种。陈心陶于民国23年报告福建犬、猫的一些寄生虫种类。唐仲璋于民国24～25年在福州剖检家猫120只，检出寄生蠕虫18种；并于民国31年在邵武县发现伊氏锥虫。林绍义等于民国25年在厦门作猪、牛、羊等寄生蠕虫检查报告，共有14种。
新中国成立初期，南下军马发生锥虫病。为了摸清该病传染源，在中央军委和福州军区兽疫防治队指导协助下，1953～1954年，先后两次组织人员，对福州及其以南沿海11个县（市）、105个乡采用血液涂片进行牛锥虫检查。受查牛7469头，有20头带虫，带虫率0.28％。1955～1957年，福州兽医院对33个县71个乡（农牧场）进行猪蛔虫普查。粪检猪6759头，阳性2380头，阳性率35％。1957～1959年，全省有53个县以粪检为主，进行猪、牛寄生虫调查，发现有6纲98种。1958年，省农业厅畜产处组织大批人员对日本血吸虫病疫区的11个县的家畜开展普查普治。采用畜粪沉卵毛蝴孵化法检查耕牛20672头，占疫区总牛数99.55％，阳性6901头，阳性率33.38％；检查山羊2647头，阳性率8.31％；检查马骡212头，阳性率0.99％；检查猪1968头，阳性率3.61％。从1958年开始至1986年全省完成消灭血吸虫病为止，对耕牛共进行过9次普查普治。1964年，晋江专区采用粪检、尿检、血检、皮检及剖检等方法（下同）调查仙游、莆田、南安、永春和德化等5个县，检出寄生虫91种。其中吸虫25种、线虫31种、绦虫11种、棘头虫1种、原虫22种和蜘蛛昆虫5种，并发现有些寄生虫感染强度极大，如从1头牛肝脏中取出肝片吸虫679条，从1头牛瘤胃中取出前后盘吸虫2万多条；同时发现猪囊尾蚴在仙游、南安一些地区流行，危害人、猪健康。1964年，龙岩专区对所辖7个县进行调查，检出寄生虫37种。同年，建阳专区光泽县进行调查，查出寄生虫83种。1975年，建阳专区在建瓯、邵武、浦城等3个县调查，检出寄生虫55种；并在浦城九牧公社发现枝睾阔盘吸虫严重侵袭，造成当地牛、羊发育受阻的大片流行区。剖检1头3岁黄牛，体重仅75公斤，取出虫体593条；剖检1头1岁山羊，体重仅7.5公斤，取出虫体626条。1977年，龙岩专区在连城、武平、永安等3个县调查，查出寄生虫65种，并在永定良种场发现猪许壳绦虫流行，感染率为29.4％。1979年，全省畜禽疫病普查（简称1979年普查，下同），共检查68个县（市、区），132个公社、369个大队，粪检猪42782头、牛12988头；尿检成年猪2239头、剖检猪1082头、牛40头、羊20头及部分禽、兔，采得的虫体经鉴定，共发现寄生虫120种，隶属于9个纲、91个属（其中蠕虫4个纲、76个属101种；蜘蛛昆虫2个纲，10种；原生动物3个纲，15种）。同年5～10月采用间接血凝试验作家畜弓形虫感染情况调查。取自9个地（市）的25个县（市、区）的屠宰场、国营、集体和部队猪场及农户的猪血清1373份（头），阴性337份（头），阳性率24.54％；牛血清327份（头），阳性7份（头），阳性率2.14％；奶牛血清23份（头），羊血清31份（头），未见阳性。并在厦门郊区洪山柄农场从疑似病猪中分离出病原。1982年底至1984年，采用干燥血纸间接血凝试验，作牛锥虫调查。共查9个地（市）34个县，248个社（镇），牛16823头，阳性1715头，阳性率10.19％，其中水牛阳性率13.36％（1357/10160）。黄牛阳性率6.19％（349/5635）、奶牛7.46％（22/295）。省农业厅畜牧局张政根据以上调查成果，并收集省内外期刊等有关资料，综合整理出本省已发现畜、禽寄生虫共665种，分隶于21目93科257属。其中，原虫4目6科9属47种；吸虫1目19科48属99种；绦虫2目7科24属40种；线虫5目32科66属111种；棘头虫2目2科2属2种；蜱瞒2目10科17属32种；昆虫（含病媒介昆虫）5目17科91属334种。
（二）寄生虫研究
晋江专区畜牧兽医站协同福建师范学院生物系、福建省畜牧兽医研究所等单位，进行猪肾虫病流行病学、病原生活史和综合防治研究（1960～1962年）。厦门大学寄生动物研究室进行血吸虫（1960～1982年）、阔盘胰吸虫和矛形双腔吸虫（1975～1980年）、肝片形吸虫（1956～1962年）、裸头科绦虫（1957～1984年）和鸡住白虫（1974～1976年）等的生物学研究；禽吸虫类调查（1983年）；培氏金蝇及三色依蝇的危害性及生活史研究（1979～1981年）；兔、鸡、山羊球虫分类调查（1983年）；血矛捻转线虫与颚口线虫的流行学与生活史研究（1987年）；猪肾虫病（1965年）、猪姜片虫病（1976年）、犊新蛔虫病（1986年）的流行病学与防治研究等。福建师范学院寄生动物研究室作过猪后圆线虫（1964～1965年）、猪肾虫（1962～1963年）、猪巨吻棘头虫（1960～1962年）、前后盘吸虫（1959～1972年）、棘口科吸虫（1956年、1976年、1977年）生态学与分类研究。省农科院牧医所进行牛、羊肝片吸虫病流行学与防治研究（1964～1986年）；与福建师大寄生动物研究室协同进行犊新蛔虫病流行学和驱虫药物研究（1977～1979年）；与厦门大学寄生动物研究室等单位协同进行猪姜片虫病康复场研究（1978～1982年）；与省寄生虫病研究所协同进行牛日本血吸虫病防治研究（1981～1986年）。省农学院畜牧兽医系作过微小牛蜱和镰形扇头蜱的扫描电镜及生物学特性（1987～1989年）、鸡住白虫病（1964年）和水牛巴贝氏焦虫病（1981～1988年）的调查研究。省寄生虫病研究所作过牛腹腔丝虫的调查研究（1979～1980年）及人畜共患寄生虫的研究，从本省动物体内检出22种人畜共患寄生虫，其中有14种均在当地人群中发现感染。
（三）寄生虫病防治
据调查研究结果，本省寄生虫种类多、分布广，各种畜、禽均不同程度遭受其侵袭，损害健康，降低繁殖能力，抑制幼畜生长发育，削弱畜禽生产性能，降低畜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有的直接造成畜禽成批死亡；有的是人畜共患病，危害人体健康。为了降低和消除寄生虫对畜禽的危害，促进畜牧业的发展，保护人体健康，新中国成立后，福建省各级领导对寄生虫病的防治工作十分重视，长期对主要寄生虫病进行有效防治。
1.血吸虫病
病原为日本裂体吸虫，是人畜共患的一种寄生虫病。牛为固有的宿主，各种动物中，牛的感染最为严重。1957年，流行地区有闽侯、福清、长乐、平潭、仙游、南安、同安、龙海、漳浦、云霄及华安等11个县，1966年在霞浦县发现新疫区，使疫区扩大到12个县，共59个乡镇、264个村。从1958年4月开始至1969年，在省农业厅领导下统一组织力量，卫生部门配合，对11个县疫区开展5次普查普治，共查耕牛73504头次，查出病牛11686头次，治疗病牛9787头次，使耕牛阳性率从1958年的33.38％降至1961年9，月的3.14％，保护了耕牛健康，大大减少传染病源。“文化大革命”期间断断续续作些查治工作，共查耕牛1.5万头次，检出病牛130头次，除17头作剖检外，其余均加以治疗。1975年达到基本消灭标准。1980～1982年，每年进行普查普治，共查耕牛54631头次，查出病牛19头，除2头剖检外，余均加以治疗。1983年，仅霞浦县查出病牛1头。1984年以后未查出病牛。除了查治病牛外，省卫生部门长期以来作了大量宣传灭螺和粪管等工作。1986年10月经国家验收，全省达到消灭血吸虫病的技术指标。1987年转入监测工作。1990年，原重点流行区福清县粪检低龄耕牛364头，低龄山羊318头，均呈阴性。这是本省畜禽寄生虫病中通过防治被消灭的唯一疾病。
2.肝片吸虫病
病原主要为肝片形吸虫，部分为大肝片形吸虫。广泛流行全省各地。严重危害牛羊健康。据省畜牧兽医总站1959年报告，全省粪检34个县（市）的8184头耕牛，阳性2957头，阳性率36.13％；在14个屠宰场剖检来自26个县的废牛736头，阳性477头，阳性率64..81％。省农科院牧医所1964年在南安县粪检耕牛3187头，阳性1887头，阳性率59.21％。1979年普查，粪检耕牛12988头，阳性2804头，阳性率21.6％；抽检羊380头，阳性率13.7％。
肝片形吸虫中间宿主是小土蜗（Galbapervia），又称小椎实螺。该螺在闽南地区3～4月为繁殖盛期，5～6月从螺体逸出大量尾蚴，附着在水草上形成囊蝴。当牛羊在低洼潮湿地带放牧时受感染。此病多发生在夏秋两季，1.5～2岁犊牛发病严重。成年牛的症状一般不明显。如感染严重，营养状况差时，也能引起死亡。据调查，闽南山区县的水牛在冬季常发生瘦弱、水肿、卧地不起为主要症状的“软脚病”，造成死亡，是和肝片吸虫严重侵袭有关。多年来，本省把驱除肝片吸虫作为护牛过冬的一项技术措施。省内曾使用过六氯乙烷、硫酸二氯酚、六氯酚、硫溴酚、硝氯酚等药物作驱虫试验。1986年，省农科院牧医所试验“肝素15”药物，既能驱尽成虫，又可驱杀童虫，为建立牛羊肝片吸虫病康复群、场创造有利条件。
3.犊新蛔虫病
病原为犊新蛔虫，1979年普查，粪检8个地（市）（厦门市未检）1岁以下小牛1756头，阳性559头，阳性率31.8％。1987～1988年各地调查，建阳地区阳性率为54.4～66.6％，龙岩地区为25～60％，龙溪地区为50％，三明地区为36.4～80％，宁德地区福鼎县为73.3％。本病主要发生于四五月龄以内的犊牛，严重的感染可引起死亡，是本省耕牛发展不快的原因之一。试验证明：通过胎盘或哺乳母牛的奶汁感染的犊新蛔虫幼虫直接被胎牛或犊牛吞食入消化道中寄生发育为成虫。故疫区应在小牛出生后20天内进行驱虫，以免虫体发育成熟排出虫卵传播病原。若小牛出生后第15天驱虫可驱出幼虫，达到预防犊牛发病的目的。磷酸左旋咪唑0.5克或丙硫苯咪哇0.2克一次口服的防治方法，近几年来已在各地推广，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4.前后盘吸虫病
由前后盘科的各属寄生虫所引起，已查明本省有20多种前后盘吸虫。1979年普查，粪检牛3350头，检出阳性1219头，阳性率36.4％，剖检耕牛40头，全部有虫体，其感染强度50～4800条，为牛、羊常见的体内寄生虫之一。严重感染时消瘦、拉稀，驱虫药物曾用硫双二氯酚，土法驱虫，先给牛灌服新鲜牛血500毫升，隔2小时服泻药，虫体可大量排出。
5.胰阔盘吸虫病
病原为胰阔盘吸虫及腔阔盘吸虫，侵袭牛和羊。浦城县九牧公社调查其病原为枝睾阔盘吸虫。晋江地区调查耕牛感染率为56.9％，感染虫体强度为6～937条，平均为118条。阔纹蜗牛（BradybaenaSimilaris）和中华蜗牛（CathaicaraviaaSieboidtiana）为本省3种胰吸虫的第一中间宿主。第二中间宿主胰阔盘吸虫为中华草螽（ConocephalusChinensis），腔阔盘吸虫为红脊草螽（C、maculatus），枝睾阔盘吸虫为蟋蟀科的针蟋（NemobiusSP）。此病造成牛、羊发育受阻，生长不良。治疗使用过吡喹酮针剂，山羊每公斤体重50～70毫克，肌肉注射有效。
6.伊氏锥虫病
病原为伊氏锥虫，是本省牛的重要血原虫病。1952年9月，福州市东大路牛贩所养8岁杂种黄牛，血检中发现锥虫。与此同时，古田县华罗村驻军军马也发现有17匹被感染。1953年7月29日，海澄县河海乡发现晚期病牛1头，次日死亡。为保护军马和耕牛健康，1953～1954年，组织两次调查，对阳性牛20头和可疑阳性牛69头，采用进口药物纳嘎宁治疗。1973年，福州市义序浦口大队乳牛群发现病牛30余头，死亡16头。1974年，龙海县角尾公社田边、上房两大队发病17头，经治疗，死亡4头。1977～1978年，华安县因此病死亡耕牛40多头。1982～1984年，全省进行血清学调查，查出阳性牛1715头，多用贝尼尔治疗。牛感染此病多呈隐性经过，但当体质下降时，可出现症状及死亡。福建省山区水牛多在夏秋时感染此病，体质下降，经过冬季寒冷气候及补料不足，往往在春耕期间发生死亡。近年来，山区各地过冬前把查治耕牛锥虫病，作为护牛过冬的一项技术措施。
7.猜蛔虫病
病原为猪蛔虫，1955～1957年，福州兽医院调查，阳性率为35％。1979年普查猪42776头，阳性15068头，阳性率35.2％。受侵袭仔猪发育不良，生长受阻。严重的可致死。用左旋咪唑或丙硫苯咪唑作驱虫药物，效果可靠。剂量：左旋咪唑每公斤体重8毫克，或丙硫苯咪唑每公斤体重5毫克。
8.猪肾虫病
病原为有齿冠尾线虫。1953年在福州畜牧场首先发现，此病是五六十年代集体养猪场流行的一种寄生虫病。1％1年对6个专区13个县（市）、74个集体猪场尿检成年猪2756头检查，阳性1708头，阳性率61.97％。1979年普查，尿检成年猪2239头，阳性610头，阳性率27.2％，其中集体猪场1240头，阳性441头，阳性率35.6％，农户猪999头，阳性169头，阳性率16.9％。猪肾虫感染率与猪舍结构、卫生条件、饲养管理等有关。在猪舍和土质地面阴湿、卫生条件差及集中在大运动场上饲养的感染率高；猪舍和运动场为水泥或三合土地面、环境干燥的则感染率低。据观察，气温在22～28℃最适于虫卵孵化。气温低于16℃时，虫卵不发育。因此，冬季出生的仔猪可留作种用。由于幼虫侵入猪体后经长时间的移行活动，影响猪的生长发育，母猪繁殖能力下降。经研究，病猪场每2个月尿检一次，发现阳性猪，每公斤体重口服丙硫苯咪唑20毫克。同时猪舍和运动场用漂白粉消毒以杀死外界环境中幼虫，坚持数次尿检、治疗、消毒后，全场病原可被消灭。
9.猜姜片虫病
病原为布氏姜片虫。50～70年代提倡水浮莲、日本水仙等水生青饲料直接喂猪，引起此病严重侵袭各地猪群。1975～1977年，在福州等20个市（县）106个养猪场，粪检猪3555头，阳性1819头，阳性率51.16％。1979年普查，粪检猪只42782头，阳性8631头，阳性率20.1％，其中集体猪场13330头，阳性3570头，阳性率26.8％，农户猪2965头，阳性4336头，阳性率14.6％。姜片虫的中间宿主主要为扁卷螺中的半球多脉扁螺（PolyPylishemiphaerula）和尖口圆扁螺（Hippeutiscantori），孳生于池塘、河沟、水田等处。猪受侵袭后，生长发育不良，母猪缺乳、拉稀，严重的可致死。该虫是人畜共患的寄生虫病。在流行区中已出现人和猪高度感染的情况，如莆田县江口公社东楼大队，猪的阳性率为45％，人的阳性率为55.2％。经研究，水生青饲料青贮密封1个月以上，其中囊尾蚴死亡，用于喂猪是安全的。同时管好猪粪不流入水生饲料池中，病猪每公斤体重口服硫双二氯酚100毫克进行驱虫。猪场坚持以上综合防治措施，可以消灭本病。
10.弓形体病
病原为龚地弓形体，是人畜共患的寄生虫病。1955年，于恩庶等人在本省平潭、长乐等地从兔、猫体内分离到弓形体，后又从猪、豚鼠等动物分离出，从而首次确认弓形体在本省和国内的存在。1979年，省农业局畜牧局、省卫生防疫站等单位用血清学方法联合进行调查，猪的阳性率为24.54％；耕牛的阳性率为2.14％。同年，经调查组确诊，同安县巷东、莲花两公社猪发生本病，病猪383头，死亡22头。1980年3月，莆田县城郊南门驻军猪场养猪536头，6天内发病238头，死亡14头。同年10～11月，三明市吉口农场养猪2036头，发病108头，死亡23头。1988～1989年，省农业厅畜牧防疫检疫站用血清学方法调查15个县（市、区）的生猪2323头，阳性527头，阳性率22.68％，与上次调查结果接近。
弓形体有广泛的宿主，目前已知有70多种动物受感染，本省主要危害猪。防治办法：一是发现病猪或可疑病猪用复方磺胺制剂治疗；二是残羹要煮沸喂猪；三是猪场禁养猫，防止猫粪污染饲料；四是加强肉品卫生检验。
11.球虫病
病原为球虫目、艾美科、艾美球虫属和等胞球虫属。以艾美球虫对兔和雏鸡为害较大。
兔球虫病，本省发生此病已有较长历史。五六十年代由于养兔较少，未被注意。70年代末，养兔业发展较快，尤其山区大量饲养长毛兔，兔球虫病的严重性才引起重视。1981年3月，在福鼎县山区养兔较多的村庄，用盐水漂浮法镜检，发现感染率为22.2％。1982年4月，该县龙山长毛兔场，对出现下痢的兔进行镜检，感染率为88.2％，无下痢的感染率为55％。该县从80年代起普及科学养兔知识，加强综合防治措施，注意做好兔舍、兔笼、食具清洗消毒；兔笼配有草架；兔粪堆积发酵；1～3月龄仔兔、幼兔应用氯苯胍、兔球灵预防，病兔用药量加倍及时治疗，使兔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从1980年的20％和10％分别下降到1989年的11％和4.2％。
鸡球虫病，本省普遍发生，对雏鸡为害严重。1982年，黄勤等人对福州市各县、区的10个鸡场调查，发现有4种艾美球虫：巨型艾美球虫、和缓艾美球虫、堆型艾美球虫和柔嫩艾美球虫，以柔嫩艾美球虫分布最广，致病力最强，危害最大。1984年，林兆系等人在南平、建瓯两县（市）调查，鸡的日龄不同，其感染率也不同，1～5日龄感染率为10％，6～10日龄为46.7％，11～20日龄为35％，21～40日龄为32.5％，41～60日龄为25％，61日龄为8％。1988年和1989年对福清县、莆田市和泉州市调查，感染率分别为31.98％、23.8％和41.5％。由于鸡的球虫分布很广，几乎所有养鸡的垫料中都有球虫卵囊，预防难度大，但是良好的卫生措施，可大大防制病的发生。主要措施：一是每天清除出的粪便和垫料要集中堆积发酵，以杀死球虫卵囊；二是鸡舍地面定期用20％生石灰水消毒，饲槽、饮水器、鸡笼定期清洗消毒；三是从10日龄开始，饲料中添加抗球虫药物添加剂，肉仔鸡到上市前5天，种鸡和蛋鸡直至10～12周龄为止。为了防止耐药或抗药性的球虫株产生，最好每个场或户采用轮流用药法。选有效抗球虫4～5种，每批鸡用一种药，即这批雏鸡用甲药，下批改用乙药，或同一批雏鸡每1～2周换一种药。经在福州市农委20万只蛋鸡中心及许多专业养鸡户的多年使用，都获得良好效果。
三、普通病防治
普通病包括内科、外科和产科等疾病。据1979年全省疫情普查，初步查明牛的普通病有食道梗塞、前胃疾病（瘤胃积食、弛缓、臌胀、百叶干、创伤性网胃炎）、真胃炎、胃肠炎、感冒、中暑、支气管炎、肺炎、鼻出血、难产、阴道炎、阴道脱、子宫脱、子宫炎、子宫颈炎、卵巢囊肿、乳房炎、尿道结石、产后瘫痪、胎衣不下、肌风湿、关节炎、各种癀症、软脚病（衰竭症）、水牛断尾、腐病、、出栏疯等30余种。其中以前胃疾病与软脚病较多见。另外，内科病中为害最大的中毒病有农药（有机氯、有机磷）中毒、黑斑病甘薯中毒、夹竹桃、藜芦、山油麻中毒、氟中毒、氨水中毒、霉烂稻草中毒和甘蔗蚜虫中毒等9种，其中以农药中毒占多数。从149个公社调查统计，1976～1978年的3年中，牛普通病的发病率为12.94～14.62％，死亡率1.45～1.67％，其中，中毒病发病率0.64～0.69％，死亡率0.18～0.23％。猪的普通病有胃肠炎、便秘、感冒、肠炎、中暑、关节炎、疝气、湿疹、眼结膜炎、渗出性表皮炎（皮脂溢出）、仔猪先天性肌阵挛、仔猪缺铁性贫血、仔猪低血糖症、子宫炎、产褥热、乳房炎、营养性水肿、佝偻病、产后瘫痪、肾炎、维生素A缺乏症、缺锌症、蹄病等22种。其中以胃肠炎和感冒较为多见。另外，中毒病有亚硝酸盐、食盐、氰氢酸（木薯皮）、黄曲霉、磷化锌（毒鼠药）、敌百虫、甘薯黑斑病、赤霉菌毒素、酒糟中毒等9种，另疑似中毒（地方性呕吐病）1种。其中以亚硝酸盐中毒占多数。1976～1978年连续3年对149个公社的统计，猪普通病的发病率为3.61～5.59％，死亡率0.51～0.87％，其中，中毒病发病率0.38～0.415，死亡率0.18～0.26％。家禽中毒病主要有毒鼠药、有机磷（乐果）、黄曲霉中毒和食盐中毒等4种，其中以偷吃农作物引起乐果（乐果诱饵）中毒较常见。牛的普通病发病率与死亡率远比传染病高，猪则相反。这说明普通病对大家畜危害较大。
（—）中毒病
1.耕牛黑斑病甘薯中毒
症状以喘气为主，俗称“喘气病”。1953年春夏间，沿海各县甘薯产区的福清、平潭、莆田、惠安、晋江、厦门、海澄、诏安等县（市）均有发生。以福清、平潭、惠安等3县发生较为严重。1954年，有漳平、东山、海澄、同安、晋江、安溪县等发生。东山县病牛死亡48头。同安县4、8两区死亡20头。1956年春末夏初，惠安县土寨等十几个乡发病250头牛，经抢救治疗，仍死亡141头。1959年，龙溪地区沿海5个县统计，发病死亡耕牛341头，其中漳浦县于春末、夏初在社浔、旧镇、佛昙等沿海几个公社甘薯产区，牛吃地里残留的和公共食堂倒在路旁的烂甘薯，引起该病发生，死亡160头。80年代初，福清县渔溪、东张等公社仍有发生，每年都有一二十头牛因治疗不及时而死亡。1985年以后未见病例报告。省福州兽医院从1953年开始对该病进行调查研究，并指导各地开展防治工作。经实验证明，除黑斑病甘薯外，其它霉烂病（乾腐病、软腐病）甘薯同样可引起中毒，这情况与国外报道的相似。
2.奶牛夹竹桃中毒
1963年春末夏初，福建农学院奶牛场发生大批奶牛中毒。临床主要表现出血性胃肠炎、心律不齐和急性心律衰竭。经查证系因夹竹桃叶混杂于收割的杂草中，被牛摄入所致。福州地区从1964～1969年，每年春夏季节都有奶牛中毒发生。此外，猪、羊也有个别发生夹竹桃中毒的。经过多次实践，福州地区基层兽医已积累了该病的诊断和应用阿托平、氯化钾等药物治疗的经验。1983年，雷瑶等人研究夹竹桃中毒的心电图变化（《福建农学院学报》，1988.12）。
3.水牛氟中毒
1965年，在闽侯县白沙镇钙镁磷厂附近，陆续出现水牛以四肢走路无力或耕地时前肢下跪为主要症状的疾病。经省农业厅畜牧局和省农科院牧医所联合派人调查研究，认为系该厂排出含氟的废气污染附近牧草，水牛长期采食后引起的氟中毒。当时采取措施：病牛静脉注射5％葡萄糖酸钙，一天一次，连续7～10天为一疗程；禁止在该厂附近放牧；补饲收割的鲜草或水草，喂前经清水冲洗；工厂烟囱加高，使烟灰吹往远方，降低附近牧草可能被氟污染的浓度。经过一段时间观察，病牛逐渐好转，没有再发现新的病例。
4.牛藜芦中毒
1976年3～4月间，屏南县屏南牛场黄牛群中发生一种当地称为“山棕叶中毒”的病状，死牛14头。1977年4月和8月，福建农学院牧医系林藩平等人先后两次到现场配合场里兽医进行调查研究，证实为藜芦嫩叶中毒。藜芦分布于海拔800米以上的山地，3～4月份发芽长出嫩叶。牛若采食这种嫩叶会引起中毒。经试验，每公斤体重一次口服嫩叶7～10克，即可中毒；一天内每公斤体重服嫩叶25克，即可致死。中毒主要症状为恶心、呕吐、流涎、磨牙、腹痛、不安、呻吟、频尿、四肢无力、肌颤抖、步伐不稳、倒地、体温逐渐下降以及心律慢而不齐等。病程1～2天，主要病理变化为皱胃、十二指肠出血性炎症，胆囊肿大，心内膜出血，心肌变性，肾和膀胱轻度出血性炎症。鉴于这种中毒有明显的季节性和区域性，在春分至清明时节，可采取牛舍饲或不到800米以上山地放牧以预防其发生。
5.水牛山油麻中毒
山油麻又叫野山麻、三脚麻或山油桐，为多年生榆科植物。主要生长于疏林向阳坡地、砍伐边地、火烧山地、炼山地、酸性或中性土壤、中低海拔的山地上，多形成大片灌木丛。过去一直认为山油麻全株可供药用，有止痛止血等功能，可治跌打损伤、毒蛇咬伤等症，而对其可引起水牛等草食动物中毒则未见记载。1980年4月，尤溪县西滨公社西洋大队15头水牛在长有山油麻的莲花山上放牧，两天后全部发病，经抢救仍死亡5头。1982年春，建瓯县小松公社穆墩大队15头水牛在长满山油麻的山坡放牧，3～5天后也全部发病，经抢救仍死亡8头；南平市赤门公社苦竹洋大队36头水牛发生山油麻中毒，死亡2头。尤溪县畜牧兽医站在省农科院牧医所协作下，经试验证实，山油麻含有黄酮、甙类等生物碱，其各个生长期的鲜干品都能引起水牛、黄牛、山羊和兔中毒并致死亡。水牛中毒症状，一般在采食2～3天后出现，精神沉郁、寒战、瞳孔放大，心跳减弱、节律不齐、腹泻、排出水样暗褐色恶臭粪便，有的四肢内侧及耳壳内侧的毛孔处出现露珠状鲜红色血珠。剖检见瘤胃内充满山油麻嫩枝与叶片，粘膜脱落；大小肠有不同程度充血、出血；肝肿大呈土黄色；心肌柔软呈灰白色；脾边缘梗塞；肺轻度气肿。防治措施，主要是广泛宣传教育不到山油麻山地放牧。发现中毒，及早就医。治疗可用硫代硫酸钠肌注和静注0.3％高锰酸钾，为防治并发症，再辅以其它相应药物。
6.猪霉花生饼中毒
1958年，惠安县东岭公社梅庄大队猪场养猪213头，因喂霉变花生饼，发生黄疸病164头，死亡72头。1972年，全县14个公社集体猪场发生黄疸病5324头，死亡2806头。据县兽医诊所统计，1973～1981年，全县发生猪黄疸病13926头，死亡3089头，致死率22％。70年代末、80年代初，福建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张玉辉等人首次在德化县发现母猪喂霉花生饼发生肝癌和筛窦癌，并经实验证实，猪喂霉变花生饼所引起的黄疸病和肝癌、鼻咽癌、筛窦癌，是黄曲霉毒素所致。此后，经广泛宣传教育，不喂霉变花生饼，病情得到控制。
7.水牛霉稻草中毒
症状主要表现跛行、蹄脚肿烂、耳尖与尾端坏死，俗称“牛蹄腿肿烂病”或“牛大脚筒病”。1975年底，德化县三班、水口两公社水牛成批发生此病，据水口公社统计，发病120头，死亡50头；1979年春在浔中、三班、雪峰、霞碧、南埕、水口等6个公社发病176头，其中8头出现脱蹄、断尾，死亡23头。崇安县70年代初以来，在武夷、城关、兴田等公社曾有发生，1982年，全县12个公社、33个大队水牛发病79头，发病率17.2％。龙岩地区，1972年在永定县城关公社古镇、龙门、东滨等3个大队首先发现该病，随后几年，上杭、连城、龙岩等县（市）相继发生。1981年12月中旬至1982年4月上旬，全地区7个县（市）84个公社283个大队，病水牛1152头，死残476头。发病地区主要在河谷平地、海拔200～600米的双季稻区。经调查研究，认为本病系由霉稻草中霉菌毒素（丁烯酸内脂）中毒所致，其病理基础是末梢动脉管炎和动脉栓塞。预防措施，主要在冬春间不喂霉烂稻草。
8.猪亚硝酸盐中毒
菜类饲料中含硝酸盐高，当还原为亚硝酸盐时，对动物有剧毒。农村中用小火闷煮的菜类饲料喂猪或生喂烂菜叶，由于其中硝酸盐经还原性细菌作用，常引起中毒。据1979年149个乡（镇）调查统计，在1976～1978年的3年中，每年猪亚硝酸盐中毒高达1722～2587头，占猪中毒病总数的31～40％，死亡1025～1510头，占中毒病总死亡数的35～39％。经广泛宣传教育，加上80年代以来农村普遍推广猪配合（混合）饲料，该病已显著减少。
9.猪呕吐病
疑似中毒，福清、莆田、仙游和晋江等县，1958～1978年，累计有9个公社24个大队因发生该病而死猪3860头。病状特征以呕吐为主。病程短的1～2小时，长者1～2天，致死率高。有一定区域性（山区）和季节性（3～5月和8～10月）。病原尚未确定，曾怀疑与水中硝酸盐含量高有关，但可能还有更复杂的病因。目前尚缺乏有效防治办法。
（二）营养代谢病
1.耕牛软脚病
多发生于冬春季节，以山区水牛发病较多。1956～1957年冬春间，平和县死亡耕牛386头。其中，病牛在死前几天或半个月卧地不起，群众通称为软脚病的有347头，占90％。1957年2～3月，福州、漳州两个兽医院联合组织力量对华安县迎富乡进行调查。该乡1955年冬至1956年春有水牛439头，死亡65头，死亡率15％。其中软脚病死亡54头，占死亡总数的83％。从48例软脚病死亡原因分析，主要是过冬料草贮备不足，牛舍积肥垫栏不良，寒冷潮湿，加上水牛疥癣和肝片吸虫严重侵袭，引起营养衰竭，表现为行走乏力，以至卧地不起或春耕犁耙地时突然倒地。省畜牧兽医研究所于60年代初在闽南地区曾对该病进行过广泛调查，认为其病因，除饲养管理不良与寄生虫侵袭外，可能与某些地区缺铜、钴有关。据在安溪、南安、同安、长泰、晋江等县调查，发现病区牛的血铜及血液铜蓝蛋白水平均偏低。预防措施，主要是备足过冬料草，改善饲养管理。另外在入冬前做好疥癣、肝片吸虫及锥虫等的防治工作。
2.硒缺乏症
1982～1987年，省农科院牧医所在46个县（市）152个乡（镇）218个点采集各种饲料、牧草、土壤等样品1640份。用荧光法抽样测定740份样品，发现38个县（市）样品含硒量低于0.05PPM，属于严重缺砸区。其中浦城、崇安、将乐、永安等4个县的样品含硒量更低，只有0.020～0.024PPM。据沙县、福州、漳州、永泰等县（市）调查，国营肉鸡场和养鸡专业户的一些鸡群中，缺硒症占10％左右，死亡率5～6％。该所1983～1987年研制含硒贝壳粉和含砸矿物质微量元素1000多吨，对禽类补硒150万只，猪33万头，效果良好。
3.雏鸡维生素E缺乏症（雏鸡脑软化症）
1982年10月，三明市畜牧兽医站在该市楼源鸡场40～70日龄小鸡中发现该病，其临床表现与鸡传染性脑脊髓炎相似。在饲养4000余羽星布罗鸡群中，每天发病和死亡少则20～30羽，多则40～50羽，发病率15％。此后，在三明、福州、漳州等地的一些鸡场及专业户的鸡群中也有发生。防治方法：病鸡群每50公斤饲料中掺有1000毫克维生素E的花生油0.5公斤，连喂6天，第4天即见疗效。
4.雏鸡佝偻病
1980年10月至1981年1月，三明楼源鸡场有9批共6000余只1～2月龄的雏鸡先后发生徇偻病，死亡和淘汰2000余只。经省农学院林藩平等调查研究，确认为缺乏维生素D所致。原因是饲料中所添加的维生素D保存不当和过期失效。病状表现为行动不便、腿软、跛行，继而站立困难或瘫痪。有的跗关节增大，胸骨弯曲，尾椎骨下垂，喙变软，咬合不全。羽毛篷乱，粘膜苍白，怕冷爱打堆，但体温正常，有一定食欲。剖检见胸腔狭小，肋骨与胸椎、肋骨与肋软骨交接处均有念珠状肿大。长骨质变脆而软，甲状旁腺略肿大。经骨切片组织学检查，见骨小梁排列不规则，缺乏钙盐沉着。对病鸡用胆维丁片（每片含VD30.5Mg）治疗。剂量：1片/羽，效果很好。使用维生素AD注射液或紫外线照射也有一定效果。此病在不少肉鸡场都有发生。临床上要注意与滑腱症、维生素B2缺乏症区别。佝偻病除因饲料缺乏维生素D（特别是VD3）和缺少光照外，管理条件不善，如通风不良、拥挤、二氧化碳和氨气浓度过高等应激条件也是促成因素。
5.猪缺锌症
1987～1990年，福建农学院畜牧兽医系调查罗源、福清、莆田、仙游、泉州、安溪、南安、东山、永泰等县（市），发现猪群均有不同程度缺锌症。1987年，罗源县食品公司种猪场，母猪219头，发生缺锌症的138头，占65％；公猪11头，发病8头，占73％；商品猪800头，发病192头，占24％。1990年下半年，母猪208头，发病145头，占68.75％。症状表现为皮肤异常角化及发炎，公猪性欲下降，母猪累配不孕，种猪蹄冠部肿胀，有的蹄裂。测定12头病猪血清锌含量，平均值为76.97微克/100毫升，低于正常值（160微克/100毫升）。发病原因，主要由于舍饲，种猪喂饲不平衡饲料所致。一般是饲料中钙、铜过多，锌相对缺乏。施格、长白等瘦肉型种猪发病率高，病情也严重。病猪用锌剂治疗有效。6.雏鸡肌胃废烂
某驻军副业队饲养各种日龄鸡3200只。1982年5月上、中旬开始，在原日粮中添加10％秘鲁鱼粉（1月龄内雏鸡加5％左右）。6月26日开始发病，病鸡多为1～3月龄，以70～80日龄发病最多。病程1～2周至1个月以上。每天死亡5～6只，多时达20余只，3个月内共死亡1500只。8月20日起停喂秘鲁鱼粉，病情渐趋平息，后新孵出雏鸡未喂秘鲁鱼粉也未再见类似疾病发生。剖检病鸡及濒死鸡46例，均有不同程度肌胃糜烂、溃疡和肠道出血病变。经两次发病复制试验，证实雏鸡肌胃糜烂与日粮中添加较多量秘鲁鱼粉有关。另外，寄生虫、硫酸铜中毒亦可引起肌胃糜烂。
7.猪先天性卜啉色素沉着症
1984年，省农学院张玉辉在沙县屠宰场发现1例，后来于1986年又见1例。这是一种遗传性疾病，除见于猪外，亦可发生于牛和猫。原因是血红蛋白代谢中存在着酶方面的先天性缺陷，致使血红素中的铁卜啉复合物被转化为I型卜啉并大量积聚于组织内，使出生动物的牙齿、骨组织和尿都染成红棕色。尿呈红棕色是由于含有过量的粪卜啉I和尿卜啉I。牙和骨骼的变色主要是由于尿卜啉I。病牛若暴露于阳光，其无色素的皮肤部可引起光过敏性皮炎。猪的卜啉症是常染色体显性基因遗传，一般不发生光过敏皮炎，可继续生存。
8.猪运输应激综合症
1984年10月至1985年2月，省食品公司在福建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协助下，对省食品部门商品猪的运输应激问题做了调查研究。商品猪饱食后装车运输，应激发生率达21.36％；装车密度太大，过分拥挤，应激发生率达29％；车中不通风闷热，应激发生率达31.27％。这些仅仅是反映在临床上有明显应激症状和急性死亡的猪。若把精致临床应激、运输后掉膘，宰后肉质下降及因应激而继发其它疾病也包括在内，则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就更大。应激反应是指由过度的环境压力或心理压力造成的一种生理和病理紧张状态。运输应激是商品猪最常见的应激综合征，其主要应激原包括混群装车、拥挤、通风不良、过热，颠簸及缺水等。所表现的症状有急性死亡和卧地不起、气喘、歧行、尖叫、弓背、肌僵硬、皮肤紫红以及体温升高等。死后剖检多有胃溃疡、肠臌气、横膈膜前移、全身淤血等病变。为减少或防止猪运输应激造成的损失，根本的办法是选育抗应激猪种。药物防治可选用氯丙嗪、硫苯妥钠、静松灵或安定等类镇静剂，在运输前投服，其中以静松灵效果为最佳。2％静松灵注射液，按每公斤体重肌注1～3毫升。
9.蛋鸡热应激反应
1990年，福建农学院梁孙义等先后在福州、福清、三明、永安等地的产蛋鸡场做了调查检测，发现产蛋鸡在高温期血糖、血钙、血钠、血钾、血中抗坏血酸、血浆碱储和甲状腺素T4的水平与适温期相比，差异极显著。高温时血中皮质醇升高，A/G值降低，对产蛋率及抗病力影响极大。梁孙义等又研制产蛋鸡复合热缓解剂配方I和II，经过连续3年在16个场（舍）对12.2万羽产蛋鸡进行的对比试验，最后选出效果较佳的配方II，袋装476克。每100公斤饲料添加1袋，拌匀饲喂，可提高产蛋率5.8％，降低饲料消耗0.21％。本省地处亚热带，夏季高温对养鸡威胁很大，复合热缓解剂不仅可用于蛋鸡，亦可用于肉鸡。
10.番鸭缺锰症
鸡的缺锰症或“腱滑脱症”早有记载，但鸭患此病的较少。1988年11月至1989年1月，胡寿乐等人发现本省番鸭中亦有此病发生。一般玉米一豆饼型日粮中的锰只有35PPM，不添加锰显然是不够的。若日粮中钙过高，影响锰的吸收，导致缺锰症。其典型症状是飞节（跗关节）肿，非肠肌腱滑脱，腿粗短，跛行，病肢外展弯曲，生长缓慢，血清中碱性磷酸酶活性降低，血钙亦低于正常，血浆和肝超氧化物歧化酶偏低。在日粮高钙情况下，把锰提高到160PPM，番鸭发育良好，故在番鸭日粮中保持锰100～200PPM的水平较为适宜。作为锰添加剂可用硫酸锰（MnSO4·H₂O），其商品纯度为98％，含锰元素32.5％。
11.奶牛倒地不起综合症
福州地区历年来夏季常有发生，俗称“夏季热”，病因尚未查明。
第二节 兽医生物药品
一、生产
新中国成立前，福建省兽医生物药品制造业十分落后，品种和产量都很少。民国时期，福建省农业改进处畜牧兽医事务所于民国31年（1942年）12月开始试制，至1945年共制成血清、疫（菌）苗217650毫升。其中猪瘟结晶紫疫苗83540毫升（民国31年12月开始制造，下同），猪肺疫菌苗12560毫升（民国32年3月），鸡霍乱菌苗500毫升（民国32年4月），抗鸡霍乱血清150毫升（民国32年4月），抗猪瘟血清10350毫升（民国32年8月），抗牛出血性败血病血清5550毫升（民国32年9月），抗炭疽血清25600毫升（民国32年9月），牛瘟脏器苗26100毫升（民国33年9月），抗牛瘟血清53300毫升（民国34年6月）。
新中国成立初期，福州兽医院利用旧设备生产并试制兔化牛瘟弱毒疫苗、牛出血性败血症灭活苗和抗牛出血性败血症血清，直到1953年改由国家统一调拨为止。1953年，农业部指定南京和江西两个兽医生物制品厂向福建供应防疫用生物制品。1957年，省农业厅决定筹办福建省兽医生物药品厂（简称省生药厂）。1958年，选派技术人员到农业部兽医药品监察所、南京和江西等生药厂学习各种疫苗制造工艺、产品检验及管理制度等，1959年正式投产。建厂初期，只生产猪瘟兔化弱毒冻干苗、鸡新城疫I系和II系弱毒冻干苗等数种，年产量1400万头剂。以后数年又增加生产鸭瘟及鸡胚化细胞冻干苗、牛羊伪狂犬病氢氧化铝甲醛苗、仔猪副伤寒弱毒冻干苗、猪丹毒GC42弱毒冻干苗、禽霍乱731弱毒冻干苗、猪肺疫内蒙系弱毒苗、兔瘟灭活苗等，年产量1.3亿多头剂，除了满足本省防疫需要外，尚有部分产品外销。
二、供应
50年代生物药品由省防疫主管部门按计划向江西和南京两个生药厂采购并分发各地（市）有关部门，免费供应。1956年，猪瘟兔化弱毒苗研制成功后，先后在农村或基层就地生产湿苗，立即派专人用冰壶保存送到乡村，在规定时间内注射完毕。此项工作持续到1959年省生药厂投产为止。
60年代以来，省农业厅根据各地、县畜禽防疫的需要，每年给省生药厂和各地、县下达各类疫苗的生产和供应指标。省生药厂按计划用冷冻车将疫苗送到各地（市），泉州和莆田两地（市）则直接送到所辖各县，贮存于冷库或冷冻柜中备用。这种由国家免费供应疫苗的方式，一直持续到1986年。
由于畜、禽防疫费用增加，赶不上畜、禽饲养数的增长，1987年开始，畜用疫苗实行以免费供应为主与自费订购相结合的供应办法。禽用疫苗均由畜主自费购买。从县、乡畜牧兽医站购得疫苗与冰块一起装入冰壶、保温箱或塑料袋，立即回家使用。
疫苗冷存体系的建设与防疫工作同步进行。全省9个地（市）畜牧兽医站已有5个站建有小型冷库，其余4个站配有冷柜。74个县（市、区）站各配备1～2台400立升左右的冷柜。947个乡（镇）站共已配备电冰箱1200台。每个防疫员都配有保温瓶。疫苗冷存体系基本建成。
第三节 中兽医
中兽医是畜、禽疫病防治工作中的一支重要力量。1950年来，福建中兽医队伍逐步壮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中兽医学术水平也有所提高，对福建省防疫工作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一、组织机构
新中国成立初期，福建省畜禽疫病广泛流行，技术力量严重不足。为了发挥中兽医在疫病防治中的作用，1951年初，各地区成立兽疫防治站时，即着手筹建中兽医组织。龙溪地区在同年3月和10月份先后召开中兽医会议。全区10个县（市）有199名中兽医参加地区中兽医协会。同年6月18日，农业部发出《关于重视调查组织中兽医，使其发挥在家畜保育工作中的作用的通知》。根据通知精神，1952～1953年，全省多数地区以县为单位组织中兽医协会。1956年1月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民间兽医工作的指示》，提出“团结、使用、教育、提高”的政策。同年7月13日，召开福建省第一届民间兽医代表会议进行贯彻，出席代表200人，成立福建省畜牧兽医工作者协会。同时，表彰一批工作先进的中兽医，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接着，各地（市）县通过召开代表会及名、老中兽医座谈会，组织中兽医联合诊所和阉割合作社等，扩大中兽医队伍，提高其业务水平，并合理解决劳动报酬。1958年农村公社化，基层中兽医组织转为公社畜牧兽医站。1959年8月27日，召开省第二届民间兽医代表会议，出席代表142人。此时，全省民间畜牧兽医队伍已发展到6900人，其中中兽医1500人。1960年下半年至1962年经济暂时困难时期，畜牧业处于低潮。多数公社畜牧兽医站自行解体。1963年，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为了恢复和加强中兽医组织，9月5日在福州华侨大厦隆重召开省第三届民间兽医代表会议，出席代表330人。全省中兽医队伍发展到1800人。“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兽医事业虽然受到很大干扰，但他们在开展“一根针、一把草”活动中，发挥福建省中草药资源丰富的优势，为防治牲畜疫病作出了贡献。1975年，根据中共中央20号文件《关于大力发展养猪业的通知》的精神，全省公社畜牧兽医站人员确定为集体所有制编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贯彻，民间兽医除参加乡、镇畜牧兽医站组织外，个体行医的也逐渐增多。据1990年统计，全省民间兽医有5566人，其中属基层站集体编制的有1756人，占31％，个体行医的2889人，占52％，其余921人为兼职兽医，占17％。
二、采风活动
中兽医长期同牲畜疾病作斗争，积累有丰富的经验。为了挖掘、整理中兽医的宝贵遗产，各地开展采风活动。在全省3次民间兽医代表会议期间，发动中兽医献技献方，交流单方、验方和秘方共7000多方。经组织力量分别整理、验证及派出专人向名、老中兽医个别访问等活动。省农业厅畜牧局先后编印《福建省中兽医验方集》（1959.12）、《福建省中兽医诊疗经验汇编》第一集（1960年）和第二集（1964年）及《福建省中兽医草药图说》（1963年）。本省较为常用的中草药有305种，收集于中草药图说内的有180种，对于验方和诊疗经验中疗效较好，便于推广的，加以整理，分为诊断、治疗和常用中草药。并对17种常见病、多发病进行辩证论治，处方分析，加按语等。各地区编印的采风资料有：《晋江专区民间兽医常用草药》（晋江专区农业局1965年编印）、《中兽医牛病诊疗经验》（泉州市畜牧兽医学会1988年刊印，施能桉编写）、《宁德地区中兽医资料选编》（宁德地区畜牧兽医学会1989年编印）、《漳州市中兽医研究会论文选编》（漳州市畜牧兽医学会1989年编印）和童家楠编写的《中兽医牛病诊断与治疗验方选编》（泉州市畜牧兽畜兽医学会1991年刊印）。
专题经验总结有：省农科院牧医所金学浩整理中兽医林清和的外科、吴连绸的内科和曾碧和产科等诊疗经验，汇编成《福建省中兽医诊疗经验》（第一集），1976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郑宗赞编著的《中草药防治猪病》，1984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三、科学研究
为了使传统兽医学与现代兽医学相结合，以提高中兽医学术水平，省农业厅组织西兽医学习中兽医，做到中、西兽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发展提高。省农业厅于1962年和1984年举办2期中兽医训练班。每期学员60人，学习时间2个月，学员多为各地、县具有中专以上学历的兽医人员，作为中兽医学研究的骨干队伍。其次，在农业院校开设中兽医课程。福建农学院畜牧兽医系1960年开设《中兽医学》课程，讲授100学时，1976年后增至120学时，系统学习中兽医基础理论、中草药与方剂、针灸学和中兽医临床。省内4所中专农校畜牧兽医班1976年后也开设《中兽医学》。近几年来省内农村职业中学也设置中兽医课程，使学习和研究中兽医队伍逐渐扩大，中、西兽医结合不断深化。
1973年全国中兽医科研工作会议以后，华东7个省、市协议：每两年举行一次中兽医科研协作暨中西兽医结合学术讨论会，由各省、市轮流主持。这对福建省的中兽医学研究起推动作用。1976年第二次讨论会由福建省主持时，到会出席、列席代表183人，本省的占130人。1984年1月，福建省畜牧兽医学会举办中西兽医结合协作攻关学术讨论会，把中兽医学研究纳入学会年会的活动内容之一。1988年3月，成立省畜牧兽医学会中兽医研究会，从而更加促进有关学术研究的开展。
福建省中兽医学的研究成果有以下几方面：
（一）疾病防治
1970～1980年，本省累计有7个地（市）16个县53个公社发生“牛血痢”3407头，经中西兽医结合研究，针对便血、泄泻、伤肠及肠热、气虚等症候，采取清热、解毒、渗湿、利尿、止血、止痢为治则，选用地榆槐花汤加减，于1973年3～5月在安溪县治疗255头，治愈241头，治愈率沾.5％，经各地推广防治，疗效显著。1980年2～5月，有6个地（市）、20个县133个公社发生牛流行性腹泻15980头，采用地榆槐花汤加减这一药方防治，亦取得良好效果。牛流行性腹泻的病原为轮状病毒。治疗试验牛进行3项免疫功能指标测定，结果观察到：兔红细胞玫瑰花结形成细胞比例增高，淋巴细胞转化率升高，而白细胞吞噬百分率未见变化。故认为地榆槐花汤加减这一药方尚有提高细胞免疫功能、增强机体防卫和抗病毒能力的作用。本省牛流行热从1956年以来，每隔3～5年发生一次，采用防风荆芥汤和紫苏薄荷汤加减进行治疗，取得较好效果。此外，关于冬春期间耕牛软脚病，经病因探讨与辩证论治研究，提高了治愈率。如以大补汤或加味温脾汤治疗虚弱软脚病，以归芎汤治疗风湿软脚病，以舒筋汤治疗劳伤软脚病等。
（二）中草药剂型改革
70年代初开始，各地中兽医利用当地中草药资源开展中草药剂型改革试验，提高了疗效，扩大应用范围。经过验证，临床应用效果较好的有钩吻（断肠草）、穿心莲（一见喜）、大叶桉、蟾酥以及止痢素注射液和防痢散等。本省进行的中草药剂改革有注射剂、散剂、汤剂、合剂、丸剂、酊剂、丹剂和膏剂等9类共45种。《兽用中草药制备与剂型改革》一书，由金学浩编著，1983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三）电针疗法与电针麻醉
70年代以来，省农科院牧医所与基层畜牧兽医站结合，应用电针治疗猪传染性胃肠炎以及猪牛母畜生殖器官功能紊乱引起的不孕症等取得良好效果；应用三阳络组穴、百会肾门组穴电针麻醉，进行上千例的牛瘤胃手术、剖腹术、阴囊赫尼亚手术等。福建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家畜针麻研究小组发现猪的电针麻醉新穴位“安神穴”，该穴电针麻醉原理，通过埋植脑室套管，以放射免疫法检测脑池脑脊液，证明该穴位电针麻醉可激活内源性吗啡样物质的释放。周金泰撰写的《电针猪安神穴的镇痛效应与应激相关分析》发表于《福建农学院学报》20卷1期，该论文摘要收载于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文摘。崇安县畜牧兽医站发现牛的电针镇痛新穴位“眶下孔——顺气组穴”，1986年在华东区第七次中兽医科研协作会上作了表演。《家畜电针麻醉与外科手术》一书，由福建农学院畜牧兽医系编奢，1988年出版。
（四）中草药资源调查
除了各地、县畜牧兽医站进行调查外，福建农学院畜牧兽医系中兽医学科组吴德锋等人作了全面系统的调研工作，历时十余载，行程遍及全省60余县，制作标本两万余份，对有重要药用价值和稀有的中草药还拍摄了彩色照片。所采集的植物标本经整理鉴定，分属246科，1873种，汇编成《福建兽医药用植物名录》和《福建兽医常用中草药图谱304种》。以上成果通过省级鉴定，已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年）。
知识出处
《福建省志·畜牧志》
出版者：方志出版社出版
本书分为畜牧生产、饲料、兽药、动物疫病防控、动物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科技教育与合作交流、机构与队伍等章节，全面、系统地记述了福建省1991～2005年畜牧业的发展全貌，尤其对福建的畜牧产品及畜牧业的发展情况做了极其详尽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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