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唐初，封建政府在继续推行均田的基础上，于武德七年（624）颁布了租庸调法。其时福建虽经六朝时期零星开发，但仍是一片荒凉景象，不仅汀、漳二州未曾开发，甚至连政治经济中心福州亦是户籍衰少，虎豹出没其间。因此，福建在唐初没有实行均田，其赋役亦不按租庸调法输纳。唐王朝在福建推行了特殊的租调政策。据《重纂福建通志》卷49《田赋》载：“若岭南诸州则税米，上户一石二斗，次户八斗，下户六斗。”福建在贞观之前属岭南道，包括福建在内的岭南诸州租调全部是按卢纳米。
  福建在唐初按资产户等输纳租调，与均田制下农民的负担相比，福建农民的赋役负担是较轻的。唐王朝对福建采取的这种特殊政策，客观上对福建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首先，轻税政策极大地鼓励了福建农民开垦荒地的热情；其次，一国之内实行两种轻重不同的税制，导致均田制下的农民纷纷逃亡入闽。上述两种情况均加速了福建的开发。据统计，隋大业年间，福建地区仅设建安一郡，下辖闽、建安、南安、龙溪四县，12420户。唐开元二十一年（733），设置福建经略使，这是福建名称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版籍上。至天宝年间，福建地区已有福、泉、建、汀、漳五州，下辖24县，90940户，411605口。（①《隋书•地理志》；《旧唐书•地理志》。）县数与人口数均比隋大业年间增长了六倍左右。《文献通考》记载：“闽浙之盛，自唐而始”（②《文献通考》卷11）。
  随着福建社会经济的兴起和人口的增长，唐王朝对福建的财赋掠夺开始加重。唐开元、天宝之后，由于均田制下的农民逃亡严重及土地兼并的剧烈发展，租庸调收入锐减，中央财政拮据。封建政府开始重视租庸调以外的各种苛敛，其中对福建财政有较大影响的，当数户税和地税税率的大幅度增加，其时，福建的税率提高多少，史缺记载。唐天宝以后，福建民户亦和全国一样大量逃亡。据《元和郡县志》记载：元和年间，福建所属五州共有77467户.比天宝时减少13473户。这种愈演愈烈的民户逃亡浪潮，迫使封建政府不得不进行农业赋役制度的全面变革。唐德宗建中六年（780），宰相杨炎在总结前段实行户税、地税的经验基础上，在全国推行两税法。这是中国历史上赋役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福建自此在赋役制度上与全国划一。此后，随着福建经济的发展以及北方的动乱，福建成为国家财赋的重要来源。元和中，“供岁赋者”仅有包括福建在内的江南八道。因此，唐后期福建的赋役负担不断加重，为政者大多以横征暴敛著称。
  五代，闽国的田赋沿用唐代两税法，分夏秋两次征收。夏税征钱，秋税征米，因此夏税又称产钱，秋税又称苗米、租米或产米。王审知实行奖励农耕和轻徭薄赋政策。同时，严格约束官吏按章程收税。当时两税税率不仅低于五代诸国，而且两税之外再无其他附征。史称：“惟公益尊奖，慎守规程，松柏后凋，风雨如晦，地征旁午，天库充盈，共仰勤劬，咸知匡戴”（①《全唐文》卷841于兢《琅琊忠懿王德政碑》。）。在王审知统治闽国期间，轻徭薄赋政策加速了福建山区的开发。据《太平寰宇记》载：从唐玄宗到北宋建立，二百余年内福建共置县20个，其中五代时设置罗源、宁德、闽清、剑浦、建宁、顺昌、归化、同安、德化、永春、清溪、永泰12个县。此外，轻徭薄赋政策还吸引了大量中州人民流寓入闽，使五代时期成为中州人民大举入闽的又一个高峰。据统计，从唐末到宋初，福建户口增长了六倍以上，其中绝大多数是在王审知治闽时由中原迁徙入闽的。
  闽国自王审知之后，逐步加强了对农业赋役的盘剥。后唐天成三年（928），闽王延钧“弓量田土第为三等，膏腴上等以给僧道，其次以给土著，又其次以给流寓”（②⑤《十国春秋》卷91《闽•世家》。）。通过这次土地清查，闽国统治者强括大量土地以给僧道，并两次大规模度民为僧达31000人，导致闽中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其时闽中土地有寺田、官庄田、民田之分，闽国对这三种土地分别采取不同的税收。对于寺田、官庄田，规定不输夏税，惟征租米，但征额较民田为重。闽季共有官庄田1115顷，每年民户纳租米81348石，平均每亩租米约7斗3升。寺田亩数与民田参半，其实质亦是一种变相的官庄。寺田租米实际上成为闽国财政上最大宗的实物来源。至于民田，“科取之法，大率仿唐两税而加重焉”（③《闽书》卷39《版籍志.户口》。）闽季共有垦田14143顷，夏税配钱20384贯，秋税征米92700余石，平均每亩配钱约14文，粮6.5升。
  后晋天福二年（937），闽王继鹏又进一步严格户籍管理，规定：“民有隐年者杖背，隐口者死，逃亡者族”（④《资治通鉴》卷281,后晋高祖天福二年。）。在严格户籍管理的基础上，翌年闽王规定：“诸州各计口算钱，谓之身丁钱，民年十六至，六十免放”（②⑤《十国春秋》卷91《闽•世家》。）。身丁钱所纳数额诸州不一致，福州每丁325文，漳泉等州军将所纳身丁钱折变米5斗。宋兴时取官斗较量，闽时五斗当宋官斗七斗三升，故宋人云：“漳、泉州，兴化军，自伪命以来，计丁出米甚重，或贫不能输”（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1,皇祐三年十一月辛亥。）。身丁钱实际上已成为闽中人民两税之外极为沉重的赋役负担，及至宋代逐步演化为推行于全国的五大税种之一，对后世产生极为恶劣的影响。此外，闽季尚有无数杂捐杂课。其时闽中“沿征白配钱米”（⑦淳熙《三山志》卷十《田赋》。），作为两税以外的加耗，对江湖池潭聚鱼之处，皆纳官钱；桔园、水磑、社酒、莲藕、鹅鸭、螺蚌、柴薪、地铺、枯牛骨、溉田水利等均有重税。（①《文献通考》卷19《征榷考》。）至闽王延政时，“杨思恭以善聚敛得幸，累增田亩山泽之税，至于鱼盐蔬果无不倍征，国人谓之‘杨剥皮’”（②《资治通鉴》卷283,后晋齐王天福八年。）。闽中田赋之重，杂征之多，实到无以复加地步。
  宋代福建的农业赋役主要由田赋、丁口之赋、杂变之赋、职役四项构成。
  田赋，宋代福建的田赋继续沿用两税法，分夏秋两次征收。夏税从5月1日起纳，7月15日征毕；秋税自9月1日起纳，12月15日征毕。后由于福建多粳稻，须霜降成熟，秋税改为自10月1日开始。夏税征收以钱为主，故称产钱，但有折变布税、小麦、秆草三项；秋税征收以米为主，亦称产米，但糙、白二米有折变黑豆一项，“凡折变者并与除本税”（③《宋史》卷174《食货》上二；《闽书》卷39《版籍志•赋役》。）。
  两税的税率视田亩种类有所差别。宋初沿用王闽旧籍，耕地大致分为官田、民田、寺观田三类。官田又有屯田、职田、官庄田、学田之分；民田和寺观田又统称为私田。太平兴国五年（980），宋廷遣左补阙王永、大使寺丞高象先赴闽弓量土地，不论官私田产，一律“以田土高下定出产钱，而第多寡五等”（④《闽书》卷39《版籍志》。）。实际上输两税者仅是官私田产中的中下两等，中田夏秋亩输产钱4.4文，秋税产米8升；下田夏税亩输产钱3.7文，米7.4升，园田亩10文，丁人输钱百。（⑤梁克家《三山志》卷10《版籍•垦田》。）此后民田基本上按此规定输纳两税，惟官田和寺观田在田亩数量及征纳办法上有所变化。
  宋代福建路的垦田总数，据《文献通考•田赋考》记载，元丰年间共有民田110914.53顷，官田5.37顷。实际上不仅寺观田没有计算在内，而且官田也远远不止此数。仅福州府官田最盛时就达2000顷，寺观田5000余顷。在宋代地方经费极为拮据情况下，建、剑、漳、泉、汀、邵、兴化七郡，至迟在大中祥符六年（1013）以前，官田皆课租，上田亩9斗，中田和上等园地亩6斗，下田及中等园地亩4.5斗，惟福州仍按私产征税。至崇宁三年（1104），福州官田亦开始收取租课。其时福建一路每年“屯田官庄出租一十九万七千余石，居一路赋税六分之一”（⑥梁克家《三山志》卷11《版籍•官庄田》。）。对于寺观田，宋代福建地方政府基本上承袭闽王衣体，除按民田例征收两税外，经常以资军、赞助公益事业等形式对寺观进行盘剥。
  丁口之赋，宋代福建的丁口之赋系从王闽的“身丁钱”演变而来。宋初取官斗较量，王闽5斗得宋斗7.3斗，于是规定民户不分主客，每丁岁输身丁钱7.5斗，二升作为加耗。大中祥符四年（1011），宋廷虽下诏令除两浙、福建身丁钱45万贯，但漳、泉、兴化诸州以丁钱折变作米却无人论奏，因而“米输如故”（⑦《宋史》卷174《食货》上二。）。一直到景祐三年（1036），北宋王朝才下诏改为主户每丁输米5斗，客户每丁输米3斗。因此，终宋一代，福建身丁钱米始终存在，它给福建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其时人民“不能输纳者，至父子流移逃避，甚或生子往往不举”（①④《重纂福建通志》卷49《田赋》。）。其中以“建、剑、汀、邵四州为尤甚”（②《郑忠肃奏议遗集》卷上《请禁民不举子状》。），“建宁府、南剑州、汀州、邵武军四州穷乏之人，例不举子。家止一丁，纵生十子，一子之外，余尽杀之”（③《鄮峰真隐漫录》卷8《福州乏置官庄赡养生子》。）。宋代福建人口数与户口数比例极不合理的原因就在于此。
  杂变之赋是指宋兴以后将闽王曾经征收的诸项杂税合并变成正赋，随两税一起输纳，当时亦称为“沿纳”。终宋一代，福建一路的杂变之赋有赡学籴本钱、统制官供给钱、陪纲钱、岳庙官供给钱、统领官供给钱、经总制钱、在京利禄钱、春冬衣赐钱、无额钱、盐本钱、军州学诸色钱、县学粮米、县学贴养士钱等等，（①④《重纂福建通志》卷49《田赋》。）名目繁多。杂变之赋中征额最大的一项是经总制钱，它是按两税、身丁配额比例按月征收。经制一名始于宣和末年，主要合添酒钱、头子钱、卖契钱等而成，收入固定，十分可观。仅福建一府，每年赡学籴本钱、经总制钱、免役钱三项共达35万多贯，其中经总制钱达10余万贯，基本上与两税收入相等。
  职役，宋代福建的职役“分乡、吏二役，以五等为差”（⑤⑥⑦⑧《闽书》卷39《版籍志•赋役》。）。乡役主要包括里正、户长、耆长等，里正主管督收财赋，户长承接官府符帖，耆长负责察捕盗贼。吏役主要包括衙前、人吏、帖司、书手、手力、散从官等，衙前主管官物，人吏、帖司、书手掌管案牍，手力、散从官供官府驱使，至于杂职、虞侯之类亦属吏役派差范围，皆从税户均差。由此可见，宋代的职役是要民户轮流执行、办理地方公务，役繁役众，且州县大小不一，科役极为不均。宋初百余年内福建徭役不均的现象比较严重，徭役极其沉重。其原因是熙宁之前，“官户及僧寺、道观、女户、单丁俱不差遣”（⑤⑥⑦⑧《闽书》卷39《版籍志•赋役》。），而福建寺观户、单丁户所占比例均为全国之最，形成福建徭役不均的恶性循环。
  由于职役常数固定和负担面日呈缩小，福建徭役负担日益繁重。其中，最繁重的衙前差役，福建通常“以里正兼之”，应役者“多至破产”。（⑤⑥⑦⑧《闽书》卷39《版籍志•赋役》。）皇祐中，韩绛、蔡襄曾极言福建里正、衙前之弊，在闽中实行五则法，但由于衙前要负官物短缺的赔偿责任，因而“衙前破产如故”。熙宁中改行雇役法，随夏秋二税征收免役钱，应役户可按产钱高下出钱雇役。其时免役钱收入极为可观。以福州12县而论，每年共收免役钱113632贯73文，差不多等于两税收入的一半强。及至南宋建炎之后，福建的徭役负担又进一步加重，不仅诸县均置弓手差役，“乡役兼责保正、副”，而且“应募役者多不给钱”，免役钱全部移入上供。（⑤⑥⑦⑧《闽书》卷39《版籍志•赋役》。）实际上免役钱成了职役之外的又一项横赋，而徭役照旧，时人戏称为“义役”，更为严重的是这种义役的差遣均为地方豪强所把持，全部分摊在贫下户身上。
  元代江南基本上实行大致相同的赋役制度，其赋役主要包括税粮、科差、夫役三大部分。
  福建在元初仅征秋税，元政府将土田分为上、中、下三等，水田另归一类。规定上等田每亩税3升，中等田2.5升，下等田2升，水田5升，其最下等田有征3合、5合者。至元十九年（1282），根据姚元奏请，命江南征粮一律按宋旧例折输绵绢杂物。此后又用耿左丞言，令输米三分之一，余皆入钞折纳。为统一计量标准，规定输米止用宋斗斛。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始定开征江南夏税，从此秋税征实，夏税折钞，福建泉州等路粮1石折钞2贯，漳州等路粮1石折钞1贯500文。福建不仅税粮总数居全国诸行省之冠，而且夏税钞数在江南三省中亦称第一。由此可见，元代的福建已成为当时最主要的农业税源地之一。
  元代福建的农业赋税除二税正赋之外，尚有科差。科差包括丝料、包银、俸钞、户钞四项。丝料、包银在元朝平定江南前就已在中原实行，大致言之，元代每户出丝料1斤6两4钱，包银4两。元朝的这套科差制度在统一全国后，迅速地在江南得到推广。俸钞是元世祖时为支付内外官俸的加征，其征收办法是按户等高下，全科户输1两，减半户输5钱。成宗天德六年（1302），又命输丝户每户输俸钞1两（中统钞），包银户每户科2钱5分。户钞是独行于江南的科差。元世祖平定江南后，将江南部分土地和民户作为食邑封赐给诸王公主勋臣，食邑民户必须按户纳钞以输封君。诸王公主勋臣在福建的食邑主要分布在建宁路、福州路永福县、邵武路光泽县、福州路宁德县、福州路福安县、泉州路南安县、汀州路等五路十九县。其户钞征收办法最初是每户折输中统钞5钱，至成宗时增加到每户2贯。即每万户输钞2万贯，折4百锭。由于元朝规定封君不得私征户钞，实际上户钞征收是由各路县按户等摊配，然后视封户当得之数付给封君。
  在课征诸种差税之后，元代福建人民仍旧必须服各种徭役。其徭役可分为职役与杂泛两大类。职役主要有站户、看手、主首、里正、社长、库子、牢子、祗候等；杂泛是指修建城池、道路、府等、寺庙、造船、水利和运送粮草等各种临时征发的无名杂役。以上这些徭役由于要亲身服役，故通称为夫役。按元朝政府规定：“诸夫役皆先富强，后贫弱；贫富等者，先多丁，后少丁”（①《重纂福建通志》卷49《田赋》。），实际上由于元政府在州南实施分化汉人，极力拉拢地方豪强的政策，富户往往可以买通官吏而逃避服役。《通制条格》卷二“官豪影占”条曾引福建行省平章政事阔里吉思言指出：福建富豪之家霸占田地和佃户，“不教当杂泛差役”，于是大德三年（1299），元政府才有“禁福建民称权豪佃户规避门役”的规定。再加上元代尊崇释、道二教，僧、道户俱不服役。而福建寺观户在宋代已居全国之冠。因此，元代福建贫苦下户人民的徭役负担是极其沉重。例如崇安县在至元时，“税粮合六千石，大姓五十家，约五千石；细民四百家，只一千石，受役则以细民四百家配五十大家之数，贫民受困”（②嘉庆《续修崇安县志》卷5《名宦列传》。）。
  元代福建的官田主要包括职田、屯田、学田等。元代有司皆有职田，福建诸司官职田定于元二十一年，其数按腹里（指元代京师腹地，即华北地区）之制一律减半。而屯田则置于元十八年，元世祖寓兵于农，“内而各卫，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资军饷”（③《元史》卷100《兵志》三《屯田》。
  ）。江浙行省的唯一屯田就置在福建汀、漳二路，最初仅拨年老镇守士卒114人，募南安等县居民1825户，依腹里例置立。成宗元贞三年（1297），进一步扩大屯田规模，汀州有屯田1500顷，屯军、屯民户1525顷；漳州有屯田1666顷，屯户1515户。此外，元代诸路、县学田的设置亦相当普遍，具体数字不详。以上三类耕田均属官田，按元代规定：“凡官田，夏税皆不科”，而是“许民佃种输租”，即仅输纳田租。（①《元史》卷92《食货》一《税粮》。）元代官田的租额，至元十四年（1277）规定每亩收米2.4斗，至元二十三年（1286），增至田收6斗。实际上福建的租额最高有达到亩征白米3石。除此之外，官田佃户没有徭役和科差负担。寺观田的赋役负担形式上与官田略同。元初规定，宋代旧有的寺观田一律免赋免役，非宋旧有的寺观田唯令输纳田租，其他科差、徭役亦一概均免。
  明代福建的土地制度仍承前代，分官田和民田两大类。据洪武二十六年（1393）统计，福建全省共有田土146259顷，弘治十五年（1502）统计为135166顷，其中官田有11290顷，占全省田土总数的8.35％，其余均是民田。
  明代赋出于土田，役出于丁口，土田丁口皆归于户，户口分为民、军、盐、匠、弓兵、铺兵、医七类。明初福建赋税大致以米麦为主。田赋税率分官民二等，官田亩税5.35升，民田亩税3.35升。此为全国统一规定的田赋课税标准，实际上各地负担悬殊很大。据《闽书•版籍志》所载，明初福建两税，夏税征钞，秋税征米。民田夏税亩科钞4文，秋税亩科米4升；官田田赋轻重不同，重者亩科1石，轻者亦至1斗。宣德五年规定，官田“征一斗至四斗者减十分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减十分之三，遂为定则”（②③《闽书》卷39《版籍•赋役》。）。对于征纳物，规定官米一半征本色，一半征折色；民米七分征本色，三分征折色。正德十四年（1519），御史沈灼又重新规定福建官米一律折银解京，民米一律不折，存留各仓。同时又规定官米折银比率，亩纳3斗以下每石米折银3钱6分，亩纳3斗至5斗每石米折银3钱3分；5斗至7斗每石米折银2钱7分，7斗以上每石米折银2钱5分。若官米折银不足解京数额，再以民米折价凑足。此种情况一般以民米一半纳本色，一半纳折银，每石米折银5钱。此外尚规定新增起科米和浮粮米，可按每石米折银2钱5分征纳。明代福建不论是官田或民田，在交纳税米时均须加耗，最初官米大致1斗加耗3合5勺，民米1斗加耗7合。弘治年间，所有加耗米均拨入赋税正额起征，其后又坐派民米加耗，大致“民米每正耗米一石又增耗米5升”（②③《闽书》卷39《版籍•赋役》。）。及至嘉靖以后，由于“倭寇’’骚扰，东南多事，军事开支浩大，闽中田赋的征收“多额外提编”（④《明史》卷78《食货》二。），即于田赋正赋之外，常有加派，从万历年开始每亩加派辽饷9厘，福建共加派120802.5两白银、再加上明末剿饷、练饷三饷加派，给福建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
  明朝规定16岁至60岁的男丁尚须支差，不满16岁和60岁以上者免役。明代福建的差役可分为三大类：一是正役，主要包括里甲和老人两种。里甲掌催征钱粮、勾摄公事及出办上供物料，一图（里）中每年推举一个里长和十户甲长当差，十年一轮。老人主管里甲内户婚、田土斗殴及赌盗等民事纠纷，每里推年高有德一人坐申明亭，由十甲轮差。二是杂役，主要包括均徭、驿传、民壮三种。均徭是填各衙门差使，一般以丁为单位，根据丁力资产的厚薄，由里甲编第均输，所包括的项目很多。驿传是根据各县丁米编充各驿马、驴夫、防廪，依次当差，十年一轮。民壮是充差各县的弓兵。机兵以防盗备寇。三是杂泛，即一切非经常使役科派，如砍薪、抬柴、修河、筑城、铺路、修仓、运料等，通常亦是十年轮充一次，在上述所有徭役中，里甲、均徭、驿传、机兵为福建四大差，给民间带来深重的负担，因明代福建的徭役仅向民田摊派。
  从明初开始，福建的差役就有银差和力差之别。所谓银差是指民户可以出银或出钱代役，所谓力差就是必须亲身充役出力。实际上即使是力差，亦不单纯是力役，尚有各种费用支出。如泉州一府，“独里甲之役有甚为民苦者，始为里长。在官，专掌值钱粮勾摄公事而已，其后乃以支应官府诸费，若祭祀、乡饮、迎春等事，皆责措办”（①《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5《福建》五。）。实际上里甲一役尚不仅上述费用，还有采办上供物料等，如福州府“上供之数，洪武中有杂色翎毛、皮角、弓弦箭及荒丝之贡，永乐以后有红白糖、药味、黄白蜡、细茶、牲口诸色物料……。在成化中，所办不过十三种，弘治中增至二十三，正德中所贡烦多，倚办该年里甲”（②《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1《福建》一。）。总之，明代福建的力差亦须相当重的费用，其实质上等于变相的赋役。明中叶以后，力差多以银代输，故银差范围日益广泛，上述福建四大差均可以银代役。然而在具体实行过程中，往往既输银又须眼役，如福宁州，“里甲既输钱而又治办，则向者所赋之钱悉充县官私囊，是重利县官耳”（③《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2《福建》二。）。
  明代福建农业赋役不均问题极为严重，各种社会矛盾十分尖锐。正德十四年（1519），御史灼对福建农业赋役负担进行调整，首先就是在田赋制度中推行周忱在江南实施有效的“加耗折征法”，但由于福建官、民负担轻重情况恰好与江南相反，调整结果官、民负担不均问题更加突出。其次，沈灼在徭役制度上推行“八分法”，即“计各县应办物料融派丁米概征银八分送府转输”（④《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1《福建》一。），或“每丁石各岁征银八分，充岁办等料”（⑤方德芳《德化县志》卷7《民赋户役》。）。由于岁办物料为里甲正役负担，因此八分法仅是对里甲正役进行改革。正德十五年（1520），沈灼又在福建推行“纲银法”，其中心内容是“将通县费用分正、杂二纲，以丁四粮六法科派”（⑥《闽书》卷39《版籍.赋役》。），即丁田共同承担差役。嘉靖末年，御史李元阳又进一步在福建全省推行“十段法”，并同时取消力役，实行雇役。所谓“十段法”，就是针对以往十甲按户轮差，而由于各户丁田、事产不同造成赋役不均的现象，将十甲划为十段，每年轮差一段，实行整甲轮差。即所谓“分十甲为十段，每年轮以一段”（⑦《重纂福建通志》卷49《田赋》，《闽书》卷39《版籍•赋役》。）。同时将通县各种实差费用按甲摊派，每甲（段）内苒按丁四米六均摊，一律派征白银。此时由于官府自行雇役实行已久，故能较精确的估算差役负担银额，负担不均情况有所改善。更重要是这种十段法，官米亦须和民米一起负担差役，尽管按“官斗三石抵民米一石”（⑧康熙《漳浦县志》卷7《赋役》上。）摊派，但总是要负担部分差役。
  万历六年（1578），都御史庞尚鹏在福建首先推行一条鞭法，其法“通府州县十岁中夏税秋粮存留起运额若干，纲、徭、兵、站加银额若干，通为一条”（①《闽书》卷39《版籍•赋役》。）（纲银指里甲，徭银指均徭，兵银指机兵，站银指驿传）。福建各府州每丁石摊派的银数略有不同，通观全省，大致米每石派征1.3两左右，每丁派征3钱左右。福建在一条鞭法推行后，赋役虽然合一，但官民田分则负担仍然存在。如政和县官米每石仅派银3.3钱至3.5钱左右，只相当民米负担的三分之
  一。史称“自一条鞭法行，民始知有生之乐”（②《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2《福建》二。），实际上人民的负担丝毫没有减轻。它与在此之前的赋役制度的区别在于原来的十甲轮差（包括十段法），十年一征，征收次数少而每次输赋重；一条鞭法是一年一征，征收次数繁而每次输赋轻。
  明代福建各时期农业斌役收入，据统计，洪武二十六年（1393），夏税麦665石，钱钞12705锭，絹273匹，秋粮米97.74万石，弘治十五年（1502），夏税麦706石余，钱钞10778锭余，丝棉折绢280匹余，农桑丝折绢319匹余，零丝棉194两余，土苎65斤余，秋粮米85.447万石，零租钞2贯264文。万历六年（1578）与弘治十五年相同。另外福建都司和行都司收入屯田粮15.18万石，明末各种加派新饷每年29.49万两白银。（③《重纂福建通志》卷49《田赋》；《闽书》卷39《版籍•税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