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分配，它是实现国家职能的经济基础。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国家职能不同，财政性质有别。周代财政在福建是以贡品为财政收入形式。秦汉开始，福建逐渐形成按田亩、人口、户数征收赋税和派役。南朝末（420～479），福建郡县征收赋税的户数仅5885户，人口37524人。闽北的山越和闽南的畲族二三十万人尚处于原始渔猎和耕作阶段，未纳入向国家交税的户籍内。
  唐朝福建财政有较大发展，工商税收开始成为重要财源。唐开元年间（713～741），全省户籍增加到108991户。天宝年间（742～756），纳税人口增加到511587人。建中元年（780），全国推行“两税法”，福建成为支撑唐朝中央财政的重要地区。元和中期（807～820），成为江南八造“供岁赋者”之一造。中唐以后，福建人口剧增，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闽中先后兴起七镇八场。官府在场镇设场监和镇官，负责征税、榷酤（专卖），工商杂税逐渐增多，茶、盐等地方特产开始成为重要税源。在沿海地区，对外贸易开始兴起，当时的泉州与广州、扬州并列为外商荟集的港口，出现了类似“市舶司”的管理和征税机构。唐肃宗至德、乾元（757～759）之后，福建财政收入曾分解为三分之一上解，三分之一送使，三分之一留州。
  五代十国期间，王审知治闽（909～925），实行保境安民和轻徭薄赋政策，可谓福建财政的兴盛时期。
  宋、元时期。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福建户籍有159.92万户，323.05万人；元末人口达621.41万人，全省县城增加到49个。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工商税收日趋重要，宋代的茶课和矿税相当可观，“市舶之利”，与广州不相上下，年收入100万缗左右。元代福建盐课收入已超过两税，但财政高度集中，地方收入绝大部分上解中央，据北宋徽宗宣和元年（1118）户部统计，福建八郡每年上贡钱物为72.2万贯，外加和买上贡银27万两；元朝在福建支付封君食邑钞每年为7175锭，折白银35万余两。
  明代和清代前期，福建省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传统的实物赋税制度转化为折银制度，但军费开支浩大，受郑清对峙和三藩之乱的战争影响，财政支出日益膨胀，各种额外征收名目繁多。嘉靖四十二年（1563），全省地丁屯盐等诸项田谷收入每年不过25万两，而水陆官兵年开支32万两；清初，台湾内附后，福建驻兵一直保持六万余名，除了邻省和中央拨款外，每年需付银70～80万两。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后，福建财政逐渐从封建性质转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财政管理由高度集权向地方自筹自用的分权发展。关税、厘金等工商税收日益增长，田赋在财政收入中的份额下降。咸丰三年（1853），福建开始征收厘金，并从茶叶逐渐扩大到洋药（鸦片）、百货。咸丰十一年（1861），福州成立洋海关，次年设厦门海关。同治元年（1862），全省厘金收入达128万余两。光绪初年，茶出口贸易兴盛，鸦片也大量输入，关税收入猛增，到宣统三年（1911），福厦两海关关税收入约160万两，另有常关税20余万两。
  但是由于军费和赔款负担日益加重，清廷不得不滥开捐例，卖官鬻爵，又允许各省自辟财源。咸丰初年，福建采取向洋商告贷50万两银子、滥印纸币和滥铸劣质钱币等措施，来缓解财政困难。清朝后期，福建财政支出极其庞杂。光绪十八年（1829），福建岁出为：京饷等解款109万两，水师及船政局经费142万两，留府105万两。光绪末年，福建新增庚子赔款年分摊额99万两，清廷所借各种外债偿还本息年分摊额125万两。此外，福建还承担协济贫困省份（甘肃、贵州等）的协饷款，宣统元年支出164万两。
  民国元年（1912），为了恢复财政秩序，福建当局起用清政府财政胥吏，整理旧税，并向华侨募集了30多万元公债，缓解了财政困难。民国2年北洋军阀控制政权，福建财政恢复清代税收旧制，厘金重新使用，并大量发行纸币，以应财政开支。民国6年开始，福建由军阀李厚基统治，由于扩军备战，财政日绌，当局除加紧搜括外，还截留应解中央款近200万元以应军需。李厚基政权在民国7年至11年，强派公债、库券287万元，向台湾银行、中华汇业银行及福建籍商人借入日币528万元，台伏126万元，大洋12万元，同时大铸劣质小洋、铜元，滥发纸币。军阀王永泉、孙传芳、周荫人等统治福建时，各地军阀、民军占地为王。民国15年，北京政府财政部曾对福建财政作过调查，结论是：丁粮捐税应征386万元，归财政厅管辖的31个县收入均被军队截留充作给养。应征厘金和附加税195万元，归财政厅管辖的仅24个局，除解拨陆海军饷抵还旧债及经费外，能解厅的月仅数百元。这种状况延续到民国15年12月北伐军东路进入福州。
  民国16年（1927），福建曾暂设临时政治会议，辖属行政委员会和财务委员会。3月财务委员会改称财政处。7月成立省政府，下设财政厅。这时财政仍极紊乱，军阀自行开征税收，绝大部份税捐包商承办，税收大量流失。福建临时政治会议存在的半年里，曾举债131万元以应军费之急。省政府一成立，要执行国民政府的裁厘决定，而财政开源无路。民国17年2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向行政院提出整理福建财政案，4月，国民政府派出中央代表团来福建，会同省政府和各驻军要员于6月4日召开整理财政会议，分别审定国、省收支数额，规定军队数量和军费限额，限定征收机关解款期限及考核办法，但因各地军阀拒绝交出财权，整理财政方案没能实施。同年7月，国民政府第一次财政会议，严令各省于3个月内废除厘金和其他通过税，改办特种消费税。8月，福建省组织裁厘分会，裁厘513万元，改征特种消费税只有330万元，由于收入减少，财政困难。财政厅长陈培锟于当年10月辞职。继任者也都因无力扭转困境而辞职。民国21年，十九路军入闽，曾对地方军阀采取打击措施，随后建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但只存在50多天，统一财政未能实现。
  抗日战争时期，福建战费支出大量增加，各项税收不能相应增加，加上财政整理时历年积欠债款上千万元需要偿还，被迫压缩经费，裁减人员。为增加财政收入，福建成立卷烟专卖局，兴办省营事业，征收国难防务捐，大量发行公债，以弥补财政收支差额。由于物价上涨，民国29年（1940），调增营业税率，实行火柴专卖，田赋征实，使财政情况有所改善。民国31年，国民政府为了集中财力，实行二级财政体制，将省财政收入并入中央财政，省财政支出由中央核拨，县级财政名义上是“自治财政”，但收支状况日益恶化，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福建财政经济日益衰败。民国35年（1946），恢复三级财政体制，由于省级财源被大大削弱，巨大财政收支差额靠中央财政补助。民国38年，福建省财政预算中的中央补助收入占总收入的92％。当时，中央允许各省酌量自筹经费，但因福建经济不振，财源枯竭，省政府上报中央“无可筹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福建财政围绕着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总任务进行工作，实行稳定物价，救济失业，赈助灾民，整顿财税的方针，建立健全各级财政机关和财税制度。1950年开始贯彻执行政务院的统一税制，农业税废除旧的田赋制度，实行查田定产，贯彻合理负担政策。1952年全面整顿乡村财政，实行“包、禁、筹”方针，全省农民负担率比上年减轻四分之一以上。全省财政投入兴修水利和农业技术改造的资金共1000多万元，超过民国时期20多年投资总和。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全省包括关税、盐税等中央收入在内的财政收入累计67520万元，支出20117万元，上解中央32138万元，其余用于拨补乡村财政和留作预算结余。实现了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1953～1957年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展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财政运用稳定负担和减免政策，鼓励农民走农业合作化道路，对农村信用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的建立给予财政扶持。发放农业贷款，建立贫农合作基金。对组织起来成立的手工业合作社和合作联社，给予税收优惠。为促进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凡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其实现利润采取“四马分肥”办法，即所得税34.5％、企业奖励基金15％、企业公积金30％、股息红利20.5％。随着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全省财政收入中来自非社会主义经济成份的比重，由1952年的86.3％下降为1957年的10.3％，国营经济、公私合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交纳税利成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全省财政、税务、银行机构大合并，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资金需要多少筹多少”、“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给”、“简化手续，及时拨款”等错误口号，并下放财政管理权限，将全省500多家国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下放地、市、县管理，农村财税体制实行“两放、三包、四统”（下放机构人员和资产；财政、粮食、信贷指标包干；政策、计划、物价、流动资金四统一），使财税职能大为削弱。由于大跃进的错误和严重的自然灾害的影响，造成生产下降，财政减收，全省财政收入由1959年的7.38亿元，降到1962年的5.07亿元，减收31.3％，被迫从1963～1965年进行经济调整，采取压缩基建、上收权限、恢复秩序等措施，使福建省财政经济恢复发展。三年整顿，财政收入每年平均递增9.2％，财政支出递增11.5％，连续三年收大于支，1965年全省财政结余1.61亿元。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又一次使福建省的财政经济遭受灾难性后果。1967年和1968年，全省财政收入分别比上年下降21.4％和33.5％。由于财政秩序被打乱，中央于1968年起实行全国财政统收统支，省对地市县财政也只能实行收支两条线的管理办法。1969年和1970年，全省财政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48％和24.5％。但在当时极左思想影响下，财税机构削弱，一些地方出现“有税无人收，有人不收税”的现象，财税工作中的一些规章制度被当作“管、卡、压”而受到批判，造成财经纪律松弛。1971年9月，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后，开始批判极左思潮，整顿财经工作。财政上开始恢复机构和规章制度，开展清产核资，加强税收征管，1972～1973年财政经济形势开始好转，预算内财政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25.4％和11.5％。1973年底，又开展“反右倾回潮”，财政经济再度陷入混乱。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开展各方面整顿，财政经济出现好转势头，当年财政收入比上年增长3.2％。但1975年底又有“反击右倾翻案风”，财政经济再度受到严重破坏。“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福建省财政收入每年平均只增长2.9％，固定资产投资交付使用率只有45.4％，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最低的；城市公用设施老化，道路建设落后，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仅3.4平方米，中小学危房达138万平方米，据计算在人民生活方面的“欠帐”达10亿元以上，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福建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全省人民用自己的努力，挽回十年动乱的损失，使财政经济获得恢复和发展。1979年，中共中央颁发50号文件，赋予福建、广东两省在对外经贸方面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福建省以极大的热情，展开对外经贸，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条件，从而吸收了相当可观的外资，兴办了一大批外商投资企业，使福建经济高速发展。1979年因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等原因，财政收入有所下降，1980年起实行财政大包干体制，当年财政收入比上年增长20.5％。这个时期，财政上采取了一系列支持改革、开放的政策措施，例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加强市政建设，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加强教育、科学等智力投资，加强农业，改善人民生活，以及为支持经济发展而采取的鼓励性财税政策，财政付出必要代价。1981～1983年，财政收入分别比上年下降5.3％、5.8％、9.5％。1982年和1983年连续两年发生财政赤字，在中央财政支持下得以解决。1984年，财政上采取了加强征管和帮助企业改善经营管理等有效措施，扭转了财政收入下降的局面，1984年和1985年，财政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35.7％和49.5％，并且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使整个“六五”计划期间，做到财政收入年平均增长10.3％。1986年进入“七五”计划时期，福建省作出了加快改革、开放，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决定，财政上实行“促进、改革、效益、管理、平衡”的方针，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财政收入持续增长。1986年到1988年，全省财政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16.2％、13.8％、21.1％，并且实现全省财政收支平衡。
  纵观福建财政，从唐五代到1988年的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有过多次兴衰，财税制度也有立有废，这一丰富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其主要经验教训有以下几点：
  一、经济是财政的基础，没有经济的发展，就没有财政的兴盛；但财政也不是被动的，财政政策的好坏足以影响经济，促进或阻碍经济的发展，这是一条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真理。在福建历史上，倍受人民称颂的著名人物，就是因为他们当政时实行了正确的财政经济政策，从而使一代时间里，经济发展，财源茂盛，人民安乐，公私富足。例如，五代十国时期的闽王王审知，他治闽三十年，采取保境安民，轻徭薄赋，发展生产，扩大对外贸易等一系列符合福建省情的财经政策，从而使福建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出现“夜半呼儿趋晓耕”、“数千里无旷土”的景象，吸引了中原人民大举入闽，带来了中原文化先进的农耕技术，促进了福建经济的进步。宋代福建著名官员曾巩、真德秀等认为，福建经济要发展，必须扩大通商贸易，使产品“周旋海内，自受其益，悉增其税”。为革除“征榷太苛”之弊，他们下令取消蕃商对胥吏的“呈祥”（贡奉），规定“税率一如定制”，不得任意提高，使蕃舶来闽日益增多，既扩大了商品流通，促进了生产发展，又增加了财政收入，“公私之用两足”。明末民族英雄郑成功，进军收复台湾后，把福建与台湾经济联系起来，实行“通洋裕国”政策，他动用大量财政资金，购买船只，建设船队，最盛时拥有船队三千艘，设陆海路五大商行，采购福建、台湾产品运销海外，使“岁入数十万元”，既发展了生产，又增加了财政收入。郑成功养兵二十万，征战十余年，而财用不匮，所靠者乃政策也。
  在福建财政史上，我们还看到：凡实行错误的财经政策时，福建经济就受到损害。例如，福建历史上有过几次海禁，都给福建经济和财政带来严重损失。明代，朝廷为防止“倭乱”，实行了严厉的海禁对福建经济损害极大。清初，由于郑清对峙，清廷也实行严厉的海禁，甚至实行迁界政策，凡沿海三十里“悉墟其地”，福建省沿海被迫抛荒土地达45万余亩，加上“三藩之乱”造成山区土地抛荒67万亩，每年少收赋银29万余两，赋米4万余石。
  近代和现代福建财政也有过这样的经验教训。民国期间，国民党当局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用发行大量货币来搜括民脂民膏，致使物价暴涨，民不聊生，经济财政长期处于恶劣的困境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福建省在治理国民党政权留下来的大量财经问题后，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40年来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但也发生了1958年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错误。前者过份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后者，则以极左面目出现，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破坏了经济财政的正常秩序。共同的恶果都是严重损害经济财政的发展，拫失了宝贵的时间，拉大了同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差距。由于1958年的错误，1962年比1957年，福建省工农业总产值下降9.3％；又由于“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使经济财政停滞不前，并造成财政大量欠帐（城市公用设施、道路、住房、学校等欠帐）。因此，良好的经济、财政政策是至关重要的，必须吸取这一经验教训，端正指导思想。
  二、良好的赋税制度、适度的赋税负担和公平的赋税原则，对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有着重要的作用。赋税制度是财政工作的核心，也是国家政权的核心，良好的赋税制度必须是：简便、公平、适度。纵观福建财政历史，凡实行轻徭薄赋政策的政府，经济必然繁荣，人民必然安康，王审知实行轻徭薄赋，敛不加暴（正税之外，不加附税），其税什一（十抽一，即10％税率，属轻税范畴）；真德秀的“税率一如定制”，不得任意提高等等，都属于较轻的赋税，此时，经济就发展。反之，就会影响经济的发展，甚至造成经济的倒退。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福建历史，我们看到多数时间是赋役沉重，苛捐杂税林立，人民不堪忍受，这是福建经济财政长期落后的主要原因。清末福建名人陈宝琛针对当时税制混乱的情况，上书皇上，力陈税弊，他说：“一农民也，漕粮、地丁、耗羡之外，有粮楫，有亩捐，有串票捐。田亩所出之物上市有捐，豆蔬瓜果入城有捐，一身任七八捐，力不能胜，则弃田而潜逃者，比比也”，“一商民也，有关税，有厘金，有统捐，有铺捐，有落地税，有销场税，一物经六七税，本息俱折，则闭门而倒骗者，累累也”。他建议对税制进行一次严格的整顿，“凡私倡捐税，并蒙混入奏者，以罔法治罪”。
  国民党统治时期，税制亦十分混乱。民国17年（1928）4月，开始对福建税制进行整顿，但由于受到各方面的干扰，无法开展工作，直到民国26年才略见成效，但地方性苛捐杂税仍十分繁多，仅被省政府认可的财政捐税就有76种。即便是正税，例如特种营业税，其征收品目繁多，且无专章，类似厘金旧制，局卡林立，重复征收，较之厘金有过之而无不及，福建经济财政日益衰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福建省认真执行中央的统一税法，取消了国民党政权遗留下来的苛捐杂税，并实行税权高度集中的原则（地方没有开征新税的权力），从而保证了国家税制的统一，又经过不断的改革，使税制走上法制化的轨道。对于地市县出现的越权减免税，以及承包流转税等违反中央规定的现象，福建省政府和财税部门都及时予以制止》促使福建经济迅速发展。
  三、必须加强财政管理，坚持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财政是政府的钱财，它来源于人民群众生产劳动中创造的纯收入，它在任何时候都是有限的，一般称为稀缺资源，因此，必须节制使用，量入为出。宋代曾任福州、泉州知府的蔡襄，提出“较天下虚盈出入，量力以制用”的财政思想。他说：“治天下如治家”，必须度其所入，量其所出，才能做到国富民安。为了加强财政管理，控制预算支出，他创导“会计之制”（财政预决算会计），以便借助会计，了解“财赋之数”，并通报各官员知晓，共同掌握，民主理财。曾巩在其上疏中说：汉唐虽盛世，然用财无节，使国势微弱，因此，必须接受这一教训，提出“节制国用，多留后备”的财政主张。朱熹在福建讲学中，强调“以将爱人者，必先节用，此不易之理也”。林则徐为了健全财政管理，制定了“局递具禀、藩司连批、随银解库、送院查验”的财政程序和工作制度。这些福建历史名人的财政思想是很宝贵的，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继承。
  国民党统治时期，他们仿照欧美国家的财政制度，建立财政管理的四大系统，实行联立综合，互相制约的体制，即财政系统、主计系统、审计系统和公库系统，使财政管理有了一定的秩序。省财政预算强调收支平衡。但由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上述制度没有能够起到应有的相互制约作用。抗日战争爆发后，收支平衡即被打乱，财政秩序也出现了严重混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福建财政坚持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此间，由于1958年“大跃进”的错误，违背了这个原则，福建财政连续四年出现支大于收，累计7.4亿元。1982年和1983年，由于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又发生两年财政赤字。这两次赤字都在中央财政帮助下得以解决，财政管理制度也不断改革完善，适应了福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四、清正廉明，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原则，是树立良好财风，做好财政工作的保证。财政是人民之财，它来之不易，因此，为官者在使用财政资金时，必须遵节使用，不得挥霍浪费，尤其是要做到像真德秀所说的：“律己以严，抚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循冰霜之规，励雪玉之志”。清代曾任福建总督的姚启圣对公款的使用十分节约，甚至为了公事之需而倾家资捐献，自己则“体无鲜衣，口无美味”，过着俭仆的生活。林则徐赴任，禁止沿途官吏迎送，只用家常饭菜，以节糜费。这些节约公款，清正廉明的作风，受到后人的称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体力行，把革命战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运用到财政工作中，创立了依法办事，勤俭节约，清正廉明的财风。福建省在首任财政厅长方毅的率领下，认真贯彻执行，形成了一套优良的财风。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执行政策、严守纪律、以身作则、正人正己。由于财政部门是管钱管物的单位，因此，要别人别单位严格执行国家的财经纪律，就必需首先自己严格执行纪律，要别人别单位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就必须财政部门自己首先做到，否则财政部门就没有发言权、监督权，就无法做好财政工作。为了使财政部门做到清正廉明，福建省财政部门从上到下建立起财政税收监察系统，对本部门本系统进行严格的监督，查处了一批违法违纪案件，对推动财政部门廉政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