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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闽中郡考
  秦统一六国，废分封，推行郡县制。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分天下为三六郡”（②《史记•秦始皇本纪》。）。但司马迁未实指分设哪些郡。300年来，学者言秦郡者数十家，莫衷一是。其先，钱大昕执泥于“班志”，乃从志中考出其郡目（③《潜研堂文集》秦四十郡辨、秦三十六郡考、答谈阶平书、《廿二史考异》等。）。此说置“史”、“汉”纪传于不顾，很难令人信服。后经全祖望用功疏理，所得綦多，惟仅限于初并天下时的制度（④《汉书地理志稽疑》。）。于是，王国维推而广之，及于兼并后的增设，遂得四十八郡（⑤《观堂集林》卷12秦郡考。）。今据谭其骧先生所作的考证，名见《汉志》，核实当为初并天下之郡者，凡三十二；另有四郡见于《史记》纪、传等，合计三十六，此即《始皇本纪》中“分天下为三十六郡”的郡。其后，郡仍有析置，“秦一代建郡之于史有征者四十六”，鄣郡、庐江二郡可能也是秦郡（⑥《长小集》上册秦郡新考。）。
  按《史记•东越列传》谓秦设闽中郡，后人提出疑议者不多。但设郡时间与郡的性质各家持说不一，至今未能定论。钱氏大昕认为，始皇置郡闽中，太史公有明文，“但其初虽有郡名，仍令其君长治之，如后世羁縻州之类”（①《潜研堂文集》秦四十郡辨、秦三十六郡考、答谈阶平书、《廿二史考异》等。）。其意为：闽中置郡虽早，却有别内郡，系属羁縻性质的郡。刘师培则谓：“《始皇本纪》言，二十五年王翦南征百越，置会稽郡，是斯时只得会稽，未尝南得闽中诸郡”（②《左庵集》卷5。），即闽中应属后置，为内郡。王国维又称：“《东越列传》云：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者，皆越王勾践之后也。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而《始皇本纪》系降越君于二十五年，则闽中郡之置亦当在是年。《本纪》但书降越君，置会稽郡，文有所略也”（③《观堂集林》卷12秦郡考。）。兹就王说提出质疑。
  《本纪》不提闽中一郡，但书降越君，置会稽郡，王氏断为“文有所略”。但秦兵征伐南越，《史记》对该地设郡大肆特书，不厌其烦地逐一罗列，并未加以省略。史文明确载道，秦兵征伐百越，在占会稽、陆梁地后，确在这些地区分设会稽、南海、桂林与象郡，惟独不书进兵闽中，也不言及在此置郡之事。可见纪中不提闽中是年（二十五年）设郡，应有其缘由，绝非如后人所说是“文有所略”，或出于记载上的疏漏。
  秦一代秦兵未占闽中地，这是有史为证的。汉初贾捐之说过，秦之地“南不过闽越”（④《汉书•贾捐之传》。）。后刘安说，“闽越乃方外之地，……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没有城郭邑里，“得其地，不可郡、县也”（⑤《汉书•严助传》。）。田胁也云，闽中地“自秦时弃弗属”（⑥《汉书•严助传》。）。既是不属于秦，则秦又焉有其地？
  诚然，刘邦诏书曾称：“故粤王亡诸奉粤祀，秦侵夺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⑦《汉书•高帝纪》。）。此似明言秦有闽中之地，然依史实，灭越者乃楚，时在战国之际。越亡国后，子孙四处疏散，各自为君长，互不统属，社稷早已不得血食。可见诏书所说，应是指始皇统一天下，占有越国会稽故地，不让越人复国，而非谓秦已经兼有闽中之地。
  此外，对于《史记•东越列传》和《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载有闽中郡，笔者认为，按秦兼并天下，自以水德王，数以六为纪。二十六年废分封，颁行郡县制，盖时之置郡或仅三十五，为应符命，乃以会稽、闽中地相连，又都同属越王子孙散居处，遂将闽中虚设为郡，以充其数。正因闽中一郡纯属虚设，王翦南征百越，未曾占有其地，所以《本纪》谈到征伐置郡，只好但书会稽，而无从言及闽中置郡之事。由此而观，是钱大昕谓秦设置闽中郡，犹如后世羁縻州性质的郡，当较内郡之说为近是。
  （二）会稽东、南二部都尉考
  《汉书•地理志》会稽郡有西部都尉，治钱唐县，有南部都尉，治回浦县，而无东部都尉。《汉书•扬雄传》引扬雄语，有“东南一尉，西北一候”。所谓“东南一尉”孟康注曰：“会稽东部都尉也”。《太平御览》卷一七一、《太平寰宇记》卷九八引《汉志》，南部都尉也作东部都尉，且明确载道：“光武时，改回浦为章安县”；扬雄《解嘲》“东南一尉”，孟康注谓“会稽东部都尉”，即治于此。按《后汉书•顺帝纪》会稽郡有东部都尉，其他志书所云也都如是，无南部都尉。据此，是西汉早有东部都尉，而今所见《汉书》版本，其南部都尉当是东部都尉之伪。
  西汉有东部都尉，无南部都尉，这从汉武灭闽越，不在闽越故地立郡县，只设东部候官（俗称冶县）于今福州市，也可略见其端倪（①详见林汀水《秦汉闽中地名考析二则》，《厦门大学学报》1991年3期。）。据志书记载，东部候官设于西汉，至东汉末尚且见载，几乎与东部都尉相始终；南部都尉则置于东汉末（②《三国志•吴书•贺齐传》。）。那时，东部候官系属东部都尉，故皆以“东部”为名（③王国维《后汉会稽郡东部候官考》、《汉会稽东部都尉治所考》，《观堂集林》卷12。）。直到贺齐进兵建安，并在建安设置南部都尉，东部候官始归南部都尉（④《三国志•吴书•贺齐传》。）。
  按汉的都尉，通常是在都尉之前冠上东、西、南、北方位，以示区别。其时，会稽郡内的西部都尉治钱唐（在今杭州市西），东部都尉治回浦（在今临海市东），南部都尉治建安（在今建瓯市东南），各都尉按此相关位置的惯例命名；也因西汉会稽所设都尉是为东、西都尉，故至东汉末在今建瓯增设的都尉，才以南部为名。
  东部都尉设于西汉，南部都尉至东汉末始立。到三国吴太平二年（256年），“以会稽东部为临海郡”；至永安三年（260年），“以会稽南部为建安郡”，二部都尉才都改置为郡（⑤《三国志•吴书•嗣主传第三》。）。
  另是《三国志•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记有襥阳兴与朱育的对话。濮阳兴问：“吾闻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1年），以吴越地为会稽郡，治吴。汉封诸侯王，以何年复为郡，而分治于此？”朱育答道：“刘贾为荆王，贾为英布所杀，又以刘濞为吴王。景帝四年（前153年），濞反，诛，乃复为郡，治于吴。元鼎五年（前112年），除东越，因以其地为治，并属于此，而立东部都尉，后徙章安。阳朔元年（前24年），又徙治鄞，或有寇害，复徙句章。到永建四年（129年），刘府君上书，浙江之北以为吴郡，会稽还治山阴”。其中，朱育所云“因以其地为治”，王国维认为，“治”当作“冶”。接着遂加补充说，“郡国志”中会稽郡下载有东部侯国，乃东部候官之伪，“此实《汉书•地理志》之冶县也”，“余谓因此一名，得确知冶县为前汉会稽东部都尉治所。何则？候官者，都尉之属也。其候官或与都尉同治，或分治，……窃意武帝初置会稽东部都尉，本治冶县，如朱育之说；后徙回浦，尚留一候官于此，以其地为东部都尉下候官所治，故后汉时谓之东部候官”（⑥王国维《后汉会稽郡东部候官考》、《汉会稽东部都尉治所考》，《观堂集林》卷12。）。
  按朱育对话，意在解答会稽复郡和分治山阴的时间问题，这与东部都尉治冶毫无关系，会话中何以会有这一题外之语？笔者认为，若将朱育的对话解为汉武除东越，曾在山阴先立东部都尉，以作会稽一郡的分治机构，让它分管越人的住地，似乎比较切题，且参东、西二部都尉相关的位置，定东部都尉于此，也较适宜。
  （三）冶、东冶与东部侯国考
  《汉书•地理志》会稽郡有冶县。《后汉书•郡国志》章安：“故冶，闽越地，光武更名”。
  《郡国志》又曰，会稽郡有东部侯国。而见《后汉书•郑弘传》注引《谢承书》，有东部侯；（东夷列传）等有东冶县。由于史书记载文有错乱，学者曾经为此发表不少文章，其中尤以杨守敬《〈郡国志〉东冶、候官考》一文论证最详。（①见谭其骧主编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第一册。）
  杨文认为，西汉有回浦，有冶县，二者并立，“是章安非冶县地甚明”。这一见识甚是。然以东汉有东冶，遂断《郡国志》章安县下应补东冶二字，注文应移东冶，从而得出光武时“更冶为东冶”的结论，却很难使人信服。因为杨文的推论，仅依“汉志”有冶县，“郡国志”无，而在东汉又见东冶的记载。这样推论不妥。如见《史记》，已有东冶，而冶一名又可见于《三国志》（②详见《蒋钦传》。）。这说明冶与东冶两汉时共存并用，二者并无严格的、特定的时间界限。所以“更名”一说不足为信，难以成立。
  再是杨文指出，汉未封侯于今闽地，郡国志中所谓东部侯国，《谢承书》中所谓东部侯都是错误的。但杨文以《宋书•州郡志》所称候官“前汉无，后汉曰东候官”，并引《太康地志》“武帝名东冶，后改为东候官”为证，就说汉又分冶另立东候官县，且谓《三国志》中“东部候官”的“部”为衍字。笔者认为此说欠妥。
  按钱氏大昕云，“东部侯国”四字乃“东部候官”之伪（③引自中华书局《后汉书》郡国志四校勘记。），王国维也曰，“东部候官”简称“东候官”，后又省略为“候官”（④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2《汉会稽东部都尉治所考》、《后汉会稽郡东部候官考》。）。这些说法甚是，应从其说。因见史书，秦末无诸参加反秦，有功，受封闽越王，都冶（或称东冶）。武帝时，余善举兵反汉，兵败国灭，其民被徙江淮，或遁山谷中（⑤见《史记•东越列传》、《宋书•州郡志》。），汉廷便设东部候官于冶都，驻兵看守（⑥《后汉书•郑弘传》注引（谢承书》。）。东部候官初为军事机构，武帝后，遁民颇出，乃令候官兼理民政，使它具有县官的职能，由是时人遂以为县。自是之后，《太康地志》直书为县，郡国志也以东部侯国（即东部候官）收编入表，作为县级政区单位处置。但是当时东部候官为新名，知名度不高，盖仅见于官方文书记载，时人出于习惯，仍以旧名称呼，于是，遂又出现冶和东冶的县名。直到东汉末，以东部候官分置建安、汉兴、建平、南平和候官五县，才使都尉属下的东部候官正式改置为县，并定名候官（⑦《三国志•贺齐传》等。）。若此，则建置沿革一目了然。不然，势必引出汉有东冶、东候官和冶三县，还有隶属东部都尉（后为南部都尉）统领的东部候官。这显然与史实不符。
  由是，笔者认为：汉代只有东部候官之设，这个机构初为军事性质，后兼民政；自兼民政后，人们以县视之，遂因其名命县，或以驻地名称，直书为县。盖只东部候官为官方正式所定之名，其余都是俗称，一直到了东汉末，以东部候官改置为县，才名候官。
  （四）再谈冶都、冶县、东部侯国与东部候官沿革、治所问题
  有关冶都、冶县、东部侯国与东部候官问题，笔者在《冶、东冶与东部侯国考》一文中，已作若干考释。现就学术界目前尚存的一些歧见，作如下补述。
  1.冶都、冶县、东部侯国与东部候官的由来和相互关系
  《史记•东越列传》：“汉五年（前202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作“都冶”。《汉书•严助传》引苏林注，也明确载道：冶，“今名东冶”。是冶与东冶自当为一，冶乃东冶之简称。
  《汉书•地理志》载，会稽郡有冶县。《宋书•州郡志》谓：“汉武帝世，闽越反，灭亡，徙其民于江淮间，虚其地。后有遁逃山谷者颇出，立为冶县”。《太平寰宇记》卷一，福州闽县：“汉（冶）县，以无诸所都，故此立县焉”。是汉之冶县设在无诸之冶都，并以冶名县。
  《后汉书•郡国志》载，会稽郡有章安，有东部侯国，章安县下注曰：“故冶，闽越地，光武更名”；《东越列传》等也有东冶和东冶县；而见《郑弘传》注引《谢承书》，又有东部侯。
  按《后汉书•郡国志》所载章安“故冶，闽越地，光武更名”，前人已经指出，文有错乱。笔者赞成这一说法。因为章安在西汉武帝前系属东瓯地，并非闽越之所有；迨至东瓯国灭后，于此所设之县乃为回浦，也非冶县（①李昉《太平御览》卷171州郡部台州条引郭璞注《山海经》：“今临海永宁县即东瓯”；又引《吴地记》：“乃以东瓯地为回浦县”；处州条引图经，也谓：“汉初为东瓯地，后以为回浦县，光武更名章安”。）。而冶和东冶这些县名，直到东汉光武帝后仍可见到记载，故谓章安“光武更名”，只能由其回浦，而不可能由其冶县所改（②详见《后汉书•东夷列传》、《三国志•蒋钦传》及上所引《太平御览》。）。
  另是东部侯国与东部侯，按照王国维的考证，汉未封侯于今闽地，故当为东部候官之伪，简称“东候官”，后又省略为“候官”（③《观堂集林》卷12《汉会稽东部都尉治所考》、《后汉会稽郡东部候官考》。）。此说则当可信。因见史书记载，武帝时，余善举兵反汉，兵败国灭，其民被徙江淮间，汉廷就在闽越故都冶设一东部候官，驻兵看守（④《后汉书•郑弘传》注引《谢承书》：郑弘曾祖父少子武帝时曾任会稽郡东部候官。）。东部候官初为军事机构，武帝后，未被迁徙江淮的遁民纷纷复出，乃令候官兼理民政，管理这些遁民；候官遂具有县官的职能，所以“郡国志”才将东部候官收编入表，作为县级政区单位处置；“汉志”则因候官设治于冶，而以冶名县，又因冶也称为东冶，所以又有东冶县名的出现。
  由上可见，“郡国志”的章安“故冶，闽越地，光武更名”，注文应移于东部候官后。而志书作此注释，又当有其故，即东部候官乃官方正式所定之名，冶或东冶作为县名只属俗称，其实已经成为历史地名，系指闽越故都之冶而言。正因如是，《晋书•地理志》遂有下面之言：“及武帝灭，徙其人，名为东冶，又更名东城”，即把东冶的名称改为东部候官城（由此记载也可看出，郡国志的“光武更名”，实当“武帝更名”之误写）。
  汉代只设东部候官，冶或东冶作为县名，只属俗称，是有其根据的。《旧唐书•地理志》载：“武帝诛东越，徙其人于江淮，空其地。其逃亡者，自立为冶县”。冶县既是民之所“自立”，且立于故都冶，即东部候官所在地，不是政府正式建置的机构，作为县名，应是俗称。正因如是，故至东汉末分设的建安、汉兴二县，有些志书遂谓是分东候官（即东部候官）之北乡立，而不称是分冶之地置（⑤详见《太平御览〉卷171、《太平寰宇记〉卷101、《读史方舆纪要》卷97。）。倘若汉有冶县的正式设置，志书就不会有此之言；且东汉末所设之候官县，治所是在福州，即时东部候官所在地，要是汉至三国有冶或东冶县的正式机构，且都同治福州，则此候官县就应属增设，或由冶或东冶改置。如属改置，不以旧县之名名县，而偏要改用候官这一职官名称名县，显然不合情理。显而易见，当是分设候官诸县而除东部候官时，为与过去的东部候官这一军事机构相互区别（或为省称），才将东部候官改定为候官县。
  2.冶都、冶县不在浙南辨
  对冶都、冶县的地点，学术界尚存福州、浙南和闽北三种不同的说法。现就浙南说提出几点看法。
  浙南说的主要依据是：《郡国志》有章安“故冶，闽越地”（①详见《古闽地考》、《冶不在今福州市辨》，分别载于《燕京学报》15期、《禹贡》半月刊第6卷第2期。）。其次是《会稽典录》记有濮阳兴与朱育的一段对话。濮阳兴问：“吾闻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1年）以吴越地为会稽郡，治吴。汉封诸侯王，以何年复为郡，而分治于此？”朱育答道：“刘贾为荆王，贾为英布所杀，又以刘濞为吴王。景帝四年（前153年），濞反，诛，乃复为郡，治于吴。元鼎五年（前112年），除东越，因以其地为治，并属于此，而立东部都尉，后徙章安。阳朔元年（前24年），又徙治鄞，或有寇害，复徙句章。到永建四年（129年），刘府君上书，浙江之北以为吴郡，会稽还治山阴”（②《三国志•虞翻传》注引。）。其中朱育所云“因以其地为治”，王国维认为，“治”当作“冶”，“此实《汉书•地理志》之冶县也”，“余谓因此一名，得确知冶县为前汉会稽东部都尉治所”（③《观堂集林》卷12《汉会稽东部都尉治所考》、《后汉会稽郡东部候官考》。）。有的学者认同这一考证，便称“冶立于汉武帝元鼎五年，是为会稽东部都尉治”。于是遂以《后汉书•顺帝纪》载有阳嘉元年（132年）“海贼曾旌等寇会稽，杀句章、鄞、铘三县长，攻会稽东部都尉”，而断冶与三县毗连，以证冶都、冶县都在浙南（④《古闽地考》。）。
  另是《山海经•海内南经》有载：“三天子鄣山，在闽西海北”，注曰：“今在新安歙县东，今谓之三王山，浙江出其边也”；《海内东经》又云：“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蛮）东。在闽西北，入海”，注曰：“按地理志浙江出新安黟县南蛮中，东入海，今钱塘浙江是也”。
  据此，有的学者又称：“三天子鄣在歙县，恰居浙江之西；浙南为闽地，谓山在闽西是也。谓‘闽在海中’者，浙地瀕海，灵江、瓯江均东流入海。闽王都邑，或适在江之南地，因江通海，遂误江为海，谓‘闽在海中’也。《山海经》所记，又足证闽地在浙无误”（⑤《古闽地考》。）。
  按《后汉书•郡国志》记载的章安“故冶，闽越地”，文有错误，注文应移东部候官之后，这在前面已作详述。同样，王国维的考证，也当非是。据朱育对话文意，乃为解答会稽复郡和分治山阴的时间问题，指出汉武除东越，先立东部都尉于山阴，以作会稽一郡的分治机构，分管越人的住地，直到永建四年，增设吴郡，会稽郡治还治山阴，这与东部都尉治冶并无关系，若将其“治”改写为“冶”，答非所问，岂不离题，故此考证不当。另是《山海经》谈到“三天子鄣山，在闽西海北”，三天子都“在闽西北”，其所指之闽，也当不是闽越。此由《山海经•海内南经》尚有“瓯居海中。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即可看出《山海经》中的“闽”，应有闽君摇（后封东瓯国）的“闽”与闽越王的“闽”的区别，盖前者之“闽”，乃是闽君摇的“闽”，后者之“闽”，才指闽越。
  因此，判定冶都、冶县都在浙南之说，所引三条资料既缺乏根据，则其所论也就难以成立。
  3.冶与东冶有别之说亦非是
  “冶非东冶”说，主要是据“汉志”有冶县，“后汉志”有章安“故冶，闽越地”和东部侯国（有学者认为应作东候官），《会稽典录》又有“元鼎五年除东越，因以其地为治”（有学者认为“治”当作“冶”），是武帝元鼎五年已有冶县，而见《太康地志》，也有“汉武帝名为东冶，后改为东候官”一语，是武帝时冶与东冶已经二县并立。持冶与东冶有别的说法的学者认为，盖至东汉，冶改章安，立东部都尉；东冶设候官，故曰东候官。所以凡见志书记载，皆称冶设东部都尉，不曰候官设于冶，有东冶、候官之互称，而无冶与候官的互称，此也可作冶与东冶为二地的证明。
  至于冶与东冶的位置，有的学者乃据上引《顺帝纪》阳嘉元年的战争，先定冶与东部都尉当邻句章、鄞、鄧三县，遂又以地名称谓再判东冶应在冶的东面；又从上面战争形势推测，认为东冶的位置也有可能是在永宁附近，或离余杭不远。由是得出冶与东冶都在浙南的结论（①《古闽地考》。）。
  按汉灭东越，是在元封元年（前110年），即在元鼎五年（前112年）之后，如判定冶的设县是在元鼎五年，且设于闽越境内，那时汉兵尚未入境，是不可能的。而所据的《郡国志》和《会稽典录》，既然所改均非是，则其对冶县和东部都尉的论述，也自当不足为据。另是有学者谈到东冶的位置，既定冶县在章安，或邻鄞、鄮和句章，又称东冶应在冶县的东面，则断东冶是在永宁附近，或离余杭不远，所说方位上有自相矛盾之嫌。
  此外，有学者认为，会稽一郡所属诸县全在浙江，惟独候官一县远在福州，甚不正常，遂由候官先属会稽，继归建安，再转晋安而加推断，以为候官的设置，初时应在浙南，继移闽北，最后才徙福州（②《古闽地考》。）。有关这一问题，前已说过，汉武灭东越，即在闽越的故都冶（或称东冶）设置东部候官，东部候官初为军事机构，后兼理民政，具有县官职能，时人逐渐以县视之，于是便以故都之名名县。到东汉末平定山越，才由东部候官分设建安、汉兴和候官等五县，至是才有候官一县。汉灭东越，徙其人，而不弃地，其时先在闽越故都置一军事机构，驻兵看守，这本正常且合理，不足为奇。
  至于推论候官应先设在今浙江，再移闽北和福州，笔者对此看法也不一样。西汉先有会稽一郡，东部候官自当归其所领；及至于吴，分设建安郡，候官一县位居建安郡治之南，自然转归建安分管；至晋，又由建安郡分出晋安郡，而晋安郡治即在福州，与候官同城，候官改隶晋安，更属必然。
  东部候官未曾南移，此由志书所云建安、汉兴各县系分东部候官北乡之地置（③详见《太平御览》卷171、《太平寰宇记》卷101、《读史方舆纪要》卷97。），也可得到证明。盖东部候官若在浙南，浙南位居建安、汉兴之北，则应称分其南乡之地置才是。
  总之，笔者认为，冶与东冶应为一地，冶是东冶的简称，作为县名，仅属俗称，其实乃为东部候官治所的所在地；而汉的东部都尉，应先设治山阴，断迁回浦（后改为章安）（①参见《治、东冶与东部侯国考》。）。
  4.崇安城村古城也非闽越国王城
  通过考古发掘和专家反复论证，学术界已初步得出结论：福建武夷山市南的城村古城，应是建于西汉前期，毁于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因城址规模宏大，又有大型宫殿建筑群与庙坛的发现（②《福建崇安城村汉城遗址试掘》、《崇安城村汉城探掘简报》、《崇安汉城岗一号建筑遗址》、《武夷山城村汉代闽越故城考古新发现》、《崇安城村故城的年代和性质研究》等，见陈存洗主编《闽越考古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一些人便将此城定为距今2000多年前西汉闽越国王城（③林蔚文《西汉闽越冶都考证》、杨琮《崇安城村故城的年代和性质研究》等，见陈存洗（闽越考古研究》。）。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
  有学者为证城村古城“应是闽越国都中的王城（宫殿），是国都之中心”，否定了学术界大多数人根据汉以后的文献记载，认为福州是原闽越国都的说法。并指出：“溯其渊源，最早将今福州认作闽越国都者，是注释《史》、《汉》两书之人”，如韦昭注“都东冶”，以为在候官（今福州市）；颜师古注“都冶”，也在候官；苏林注“冶南”，同样称说冶是山名，“今名东冶”，就是说，冶即东冶，为一地，并无差别。该学者认为，韦昭、苏林乃是东汉后的吴、魏人，距离闽越国时代已经久远，闽越国自被汉武徙民之后，早已留下历史的空白和断沟，韦昭注东冶是在候官，苏林注冶即东冶，仅据传说和当时的东冶已在候官，不辨东汉以来的东冶，实与《史》、《汉》二书的东冶和冶有分别，已属谬误；其后修编史志者全盘引用，遂使误说代代相传；而今人们又从两汉后福州已成福建的政治、经济重镇，至唐更成为地方政权的中心，便产生福州原是闽越国政治中心的印象，而谓闽越国都应在今之福州。
  该学者强调《史》、《汉》记载的东冶、冶和东汉的东冶有别，不是同一地方，其立论主要依据是：《汉书》改写《史记》的东冶为冶，具有特别的用意。他认为《史记》的东冶，《汉书》概作冶，盖“东”是个“方位词”，其实为一地，而班固记载西汉武帝前的闽越国事，多是照录《史记》，惟独《史记》东冶特意把它改写为冶，显然是有原因的。盖至东汉，另有东冶的设置，如《后汉书•郑弘传》云：“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汛海而至”。这一东冶位居海滨，可能就在今天的福州。班固乃东汉前期人，卒于永元四年（92年），可见在他生前，这一新设的东冶已经存在。因为此时的东冶已与过去的东冶不处一地，是在《史记》闽越国都东冶的东面，为防混淆，班固才将《史记》中东冶的原方位词“东”字删去，“以示两地之区别”。接着，为证这一推论的正确，该学者又加举例说，闽越王国被灭后，后人曾在东汉初另建一个新的聚居点于沿海交通要道上，仍用相同的地名（或沿用传统名称），如在战国末，秦军拔掉楚国郢都，楚都先后东迁于陈和寿春，仍称这新都为“郢”；又如唐初的泉州与宋代泉州也不同地（一在今福州，一在今泉州），都同称泉州。
  综观以上论述，不但缺乏直接的证据，还有许多问题无法自圆其说。
  首先是以误传误说。该学者为证明闽越国都始终是在闽北，便断定韦昭和苏林的注释只依误传和当时现状，故不足为据。既说是误传，却又无依据；而称后人沿用其说，则“错误”的根源与韦昭、苏林一样，也由误传和对当时现状的印象所造成。其实，要说因现状而造成的印象，闽越王国自郢被诛后，朝廷分封二王，福建的政治、军事中心已移闽北。直到三国，在今闽地所设一个候官、一个都尉、一个郡和五个县，除东部候官和候官县设在福州外，其余都在闽北（①按《汉书》的冶县、《后汉书》的东冶县都是俗称，那时福州只有东部候官的正式设置。详见《治、东冶与东部侯国考》。），福建的政治、军事中心此时一直在闽北。若按该学者说法，韦昭和苏林注释《史》、《汉》，就应将其冶和东冶注在闽北；很难想象，历代文人也都无知或是出于同样的疏忽，而将冶和东冶全都定在福州。
  该学者强调，班固改东冶为冶，含义深刻，然就《史记》有东冶，《汉书》有冶，<后汉书》有东冶，而《三国志》二者均见（②《三国志》有冶县，详见《蒋钦传》。），即以这些史实分析，也都只能说明两汉、三国期间，冶与东冶乃共存并用，二者并无严格、特定的时间界限，也无其他区别（③历代诸史地志也都指明冶和东冶治今福州。）。由是可见，说《史记》的东冶不是《后汉书》的东冶，是难以成立的。
  该学者强调，韦昭、苏林不是两汉人，说法不足为据，但读《史》、《汉》与《山海经》文，韦、苏二人对东冶与冶的注释，与《史》、《汉》和《山海经》文并无矛盾。
  《山海经•海内南经》云：“瓯居海中。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当指冶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按《山海经》既谓“闽在海中”，则是时之闽越早期的活动中心，主要在沿海一带；而谓闽中山在海中，从当时的地貌形态看，早期闽越人的主要活动中心地位在今之福州。因为，当时福州未筑东、西湖，二湖的湖区仍为海湾之地，福州尚属岐海地形（④详见林汀水《福州市区水陆变迁初探》，《福建文博》1986年1期。），正合《山海经》“闽在海中”、“山在海中”的记载。
  另是《史记•东越列传》记载，建元六年（前135年）闽越击南越，汉廷出兵往救之，兵未逾岭，郢王发兵拒汉，其弟余善杀郢王，遣使奉其头致于汉的大行王恢，驰报天子；天子诏罢两将兵。也曰：“郢等首恶，独无诸孙繇君丑不与谋焉”，“乃使郎中将，立丑为越繇王，奉闽越先祭祀”；后又立余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并处”（⑤《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所载同。）。自是，闽越一分为二，一为闽越，由繇君丑继之，后为居股所继承；一为东越，余善为王。那时二王“并处”，史书虽未明谓是同处一都，抑或泛指同在过去闽越王国境内，但从《史记•东越列传》谈到：元封元年（前110年）汉兵咸入东越，越衍侯吴阳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军于汉阳；建成侯敖与其率从繇王居股谋，曾曰：“余善首恶，劫守吾属，今汉兵至，众彊，计杀余善自归，诸将侥幸得脱”，“乃遂俱杀余善，以其众降横海将军，故封繇王居股为东成侯”，我们仍可知其大概。因史书既谓繇王居股时在闽北，是受“劫守”，当汉兵临境，他们计杀余善，目的又为借助汉兵摆脱余善的控制，以求“自归”，则当居股未被“劫守”时，自不住在闽北。而史书谈到余善被诛后，汉封居股为东成侯，此事也应注意。因为《晋书•地理志》记建安郡沿革时有言：“武帝灭越，徙其人，名为东冶，又更名东城”。“东城”自是“东成”之别写，又为东部候官城的简称。若是，则居股降封为侯，名曰东成，盖居股原都东冶，国灭都废后，汉设东部候官于此（今福州市），改为东城，由是而赐名（①《史记•东越列传》：“故封繇王居股为东成侯，万户”。韦昭注：“在九江”。兹查《汉书•地理志》，九江郡下有东城县，《后汉书•郡国志》下丕郡也有东成县，是韦昭所注或当本此。然二志皆无居股曾封侯国于此的记载，而依《嘉庆重修一统志》凤阳府古迹东城故城记载，此乃淮南厉王之子良的侯邑。）。
  以上推论，倘若再参《史》、《汉》二书与《寰宇记》所引《郡国志》，就可更加明白。
  《史记•东越列传》载，汉兵灭越，天子诏曰：“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复”，“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汉书》同）。
  《太平寰宇记》卷一〇〇福州闽县载：“汉县，以无诸所都，故此立县焉”；侯官县条引《郡国志》：“闽越之地。东闽在岐海中，西越今建安郡是也”。
  按《郡国志》的东闽，当为《史记》的闽越，后为丑和居股所继承；而西越则当余善的东越，东越在此被称为西越，盖因闽越居东。
  可见自汉灭郢后，丑受封越繇王，又立余善为东越王，直到余善被诛，在无诸所封的闽越国内，一直并存着二王。那时，繇君丑“奉闽越先祭祀”，自当仍都无诸的“冶都”；而东闽既在岐海中，则此都城自在福州。
  至于余善，《史》、《汉》二书云，郢王叛乱，“独无诸孙繇君丑不与谋焉，乃使郎中将立丑为越繇王，奉闽越先祭祀。余善已杀郢，威行于国，国人多属，窃自立为王。繇王不能矫其众持正。天子闻之，为余善不足复兴师，曰：余善与郢谋乱，而后首诛郢，师得不劳。因立余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并处。至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反，东越王余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人，从楼船将军击吕嘉等。兵至揭阳，以海风波为解，不行，持两端，阴使南越。及汉破番禺，不至。是时，楼船将军杨仆使使上书，愿便引兵击东越。上曰：‘士卒劳倦’，不许，罢兵，令诸校屯豫章梅岭待命。元鼎六年秋，余善闻楼船请诛之，汉兵临境，且往，乃遂反，发兵距汉道，号将军驺力等为吞汉将军，入白沙、武林、梅岭，杀汉三校尉。……余善刻‘武帝’玺自立，许其民，为妄言”。由是观之，是余善初封为王，与繇王并处，可能同都。盖至余善举兵反汉，为亲临前线指挥督战，又自立为帝，才在闽北另建新都。正因移都事属私举，未得汉廷同意或默许，故至余善被诛，徙其民，又将余善另建在今武夷山市南的这一“帝都”加以焚毁，所以史书也就不提这一非法的“帝都”。
  总之，我们认为汉封无诸为王，闽越王国只有一个，都城设在福州。迨至郢王被诛，始分为二，一曰闽越，繇与居股继之；一曰东越，余善为王。闽越仍都福州，东越与汉对抗，为防汉兵进入，后乃迁驻闽北，并在城村古城另建新都。
  （五）福建未属岭南道
  《旧唐书•地理志》福州中都督府载：“（开元）二十二年（734年），罢漳、湖（潮）二州，令督福、建、泉、汀四州。旧属岭南道，天宝初，改属江南东道。”朱维幹《福建史稿》据此即称：“福建初隶岭南道。”（②见该书上册，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12页。）
  此说与《新唐书》异，也与《新唐书•方镇表》记载不同。“方镇表”载，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置福建经略使，领福、泉、建、漳、潮五州，治福州”；开元二十二年（734年），“福建经略使增领汀州，漳、潮二州隶岭南道经略使”；天宝元年（742年），“福建经略使复领漳、潮二州”；十年（751年），“漳、潮二州隶岭南经略使”（①《新唐书》卷六八表八方镇五，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899～1901页。）。而观《旧唐书》所记福州各州，仅称漳、潮二州“旧属岭南道”。可见“旧属岭南道，天宝割属江南东道”，应是漳、潮二州，非指福建全部。
  （六）唐代福建都督府、经略使、观察使与节度使建置沿革考
  《旧唐书•地理志》福州中都督府：“隋建安郡之闽县，贞观初置泉州。景云二年（711年），改为闽州，置都督府，督闽、泉、建、漳、湖（潮）五州。开元十三年（725年），改为福州，依旧都督府，仍置经略使；二十二年（734年），罢漳、湖（潮）二州，令督福、建、泉、汀四州。”
  《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九福州：“武德六年（623年），改（建安郡）为泉州；八年（625年），置都督府。景云二年（711年），又为闽州。开元十三年（725年），改为福州都督府”，管福州、建州、泉州、漳州和汀州。
  按《旧唐书》所云“贞观初置泉州”，与《元和志》、《新唐书》和《读史方舆纪要》记载不合，疑当有误。
  另是《资治通鉴》卷二〇一高宗总章二年条有载：“其黔中、岭南、闽中州县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选择土人补授”。选择地方官吏，福建既在总章二年（669年）已交都督处置，则早在景云二年（711年）自有都督府之设。由此观之，《旧唐书》所云景云二年“置都督府”，也当以《元和志》武德八年之说为是。盖武德六年（623年）改郡为泉州，八年（625年）已置都督府；景云二年（711年），改泉州为福州，都督府又以闽州为名；而至开元十三年（725年）改闽州为福州，都督府方称福州都督府。
  再是“旧唐志”与《元和志》以开元十三年置经略使，此与《新唐书•方镇表》记载也不同，据方镇表载，置福建经略使乃在开元二十一年（733年）。
  天宝元年（742年），改州为郡，福州更名长乐，经略使也因名长乐（②《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天宝元年条。）。迨至乾元元年（758年）复州制，按照方镇表记载，又有以下变化：是年，继改长乐经略使为福建经略使，旋为都防御使兼宁海军使；上元元年（760年），“升福建都防御使为节度使”；大历六年（771年），“废福建节度使，置都团练观察处置使”；乾宁四年（897年），又“升福建都团练观察处置使为威武军节度使”。可见，福建观察使设置于大历六年（771年），而再升置节度使，则是乾宁四年（897年）。
  （七）元朝福建行省置废分合考
  元朝福建行省置废分合十分频繁。兹据《元史》世祖纪、成宗纪、顺帝纪、百官志、高兴传、阔里吉思传和（新元史•地理志》、《续资治通鉴》卷一八三至卷一八九、《三山续志》及《八闽通志》卷八七引吴源《至正近记》的记载，综述如下：元初，福建隶江西行省。至元十五年（1278年），独自设省，名为福建行省，治设福州；十六年（1279年），又在泉州增置泉州行省；十七年（1280年），合并二省，复称福建行省，治于泉州；十八年（1281年），移治福州；十九年（1282年），又回泉州；复于是年五月，先并江西、福建二省为一，继而分置福建、泉州二省；二十年（1283年），又并泉州行省，先是移治漳州，后迁福州；二十一年（1284年），中书省言：“福建行省军饷绝少，必于扬州转输，事多迟误。若并两省为一，分命省臣治泉州为便”，于是诏以中书右丞行省事忙兀台为江淮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而以行省左丞忽剌出、蒲寿庚、参政管如德分省泉州；二十二年（1285年）正月，又废，立宣慰使司，隶江西行省；二十三年（1286年），复设福建行省，旋即并入江浙行省；二十五年（1287年），漳州盗起，曾命江浙行省调兵讨之，是年已有福建行省见于记载，盖又复；二十八年（1290年）废；二十九年（1291年）又置。大德元年（1297年），改称福建平海等处行中书省，移治泉州。至大德三年（1299年），又罢，而置福建宣慰使司都元帅府，隶属江浙行省。至正十六年（1356年），又以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改置为福建行中书省，至是，福建再次建省。后因军事需要，至正十八年（1258年），置建宁、泉州分省；十九年（1359年），又置兴化分省；二十四年（1364年），增延平分省。
  （八）丰州、闽州、泉州与武荣州沿革考
  南朝梁时，闽中置有晋安、建安、梁安三郡。陈改梁安为南安郡；永定初，置闽州于晋安郡，统领晋安、建安、南安三郡，天嘉六年（565年）废。光大初，又在晋安郡兼置丰州，仍辖三郡。隋平陈，废诸郡，合并原丰、候官为闽县，又改丰州为泉州；大业初，复曰闽州，又改建安郡，仍治闽县。唐武德六年（623年），改郡为州，又将隋的建安郡分设为建州、丰州和泉州，分治建安、南安与闽三县。景云二年（711年），改泉州为闽州，开元十三年（725年），更名福州；天宝初改曰长乐郡；乾元初复称闽州。武德六年（623年），在今南安（丰州）增置的丰州于贞观元年（627年）并入泉州。圣历二年（699年），又置武荣州，旋迁今泉州市；三年废，久视元年（700年）复。迨至景云二年（711年），改泉州为闽州，遂更武荣州为泉州，至是，泉州方为今之泉州。
  （九）长溪县考
  晋太康四年（283年），以候官县温麻船屯置温麻县；隋开皇九年（589年），废入闽县。唐代，《旧唐书•地理志》云：“连江，武德六年（623年），分闽县置温麻县。其年，改为连江”；又曰：“长溪，武德六年置，其年并入连江。长安二年（702年），分连江复置。”《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同。由于唐志所载文有省略，某些用语又欠妥当，遂使后人判读文句发生误解，并作出种种推测。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六福宁州长溪废县载：“今州治。本温麻县地，唐武德六年，析置长溪县，属泉州，旋省入连江县，而以县治为宁远镇；长安二年复置，寻改属福州”；温麻废县：“州南三十里。晋太康三年，析候官县温麻船屯置温麻县，属晋安郡，盖治于此，隋开皇九年废，唐改置温麻县于今连江县境，而以废县地置长溪县。今州南有鼓楼山、古城村，盖因废县为名”；连江县沿革：“晋太康四年，以温麻船屯置温麻县，……隋省入闽县。唐武德六年，复分置温麻县，是年移置于连江之北，改今名”；温麻城条又谓：“在县治东。晋置温麻县，盖在今福宁州境，后废，唐改置于此，旋曰连江。”
  综上所述，意为武德六年已设长溪，治今霞浦县城；同年又置温麻县，治于温麻城。而这温麻城乃在连江县治东，与晋之温麻县治有别，迨至是年移治连江之北，才以江名改为连江县。
  按《读史方舆纪要》所云“唐武德六年，复分置温麻县，是年移置于连江之北，改今名”，系据《元和郡县志》文。然查《元和志》卷二九，乃曰：“连江县，本汉冶县地，晋分立温麻县。武德六年，移于连江之北，改为连江县”。按照《元和志》文，其意却是：武德六年，复置温麻县，仍治温麻船屯，即今霞浦县南之古县；后因移理连江之北，才改连江县。
  显然，要是唐的温麻县开置时即治温麻城；温麻城又在连江县治东，即在连江之北，与晋的温麻故治有别。唐置温麻县既已治于连江之北，则《元和志》所称后移连江之北，改为连江县一语就显得多余。
  《嘉庆重修一统志》谈到长溪、温麻、连江三县，又在福宁府建置沿革下云：“晋太康四年，分置温麻县……隋开皇九年，废为闽县地；唐武德六年复置，寻并入连江县；长安二年又置，属福州；天宝元年（742年），改曰长溪”；长溪废县：“在霞浦县南三十里，晋置温麻县，……以温麻船屯立，……后废，唐复置”，便引《元和志》：“长安二年，割晋温麻旧县北四乡，置长溪县”；又引《寰宇记》：“长安二年，复置温麻县，天宝元年，始改曰长溪”；并引州志：“有古县，在州南三十里鼓搂山下”，指出旧志记载的不同。而在福州府古迹温麻故城又称：“在连江县北，晋太康四年，以温麻船屯置县”；复引《元和志》：“晋立温麻县，武德六年，移于连江之北，改为连江县”，并以《元和志》所载连江县治去州里程与《三山志》异，而断连江移治，“盖南宋之后始徙而南也”。
  按《嘉庆重修一统志》谈到，晋的温麻县和唐武德六年、长安二年复置的温麻县及由温麻改名的长溪县，治所都在霞浦县境；而追述连江沿革又称，连江本为温麻，初治温麻船屯，至移理连江，才因江改名连江县，又断温麻船屯是在连江县北，这与上述自相矛盾。而谓连江故治初在连江之北，是至南宋始徙今所，也与《元和志》“武德六年，移于连江之北，改为连江县”的记载不合；且温麻故城若在连江之北，又何来“移于连江之北”，才改“连江”。而断南宋徙治，仅依《元和志》与《三山志》所载里程不同，立论依据不足，因为前者以水陆兼行计，后者则为陆路行程，道路既不一样，里程自有差异，所以仅依里程推断，也欠妥当。
  故参《元和郡县志》卷二九、《太平寰宇记》卷一〇〇记载可知，导致以上诸说的错误，当由唐志的“长溪，武德六年置，其年并入连江”一语所引起，盖因唐志所述，遂成长溪、连江二县皆置于武德六年，且同在霞浦县境。实则当时霞浦经济、文化还很落后，人口不多，同时同地分设二县，于理实不可能。由是后人便加猜测，认为晋、唐之温麻县治有别。但是，正因此推论纯属虚构，所以无法确指唐代温麻故治在今何地，也难顾及《元和志》武德六年连江已迁今治的记载。其实，这一问题若按《元和郡县志》之说，即唐武德六年仅置温麻一县，治所同晋，旋迁连江之北，改名连江县；又按《太平寰宇记》卷一〇〇、《唐会要》卷七一记载，迨至长安二年，复在温麻故地分设温麻县，到天宝元年改长溪县，则其所有疑问均可迎刃而解。由是观之，唐志所云“长溪，武德六年置”，所指应是温麻，而其所称“其年并入连江”，“并”属用语不当，应作“移”字解。如是则既能顺理成章，又可化解诸说的疑难。
  （十）梅溪置县考
  《旧唐书•地理志》载，福州辖有梅青县，《新唐书•地理志》作梅溪县。盖“青”为“溪”之误。
  按“新唐志”云，贞元元年（785年）置梅溪县，《太平寰宇记》卷一〇〇称，县于梁乾化元年（911年）设，贞元元年尚为场。《新五代史·职方考三》载：“福州闽清，梁乾化元年，王审知于梅溪场置”。兹查《元和郡县志》卷二九，尚无是县。据此，是新、旧唐志所云唐时置县一说当误，而《三山志》卷一谓贞元元年置县，同样有误。
  （十一）蒲田与莆口考
  《陈书•虞荔传》记章昭达追击陈宝应，宝应“夜至蒲田”。《资治通鉴》卷一六九天嘉五年条载：“宝应大败，逃至莆口”。按今莆仙平原原为稻苗不长、“惟蒲生焉”的沼泽地（①廖必琦《兴化府莆田县志》卷二引《邑人太仆卿林源记》。）。此地从唐代开始改造，宋朝被广泛围垦，并化为良田。（②林汀水《从地学观点看莆田平原的围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1期。）为明其艰食，故设县“以蒲名邑”（③廖必琦《兴化府莆田县志》卷二引《邑人太仆卿林源记》。）。可见，《资治通鉴》之“莆口”，乃“蒲田”之误。如是则宝应兵败至此，面对大片沼泽，走投无路，方叹“早从虞公计，不至今曰”（④《陈书•虞荔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由此推断，甫仙平原早期不宜耕作，陈时立县条件未备，设县时间应以隋志及新、旧唐志之说为是，即随初置县，旋设旋废，直到唐代经过围垦，可以耕殖，经济发展，复县始得稳固（⑤莆田，本南安县地。一说置于陈，隋开皇十年废，唐武德六年复（《元和郡县志》卷二九）；一说开皇年间置，大业初废（《隋书•地理志》、《八闽通志》卷一），武德五年复（《新旧唐书•地理志》）。按《陈书·虞荔传》记章昭达追击陈宝应，《通鉴》所云，又断“莆口”为今“莆头”。以上二说，疑皆不当。）。
  （十二）梁安郡考
  《读史方舆纪要》卷九九泉州府南安县云：“三国吴置东安县，属建安郡，晋改晋安，属晋安郡，宋、齐因之，梁为南安郡治，隋废郡，改县曰南安”。然见《续高僧传》卷一真谛传，却谓陈天嘉二年，曾有印度僧人自晋安郡“泛小舶，至梁安郡”。据此，则至梁天监中所置之郡，应为“梁安”，盖至天嘉二年后，才名“南安”。
  （十三）惠安县迁治考
  宋太平兴国六年，析晋江北乡地置。《嘉庆重修一统志》泉州府古迹惠安故城：“在今惠安县东北”；又引通志：“旧县治在县东北六都龙窟岭下，故址尚存，后徙于螺山之阳，即今治”。兹查《惠安县志》、《泉州府志》所引《闽书》，亦有这一记载。《惠安县志》卷一建置云：“宋乃自为县也。然今县北龙窟岭下有古县遗址，市廛私谉与今治颇相类，岂始基于此而后乃迁欤？盖不可考矣”。今经张家瑜实地考察，距今古县不到一里的西北山麓，确有官厅、城门、城内尾等地名称谓；再向西北行，还有“社仔”，与今县城内“社仔埕”名同，且有古道可通古城，是今惠安县应先设治于此（《一个被遗忘的惠安古县城址》，《福建地方志通讯》1986年第3期）。县治何时迁移，志书未曾言及。
  按《古今图书集成》泉州府公署考有云：“元至元十三年，凡县治之屋宇倶毁于寇”；《嘉庆重修一统志》泉州府县学也称：“惠安县学，在县治东，元元贞初建”。据此，迁今治或当晚至元代至元十三年县城被焚之后，或在元贞初年重建县学的时候。
  （十四）漳州迁治考
  《元和郡县志》卷二九漳州云：“本泉州地，垂拱二年（686年），析龙溪南界置，因漳水为名。初置于今漳浦县西八十里，开元四年（716年），改移就李澳川，即今漳浦县东二百步旧城是。……乾元二年（759年），缘李澳川有瘴，遂权移州于龙溪县置，即今州理是也。”《新唐书•地理志》漳州：“初治漳浦，开元四年，徙治李澳川；乾元二年，徙治龙溪”。査之《读史方舆纪要》卷九九漳州府沿革、《嘉庆重修一统志》漳州府古迹漳州城，皆从其说，谓乾元二年移今治。
  然查吴宜燮《龙溪县志》卷二十三引宋吴舆《图经序》却曰：“皇唐垂拱二年十二月九曰，左玉钤卫翊府左郎将陈元光平潮州寇，奏置州、县。敕：割福州西南地，置漳州。初在漳浦水北，因水为名。寻以地多瘴疠，吏民苦之，耆老余恭讷等乞迁他所。开元四年，敕：移就李澳川置郡，故废绥城县地也。……兴元二年（785年），刺史柳少安请徙治龙溪，福建观察使卢惎录奏，贞元元年（785年）十一月十六日敕：从之。遂以龙溪城为州治，定管龙溪、漳浦、龙岩三县”。而该志卷二十四引朱熹《漳州守臣题名记》也称：“漳州，下州，领军事，唐垂拱二年，用左玉钤卫翊府左郎将陈元光奏置，领漳浦、怀恩二县，而治漳浦。开元四年，徙治李澳川，在旧治北八十里。二十九年，废怀恩入漳浦，而割泉州龙溪县来属。天宝元年（742年），改漳浦郡。乾元二年，复为州。大历十二年（777年），又割汀州龙岩县来属。贞元元年，乃更徙治龙溪”。
  按史书既载兴元二年，始由刺史柳少安请徙州治于龙溪，贞元元年获准。兴元与贞元乃在乾元之后，可见漳州移治龙溪，应在贞元元年。
  另据志书所云“初置于今漳浦县西八十里”，“因漳水为名”，据1981年《云霄县地名录》，其治即在今云霄县北西林村。志书所谓“开元四年，徙治李澳川”，州址则为今之漳浦县治。
  （十五）建安、瓯宁二县沿革及治所考
  建安县，本东部候官北乡地，汉建安初置；一说设于建安十二年（207年）。自后因之。民国2年（1913年），建安县与瓯宁合并。瓯宁，原为建安县地，宋治平三年（1066年）置，析建阳、浦城二县地属之，熙宁间省。元祐四年（1089年），复分建安县地之半立。民国2年，与建安合并，乃取二县之首字定名建瓯。
  按建安置县始于建安初年，《宋书•州郡志》不载，然建安郡沿革有云：“吴孙休永安三年（260年），分南部立为建安郡，领县七。”所列七县有吴兴、将乐、邵武、建阳、绥成和沙村，尚缺一县。兹见《宋书》刘粹传、殷孝祖传，有建安县侯，《晋书•地理志》、《南齐书•州郡志》建安郡下也有建安。刘宋之时，仍有建安一县，而《宋书•州郡志》不载，当属脱漏。
  另为治所问题。汪佃《嘉靖建宁府志》卷一公署云：“建安县治，在府治西从化场，……按旧志，汉末析置建安县，建治黄华山下，即今行都司。唐大历中，为建州寓治，县治化迁，莫知其处。或云，在府城平肆坊大葛巷内，旧为茶场，……宋熙宁中，瓯宁县省，即其故址为县治，在宁远门。则建炎中毁于兵，长、吏假民居治事。绍兴二年（1132年），知县石廉仍旧址重建，……元至正二年（1342年），县尹徐属移建今所。”又谓：“瓯宁县治，在府治西从化坊，……熙宁中县省，以其址为建安县治。元祐四年（1089年）复置，乃别建治于城北朝天门外，今包城中。后毁于兵，寓治于丘坑寺数年。绍兴四年（1134年），知县范璿重建治，徙于樵楼内，……国朝洪武初，知县展鉴即朝天门旧地重建；十二年（1379年），知县王迪迁建今所。”据此，建安之治最初应在黄华山下，至唐大历中迁于大葛巷内，熙宁中省瓯宁，又以瓯宁故址为治，迄元至正二年再迁从化坊，方为今理。瓯宁县治最初则在宁远门；元祐四年重置，移徙城北朝天门外；绍兴四年再徙，移就谯楼内；洪武初又以朝天门为治，至十二年重迁从化坊，始为今所。然须指出，二县牙衙频迁，其实都在今之建瓯市内。
  （十六）东平与松源、松溪县治考
  《晋书•地理志》建安郡有东平县，《宋书•州郡志》无，盖废于刘宋。五代又立松源县，至宋开宝八年（975年），改名松溪。《读史方舆纪要》卷九七松溪县沿革云：本建安县地，五代初属吴越，为处州东乡地，寻属闽，立松源镇，后周广顺元年（951年），南唐升为县；宋开宝末改为松溪。复查1980年《松溪县地名录》，也谓：松源镇置于东平乡，即今松溪县东北旧县。据此，是“东乡”当为“东平乡”之脱误，而晋所置东平县，或当治此。
  另据汪佃《嘉靖建宁府志》卷八载，松溪迁治今所，时在开宝八年。
  （十七）绥安县、绥城县、建宁县、义宁军与黄连、永安二镇治所考
  绥城，也作绥成，晋义熙元年（405年）析邵武县地置，属建安郡。或曰：吴永安三年（260年）置绥安县，义熙初改绥成县。隋废。唐武德四年（621年）复，隶建州；贞观三年（629年）省；乾符二年（875年），又分绥城故地设归化、黄连二镇。
  《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八建宁县云：乾符二年置黄连镇，五年，镇人陈岩以镇兵御黄巢，因表为义宁军；五代南唐罢为永安镇，又改永安场；宋建隆元年（960年）升为县，属建州。又谓：“绥成废县，在今县治西南三里；乾符二年，分绥成故地置归化、黄连二镇，而以旧治为黄连镇，南唐改曰永安镇；宋建隆初升为建宁县，移今所。
  由此观之，晋、唐的绥城县与唐的黄连镇、义宁军及五代的永安镇、永安场当为一地，即均在今建宁县西南三里，至宋建隆元年升永安场为建宁县，始移今治。
  然据《嘉庆重修一统志》邵武府古迹引县志，则曰：绥城故县，在今建宁县西南三里；永安镇，今县西四十里。而《古今图书集成》邵武府建宁县沿革考，复谓：“乾符二年，分绥城为归化、黄连二镇，此为黄连镇；五年，镇改义宁军，治永安，即里心保；南唐罢为永安镇，又改永安场；建隆元年，升永安为建宁县，迁治濉溪北；四年，复又置砦于此。”依此记载，黄连、永安当为二地：黄连在今建宁县西南三里，永安则在县西四十里里心保。
  按王琛《邵武府志》卷二云：“县治与永安场为二地，县治本黄连镇，永安场则旧义宁军治所”；卷十三亦曰：“西安砦，县志作绥安砦，在里心保，唐义宁军故地，南唐废军为砦，名永安砦，后改为镇，又改为场。宋建隆元年升为县，迁治于濉江之北，四年，复置砦于此”。
  依此，吴所析置绥安县、晋所改绥城县当治绥安砦，即里心保；而唐复置绥城县，乃改治于今建宁县西南三里的黄连镇。盖绥城先治里心，至唐复置，移于今县西南三里；迨至废县，遂设黄连镇于此；而至乾符五年，为表陈岩功，又改黄连镇为义宁军，并迁军治于晋绥城故址，即今里心；后罢军为镇，改名永安，至宋升置建宁县，才移今所。
  （十八）汀州与新罗、杂罗、长汀三县考
  汀州号称岩郡，自然条件较差，迟至西晋才有新罗一县，且在刘宋即废，直到唐代设立汀州，始增长汀、杂罗、宁化三县。其时地为“蛮獠”所居，入口不过13702，经济、文化依旧落后。史志对其州、县记载甚简，且出入较大。兹先引录如下。
  《元和郡县志》卷二九汀州：“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福州长史唐循忠于……光龙洞检责得诸州避役百姓共三千余户，奏置州，因长汀溪以为名”；长汀县：“郭下”；漳州龙岩县：“先置在汀州界杂罗口，名杂罗县，属汀州。天宝元年（742年），改为龙岩县；大历十二年（777年），皇甫政奏，改隶漳州”。
  《旧唐书•地理志》汀州：“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开福、抚二州山洞，置汀州。天宝元年（742年），改为临汀郡。乾元元年（758年），复为汀州”；又云：“长汀，州治所”，长汀、龙岩、宁化三县，“并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开山洞置”。
  《新唐书•地理志》汀州临汀郡：“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开福、抚二州山洞置，治新罗；大历四年（769年），徙治白石，皆长汀县地”；漳州龙岩县：“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置，隶汀州，大历十二年（777年）来属”。
  《唐会要》卷七一州县改置下江南道汀州：“大历十四年（779年）正月二十六日，移于长汀县白石乡”；漳州杂罗县：“改为龙岩县，并天宝元年（742年）八月二十四日敕置”。《旧唐书•代宗纪》：大历四年（769年），“福建观察使李承昭请徒汀州于长汀县之白石村，从之”。
  《太平寰宇记》卷一〇二汀州：“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开福、抚二州山洞，置汀州；天宝元年（742年），改为临汀郡。乾元元年（758年），复为汀州。州初置在杂罗，以其地瘴，居民多死。大历十四年（779年），移理长汀白石村，去旧州理三百里；福州观察使李承昭所奏移也”；漳州龙岩县：“唐武德以前为杂罗县，天宝元年（742年），改为龙岩，隶漳州”；长汀县下：“唐开元中立郡，旧治在九龙水源长汀村，大历中移在白石乡，地名金沙水，即今治也”。
  据上所引，汀州治所移迁有三说，即先设治新罗，继徙白石；或是初治杂罗，继徙白石；或是先治长汀村，再迁白石。其设置时间与移治年代亦有二说，即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置，大历四年（769年）徙；或是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置，移于大历十四年（779年）。对此记载，后人为避诸说出入，均称杂罗为新罗之误，或新罗乃是杂罗之错写，且以新罗、杂罗皆治于今龙岩市，而断汀州、长汀县皆初治于此，然后迁驻上杭县北长汀村，继徙长汀县北东坊口，再以白石为治。宋胡太初《临汀志》载汀州建置沿革云：“初治新罗，后迁长汀村，又迁东坊口；大历四年，刺史陈剑奏迁白石，即今治是也”；长汀县下云：“望县，倚郭。随二州三迁”；上杭县又云：“唐开元间置州，凡再迁，皆于今县为近：新罗，今龙岩县，在县东百五十里；长汀村，今号旧州，在县北十五里；最后徙白石，相距三百余里”。清曾日瑛《汀州府志•序》：唐立新罗县，汀州与新罗最初皆治龙岩县。
  而见中华书局1975年版和1983年版的《新唐书•地理志》汀州临汀郡与《元和郡县志》卷二九漳州龙岩县校勘记，也有新罗是为杂罗、或杂罗是为新罗之误的相反说法。
  其实，这些不同说法，都由《太平寰宇记》的记载所引起。盖《寰宇记》明知唐无新罗一县之设，遂谓新罗乃杂罗之误；又知杂罗后为龙岩县，便称汀州治所初治杂罗。然而，如新罗果为杂罗，二者为一（即汀州初治杂罗），则杂罗、长汀置县时间相同，汀州前后治所就不可能“皆长汀县地”；且龙岩位居九龙江边，非属汀江流域之地，不可能“因长汀溪以为名”；再者根据上引志书记载，汀州治所实仅一迁，无论初治新罗、杂罗，后徙白石，都因地瘴之故。由此可见，新罗、杂罗自当为二：前者系指晋代新罗故城（即所谓“旧州”），故址在今长汀县北五里东坊口；后者则为后来的龙岩县，治所在今龙岩市。因此，汀州初治新罗，因长汀溪以为名，前、后治所都在长汀县地。
  另《太平寰宇记》云，汀州“旧治在九龙水源长汀村”。经查诸志，上杭县境未载这一水源，而《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八汀州府长汀县卧龙山条有谓：“郡治后”，“一名九龙山”。今疑长汀村即在于此。志书所指长汀县北之旧州，即晋代新罗故城。若是，则《太平寰宇记》所云汀州“旧治在九龙水源长汀村，大历中移在白石乡”，也与“新唐志”汀州治新罗，“大历四年，徙治白石”之说相符合。
  至于《临汀志》、《汀州府志》所云唐有新罗县，并谓新罗治今龙岩市，此乃调和“新唐志”与《寰宇记》记载相异之说，不足为信。
  至于汀州设置时间，据（新唐书•方镇表》载，开元二十二年（734年）福建经略使增领汀州，是汀州之设自当早在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以前。然在其时只设一州，未置属县，直到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才增立长汀、杂罗、宁化三县，始成规模；故志书方称：“开元二十四年，开福、抚二州山洞，置汀州”。至于州治移理白石是在大历四年，抑或十四年，则因资料限制，难作判断。
  （十九）汀州“后改南州”考
  《舆地广记》卷三十四云；“石晋时，（汀州）附南唐，后改南州；皇朝乾德四年（966年），复故名”。有人认为，汀、漳地相连片，盖经合并后，遂以南州为名，刺史仍由漳州刺史董思安继任。因据《宋史•地理志》、《宋史•太宗纪》、《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十国春秋》记载，陈洪进纳土泉、漳二州（凡县十四），而时之漳州领龙溪、漳浦、龙岩三县，泉州领晋江、南安、莆田、仙游、永春、德化、同安、清溪、长泰9县，共计12县，若加汀州所统长汀、宁化，正好“凑足十四县之数”。但是考之志书，汀、漳二州始终同时存在，泉、漳又属清源军地；汀州则为南唐之所有，故谓汀州附南唐后即改南州；且并汀、漳二州为一，是与当时割据形势不合的。且其他志书均称，开运三年（946年），漳州刺史董思安是以私讳改其漳州名为南州，惟独《舆地广记》有此异载。进而言之，要是汀、漳果真合并为一，改名南州，则陈洪进纳土就应称作南、泉二州，而不应称漳、泉二州；或应说是纳土泉、漳、汀三州才是。
  因此，纳土二州十四县，除上面所列泉、漳二州十二县外，还应包括稍后增设的兴化、惠安二县。盖纳土之际，莆仙尚属泉州，故后人追述其事，遂将二县计之。
  （二十）罗江县沿革与治所考
  《宋书•州郡志》载：吴立罗江，初隶临海郡（治章安，故治在今浙江临海市东南），晋武帝分置晋安郡（治候官，即今福州市），“度属”。既是先归临海，后属晋安，其地必当在此二郡之间。按唐沙门道世《法苑珠林》卷七一《祈雨篇》引《宴祥记〉，有云：“晋安罗江县有霍山，其高蔽日”；《三山志》也载：霍山乡，在宁德县北七十里，乡以霍童山得名。经查地图，福安市南赛岐镇西、甘棠以北有一“罗江”，正处霍山之旁，且居晋时二郡之交，故罗江旧治当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