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福建省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季常青，草山草坡有3000多万亩，具有发展畜牧业的良好环境。
  福建省劳力资源充裕，人民有丰富的生产经验；有众多的华侨关心和支持家乡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给福建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这些都是建设现代化农牧业的优越条件。但本省人多地少（1990年末，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61亩），谷物饲料生产因而受到制约。
  福建省畜牧业历史悠久。距今已有四五千年的闽侯县昙石山文化遗址，出土有石锛、石锄，并有猪、犬等骸骨。在3000年前的商、周之际，“闽隶”为王朝执事和服役，就有“掌畜”的内容。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人民为躲避战乱，纷纷逃入福建，使闭塞的福建人口增加，经济、文化逐步发展。唐代，全国各地设牧监（官办牧场）。福建有规模较大的官办牧区，在泉州置监养马5700匹，私人养马之风也很盛。唐以后，中原和长江中下游人民因战乱多次南迁入闽，带来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促进福建经济的发展。五代时，王审知治闽，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奖励工商，重视海外贸易，为其后福建经济繁荣打下基础。据宋淳熙九年（1182年）成书的《三山志〉记载，宋代福州地区饲养的家畜（禽）中，有马、牛、羊、猪、犬、鸡、鸭、鹅等；水牛除耕作外，还挤乳制乳酪，即所谓“水牛新孳，其下乳为团”。明弘治四年（1491年）刊行的《八闽通志）记载，当时福建所辖八府一州，均饲养有马、驴、骡、牛、羊、猪、犬、猫、鸡、鸭、鹅、鹁鸽。当时已有鸽子用于通讯的记载：“鹁鸽，性甚驯，善认主人之居。舶人笼以泛海，有故则系书放之还家，故又日舶鸽”。水牛亦挤乳制乳酪佐餐，“水牛新孳，其下乳，治以充馔，名日乳饼”。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月，厦门商务会呈报农工商部立案，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正式批准成立福建畜牧公司，集资3万元（银元），在厦门下八保院前社围筑栅寨，饲养牛、羊、鸡、猪等。这是福建畜牧业商品经济的创始。清末，政府昏庸腐败，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畜牧业凋敝，耕牛逐年减少，有的地区出现无牛耕田的境况。
  辛亥革命（1911年）以后，军阀割据，战乱频仍，福建畜牧业仍无起色。民国15年（1926年）底，北伐军攻入福建，从此开始了国民党统治时期。但是，民国16～22年，地方军阀仍各据一方，国民党省政府只能“垂拱无为”于福州，直到民国23年初，才开始真正控制福建。此后政府对财政进行全面整顿，社会经济得到复苏，畜牧业也有所发展。民国23～25年，畜禽年终存栏数为：猪167.2万头，牛67.3万头，家禽1563.7万羽。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本侵略军封锁福建沿海，粮食等物资供应十分困难，物价飞涨，畜牧业遭到严重摧残。据《福建省统计提要》（1946年1月）资料，民国30年，全省耕畜每百农户仅有耕牛28头，平均每3户不到1头；其它役畜可供运输之用的马、驴、骡每百农户约3头，羊每百农户11头，猪每百农户90头，鸡、鸭、鹅每百农户488羽，兔每百农户94只，鸽子每百农户7只。
  概述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发动内战，福建畜牧业继续遭到破坏。1949年，猪为127.3万头，牛54.5万头，家禽683.1万羽。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下简称新中国成立），揭开了福建省畜牧业发展的新篇章。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福建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使畜牧业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其发展历程可分以下5个阶段。
  一、以私养为主的恢复、发展阶段（1950～1957年）
  从1950年至1957年底，即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由于国家畜牧业方针政策正确，各级畜牧领导部门措施有力，福建畜禽年终存栏数平均递增速度为：1950～1952年（恢复时期），猪为25.5％，牛为16.4％，家禽为22.8％；1953～1957年（“一五”计划时期），猪为9.8％，牛为2.64％，羊为10.8％，家禽为8.8％。
  1952年6月，福建省基本完成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养者有其畜”的理想，广大农民翻身做主人，劳动热情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国家实行扶持生产政策，以农民家庭私养畜禽为主，提倡亲邻互帮，各有关部门支持，信用社贷款解决资金、饲料供应等困难，并且开展疫病防治工作。家庭饲养业因而得到发展。
  从1953年开始，全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同时对农业、工业、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发展集体经济，福建畜牧业又有很大发展。
  1953年，福建省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按照自愿的原则，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在互助组阶段，主要实行耕畜使役帮工互助，不改变耕畜私有制，农民家庭饲养猪、禽等仍持续发展。
  在初级合作社阶段，耕畜主要管理形式是私有租用或折价存社，保本付息，私有公用，耕畜仍属私有。这些政策规定，得到农民拥护，提高了农业社、畜主保护和增殖耕畜的积极性。1955年冬和1956年春，福建全省掀起高级农业合作化高潮。由于急于求成，出现不少偏差，一些地方发生耕牛入社折价偏低现象，有的不分大、小牛一律入社，造成使役管理不善，出现大批弱牛，繁殖率低；地区间耕牛余缺交流不畅，甚至发生滥宰耕牛的现象。1956年4月，省人民委员会发布《福建省禁止滥宰耕牛暂行办法》，强调保障畜主正当权利，纠正滥宰耕牛的问题。
  1956年9月，全国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耕畜也基本上从个体所有转变为集体所有。由于当时干部群众对发展养猪存在模糊认识，1953年12月1日起全省实行粮油统购统销政策，粮食集中加工，因购了过头粮，农户缺乏饲料，致使1955年生猪存栏数下降，省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发展生猪生产指示》，要求继续贯彻“公养私养并举，以私养为主”和“私有私养公助”的养猪方针，规定对农户养猪划给一定饲料地，提留必要饲料粮，以解决饲料困难。同时重申耕牛保护政策，加强繁殖工作，更好地保护和发展耕牛。1956年，粮食增产幅度较大，促进了畜牧业发展势头。1957年与1949年相比，生猪存栏为401.2万头，增长262％；牛存栏为97.9万头，增长80％；家禽存栏为1923.7万羽，增长181％。
  这一阶段福建畜牧业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对私有、私养公助仍是当时养猪的最主要形式缺乏认识；农业社对社员私人养猪的饲料没有很好安排；对肥料的折价不合理。另外，养猪不自由，完成派购后，社员不能自宰自食，自由销售。
  二、以集体饲养为主的“大跃进”阶段（1958～1960年）
  由于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认识不足，1958年，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福建畜牧业生产出现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等严重错误。
  1958年，福建各地大搞并队并场，不考虑客观条件，公社、大队和生产队都增办养猪场或畜牧场。为了解决牲畜来源，各地平调私养牲畜办集体畜牧场。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社员私有或伙有的大家畜全部收归集体所有。
  1959年10月31日，毛泽东主席《关于发展养猪的一封信》在内部发表并作了传达。毛主席在信中阐述了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互相促进的辩证关系。第一次提出农业要实行农、林、牧三结合，走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的路线等，这对当时乃至以后都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但他在这封信中也提出了一些过高的要求，一度助长了单凭主观愿望、忽视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1960年3月，全国畜牧系统书记会议进一步提出高指标的畜牧业发展原则，和“公养为主，私养为辅”的养猪政策。1959年底至1960年春，福建省大搞“反右倾，鼓干劲”，大抓以猪为首的集体畜牧业。在当时粮食不足、饲料供应没有保障的条件下，提倡公社办万头猪场，大队办千头猪场，生产队办百头猪场，有的地方办万鸡山；改“私养为主”为“公养为主”，乃至否定个体养猪。这些做法完全脱离了实际，高指标、瞎指挥损害了社员养猪的积极性，集体猪场越办越槽，最后垮台。当时为了实现“一人养一头猪”的目标，还采取“见母就留”、“人工发情”、“早配”、“不准阉割”等措施；为了加快育肥，还曾采用“割耳朵”、“割甲状腺”、“割尾巴”等办法以催肥，这些违反科学、违背客观规律的做法，甚至还加以推广，造成严重后果。1958年，全省生猪存栏394.7万头，是1957年的98.38％；上述错误做法加上1959～1961年粮食连续减产，生猪存栏数因而连年大幅度下降。1961年，生猪存栏数降为117.3万头，只占1957年的29.24％，还达不到1949年127.3万头的水平。牛由1957年的97.9万头下降到1961年的78.8万头，下降19.6。1961年，黄牛、水牛分别为53.7万头和24.1万头，比1957年分别减少16.6万头和2.8万头。1962年，牛的数量继续下降，仅为76.4万头。1958年，家禽存栏数为1090.5万羽，是1957年的56.6％，以后逐年稍有回升，1961年为1431.5万羽，仍比1957年下降25.3％。
  三、以私养为主、公私并举的经济调整阶段（1961～1965年）
  为了扭转畜牧业生产严重下降的局面，从1961年起，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纠正了一些“左”的错误。同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恢复以“私养为主”和“允许生产队拨给社员适当数量饲料地”、“允许和支持社员家庭或者几户伙养一二头大牲畜”的政策。同年11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要求在“整风整社”中，对平调社员财产、家畜进行退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福建省认真总结几年来畜牧工作的主要经验教训，提出今后养猪工作应贯彻“公养私养并举，以私养为主”的方针；执行售猪留肉政策，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社员养猪同公养一样留给饲料并实行粮食奖售。1961年5月，将生猪的收购价提高25.11％。为了保护和繁殖耕牛，1961年6月，中共福建省委规定：耕牛所有权由大队下放生产队所有；奖励耕牛繁殖，小牛断乳或教犁后作价，价款大部或全部奖给养牛户；实行养用合一或养用挂钩，改变轮养办法；恢复耕牛交易市场；大力发展耕牛。有条件的地方，允许社员私人养牛。1963年“整风整社”中，对平调社员财产、家畜进行退赔。这些政策调动了农民发展畜牧业的积极性。1962年，生猪数量回升到178.8万头，比1961年增长52％；1965年上升到446.9万头（其中私养占92.7％），比1957年增长11.38％。耕牛1965年达到87.4万头，比1962年增长14.4％，为1957年的89.2％。
  四、以公养为主、限制私养的“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年）
  根据中共中央的方针，福建省畜牧生产在调整中得到恢复与发展。正当各项建设大有起色之时，“文化大革命”爆发，畜牧业经济重新陷入困境。1966年底，开始在农村大批“资本主义”，将农民自留地、自留山、自留畜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有的地方甚至对家禽也实行限养政策，提出所谓“鸡头鸭头不准超过人头”，不得“三五成群”等，个体饲养业受到严重打击，加上1967年和1968年粮食减产，1967～1969年畜牧生产处于停滞、下降的局面。1969年生猪435.6万头，比1966年487.7万头减少52.1万头，下降10.6％。1970年1月23日，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批转《全省养猪会议纪要》，强调大力发展集体养猪，要求每个生产队集体养猪20头左右。同年10月11日，《福建日报》发表社论《养猪事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号召全省人民“大养特养其猪”。各地通过检查评比、办学习班等行政命令的办法，再度掀起大办集体猪场的高潮，1970年和1971年粮食增产，1971年底，全省集体养猪达到96.3万头，生猪总存栏数增加到627.9万头，比1966年增加140.2万头，增长近30％，但当年出栏数只有227万头，比1966年273万头还减少46万头，下降17％。以后集体养猪因饲料不足、管理不善，存栏数逐年下降，至1974年底，存栏数降为37.3万头，比1971年底减少59万头，下降61.3％，1974年底猪存栏总数585.7万头，比1971年减少42.2万头，下降6.7％。1975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力发展养猪业的通知》，重申“积极发展集体养猪，继续鼓励社员养猪”的方针，要求对社员养猪不能加以限制，鼓励私养政策和奖励办法不要随便改变。是年，福建省贯彻中央精神，年末生猪存栏上升到617.5万头，比1974年增加31.8万头，增长5.4％。1976年，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加上粮食减产，1976年和1977年生猪分别下降到608.3万头和610万头。总之，在这10年中，由于推行大批“资本主义”的政策和受粮食生产的影响，生猪生产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这段时间取消耕牛繁殖奖励政策，关闭牲畜交易市场，多数地方恢复轮养办法，耕牛头数上升不快，老弱牛多。1977年，牛存栏96.5万头，比1966年90.4万头，只增加6.1万头。五、以家庭饲养为主，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畜牧业发展新阶段（1978年以后）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1982～1987年中共中央连续6年发布“一号文件”，纠正过去指导思想上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实行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冲破过去“一大二公”、“大锅饭”的束缚，充分地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生产专业户、重点户和联合体蓬勃发展，加速畜牧业向商品化生产转化的过程。至1990年，福建省畜牧业生产连续12年稳定增长，开始走上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福建省畜牧业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取得很大成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成绩尤为显著，主要表现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畜禽数量有很大的增长，畜产品和畜牧业产值相应提高，人民生活得到改善。
  1990年，全省生猪存栏数达到930.8万头，与1949年和1978年相比，分别增长6.31倍和45％；牛为129.5万头，分别增长1.37倍和32％；禽为6908.9万羽，分别增长9.11倍和1.65倍；羊为60万头，分别增长32％和15％；兔为397万只，比1949年增长6.02倍，比1978年减少13％；蜂为21.21万箱，分别增长6.07倍和98％。1990年，全省畜产品总产量为：肉类74.2万吨、蛋12.9万吨、奶4.9万吨，分别比1978年增长2.53倍、2.58倍和4.26倍；人均占有肉24.4公斤、蛋4.3公斤、奶1.6公斤。同年，畜牧业产值达17.87亿元（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比1978年增长2.26倍，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12.4％提高到17.8％。
  其次，加快畜牧科技的应用和推广。
  扩大畜禽品种良种化。“七五”期间先后引进祖代蛋用鸡、祖代肉用鸡、父母代肉用鸡、白番鸭、瘦肉型种猪、肉用种鸽等9个品种，并建成省祖代场、地（市）父母代场、县商品场的肉鸡良种繁殖体系和产供销网络。全省共建成100多个人工配种站，猪的杂交面达80％以上。扩大饲料生产工厂化、饲料配方科学化。1978年开始创办配合饲料加工厂，至1990年已建成饲料加工厂134座，年双班加工能力为106.9万吨。饲料厂经过不断技术改造，生产饲料品种和质量有很大提高，促进畜牧商品基地的发展。兽医防制工作实行程序化、规范化，普遍推广猪瘟和鸡新城疫的免疫程序、免疫监测以及畜禽综合防治技术；执行兽医法规；建立健全全省兽医中心诊断室、兽医饲料检验所；整顿并充实全省检疫检验队伍。扩大各级畜牧兽医机构技术服务职能，从单一的疫病防治，拓宽为畜牧业生产的产前、产中和产后全过程综合技术服务。全省已有72个地、市、县组建畜牧兽医技术服务中心，乡镇畜牧兽医站有70％实行综合办站；省牧工商公司立足生产，分别在福州、漳州、深圳设点经营饲料、添加剂、兽药械等，年盈利40万元，经济和社会效益十分明显。
  再次，制定和实施“菜篮子工程”，建设肉蛋奶生产基地。
  全省各地（特别在12个城市周围）建立以生猪生产为主的肉食品生产基地。现有商品猪场452个，其中城市万头猪场5个，5000头猪场8个，千头猪场80多个，还有万只禽场几十个，与农业部联营瘦肉型猪基地县5个。福州市由肉食品生产基地提供的猪肉已占供应总量的75％，鲜蛋占90％；南平、邵武、永安、宁德、龙岩等市基本实现自给。1987年，共从外调进肉猪36.4万头，1990年减少为11.5万头。
  新中国成立以来，福建省畜牧业生产取得较大成就，但仍存在很多制约因素，特别是谷物类饲料缺乏的状况将长期存在，因饲料调运不及时和供应不稳定，引发饲料价格波动，造成畜牧业生产不稳定；其次，生产和流通渠道脱节，缺乏有效管理和调控手段，交替出现不同程度的“买难”和“卖难”问题，影响生产者积极性；基础设备薄弱，技术手段落后，不适应现代化畜牧业需要；有些畜禽疫病仍然危害较烈。
  福建畜牧业生产，要根据本省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优化畜牧业内部结构，扩大牧、工、商和产、供、销经营体制，增加畜牧业资金和物资投入，充分依靠科技进步，综合应用经济、技术、行政、法律等手段，搞好畜牧业的宏观调控，以保证畜牧业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