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附录
| 内容出处： | 《福建省志·地理志》 图书 |
| 唯一号： | 130020020230000489 |
| 颗粒名称： | 附录 |
| 页数： | 52 |
| 页码： | 396-447 |
内容
建置沿革及考证
一、福建政区建置沿革
福建古为闽越地，秦属闽中郡。盖秦统一全国后，“患周之败，以为起于处士横议，诸侯力争”，便在全国各地废分封，推行郡县制。郡设守、尉、监三官；守治民，尉典兵，监则负责监察的工作，与后来的御史相类似。郡管县，县分二等：万户以上设令，不及万户的为长。秦时，在今浙南和闽地所设的闽中郡。当属虚郡，不领县。（①见《闽中郡考》。）
汉初，“激秦孤立亡藩辅，故大封同姓，以填天下”，即在推行郡县制的同时，又割裂疆土，恢复分封，实行郡国制度。自是“藩国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且“居天下膏腴地”，“实富于天子”；天子只能直辖十五郡。由于封国强大，诸侯“睽孤横逆”，“或亲弟谋为东帝”，甚至公然举兵反抗朝廷，“大抵强者先反”。故为消除这一隐患，文帝时贾谊就向朝廷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先是采用“削藩”之策，后又用“推恩令”之计，使王国不能领有侯国，王国的封地也被中央陆续收回；最后除衣食、租税外，再无其他权利。
汉初恢复分封制，无诸起兵反秦有功，被封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冶”，是属异姓王。武帝时，余善出兵反汉，兵败国灭，闽越人被徙江淮，汉廷便在闽越故都冶设立东部候官，驻军看守。东部候官隶属会稽郡东部都尉（②见《会稽东、南二部都尉考》。），初为军事机构，后兼理民政，因为机构设置在冶（或称东冶），兼有县官的职能，故又称此机构为冶县或东冶县（③见《冶、东冶与东部侯国考》、《再谈冶都、冶县、东部侯国与东部候官沿革、治所问题》。）。
东汉末，孙吴占有闽越地，用心经营，经济发展，人口增加，遂分东部候官为五县（建安、汉兴、建平、南平和候官），并立南部都尉于今建瓯，分领以上五县。
按汉恢复分封制，又行郡县制，最初郡设守尉，废去秦的监官。都尉一般一郡一个，边郡上军事繁多，再增一至数个，都以东、西、南、北都尉命名。都尉统领候官，有些候官尚在个别地方兼有县官职能。此后，随着疆土的扩大和王国封地的被收回，特别是社会经济得到持续发展，郡、县急增，给中央直接管理郡、县带来困难，遂有十三刺史部的增置。十三刺史部也称十三州，原是中央派遣机构，担负地方监察工作；每年八月，以中央派员的身份“巡行所部郡国”，治所不固定，“岁尽诣京都奏事”，只有劾举权，没有黜退权。到了成帝，土地高度集中，农民失业，陷于饥馑，“怨恨者众”，纷纷揭竿而起，略郡县，杀长吏；即罢部刺史，“更置州牧”，州牧位次九卿，负责维护地方秩序，俸禄也由六百石升至二千石。迄至建武十一年（35年），“初断州牧自还奏事”，州牧才有固定的治所和幕僚机构，且有黜退权；过后，更派九卿出任州牧，州牧也就拥有地方军、民、财政的管理权。至是，州牧遂成地方最高长官，地方政区也由郡、县二级变为州、郡、县三级制。那时闽地所设南部都尉，属扬州（治历阳，今安徽和县）统领。
孙吴永安三年，复以南部都尉改置建安郡，仍属扬州（治建邺，今江苏南京市），领建安、吴兴、将乐、昭武、建平、南平、候官、东安等八县；又在闽东设立罗江县，另归临海郡统辖。
西晋再增一郡六县，时由建安郡分领建安、吴兴、东平、建平、将乐、邵武和延平七县；又立晋安郡，分领原丰、新罗、宛平、同安、候官、罗江、晋安和温麻八县，其中邵武、延平、晋安系由昭武、南平、东安所改名，其他则为新设的县。二郡同属扬州（治建邺，今南京市）统领。
永嘉之乱，中土尽弃，北人大批南渡，晋室迁都建邺，史称东晋。东晋“九分天下而有二焉”，版图仅及西晋九州之大，设州却达二十多个。迨至梁大同间，竟又增至一百零七个，郡更多，超过六百个。那时，“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被称为“侨人”。时为安置这些侨人，并得避乱江左的北方士族的支持，就在南方士族势力较弱的地方设立大批侨州、郡、县，这些侨州、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州、郡、县的名称“皆取旧壤之名”，或加“南”字，以示区别。侨人迁徙路线一般是：住在北方沿海的民众迁至长江下游，中部地区迁至长江中游，西部地区则迁入四川各地；以长江下游为多，但未及福建，所以福建未置侨州、郡、县。然经侯景之乱，临海、会稽诸郡大饥，人们纷纷流入晋安郡。晋安郡人口增多，荒地开拓，经济发展。又为照顾当地素族阶层的利益，至梁时复增梁安一郡（后改南安郡）和一批新设的县。陈时，复立丰州于今福州，以统晋安、建安与南安三郡；未立丰州前，建安、晋安二郡隶属江州，治柴桑（在今江西九江市西南）；梁改属东扬州，治山阴（今浙江绍兴市）。
东晋南朝，到处滥置州、郡、县，“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导致地方官吏大增，形成“十羊九牧”的局面，财政负担过重，选拔人才困难。故隋统一全国后，“遂罢天下诸郡”，且将许多州、县加以省并。隋炀帝“改州为郡”，仍行郡、县二级政区制。时闽地只留建安一郡（治闽）与闽县、建安、南安和龙溪四县及属临川郡的邵武县。
李渊建立唐朝，忌炀帝名声太坏，“罢郡置州，改太守为刺史”，再次以州领县。玄宗时，求得灵符，以为是天意，又将“天下诸州改为郡，刺史改为太守”，并为抬高皇帝身价，升其都城雍州为京兆府，陪都洛州为河南府。此后凡是皇帝驻跸的地方，也都升府；但府不多，只是地位略高一些，与郡仍为同级政区单位。“安史之乱”后，又复唐初州、县的制度。
贞观年间，“因山川形便，分天下为十道”。道只属地理区划而已，福建划归江南道。武周时，道设存抚使、巡察使，使者仍属临时性的差遣，回京后，职务就被废除。至开元间，道设采访处置使，“检察非法，如汉刺史之职”，才成监察区。至是重新分道，遂分十道中的江南道为江南东道和江南西道，且有固定治所及其常设机构，福建就改属江南东道（①见《福建未属岭南道》。）。“安史之乱”后，出于军事需要，废诸道采访使，而设节度使。初时，节度使大多设在边地上，系属军区性质；此时已被推广到内地而另行分道，且兼军、民、财政之大权，福建即先后隶属相当于道的福建观察使、福建经略使、福建节度使等。（①见《唐时期福建的都督府、经略使、观察使与节度使建置沿革考》。）。道也称镇，或称方镇、藩镇，除京兆府、河南府、同州和华州外，其他各州都属方镇分领。方镇来自都督，都督本身又是一州的刺史，再兼数州的刺史，所以从其职务看，此时的政区实际上实行的应是一种介于二至三级的政区制度。为区别州的地位的高低，又称都督自管的州为都府、会府，兼辖的州为支郡、巡属；前者待遇较高，后者略低一些。
唐代，随着移民多次的入闽与开福、抚二州山洞置汀州等，闽地州、县的设置日多，至元和年间已有五州二十四县，其中福州领县九，建州领县五，泉州领县四，漳州领县三，汀州领县三。史书有“福建”一名，也是始于唐代。
唐代后期藩镇割据，导致唐王朝四分五裂，衰落下去。五代十国，藩镇势力更加膨胀，他们依仗武力割据一方，“大者称帝，小者称王”，相互兼并，倒戈兵变，更换主帅，改朝换代，使社会长期陷于混乱状态。这些藩镇长期割据一方，有权兼管营田与屯田，从中截留贡赋，使“贡赋不入于朝廷”，都有足够的财源可资养兵。赵匡胤篡权后深知这一点，为消除隐患，便把节度使的军、民、财政三大权收归朝廷，再把三权委交转运使等官吏分司负责，即由转运使分掌民政和财政，称漕司；提点刑狱执司法与监察，称宪司；安抚使管军事，称帅司，合称三司。三司三权分离，互不统属，互相制约。三司分路不尽一致，初以漕司为主，迄至宋、金对峙，才以帅司为主。那时，在今闽地设立福建路，自为一级政区。至是，政区制度又为之一变。
唐末五代天下大乱，王绪等率军入闽。王审知后裔建立闽国，都福州，升福州为长乐府，仍置建州、泉州、漳州和汀州，凡府一、州四、县二十九。后王延政据建州称帝，另立殷国。当时闽国有府一、州三、县二十五；殷置建、镛、镡三州，有县五。至南唐，吴越分占闽、殷之地，又有彰武、清源、永安三节度使的设置。那时，福州彰武节度使驻福州，领县十一；泉州清源节度使驻泉州，兼领南州，有县十二；建州永安节度使驻建州，有县六。另有剑州，领县五，汀州领县二，皆为南唐所占有。
入宋，特别是南宋，金兵南下，战火延及江、浙、赣，迫使大批江、浙、赣的难民纷纷入闽避难。难民为求生计，便在各地开辟梯田和垦海造田，或从事矿冶业、手工业与海内外交通贸易，而使过去地少人稀、经济落后的福建，一跃成为全国最先进的地区之一。至是，州、县大增：五代末，设州六，县三十六；宋府一、州五、军二，属县四十八，监一。福建称“八闽”，即始于此时一府、五州、二军的建置。
宋代在今闽地设置福建路，为一级政区单位。路管府、州、军、监、县。府、州初为临时性派遣机构，派出的朝臣或京官旨在应急，为临时性差事，赴任都带旧衔，称某某权知某府某州，倘若派去的官吏是属一、二品大员，则称权判（“权”即权宜的意思，简称知府、知州），后才固定下来；“诸府置知府事一人，州、军、监亦如之”，“兵民之政皆总焉”。府按地位高低，分辅、望、紧、上、中、中下、下七等；州也按户口的多寡，分辅、雄、望、紧、上、中、中下、下八等。另外，又有节度、防御、团练、刺史和军事各个等级的划分，则是因循唐代旧制。
军：初为边戍部队所驻之地，将领称使。安史之乱后，因军事需要，军的设置曾被推广到内地。五代已有军设置至县。军往往干涉县令的职能，于是索性免去县令，听其军使管辖，军遂成地方政区。宋代政区有军，即源于此。
监：“掌茶、盐、酒税场务征输及冶铸之事”，是国家开办企业的机构，经济地位很高。由于企业办事要与地方发生联系，政府便划一片土地让其单独管理，监遂成地方政区。
宋代的军、监有二等：一等军、监同府、州，直属于路；次一等为县级，属府、州统领。与军同为边戍机构的，还有城、堡、寨、关、镇等。城、堡、寨、关有的属于路，或分属府、州；镇是唐末五代节度使派军所驻之地，为数众多。至宋，藩镇兵权被收，镇大量裁减，只留一些人口密集或工商业较为发达的地方为镇。此时不让武夫任镇职，镇成为民政机构，而归县管。
县：宋初多差武臣赴任，至绍兴间，除沿边溪洞外，“专用文臣”。县分赤、畿、赤次、赤畿、望、紧、上、中、中下、下十等，同样以其户口多寡作为定级的依据。
迄至元、明、清，政区制度又有变化。先是，元代实行行省制度，也称省，是行尚书省、行中书省的简称。这一制度源于魏晋，至金再次出现，最初为应急而在个别地方临时添置，后金人受到蒙古、西夏和南宋的夹击，出于军事需要，增设日多，应急的措施宛如定制。蒙古人南下中原，不但与金人作战，也向金人学习，就把这一制度加以推广。《元史•职官志》载，行省“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国初，有征伐之役，分任军、民之事，皆称行省，未有定制。中统、至元间，始分立行中书省。因事设官，官不必备，皆以省官出领其事。其丞相，皆以宰执行某处省事系衔。其后嫌于外重，改为某处行中书省，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每省丞相一员，从一品；平章二员，从一品，……丞相或置或不置，尤慎于择人，故往往缺焉”。由此可见，行省的设置最初只因某地战事需要，才加添立，是临时性的，故“未有定制”。到中统、至元间，正式立省，行省官吏仍由中央直接派出，赴任照样系带中央的官衔，称丞相（或平章政事）某人行省事于某处。迨至平宋后，又以宰执行某处之省事“嫌于外重”，才改为某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某人。
行省始分时，“立中书省一，行中书省十有一”。元初，先置福建行省，后并入江浙行省，设福建道宣慰司，分领八路、二州、四十八县。元末复自为省（①见《元时期福建行省置废分合考》。）。行省的权力甚大，地方上军、民、财政“无不领之”。职官有丞相、平章、右丞、左丞和参知政事等。接着，又有分省的建制，福建曾有建宁分省、泉州分省、兴化分省和延平分省的划分。
明初沿袭元的旧制，全国仍设十三个行省。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有感于行省权力太重，即废行省，而设承宣布政使司，将民政、财政和刑名按劾及其军事分别授予布政使、按察使与都指挥使各自分管，简称“三司”。至是已无行省制度可言。但由于只改官制，政区名称与其辖区范围基本不变，所以人们出于习惯，仍有称承宣布政使司为行省的。时福建承宣布政使司统福州、建宁、邵武、延平、兴化、泉州、漳州、汀州八府及福宁直隶州，属县五十七，布政使司的治所仍在福州。
然自永乐、宣德后，地方多事，布、都、按三司分离，已无力应付局势。有鉴于此，中央只好复派部、院大臣（即六部和都察院）下去镇抚，遂有巡抚一职的产生。巡抚初为暂设，旨在事件平定后撤销。不料到了正统、景泰间，地方纷乱愈演愈烈，巡抚制止不住，有些地方便加派总督。而随社会内忧外患的加剧，派出的总督与巡抚日多，几乎遍布全国。总督、巡抚乃部院大臣，派驻地方，又使地方三权的分离重新走向集权。至清，满洲贵族入主中原，为镇压汉人的反抗，便将督、抚委为一省之长。后为精简机构，才以巡抚一职为主，并将巡抚的辖区与其行省一致化。
清代行省长官有总督（世称制台）、巡抚（世称抚台）、承宣布政使司（世称藩台）和提刑按察使司（世称臬台）。督、抚是“封疆大吏”，为一省最高长官；总督统辖一省至数省的军政、民事，巡抚是一省之长。总督有兼巡抚的，也有一些行省不设总督，就视巡抚如总督。其属僚有二：布政使司分管财赋与人事，按察使司专执刑名。清初，改福建承宣布政使司为省，置闽浙总督，辖有府九、直隶州二，厅、县六十二。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收复台湾后，在台改承天府为台湾府，也属福建省；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另行建省，才与福建分治。
另外，元设行省，省辖路，路统府，府领州、县，州有属县。但也有府、州不隶路，而直属于省，称直隶府、州；路、府、州也有不领县的。路分上、下二等，依户口划分，十万户以上为上，不足者为下，只有要冲之地例外。路置达鲁花赤（意为“长官”）一员，总管一员；达鲁花赤多由蒙古人担任。府、州、县也按户口的多寡，定为上、中、下三等，置达鲁花赤和知府、知州、知县各一员。
明初改路为府，府分三等；分等不按户口的多寡，而依纳粮数量。州分直隶州、属州（也称散州）二类。直隶州直属布政使司，与府同级；属州隶府，视县。
清设府、厅、州、县。州分直隶州、属州二类。直隶州视府，为二级政区；属州视县，与县同为三级政区。此时属州不领县，与明有别。厅为创新的制度。厅本为府的派遣机构，府置知府，又设同知、通判作为知府的属僚，一般同驻一地；边境地区府的辖境较大，就派同知或通判前往治理，驻地即称厅。厅多数设在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地带，也有设在内地情况比较特殊的地方。厅也分直隶厅与散厅二类，前者视府，后者视县。此外，又有道的建制，乃属监察区。福建有道四：宁福道驻福州，辖福州、福宁二府；延建邵道驻南平，辖延平、建宁、邵武三府；汀漳龙道驻漳州，辖汀州、漳州二府与龙岩直隶州；兴泉永道驻厦门，辖兴化、泉州二府与永春直隶州。
下面先将福建历代政区的设置列出简表，每表取一统一年代，以示各个朝代政区设置的概况，然后再以清的政区为单位，追述各地府、州、郡、县建置的沿革（①清以后的政区设置与变化，详见《福建省志•民政志》。）。
二、福建府州郡县建置沿革
福州府
《禹贡》为扬州之域，周属七闽地。秦属闽中郡。汉初，无诸受封闽越王，在此建都。元封初，平闽越，汉廷即设东部候官于此，驻兵看守，隶属会稽郡东部都尉；东部候官也兼县官职能，因机构设置在冶，故时人也称东部候官为冶县或东冶县。东汉末改属南部都尉。三国吴为建安郡地，时置候官县于此。晋太康三年（282年），始置晋安郡，属扬州；东晋改隶江州。宋、齐、梁因之。陈兼置闽州，寻废；又置丰州。隋平陈，郡废，改州曰泉州；大业初，复曰闽州；大业三年（607年），改为建安郡。唐武德六年（623年），仍曰泉州；景云二年（711年），改为闽州（并置中都督府，督闽、建、泉、漳、潮五州）；开元十三年（725年），改曰福州（①见《丰州、闽州、泉州与武荣州沿革考》。）（依旧都督府，二十一年置经略使，改督福、建、汀、泉四州）；天宝初，曰长乐郡；乾元初，复为福州（改经略使为都防御使兼宁海军使，元和六年废，又置福建观察使，领福、建、泉、漳、汀五州；乾宁四年，升为威武军节度使，以授王潮）。五代时，王氏据有其地，升为长乐府，后仍旧为福州。后梁贞明六年（920年），升为大都督府；后唐天成元年（926年），王延翰建闽国；后唐长兴四年（933年），王延钧升为长乐府；晋开运二年（945年），王延政号为南都，也作东都；三年，属南唐，明年属吴越，仍曰福州威武军；周广顺初，改曰彰武军。宋仍为福州（亦曰长乐郡威武军），为福建路治；景炎初，升福安府。元改福州路，为福建道宣慰司、福建行省治。明初，改福州府，为福建布政使司治。清仍曰福州府，为福建省治，领县十、厅一。
闽县 附郭，治府东偏。汉初为闽越王都，后置东部候官（俗称冶县或东冶县）于此，属会稽郡东部都尉。东汉建安年间，改置为候官县，改隶会稽郡南部都尉。三国吴属建安郡。晋为晋安郡治。宋、齐、梁、陈因之。隋合并候官、原丰二县，改置闽县，为建安郡治。唐为福州治。五代初，改名长乐，旋为闽县。宋、元、明、清仍为福州之州、路、府治。民国2年（1913年），与侯官合并，改称闽侯。
候官 附郭，治府西偏。汉武帝平闽越，在今福州设置东部候官驻兵看守，俗称冶县（②见《冶、东冶与东部侯国考》。）。东汉末，改置为候官县。隋平陈，合并候官、原丰为闽县。唐武德六年（623年）复，移治于今闽侯县东南上街镇候官，八年省；长安二年（702年）又置；贞元五年（789年），受洪水漂没，迁入州郭内，始与闽县同为附郭县。五代唐长兴四年（933年），改名闽兴，清泰二年（935年）复旧。民国2年（1913年），与闽县合并，改称闽侯，治所仍在福州市内。
长乐 本闽县地，唐武德六年（623年），于今长乐市东南古槐分置新宁，旋改长乐，属福州。元和三年（808年），省入福唐，五年复。上元元年（674年），移置六平山吴航头，即今长乐市治。五代梁乾化元年（911年），改名安昌；唐同光初复旧；长兴四年，又因候官更名闽兴，遂以长乐为候官县，三年后复故名。自后因之。
福清 唐圣历二年（699年），析长乐县置万安，因乡为名，治所在今福清市，属福州。天宝元年（742年），改曰福唐。五代梁开平二年（908年），更名永昌，同光元年（923年）复旧；长兴四年，始改称福清。元元贞元年（1295年），升为州，仍属福州路。洪武二年（1369年）复为县。清因之。
连江 唐武德六年（623年），分闽县地置温麻县，治所在今霞浦县南古县，即晋之温麻县故治，属福州；旋迁连江之北白沙，因江改名连江县，仍属福州；天宝元年（742年）移今所。元属福州路，明清隶属福州府（①参见《长溪县考》。）。
罗源 本连江县地，唐大中元年（847年），观察使韦岫割连江一乡置罗源场。五代闽龙启元年（933年）升为县，属福州。宋天禧五年（1021年），避皇太子讳，改名永昌；乾兴元年（1022年），复以其溪之名改曰罗源县。自后因之。梁克家《三山志》卷一：“初治水陆寺西双溪之间，地庳潦，官物陷溺，……（庆历八年）乃移今治于旧县东北”。兹查《嘉庆重修一统志》福州府古迹永贞废县，载曰：“在罗源县南”；又引邑人陈祚《罗源县记略》“旧治在今水陆寺西隅，界双溪之间，水潦时至，庆历八年（1048年），迁于戴坑，……即今治也”。按《嘉庆重修一统志》福州府寺观谓有圣水寺，在罗源县南莲花山下，绍兴中建，疑即是。
古田 山洞深邃，前为土豪所据，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开山洞置县，因古昔田亩垦辟而居，故名，属福州。初治在今县东北，现已为水库所淹没；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迁今县南水口镇；端拱元年（988年）复旧，至清相沿不改。
屏南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割古田县北境双溪地置，治所在今屏南县东北双溪镇，属福州府。
闽清 唐候官县地，五代梁乾化元年（911年），王氏于梅溪场置县，寻改闽清县，属福州，治所同今。宋因之。元属福州路，明清属福州府（②见《梅溪置县考》。）。
永福 唐为候官、尤溪二县地，因置于永泰二年（766年），遂以年号为名，属福州。宋崇宁初，避哲宗陵讳，改名永福。民国3年（1914年）复旧。《古今图书集成》福州府公署考：“永福县治，在磨笄山南，县建于宋初，宋末毁于兵，元至元间重建，明洪武初又毁，其后相继修之，明末毁于寇”。兹查志书，未见治所迁徙记载，当同今永泰县。
平潭厅 嘉庆三年（1798年）分福清县地置，治所在今潭城镇，属福州府。民国2年（1913年），废厅改县。
废县二：
原丰 晋太康三年（282年），省建安典船校尉立，治所在今福州市，属晋安郡。隋平陈，合并候官、原丰为闽县。
怀安 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析闽县敦业等九乡置，属福州。《太平寰宇记》卷100福州怀安县：“西北四十五里”。《读史方舆纪要》卷96福州府怀安废县：“初治芋源江北三十里，咸平二年（999年），移治石岊，广故驿为县治，东南去州城二十五里。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迁于县西，寻复故。明朝洪武十二年（1379年），移入郭内。万历八年（1580年），并入候官县”。按今福州市西北有“淮安”，去其州城约二十五里，当是咸平间所迁之治；而太平兴国所设的县治，则当在今福州市西北四十五里。
兴化府
《禹贡》为扬州之域，周属七闽地。秦属闽中郡。汉初属闽越国；武帝平闽越，为东部候官（俗称冶县）地。三国吴置东安县，属东安县地。晋为晋安县地。自后因之。隋开皇九年（589年），析南安县地置莆田县，治今莆田市，属泉州，寻废。唐武德五年（622年）复，仍治莆田市，属丰州，寻属泉州。五代因之。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析游洋洞地置兴化县，并建太平军于游洋地，寻改兴化军，以兴化县为军治；八年，因游洋地不当要冲，移军治于莆田，属福建路。元改为兴化路，属福建道宣慰司，后隶福建行省。明洪武初，改为兴化府，属福建布政使司。清因之，隶属福建省，领县二。
莆田 汉属东部候官（俗称冶县）地。三国吴为东安县地。晋以后为晋安县地。隋开皇九年，分置莆田县；大业初，废入南安县。唐武德五年（622年）复，属丰州，寻属泉州，治所仍在今莆田市。五代因之。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改属兴化军；八年，移军治焉。元为兴化路治。明为兴化府治。清因之（①见《莆田与莆口考》。）。
仙游 唐圣历二年（699年），分莆田县西界置清源县，属武荣州，寻属泉州；天宝元年（742年），又以县西有仙游山，改名仙游。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改属兴化军。元属兴化路。明清隶属兴化府。（元和郡县志〉卷29载，泉州仙游县：旧治县北十五里，天宝元年“移于今理”。按今仙游县西北金奎乡有城隍庙，离县十余里，地势开阔而平坦，盖清源县旧当治此；至天宝元年，始移今治。
废县一：
兴化 本莆田等县地。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陈洪进纳土；四年，太宗阅游洋图志，念游洋洞地险，欲以德化之，乃即其地析置兴化县，并建太平军于此，寻改兴化军，治所在今仙游县东北古邑。元皇庆二年（1313年），迁兴化县于广业里湘溪，治所在今莆田县北新县镇。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废，析长乐、武化二乡六里入莆田，余为仙游地。
泉州府
《禹贡》为扬州之域，周属七闽地。秦属闽中郡。汉初属闽越国；武帝平闽越，为东部候官（俗称冶县）地。三国吴分候官县地置东安县，治所在今南安市东丰州，隶建安郡。晋改曰晋安，改属晋安郡。宋、齐因之。梁置梁安郡（②见《梁安郡考》。），治晋安县。陈改梁安为南安郡。隋平陈后郡废，改晋安为南安县，仍治今之丰州，改属建安郡。唐武德六年（623年），分置丰州、泉州与建州，丰州治南安、泉州治闽县、建州治建安；贞观元年（627年），复并丰州入泉州；圣历二年（699年），又置武荣州，治南安县，旋迁州治于今泉州市，三年废，复属泉州；久视元年（700年）复；迄景云二年（711年），改泉州为闽州，遂更武荣州为泉州（①见《丰州、闽州、泉州与武荣州沿革考》。）；天宝初改州为郡，名曰清源；乾元初，复为泉州，先后隶属福建经略使、福建观察使等。五代初属王闽；晋开运中属南唐，置清源军节度使。宋仍为泉州，属福建路。元改泉州路，属福建道宣慰司，后隶福建行省。明初改为泉州府，属福建布政使司。清因之，属福建省，领县五、厅二。
晋江 本南安县地，唐开元八年（720年）（一作六年），析为泉州治，因县南有晋江而得名，治所在今泉州市。五代、宋因之。元为泉州路治。明、清为泉州府治。
南安 三国吴永安三年（260年），分候官县地置东安县，治所在今南安市东丰州，属建安郡。晋改曰晋安，属晋安郡。梁设梁安郡，治此。陈改梁安为南安郡，仍为郡治。隋废郡，县改名南安，改属建安郡。唐武德六年（623年），立丰州于此；贞观元年（627年）废州；圣历二年（699年），复置武荣州，仍治南安县；景云二年（711年），改州为泉州，移州治于今泉州市，仍属泉州。五代、宋因之。元属泉州路。明、清隶属泉州府。
惠安 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年），析晋江北乡地置，治所在今惠安县北古县，属泉州。元移至今治，属泉州路。明、清隶属泉州府（②见《惠安县迁治考》。）。
同安 晋太康三年（282年），分晋安县地置，治所当同今，隶属晋安郡；寻废，入晋安。唐贞元十九年（803年），复析南安县西南境四乡量大同场。五代闽升为同安县，治所同今，属泉州。设县时间有三说：《嘉庆重修一统志》泉州府古迹谓，在“福州伪命己亥岁”，即后晋天福四年（939年）；（读史方舆纪要〉卷99断为后唐天成四年（929年）；吴锡璜《同安县志》卷3大事记则称，设县于长兴三年（932年）。兹查《太平寰宇记》卷102，亦谓“福州伪命己亥岁，升为同安县”。元属泉州路。明、清隶属泉州府。
安溪 本南安县地，唐咸通五年置小溪场。南唐保大十三年（955年），升为清溪县，以溪水安流为义取名，治所同今，属泉州。宋宣和三年（1121年），睦州清溪洞盗起，恶其同名，改曰安溪，仍属泉州。元隶泉州路。明、清隶属泉州府。
厦门厅 在同安西南海中，本曰嘉禾屿，亦称鹭门。明万历间筑城，徙永宁卫中左所戍此，为漳州月港门户，时江浙商人常至此。因闽南话之“鹭门”与江浙话之“厦门”音近，至是遂有“厦门”二字见于记载，而沿用至今。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郑成功于此置思明州，康熙十九年（1680年）废；二十五年，又以泉州府同知分防设厅。民国元年（1912年）厅废，改设思明县。
马巷厅 本同安县地，乾隆四十年（1775年）析置，驻马家巷，即今同安区东南马巷。民国元年（1912年），废入同安县。
漳州府
《禹贡》为扬州之域，周属七闽地。秦属闽中郡。汉初属闽越国与南越国地；武帝平闽越，属会稽、南海二郡地。三国吴属晋安、绥安二县地，分隶晋安、义安二郡。南朝梁属龙溪、兰水、绥安三县地，分隶梁安、义安二郡。隋废绥安入龙溪，为龙溪县地，属建安郡。
唐垂拱二年（686年），陈元光平潮州寇，割泉州西南境置漳州，初治漳水北（在今云霄县北西林村），以水为名；后苦瘴疠，开元四年（716年）移就李澳川，即今漳浦县治，属福建经略使，二十二年，改隶岭南道经略使；天宝元年（742年），改州为郡，名曰漳浦，还属福建；十年，又隶岭南；乾元元年（758年），复曰漳州；上元初，还隶福建（①参见《福建未属岭南道》。）；贞元元年（785年），柳少安为刺史，按部至龙溪，以今漳州“大江南旋而东注”，地势险要，又移州治于今漳州市（②见《漳州迁治考》。）。五代初，属王闽；后属南唐，改曰南州，常为泉州支郡。宋复曰漳州，属福建路。元曰漳州路，隶属福建道宣慰司，后属福建行省。明初改曰漳州府，属福建布政使司。清仍为府，隶属福建省，领县七、厅一。
龙溪 本晋安县地，梁大同六年（540年，一说天监中）置，因有九龙戏于九龙溪而得名，治今龙海市西颜厝，属梁安郡。陈属南安郡。隋属建安郡。唐初属泉州；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割属漳州；贞元元年（785年）移入州郭内，始为州治。五代、宋因之。元为漳州路治。明、清为漳州府治。
漳浦 本绥安县，治今云霄县北西林村。隋并绥安入龙溪，为龙溪县地。唐垂拱二年（686年），复析龙溪县地于此置漳浦县，为漳州治，以漳水为名；开元四年（716年），因地多瘴，移就李澳川，即今漳浦县治，仍为州治所；贞元元年（785年），州徙龙溪，为属县。五代、宋因之。元属漳州路。明、清隶属漳州府。
海澄 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议割龙溪、漳浦二县地置县，事闻，赐名海澄；隆庆元年（1567年），始设县治，治所在今龙海市东南海澄镇，属漳州府。清因之。
南靖 本龙溪、漳浦、龙岩三县地，元至治元年（1321年），以其地险远，难以控驭，析置南胜县，治今平和县东南南胜。顺帝至元三年（1337年），徙治小溪琯山之阳，即今平和县东北旧县；至正十六年（1356年），以地僻多瘴，又徙双溪之北，治所在今南靖县东靖城，改名南靖，属漳州路。明、清属漳州府。
长泰 本南安县地，唐乾符三年（876年），邑长张思进为便输纳，析大同场西界六里置武德场；文德元年（888年），改名武胜；寻更名武安。五代南唐升为长泰县，治所同今，属泉州。宋太平兴国五年，以去泉州三百余里，期会征输不便，割隶漳州。元属漳州路。明、清隶属漳州府。
按长泰升县时间，《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谓在南唐保大十三年（955年）；黄子信〈长泰东溪路记》谓在保大十四年（956年）；而《八闽通志》、《闽书》，又称保大元年（943年）。兹以保大元年闽地未归南唐研判，元年一说当误；现据蔡元璋《历官题名记》推算，应以十三年为是。
平和 唐为龙溪、漳浦、龙岩三县地。元初为南胜县地，至正后为南靖县地。明正德十四年，析南靖、漳浦二县地置，治所在今平和县西南九峰，属漳州府。清因之。
诏安 本漳浦县地，宋为南诏场。明嘉靖九年置县，治所同今，属漳州府。清因之。
云霄厅 清嘉庆三年（1798年），析漳浦、诏安、平和三县地置，治所同今云霄县，属漳州府。民国2年，废厅改县。
废县三：
绥安 本汉揭阳县地，晋义熙九年（413年）置，治所当在今云霄县北西林村，属义安郡。南朝齐尝为义安郡治；梁、陈复为义安郡属县。隋开皇十二年（592年），并入龙溪县。
兰水 梁置，属梁安郡。隋开皇十二年（592年），并入龙溪县。《读史方舆纪要》卷99漳州府龙溪县九龙江条：“又南溪，在府城南。溪有二源，本曰双溪，自南靖县合流，……或以为即古之兰水，梁所取以名县者”。按1981年《南靖县地名录≥云：今南靖县东北靖城古称“兰”，或谓“兰陵”，盖因地处丘陵，且产兰花，故以名县。据此，兰水废县或当在今靖城。
怀恩 唐垂拱二年（686年）置，属漳州；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因瘟疫流行，人口逃散，废为镇。1982年《诏安县地名录》云：今诏安县西门内帝君庙巷壁上古石刻有“怀恩古井”四字，系1300年前置怀恩县所凿。据此，怀恩废县治所或当在今诏安县城内。
延平府
《禹贡》为扬州之域，周属七闽地。秦属闽中郡。汉初属闽越国；武帝平闽越，为会稽郡东部都尉东部候官（俗称冶县）地。后汉建安初，析东部候官北乡地置南平县，治所在今南平市，属会稽郡南部都尉。三国吴属建安郡。晋太康初，改名延平，仍属建安郡。刘宋废，为晋安郡地。隋属建安郡地。唐为福、建、汀三州地。五代时，王审知置延平镇，王延翰更曰永平镇；既而王延政僭号，升镇为龙津县，兼置镡州；南唐取谭州，改为剑州，又改龙津为剑浦县。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改剑州为南剑州，仍治剑浦，属福建路。元大德六年（1302年），更名延平路，属福建道宣慰司；后属福建行省。明初改为延平府，属福建布政使司。清仍旧，属福建省，领县六。
南平 本东部候官北乡地，后汉建安初析置，治所在今南平市，属会稽郡南部都尉。三国吴属建安郡。晋太康初改名延平，仍属建安郡。刘宋废。五代时，王审知置延平镇；王延翰更曰永平镇；王延政建殷国，升为龙津县，兼置镡州；南唐取镡州，改剑州，而改龙津为剑浦县，复增延平县，寻废。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改剑州为南剑州，仍为州治。元大德六年（1302年），复改剑浦为南平县。明、清因之。元为延平路治；明、清为延平府治。
顺昌 本将乐县地，唐贞观三年（629年），析置浆水场；景福二年，改称永顺场；五代闽龙启元年（933年），升为顺昌县，治所同今，属建州；保大三年（945年），改属剑州。宋属南剑州。元属延平路。明、清隶属延平府。
将乐 三国吴永安三年（260年），分建安县校乡置，治所同今将乐县，属建安郡。隋省入邵武县。唐武德五年（622年），又析邵武县地置，治所同今，属抚州，七年废入邵武县；垂拱四年（688年），复分邵武、绥城故县地置，元和三年（808年）并入邵武、建安二县；五年复，属建州。五代后晋天福八年（943年），王延政升为镛州；开运三年（946年），仍为将乐县，属建州。宋属南剑州。元属延平路。明、清隶属延平府。
沙县 晋延平县地，太元四年（379年）置戍，谓之沙戍；义熙中，升为沙村县，治今县东古县，属建安郡。宋、齐因之，隋废。唐武德四年（621年）复，改名沙县，因沙丘以为名，隶建州，寻入建安；永徽六年（655年）又置；大历十二年（777年，一作开元二十三年）割属汀州；中和四年（884年）移今治。南唐改属剑州。宋属南剑州。元属延平路。明、清隶属延平府。
尤溪 本晋延平县山洞地，后为沙村县地。唐初又为山洞地；开元二十二年（734年），经略使唐修忠以书招谕其民，酋长高伏请以千户入版籍，二十九年置县，以洲多尤姓，故名溪，又以名县，治所同今，属福州。五代南唐割属剑州。宋属南剑州。元属延平路。明、清隶属延平府。
永安 唐为沙县、尤溪二县地，宋置浮流寨，明置千户所；景泰三年（1452年），割沙县九都、尤溪四都，置县于今永安市，隶延平府。清因之。
建宁府
《禹贡》为扬州之域，周属七闽地。秦属闽中郡。汉初属闽越国；武帝平闽越与东越，为会稽郡东部都尉东部候官（俗称冶县）地。汉献帝建安八年，贺齐进兵闽地，分立南部都尉于今建瓯市东南三里故府城，以领东部候官地。三国吴永安三年（260年），改置建安郡，治今建瓯市西南覆船山下，属扬州。东晋改属江州。刘宋元嘉初，迁黄华山下。梁末毁，移治溪西，改属东扬州。陈又徙覆船山北，隶属丰州。隋废入建安郡（治今福州市）。唐武德四年（621年），复置建州，治建安县，在今建瓯市东北黄华山下，后筑城，包入城内；天宝初，曰建安郡；乾元初，复为建州。五代属王闽，置镇武军节度使于此；天福八年（943年），王延政据州称殷国；开运三年（946年）属南唐，改军号为永安，寻改忠义军。宋仍曰建州，属福建路；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以孝宗潜邸之故，升州为府，改名建宁，仍属福建路。元改建宁路，属福建道宣慰司；后属福建行省。明为建宁府，属福建布政使司。清因之，属福建省，领县七。
建安 本东部候官北乡地，汉建安初置，治今建瓯市东北黄华山下，属会稽郡南部都尉。三国吴改属建安郡。自后因之。隋省建安郡，属泉州。唐为建州治。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为建宁府治。元为建宁路治。明、清为建宁府治（①见《建安•瓯宁二县沿革、治所考》。）。
瓯宁 本建安、建阳、浦城三县地，宋治平三年（1066年）置，治今建瓯市，属建州，熙宁间省；元祐四年，复分建安县地之半立，仍属建州；后改隶建宁府。元为建宁路治。明、清为建宁府治。
建阳 汉建安十年（205年），吴析建安桐乡置建平县，治今建阳市东南三桂里，属建安郡。晋太元中改名建阳，移治市东北建忠里。隋省入建安县。唐武德四年（621年）复，八年废；垂拱四年（688年）又设，移于大潭城，即今治，属建州。宋景定元年（1260年），以县生嘉禾，改名嘉禾县，属建宁府。元复旧属建宁路。明、清隶属建宁府。
崇安 本建阳县地，王闽时，邑人彭汉请以新丰乡为温岭镇，南唐保大九年（951年），改为崇安场，宋淳化五年（994年）升县，治所即今武夷山市，属建州，后属建宁府。元属建宁路。明、清隶属建宁府。
浦城 汉献帝建安中，分东部候官北乡置汉兴县，治今浦城县东北后阳，属会稽郡南部都尉。吴永安三年（260年），改名吴兴，属建安郡。隋省入建安县。唐武德四年（621年）复，更名唐兴，寻废；载初元年（689年）又置；天授二年（691年），改称武宁；神龙元年（705年），复曰唐兴；天宝元年（742年），始名浦城，移今治，属建州。宋属建州，后属建宁府。元属建宁路。明、清隶属建宁府。
松溪 本建安县地，晋置东平县，治今松溪县东北旧县，属建安郡。刘宋废。五代闽又立松源镇于此；后周广顺元年（951年），南唐升为松源县，属建州。宋开宝八年（975年），改名松溪，移今治，仍属建州。元属建宁路。明、清隶属建宁府（①见《东平、松源、松溪县治考》。）。
政和 本宁德县地，五代闽立关隶镇于今政和县东南镇前村，宋咸平三年（1000年）升为县，割属建州；政和五年（1115年），改名政和，移今治，后属建宁府。元属建宁路。明、清隶属建宁府。
邵武府
《禹贡》为扬州之域，周属七闽地。秦属闽中郡。汉初属闽越国；武帝平闽越，为会稽郡东部都尉东部候官（俗称冶县）地。后汉末，为建安县地。三国吴永安三年（260年），置昭武县，治今邵武市东故县，属建安郡。晋太康三年（282年），改为邵武，仍属建安郡。隋开皇九年（589年）废，十二年复，属抚州；大业初属临川郡。唐属建州。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增置邵武军，治邵武县，移今邵武市，属福建路。元为邵武路，属福建道宣尉司；后属福建行省。明为邵武府，属福建布政使司。清因之，属福建省，领县四。
邵武 三国吴永安三年（260年），分建安县地置昭武县，以地处武夷山南得名，治今邵武市东故县，属建安郡。晋太康三年（282年），避司马昭讳，改名邵武；太宁元年（323年），又曰邵阳。刘宋元初元年（420年），复称邵武，仍属建安郡。隋开皇九年（589年）废，十二年复，属抚州；大业初属临川郡。唐属建州。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移今邵武市，为邵武军治。元为邵武路治。明、清为邵武府治。
光泽 唐武德七年（624年），分邵武县北乡地置阳宁镇；五代后周广顺初，南唐改名财演，属建州。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升为光泽县，以光泽乡为名，治所同今，改属邵武军。元属邵武路。明、清隶属邵武府。
建宁 吴永安三年（260年），分邵武县地置绥安县，治今建宁县西里心，属建安郡。晋义熙元年（405年），改曰绥城（也作绥成）。隋开皇初，省入邵武县。唐武德四年（621年）复，移治建宁县西南三里，属建州；贞观三年（629年）省；乾符二年（875年），又分绥城故地置黄连镇于唐故绥城县治；五年，为表陈岩功，乃改黄连镇为义宁军，并移军治于晋绥城故治，即今建宁县西里心。南唐罢为永安镇，又改永安场。至宋建隆元年（960年），升为建宁县，移今治；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改属邵武军。元属邵武路。明、清隶属邵武府（②见《绥安县、绥城县、建宁县、义宁军与黄连、永安二镇治所考》。）。
泰宁 本绥城县地，后属将乐。乾符二年（875年），析置归化镇于今泰宁县；南唐保大元年（943年）改为场；中兴元年（958年）升县，属建州。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改属邵武军；元祐元年（1086年），始名泰宁。元属邵武路。明、清隶属邵武府。
汀州府
《禹贡》为扬州之域，周属七闽地。秦属闽中郡。汉初属闽越国；武帝平闽越，为会稽郡东部都尉东部候官（俗称冶县）地。后汉末，为会稽郡南部都尉地。三国吴为建安郡地。晋置新罗县，治今长汀县北东坊口，改属晋安郡。刘宋废。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始开福、抚二州山洞置汀州，因长汀溪以为名，治晋新罗废县；天宝元年（742年），改临汀郡；乾元初，复曰汀州；大历间，移治白石乡，即今长汀县（①见《汀州与新罗、杂罗、长汀三县考》。）。五代属王闽；寻属南唐（②见《汀州“后改南州”考》。）。宋属福建路。元改汀州路，属福建道宣慰司，后属福建行省。明曰汀州府，属福建布政使司。清因之，属福建省，领县八。
长汀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置，治白石，即今长汀县；大历间，移汀州治此。五代、宋因之。元为汀州路治。明、清为汀州府治。
宁化 唐乾封二年（667年），以黄连峒置黄连镇；开元十三年（725年），因有居民罗令纪之请，升为县，以地产黄连而名，治今宁化县东五里，属建州；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割属汀州；天宝元年（742年）改今名。五代后唐同光三年（925年）迁竹篠窝，即今治。宋属汀州。元属汀州路。明、清隶属汀州府。
清流 本长汀、宁化二县地，一说置于宋元符元年（1098年），一说置于元祐初，以宁化清流驿（即今清流县）为县治，属汀州；绍定中废。元复置，属汀州路。明、清隶属汀州府。
归 化本清流镇巡司，地处将乐、沙县、宁化三县之交，成化六年（1470年），以其地旷远，民难治，乃析四县地置县，治今明溪县，属汀州府。清因之。
连城 本长汀县地，宋元符间置莲城堡；绍兴三年（1133年），升为莲城县，治所同今连城县，属汀州。元至正六年（1346年），因讨平“草贼”罗天麟，改莲为连，取去草之义，属汀州路。明、清隶属汀州府。
上抗 唐大历四年（769年），析龙岩县湖雷、下堡置上杭场，其地在今永定县东北湖雷；南唐保大十三年（955年），场徙艺梓堡，在今永定县东北高陂北山。宋淳化五年（994年），升为上杭县，属汀州；至道二年（996年），移治鱉沙，即今上杭县东北白沙；咸平二年（999年），又迁语口市，即今上杭县北旧县；天圣五年（1027年），复徙钟療场，即今上杭县西北中寮；其地坑冶大发，商旅辐辏；乾道三年（1167年），又迁郭坊，是为今治。元属汀州路。明、清隶属汀州府。
武平 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置南安、武平二镇，隶长汀县。五代南唐保大四年（946年），并二镇为武平场。宋淳化五年（994年）升为县，析长汀县西南境属之，治今武平县，仍隶汀州。元属汀州路。明、清隶属汀州府。
永定 唐为龙岩县地，宋为上杭县地，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分置，治今永定县，属汀州府。清因之。
福宁府
《禹贡》为扬州之域，周属七闽地。秦属闽中郡。汉初属闽越国；武帝平闽越，为会稽郡东部都尉东部候官（俗称冶县）地。后汉建安末，为会稽郡南部都尉地。三国吴析候官县地置温麻船屯于今霞浦县南古县，又在福安市南罗江设立罗江县，为建安、临海二郡地。晋武帝时，升温麻船屯为温麻县，罗江度属晋安郡，为晋安郡地。南朝齐之后，省罗江；隋又废温麻入闽县，属建安郡。唐武德六年（623年），复置温麻县于今霞浦县南古县，旋迁连江，改名连江县；长安二年（702年），又在霞浦县南古县置温麻县；天宝元年（742年），移治霞浦，改名长溪（①参见《长溪县考》。），属长乐郡；乾元初，属福州。五代、宋因之。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升为福宁州，属福州路。明初降为县；成化九年（1473年），复升为州，直隶福建布政使司。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升府，属福建省，领县五。
霞浦 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升福宁直隶州为福宁府，增置霞浦为倚郭县，治所同今。
福鼎 清乾隆四年（1739年），析霞浦县置，治所同今，属福宁府。
福安 宋宝庆元年（1225年），长溪县令范夔以县西北乡去治辽远，难于制驭，议析为县，择韩阳坂为县治，不果；淳祐四年（1244年），邑人重申前议，请于朝，许之；明年，乃析长溪县西北乡于今福安市韩阳镇置，赐名“福安”，盖以“赐尔多福，以安一县”为名，属福州。元属福宁州。明属福宁直隶州。清属福宁府。
宁德 本长溪、古田二县地。唐开成中，于今宁德市置感德场；五代后唐长兴四年（933年），王闽升为宁德县，隶长乐府。元属福州路福宁州。明属福宁直隶州。清属福宁府。
寿宁 明景泰六年（1455年），析政和、福安二县地置，治所同今，属建宁府。清改属福宁府。
废县一：
罗江 三国吴置，治所当在今福安市南罗江，属临海郡。晋属晋安郡。盖废于南朝齐之后（②见《罗江县沿革、治所考》。）。
永春直隶州
《禹贡》为扬州之域，周属七闽地。秦属闽中郡。汉初属闽越国；武帝平闽越，为会稽郡东部都尉东部候官（俗称冶县）地。后汉末，属会稽郡南部都尉地。三国吴，属建安郡东安县地。晋属晋安郡晋安县地。唐长庆二年（822年），析南安县西界两乡在今永春县西桃场置桃林场。五代长兴四年（933年），王延钧升为桃源县，属泉州；后晋天福三年（938年），改名永春。宋开宝二年（969年），移今治，仍属泉州。元属泉州路。明属泉州府。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升永春直隶州，直属福建省，领县二。
德化 本福州永泰县地，唐贞元中，析置归德场于今德化县治；五代长兴四年（933年），王闽升为德化县，属福州；后汉乾祐二年（949年），改隶泉州。宋因之。元属泉州路。明属泉州府。清属永春直隶州。
大田 本尤溪县地，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析尤溪、永安、漳平、德化四县地置，治大田里，即今大田县治，因里为名，属延平府。清属永春直隶州。
龙岩直隶州
《禹贡》为扬州之域，周属七闽地。秦属闽中郡。汉初属闽越国；武帝平闽越，为会稽郡东部都尉东部候官（俗称冶县）地。后汉末，属会稽郡南部都尉地。三国吴属建安郡地。晋属晋安郡新罗县地。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开山洞，置杂罗县，治今龙岩市，属汀州；天宝元年（742年），改名龙岩；大历十二年（777年），割属漳州（①见《汀州与新罗、杂罗、长汀三县考》。**考证意见为作者林汀水先生学术观点。）。五代、宋因之。元属漳州路。明属漳州府。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升为龙岩直隶州，直属福建省，领县二。
漳平 明成化七年（1471年），析龙岩县地置，治所同今漳平市，属漳州府。清割属龙岩直隶州。
宁洋 明隆庆元年（1567年），分龙岩、永安、大田三县地置，治今漳平市北双洋，属漳州府。清改属龙岩直隶州。
三、考证**
（一）闽中郡考
秦统一六国，废分封，推行郡县制。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分天下为三六郡”（②《史记•秦始皇本纪》。）。但司马迁未实指分设哪些郡。300年来，学者言秦郡者数十家，莫衷一是。其先，钱大昕执泥于“班志”，乃从志中考出其郡目（③《潜研堂文集》秦四十郡辨、秦三十六郡考、答谈阶平书、《廿二史考异》等。）。此说置“史”、“汉”纪传于不顾，很难令人信服。后经全祖望用功疏理，所得綦多，惟仅限于初并天下时的制度（④《汉书地理志稽疑》。）。于是，王国维推而广之，及于兼并后的增设，遂得四十八郡（⑤《观堂集林》卷12秦郡考。）。今据谭其骧先生所作的考证，名见《汉志》，核实当为初并天下之郡者，凡三十二；另有四郡见于《史记》纪、传等，合计三十六，此即《始皇本纪》中“分天下为三十六郡”的郡。其后，郡仍有析置，“秦一代建郡之于史有征者四十六”，鄣郡、庐江二郡可能也是秦郡（⑥《长小集》上册秦郡新考。）。
按《史记•东越列传》谓秦设闽中郡，后人提出疑议者不多。但设郡时间与郡的性质各家持说不一，至今未能定论。钱氏大昕认为，始皇置郡闽中，太史公有明文，“但其初虽有郡名，仍令其君长治之，如后世羁縻州之类”（①《潜研堂文集》秦四十郡辨、秦三十六郡考、答谈阶平书、《廿二史考异》等。）。其意为：闽中置郡虽早，却有别内郡，系属羁縻性质的郡。刘师培则谓：“《始皇本纪》言，二十五年王翦南征百越，置会稽郡，是斯时只得会稽，未尝南得闽中诸郡”（②《左庵集》卷5。），即闽中应属后置，为内郡。王国维又称：“《东越列传》云：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者，皆越王勾践之后也。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而《始皇本纪》系降越君于二十五年，则闽中郡之置亦当在是年。《本纪》但书降越君，置会稽郡，文有所略也”（③《观堂集林》卷12秦郡考。）。兹就王说提出质疑。
《本纪》不提闽中一郡，但书降越君，置会稽郡，王氏断为“文有所略”。但秦兵征伐南越，《史记》对该地设郡大肆特书，不厌其烦地逐一罗列，并未加以省略。史文明确载道，秦兵征伐百越，在占会稽、陆梁地后，确在这些地区分设会稽、南海、桂林与象郡，惟独不书进兵闽中，也不言及在此置郡之事。可见纪中不提闽中是年（二十五年）设郡，应有其缘由，绝非如后人所说是“文有所略”，或出于记载上的疏漏。
秦一代秦兵未占闽中地，这是有史为证的。汉初贾捐之说过，秦之地“南不过闽越”（④《汉书•贾捐之传》。）。后刘安说，“闽越乃方外之地，……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没有城郭邑里，“得其地，不可郡、县也”（⑤《汉书•严助传》。）。田胁也云，闽中地“自秦时弃弗属”（⑥《汉书•严助传》。）。既是不属于秦，则秦又焉有其地？
诚然，刘邦诏书曾称：“故粤王亡诸奉粤祀，秦侵夺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⑦《汉书•高帝纪》。）。此似明言秦有闽中之地，然依史实，灭越者乃楚，时在战国之际。越亡国后，子孙四处疏散，各自为君长，互不统属，社稷早已不得血食。可见诏书所说，应是指始皇统一天下，占有越国会稽故地，不让越人复国，而非谓秦已经兼有闽中之地。
此外，对于《史记•东越列传》和《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载有闽中郡，笔者认为，按秦兼并天下，自以水德王，数以六为纪。二十六年废分封，颁行郡县制，盖时之置郡或仅三十五，为应符命，乃以会稽、闽中地相连，又都同属越王子孙散居处，遂将闽中虚设为郡，以充其数。正因闽中一郡纯属虚设，王翦南征百越，未曾占有其地，所以《本纪》谈到征伐置郡，只好但书会稽，而无从言及闽中置郡之事。由此而观，是钱大昕谓秦设置闽中郡，犹如后世羁縻州性质的郡，当较内郡之说为近是。
（二）会稽东、南二部都尉考
《汉书•地理志》会稽郡有西部都尉，治钱唐县，有南部都尉，治回浦县，而无东部都尉。《汉书•扬雄传》引扬雄语，有“东南一尉，西北一候”。所谓“东南一尉”孟康注曰：“会稽东部都尉也”。《太平御览》卷一七一、《太平寰宇记》卷九八引《汉志》，南部都尉也作东部都尉，且明确载道：“光武时，改回浦为章安县”；扬雄《解嘲》“东南一尉”，孟康注谓“会稽东部都尉”，即治于此。按《后汉书•顺帝纪》会稽郡有东部都尉，其他志书所云也都如是，无南部都尉。据此，是西汉早有东部都尉，而今所见《汉书》版本，其南部都尉当是东部都尉之伪。
西汉有东部都尉，无南部都尉，这从汉武灭闽越，不在闽越故地立郡县，只设东部候官（俗称冶县）于今福州市，也可略见其端倪（①详见林汀水《秦汉闽中地名考析二则》，《厦门大学学报》1991年3期。）。据志书记载，东部候官设于西汉，至东汉末尚且见载，几乎与东部都尉相始终；南部都尉则置于东汉末（②《三国志•吴书•贺齐传》。）。那时，东部候官系属东部都尉，故皆以“东部”为名（③王国维《后汉会稽郡东部候官考》、《汉会稽东部都尉治所考》，《观堂集林》卷12。）。直到贺齐进兵建安，并在建安设置南部都尉，东部候官始归南部都尉（④《三国志•吴书•贺齐传》。）。
按汉的都尉，通常是在都尉之前冠上东、西、南、北方位，以示区别。其时，会稽郡内的西部都尉治钱唐（在今杭州市西），东部都尉治回浦（在今临海市东），南部都尉治建安（在今建瓯市东南），各都尉按此相关位置的惯例命名；也因西汉会稽所设都尉是为东、西都尉，故至东汉末在今建瓯增设的都尉，才以南部为名。
东部都尉设于西汉，南部都尉至东汉末始立。到三国吴太平二年（256年），“以会稽东部为临海郡”；至永安三年（260年），“以会稽南部为建安郡”，二部都尉才都改置为郡（⑤《三国志•吴书•嗣主传第三》。）。
另是《三国志•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记有襥阳兴与朱育的对话。濮阳兴问：“吾闻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1年），以吴越地为会稽郡，治吴。汉封诸侯王，以何年复为郡，而分治于此？”朱育答道：“刘贾为荆王，贾为英布所杀，又以刘濞为吴王。景帝四年（前153年），濞反，诛，乃复为郡，治于吴。元鼎五年（前112年），除东越，因以其地为治，并属于此，而立东部都尉，后徙章安。阳朔元年（前24年），又徙治鄞，或有寇害，复徙句章。到永建四年（129年），刘府君上书，浙江之北以为吴郡，会稽还治山阴”。其中，朱育所云“因以其地为治”，王国维认为，“治”当作“冶”。接着遂加补充说，“郡国志”中会稽郡下载有东部侯国，乃东部候官之伪，“此实《汉书•地理志》之冶县也”，“余谓因此一名，得确知冶县为前汉会稽东部都尉治所。何则？候官者，都尉之属也。其候官或与都尉同治，或分治，……窃意武帝初置会稽东部都尉，本治冶县，如朱育之说；后徙回浦，尚留一候官于此，以其地为东部都尉下候官所治，故后汉时谓之东部候官”（⑥王国维《后汉会稽郡东部候官考》、《汉会稽东部都尉治所考》，《观堂集林》卷12。）。
按朱育对话，意在解答会稽复郡和分治山阴的时间问题，这与东部都尉治冶毫无关系，会话中何以会有这一题外之语？笔者认为，若将朱育的对话解为汉武除东越，曾在山阴先立东部都尉，以作会稽一郡的分治机构，让它分管越人的住地，似乎比较切题，且参东、西二部都尉相关的位置，定东部都尉于此，也较适宜。
（三）冶、东冶与东部侯国考
《汉书•地理志》会稽郡有冶县。《后汉书•郡国志》章安：“故冶，闽越地，光武更名”。
《郡国志》又曰，会稽郡有东部侯国。而见《后汉书•郑弘传》注引《谢承书》，有东部侯；（东夷列传）等有东冶县。由于史书记载文有错乱，学者曾经为此发表不少文章，其中尤以杨守敬《〈郡国志〉东冶、候官考》一文论证最详。（①见谭其骧主编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第一册。）
杨文认为，西汉有回浦，有冶县，二者并立，“是章安非冶县地甚明”。这一见识甚是。然以东汉有东冶，遂断《郡国志》章安县下应补东冶二字，注文应移东冶，从而得出光武时“更冶为东冶”的结论，却很难使人信服。因为杨文的推论，仅依“汉志”有冶县，“郡国志”无，而在东汉又见东冶的记载。这样推论不妥。如见《史记》，已有东冶，而冶一名又可见于《三国志》（②详见《蒋钦传》。）。这说明冶与东冶两汉时共存并用，二者并无严格的、特定的时间界限。所以“更名”一说不足为信，难以成立。
再是杨文指出，汉未封侯于今闽地，郡国志中所谓东部侯国，《谢承书》中所谓东部侯都是错误的。但杨文以《宋书•州郡志》所称候官“前汉无，后汉曰东候官”，并引《太康地志》“武帝名东冶，后改为东候官”为证，就说汉又分冶另立东候官县，且谓《三国志》中“东部候官”的“部”为衍字。笔者认为此说欠妥。
按钱氏大昕云，“东部侯国”四字乃“东部候官”之伪（③引自中华书局《后汉书》郡国志四校勘记。），王国维也曰，“东部候官”简称“东候官”，后又省略为“候官”（④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2《汉会稽东部都尉治所考》、《后汉会稽郡东部候官考》。）。这些说法甚是，应从其说。因见史书，秦末无诸参加反秦，有功，受封闽越王，都冶（或称东冶）。武帝时，余善举兵反汉，兵败国灭，其民被徙江淮，或遁山谷中（⑤见《史记•东越列传》、《宋书•州郡志》。），汉廷便设东部候官于冶都，驻兵看守（⑥《后汉书•郑弘传》注引（谢承书》。）。东部候官初为军事机构，武帝后，遁民颇出，乃令候官兼理民政，使它具有县官的职能，由是时人遂以为县。自是之后，《太康地志》直书为县，郡国志也以东部侯国（即东部候官）收编入表，作为县级政区单位处置。但是当时东部候官为新名，知名度不高，盖仅见于官方文书记载，时人出于习惯，仍以旧名称呼，于是，遂又出现冶和东冶的县名。直到东汉末，以东部候官分置建安、汉兴、建平、南平和候官五县，才使都尉属下的东部候官正式改置为县，并定名候官（⑦《三国志•贺齐传》等。）。若此，则建置沿革一目了然。不然，势必引出汉有东冶、东候官和冶三县，还有隶属东部都尉（后为南部都尉）统领的东部候官。这显然与史实不符。
由是，笔者认为：汉代只有东部候官之设，这个机构初为军事性质，后兼民政；自兼民政后，人们以县视之，遂因其名命县，或以驻地名称，直书为县。盖只东部候官为官方正式所定之名，其余都是俗称，一直到了东汉末，以东部候官改置为县，才名候官。
（四）再谈冶都、冶县、东部侯国与东部候官沿革、治所问题
有关冶都、冶县、东部侯国与东部候官问题，笔者在《冶、东冶与东部侯国考》一文中，已作若干考释。现就学术界目前尚存的一些歧见，作如下补述。
1.冶都、冶县、东部侯国与东部候官的由来和相互关系
《史记•东越列传》：“汉五年（前202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作“都冶”。《汉书•严助传》引苏林注，也明确载道：冶，“今名东冶”。是冶与东冶自当为一，冶乃东冶之简称。
《汉书•地理志》载，会稽郡有冶县。《宋书•州郡志》谓：“汉武帝世，闽越反，灭亡，徙其民于江淮间，虚其地。后有遁逃山谷者颇出，立为冶县”。《太平寰宇记》卷一，福州闽县：“汉（冶）县，以无诸所都，故此立县焉”。是汉之冶县设在无诸之冶都，并以冶名县。
《后汉书•郡国志》载，会稽郡有章安，有东部侯国，章安县下注曰：“故冶，闽越地，光武更名”；《东越列传》等也有东冶和东冶县；而见《郑弘传》注引《谢承书》，又有东部侯。
按《后汉书•郡国志》所载章安“故冶，闽越地，光武更名”，前人已经指出，文有错乱。笔者赞成这一说法。因为章安在西汉武帝前系属东瓯地，并非闽越之所有；迨至东瓯国灭后，于此所设之县乃为回浦，也非冶县（①李昉《太平御览》卷171州郡部台州条引郭璞注《山海经》：“今临海永宁县即东瓯”；又引《吴地记》：“乃以东瓯地为回浦县”；处州条引图经，也谓：“汉初为东瓯地，后以为回浦县，光武更名章安”。）。而冶和东冶这些县名，直到东汉光武帝后仍可见到记载，故谓章安“光武更名”，只能由其回浦，而不可能由其冶县所改（②详见《后汉书•东夷列传》、《三国志•蒋钦传》及上所引《太平御览》。）。
另是东部侯国与东部侯，按照王国维的考证，汉未封侯于今闽地，故当为东部候官之伪，简称“东候官”，后又省略为“候官”（③《观堂集林》卷12《汉会稽东部都尉治所考》、《后汉会稽郡东部候官考》。）。此说则当可信。因见史书记载，武帝时，余善举兵反汉，兵败国灭，其民被徙江淮间，汉廷就在闽越故都冶设一东部候官，驻兵看守（④《后汉书•郑弘传》注引《谢承书》：郑弘曾祖父少子武帝时曾任会稽郡东部候官。）。东部候官初为军事机构，武帝后，未被迁徙江淮的遁民纷纷复出，乃令候官兼理民政，管理这些遁民；候官遂具有县官的职能，所以“郡国志”才将东部候官收编入表，作为县级政区单位处置；“汉志”则因候官设治于冶，而以冶名县，又因冶也称为东冶，所以又有东冶县名的出现。
由上可见，“郡国志”的章安“故冶，闽越地，光武更名”，注文应移于东部候官后。而志书作此注释，又当有其故，即东部候官乃官方正式所定之名，冶或东冶作为县名只属俗称，其实已经成为历史地名，系指闽越故都之冶而言。正因如是，《晋书•地理志》遂有下面之言：“及武帝灭，徙其人，名为东冶，又更名东城”，即把东冶的名称改为东部候官城（由此记载也可看出，郡国志的“光武更名”，实当“武帝更名”之误写）。
汉代只设东部候官，冶或东冶作为县名，只属俗称，是有其根据的。《旧唐书•地理志》载：“武帝诛东越，徙其人于江淮，空其地。其逃亡者，自立为冶县”。冶县既是民之所“自立”，且立于故都冶，即东部候官所在地，不是政府正式建置的机构，作为县名，应是俗称。正因如是，故至东汉末分设的建安、汉兴二县，有些志书遂谓是分东候官（即东部候官）之北乡立，而不称是分冶之地置（⑤详见《太平御览〉卷171、《太平寰宇记〉卷101、《读史方舆纪要》卷97。）。倘若汉有冶县的正式设置，志书就不会有此之言；且东汉末所设之候官县，治所是在福州，即时东部候官所在地，要是汉至三国有冶或东冶县的正式机构，且都同治福州，则此候官县就应属增设，或由冶或东冶改置。如属改置，不以旧县之名名县，而偏要改用候官这一职官名称名县，显然不合情理。显而易见，当是分设候官诸县而除东部候官时，为与过去的东部候官这一军事机构相互区别（或为省称），才将东部候官改定为候官县。
2.冶都、冶县不在浙南辨
对冶都、冶县的地点，学术界尚存福州、浙南和闽北三种不同的说法。现就浙南说提出几点看法。
浙南说的主要依据是：《郡国志》有章安“故冶，闽越地”（①详见《古闽地考》、《冶不在今福州市辨》，分别载于《燕京学报》15期、《禹贡》半月刊第6卷第2期。）。其次是《会稽典录》记有濮阳兴与朱育的一段对话。濮阳兴问：“吾闻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1年）以吴越地为会稽郡，治吴。汉封诸侯王，以何年复为郡，而分治于此？”朱育答道：“刘贾为荆王，贾为英布所杀，又以刘濞为吴王。景帝四年（前153年），濞反，诛，乃复为郡，治于吴。元鼎五年（前112年），除东越，因以其地为治，并属于此，而立东部都尉，后徙章安。阳朔元年（前24年），又徙治鄞，或有寇害，复徙句章。到永建四年（129年），刘府君上书，浙江之北以为吴郡，会稽还治山阴”（②《三国志•虞翻传》注引。）。其中朱育所云“因以其地为治”，王国维认为，“治”当作“冶”，“此实《汉书•地理志》之冶县也”，“余谓因此一名，得确知冶县为前汉会稽东部都尉治所”（③《观堂集林》卷12《汉会稽东部都尉治所考》、《后汉会稽郡东部候官考》。）。有的学者认同这一考证，便称“冶立于汉武帝元鼎五年，是为会稽东部都尉治”。于是遂以《后汉书•顺帝纪》载有阳嘉元年（132年）“海贼曾旌等寇会稽，杀句章、鄞、铘三县长，攻会稽东部都尉”，而断冶与三县毗连，以证冶都、冶县都在浙南（④《古闽地考》。）。
另是《山海经•海内南经》有载：“三天子鄣山，在闽西海北”，注曰：“今在新安歙县东，今谓之三王山，浙江出其边也”；《海内东经》又云：“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蛮）东。在闽西北，入海”，注曰：“按地理志浙江出新安黟县南蛮中，东入海，今钱塘浙江是也”。
据此，有的学者又称：“三天子鄣在歙县，恰居浙江之西；浙南为闽地，谓山在闽西是也。谓‘闽在海中’者，浙地瀕海，灵江、瓯江均东流入海。闽王都邑，或适在江之南地，因江通海，遂误江为海，谓‘闽在海中’也。《山海经》所记，又足证闽地在浙无误”（⑤《古闽地考》。）。
按《后汉书•郡国志》记载的章安“故冶，闽越地”，文有错误，注文应移东部候官之后，这在前面已作详述。同样，王国维的考证，也当非是。据朱育对话文意，乃为解答会稽复郡和分治山阴的时间问题，指出汉武除东越，先立东部都尉于山阴，以作会稽一郡的分治机构，分管越人的住地，直到永建四年，增设吴郡，会稽郡治还治山阴，这与东部都尉治冶并无关系，若将其“治”改写为“冶”，答非所问，岂不离题，故此考证不当。另是《山海经》谈到“三天子鄣山，在闽西海北”，三天子都“在闽西北”，其所指之闽，也当不是闽越。此由《山海经•海内南经》尚有“瓯居海中。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即可看出《山海经》中的“闽”，应有闽君摇（后封东瓯国）的“闽”与闽越王的“闽”的区别，盖前者之“闽”，乃是闽君摇的“闽”，后者之“闽”，才指闽越。
因此，判定冶都、冶县都在浙南之说，所引三条资料既缺乏根据，则其所论也就难以成立。
3.冶与东冶有别之说亦非是
“冶非东冶”说，主要是据“汉志”有冶县，“后汉志”有章安“故冶，闽越地”和东部侯国（有学者认为应作东候官），《会稽典录》又有“元鼎五年除东越，因以其地为治”（有学者认为“治”当作“冶”），是武帝元鼎五年已有冶县，而见《太康地志》，也有“汉武帝名为东冶，后改为东候官”一语，是武帝时冶与东冶已经二县并立。持冶与东冶有别的说法的学者认为，盖至东汉，冶改章安，立东部都尉；东冶设候官，故曰东候官。所以凡见志书记载，皆称冶设东部都尉，不曰候官设于冶，有东冶、候官之互称，而无冶与候官的互称，此也可作冶与东冶为二地的证明。
至于冶与东冶的位置，有的学者乃据上引《顺帝纪》阳嘉元年的战争，先定冶与东部都尉当邻句章、鄞、鄧三县，遂又以地名称谓再判东冶应在冶的东面；又从上面战争形势推测，认为东冶的位置也有可能是在永宁附近，或离余杭不远。由是得出冶与东冶都在浙南的结论（①《古闽地考》。）。
按汉灭东越，是在元封元年（前110年），即在元鼎五年（前112年）之后，如判定冶的设县是在元鼎五年，且设于闽越境内，那时汉兵尚未入境，是不可能的。而所据的《郡国志》和《会稽典录》，既然所改均非是，则其对冶县和东部都尉的论述，也自当不足为据。另是有学者谈到东冶的位置，既定冶县在章安，或邻鄞、鄮和句章，又称东冶应在冶县的东面，则断东冶是在永宁附近，或离余杭不远，所说方位上有自相矛盾之嫌。
此外，有学者认为，会稽一郡所属诸县全在浙江，惟独候官一县远在福州，甚不正常，遂由候官先属会稽，继归建安，再转晋安而加推断，以为候官的设置，初时应在浙南，继移闽北，最后才徙福州（②《古闽地考》。）。有关这一问题，前已说过，汉武灭东越，即在闽越的故都冶（或称东冶）设置东部候官，东部候官初为军事机构，后兼理民政，具有县官职能，时人逐渐以县视之，于是便以故都之名名县。到东汉末平定山越，才由东部候官分设建安、汉兴和候官等五县，至是才有候官一县。汉灭东越，徙其人，而不弃地，其时先在闽越故都置一军事机构，驻兵看守，这本正常且合理，不足为奇。
至于推论候官应先设在今浙江，再移闽北和福州，笔者对此看法也不一样。西汉先有会稽一郡，东部候官自当归其所领；及至于吴，分设建安郡，候官一县位居建安郡治之南，自然转归建安分管；至晋，又由建安郡分出晋安郡，而晋安郡治即在福州，与候官同城，候官改隶晋安，更属必然。
东部候官未曾南移，此由志书所云建安、汉兴各县系分东部候官北乡之地置（③详见《太平御览》卷171、《太平寰宇记》卷101、《读史方舆纪要》卷97。），也可得到证明。盖东部候官若在浙南，浙南位居建安、汉兴之北，则应称分其南乡之地置才是。
总之，笔者认为，冶与东冶应为一地，冶是东冶的简称，作为县名，仅属俗称，其实乃为东部候官治所的所在地；而汉的东部都尉，应先设治山阴，断迁回浦（后改为章安）（①参见《治、东冶与东部侯国考》。）。
4.崇安城村古城也非闽越国王城
通过考古发掘和专家反复论证，学术界已初步得出结论：福建武夷山市南的城村古城，应是建于西汉前期，毁于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因城址规模宏大，又有大型宫殿建筑群与庙坛的发现（②《福建崇安城村汉城遗址试掘》、《崇安城村汉城探掘简报》、《崇安汉城岗一号建筑遗址》、《武夷山城村汉代闽越故城考古新发现》、《崇安城村故城的年代和性质研究》等，见陈存洗主编《闽越考古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一些人便将此城定为距今2000多年前西汉闽越国王城（③林蔚文《西汉闽越冶都考证》、杨琮《崇安城村故城的年代和性质研究》等，见陈存洗（闽越考古研究》。）。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
有学者为证城村古城“应是闽越国都中的王城（宫殿），是国都之中心”，否定了学术界大多数人根据汉以后的文献记载，认为福州是原闽越国都的说法。并指出：“溯其渊源，最早将今福州认作闽越国都者，是注释《史》、《汉》两书之人”，如韦昭注“都东冶”，以为在候官（今福州市）；颜师古注“都冶”，也在候官；苏林注“冶南”，同样称说冶是山名，“今名东冶”，就是说，冶即东冶，为一地，并无差别。该学者认为，韦昭、苏林乃是东汉后的吴、魏人，距离闽越国时代已经久远，闽越国自被汉武徙民之后，早已留下历史的空白和断沟，韦昭注东冶是在候官，苏林注冶即东冶，仅据传说和当时的东冶已在候官，不辨东汉以来的东冶，实与《史》、《汉》二书的东冶和冶有分别，已属谬误；其后修编史志者全盘引用，遂使误说代代相传；而今人们又从两汉后福州已成福建的政治、经济重镇，至唐更成为地方政权的中心，便产生福州原是闽越国政治中心的印象，而谓闽越国都应在今之福州。
该学者强调《史》、《汉》记载的东冶、冶和东汉的东冶有别，不是同一地方，其立论主要依据是：《汉书》改写《史记》的东冶为冶，具有特别的用意。他认为《史记》的东冶，《汉书》概作冶，盖“东”是个“方位词”，其实为一地，而班固记载西汉武帝前的闽越国事，多是照录《史记》，惟独《史记》东冶特意把它改写为冶，显然是有原因的。盖至东汉，另有东冶的设置，如《后汉书•郑弘传》云：“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汛海而至”。这一东冶位居海滨，可能就在今天的福州。班固乃东汉前期人，卒于永元四年（92年），可见在他生前，这一新设的东冶已经存在。因为此时的东冶已与过去的东冶不处一地，是在《史记》闽越国都东冶的东面，为防混淆，班固才将《史记》中东冶的原方位词“东”字删去，“以示两地之区别”。接着，为证这一推论的正确，该学者又加举例说，闽越王国被灭后，后人曾在东汉初另建一个新的聚居点于沿海交通要道上，仍用相同的地名（或沿用传统名称），如在战国末，秦军拔掉楚国郢都，楚都先后东迁于陈和寿春，仍称这新都为“郢”；又如唐初的泉州与宋代泉州也不同地（一在今福州，一在今泉州），都同称泉州。
综观以上论述，不但缺乏直接的证据，还有许多问题无法自圆其说。
首先是以误传误说。该学者为证明闽越国都始终是在闽北，便断定韦昭和苏林的注释只依误传和当时现状，故不足为据。既说是误传，却又无依据；而称后人沿用其说，则“错误”的根源与韦昭、苏林一样，也由误传和对当时现状的印象所造成。其实，要说因现状而造成的印象，闽越王国自郢被诛后，朝廷分封二王，福建的政治、军事中心已移闽北。直到三国，在今闽地所设一个候官、一个都尉、一个郡和五个县，除东部候官和候官县设在福州外，其余都在闽北（①按《汉书》的冶县、《后汉书》的东冶县都是俗称，那时福州只有东部候官的正式设置。详见《治、东冶与东部侯国考》。），福建的政治、军事中心此时一直在闽北。若按该学者说法，韦昭和苏林注释《史》、《汉》，就应将其冶和东冶注在闽北；很难想象，历代文人也都无知或是出于同样的疏忽，而将冶和东冶全都定在福州。
该学者强调，班固改东冶为冶，含义深刻，然就《史记》有东冶，《汉书》有冶，<后汉书》有东冶，而《三国志》二者均见（②《三国志》有冶县，详见《蒋钦传》。），即以这些史实分析，也都只能说明两汉、三国期间，冶与东冶乃共存并用，二者并无严格、特定的时间界限，也无其他区别（③历代诸史地志也都指明冶和东冶治今福州。）。由是可见，说《史记》的东冶不是《后汉书》的东冶，是难以成立的。
该学者强调，韦昭、苏林不是两汉人，说法不足为据，但读《史》、《汉》与《山海经》文，韦、苏二人对东冶与冶的注释，与《史》、《汉》和《山海经》文并无矛盾。
《山海经•海内南经》云：“瓯居海中。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当指冶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按《山海经》既谓“闽在海中”，则是时之闽越早期的活动中心，主要在沿海一带；而谓闽中山在海中，从当时的地貌形态看，早期闽越人的主要活动中心地位在今之福州。因为，当时福州未筑东、西湖，二湖的湖区仍为海湾之地，福州尚属岐海地形（④详见林汀水《福州市区水陆变迁初探》，《福建文博》1986年1期。），正合《山海经》“闽在海中”、“山在海中”的记载。
另是《史记•东越列传》记载，建元六年（前135年）闽越击南越，汉廷出兵往救之，兵未逾岭，郢王发兵拒汉，其弟余善杀郢王，遣使奉其头致于汉的大行王恢，驰报天子；天子诏罢两将兵。也曰：“郢等首恶，独无诸孙繇君丑不与谋焉”，“乃使郎中将，立丑为越繇王，奉闽越先祭祀”；后又立余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并处”（⑤《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所载同。）。自是，闽越一分为二，一为闽越，由繇君丑继之，后为居股所继承；一为东越，余善为王。那时二王“并处”，史书虽未明谓是同处一都，抑或泛指同在过去闽越王国境内，但从《史记•东越列传》谈到：元封元年（前110年）汉兵咸入东越，越衍侯吴阳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军于汉阳；建成侯敖与其率从繇王居股谋，曾曰：“余善首恶，劫守吾属，今汉兵至，众彊，计杀余善自归，诸将侥幸得脱”，“乃遂俱杀余善，以其众降横海将军，故封繇王居股为东成侯”，我们仍可知其大概。因史书既谓繇王居股时在闽北，是受“劫守”，当汉兵临境，他们计杀余善，目的又为借助汉兵摆脱余善的控制，以求“自归”，则当居股未被“劫守”时，自不住在闽北。而史书谈到余善被诛后，汉封居股为东成侯，此事也应注意。因为《晋书•地理志》记建安郡沿革时有言：“武帝灭越，徙其人，名为东冶，又更名东城”。“东城”自是“东成”之别写，又为东部候官城的简称。若是，则居股降封为侯，名曰东成，盖居股原都东冶，国灭都废后，汉设东部候官于此（今福州市），改为东城，由是而赐名（①《史记•东越列传》：“故封繇王居股为东成侯，万户”。韦昭注：“在九江”。兹查《汉书•地理志》，九江郡下有东城县，《后汉书•郡国志》下丕郡也有东成县，是韦昭所注或当本此。然二志皆无居股曾封侯国于此的记载，而依《嘉庆重修一统志》凤阳府古迹东城故城记载，此乃淮南厉王之子良的侯邑。）。
以上推论，倘若再参《史》、《汉》二书与《寰宇记》所引《郡国志》，就可更加明白。
《史记•东越列传》载，汉兵灭越，天子诏曰：“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复”，“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汉书》同）。
《太平寰宇记》卷一〇〇福州闽县载：“汉县，以无诸所都，故此立县焉”；侯官县条引《郡国志》：“闽越之地。东闽在岐海中，西越今建安郡是也”。
按《郡国志》的东闽，当为《史记》的闽越，后为丑和居股所继承；而西越则当余善的东越，东越在此被称为西越，盖因闽越居东。
可见自汉灭郢后，丑受封越繇王，又立余善为东越王，直到余善被诛，在无诸所封的闽越国内，一直并存着二王。那时，繇君丑“奉闽越先祭祀”，自当仍都无诸的“冶都”；而东闽既在岐海中，则此都城自在福州。
至于余善，《史》、《汉》二书云，郢王叛乱，“独无诸孙繇君丑不与谋焉，乃使郎中将立丑为越繇王，奉闽越先祭祀。余善已杀郢，威行于国，国人多属，窃自立为王。繇王不能矫其众持正。天子闻之，为余善不足复兴师，曰：余善与郢谋乱，而后首诛郢，师得不劳。因立余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并处。至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反，东越王余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人，从楼船将军击吕嘉等。兵至揭阳，以海风波为解，不行，持两端，阴使南越。及汉破番禺，不至。是时，楼船将军杨仆使使上书，愿便引兵击东越。上曰：‘士卒劳倦’，不许，罢兵，令诸校屯豫章梅岭待命。元鼎六年秋，余善闻楼船请诛之，汉兵临境，且往，乃遂反，发兵距汉道，号将军驺力等为吞汉将军，入白沙、武林、梅岭，杀汉三校尉。……余善刻‘武帝’玺自立，许其民，为妄言”。由是观之，是余善初封为王，与繇王并处，可能同都。盖至余善举兵反汉，为亲临前线指挥督战，又自立为帝，才在闽北另建新都。正因移都事属私举，未得汉廷同意或默许，故至余善被诛，徙其民，又将余善另建在今武夷山市南的这一“帝都”加以焚毁，所以史书也就不提这一非法的“帝都”。
总之，我们认为汉封无诸为王，闽越王国只有一个，都城设在福州。迨至郢王被诛，始分为二，一曰闽越，繇与居股继之；一曰东越，余善为王。闽越仍都福州，东越与汉对抗，为防汉兵进入，后乃迁驻闽北，并在城村古城另建新都。
（五）福建未属岭南道
《旧唐书•地理志》福州中都督府载：“（开元）二十二年（734年），罢漳、湖（潮）二州，令督福、建、泉、汀四州。旧属岭南道，天宝初，改属江南东道。”朱维幹《福建史稿》据此即称：“福建初隶岭南道。”（②见该书上册，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12页。）
此说与《新唐书》异，也与《新唐书•方镇表》记载不同。“方镇表”载，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置福建经略使，领福、泉、建、漳、潮五州，治福州”；开元二十二年（734年），“福建经略使增领汀州，漳、潮二州隶岭南道经略使”；天宝元年（742年），“福建经略使复领漳、潮二州”；十年（751年），“漳、潮二州隶岭南经略使”（①《新唐书》卷六八表八方镇五，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899～1901页。）。而观《旧唐书》所记福州各州，仅称漳、潮二州“旧属岭南道”。可见“旧属岭南道，天宝割属江南东道”，应是漳、潮二州，非指福建全部。
（六）唐代福建都督府、经略使、观察使与节度使建置沿革考
《旧唐书•地理志》福州中都督府：“隋建安郡之闽县，贞观初置泉州。景云二年（711年），改为闽州，置都督府，督闽、泉、建、漳、湖（潮）五州。开元十三年（725年），改为福州，依旧都督府，仍置经略使；二十二年（734年），罢漳、湖（潮）二州，令督福、建、泉、汀四州。”
《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九福州：“武德六年（623年），改（建安郡）为泉州；八年（625年），置都督府。景云二年（711年），又为闽州。开元十三年（725年），改为福州都督府”，管福州、建州、泉州、漳州和汀州。
按《旧唐书》所云“贞观初置泉州”，与《元和志》、《新唐书》和《读史方舆纪要》记载不合，疑当有误。
另是《资治通鉴》卷二〇一高宗总章二年条有载：“其黔中、岭南、闽中州县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选择土人补授”。选择地方官吏，福建既在总章二年（669年）已交都督处置，则早在景云二年（711年）自有都督府之设。由此观之，《旧唐书》所云景云二年“置都督府”，也当以《元和志》武德八年之说为是。盖武德六年（623年）改郡为泉州，八年（625年）已置都督府；景云二年（711年），改泉州为福州，都督府又以闽州为名；而至开元十三年（725年）改闽州为福州，都督府方称福州都督府。
再是“旧唐志”与《元和志》以开元十三年置经略使，此与《新唐书•方镇表》记载也不同，据方镇表载，置福建经略使乃在开元二十一年（733年）。
天宝元年（742年），改州为郡，福州更名长乐，经略使也因名长乐（②《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天宝元年条。）。迨至乾元元年（758年）复州制，按照方镇表记载，又有以下变化：是年，继改长乐经略使为福建经略使，旋为都防御使兼宁海军使；上元元年（760年），“升福建都防御使为节度使”；大历六年（771年），“废福建节度使，置都团练观察处置使”；乾宁四年（897年），又“升福建都团练观察处置使为威武军节度使”。可见，福建观察使设置于大历六年（771年），而再升置节度使，则是乾宁四年（897年）。
（七）元朝福建行省置废分合考
元朝福建行省置废分合十分频繁。兹据《元史》世祖纪、成宗纪、顺帝纪、百官志、高兴传、阔里吉思传和（新元史•地理志》、《续资治通鉴》卷一八三至卷一八九、《三山续志》及《八闽通志》卷八七引吴源《至正近记》的记载，综述如下：元初，福建隶江西行省。至元十五年（1278年），独自设省，名为福建行省，治设福州；十六年（1279年），又在泉州增置泉州行省；十七年（1280年），合并二省，复称福建行省，治于泉州；十八年（1281年），移治福州；十九年（1282年），又回泉州；复于是年五月，先并江西、福建二省为一，继而分置福建、泉州二省；二十年（1283年），又并泉州行省，先是移治漳州，后迁福州；二十一年（1284年），中书省言：“福建行省军饷绝少，必于扬州转输，事多迟误。若并两省为一，分命省臣治泉州为便”，于是诏以中书右丞行省事忙兀台为江淮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而以行省左丞忽剌出、蒲寿庚、参政管如德分省泉州；二十二年（1285年）正月，又废，立宣慰使司，隶江西行省；二十三年（1286年），复设福建行省，旋即并入江浙行省；二十五年（1287年），漳州盗起，曾命江浙行省调兵讨之，是年已有福建行省见于记载，盖又复；二十八年（1290年）废；二十九年（1291年）又置。大德元年（1297年），改称福建平海等处行中书省，移治泉州。至大德三年（1299年），又罢，而置福建宣慰使司都元帅府，隶属江浙行省。至正十六年（1356年），又以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改置为福建行中书省，至是，福建再次建省。后因军事需要，至正十八年（1258年），置建宁、泉州分省；十九年（1359年），又置兴化分省；二十四年（1364年），增延平分省。
（八）丰州、闽州、泉州与武荣州沿革考
南朝梁时，闽中置有晋安、建安、梁安三郡。陈改梁安为南安郡；永定初，置闽州于晋安郡，统领晋安、建安、南安三郡，天嘉六年（565年）废。光大初，又在晋安郡兼置丰州，仍辖三郡。隋平陈，废诸郡，合并原丰、候官为闽县，又改丰州为泉州；大业初，复曰闽州，又改建安郡，仍治闽县。唐武德六年（623年），改郡为州，又将隋的建安郡分设为建州、丰州和泉州，分治建安、南安与闽三县。景云二年（711年），改泉州为闽州，开元十三年（725年），更名福州；天宝初改曰长乐郡；乾元初复称闽州。武德六年（623年），在今南安（丰州）增置的丰州于贞观元年（627年）并入泉州。圣历二年（699年），又置武荣州，旋迁今泉州市；三年废，久视元年（700年）复。迨至景云二年（711年），改泉州为闽州，遂更武荣州为泉州，至是，泉州方为今之泉州。
（九）长溪县考
晋太康四年（283年），以候官县温麻船屯置温麻县；隋开皇九年（589年），废入闽县。唐代，《旧唐书•地理志》云：“连江，武德六年（623年），分闽县置温麻县。其年，改为连江”；又曰：“长溪，武德六年置，其年并入连江。长安二年（702年），分连江复置。”《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同。由于唐志所载文有省略，某些用语又欠妥当，遂使后人判读文句发生误解，并作出种种推测。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六福宁州长溪废县载：“今州治。本温麻县地，唐武德六年，析置长溪县，属泉州，旋省入连江县，而以县治为宁远镇；长安二年复置，寻改属福州”；温麻废县：“州南三十里。晋太康三年，析候官县温麻船屯置温麻县，属晋安郡，盖治于此，隋开皇九年废，唐改置温麻县于今连江县境，而以废县地置长溪县。今州南有鼓楼山、古城村，盖因废县为名”；连江县沿革：“晋太康四年，以温麻船屯置温麻县，……隋省入闽县。唐武德六年，复分置温麻县，是年移置于连江之北，改今名”；温麻城条又谓：“在县治东。晋置温麻县，盖在今福宁州境，后废，唐改置于此，旋曰连江。”
综上所述，意为武德六年已设长溪，治今霞浦县城；同年又置温麻县，治于温麻城。而这温麻城乃在连江县治东，与晋之温麻县治有别，迨至是年移治连江之北，才以江名改为连江县。
按《读史方舆纪要》所云“唐武德六年，复分置温麻县，是年移置于连江之北，改今名”，系据《元和郡县志》文。然查《元和志》卷二九，乃曰：“连江县，本汉冶县地，晋分立温麻县。武德六年，移于连江之北，改为连江县”。按照《元和志》文，其意却是：武德六年，复置温麻县，仍治温麻船屯，即今霞浦县南之古县；后因移理连江之北，才改连江县。
显然，要是唐的温麻县开置时即治温麻城；温麻城又在连江县治东，即在连江之北，与晋的温麻故治有别。唐置温麻县既已治于连江之北，则《元和志》所称后移连江之北，改为连江县一语就显得多余。
《嘉庆重修一统志》谈到长溪、温麻、连江三县，又在福宁府建置沿革下云：“晋太康四年，分置温麻县……隋开皇九年，废为闽县地；唐武德六年复置，寻并入连江县；长安二年又置，属福州；天宝元年（742年），改曰长溪”；长溪废县：“在霞浦县南三十里，晋置温麻县，……以温麻船屯立，……后废，唐复置”，便引《元和志》：“长安二年，割晋温麻旧县北四乡，置长溪县”；又引《寰宇记》：“长安二年，复置温麻县，天宝元年，始改曰长溪”；并引州志：“有古县，在州南三十里鼓搂山下”，指出旧志记载的不同。而在福州府古迹温麻故城又称：“在连江县北，晋太康四年，以温麻船屯置县”；复引《元和志》：“晋立温麻县，武德六年，移于连江之北，改为连江县”，并以《元和志》所载连江县治去州里程与《三山志》异，而断连江移治，“盖南宋之后始徙而南也”。
按《嘉庆重修一统志》谈到，晋的温麻县和唐武德六年、长安二年复置的温麻县及由温麻改名的长溪县，治所都在霞浦县境；而追述连江沿革又称，连江本为温麻，初治温麻船屯，至移理连江，才因江改名连江县，又断温麻船屯是在连江县北，这与上述自相矛盾。而谓连江故治初在连江之北，是至南宋始徙今所，也与《元和志》“武德六年，移于连江之北，改为连江县”的记载不合；且温麻故城若在连江之北，又何来“移于连江之北”，才改“连江”。而断南宋徙治，仅依《元和志》与《三山志》所载里程不同，立论依据不足，因为前者以水陆兼行计，后者则为陆路行程，道路既不一样，里程自有差异，所以仅依里程推断，也欠妥当。
故参《元和郡县志》卷二九、《太平寰宇记》卷一〇〇记载可知，导致以上诸说的错误，当由唐志的“长溪，武德六年置，其年并入连江”一语所引起，盖因唐志所述，遂成长溪、连江二县皆置于武德六年，且同在霞浦县境。实则当时霞浦经济、文化还很落后，人口不多，同时同地分设二县，于理实不可能。由是后人便加猜测，认为晋、唐之温麻县治有别。但是，正因此推论纯属虚构，所以无法确指唐代温麻故治在今何地，也难顾及《元和志》武德六年连江已迁今治的记载。其实，这一问题若按《元和郡县志》之说，即唐武德六年仅置温麻一县，治所同晋，旋迁连江之北，改名连江县；又按《太平寰宇记》卷一〇〇、《唐会要》卷七一记载，迨至长安二年，复在温麻故地分设温麻县，到天宝元年改长溪县，则其所有疑问均可迎刃而解。由是观之，唐志所云“长溪，武德六年置”，所指应是温麻，而其所称“其年并入连江”，“并”属用语不当，应作“移”字解。如是则既能顺理成章，又可化解诸说的疑难。
（十）梅溪置县考
《旧唐书•地理志》载，福州辖有梅青县，《新唐书•地理志》作梅溪县。盖“青”为“溪”之误。
按“新唐志”云，贞元元年（785年）置梅溪县，《太平寰宇记》卷一〇〇称，县于梁乾化元年（911年）设，贞元元年尚为场。《新五代史·职方考三》载：“福州闽清，梁乾化元年，王审知于梅溪场置”。兹查《元和郡县志》卷二九，尚无是县。据此，是新、旧唐志所云唐时置县一说当误，而《三山志》卷一谓贞元元年置县，同样有误。
（十一）蒲田与莆口考
《陈书•虞荔传》记章昭达追击陈宝应，宝应“夜至蒲田”。《资治通鉴》卷一六九天嘉五年条载：“宝应大败，逃至莆口”。按今莆仙平原原为稻苗不长、“惟蒲生焉”的沼泽地（①廖必琦《兴化府莆田县志》卷二引《邑人太仆卿林源记》。）。此地从唐代开始改造，宋朝被广泛围垦，并化为良田。（②林汀水《从地学观点看莆田平原的围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1期。）为明其艰食，故设县“以蒲名邑”（③廖必琦《兴化府莆田县志》卷二引《邑人太仆卿林源记》。）。可见，《资治通鉴》之“莆口”，乃“蒲田”之误。如是则宝应兵败至此，面对大片沼泽，走投无路，方叹“早从虞公计，不至今曰”（④《陈书•虞荔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由此推断，甫仙平原早期不宜耕作，陈时立县条件未备，设县时间应以隋志及新、旧唐志之说为是，即随初置县，旋设旋废，直到唐代经过围垦，可以耕殖，经济发展，复县始得稳固（⑤莆田，本南安县地。一说置于陈，隋开皇十年废，唐武德六年复（《元和郡县志》卷二九）；一说开皇年间置，大业初废（《隋书•地理志》、《八闽通志》卷一），武德五年复（《新旧唐书•地理志》）。按《陈书·虞荔传》记章昭达追击陈宝应，《通鉴》所云，又断“莆口”为今“莆头”。以上二说，疑皆不当。）。
（十二）梁安郡考
《读史方舆纪要》卷九九泉州府南安县云：“三国吴置东安县，属建安郡，晋改晋安，属晋安郡，宋、齐因之，梁为南安郡治，隋废郡，改县曰南安”。然见《续高僧传》卷一真谛传，却谓陈天嘉二年，曾有印度僧人自晋安郡“泛小舶，至梁安郡”。据此，则至梁天监中所置之郡，应为“梁安”，盖至天嘉二年后，才名“南安”。
（十三）惠安县迁治考
宋太平兴国六年，析晋江北乡地置。《嘉庆重修一统志》泉州府古迹惠安故城：“在今惠安县东北”；又引通志：“旧县治在县东北六都龙窟岭下，故址尚存，后徙于螺山之阳，即今治”。兹查《惠安县志》、《泉州府志》所引《闽书》，亦有这一记载。《惠安县志》卷一建置云：“宋乃自为县也。然今县北龙窟岭下有古县遗址，市廛私谉与今治颇相类，岂始基于此而后乃迁欤？盖不可考矣”。今经张家瑜实地考察，距今古县不到一里的西北山麓，确有官厅、城门、城内尾等地名称谓；再向西北行，还有“社仔”，与今县城内“社仔埕”名同，且有古道可通古城，是今惠安县应先设治于此（《一个被遗忘的惠安古县城址》，《福建地方志通讯》1986年第3期）。县治何时迁移，志书未曾言及。
按《古今图书集成》泉州府公署考有云：“元至元十三年，凡县治之屋宇倶毁于寇”；《嘉庆重修一统志》泉州府县学也称：“惠安县学，在县治东，元元贞初建”。据此，迁今治或当晚至元代至元十三年县城被焚之后，或在元贞初年重建县学的时候。
（十四）漳州迁治考
《元和郡县志》卷二九漳州云：“本泉州地，垂拱二年（686年），析龙溪南界置，因漳水为名。初置于今漳浦县西八十里，开元四年（716年），改移就李澳川，即今漳浦县东二百步旧城是。……乾元二年（759年），缘李澳川有瘴，遂权移州于龙溪县置，即今州理是也。”《新唐书•地理志》漳州：“初治漳浦，开元四年，徙治李澳川；乾元二年，徙治龙溪”。査之《读史方舆纪要》卷九九漳州府沿革、《嘉庆重修一统志》漳州府古迹漳州城，皆从其说，谓乾元二年移今治。
然查吴宜燮《龙溪县志》卷二十三引宋吴舆《图经序》却曰：“皇唐垂拱二年十二月九曰，左玉钤卫翊府左郎将陈元光平潮州寇，奏置州、县。敕：割福州西南地，置漳州。初在漳浦水北，因水为名。寻以地多瘴疠，吏民苦之，耆老余恭讷等乞迁他所。开元四年，敕：移就李澳川置郡，故废绥城县地也。……兴元二年（785年），刺史柳少安请徙治龙溪，福建观察使卢惎录奏，贞元元年（785年）十一月十六日敕：从之。遂以龙溪城为州治，定管龙溪、漳浦、龙岩三县”。而该志卷二十四引朱熹《漳州守臣题名记》也称：“漳州，下州，领军事，唐垂拱二年，用左玉钤卫翊府左郎将陈元光奏置，领漳浦、怀恩二县，而治漳浦。开元四年，徙治李澳川，在旧治北八十里。二十九年，废怀恩入漳浦，而割泉州龙溪县来属。天宝元年（742年），改漳浦郡。乾元二年，复为州。大历十二年（777年），又割汀州龙岩县来属。贞元元年，乃更徙治龙溪”。
按史书既载兴元二年，始由刺史柳少安请徙州治于龙溪，贞元元年获准。兴元与贞元乃在乾元之后，可见漳州移治龙溪，应在贞元元年。
另据志书所云“初置于今漳浦县西八十里”，“因漳水为名”，据1981年《云霄县地名录》，其治即在今云霄县北西林村。志书所谓“开元四年，徙治李澳川”，州址则为今之漳浦县治。
（十五）建安、瓯宁二县沿革及治所考
建安县，本东部候官北乡地，汉建安初置；一说设于建安十二年（207年）。自后因之。民国2年（1913年），建安县与瓯宁合并。瓯宁，原为建安县地，宋治平三年（1066年）置，析建阳、浦城二县地属之，熙宁间省。元祐四年（1089年），复分建安县地之半立。民国2年，与建安合并，乃取二县之首字定名建瓯。
按建安置县始于建安初年，《宋书•州郡志》不载，然建安郡沿革有云：“吴孙休永安三年（260年），分南部立为建安郡，领县七。”所列七县有吴兴、将乐、邵武、建阳、绥成和沙村，尚缺一县。兹见《宋书》刘粹传、殷孝祖传，有建安县侯，《晋书•地理志》、《南齐书•州郡志》建安郡下也有建安。刘宋之时，仍有建安一县，而《宋书•州郡志》不载，当属脱漏。
另为治所问题。汪佃《嘉靖建宁府志》卷一公署云：“建安县治，在府治西从化场，……按旧志，汉末析置建安县，建治黄华山下，即今行都司。唐大历中，为建州寓治，县治化迁，莫知其处。或云，在府城平肆坊大葛巷内，旧为茶场，……宋熙宁中，瓯宁县省，即其故址为县治，在宁远门。则建炎中毁于兵，长、吏假民居治事。绍兴二年（1132年），知县石廉仍旧址重建，……元至正二年（1342年），县尹徐属移建今所。”又谓：“瓯宁县治，在府治西从化坊，……熙宁中县省，以其址为建安县治。元祐四年（1089年）复置，乃别建治于城北朝天门外，今包城中。后毁于兵，寓治于丘坑寺数年。绍兴四年（1134年），知县范璿重建治，徙于樵楼内，……国朝洪武初，知县展鉴即朝天门旧地重建；十二年（1379年），知县王迪迁建今所。”据此，建安之治最初应在黄华山下，至唐大历中迁于大葛巷内，熙宁中省瓯宁，又以瓯宁故址为治，迄元至正二年再迁从化坊，方为今理。瓯宁县治最初则在宁远门；元祐四年重置，移徙城北朝天门外；绍兴四年再徙，移就谯楼内；洪武初又以朝天门为治，至十二年重迁从化坊，始为今所。然须指出，二县牙衙频迁，其实都在今之建瓯市内。
（十六）东平与松源、松溪县治考
《晋书•地理志》建安郡有东平县，《宋书•州郡志》无，盖废于刘宋。五代又立松源县，至宋开宝八年（975年），改名松溪。《读史方舆纪要》卷九七松溪县沿革云：本建安县地，五代初属吴越，为处州东乡地，寻属闽，立松源镇，后周广顺元年（951年），南唐升为县；宋开宝末改为松溪。复查1980年《松溪县地名录》，也谓：松源镇置于东平乡，即今松溪县东北旧县。据此，是“东乡”当为“东平乡”之脱误，而晋所置东平县，或当治此。
另据汪佃《嘉靖建宁府志》卷八载，松溪迁治今所，时在开宝八年。
（十七）绥安县、绥城县、建宁县、义宁军与黄连、永安二镇治所考
绥城，也作绥成，晋义熙元年（405年）析邵武县地置，属建安郡。或曰：吴永安三年（260年）置绥安县，义熙初改绥成县。隋废。唐武德四年（621年）复，隶建州；贞观三年（629年）省；乾符二年（875年），又分绥城故地设归化、黄连二镇。
《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八建宁县云：乾符二年置黄连镇，五年，镇人陈岩以镇兵御黄巢，因表为义宁军；五代南唐罢为永安镇，又改永安场；宋建隆元年（960年）升为县，属建州。又谓：“绥成废县，在今县治西南三里；乾符二年，分绥成故地置归化、黄连二镇，而以旧治为黄连镇，南唐改曰永安镇；宋建隆初升为建宁县，移今所。
由此观之，晋、唐的绥城县与唐的黄连镇、义宁军及五代的永安镇、永安场当为一地，即均在今建宁县西南三里，至宋建隆元年升永安场为建宁县，始移今治。
然据《嘉庆重修一统志》邵武府古迹引县志，则曰：绥城故县，在今建宁县西南三里；永安镇，今县西四十里。而《古今图书集成》邵武府建宁县沿革考，复谓：“乾符二年，分绥城为归化、黄连二镇，此为黄连镇；五年，镇改义宁军，治永安，即里心保；南唐罢为永安镇，又改永安场；建隆元年，升永安为建宁县，迁治濉溪北；四年，复又置砦于此。”依此记载，黄连、永安当为二地：黄连在今建宁县西南三里，永安则在县西四十里里心保。
按王琛《邵武府志》卷二云：“县治与永安场为二地，县治本黄连镇，永安场则旧义宁军治所”；卷十三亦曰：“西安砦，县志作绥安砦，在里心保，唐义宁军故地，南唐废军为砦，名永安砦，后改为镇，又改为场。宋建隆元年升为县，迁治于濉江之北，四年，复置砦于此”。
依此，吴所析置绥安县、晋所改绥城县当治绥安砦，即里心保；而唐复置绥城县，乃改治于今建宁县西南三里的黄连镇。盖绥城先治里心，至唐复置，移于今县西南三里；迨至废县，遂设黄连镇于此；而至乾符五年，为表陈岩功，又改黄连镇为义宁军，并迁军治于晋绥城故址，即今里心；后罢军为镇，改名永安，至宋升置建宁县，才移今所。
（十八）汀州与新罗、杂罗、长汀三县考
汀州号称岩郡，自然条件较差，迟至西晋才有新罗一县，且在刘宋即废，直到唐代设立汀州，始增长汀、杂罗、宁化三县。其时地为“蛮獠”所居，入口不过13702，经济、文化依旧落后。史志对其州、县记载甚简，且出入较大。兹先引录如下。
《元和郡县志》卷二九汀州：“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福州长史唐循忠于……光龙洞检责得诸州避役百姓共三千余户，奏置州，因长汀溪以为名”；长汀县：“郭下”；漳州龙岩县：“先置在汀州界杂罗口，名杂罗县，属汀州。天宝元年（742年），改为龙岩县；大历十二年（777年），皇甫政奏，改隶漳州”。
《旧唐书•地理志》汀州：“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开福、抚二州山洞，置汀州。天宝元年（742年），改为临汀郡。乾元元年（758年），复为汀州”；又云：“长汀，州治所”，长汀、龙岩、宁化三县，“并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开山洞置”。
《新唐书•地理志》汀州临汀郡：“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开福、抚二州山洞置，治新罗；大历四年（769年），徙治白石，皆长汀县地”；漳州龙岩县：“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置，隶汀州，大历十二年（777年）来属”。
《唐会要》卷七一州县改置下江南道汀州：“大历十四年（779年）正月二十六日，移于长汀县白石乡”；漳州杂罗县：“改为龙岩县，并天宝元年（742年）八月二十四日敕置”。《旧唐书•代宗纪》：大历四年（769年），“福建观察使李承昭请徒汀州于长汀县之白石村，从之”。
《太平寰宇记》卷一〇二汀州：“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开福、抚二州山洞，置汀州；天宝元年（742年），改为临汀郡。乾元元年（758年），复为汀州。州初置在杂罗，以其地瘴，居民多死。大历十四年（779年），移理长汀白石村，去旧州理三百里；福州观察使李承昭所奏移也”；漳州龙岩县：“唐武德以前为杂罗县，天宝元年（742年），改为龙岩，隶漳州”；长汀县下：“唐开元中立郡，旧治在九龙水源长汀村，大历中移在白石乡，地名金沙水，即今治也”。
据上所引，汀州治所移迁有三说，即先设治新罗，继徙白石；或是初治杂罗，继徙白石；或是先治长汀村，再迁白石。其设置时间与移治年代亦有二说，即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置，大历四年（769年）徙；或是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置，移于大历十四年（779年）。对此记载，后人为避诸说出入，均称杂罗为新罗之误，或新罗乃是杂罗之错写，且以新罗、杂罗皆治于今龙岩市，而断汀州、长汀县皆初治于此，然后迁驻上杭县北长汀村，继徙长汀县北东坊口，再以白石为治。宋胡太初《临汀志》载汀州建置沿革云：“初治新罗，后迁长汀村，又迁东坊口；大历四年，刺史陈剑奏迁白石，即今治是也”；长汀县下云：“望县，倚郭。随二州三迁”；上杭县又云：“唐开元间置州，凡再迁，皆于今县为近：新罗，今龙岩县，在县东百五十里；长汀村，今号旧州，在县北十五里；最后徙白石，相距三百余里”。清曾日瑛《汀州府志•序》：唐立新罗县，汀州与新罗最初皆治龙岩县。
而见中华书局1975年版和1983年版的《新唐书•地理志》汀州临汀郡与《元和郡县志》卷二九漳州龙岩县校勘记，也有新罗是为杂罗、或杂罗是为新罗之误的相反说法。
其实，这些不同说法，都由《太平寰宇记》的记载所引起。盖《寰宇记》明知唐无新罗一县之设，遂谓新罗乃杂罗之误；又知杂罗后为龙岩县，便称汀州治所初治杂罗。然而，如新罗果为杂罗，二者为一（即汀州初治杂罗），则杂罗、长汀置县时间相同，汀州前后治所就不可能“皆长汀县地”；且龙岩位居九龙江边，非属汀江流域之地，不可能“因长汀溪以为名”；再者根据上引志书记载，汀州治所实仅一迁，无论初治新罗、杂罗，后徙白石，都因地瘴之故。由此可见，新罗、杂罗自当为二：前者系指晋代新罗故城（即所谓“旧州”），故址在今长汀县北五里东坊口；后者则为后来的龙岩县，治所在今龙岩市。因此，汀州初治新罗，因长汀溪以为名，前、后治所都在长汀县地。
另《太平寰宇记》云，汀州“旧治在九龙水源长汀村”。经查诸志，上杭县境未载这一水源，而《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八汀州府长汀县卧龙山条有谓：“郡治后”，“一名九龙山”。今疑长汀村即在于此。志书所指长汀县北之旧州，即晋代新罗故城。若是，则《太平寰宇记》所云汀州“旧治在九龙水源长汀村，大历中移在白石乡”，也与“新唐志”汀州治新罗，“大历四年，徙治白石”之说相符合。
至于《临汀志》、《汀州府志》所云唐有新罗县，并谓新罗治今龙岩市，此乃调和“新唐志”与《寰宇记》记载相异之说，不足为信。
至于汀州设置时间，据（新唐书•方镇表》载，开元二十二年（734年）福建经略使增领汀州，是汀州之设自当早在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以前。然在其时只设一州，未置属县，直到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才增立长汀、杂罗、宁化三县，始成规模；故志书方称：“开元二十四年，开福、抚二州山洞，置汀州”。至于州治移理白石是在大历四年，抑或十四年，则因资料限制，难作判断。
（十九）汀州“后改南州”考
《舆地广记》卷三十四云；“石晋时，（汀州）附南唐，后改南州；皇朝乾德四年（966年），复故名”。有人认为，汀、漳地相连片，盖经合并后，遂以南州为名，刺史仍由漳州刺史董思安继任。因据《宋史•地理志》、《宋史•太宗纪》、《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十国春秋》记载，陈洪进纳土泉、漳二州（凡县十四），而时之漳州领龙溪、漳浦、龙岩三县，泉州领晋江、南安、莆田、仙游、永春、德化、同安、清溪、长泰9县，共计12县，若加汀州所统长汀、宁化，正好“凑足十四县之数”。但是考之志书，汀、漳二州始终同时存在，泉、漳又属清源军地；汀州则为南唐之所有，故谓汀州附南唐后即改南州；且并汀、漳二州为一，是与当时割据形势不合的。且其他志书均称，开运三年（946年），漳州刺史董思安是以私讳改其漳州名为南州，惟独《舆地广记》有此异载。进而言之，要是汀、漳果真合并为一，改名南州，则陈洪进纳土就应称作南、泉二州，而不应称漳、泉二州；或应说是纳土泉、漳、汀三州才是。
因此，纳土二州十四县，除上面所列泉、漳二州十二县外，还应包括稍后增设的兴化、惠安二县。盖纳土之际，莆仙尚属泉州，故后人追述其事，遂将二县计之。
（二十）罗江县沿革与治所考
《宋书•州郡志》载：吴立罗江，初隶临海郡（治章安，故治在今浙江临海市东南），晋武帝分置晋安郡（治候官，即今福州市），“度属”。既是先归临海，后属晋安，其地必当在此二郡之间。按唐沙门道世《法苑珠林》卷七一《祈雨篇》引《宴祥记〉，有云：“晋安罗江县有霍山，其高蔽日”；《三山志》也载：霍山乡，在宁德县北七十里，乡以霍童山得名。经查地图，福安市南赛岐镇西、甘棠以北有一“罗江”，正处霍山之旁，且居晋时二郡之交，故罗江旧治当在此。
一、福建政区建置沿革
福建古为闽越地，秦属闽中郡。盖秦统一全国后，“患周之败，以为起于处士横议，诸侯力争”，便在全国各地废分封，推行郡县制。郡设守、尉、监三官；守治民，尉典兵，监则负责监察的工作，与后来的御史相类似。郡管县，县分二等：万户以上设令，不及万户的为长。秦时，在今浙南和闽地所设的闽中郡。当属虚郡，不领县。（①见《闽中郡考》。）
汉初，“激秦孤立亡藩辅，故大封同姓，以填天下”，即在推行郡县制的同时，又割裂疆土，恢复分封，实行郡国制度。自是“藩国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且“居天下膏腴地”，“实富于天子”；天子只能直辖十五郡。由于封国强大，诸侯“睽孤横逆”，“或亲弟谋为东帝”，甚至公然举兵反抗朝廷，“大抵强者先反”。故为消除这一隐患，文帝时贾谊就向朝廷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先是采用“削藩”之策，后又用“推恩令”之计，使王国不能领有侯国，王国的封地也被中央陆续收回；最后除衣食、租税外，再无其他权利。
汉初恢复分封制，无诸起兵反秦有功，被封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冶”，是属异姓王。武帝时，余善出兵反汉，兵败国灭，闽越人被徙江淮，汉廷便在闽越故都冶设立东部候官，驻军看守。东部候官隶属会稽郡东部都尉（②见《会稽东、南二部都尉考》。），初为军事机构，后兼理民政，因为机构设置在冶（或称东冶），兼有县官的职能，故又称此机构为冶县或东冶县（③见《冶、东冶与东部侯国考》、《再谈冶都、冶县、东部侯国与东部候官沿革、治所问题》。）。
东汉末，孙吴占有闽越地，用心经营，经济发展，人口增加，遂分东部候官为五县（建安、汉兴、建平、南平和候官），并立南部都尉于今建瓯，分领以上五县。
按汉恢复分封制，又行郡县制，最初郡设守尉，废去秦的监官。都尉一般一郡一个，边郡上军事繁多，再增一至数个，都以东、西、南、北都尉命名。都尉统领候官，有些候官尚在个别地方兼有县官职能。此后，随着疆土的扩大和王国封地的被收回，特别是社会经济得到持续发展，郡、县急增，给中央直接管理郡、县带来困难，遂有十三刺史部的增置。十三刺史部也称十三州，原是中央派遣机构，担负地方监察工作；每年八月，以中央派员的身份“巡行所部郡国”，治所不固定，“岁尽诣京都奏事”，只有劾举权，没有黜退权。到了成帝，土地高度集中，农民失业，陷于饥馑，“怨恨者众”，纷纷揭竿而起，略郡县，杀长吏；即罢部刺史，“更置州牧”，州牧位次九卿，负责维护地方秩序，俸禄也由六百石升至二千石。迄至建武十一年（35年），“初断州牧自还奏事”，州牧才有固定的治所和幕僚机构，且有黜退权；过后，更派九卿出任州牧，州牧也就拥有地方军、民、财政的管理权。至是，州牧遂成地方最高长官，地方政区也由郡、县二级变为州、郡、县三级制。那时闽地所设南部都尉，属扬州（治历阳，今安徽和县）统领。
孙吴永安三年，复以南部都尉改置建安郡，仍属扬州（治建邺，今江苏南京市），领建安、吴兴、将乐、昭武、建平、南平、候官、东安等八县；又在闽东设立罗江县，另归临海郡统辖。
西晋再增一郡六县，时由建安郡分领建安、吴兴、东平、建平、将乐、邵武和延平七县；又立晋安郡，分领原丰、新罗、宛平、同安、候官、罗江、晋安和温麻八县，其中邵武、延平、晋安系由昭武、南平、东安所改名，其他则为新设的县。二郡同属扬州（治建邺，今南京市）统领。
永嘉之乱，中土尽弃，北人大批南渡，晋室迁都建邺，史称东晋。东晋“九分天下而有二焉”，版图仅及西晋九州之大，设州却达二十多个。迨至梁大同间，竟又增至一百零七个，郡更多，超过六百个。那时，“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被称为“侨人”。时为安置这些侨人，并得避乱江左的北方士族的支持，就在南方士族势力较弱的地方设立大批侨州、郡、县，这些侨州、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州、郡、县的名称“皆取旧壤之名”，或加“南”字，以示区别。侨人迁徙路线一般是：住在北方沿海的民众迁至长江下游，中部地区迁至长江中游，西部地区则迁入四川各地；以长江下游为多，但未及福建，所以福建未置侨州、郡、县。然经侯景之乱，临海、会稽诸郡大饥，人们纷纷流入晋安郡。晋安郡人口增多，荒地开拓，经济发展。又为照顾当地素族阶层的利益，至梁时复增梁安一郡（后改南安郡）和一批新设的县。陈时，复立丰州于今福州，以统晋安、建安与南安三郡；未立丰州前，建安、晋安二郡隶属江州，治柴桑（在今江西九江市西南）；梁改属东扬州，治山阴（今浙江绍兴市）。
东晋南朝，到处滥置州、郡、县，“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导致地方官吏大增，形成“十羊九牧”的局面，财政负担过重，选拔人才困难。故隋统一全国后，“遂罢天下诸郡”，且将许多州、县加以省并。隋炀帝“改州为郡”，仍行郡、县二级政区制。时闽地只留建安一郡（治闽）与闽县、建安、南安和龙溪四县及属临川郡的邵武县。
李渊建立唐朝，忌炀帝名声太坏，“罢郡置州，改太守为刺史”，再次以州领县。玄宗时，求得灵符，以为是天意，又将“天下诸州改为郡，刺史改为太守”，并为抬高皇帝身价，升其都城雍州为京兆府，陪都洛州为河南府。此后凡是皇帝驻跸的地方，也都升府；但府不多，只是地位略高一些，与郡仍为同级政区单位。“安史之乱”后，又复唐初州、县的制度。
贞观年间，“因山川形便，分天下为十道”。道只属地理区划而已，福建划归江南道。武周时，道设存抚使、巡察使，使者仍属临时性的差遣，回京后，职务就被废除。至开元间，道设采访处置使，“检察非法，如汉刺史之职”，才成监察区。至是重新分道，遂分十道中的江南道为江南东道和江南西道，且有固定治所及其常设机构，福建就改属江南东道（①见《福建未属岭南道》。）。“安史之乱”后，出于军事需要，废诸道采访使，而设节度使。初时，节度使大多设在边地上，系属军区性质；此时已被推广到内地而另行分道，且兼军、民、财政之大权，福建即先后隶属相当于道的福建观察使、福建经略使、福建节度使等。（①见《唐时期福建的都督府、经略使、观察使与节度使建置沿革考》。）。道也称镇，或称方镇、藩镇，除京兆府、河南府、同州和华州外，其他各州都属方镇分领。方镇来自都督，都督本身又是一州的刺史，再兼数州的刺史，所以从其职务看，此时的政区实际上实行的应是一种介于二至三级的政区制度。为区别州的地位的高低，又称都督自管的州为都府、会府，兼辖的州为支郡、巡属；前者待遇较高，后者略低一些。
唐代，随着移民多次的入闽与开福、抚二州山洞置汀州等，闽地州、县的设置日多，至元和年间已有五州二十四县，其中福州领县九，建州领县五，泉州领县四，漳州领县三，汀州领县三。史书有“福建”一名，也是始于唐代。
唐代后期藩镇割据，导致唐王朝四分五裂，衰落下去。五代十国，藩镇势力更加膨胀，他们依仗武力割据一方，“大者称帝，小者称王”，相互兼并，倒戈兵变，更换主帅，改朝换代，使社会长期陷于混乱状态。这些藩镇长期割据一方，有权兼管营田与屯田，从中截留贡赋，使“贡赋不入于朝廷”，都有足够的财源可资养兵。赵匡胤篡权后深知这一点，为消除隐患，便把节度使的军、民、财政三大权收归朝廷，再把三权委交转运使等官吏分司负责，即由转运使分掌民政和财政，称漕司；提点刑狱执司法与监察，称宪司；安抚使管军事，称帅司，合称三司。三司三权分离，互不统属，互相制约。三司分路不尽一致，初以漕司为主，迄至宋、金对峙，才以帅司为主。那时，在今闽地设立福建路，自为一级政区。至是，政区制度又为之一变。
唐末五代天下大乱，王绪等率军入闽。王审知后裔建立闽国，都福州，升福州为长乐府，仍置建州、泉州、漳州和汀州，凡府一、州四、县二十九。后王延政据建州称帝，另立殷国。当时闽国有府一、州三、县二十五；殷置建、镛、镡三州，有县五。至南唐，吴越分占闽、殷之地，又有彰武、清源、永安三节度使的设置。那时，福州彰武节度使驻福州，领县十一；泉州清源节度使驻泉州，兼领南州，有县十二；建州永安节度使驻建州，有县六。另有剑州，领县五，汀州领县二，皆为南唐所占有。
入宋，特别是南宋，金兵南下，战火延及江、浙、赣，迫使大批江、浙、赣的难民纷纷入闽避难。难民为求生计，便在各地开辟梯田和垦海造田，或从事矿冶业、手工业与海内外交通贸易，而使过去地少人稀、经济落后的福建，一跃成为全国最先进的地区之一。至是，州、县大增：五代末，设州六，县三十六；宋府一、州五、军二，属县四十八，监一。福建称“八闽”，即始于此时一府、五州、二军的建置。
宋代在今闽地设置福建路，为一级政区单位。路管府、州、军、监、县。府、州初为临时性派遣机构，派出的朝臣或京官旨在应急，为临时性差事，赴任都带旧衔，称某某权知某府某州，倘若派去的官吏是属一、二品大员，则称权判（“权”即权宜的意思，简称知府、知州），后才固定下来；“诸府置知府事一人，州、军、监亦如之”，“兵民之政皆总焉”。府按地位高低，分辅、望、紧、上、中、中下、下七等；州也按户口的多寡，分辅、雄、望、紧、上、中、中下、下八等。另外，又有节度、防御、团练、刺史和军事各个等级的划分，则是因循唐代旧制。
军：初为边戍部队所驻之地，将领称使。安史之乱后，因军事需要，军的设置曾被推广到内地。五代已有军设置至县。军往往干涉县令的职能，于是索性免去县令，听其军使管辖，军遂成地方政区。宋代政区有军，即源于此。
监：“掌茶、盐、酒税场务征输及冶铸之事”，是国家开办企业的机构，经济地位很高。由于企业办事要与地方发生联系，政府便划一片土地让其单独管理，监遂成地方政区。
宋代的军、监有二等：一等军、监同府、州，直属于路；次一等为县级，属府、州统领。与军同为边戍机构的，还有城、堡、寨、关、镇等。城、堡、寨、关有的属于路，或分属府、州；镇是唐末五代节度使派军所驻之地，为数众多。至宋，藩镇兵权被收，镇大量裁减，只留一些人口密集或工商业较为发达的地方为镇。此时不让武夫任镇职，镇成为民政机构，而归县管。
县：宋初多差武臣赴任，至绍兴间，除沿边溪洞外，“专用文臣”。县分赤、畿、赤次、赤畿、望、紧、上、中、中下、下十等，同样以其户口多寡作为定级的依据。
迄至元、明、清，政区制度又有变化。先是，元代实行行省制度，也称省，是行尚书省、行中书省的简称。这一制度源于魏晋，至金再次出现，最初为应急而在个别地方临时添置，后金人受到蒙古、西夏和南宋的夹击，出于军事需要，增设日多，应急的措施宛如定制。蒙古人南下中原，不但与金人作战，也向金人学习，就把这一制度加以推广。《元史•职官志》载，行省“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国初，有征伐之役，分任军、民之事，皆称行省，未有定制。中统、至元间，始分立行中书省。因事设官，官不必备，皆以省官出领其事。其丞相，皆以宰执行某处省事系衔。其后嫌于外重，改为某处行中书省，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每省丞相一员，从一品；平章二员，从一品，……丞相或置或不置，尤慎于择人，故往往缺焉”。由此可见，行省的设置最初只因某地战事需要，才加添立，是临时性的，故“未有定制”。到中统、至元间，正式立省，行省官吏仍由中央直接派出，赴任照样系带中央的官衔，称丞相（或平章政事）某人行省事于某处。迨至平宋后，又以宰执行某处之省事“嫌于外重”，才改为某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某人。
行省始分时，“立中书省一，行中书省十有一”。元初，先置福建行省，后并入江浙行省，设福建道宣慰司，分领八路、二州、四十八县。元末复自为省（①见《元时期福建行省置废分合考》。）。行省的权力甚大，地方上军、民、财政“无不领之”。职官有丞相、平章、右丞、左丞和参知政事等。接着，又有分省的建制，福建曾有建宁分省、泉州分省、兴化分省和延平分省的划分。
明初沿袭元的旧制，全国仍设十三个行省。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有感于行省权力太重，即废行省，而设承宣布政使司，将民政、财政和刑名按劾及其军事分别授予布政使、按察使与都指挥使各自分管，简称“三司”。至是已无行省制度可言。但由于只改官制，政区名称与其辖区范围基本不变，所以人们出于习惯，仍有称承宣布政使司为行省的。时福建承宣布政使司统福州、建宁、邵武、延平、兴化、泉州、漳州、汀州八府及福宁直隶州，属县五十七，布政使司的治所仍在福州。
然自永乐、宣德后，地方多事，布、都、按三司分离，已无力应付局势。有鉴于此，中央只好复派部、院大臣（即六部和都察院）下去镇抚，遂有巡抚一职的产生。巡抚初为暂设，旨在事件平定后撤销。不料到了正统、景泰间，地方纷乱愈演愈烈，巡抚制止不住，有些地方便加派总督。而随社会内忧外患的加剧，派出的总督与巡抚日多，几乎遍布全国。总督、巡抚乃部院大臣，派驻地方，又使地方三权的分离重新走向集权。至清，满洲贵族入主中原，为镇压汉人的反抗，便将督、抚委为一省之长。后为精简机构，才以巡抚一职为主，并将巡抚的辖区与其行省一致化。
清代行省长官有总督（世称制台）、巡抚（世称抚台）、承宣布政使司（世称藩台）和提刑按察使司（世称臬台）。督、抚是“封疆大吏”，为一省最高长官；总督统辖一省至数省的军政、民事，巡抚是一省之长。总督有兼巡抚的，也有一些行省不设总督，就视巡抚如总督。其属僚有二：布政使司分管财赋与人事，按察使司专执刑名。清初，改福建承宣布政使司为省，置闽浙总督，辖有府九、直隶州二，厅、县六十二。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收复台湾后，在台改承天府为台湾府，也属福建省；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另行建省，才与福建分治。
另外，元设行省，省辖路，路统府，府领州、县，州有属县。但也有府、州不隶路，而直属于省，称直隶府、州；路、府、州也有不领县的。路分上、下二等，依户口划分，十万户以上为上，不足者为下，只有要冲之地例外。路置达鲁花赤（意为“长官”）一员，总管一员；达鲁花赤多由蒙古人担任。府、州、县也按户口的多寡，定为上、中、下三等，置达鲁花赤和知府、知州、知县各一员。
明初改路为府，府分三等；分等不按户口的多寡，而依纳粮数量。州分直隶州、属州（也称散州）二类。直隶州直属布政使司，与府同级；属州隶府，视县。
清设府、厅、州、县。州分直隶州、属州二类。直隶州视府，为二级政区；属州视县，与县同为三级政区。此时属州不领县，与明有别。厅为创新的制度。厅本为府的派遣机构，府置知府，又设同知、通判作为知府的属僚，一般同驻一地；边境地区府的辖境较大，就派同知或通判前往治理，驻地即称厅。厅多数设在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地带，也有设在内地情况比较特殊的地方。厅也分直隶厅与散厅二类，前者视府，后者视县。此外，又有道的建制，乃属监察区。福建有道四：宁福道驻福州，辖福州、福宁二府；延建邵道驻南平，辖延平、建宁、邵武三府；汀漳龙道驻漳州，辖汀州、漳州二府与龙岩直隶州；兴泉永道驻厦门，辖兴化、泉州二府与永春直隶州。
下面先将福建历代政区的设置列出简表，每表取一统一年代，以示各个朝代政区设置的概况，然后再以清的政区为单位，追述各地府、州、郡、县建置的沿革（①清以后的政区设置与变化，详见《福建省志•民政志》。）。
二、福建府州郡县建置沿革
福州府
《禹贡》为扬州之域，周属七闽地。秦属闽中郡。汉初，无诸受封闽越王，在此建都。元封初，平闽越，汉廷即设东部候官于此，驻兵看守，隶属会稽郡东部都尉；东部候官也兼县官职能，因机构设置在冶，故时人也称东部候官为冶县或东冶县。东汉末改属南部都尉。三国吴为建安郡地，时置候官县于此。晋太康三年（282年），始置晋安郡，属扬州；东晋改隶江州。宋、齐、梁因之。陈兼置闽州，寻废；又置丰州。隋平陈，郡废，改州曰泉州；大业初，复曰闽州；大业三年（607年），改为建安郡。唐武德六年（623年），仍曰泉州；景云二年（711年），改为闽州（并置中都督府，督闽、建、泉、漳、潮五州）；开元十三年（725年），改曰福州（①见《丰州、闽州、泉州与武荣州沿革考》。）（依旧都督府，二十一年置经略使，改督福、建、汀、泉四州）；天宝初，曰长乐郡；乾元初，复为福州（改经略使为都防御使兼宁海军使，元和六年废，又置福建观察使，领福、建、泉、漳、汀五州；乾宁四年，升为威武军节度使，以授王潮）。五代时，王氏据有其地，升为长乐府，后仍旧为福州。后梁贞明六年（920年），升为大都督府；后唐天成元年（926年），王延翰建闽国；后唐长兴四年（933年），王延钧升为长乐府；晋开运二年（945年），王延政号为南都，也作东都；三年，属南唐，明年属吴越，仍曰福州威武军；周广顺初，改曰彰武军。宋仍为福州（亦曰长乐郡威武军），为福建路治；景炎初，升福安府。元改福州路，为福建道宣慰司、福建行省治。明初，改福州府，为福建布政使司治。清仍曰福州府，为福建省治，领县十、厅一。
闽县 附郭，治府东偏。汉初为闽越王都，后置东部候官（俗称冶县或东冶县）于此，属会稽郡东部都尉。东汉建安年间，改置为候官县，改隶会稽郡南部都尉。三国吴属建安郡。晋为晋安郡治。宋、齐、梁、陈因之。隋合并候官、原丰二县，改置闽县，为建安郡治。唐为福州治。五代初，改名长乐，旋为闽县。宋、元、明、清仍为福州之州、路、府治。民国2年（1913年），与侯官合并，改称闽侯。
候官 附郭，治府西偏。汉武帝平闽越，在今福州设置东部候官驻兵看守，俗称冶县（②见《冶、东冶与东部侯国考》。）。东汉末，改置为候官县。隋平陈，合并候官、原丰为闽县。唐武德六年（623年）复，移治于今闽侯县东南上街镇候官，八年省；长安二年（702年）又置；贞元五年（789年），受洪水漂没，迁入州郭内，始与闽县同为附郭县。五代唐长兴四年（933年），改名闽兴，清泰二年（935年）复旧。民国2年（1913年），与闽县合并，改称闽侯，治所仍在福州市内。
长乐 本闽县地，唐武德六年（623年），于今长乐市东南古槐分置新宁，旋改长乐，属福州。元和三年（808年），省入福唐，五年复。上元元年（674年），移置六平山吴航头，即今长乐市治。五代梁乾化元年（911年），改名安昌；唐同光初复旧；长兴四年，又因候官更名闽兴，遂以长乐为候官县，三年后复故名。自后因之。
福清 唐圣历二年（699年），析长乐县置万安，因乡为名，治所在今福清市，属福州。天宝元年（742年），改曰福唐。五代梁开平二年（908年），更名永昌，同光元年（923年）复旧；长兴四年，始改称福清。元元贞元年（1295年），升为州，仍属福州路。洪武二年（1369年）复为县。清因之。
连江 唐武德六年（623年），分闽县地置温麻县，治所在今霞浦县南古县，即晋之温麻县故治，属福州；旋迁连江之北白沙，因江改名连江县，仍属福州；天宝元年（742年）移今所。元属福州路，明清隶属福州府（①参见《长溪县考》。）。
罗源 本连江县地，唐大中元年（847年），观察使韦岫割连江一乡置罗源场。五代闽龙启元年（933年）升为县，属福州。宋天禧五年（1021年），避皇太子讳，改名永昌；乾兴元年（1022年），复以其溪之名改曰罗源县。自后因之。梁克家《三山志》卷一：“初治水陆寺西双溪之间，地庳潦，官物陷溺，……（庆历八年）乃移今治于旧县东北”。兹查《嘉庆重修一统志》福州府古迹永贞废县，载曰：“在罗源县南”；又引邑人陈祚《罗源县记略》“旧治在今水陆寺西隅，界双溪之间，水潦时至，庆历八年（1048年），迁于戴坑，……即今治也”。按《嘉庆重修一统志》福州府寺观谓有圣水寺，在罗源县南莲花山下，绍兴中建，疑即是。
古田 山洞深邃，前为土豪所据，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开山洞置县，因古昔田亩垦辟而居，故名，属福州。初治在今县东北，现已为水库所淹没；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迁今县南水口镇；端拱元年（988年）复旧，至清相沿不改。
屏南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割古田县北境双溪地置，治所在今屏南县东北双溪镇，属福州府。
闽清 唐候官县地，五代梁乾化元年（911年），王氏于梅溪场置县，寻改闽清县，属福州，治所同今。宋因之。元属福州路，明清属福州府（②见《梅溪置县考》。）。
永福 唐为候官、尤溪二县地，因置于永泰二年（766年），遂以年号为名，属福州。宋崇宁初，避哲宗陵讳，改名永福。民国3年（1914年）复旧。《古今图书集成》福州府公署考：“永福县治，在磨笄山南，县建于宋初，宋末毁于兵，元至元间重建，明洪武初又毁，其后相继修之，明末毁于寇”。兹查志书，未见治所迁徙记载，当同今永泰县。
平潭厅 嘉庆三年（1798年）分福清县地置，治所在今潭城镇，属福州府。民国2年（1913年），废厅改县。
废县二：
原丰 晋太康三年（282年），省建安典船校尉立，治所在今福州市，属晋安郡。隋平陈，合并候官、原丰为闽县。
怀安 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析闽县敦业等九乡置，属福州。《太平寰宇记》卷100福州怀安县：“西北四十五里”。《读史方舆纪要》卷96福州府怀安废县：“初治芋源江北三十里，咸平二年（999年），移治石岊，广故驿为县治，东南去州城二十五里。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迁于县西，寻复故。明朝洪武十二年（1379年），移入郭内。万历八年（1580年），并入候官县”。按今福州市西北有“淮安”，去其州城约二十五里，当是咸平间所迁之治；而太平兴国所设的县治，则当在今福州市西北四十五里。
兴化府
《禹贡》为扬州之域，周属七闽地。秦属闽中郡。汉初属闽越国；武帝平闽越，为东部候官（俗称冶县）地。三国吴置东安县，属东安县地。晋为晋安县地。自后因之。隋开皇九年（589年），析南安县地置莆田县，治今莆田市，属泉州，寻废。唐武德五年（622年）复，仍治莆田市，属丰州，寻属泉州。五代因之。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析游洋洞地置兴化县，并建太平军于游洋地，寻改兴化军，以兴化县为军治；八年，因游洋地不当要冲，移军治于莆田，属福建路。元改为兴化路，属福建道宣慰司，后隶福建行省。明洪武初，改为兴化府，属福建布政使司。清因之，隶属福建省，领县二。
莆田 汉属东部候官（俗称冶县）地。三国吴为东安县地。晋以后为晋安县地。隋开皇九年，分置莆田县；大业初，废入南安县。唐武德五年（622年）复，属丰州，寻属泉州，治所仍在今莆田市。五代因之。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改属兴化军；八年，移军治焉。元为兴化路治。明为兴化府治。清因之（①见《莆田与莆口考》。）。
仙游 唐圣历二年（699年），分莆田县西界置清源县，属武荣州，寻属泉州；天宝元年（742年），又以县西有仙游山，改名仙游。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改属兴化军。元属兴化路。明清隶属兴化府。（元和郡县志〉卷29载，泉州仙游县：旧治县北十五里，天宝元年“移于今理”。按今仙游县西北金奎乡有城隍庙，离县十余里，地势开阔而平坦，盖清源县旧当治此；至天宝元年，始移今治。
废县一：
兴化 本莆田等县地。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陈洪进纳土；四年，太宗阅游洋图志，念游洋洞地险，欲以德化之，乃即其地析置兴化县，并建太平军于此，寻改兴化军，治所在今仙游县东北古邑。元皇庆二年（1313年），迁兴化县于广业里湘溪，治所在今莆田县北新县镇。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废，析长乐、武化二乡六里入莆田，余为仙游地。
泉州府
《禹贡》为扬州之域，周属七闽地。秦属闽中郡。汉初属闽越国；武帝平闽越，为东部候官（俗称冶县）地。三国吴分候官县地置东安县，治所在今南安市东丰州，隶建安郡。晋改曰晋安，改属晋安郡。宋、齐因之。梁置梁安郡（②见《梁安郡考》。），治晋安县。陈改梁安为南安郡。隋平陈后郡废，改晋安为南安县，仍治今之丰州，改属建安郡。唐武德六年（623年），分置丰州、泉州与建州，丰州治南安、泉州治闽县、建州治建安；贞观元年（627年），复并丰州入泉州；圣历二年（699年），又置武荣州，治南安县，旋迁州治于今泉州市，三年废，复属泉州；久视元年（700年）复；迄景云二年（711年），改泉州为闽州，遂更武荣州为泉州（①见《丰州、闽州、泉州与武荣州沿革考》。）；天宝初改州为郡，名曰清源；乾元初，复为泉州，先后隶属福建经略使、福建观察使等。五代初属王闽；晋开运中属南唐，置清源军节度使。宋仍为泉州，属福建路。元改泉州路，属福建道宣慰司，后隶福建行省。明初改为泉州府，属福建布政使司。清因之，属福建省，领县五、厅二。
晋江 本南安县地，唐开元八年（720年）（一作六年），析为泉州治，因县南有晋江而得名，治所在今泉州市。五代、宋因之。元为泉州路治。明、清为泉州府治。
南安 三国吴永安三年（260年），分候官县地置东安县，治所在今南安市东丰州，属建安郡。晋改曰晋安，属晋安郡。梁设梁安郡，治此。陈改梁安为南安郡，仍为郡治。隋废郡，县改名南安，改属建安郡。唐武德六年（623年），立丰州于此；贞观元年（627年）废州；圣历二年（699年），复置武荣州，仍治南安县；景云二年（711年），改州为泉州，移州治于今泉州市，仍属泉州。五代、宋因之。元属泉州路。明、清隶属泉州府。
惠安 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年），析晋江北乡地置，治所在今惠安县北古县，属泉州。元移至今治，属泉州路。明、清隶属泉州府（②见《惠安县迁治考》。）。
同安 晋太康三年（282年），分晋安县地置，治所当同今，隶属晋安郡；寻废，入晋安。唐贞元十九年（803年），复析南安县西南境四乡量大同场。五代闽升为同安县，治所同今，属泉州。设县时间有三说：《嘉庆重修一统志》泉州府古迹谓，在“福州伪命己亥岁”，即后晋天福四年（939年）；（读史方舆纪要〉卷99断为后唐天成四年（929年）；吴锡璜《同安县志》卷3大事记则称，设县于长兴三年（932年）。兹查《太平寰宇记》卷102，亦谓“福州伪命己亥岁，升为同安县”。元属泉州路。明、清隶属泉州府。
安溪 本南安县地，唐咸通五年置小溪场。南唐保大十三年（955年），升为清溪县，以溪水安流为义取名，治所同今，属泉州。宋宣和三年（1121年），睦州清溪洞盗起，恶其同名，改曰安溪，仍属泉州。元隶泉州路。明、清隶属泉州府。
厦门厅 在同安西南海中，本曰嘉禾屿，亦称鹭门。明万历间筑城，徙永宁卫中左所戍此，为漳州月港门户，时江浙商人常至此。因闽南话之“鹭门”与江浙话之“厦门”音近，至是遂有“厦门”二字见于记载，而沿用至今。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郑成功于此置思明州，康熙十九年（1680年）废；二十五年，又以泉州府同知分防设厅。民国元年（1912年）厅废，改设思明县。
马巷厅 本同安县地，乾隆四十年（1775年）析置，驻马家巷，即今同安区东南马巷。民国元年（1912年），废入同安县。
漳州府
《禹贡》为扬州之域，周属七闽地。秦属闽中郡。汉初属闽越国与南越国地；武帝平闽越，属会稽、南海二郡地。三国吴属晋安、绥安二县地，分隶晋安、义安二郡。南朝梁属龙溪、兰水、绥安三县地，分隶梁安、义安二郡。隋废绥安入龙溪，为龙溪县地，属建安郡。
唐垂拱二年（686年），陈元光平潮州寇，割泉州西南境置漳州，初治漳水北（在今云霄县北西林村），以水为名；后苦瘴疠，开元四年（716年）移就李澳川，即今漳浦县治，属福建经略使，二十二年，改隶岭南道经略使；天宝元年（742年），改州为郡，名曰漳浦，还属福建；十年，又隶岭南；乾元元年（758年），复曰漳州；上元初，还隶福建（①参见《福建未属岭南道》。）；贞元元年（785年），柳少安为刺史，按部至龙溪，以今漳州“大江南旋而东注”，地势险要，又移州治于今漳州市（②见《漳州迁治考》。）。五代初，属王闽；后属南唐，改曰南州，常为泉州支郡。宋复曰漳州，属福建路。元曰漳州路，隶属福建道宣慰司，后属福建行省。明初改曰漳州府，属福建布政使司。清仍为府，隶属福建省，领县七、厅一。
龙溪 本晋安县地，梁大同六年（540年，一说天监中）置，因有九龙戏于九龙溪而得名，治今龙海市西颜厝，属梁安郡。陈属南安郡。隋属建安郡。唐初属泉州；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割属漳州；贞元元年（785年）移入州郭内，始为州治。五代、宋因之。元为漳州路治。明、清为漳州府治。
漳浦 本绥安县，治今云霄县北西林村。隋并绥安入龙溪，为龙溪县地。唐垂拱二年（686年），复析龙溪县地于此置漳浦县，为漳州治，以漳水为名；开元四年（716年），因地多瘴，移就李澳川，即今漳浦县治，仍为州治所；贞元元年（785年），州徙龙溪，为属县。五代、宋因之。元属漳州路。明、清隶属漳州府。
海澄 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议割龙溪、漳浦二县地置县，事闻，赐名海澄；隆庆元年（1567年），始设县治，治所在今龙海市东南海澄镇，属漳州府。清因之。
南靖 本龙溪、漳浦、龙岩三县地，元至治元年（1321年），以其地险远，难以控驭，析置南胜县，治今平和县东南南胜。顺帝至元三年（1337年），徙治小溪琯山之阳，即今平和县东北旧县；至正十六年（1356年），以地僻多瘴，又徙双溪之北，治所在今南靖县东靖城，改名南靖，属漳州路。明、清属漳州府。
长泰 本南安县地，唐乾符三年（876年），邑长张思进为便输纳，析大同场西界六里置武德场；文德元年（888年），改名武胜；寻更名武安。五代南唐升为长泰县，治所同今，属泉州。宋太平兴国五年，以去泉州三百余里，期会征输不便，割隶漳州。元属漳州路。明、清隶属漳州府。
按长泰升县时间，《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谓在南唐保大十三年（955年）；黄子信〈长泰东溪路记》谓在保大十四年（956年）；而《八闽通志》、《闽书》，又称保大元年（943年）。兹以保大元年闽地未归南唐研判，元年一说当误；现据蔡元璋《历官题名记》推算，应以十三年为是。
平和 唐为龙溪、漳浦、龙岩三县地。元初为南胜县地，至正后为南靖县地。明正德十四年，析南靖、漳浦二县地置，治所在今平和县西南九峰，属漳州府。清因之。
诏安 本漳浦县地，宋为南诏场。明嘉靖九年置县，治所同今，属漳州府。清因之。
云霄厅 清嘉庆三年（1798年），析漳浦、诏安、平和三县地置，治所同今云霄县，属漳州府。民国2年，废厅改县。
废县三：
绥安 本汉揭阳县地，晋义熙九年（413年）置，治所当在今云霄县北西林村，属义安郡。南朝齐尝为义安郡治；梁、陈复为义安郡属县。隋开皇十二年（592年），并入龙溪县。
兰水 梁置，属梁安郡。隋开皇十二年（592年），并入龙溪县。《读史方舆纪要》卷99漳州府龙溪县九龙江条：“又南溪，在府城南。溪有二源，本曰双溪，自南靖县合流，……或以为即古之兰水，梁所取以名县者”。按1981年《南靖县地名录≥云：今南靖县东北靖城古称“兰”，或谓“兰陵”，盖因地处丘陵，且产兰花，故以名县。据此，兰水废县或当在今靖城。
怀恩 唐垂拱二年（686年）置，属漳州；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因瘟疫流行，人口逃散，废为镇。1982年《诏安县地名录》云：今诏安县西门内帝君庙巷壁上古石刻有“怀恩古井”四字，系1300年前置怀恩县所凿。据此，怀恩废县治所或当在今诏安县城内。
延平府
《禹贡》为扬州之域，周属七闽地。秦属闽中郡。汉初属闽越国；武帝平闽越，为会稽郡东部都尉东部候官（俗称冶县）地。后汉建安初，析东部候官北乡地置南平县，治所在今南平市，属会稽郡南部都尉。三国吴属建安郡。晋太康初，改名延平，仍属建安郡。刘宋废，为晋安郡地。隋属建安郡地。唐为福、建、汀三州地。五代时，王审知置延平镇，王延翰更曰永平镇；既而王延政僭号，升镇为龙津县，兼置镡州；南唐取谭州，改为剑州，又改龙津为剑浦县。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改剑州为南剑州，仍治剑浦，属福建路。元大德六年（1302年），更名延平路，属福建道宣慰司；后属福建行省。明初改为延平府，属福建布政使司。清仍旧，属福建省，领县六。
南平 本东部候官北乡地，后汉建安初析置，治所在今南平市，属会稽郡南部都尉。三国吴属建安郡。晋太康初改名延平，仍属建安郡。刘宋废。五代时，王审知置延平镇；王延翰更曰永平镇；王延政建殷国，升为龙津县，兼置镡州；南唐取镡州，改剑州，而改龙津为剑浦县，复增延平县，寻废。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改剑州为南剑州，仍为州治。元大德六年（1302年），复改剑浦为南平县。明、清因之。元为延平路治；明、清为延平府治。
顺昌 本将乐县地，唐贞观三年（629年），析置浆水场；景福二年，改称永顺场；五代闽龙启元年（933年），升为顺昌县，治所同今，属建州；保大三年（945年），改属剑州。宋属南剑州。元属延平路。明、清隶属延平府。
将乐 三国吴永安三年（260年），分建安县校乡置，治所同今将乐县，属建安郡。隋省入邵武县。唐武德五年（622年），又析邵武县地置，治所同今，属抚州，七年废入邵武县；垂拱四年（688年），复分邵武、绥城故县地置，元和三年（808年）并入邵武、建安二县；五年复，属建州。五代后晋天福八年（943年），王延政升为镛州；开运三年（946年），仍为将乐县，属建州。宋属南剑州。元属延平路。明、清隶属延平府。
沙县 晋延平县地，太元四年（379年）置戍，谓之沙戍；义熙中，升为沙村县，治今县东古县，属建安郡。宋、齐因之，隋废。唐武德四年（621年）复，改名沙县，因沙丘以为名，隶建州，寻入建安；永徽六年（655年）又置；大历十二年（777年，一作开元二十三年）割属汀州；中和四年（884年）移今治。南唐改属剑州。宋属南剑州。元属延平路。明、清隶属延平府。
尤溪 本晋延平县山洞地，后为沙村县地。唐初又为山洞地；开元二十二年（734年），经略使唐修忠以书招谕其民，酋长高伏请以千户入版籍，二十九年置县，以洲多尤姓，故名溪，又以名县，治所同今，属福州。五代南唐割属剑州。宋属南剑州。元属延平路。明、清隶属延平府。
永安 唐为沙县、尤溪二县地，宋置浮流寨，明置千户所；景泰三年（1452年），割沙县九都、尤溪四都，置县于今永安市，隶延平府。清因之。
建宁府
《禹贡》为扬州之域，周属七闽地。秦属闽中郡。汉初属闽越国；武帝平闽越与东越，为会稽郡东部都尉东部候官（俗称冶县）地。汉献帝建安八年，贺齐进兵闽地，分立南部都尉于今建瓯市东南三里故府城，以领东部候官地。三国吴永安三年（260年），改置建安郡，治今建瓯市西南覆船山下，属扬州。东晋改属江州。刘宋元嘉初，迁黄华山下。梁末毁，移治溪西，改属东扬州。陈又徙覆船山北，隶属丰州。隋废入建安郡（治今福州市）。唐武德四年（621年），复置建州，治建安县，在今建瓯市东北黄华山下，后筑城，包入城内；天宝初，曰建安郡；乾元初，复为建州。五代属王闽，置镇武军节度使于此；天福八年（943年），王延政据州称殷国；开运三年（946年）属南唐，改军号为永安，寻改忠义军。宋仍曰建州，属福建路；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以孝宗潜邸之故，升州为府，改名建宁，仍属福建路。元改建宁路，属福建道宣慰司；后属福建行省。明为建宁府，属福建布政使司。清因之，属福建省，领县七。
建安 本东部候官北乡地，汉建安初置，治今建瓯市东北黄华山下，属会稽郡南部都尉。三国吴改属建安郡。自后因之。隋省建安郡，属泉州。唐为建州治。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为建宁府治。元为建宁路治。明、清为建宁府治（①见《建安•瓯宁二县沿革、治所考》。）。
瓯宁 本建安、建阳、浦城三县地，宋治平三年（1066年）置，治今建瓯市，属建州，熙宁间省；元祐四年，复分建安县地之半立，仍属建州；后改隶建宁府。元为建宁路治。明、清为建宁府治。
建阳 汉建安十年（205年），吴析建安桐乡置建平县，治今建阳市东南三桂里，属建安郡。晋太元中改名建阳，移治市东北建忠里。隋省入建安县。唐武德四年（621年）复，八年废；垂拱四年（688年）又设，移于大潭城，即今治，属建州。宋景定元年（1260年），以县生嘉禾，改名嘉禾县，属建宁府。元复旧属建宁路。明、清隶属建宁府。
崇安 本建阳县地，王闽时，邑人彭汉请以新丰乡为温岭镇，南唐保大九年（951年），改为崇安场，宋淳化五年（994年）升县，治所即今武夷山市，属建州，后属建宁府。元属建宁路。明、清隶属建宁府。
浦城 汉献帝建安中，分东部候官北乡置汉兴县，治今浦城县东北后阳，属会稽郡南部都尉。吴永安三年（260年），改名吴兴，属建安郡。隋省入建安县。唐武德四年（621年）复，更名唐兴，寻废；载初元年（689年）又置；天授二年（691年），改称武宁；神龙元年（705年），复曰唐兴；天宝元年（742年），始名浦城，移今治，属建州。宋属建州，后属建宁府。元属建宁路。明、清隶属建宁府。
松溪 本建安县地，晋置东平县，治今松溪县东北旧县，属建安郡。刘宋废。五代闽又立松源镇于此；后周广顺元年（951年），南唐升为松源县，属建州。宋开宝八年（975年），改名松溪，移今治，仍属建州。元属建宁路。明、清隶属建宁府（①见《东平、松源、松溪县治考》。）。
政和 本宁德县地，五代闽立关隶镇于今政和县东南镇前村，宋咸平三年（1000年）升为县，割属建州；政和五年（1115年），改名政和，移今治，后属建宁府。元属建宁路。明、清隶属建宁府。
邵武府
《禹贡》为扬州之域，周属七闽地。秦属闽中郡。汉初属闽越国；武帝平闽越，为会稽郡东部都尉东部候官（俗称冶县）地。后汉末，为建安县地。三国吴永安三年（260年），置昭武县，治今邵武市东故县，属建安郡。晋太康三年（282年），改为邵武，仍属建安郡。隋开皇九年（589年）废，十二年复，属抚州；大业初属临川郡。唐属建州。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增置邵武军，治邵武县，移今邵武市，属福建路。元为邵武路，属福建道宣尉司；后属福建行省。明为邵武府，属福建布政使司。清因之，属福建省，领县四。
邵武 三国吴永安三年（260年），分建安县地置昭武县，以地处武夷山南得名，治今邵武市东故县，属建安郡。晋太康三年（282年），避司马昭讳，改名邵武；太宁元年（323年），又曰邵阳。刘宋元初元年（420年），复称邵武，仍属建安郡。隋开皇九年（589年）废，十二年复，属抚州；大业初属临川郡。唐属建州。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移今邵武市，为邵武军治。元为邵武路治。明、清为邵武府治。
光泽 唐武德七年（624年），分邵武县北乡地置阳宁镇；五代后周广顺初，南唐改名财演，属建州。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升为光泽县，以光泽乡为名，治所同今，改属邵武军。元属邵武路。明、清隶属邵武府。
建宁 吴永安三年（260年），分邵武县地置绥安县，治今建宁县西里心，属建安郡。晋义熙元年（405年），改曰绥城（也作绥成）。隋开皇初，省入邵武县。唐武德四年（621年）复，移治建宁县西南三里，属建州；贞观三年（629年）省；乾符二年（875年），又分绥城故地置黄连镇于唐故绥城县治；五年，为表陈岩功，乃改黄连镇为义宁军，并移军治于晋绥城故治，即今建宁县西里心。南唐罢为永安镇，又改永安场。至宋建隆元年（960年），升为建宁县，移今治；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改属邵武军。元属邵武路。明、清隶属邵武府（②见《绥安县、绥城县、建宁县、义宁军与黄连、永安二镇治所考》。）。
泰宁 本绥城县地，后属将乐。乾符二年（875年），析置归化镇于今泰宁县；南唐保大元年（943年）改为场；中兴元年（958年）升县，属建州。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改属邵武军；元祐元年（1086年），始名泰宁。元属邵武路。明、清隶属邵武府。
汀州府
《禹贡》为扬州之域，周属七闽地。秦属闽中郡。汉初属闽越国；武帝平闽越，为会稽郡东部都尉东部候官（俗称冶县）地。后汉末，为会稽郡南部都尉地。三国吴为建安郡地。晋置新罗县，治今长汀县北东坊口，改属晋安郡。刘宋废。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始开福、抚二州山洞置汀州，因长汀溪以为名，治晋新罗废县；天宝元年（742年），改临汀郡；乾元初，复曰汀州；大历间，移治白石乡，即今长汀县（①见《汀州与新罗、杂罗、长汀三县考》。）。五代属王闽；寻属南唐（②见《汀州“后改南州”考》。）。宋属福建路。元改汀州路，属福建道宣慰司，后属福建行省。明曰汀州府，属福建布政使司。清因之，属福建省，领县八。
长汀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置，治白石，即今长汀县；大历间，移汀州治此。五代、宋因之。元为汀州路治。明、清为汀州府治。
宁化 唐乾封二年（667年），以黄连峒置黄连镇；开元十三年（725年），因有居民罗令纪之请，升为县，以地产黄连而名，治今宁化县东五里，属建州；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割属汀州；天宝元年（742年）改今名。五代后唐同光三年（925年）迁竹篠窝，即今治。宋属汀州。元属汀州路。明、清隶属汀州府。
清流 本长汀、宁化二县地，一说置于宋元符元年（1098年），一说置于元祐初，以宁化清流驿（即今清流县）为县治，属汀州；绍定中废。元复置，属汀州路。明、清隶属汀州府。
归 化本清流镇巡司，地处将乐、沙县、宁化三县之交，成化六年（1470年），以其地旷远，民难治，乃析四县地置县，治今明溪县，属汀州府。清因之。
连城 本长汀县地，宋元符间置莲城堡；绍兴三年（1133年），升为莲城县，治所同今连城县，属汀州。元至正六年（1346年），因讨平“草贼”罗天麟，改莲为连，取去草之义，属汀州路。明、清隶属汀州府。
上抗 唐大历四年（769年），析龙岩县湖雷、下堡置上杭场，其地在今永定县东北湖雷；南唐保大十三年（955年），场徙艺梓堡，在今永定县东北高陂北山。宋淳化五年（994年），升为上杭县，属汀州；至道二年（996年），移治鱉沙，即今上杭县东北白沙；咸平二年（999年），又迁语口市，即今上杭县北旧县；天圣五年（1027年），复徙钟療场，即今上杭县西北中寮；其地坑冶大发，商旅辐辏；乾道三年（1167年），又迁郭坊，是为今治。元属汀州路。明、清隶属汀州府。
武平 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置南安、武平二镇，隶长汀县。五代南唐保大四年（946年），并二镇为武平场。宋淳化五年（994年）升为县，析长汀县西南境属之，治今武平县，仍隶汀州。元属汀州路。明、清隶属汀州府。
永定 唐为龙岩县地，宋为上杭县地，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分置，治今永定县，属汀州府。清因之。
福宁府
《禹贡》为扬州之域，周属七闽地。秦属闽中郡。汉初属闽越国；武帝平闽越，为会稽郡东部都尉东部候官（俗称冶县）地。后汉建安末，为会稽郡南部都尉地。三国吴析候官县地置温麻船屯于今霞浦县南古县，又在福安市南罗江设立罗江县，为建安、临海二郡地。晋武帝时，升温麻船屯为温麻县，罗江度属晋安郡，为晋安郡地。南朝齐之后，省罗江；隋又废温麻入闽县，属建安郡。唐武德六年（623年），复置温麻县于今霞浦县南古县，旋迁连江，改名连江县；长安二年（702年），又在霞浦县南古县置温麻县；天宝元年（742年），移治霞浦，改名长溪（①参见《长溪县考》。），属长乐郡；乾元初，属福州。五代、宋因之。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升为福宁州，属福州路。明初降为县；成化九年（1473年），复升为州，直隶福建布政使司。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升府，属福建省，领县五。
霞浦 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升福宁直隶州为福宁府，增置霞浦为倚郭县，治所同今。
福鼎 清乾隆四年（1739年），析霞浦县置，治所同今，属福宁府。
福安 宋宝庆元年（1225年），长溪县令范夔以县西北乡去治辽远，难于制驭，议析为县，择韩阳坂为县治，不果；淳祐四年（1244年），邑人重申前议，请于朝，许之；明年，乃析长溪县西北乡于今福安市韩阳镇置，赐名“福安”，盖以“赐尔多福，以安一县”为名，属福州。元属福宁州。明属福宁直隶州。清属福宁府。
宁德 本长溪、古田二县地。唐开成中，于今宁德市置感德场；五代后唐长兴四年（933年），王闽升为宁德县，隶长乐府。元属福州路福宁州。明属福宁直隶州。清属福宁府。
寿宁 明景泰六年（1455年），析政和、福安二县地置，治所同今，属建宁府。清改属福宁府。
废县一：
罗江 三国吴置，治所当在今福安市南罗江，属临海郡。晋属晋安郡。盖废于南朝齐之后（②见《罗江县沿革、治所考》。）。
永春直隶州
《禹贡》为扬州之域，周属七闽地。秦属闽中郡。汉初属闽越国；武帝平闽越，为会稽郡东部都尉东部候官（俗称冶县）地。后汉末，属会稽郡南部都尉地。三国吴，属建安郡东安县地。晋属晋安郡晋安县地。唐长庆二年（822年），析南安县西界两乡在今永春县西桃场置桃林场。五代长兴四年（933年），王延钧升为桃源县，属泉州；后晋天福三年（938年），改名永春。宋开宝二年（969年），移今治，仍属泉州。元属泉州路。明属泉州府。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升永春直隶州，直属福建省，领县二。
德化 本福州永泰县地，唐贞元中，析置归德场于今德化县治；五代长兴四年（933年），王闽升为德化县，属福州；后汉乾祐二年（949年），改隶泉州。宋因之。元属泉州路。明属泉州府。清属永春直隶州。
大田 本尤溪县地，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析尤溪、永安、漳平、德化四县地置，治大田里，即今大田县治，因里为名，属延平府。清属永春直隶州。
龙岩直隶州
《禹贡》为扬州之域，周属七闽地。秦属闽中郡。汉初属闽越国；武帝平闽越，为会稽郡东部都尉东部候官（俗称冶县）地。后汉末，属会稽郡南部都尉地。三国吴属建安郡地。晋属晋安郡新罗县地。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开山洞，置杂罗县，治今龙岩市，属汀州；天宝元年（742年），改名龙岩；大历十二年（777年），割属漳州（①见《汀州与新罗、杂罗、长汀三县考》。**考证意见为作者林汀水先生学术观点。）。五代、宋因之。元属漳州路。明属漳州府。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升为龙岩直隶州，直属福建省，领县二。
漳平 明成化七年（1471年），析龙岩县地置，治所同今漳平市，属漳州府。清割属龙岩直隶州。
宁洋 明隆庆元年（1567年），分龙岩、永安、大田三县地置，治今漳平市北双洋，属漳州府。清改属龙岩直隶州。
三、考证**
（一）闽中郡考
秦统一六国，废分封，推行郡县制。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分天下为三六郡”（②《史记•秦始皇本纪》。）。但司马迁未实指分设哪些郡。300年来，学者言秦郡者数十家，莫衷一是。其先，钱大昕执泥于“班志”，乃从志中考出其郡目（③《潜研堂文集》秦四十郡辨、秦三十六郡考、答谈阶平书、《廿二史考异》等。）。此说置“史”、“汉”纪传于不顾，很难令人信服。后经全祖望用功疏理，所得綦多，惟仅限于初并天下时的制度（④《汉书地理志稽疑》。）。于是，王国维推而广之，及于兼并后的增设，遂得四十八郡（⑤《观堂集林》卷12秦郡考。）。今据谭其骧先生所作的考证，名见《汉志》，核实当为初并天下之郡者，凡三十二；另有四郡见于《史记》纪、传等，合计三十六，此即《始皇本纪》中“分天下为三十六郡”的郡。其后，郡仍有析置，“秦一代建郡之于史有征者四十六”，鄣郡、庐江二郡可能也是秦郡（⑥《长小集》上册秦郡新考。）。
按《史记•东越列传》谓秦设闽中郡，后人提出疑议者不多。但设郡时间与郡的性质各家持说不一，至今未能定论。钱氏大昕认为，始皇置郡闽中，太史公有明文，“但其初虽有郡名，仍令其君长治之，如后世羁縻州之类”（①《潜研堂文集》秦四十郡辨、秦三十六郡考、答谈阶平书、《廿二史考异》等。）。其意为：闽中置郡虽早，却有别内郡，系属羁縻性质的郡。刘师培则谓：“《始皇本纪》言，二十五年王翦南征百越，置会稽郡，是斯时只得会稽，未尝南得闽中诸郡”（②《左庵集》卷5。），即闽中应属后置，为内郡。王国维又称：“《东越列传》云：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者，皆越王勾践之后也。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而《始皇本纪》系降越君于二十五年，则闽中郡之置亦当在是年。《本纪》但书降越君，置会稽郡，文有所略也”（③《观堂集林》卷12秦郡考。）。兹就王说提出质疑。
《本纪》不提闽中一郡，但书降越君，置会稽郡，王氏断为“文有所略”。但秦兵征伐南越，《史记》对该地设郡大肆特书，不厌其烦地逐一罗列，并未加以省略。史文明确载道，秦兵征伐百越，在占会稽、陆梁地后，确在这些地区分设会稽、南海、桂林与象郡，惟独不书进兵闽中，也不言及在此置郡之事。可见纪中不提闽中是年（二十五年）设郡，应有其缘由，绝非如后人所说是“文有所略”，或出于记载上的疏漏。
秦一代秦兵未占闽中地，这是有史为证的。汉初贾捐之说过，秦之地“南不过闽越”（④《汉书•贾捐之传》。）。后刘安说，“闽越乃方外之地，……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没有城郭邑里，“得其地，不可郡、县也”（⑤《汉书•严助传》。）。田胁也云，闽中地“自秦时弃弗属”（⑥《汉书•严助传》。）。既是不属于秦，则秦又焉有其地？
诚然，刘邦诏书曾称：“故粤王亡诸奉粤祀，秦侵夺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⑦《汉书•高帝纪》。）。此似明言秦有闽中之地，然依史实，灭越者乃楚，时在战国之际。越亡国后，子孙四处疏散，各自为君长，互不统属，社稷早已不得血食。可见诏书所说，应是指始皇统一天下，占有越国会稽故地，不让越人复国，而非谓秦已经兼有闽中之地。
此外，对于《史记•东越列传》和《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载有闽中郡，笔者认为，按秦兼并天下，自以水德王，数以六为纪。二十六年废分封，颁行郡县制，盖时之置郡或仅三十五，为应符命，乃以会稽、闽中地相连，又都同属越王子孙散居处，遂将闽中虚设为郡，以充其数。正因闽中一郡纯属虚设，王翦南征百越，未曾占有其地，所以《本纪》谈到征伐置郡，只好但书会稽，而无从言及闽中置郡之事。由此而观，是钱大昕谓秦设置闽中郡，犹如后世羁縻州性质的郡，当较内郡之说为近是。
（二）会稽东、南二部都尉考
《汉书•地理志》会稽郡有西部都尉，治钱唐县，有南部都尉，治回浦县，而无东部都尉。《汉书•扬雄传》引扬雄语，有“东南一尉，西北一候”。所谓“东南一尉”孟康注曰：“会稽东部都尉也”。《太平御览》卷一七一、《太平寰宇记》卷九八引《汉志》，南部都尉也作东部都尉，且明确载道：“光武时，改回浦为章安县”；扬雄《解嘲》“东南一尉”，孟康注谓“会稽东部都尉”，即治于此。按《后汉书•顺帝纪》会稽郡有东部都尉，其他志书所云也都如是，无南部都尉。据此，是西汉早有东部都尉，而今所见《汉书》版本，其南部都尉当是东部都尉之伪。
西汉有东部都尉，无南部都尉，这从汉武灭闽越，不在闽越故地立郡县，只设东部候官（俗称冶县）于今福州市，也可略见其端倪（①详见林汀水《秦汉闽中地名考析二则》，《厦门大学学报》1991年3期。）。据志书记载，东部候官设于西汉，至东汉末尚且见载，几乎与东部都尉相始终；南部都尉则置于东汉末（②《三国志•吴书•贺齐传》。）。那时，东部候官系属东部都尉，故皆以“东部”为名（③王国维《后汉会稽郡东部候官考》、《汉会稽东部都尉治所考》，《观堂集林》卷12。）。直到贺齐进兵建安，并在建安设置南部都尉，东部候官始归南部都尉（④《三国志•吴书•贺齐传》。）。
按汉的都尉，通常是在都尉之前冠上东、西、南、北方位，以示区别。其时，会稽郡内的西部都尉治钱唐（在今杭州市西），东部都尉治回浦（在今临海市东），南部都尉治建安（在今建瓯市东南），各都尉按此相关位置的惯例命名；也因西汉会稽所设都尉是为东、西都尉，故至东汉末在今建瓯增设的都尉，才以南部为名。
东部都尉设于西汉，南部都尉至东汉末始立。到三国吴太平二年（256年），“以会稽东部为临海郡”；至永安三年（260年），“以会稽南部为建安郡”，二部都尉才都改置为郡（⑤《三国志•吴书•嗣主传第三》。）。
另是《三国志•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记有襥阳兴与朱育的对话。濮阳兴问：“吾闻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1年），以吴越地为会稽郡，治吴。汉封诸侯王，以何年复为郡，而分治于此？”朱育答道：“刘贾为荆王，贾为英布所杀，又以刘濞为吴王。景帝四年（前153年），濞反，诛，乃复为郡，治于吴。元鼎五年（前112年），除东越，因以其地为治，并属于此，而立东部都尉，后徙章安。阳朔元年（前24年），又徙治鄞，或有寇害，复徙句章。到永建四年（129年），刘府君上书，浙江之北以为吴郡，会稽还治山阴”。其中，朱育所云“因以其地为治”，王国维认为，“治”当作“冶”。接着遂加补充说，“郡国志”中会稽郡下载有东部侯国，乃东部候官之伪，“此实《汉书•地理志》之冶县也”，“余谓因此一名，得确知冶县为前汉会稽东部都尉治所。何则？候官者，都尉之属也。其候官或与都尉同治，或分治，……窃意武帝初置会稽东部都尉，本治冶县，如朱育之说；后徙回浦，尚留一候官于此，以其地为东部都尉下候官所治，故后汉时谓之东部候官”（⑥王国维《后汉会稽郡东部候官考》、《汉会稽东部都尉治所考》，《观堂集林》卷12。）。
按朱育对话，意在解答会稽复郡和分治山阴的时间问题，这与东部都尉治冶毫无关系，会话中何以会有这一题外之语？笔者认为，若将朱育的对话解为汉武除东越，曾在山阴先立东部都尉，以作会稽一郡的分治机构，让它分管越人的住地，似乎比较切题，且参东、西二部都尉相关的位置，定东部都尉于此，也较适宜。
（三）冶、东冶与东部侯国考
《汉书•地理志》会稽郡有冶县。《后汉书•郡国志》章安：“故冶，闽越地，光武更名”。
《郡国志》又曰，会稽郡有东部侯国。而见《后汉书•郑弘传》注引《谢承书》，有东部侯；（东夷列传）等有东冶县。由于史书记载文有错乱，学者曾经为此发表不少文章，其中尤以杨守敬《〈郡国志〉东冶、候官考》一文论证最详。（①见谭其骧主编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第一册。）
杨文认为，西汉有回浦，有冶县，二者并立，“是章安非冶县地甚明”。这一见识甚是。然以东汉有东冶，遂断《郡国志》章安县下应补东冶二字，注文应移东冶，从而得出光武时“更冶为东冶”的结论，却很难使人信服。因为杨文的推论，仅依“汉志”有冶县，“郡国志”无，而在东汉又见东冶的记载。这样推论不妥。如见《史记》，已有东冶，而冶一名又可见于《三国志》（②详见《蒋钦传》。）。这说明冶与东冶两汉时共存并用，二者并无严格的、特定的时间界限。所以“更名”一说不足为信，难以成立。
再是杨文指出，汉未封侯于今闽地，郡国志中所谓东部侯国，《谢承书》中所谓东部侯都是错误的。但杨文以《宋书•州郡志》所称候官“前汉无，后汉曰东候官”，并引《太康地志》“武帝名东冶，后改为东候官”为证，就说汉又分冶另立东候官县，且谓《三国志》中“东部候官”的“部”为衍字。笔者认为此说欠妥。
按钱氏大昕云，“东部侯国”四字乃“东部候官”之伪（③引自中华书局《后汉书》郡国志四校勘记。），王国维也曰，“东部候官”简称“东候官”，后又省略为“候官”（④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2《汉会稽东部都尉治所考》、《后汉会稽郡东部候官考》。）。这些说法甚是，应从其说。因见史书，秦末无诸参加反秦，有功，受封闽越王，都冶（或称东冶）。武帝时，余善举兵反汉，兵败国灭，其民被徙江淮，或遁山谷中（⑤见《史记•东越列传》、《宋书•州郡志》。），汉廷便设东部候官于冶都，驻兵看守（⑥《后汉书•郑弘传》注引（谢承书》。）。东部候官初为军事机构，武帝后，遁民颇出，乃令候官兼理民政，使它具有县官的职能，由是时人遂以为县。自是之后，《太康地志》直书为县，郡国志也以东部侯国（即东部候官）收编入表，作为县级政区单位处置。但是当时东部候官为新名，知名度不高，盖仅见于官方文书记载，时人出于习惯，仍以旧名称呼，于是，遂又出现冶和东冶的县名。直到东汉末，以东部候官分置建安、汉兴、建平、南平和候官五县，才使都尉属下的东部候官正式改置为县，并定名候官（⑦《三国志•贺齐传》等。）。若此，则建置沿革一目了然。不然，势必引出汉有东冶、东候官和冶三县，还有隶属东部都尉（后为南部都尉）统领的东部候官。这显然与史实不符。
由是，笔者认为：汉代只有东部候官之设，这个机构初为军事性质，后兼民政；自兼民政后，人们以县视之，遂因其名命县，或以驻地名称，直书为县。盖只东部候官为官方正式所定之名，其余都是俗称，一直到了东汉末，以东部候官改置为县，才名候官。
（四）再谈冶都、冶县、东部侯国与东部候官沿革、治所问题
有关冶都、冶县、东部侯国与东部候官问题，笔者在《冶、东冶与东部侯国考》一文中，已作若干考释。现就学术界目前尚存的一些歧见，作如下补述。
1.冶都、冶县、东部侯国与东部候官的由来和相互关系
《史记•东越列传》：“汉五年（前202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作“都冶”。《汉书•严助传》引苏林注，也明确载道：冶，“今名东冶”。是冶与东冶自当为一，冶乃东冶之简称。
《汉书•地理志》载，会稽郡有冶县。《宋书•州郡志》谓：“汉武帝世，闽越反，灭亡，徙其民于江淮间，虚其地。后有遁逃山谷者颇出，立为冶县”。《太平寰宇记》卷一，福州闽县：“汉（冶）县，以无诸所都，故此立县焉”。是汉之冶县设在无诸之冶都，并以冶名县。
《后汉书•郡国志》载，会稽郡有章安，有东部侯国，章安县下注曰：“故冶，闽越地，光武更名”；《东越列传》等也有东冶和东冶县；而见《郑弘传》注引《谢承书》，又有东部侯。
按《后汉书•郡国志》所载章安“故冶，闽越地，光武更名”，前人已经指出，文有错乱。笔者赞成这一说法。因为章安在西汉武帝前系属东瓯地，并非闽越之所有；迨至东瓯国灭后，于此所设之县乃为回浦，也非冶县（①李昉《太平御览》卷171州郡部台州条引郭璞注《山海经》：“今临海永宁县即东瓯”；又引《吴地记》：“乃以东瓯地为回浦县”；处州条引图经，也谓：“汉初为东瓯地，后以为回浦县，光武更名章安”。）。而冶和东冶这些县名，直到东汉光武帝后仍可见到记载，故谓章安“光武更名”，只能由其回浦，而不可能由其冶县所改（②详见《后汉书•东夷列传》、《三国志•蒋钦传》及上所引《太平御览》。）。
另是东部侯国与东部侯，按照王国维的考证，汉未封侯于今闽地，故当为东部候官之伪，简称“东候官”，后又省略为“候官”（③《观堂集林》卷12《汉会稽东部都尉治所考》、《后汉会稽郡东部候官考》。）。此说则当可信。因见史书记载，武帝时，余善举兵反汉，兵败国灭，其民被徙江淮间，汉廷就在闽越故都冶设一东部候官，驻兵看守（④《后汉书•郑弘传》注引《谢承书》：郑弘曾祖父少子武帝时曾任会稽郡东部候官。）。东部候官初为军事机构，武帝后，未被迁徙江淮的遁民纷纷复出，乃令候官兼理民政，管理这些遁民；候官遂具有县官的职能，所以“郡国志”才将东部候官收编入表，作为县级政区单位处置；“汉志”则因候官设治于冶，而以冶名县，又因冶也称为东冶，所以又有东冶县名的出现。
由上可见，“郡国志”的章安“故冶，闽越地，光武更名”，注文应移于东部候官后。而志书作此注释，又当有其故，即东部候官乃官方正式所定之名，冶或东冶作为县名只属俗称，其实已经成为历史地名，系指闽越故都之冶而言。正因如是，《晋书•地理志》遂有下面之言：“及武帝灭，徙其人，名为东冶，又更名东城”，即把东冶的名称改为东部候官城（由此记载也可看出，郡国志的“光武更名”，实当“武帝更名”之误写）。
汉代只设东部候官，冶或东冶作为县名，只属俗称，是有其根据的。《旧唐书•地理志》载：“武帝诛东越，徙其人于江淮，空其地。其逃亡者，自立为冶县”。冶县既是民之所“自立”，且立于故都冶，即东部候官所在地，不是政府正式建置的机构，作为县名，应是俗称。正因如是，故至东汉末分设的建安、汉兴二县，有些志书遂谓是分东候官（即东部候官）之北乡立，而不称是分冶之地置（⑤详见《太平御览〉卷171、《太平寰宇记〉卷101、《读史方舆纪要》卷97。）。倘若汉有冶县的正式设置，志书就不会有此之言；且东汉末所设之候官县，治所是在福州，即时东部候官所在地，要是汉至三国有冶或东冶县的正式机构，且都同治福州，则此候官县就应属增设，或由冶或东冶改置。如属改置，不以旧县之名名县，而偏要改用候官这一职官名称名县，显然不合情理。显而易见，当是分设候官诸县而除东部候官时，为与过去的东部候官这一军事机构相互区别（或为省称），才将东部候官改定为候官县。
2.冶都、冶县不在浙南辨
对冶都、冶县的地点，学术界尚存福州、浙南和闽北三种不同的说法。现就浙南说提出几点看法。
浙南说的主要依据是：《郡国志》有章安“故冶，闽越地”（①详见《古闽地考》、《冶不在今福州市辨》，分别载于《燕京学报》15期、《禹贡》半月刊第6卷第2期。）。其次是《会稽典录》记有濮阳兴与朱育的一段对话。濮阳兴问：“吾闻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1年）以吴越地为会稽郡，治吴。汉封诸侯王，以何年复为郡，而分治于此？”朱育答道：“刘贾为荆王，贾为英布所杀，又以刘濞为吴王。景帝四年（前153年），濞反，诛，乃复为郡，治于吴。元鼎五年（前112年），除东越，因以其地为治，并属于此，而立东部都尉，后徙章安。阳朔元年（前24年），又徙治鄞，或有寇害，复徙句章。到永建四年（129年），刘府君上书，浙江之北以为吴郡，会稽还治山阴”（②《三国志•虞翻传》注引。）。其中朱育所云“因以其地为治”，王国维认为，“治”当作“冶”，“此实《汉书•地理志》之冶县也”，“余谓因此一名，得确知冶县为前汉会稽东部都尉治所”（③《观堂集林》卷12《汉会稽东部都尉治所考》、《后汉会稽郡东部候官考》。）。有的学者认同这一考证，便称“冶立于汉武帝元鼎五年，是为会稽东部都尉治”。于是遂以《后汉书•顺帝纪》载有阳嘉元年（132年）“海贼曾旌等寇会稽，杀句章、鄞、铘三县长，攻会稽东部都尉”，而断冶与三县毗连，以证冶都、冶县都在浙南（④《古闽地考》。）。
另是《山海经•海内南经》有载：“三天子鄣山，在闽西海北”，注曰：“今在新安歙县东，今谓之三王山，浙江出其边也”；《海内东经》又云：“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蛮）东。在闽西北，入海”，注曰：“按地理志浙江出新安黟县南蛮中，东入海，今钱塘浙江是也”。
据此，有的学者又称：“三天子鄣在歙县，恰居浙江之西；浙南为闽地，谓山在闽西是也。谓‘闽在海中’者，浙地瀕海，灵江、瓯江均东流入海。闽王都邑，或适在江之南地，因江通海，遂误江为海，谓‘闽在海中’也。《山海经》所记，又足证闽地在浙无误”（⑤《古闽地考》。）。
按《后汉书•郡国志》记载的章安“故冶，闽越地”，文有错误，注文应移东部候官之后，这在前面已作详述。同样，王国维的考证，也当非是。据朱育对话文意，乃为解答会稽复郡和分治山阴的时间问题，指出汉武除东越，先立东部都尉于山阴，以作会稽一郡的分治机构，分管越人的住地，直到永建四年，增设吴郡，会稽郡治还治山阴，这与东部都尉治冶并无关系，若将其“治”改写为“冶”，答非所问，岂不离题，故此考证不当。另是《山海经》谈到“三天子鄣山，在闽西海北”，三天子都“在闽西北”，其所指之闽，也当不是闽越。此由《山海经•海内南经》尚有“瓯居海中。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即可看出《山海经》中的“闽”，应有闽君摇（后封东瓯国）的“闽”与闽越王的“闽”的区别，盖前者之“闽”，乃是闽君摇的“闽”，后者之“闽”，才指闽越。
因此，判定冶都、冶县都在浙南之说，所引三条资料既缺乏根据，则其所论也就难以成立。
3.冶与东冶有别之说亦非是
“冶非东冶”说，主要是据“汉志”有冶县，“后汉志”有章安“故冶，闽越地”和东部侯国（有学者认为应作东候官），《会稽典录》又有“元鼎五年除东越，因以其地为治”（有学者认为“治”当作“冶”），是武帝元鼎五年已有冶县，而见《太康地志》，也有“汉武帝名为东冶，后改为东候官”一语，是武帝时冶与东冶已经二县并立。持冶与东冶有别的说法的学者认为，盖至东汉，冶改章安，立东部都尉；东冶设候官，故曰东候官。所以凡见志书记载，皆称冶设东部都尉，不曰候官设于冶，有东冶、候官之互称，而无冶与候官的互称，此也可作冶与东冶为二地的证明。
至于冶与东冶的位置，有的学者乃据上引《顺帝纪》阳嘉元年的战争，先定冶与东部都尉当邻句章、鄞、鄧三县，遂又以地名称谓再判东冶应在冶的东面；又从上面战争形势推测，认为东冶的位置也有可能是在永宁附近，或离余杭不远。由是得出冶与东冶都在浙南的结论（①《古闽地考》。）。
按汉灭东越，是在元封元年（前110年），即在元鼎五年（前112年）之后，如判定冶的设县是在元鼎五年，且设于闽越境内，那时汉兵尚未入境，是不可能的。而所据的《郡国志》和《会稽典录》，既然所改均非是，则其对冶县和东部都尉的论述，也自当不足为据。另是有学者谈到东冶的位置，既定冶县在章安，或邻鄞、鄮和句章，又称东冶应在冶县的东面，则断东冶是在永宁附近，或离余杭不远，所说方位上有自相矛盾之嫌。
此外，有学者认为，会稽一郡所属诸县全在浙江，惟独候官一县远在福州，甚不正常，遂由候官先属会稽，继归建安，再转晋安而加推断，以为候官的设置，初时应在浙南，继移闽北，最后才徙福州（②《古闽地考》。）。有关这一问题，前已说过，汉武灭东越，即在闽越的故都冶（或称东冶）设置东部候官，东部候官初为军事机构，后兼理民政，具有县官职能，时人逐渐以县视之，于是便以故都之名名县。到东汉末平定山越，才由东部候官分设建安、汉兴和候官等五县，至是才有候官一县。汉灭东越，徙其人，而不弃地，其时先在闽越故都置一军事机构，驻兵看守，这本正常且合理，不足为奇。
至于推论候官应先设在今浙江，再移闽北和福州，笔者对此看法也不一样。西汉先有会稽一郡，东部候官自当归其所领；及至于吴，分设建安郡，候官一县位居建安郡治之南，自然转归建安分管；至晋，又由建安郡分出晋安郡，而晋安郡治即在福州，与候官同城，候官改隶晋安，更属必然。
东部候官未曾南移，此由志书所云建安、汉兴各县系分东部候官北乡之地置（③详见《太平御览》卷171、《太平寰宇记》卷101、《读史方舆纪要》卷97。），也可得到证明。盖东部候官若在浙南，浙南位居建安、汉兴之北，则应称分其南乡之地置才是。
总之，笔者认为，冶与东冶应为一地，冶是东冶的简称，作为县名，仅属俗称，其实乃为东部候官治所的所在地；而汉的东部都尉，应先设治山阴，断迁回浦（后改为章安）（①参见《治、东冶与东部侯国考》。）。
4.崇安城村古城也非闽越国王城
通过考古发掘和专家反复论证，学术界已初步得出结论：福建武夷山市南的城村古城，应是建于西汉前期，毁于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因城址规模宏大，又有大型宫殿建筑群与庙坛的发现（②《福建崇安城村汉城遗址试掘》、《崇安城村汉城探掘简报》、《崇安汉城岗一号建筑遗址》、《武夷山城村汉代闽越故城考古新发现》、《崇安城村故城的年代和性质研究》等，见陈存洗主编《闽越考古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一些人便将此城定为距今2000多年前西汉闽越国王城（③林蔚文《西汉闽越冶都考证》、杨琮《崇安城村故城的年代和性质研究》等，见陈存洗（闽越考古研究》。）。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
有学者为证城村古城“应是闽越国都中的王城（宫殿），是国都之中心”，否定了学术界大多数人根据汉以后的文献记载，认为福州是原闽越国都的说法。并指出：“溯其渊源，最早将今福州认作闽越国都者，是注释《史》、《汉》两书之人”，如韦昭注“都东冶”，以为在候官（今福州市）；颜师古注“都冶”，也在候官；苏林注“冶南”，同样称说冶是山名，“今名东冶”，就是说，冶即东冶，为一地，并无差别。该学者认为，韦昭、苏林乃是东汉后的吴、魏人，距离闽越国时代已经久远，闽越国自被汉武徙民之后，早已留下历史的空白和断沟，韦昭注东冶是在候官，苏林注冶即东冶，仅据传说和当时的东冶已在候官，不辨东汉以来的东冶，实与《史》、《汉》二书的东冶和冶有分别，已属谬误；其后修编史志者全盘引用，遂使误说代代相传；而今人们又从两汉后福州已成福建的政治、经济重镇，至唐更成为地方政权的中心，便产生福州原是闽越国政治中心的印象，而谓闽越国都应在今之福州。
该学者强调《史》、《汉》记载的东冶、冶和东汉的东冶有别，不是同一地方，其立论主要依据是：《汉书》改写《史记》的东冶为冶，具有特别的用意。他认为《史记》的东冶，《汉书》概作冶，盖“东”是个“方位词”，其实为一地，而班固记载西汉武帝前的闽越国事，多是照录《史记》，惟独《史记》东冶特意把它改写为冶，显然是有原因的。盖至东汉，另有东冶的设置，如《后汉书•郑弘传》云：“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汛海而至”。这一东冶位居海滨，可能就在今天的福州。班固乃东汉前期人，卒于永元四年（92年），可见在他生前，这一新设的东冶已经存在。因为此时的东冶已与过去的东冶不处一地，是在《史记》闽越国都东冶的东面，为防混淆，班固才将《史记》中东冶的原方位词“东”字删去，“以示两地之区别”。接着，为证这一推论的正确，该学者又加举例说，闽越王国被灭后，后人曾在东汉初另建一个新的聚居点于沿海交通要道上，仍用相同的地名（或沿用传统名称），如在战国末，秦军拔掉楚国郢都，楚都先后东迁于陈和寿春，仍称这新都为“郢”；又如唐初的泉州与宋代泉州也不同地（一在今福州，一在今泉州），都同称泉州。
综观以上论述，不但缺乏直接的证据，还有许多问题无法自圆其说。
首先是以误传误说。该学者为证明闽越国都始终是在闽北，便断定韦昭和苏林的注释只依误传和当时现状，故不足为据。既说是误传，却又无依据；而称后人沿用其说，则“错误”的根源与韦昭、苏林一样，也由误传和对当时现状的印象所造成。其实，要说因现状而造成的印象，闽越王国自郢被诛后，朝廷分封二王，福建的政治、军事中心已移闽北。直到三国，在今闽地所设一个候官、一个都尉、一个郡和五个县，除东部候官和候官县设在福州外，其余都在闽北（①按《汉书》的冶县、《后汉书》的东冶县都是俗称，那时福州只有东部候官的正式设置。详见《治、东冶与东部侯国考》。），福建的政治、军事中心此时一直在闽北。若按该学者说法，韦昭和苏林注释《史》、《汉》，就应将其冶和东冶注在闽北；很难想象，历代文人也都无知或是出于同样的疏忽，而将冶和东冶全都定在福州。
该学者强调，班固改东冶为冶，含义深刻，然就《史记》有东冶，《汉书》有冶，<后汉书》有东冶，而《三国志》二者均见（②《三国志》有冶县，详见《蒋钦传》。），即以这些史实分析，也都只能说明两汉、三国期间，冶与东冶乃共存并用，二者并无严格、特定的时间界限，也无其他区别（③历代诸史地志也都指明冶和东冶治今福州。）。由是可见，说《史记》的东冶不是《后汉书》的东冶，是难以成立的。
该学者强调，韦昭、苏林不是两汉人，说法不足为据，但读《史》、《汉》与《山海经》文，韦、苏二人对东冶与冶的注释，与《史》、《汉》和《山海经》文并无矛盾。
《山海经•海内南经》云：“瓯居海中。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当指冶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按《山海经》既谓“闽在海中”，则是时之闽越早期的活动中心，主要在沿海一带；而谓闽中山在海中，从当时的地貌形态看，早期闽越人的主要活动中心地位在今之福州。因为，当时福州未筑东、西湖，二湖的湖区仍为海湾之地，福州尚属岐海地形（④详见林汀水《福州市区水陆变迁初探》，《福建文博》1986年1期。），正合《山海经》“闽在海中”、“山在海中”的记载。
另是《史记•东越列传》记载，建元六年（前135年）闽越击南越，汉廷出兵往救之，兵未逾岭，郢王发兵拒汉，其弟余善杀郢王，遣使奉其头致于汉的大行王恢，驰报天子；天子诏罢两将兵。也曰：“郢等首恶，独无诸孙繇君丑不与谋焉”，“乃使郎中将，立丑为越繇王，奉闽越先祭祀”；后又立余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并处”（⑤《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所载同。）。自是，闽越一分为二，一为闽越，由繇君丑继之，后为居股所继承；一为东越，余善为王。那时二王“并处”，史书虽未明谓是同处一都，抑或泛指同在过去闽越王国境内，但从《史记•东越列传》谈到：元封元年（前110年）汉兵咸入东越，越衍侯吴阳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军于汉阳；建成侯敖与其率从繇王居股谋，曾曰：“余善首恶，劫守吾属，今汉兵至，众彊，计杀余善自归，诸将侥幸得脱”，“乃遂俱杀余善，以其众降横海将军，故封繇王居股为东成侯”，我们仍可知其大概。因史书既谓繇王居股时在闽北，是受“劫守”，当汉兵临境，他们计杀余善，目的又为借助汉兵摆脱余善的控制，以求“自归”，则当居股未被“劫守”时，自不住在闽北。而史书谈到余善被诛后，汉封居股为东成侯，此事也应注意。因为《晋书•地理志》记建安郡沿革时有言：“武帝灭越，徙其人，名为东冶，又更名东城”。“东城”自是“东成”之别写，又为东部候官城的简称。若是，则居股降封为侯，名曰东成，盖居股原都东冶，国灭都废后，汉设东部候官于此（今福州市），改为东城，由是而赐名（①《史记•东越列传》：“故封繇王居股为东成侯，万户”。韦昭注：“在九江”。兹查《汉书•地理志》，九江郡下有东城县，《后汉书•郡国志》下丕郡也有东成县，是韦昭所注或当本此。然二志皆无居股曾封侯国于此的记载，而依《嘉庆重修一统志》凤阳府古迹东城故城记载，此乃淮南厉王之子良的侯邑。）。
以上推论，倘若再参《史》、《汉》二书与《寰宇记》所引《郡国志》，就可更加明白。
《史记•东越列传》载，汉兵灭越，天子诏曰：“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复”，“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汉书》同）。
《太平寰宇记》卷一〇〇福州闽县载：“汉县，以无诸所都，故此立县焉”；侯官县条引《郡国志》：“闽越之地。东闽在岐海中，西越今建安郡是也”。
按《郡国志》的东闽，当为《史记》的闽越，后为丑和居股所继承；而西越则当余善的东越，东越在此被称为西越，盖因闽越居东。
可见自汉灭郢后，丑受封越繇王，又立余善为东越王，直到余善被诛，在无诸所封的闽越国内，一直并存着二王。那时，繇君丑“奉闽越先祭祀”，自当仍都无诸的“冶都”；而东闽既在岐海中，则此都城自在福州。
至于余善，《史》、《汉》二书云，郢王叛乱，“独无诸孙繇君丑不与谋焉，乃使郎中将立丑为越繇王，奉闽越先祭祀。余善已杀郢，威行于国，国人多属，窃自立为王。繇王不能矫其众持正。天子闻之，为余善不足复兴师，曰：余善与郢谋乱，而后首诛郢，师得不劳。因立余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并处。至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反，东越王余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人，从楼船将军击吕嘉等。兵至揭阳，以海风波为解，不行，持两端，阴使南越。及汉破番禺，不至。是时，楼船将军杨仆使使上书，愿便引兵击东越。上曰：‘士卒劳倦’，不许，罢兵，令诸校屯豫章梅岭待命。元鼎六年秋，余善闻楼船请诛之，汉兵临境，且往，乃遂反，发兵距汉道，号将军驺力等为吞汉将军，入白沙、武林、梅岭，杀汉三校尉。……余善刻‘武帝’玺自立，许其民，为妄言”。由是观之，是余善初封为王，与繇王并处，可能同都。盖至余善举兵反汉，为亲临前线指挥督战，又自立为帝，才在闽北另建新都。正因移都事属私举，未得汉廷同意或默许，故至余善被诛，徙其民，又将余善另建在今武夷山市南的这一“帝都”加以焚毁，所以史书也就不提这一非法的“帝都”。
总之，我们认为汉封无诸为王，闽越王国只有一个，都城设在福州。迨至郢王被诛，始分为二，一曰闽越，繇与居股继之；一曰东越，余善为王。闽越仍都福州，东越与汉对抗，为防汉兵进入，后乃迁驻闽北，并在城村古城另建新都。
（五）福建未属岭南道
《旧唐书•地理志》福州中都督府载：“（开元）二十二年（734年），罢漳、湖（潮）二州，令督福、建、泉、汀四州。旧属岭南道，天宝初，改属江南东道。”朱维幹《福建史稿》据此即称：“福建初隶岭南道。”（②见该书上册，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12页。）
此说与《新唐书》异，也与《新唐书•方镇表》记载不同。“方镇表”载，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置福建经略使，领福、泉、建、漳、潮五州，治福州”；开元二十二年（734年），“福建经略使增领汀州，漳、潮二州隶岭南道经略使”；天宝元年（742年），“福建经略使复领漳、潮二州”；十年（751年），“漳、潮二州隶岭南经略使”（①《新唐书》卷六八表八方镇五，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899～1901页。）。而观《旧唐书》所记福州各州，仅称漳、潮二州“旧属岭南道”。可见“旧属岭南道，天宝割属江南东道”，应是漳、潮二州，非指福建全部。
（六）唐代福建都督府、经略使、观察使与节度使建置沿革考
《旧唐书•地理志》福州中都督府：“隋建安郡之闽县，贞观初置泉州。景云二年（711年），改为闽州，置都督府，督闽、泉、建、漳、湖（潮）五州。开元十三年（725年），改为福州，依旧都督府，仍置经略使；二十二年（734年），罢漳、湖（潮）二州，令督福、建、泉、汀四州。”
《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九福州：“武德六年（623年），改（建安郡）为泉州；八年（625年），置都督府。景云二年（711年），又为闽州。开元十三年（725年），改为福州都督府”，管福州、建州、泉州、漳州和汀州。
按《旧唐书》所云“贞观初置泉州”，与《元和志》、《新唐书》和《读史方舆纪要》记载不合，疑当有误。
另是《资治通鉴》卷二〇一高宗总章二年条有载：“其黔中、岭南、闽中州县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选择土人补授”。选择地方官吏，福建既在总章二年（669年）已交都督处置，则早在景云二年（711年）自有都督府之设。由此观之，《旧唐书》所云景云二年“置都督府”，也当以《元和志》武德八年之说为是。盖武德六年（623年）改郡为泉州，八年（625年）已置都督府；景云二年（711年），改泉州为福州，都督府又以闽州为名；而至开元十三年（725年）改闽州为福州，都督府方称福州都督府。
再是“旧唐志”与《元和志》以开元十三年置经略使，此与《新唐书•方镇表》记载也不同，据方镇表载，置福建经略使乃在开元二十一年（733年）。
天宝元年（742年），改州为郡，福州更名长乐，经略使也因名长乐（②《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天宝元年条。）。迨至乾元元年（758年）复州制，按照方镇表记载，又有以下变化：是年，继改长乐经略使为福建经略使，旋为都防御使兼宁海军使；上元元年（760年），“升福建都防御使为节度使”；大历六年（771年），“废福建节度使，置都团练观察处置使”；乾宁四年（897年），又“升福建都团练观察处置使为威武军节度使”。可见，福建观察使设置于大历六年（771年），而再升置节度使，则是乾宁四年（897年）。
（七）元朝福建行省置废分合考
元朝福建行省置废分合十分频繁。兹据《元史》世祖纪、成宗纪、顺帝纪、百官志、高兴传、阔里吉思传和（新元史•地理志》、《续资治通鉴》卷一八三至卷一八九、《三山续志》及《八闽通志》卷八七引吴源《至正近记》的记载，综述如下：元初，福建隶江西行省。至元十五年（1278年），独自设省，名为福建行省，治设福州；十六年（1279年），又在泉州增置泉州行省；十七年（1280年），合并二省，复称福建行省，治于泉州；十八年（1281年），移治福州；十九年（1282年），又回泉州；复于是年五月，先并江西、福建二省为一，继而分置福建、泉州二省；二十年（1283年），又并泉州行省，先是移治漳州，后迁福州；二十一年（1284年），中书省言：“福建行省军饷绝少，必于扬州转输，事多迟误。若并两省为一，分命省臣治泉州为便”，于是诏以中书右丞行省事忙兀台为江淮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而以行省左丞忽剌出、蒲寿庚、参政管如德分省泉州；二十二年（1285年）正月，又废，立宣慰使司，隶江西行省；二十三年（1286年），复设福建行省，旋即并入江浙行省；二十五年（1287年），漳州盗起，曾命江浙行省调兵讨之，是年已有福建行省见于记载，盖又复；二十八年（1290年）废；二十九年（1291年）又置。大德元年（1297年），改称福建平海等处行中书省，移治泉州。至大德三年（1299年），又罢，而置福建宣慰使司都元帅府，隶属江浙行省。至正十六年（1356年），又以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改置为福建行中书省，至是，福建再次建省。后因军事需要，至正十八年（1258年），置建宁、泉州分省；十九年（1359年），又置兴化分省；二十四年（1364年），增延平分省。
（八）丰州、闽州、泉州与武荣州沿革考
南朝梁时，闽中置有晋安、建安、梁安三郡。陈改梁安为南安郡；永定初，置闽州于晋安郡，统领晋安、建安、南安三郡，天嘉六年（565年）废。光大初，又在晋安郡兼置丰州，仍辖三郡。隋平陈，废诸郡，合并原丰、候官为闽县，又改丰州为泉州；大业初，复曰闽州，又改建安郡，仍治闽县。唐武德六年（623年），改郡为州，又将隋的建安郡分设为建州、丰州和泉州，分治建安、南安与闽三县。景云二年（711年），改泉州为闽州，开元十三年（725年），更名福州；天宝初改曰长乐郡；乾元初复称闽州。武德六年（623年），在今南安（丰州）增置的丰州于贞观元年（627年）并入泉州。圣历二年（699年），又置武荣州，旋迁今泉州市；三年废，久视元年（700年）复。迨至景云二年（711年），改泉州为闽州，遂更武荣州为泉州，至是，泉州方为今之泉州。
（九）长溪县考
晋太康四年（283年），以候官县温麻船屯置温麻县；隋开皇九年（589年），废入闽县。唐代，《旧唐书•地理志》云：“连江，武德六年（623年），分闽县置温麻县。其年，改为连江”；又曰：“长溪，武德六年置，其年并入连江。长安二年（702年），分连江复置。”《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同。由于唐志所载文有省略，某些用语又欠妥当，遂使后人判读文句发生误解，并作出种种推测。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六福宁州长溪废县载：“今州治。本温麻县地，唐武德六年，析置长溪县，属泉州，旋省入连江县，而以县治为宁远镇；长安二年复置，寻改属福州”；温麻废县：“州南三十里。晋太康三年，析候官县温麻船屯置温麻县，属晋安郡，盖治于此，隋开皇九年废，唐改置温麻县于今连江县境，而以废县地置长溪县。今州南有鼓楼山、古城村，盖因废县为名”；连江县沿革：“晋太康四年，以温麻船屯置温麻县，……隋省入闽县。唐武德六年，复分置温麻县，是年移置于连江之北，改今名”；温麻城条又谓：“在县治东。晋置温麻县，盖在今福宁州境，后废，唐改置于此，旋曰连江。”
综上所述，意为武德六年已设长溪，治今霞浦县城；同年又置温麻县，治于温麻城。而这温麻城乃在连江县治东，与晋之温麻县治有别，迨至是年移治连江之北，才以江名改为连江县。
按《读史方舆纪要》所云“唐武德六年，复分置温麻县，是年移置于连江之北，改今名”，系据《元和郡县志》文。然查《元和志》卷二九，乃曰：“连江县，本汉冶县地，晋分立温麻县。武德六年，移于连江之北，改为连江县”。按照《元和志》文，其意却是：武德六年，复置温麻县，仍治温麻船屯，即今霞浦县南之古县；后因移理连江之北，才改连江县。
显然，要是唐的温麻县开置时即治温麻城；温麻城又在连江县治东，即在连江之北，与晋的温麻故治有别。唐置温麻县既已治于连江之北，则《元和志》所称后移连江之北，改为连江县一语就显得多余。
《嘉庆重修一统志》谈到长溪、温麻、连江三县，又在福宁府建置沿革下云：“晋太康四年，分置温麻县……隋开皇九年，废为闽县地；唐武德六年复置，寻并入连江县；长安二年又置，属福州；天宝元年（742年），改曰长溪”；长溪废县：“在霞浦县南三十里，晋置温麻县，……以温麻船屯立，……后废，唐复置”，便引《元和志》：“长安二年，割晋温麻旧县北四乡，置长溪县”；又引《寰宇记》：“长安二年，复置温麻县，天宝元年，始改曰长溪”；并引州志：“有古县，在州南三十里鼓搂山下”，指出旧志记载的不同。而在福州府古迹温麻故城又称：“在连江县北，晋太康四年，以温麻船屯置县”；复引《元和志》：“晋立温麻县，武德六年，移于连江之北，改为连江县”，并以《元和志》所载连江县治去州里程与《三山志》异，而断连江移治，“盖南宋之后始徙而南也”。
按《嘉庆重修一统志》谈到，晋的温麻县和唐武德六年、长安二年复置的温麻县及由温麻改名的长溪县，治所都在霞浦县境；而追述连江沿革又称，连江本为温麻，初治温麻船屯，至移理连江，才因江改名连江县，又断温麻船屯是在连江县北，这与上述自相矛盾。而谓连江故治初在连江之北，是至南宋始徙今所，也与《元和志》“武德六年，移于连江之北，改为连江县”的记载不合；且温麻故城若在连江之北，又何来“移于连江之北”，才改“连江”。而断南宋徙治，仅依《元和志》与《三山志》所载里程不同，立论依据不足，因为前者以水陆兼行计，后者则为陆路行程，道路既不一样，里程自有差异，所以仅依里程推断，也欠妥当。
故参《元和郡县志》卷二九、《太平寰宇记》卷一〇〇记载可知，导致以上诸说的错误，当由唐志的“长溪，武德六年置，其年并入连江”一语所引起，盖因唐志所述，遂成长溪、连江二县皆置于武德六年，且同在霞浦县境。实则当时霞浦经济、文化还很落后，人口不多，同时同地分设二县，于理实不可能。由是后人便加猜测，认为晋、唐之温麻县治有别。但是，正因此推论纯属虚构，所以无法确指唐代温麻故治在今何地，也难顾及《元和志》武德六年连江已迁今治的记载。其实，这一问题若按《元和郡县志》之说，即唐武德六年仅置温麻一县，治所同晋，旋迁连江之北，改名连江县；又按《太平寰宇记》卷一〇〇、《唐会要》卷七一记载，迨至长安二年，复在温麻故地分设温麻县，到天宝元年改长溪县，则其所有疑问均可迎刃而解。由是观之，唐志所云“长溪，武德六年置”，所指应是温麻，而其所称“其年并入连江”，“并”属用语不当，应作“移”字解。如是则既能顺理成章，又可化解诸说的疑难。
（十）梅溪置县考
《旧唐书•地理志》载，福州辖有梅青县，《新唐书•地理志》作梅溪县。盖“青”为“溪”之误。
按“新唐志”云，贞元元年（785年）置梅溪县，《太平寰宇记》卷一〇〇称，县于梁乾化元年（911年）设，贞元元年尚为场。《新五代史·职方考三》载：“福州闽清，梁乾化元年，王审知于梅溪场置”。兹查《元和郡县志》卷二九，尚无是县。据此，是新、旧唐志所云唐时置县一说当误，而《三山志》卷一谓贞元元年置县，同样有误。
（十一）蒲田与莆口考
《陈书•虞荔传》记章昭达追击陈宝应，宝应“夜至蒲田”。《资治通鉴》卷一六九天嘉五年条载：“宝应大败，逃至莆口”。按今莆仙平原原为稻苗不长、“惟蒲生焉”的沼泽地（①廖必琦《兴化府莆田县志》卷二引《邑人太仆卿林源记》。）。此地从唐代开始改造，宋朝被广泛围垦，并化为良田。（②林汀水《从地学观点看莆田平原的围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1期。）为明其艰食，故设县“以蒲名邑”（③廖必琦《兴化府莆田县志》卷二引《邑人太仆卿林源记》。）。可见，《资治通鉴》之“莆口”，乃“蒲田”之误。如是则宝应兵败至此，面对大片沼泽，走投无路，方叹“早从虞公计，不至今曰”（④《陈书•虞荔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由此推断，甫仙平原早期不宜耕作，陈时立县条件未备，设县时间应以隋志及新、旧唐志之说为是，即随初置县，旋设旋废，直到唐代经过围垦，可以耕殖，经济发展，复县始得稳固（⑤莆田，本南安县地。一说置于陈，隋开皇十年废，唐武德六年复（《元和郡县志》卷二九）；一说开皇年间置，大业初废（《隋书•地理志》、《八闽通志》卷一），武德五年复（《新旧唐书•地理志》）。按《陈书·虞荔传》记章昭达追击陈宝应，《通鉴》所云，又断“莆口”为今“莆头”。以上二说，疑皆不当。）。
（十二）梁安郡考
《读史方舆纪要》卷九九泉州府南安县云：“三国吴置东安县，属建安郡，晋改晋安，属晋安郡，宋、齐因之，梁为南安郡治，隋废郡，改县曰南安”。然见《续高僧传》卷一真谛传，却谓陈天嘉二年，曾有印度僧人自晋安郡“泛小舶，至梁安郡”。据此，则至梁天监中所置之郡，应为“梁安”，盖至天嘉二年后，才名“南安”。
（十三）惠安县迁治考
宋太平兴国六年，析晋江北乡地置。《嘉庆重修一统志》泉州府古迹惠安故城：“在今惠安县东北”；又引通志：“旧县治在县东北六都龙窟岭下，故址尚存，后徙于螺山之阳，即今治”。兹查《惠安县志》、《泉州府志》所引《闽书》，亦有这一记载。《惠安县志》卷一建置云：“宋乃自为县也。然今县北龙窟岭下有古县遗址，市廛私谉与今治颇相类，岂始基于此而后乃迁欤？盖不可考矣”。今经张家瑜实地考察，距今古县不到一里的西北山麓，确有官厅、城门、城内尾等地名称谓；再向西北行，还有“社仔”，与今县城内“社仔埕”名同，且有古道可通古城，是今惠安县应先设治于此（《一个被遗忘的惠安古县城址》，《福建地方志通讯》1986年第3期）。县治何时迁移，志书未曾言及。
按《古今图书集成》泉州府公署考有云：“元至元十三年，凡县治之屋宇倶毁于寇”；《嘉庆重修一统志》泉州府县学也称：“惠安县学，在县治东，元元贞初建”。据此，迁今治或当晚至元代至元十三年县城被焚之后，或在元贞初年重建县学的时候。
（十四）漳州迁治考
《元和郡县志》卷二九漳州云：“本泉州地，垂拱二年（686年），析龙溪南界置，因漳水为名。初置于今漳浦县西八十里，开元四年（716年），改移就李澳川，即今漳浦县东二百步旧城是。……乾元二年（759年），缘李澳川有瘴，遂权移州于龙溪县置，即今州理是也。”《新唐书•地理志》漳州：“初治漳浦，开元四年，徙治李澳川；乾元二年，徙治龙溪”。査之《读史方舆纪要》卷九九漳州府沿革、《嘉庆重修一统志》漳州府古迹漳州城，皆从其说，谓乾元二年移今治。
然查吴宜燮《龙溪县志》卷二十三引宋吴舆《图经序》却曰：“皇唐垂拱二年十二月九曰，左玉钤卫翊府左郎将陈元光平潮州寇，奏置州、县。敕：割福州西南地，置漳州。初在漳浦水北，因水为名。寻以地多瘴疠，吏民苦之，耆老余恭讷等乞迁他所。开元四年，敕：移就李澳川置郡，故废绥城县地也。……兴元二年（785年），刺史柳少安请徙治龙溪，福建观察使卢惎录奏，贞元元年（785年）十一月十六日敕：从之。遂以龙溪城为州治，定管龙溪、漳浦、龙岩三县”。而该志卷二十四引朱熹《漳州守臣题名记》也称：“漳州，下州，领军事，唐垂拱二年，用左玉钤卫翊府左郎将陈元光奏置，领漳浦、怀恩二县，而治漳浦。开元四年，徙治李澳川，在旧治北八十里。二十九年，废怀恩入漳浦，而割泉州龙溪县来属。天宝元年（742年），改漳浦郡。乾元二年，复为州。大历十二年（777年），又割汀州龙岩县来属。贞元元年，乃更徙治龙溪”。
按史书既载兴元二年，始由刺史柳少安请徙州治于龙溪，贞元元年获准。兴元与贞元乃在乾元之后，可见漳州移治龙溪，应在贞元元年。
另据志书所云“初置于今漳浦县西八十里”，“因漳水为名”，据1981年《云霄县地名录》，其治即在今云霄县北西林村。志书所谓“开元四年，徙治李澳川”，州址则为今之漳浦县治。
（十五）建安、瓯宁二县沿革及治所考
建安县，本东部候官北乡地，汉建安初置；一说设于建安十二年（207年）。自后因之。民国2年（1913年），建安县与瓯宁合并。瓯宁，原为建安县地，宋治平三年（1066年）置，析建阳、浦城二县地属之，熙宁间省。元祐四年（1089年），复分建安县地之半立。民国2年，与建安合并，乃取二县之首字定名建瓯。
按建安置县始于建安初年，《宋书•州郡志》不载，然建安郡沿革有云：“吴孙休永安三年（260年），分南部立为建安郡，领县七。”所列七县有吴兴、将乐、邵武、建阳、绥成和沙村，尚缺一县。兹见《宋书》刘粹传、殷孝祖传，有建安县侯，《晋书•地理志》、《南齐书•州郡志》建安郡下也有建安。刘宋之时，仍有建安一县，而《宋书•州郡志》不载，当属脱漏。
另为治所问题。汪佃《嘉靖建宁府志》卷一公署云：“建安县治，在府治西从化场，……按旧志，汉末析置建安县，建治黄华山下，即今行都司。唐大历中，为建州寓治，县治化迁，莫知其处。或云，在府城平肆坊大葛巷内，旧为茶场，……宋熙宁中，瓯宁县省，即其故址为县治，在宁远门。则建炎中毁于兵，长、吏假民居治事。绍兴二年（1132年），知县石廉仍旧址重建，……元至正二年（1342年），县尹徐属移建今所。”又谓：“瓯宁县治，在府治西从化坊，……熙宁中县省，以其址为建安县治。元祐四年（1089年）复置，乃别建治于城北朝天门外，今包城中。后毁于兵，寓治于丘坑寺数年。绍兴四年（1134年），知县范璿重建治，徙于樵楼内，……国朝洪武初，知县展鉴即朝天门旧地重建；十二年（1379年），知县王迪迁建今所。”据此，建安之治最初应在黄华山下，至唐大历中迁于大葛巷内，熙宁中省瓯宁，又以瓯宁故址为治，迄元至正二年再迁从化坊，方为今理。瓯宁县治最初则在宁远门；元祐四年重置，移徙城北朝天门外；绍兴四年再徙，移就谯楼内；洪武初又以朝天门为治，至十二年重迁从化坊，始为今所。然须指出，二县牙衙频迁，其实都在今之建瓯市内。
（十六）东平与松源、松溪县治考
《晋书•地理志》建安郡有东平县，《宋书•州郡志》无，盖废于刘宋。五代又立松源县，至宋开宝八年（975年），改名松溪。《读史方舆纪要》卷九七松溪县沿革云：本建安县地，五代初属吴越，为处州东乡地，寻属闽，立松源镇，后周广顺元年（951年），南唐升为县；宋开宝末改为松溪。复查1980年《松溪县地名录》，也谓：松源镇置于东平乡，即今松溪县东北旧县。据此，是“东乡”当为“东平乡”之脱误，而晋所置东平县，或当治此。
另据汪佃《嘉靖建宁府志》卷八载，松溪迁治今所，时在开宝八年。
（十七）绥安县、绥城县、建宁县、义宁军与黄连、永安二镇治所考
绥城，也作绥成，晋义熙元年（405年）析邵武县地置，属建安郡。或曰：吴永安三年（260年）置绥安县，义熙初改绥成县。隋废。唐武德四年（621年）复，隶建州；贞观三年（629年）省；乾符二年（875年），又分绥城故地设归化、黄连二镇。
《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八建宁县云：乾符二年置黄连镇，五年，镇人陈岩以镇兵御黄巢，因表为义宁军；五代南唐罢为永安镇，又改永安场；宋建隆元年（960年）升为县，属建州。又谓：“绥成废县，在今县治西南三里；乾符二年，分绥成故地置归化、黄连二镇，而以旧治为黄连镇，南唐改曰永安镇；宋建隆初升为建宁县，移今所。
由此观之，晋、唐的绥城县与唐的黄连镇、义宁军及五代的永安镇、永安场当为一地，即均在今建宁县西南三里，至宋建隆元年升永安场为建宁县，始移今治。
然据《嘉庆重修一统志》邵武府古迹引县志，则曰：绥城故县，在今建宁县西南三里；永安镇，今县西四十里。而《古今图书集成》邵武府建宁县沿革考，复谓：“乾符二年，分绥城为归化、黄连二镇，此为黄连镇；五年，镇改义宁军，治永安，即里心保；南唐罢为永安镇，又改永安场；建隆元年，升永安为建宁县，迁治濉溪北；四年，复又置砦于此。”依此记载，黄连、永安当为二地：黄连在今建宁县西南三里，永安则在县西四十里里心保。
按王琛《邵武府志》卷二云：“县治与永安场为二地，县治本黄连镇，永安场则旧义宁军治所”；卷十三亦曰：“西安砦，县志作绥安砦，在里心保，唐义宁军故地，南唐废军为砦，名永安砦，后改为镇，又改为场。宋建隆元年升为县，迁治于濉江之北，四年，复置砦于此”。
依此，吴所析置绥安县、晋所改绥城县当治绥安砦，即里心保；而唐复置绥城县，乃改治于今建宁县西南三里的黄连镇。盖绥城先治里心，至唐复置，移于今县西南三里；迨至废县，遂设黄连镇于此；而至乾符五年，为表陈岩功，又改黄连镇为义宁军，并迁军治于晋绥城故址，即今里心；后罢军为镇，改名永安，至宋升置建宁县，才移今所。
（十八）汀州与新罗、杂罗、长汀三县考
汀州号称岩郡，自然条件较差，迟至西晋才有新罗一县，且在刘宋即废，直到唐代设立汀州，始增长汀、杂罗、宁化三县。其时地为“蛮獠”所居，入口不过13702，经济、文化依旧落后。史志对其州、县记载甚简，且出入较大。兹先引录如下。
《元和郡县志》卷二九汀州：“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福州长史唐循忠于……光龙洞检责得诸州避役百姓共三千余户，奏置州，因长汀溪以为名”；长汀县：“郭下”；漳州龙岩县：“先置在汀州界杂罗口，名杂罗县，属汀州。天宝元年（742年），改为龙岩县；大历十二年（777年），皇甫政奏，改隶漳州”。
《旧唐书•地理志》汀州：“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开福、抚二州山洞，置汀州。天宝元年（742年），改为临汀郡。乾元元年（758年），复为汀州”；又云：“长汀，州治所”，长汀、龙岩、宁化三县，“并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开山洞置”。
《新唐书•地理志》汀州临汀郡：“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开福、抚二州山洞置，治新罗；大历四年（769年），徙治白石，皆长汀县地”；漳州龙岩县：“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置，隶汀州，大历十二年（777年）来属”。
《唐会要》卷七一州县改置下江南道汀州：“大历十四年（779年）正月二十六日，移于长汀县白石乡”；漳州杂罗县：“改为龙岩县，并天宝元年（742年）八月二十四日敕置”。《旧唐书•代宗纪》：大历四年（769年），“福建观察使李承昭请徒汀州于长汀县之白石村，从之”。
《太平寰宇记》卷一〇二汀州：“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开福、抚二州山洞，置汀州；天宝元年（742年），改为临汀郡。乾元元年（758年），复为汀州。州初置在杂罗，以其地瘴，居民多死。大历十四年（779年），移理长汀白石村，去旧州理三百里；福州观察使李承昭所奏移也”；漳州龙岩县：“唐武德以前为杂罗县，天宝元年（742年），改为龙岩，隶漳州”；长汀县下：“唐开元中立郡，旧治在九龙水源长汀村，大历中移在白石乡，地名金沙水，即今治也”。
据上所引，汀州治所移迁有三说，即先设治新罗，继徙白石；或是初治杂罗，继徙白石；或是先治长汀村，再迁白石。其设置时间与移治年代亦有二说，即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置，大历四年（769年）徙；或是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置，移于大历十四年（779年）。对此记载，后人为避诸说出入，均称杂罗为新罗之误，或新罗乃是杂罗之错写，且以新罗、杂罗皆治于今龙岩市，而断汀州、长汀县皆初治于此，然后迁驻上杭县北长汀村，继徙长汀县北东坊口，再以白石为治。宋胡太初《临汀志》载汀州建置沿革云：“初治新罗，后迁长汀村，又迁东坊口；大历四年，刺史陈剑奏迁白石，即今治是也”；长汀县下云：“望县，倚郭。随二州三迁”；上杭县又云：“唐开元间置州，凡再迁，皆于今县为近：新罗，今龙岩县，在县东百五十里；长汀村，今号旧州，在县北十五里；最后徙白石，相距三百余里”。清曾日瑛《汀州府志•序》：唐立新罗县，汀州与新罗最初皆治龙岩县。
而见中华书局1975年版和1983年版的《新唐书•地理志》汀州临汀郡与《元和郡县志》卷二九漳州龙岩县校勘记，也有新罗是为杂罗、或杂罗是为新罗之误的相反说法。
其实，这些不同说法，都由《太平寰宇记》的记载所引起。盖《寰宇记》明知唐无新罗一县之设，遂谓新罗乃杂罗之误；又知杂罗后为龙岩县，便称汀州治所初治杂罗。然而，如新罗果为杂罗，二者为一（即汀州初治杂罗），则杂罗、长汀置县时间相同，汀州前后治所就不可能“皆长汀县地”；且龙岩位居九龙江边，非属汀江流域之地，不可能“因长汀溪以为名”；再者根据上引志书记载，汀州治所实仅一迁，无论初治新罗、杂罗，后徙白石，都因地瘴之故。由此可见，新罗、杂罗自当为二：前者系指晋代新罗故城（即所谓“旧州”），故址在今长汀县北五里东坊口；后者则为后来的龙岩县，治所在今龙岩市。因此，汀州初治新罗，因长汀溪以为名，前、后治所都在长汀县地。
另《太平寰宇记》云，汀州“旧治在九龙水源长汀村”。经查诸志，上杭县境未载这一水源，而《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八汀州府长汀县卧龙山条有谓：“郡治后”，“一名九龙山”。今疑长汀村即在于此。志书所指长汀县北之旧州，即晋代新罗故城。若是，则《太平寰宇记》所云汀州“旧治在九龙水源长汀村，大历中移在白石乡”，也与“新唐志”汀州治新罗，“大历四年，徙治白石”之说相符合。
至于《临汀志》、《汀州府志》所云唐有新罗县，并谓新罗治今龙岩市，此乃调和“新唐志”与《寰宇记》记载相异之说，不足为信。
至于汀州设置时间，据（新唐书•方镇表》载，开元二十二年（734年）福建经略使增领汀州，是汀州之设自当早在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以前。然在其时只设一州，未置属县，直到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才增立长汀、杂罗、宁化三县，始成规模；故志书方称：“开元二十四年，开福、抚二州山洞，置汀州”。至于州治移理白石是在大历四年，抑或十四年，则因资料限制，难作判断。
（十九）汀州“后改南州”考
《舆地广记》卷三十四云；“石晋时，（汀州）附南唐，后改南州；皇朝乾德四年（966年），复故名”。有人认为，汀、漳地相连片，盖经合并后，遂以南州为名，刺史仍由漳州刺史董思安继任。因据《宋史•地理志》、《宋史•太宗纪》、《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十国春秋》记载，陈洪进纳土泉、漳二州（凡县十四），而时之漳州领龙溪、漳浦、龙岩三县，泉州领晋江、南安、莆田、仙游、永春、德化、同安、清溪、长泰9县，共计12县，若加汀州所统长汀、宁化，正好“凑足十四县之数”。但是考之志书，汀、漳二州始终同时存在，泉、漳又属清源军地；汀州则为南唐之所有，故谓汀州附南唐后即改南州；且并汀、漳二州为一，是与当时割据形势不合的。且其他志书均称，开运三年（946年），漳州刺史董思安是以私讳改其漳州名为南州，惟独《舆地广记》有此异载。进而言之，要是汀、漳果真合并为一，改名南州，则陈洪进纳土就应称作南、泉二州，而不应称漳、泉二州；或应说是纳土泉、漳、汀三州才是。
因此，纳土二州十四县，除上面所列泉、漳二州十二县外，还应包括稍后增设的兴化、惠安二县。盖纳土之际，莆仙尚属泉州，故后人追述其事，遂将二县计之。
（二十）罗江县沿革与治所考
《宋书•州郡志》载：吴立罗江，初隶临海郡（治章安，故治在今浙江临海市东南），晋武帝分置晋安郡（治候官，即今福州市），“度属”。既是先归临海，后属晋安，其地必当在此二郡之间。按唐沙门道世《法苑珠林》卷七一《祈雨篇》引《宴祥记〉，有云：“晋安罗江县有霍山，其高蔽日”；《三山志》也载：霍山乡，在宁德县北七十里，乡以霍童山得名。经查地图，福安市南赛岐镇西、甘棠以北有一“罗江”，正处霍山之旁，且居晋时二郡之交，故罗江旧治当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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