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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之间福建的军费支出情况，史无记载。
  唐五代王审知治闽期间，境内安宁，军费开支主要用在养兵。其时闽中设有龙虎、天霸、威武、平卢（后改为清源）、南镇、建州（后改为镇安、镇武）六军，此外还有拱宸、控鹤二都亲兵。闽康宗继鹏又增宸卫一都亲兵。至于总兵额多少史缺记载。闽国后期，除上述六军三都兵之外，还有全胜营、横冲营、海路营、捉生营、护闽营等。（①《重纂福建通志》卷83《县制》；《十国春秋•闽世家本纪》。）王氏内乱后，福、建、泉、汀诸州之间攻战不休，军费开支十分浩大。
  宋代地方的军事支出包括养兵费和国防装备费二大类。宋代实行募兵制，军队分禁军、厢军、乡兵三种。宋代在福建的禁军，共4500人。（②《宋史》卷187《兵》一。）另有屯驻禁军，福州获芦延祥砦5000人，漳泉水军600人。（③《宋史》卷188《兵》二。）福建厢军有水军、保节军、崇节军总共23个指挥，11150人。（④《文献通考》卷156《兵考》八；《宋史》卷189《兵志》三。③《宋史》卷191《兵志》；《文献通考》卷156《兵》八。）。南宋时建宁府又增置丰国监厢军。福建乡兵在北宋时有枪杖手、嵩丁、乡丁、忠义民兵之称，据福建转运使周辅统计，仅枪杖手总数就达10200人。⑤南宋建炎后，福建乡兵俱称砦兵。据乾道七年统计，福州巡检下属4砦11寨士兵2000人。
  宋代军队官兵待遇，有俸钱、月粮、春冬绢绵、酱菜钱、食盐；凡三年大祀有赐赉，有优赐；每年寒食、端午、冬至有特支。福建保节军，士兵一名月粮二石；春衣绢二匹，布半匹，钱一千；冬衣絹二匹，半匹，钱一千，绵十二两。（⑥⑦《宋史》卷194《兵志》八。）南宋时每名士兵“日支钱二百，米二千”（⑥⑦《宋史》卷194《兵志》八。）。
  宋代派驻福建的禁兵，其月俸由中央支给，转运使供应，但军粮、军衣由诸州供应，即实行“逐州就粮”制度，或“就粮州郡”制度。同时中央又经常将禁军中老弱怯懦者淘汰给诸州，时称“剩圆”，于是“州县之力困于养退兵矣”（⑧《文献通考》卷152《兵》四。）。
  军事支出除养兵费用外，尚有国防装备费用开支，如筑城、军马、兵船、军械等开支。从福建诸郡城池垒壁的修筑来看，其修筑城池的经费多系临时派征于民或寺院，筑城的人力是闽中百姓的无偿劳役。兵船的来源是官造和募集并举，但募集兵船数远远超过官造。宋初将阔一丈三尺以上海船置籍，绍兴二十九年（1159）又令阔一丈以上置籍，每个募集民船二三百只以上。绍兴十九年（1149）统计，强括民船2469只。募集时是连船带人一起征用，实行效用法。建炎以后全部籍船尽团结立忠义社（乡兵），按人船等第给起发钱，其船主修船费由各县措置，兵杖器械不足由州给之.桨橹之属皆由船主自备。至于步兵的军械，福建的乡兵全部是“自置兵械寄于官，遇捕盗乃给之”（⑨《文献通考》卷156《兵》八。），而禁、厢军的兵器主要由福州都作院及诸州作院生产提供。
  元代军队分为宿卫军与镇戍军两种。宿卫军是天子禁兵，环戍在京城或京畿地区；城戍军是分驻在全国各地的镇守之兵。福建系边塞海防要地，镇戍军成份比较复杂。至元二十四年（1287），元朝移济南东平万户冀戍福建，为亳州上冀；至元二十七年（1290），又设福新万户冀辖新军。镇守福州、兴化二路及沿海，均为蒙古军。泉、漳、延平、邵武、汀州路尚有7个万户府，是分别从扬州、江淮等处移驻福建的新附军。（①《重纂福建通志》卷83《元兵制》。）另外，尚有汀、漳屯田兵3000余人和福建乡兵——畲军。按元代兵制，上万户7000人以上，中万户5000以上，下万户3000以上，福建常年驻军9个万户府，约3万人。
  元代实行军户制，凡签发为军户的，世袭军役。一般几户军户出兵一人，出兵户称正军户，其余为贴军户，必须承担士兵的本身各种费用。军户提供的军需是以政府免赋免役作为条件，它实际上是地方的财政收入。元代福建地方军费开支为数巨大。但军费开支与军队人数一样，元代政府均密不外宣。福建开支数目不得其详。
  明初实行卫所制。设在福州的福建都司下辖福州中卫、福州左卫、福州右卫、兴化卫、泉州卫、漳州卫、福宁卫、镇东卫、平海卫、永宁卫、镇海卫等共11卫，以及大金、定海、梅花、万安、莆禧、福全、金门、中左、高浦、六〓、铜山、玄钟、崇武、南诏、龙岩等16个守御千户所。设在建宁的福建行都司下辖建宁左卫、建宁右卫、延平卫、邵武卫、汀州卫五卫，及浦城、武平、上杭、永安、将乐5个守御千户所。（②《重纂福建通志》卷83《明兵制》。）总计各卫所兵额超过10万以上。明中叶以后，卫所废弛，士兵大量逃亡，政府改为募兵，其时福建二都司、五水寨仍有马步官军48200员，加上各州县机弓兵，总兵额仍有10万。（③《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6《福建》六。）其后又增加浙江客兵。戍闽客兵六营，3000人。（④《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1《福建》一。）
  明初福建卫所兵实行军屯，政府将所有士兵分为征操军、屯旗军、屯种军三类，征操军主事训练守战，屯旗军和屯种军从事屯种，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同时又将守战兵分类给饷，见操军每月给米8斗或银4钱，出海及守烟墩军每月给米1石（中左所1石4斗）或银5钱，军户中老幼病弱的存恤军，每月给米7斗、6斗、2斗不等。若遇战事，每名士兵日给4分银。明初福建兵饷每年开支达80余万两。（⑤《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6《福建》六。）但由于实行屯田，“一军之田足赡一军之用，卫所官吏俸粮皆取给焉”（⑥《明史》卷82《食货》六。）。明中叶以后实行募兵制，所有兵饷俱出自地方政府，福建全省全部的财政收入无法供应48000余名马步军的兵饷。嘉靖四十二年（1563），福建巡抚谭纶在条陈朝廷的奏疏中提到：“部署水陆官兵，共计用兵三万二千，岁用工食二十八万两。加以修船给械，悬赏冲锋，通计一岁外三十二万不可。”（⑦《明纪宗实录》卷538。）而当时福建全省地丁料屯盐诸项钱谷总收入，每年不过25万两。（⑧《明纪宗实录》卷517、卷526。）因此，谭纶建议每年由中央补助福建21万两，但未得补助，福建布政使司只好向下摊派，仅漳州府在隆庆六年（1572）就摊派兵饷银26655两。（⑨万历《漳州府志》卷5《赋役志•军饷》。）另外，福建自嘉靖至明末均保持浙江客兵六营，每营自万历三十三年（1605）裁减后，尚有军兵450名，月支银460两，（①《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5《福建》五。）通计一年尚需33000两以上，全部摊在客兵所在州府。至于府县机弓兵的募集与兵饷开支，全部由府县自己承担，福州府每年机弓兵费用达20880两，（②《福州府志》卷10《明田赋.机兵》。）漳州府在隆庆六年（1572）有机兵2474名，“每名编银十两八钱，共银二万六千七百一十九两二钱”（③万历《漳州府志》卷5《赋役志•机兵》。）。据明末郭造卿所言，明代州县机弓兵总数常在万余名以上，（④《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6《福建》六。）每年机弓兵费用当在20万两以上。
  明代福建的国防费用亦耗资巨大。洪武二十年（1387），明太祖遣江夏侯周德兴前往福建布置沿海防备。周德兴在经划福建卫所的同时，全部在要冲之处置卫所，修城堡。各城周围均达三四里以上。此后又在沿海添置45个巡检司，与卫所互为倚角，每个巡检司拨民兵防守，均配置寨堡。另外，明政府100年时间内，在福建沿海陆续修筑了烽火门、南日山、浯屿、小埕、铜山五大水寨。为了增强沿海守军的声援策应，福建漫长曲折的海岸线，每隔若干里设置一座墩台，而福建内地更是乡堡、关隘林立。据《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明代福建沿海共修筑了247座墩台，福建内地修建的乡堡、关隘、捍砦则达625座。（⑤《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1～95《福建》一至《福建》五。）
  军队武器装备费用亦是明代军费开支的一大项目。明代由于武器的进步，种类较多。从福建来看，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冷兵器，即甲胄干戈之属；二是火器，如铳炮、火箭、飞筒之属；三是兵船。前二类的军备除都司、府卫设厂制造外，尚从地方上供军器物料中拨取，后者主要是都司卫所设厂制造。洪武初年，福建浙江濒海九卫共造兵船660艘，洪武二十三年（1390），福建滨海卫所每百户又配多橹快船3艘，万历以后又屡增福建兵船。因此，明代福建经常保持兵船400艘以上。每造一船，“大号者官给五六百两，其次亦三四百金；每岁修葺一船且数十金”（⑥《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4《福建》四。）。
  清代福建的常驻兵分八旗兵、绿营兵两种。八旗后由福州驻防将军节制，绿营兵由总督将军统领。闽浙总督兼辖福建抚标、福建水陆2提标、8个镇标及提镇专辖各营。清代福建驻军总数，康熙二十八年（1689）八旗、绿营兵总数为69726名；乾隆二十九年（1764）为66566名；乾隆五十年（1785）为63119名；嘉庆十七年（1812）为63324名；道光元年（1821）为63096名。据王庆云《石渠余纪》卷二所载：“马兵月饷二两，加以赏恤，是七百亩之赋养一马兵，刍豆之费尚不在此数也。……步兵月饷两五钱，加以赏恤，是百丁之赋而养一步兵，盐、菜、衣装之因事而给者尚不在此数也。”康熙十二年（1673），闽浙总督范承谟在《请兴兵屯疏》中言：“闽饱岁需一百六十余万”（⑦《重纂福建通志》卷84《兵制》。）。福建每年所需兵饷除江苏、浙江二省固定协解16万两外，尚须由部拨支本省起运中央的部分关、盐二税。清代前期扣除省邻协济和中央拨款外，福建地方每年须支付兵饷银70万至80万两之间。王庆云言：“综二者之数，多不过七十余万，少则六十余万”（①《石渠余纪》卷2《纪列朝直省兵数》。）。
  清代福建的军费支出除正额兵饷外，还应包括戍台兵丁额加粮饷、戍台兵丁的家眷银米、运输兵米眷米的脚价支出、绿营公费支出，及战争费用、国防费用等。清代台湾的常驻兵共14661名，全部由福建内地各营拨往戍守，三年一换，亦称“台湾班兵”。对于戍台官兵，清政府给予额外照顾，在额饷之外，另加每名兵丁食饷银1两5钱，米3斗；家口银每口2钱7分，每户米1斗，大致每年另支戍台兵丁食饷银二万三四千两之间，福建巡抚以台湾叛产拨取，家口银4万两；另班兵三年一换，车价银699两。（②《闽藩要览》十四《兵饷》。）此外，清代福建严重缺粮，在台湾内附后，福建内地官兵兵米不足部分及戍台官兵的眷米均由台湾拨运，时称“台运”。台运是强制往台贸易的商船按梁头配运，虽给运费，但较民间为低。当时运民货一石由台至大陆运费3～6钱，而配运兵眷米谷定例每石平均6分6厘（由台湾鹿耳门运至厦门银8分，鹿仔港运蚶江每石银4分4厘）。清代前期每年内运兵眷米谷为85297石，闰年89595石。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以前厦门与鹿耳门单口对渡期间，每年内运兵眷米谷脚价达6800余两，此后增开鹿仔港与蚶江、八里坌港与五虎门对渡后，运费亦达6000两左右。（③周凱《厦门志》卷6《台运》。）绿营公费是指拨给福建抚、提、镇、协各营的办公费用，每年约需银33869两。（④《闽藩要览》十四《兵饷•绿营公费》。）战争费用是指用于战争的临时性军费支出，清代前期福建较大的战争主要有郑清对峙、三藩之乱、台湾之役，均耗资巨大，其中仅乾隆时台湾之役就耗资800余万两。（⑤《清史稿》卷125《食货志》六。）这些巨额战费由中央负担。
  清代后期，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用于对内镇压的军费开支更巨。仅咸丰二年至同治三年（1852～1864）镇压两粤闽台人民起义，福建先后向户部奏销的第1～4军需案内，就花去白银1332.85万两；咸丰三年（1853）小刀会镇守厦门的3个月内，清军出动1万多人马，耗费的白银10万两。从咸丰十年到同治三年（1860～1864）因镇压入闽太平军等军务，福建又先后报销白银1001.66万两。军费一部分得靠本省解决，主要来源是厘金。历年由厘金拨用军费数见下表：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军费支出中又增加了新军军饷，武备学堂和军械局经费，还有部分水师饷需。宣统元年（1909）本省第一次编制的财政预算中，军事开支列为军政费，计179万银元，占本省总支出的47.5％；宣统三年（1911）预算分列为陆军费和海军费，合计287万元，占本省总支出的45.4％。
  民国初年，福建成立都督府。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在福建驻扎重兵，使军费迅速增长起来。军费包括陆军经费和海军经费，陆军经费主要是用于陆军部所管的福建督军署各机关及下辖各部队、要塞、炮台的开支。民国7年（1918）以前，驻军和军政机关的经费由财政厅统一拨发。民国7年以后，战乱中形成割据局面，军队一般都有自己的收入，财政厅拨发的军费只是全部军费中的一部分。民国14年督军署所属的全省军队，“月须饷项八十余万元”。拨发军费的机关，除财政厅外，还有军队自设的军需局或支应局。驻闽海军的经费，原由中央海军部直拨的，民国11年，海军在长乐、连江、平潭、厦门、金门、东山等沿海各县，自行委派官吏，所有收入全部被截留。由民军转化形成的地方军队，其经费完全是就地筹措。因此，全省军费确数多少无从知晓。
  民国17年（1928）4月间召开的福建整理财政会议上，按各地驻军提交的支出额，军费竟达2000余万元，即令将全省地方和国家收入全部拨充军费，尚短300余万元。民国22年以前，福建财政预算的军事支出主要包括省防费和保安费，前者为省防军军费，后者用于维持地方保安部队和警察机构。本年省防军被十九路军改编、解散后，军事支出主要为保安费和协助中央军费两项。
  民国23年（1934）前，由于地方军阀割据，军费占去财政支出的绝大部分。“闽变”失败后由于地方保安团队的大量扩充，以及大批“中央军”进入福建“围剿”红军，使军费支出居高不下。民国23年是国民党发动的第五次“围剿”高潮，军费占总支出的比重高达60％。红军长征后，军费迅速下降。
  抗战时期，军事支出的主要内容除旧有的保安支出外，又新增了后方勤务费一项，是各种直接为前方军事需要服务的开支。民国31年（1942）财政改制后，预算科目取消了后方勤务费一项，另设立战时特别预备金，故决算中有关军事支出便只有保安支出一项。抗战时期战火只波及福建沿海少数地区，战争规模较小，军事支出也较少。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随即发动了全面内战，在通货膨胀日益加剧，财政支出结构全面恶化的情况下，军警支出迅速增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军费开支由中央财政负担，地方没有支出。民兵支出，人民防空支出，武装警察支出在财政其他支出中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