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筹款筹饷是革命根据地初创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筹款对象，在乡村是地主豪绅和富农；在城镇是买办资产阶级和由乡村逃到城里的地主豪绅，以及对民族工商业者的征发。打土豪筹款属取之于敌的财政收入，向富农募捐与对资本家征发均属取之于民的财政收入。
  一、打土豪筹款
  打土豪筹款，就是向苏区和白区的地主豪绅筹款，其对象包括军阀、官僚、地主、豪绅以及其他反革命分子，除没收财产、田地、房屋、器具外，还可以罚款。
  打土豪筹款是土地革命初期取得财政收入，保障革命战争供给的主要手段，也是政治上横扫地主威风，调动农民群众革命积极性的重要措施。在革命根据地开创初期，红军的流动性大，政权是随部队走的，部队走了，政权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基本上没有收税。因此，打土豪筹款是革命根据地早期解决供给问题的主要办法。
  1929年3月，红四军在解放了长汀城时，就没收豪绅及反动派的粮食财产，散发给城乡工农贫民。当时没收了十多家，罚款三万多元，并向商人筹措军饷二万元，大大改善了红军的给养。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决议案规定，没收地主豪绅的土地、粮食及其他一切财产，归苏维埃所有。
  打土豪筹款打的是平时群众最痛恨的地主豪绅。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闽西根据地的永定、龙岩、平和等地把比较富裕的商人甚至小资产阶级也当土豪给绑票了，或把一些富农甚至富裕中农打为土豪，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但不久就得到纠正。
  在闽西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由于尚未建立起比较巩固的根据地政权，打土豪筹款和摊派等财政工作，多由红军部队兼办，成为工农红军三大任务之一。1932年7月，曾一度改变过去依靠红军筹款的路线，改由政府筹款供给红军战费。福建省工农民主政府指示各地工农民主政府立即筹备经费，必须在1932年下半年内筹款66万银元（每月11万银元）以供给党政军各项费用，但在激烈的“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中，各地工农民主政府筹款任务无法完成。1933年初，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又决定恢复主力红军的筹款任务。
  1934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后，福建各革命根据地先后为国民党军队占领，坚持武装斗争的红军游击队根据地的财政来源，主要仍是靠打土豪筹款解决。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第二次实现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和团结社会各阶层一致对外，福建各地人民武装改变了土地革命时期的财政方针，采取了有钱的出线，有粮的出粮的原则。如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为解决供给来源，采取“请有钱者来商量出钱抗日”的办法，并向“商家筹款给养”和向“旅漳、旅厦同乡会的各旅外人士募捐”。（①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关于和平谈判三个月工作情况汇报》，1937年9月17日。）
  解放战争时期，闽粤赣边区政府制订了革命根据地的财政政策，决定以军阀、官僚、税收机关、银行、反共反人民的特务分子、大地主、高利贷者为筹款对象，采取没收或罚款的办法来筹集给养。闽浙赣边区游击队截击国民党政府银行运钞队，缴获现钞以解决经费供给。如1947年5月，闽西北游击队在沙县镇头截击运钞队，缴获现钞三千万元。
  此外，红军在战争中的缴获，包括武器弹药和大量款物，虽不属于正常的财政收入范畴，但也是红军补给来源之一。
  二、向富农募捐
  向富农募捐，是削弱富农经济力量的措施，也是筹款的主要方法之一。向富农募捐，只捐款，不没收其财产，捐款多少按其经济能力大小而定，以不妨碍生产为原则。捐款的数量至多不得超过其现有活动款项全数的百分之四十，捐款的次数也有所限制。
  在土地革命时期，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革命根据地内曾一度采取在经济上消灭富农的政策。对富农的土地和地主一样，采取没收的政策，对富农的捐款和地主的罚款也无区别。1933年6月，苏区中央局纠正了这一偏向，指出：“必须把地主和富农分别清楚，在无情的消灭地主残余的斗争中，决不能允许任何消灭富农的企图”（②中央局关于查田运动的决定，1933年6月。）。
  三、向城镇商人募捐
  城镇筹款的主要对象，除买办资产阶级外，主要是由乡村逃到城市的豪绅地主。对民族工商业者，则按其资本的大小，以百分数为比例，依累进原则向其募捐，不容许用摊派募捐的办法。政策规定，民族工商业者资本三千元以上者，方可对其募捐，大商多捐，中商少捐，先捐大商，后捐中商，对于土豪兼商人者，则又罚又捐。在募捐中，规定决不能侵犯小商人和城市贫民的利益，不允许用摊派普捐的办法筹捐。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曾出现把商人当土豪打，没收其财产的倾向，侵犯了民族工商业者的利益，造成商店倒闭，影响根据地的经济发展。这种“左”的城市政策后来得到了纠正。1932年11月，临时中央政府规定，工农红军占领城市后，在不违反经济政策的情况下，可向大中商人筹款，并指出：“不能因筹款破坏了城市，破坏城市就是脱离群众的自杀”（①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筹款方法》,1932年11月16日。）。
  1932年4月，工农红军攻占漳州后，成立由李富春、毛泽覃负责的筹款委员会，采取没收和捐款的办法，在一个多月中筹得银元100多万，还有大批食盐、药品、布匹、胶鞋等物资。
  解放战争时期，闽粤赣边区政府为筹集经费，决定向富有者、资本家、华侨商人进行“善意的说理劝募”。闽中游击根据地也在莆田涵江向工商界募捐，购买药品、电池、布匹、胶鞋等物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