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一、纪检信访
  （一）信访接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没有专门开展纪检信访工作。1950年，全省各级纪检机构建立后，开始受理群众和党员的来信来访。经过剿匪、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社会改革运动，群众觉悟有了提高。1952年，在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中，群众踊跃检举揭发。至年底，省委纪委收到控告、申诉信55件。其中检举党员、干部贪污及公私不分等经济问题的18件，违反政策以及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等作风问题的25件，丧失立场3件，婚姻纠纷2件，还有申请、申诉7件。更多的来信是投向专门为“三反”运动设立的省节约检查委员会人民检举接待室，共收到检举信7183件，接待来访212次。1953年，开展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的“新三反”运动，群众控告信进一步增加，加上“三反”运动处理了一批党员，不服处分的申诉也增多。仅省委纪委就收到来信1368件，计603案，其中“三反”申诉99案，检举官僚主义73案，检举打击报复66案，检举违法乱纪54案。全省各级纪委共收到群众来信3047件，接待来访80人次。来信内容有的揭发一些党员干部存在较严重的政治麻痹、敌我不分、丧失立场、包庇反革命等错误行为；有的揭露一些基层组织不纯现象。
  “三反”、“新三反”运动后，党内许多问题得到解决，党员干部的作风也有所改进，因而1954～1955年群众来信、来访呈下降趋势。1955年，省委纪委受理来信385件，接待来访70次，计201案。其中属于因处分不服而申诉的20案，不属纪检范围转有关部门处理的107案。在控告案件上，由于1955年下半年开始开展“肃反”运动，检举暗藏反革命分子以及与肃反有关的案件增多，居第一位；反映党员干部道德败坏，在男女关系上犯有错误的居第二位；控告某些人作风不民主，给批评者穿小鞋，甚至挟嫌报复的居第三位。
  各级监委成立后，严肃认真地处理了一些典型案件，鼓舞了党内外干部和广大群众对坏人坏事作斗争的积极性。1956年后，全省党内控诉、申诉和群众检举、控告党员的来信来访日益增多。省监委受理1403件，比上年增加约3倍。特别是检举控告中央、省委管理的干部的来信增加很多。省监委1955年只收到10件（10案），1956年受理137件（81案），增加约8倍。1957年，全省各级监委受理控告信5268件，其中控告内容基本属实的约占四分之三。
  1958年后，全国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全省各级监委收到控告信9400件，比上年增加一倍多。仅省委监委收到属于监察工作范围内的控告信就有882件，其中检举揭发党员干部在办工业、炼钢铁、组织人民公社中违反政策、强迫命令、侵犯个人权益等违法乱纪行为的居首位；揭发贪污盗窃集体财产和搞投机倒把活动的居第二位；揭露男女关系问题的居第三位。1960年群众生产生活发生严重困难，加上“反右倾”运动挫伤了一部分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不敢向党反映真实情况，致使当年信访件比1959年下降24.67％。1961年，中共中央部署整风整社，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等“五风”，大得人心，群众纷纷检举揭发党员干部在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上存在问题以及“五风”问题，人民来信又呈上升趋势。全省各级监委1961年至1962年共收到控诉信件达15022件，内容除了反映部分群众生产生活困难外，主要是检举违法乱纪、强迫命令，约占44％，其次是贪污盗窃、“走后门”、生活特殊化、腐化堕落等问题。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作出《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接着又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广大党员和群众对党员干部违纪问题敢于揭发、斗争，从1963年起，控诉信访件又呈增加之势。从1963年至1966年上半年，省委监委共受理控告、申诉12959件。主要是控告党员干部违反党的方针政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损失浪费、违法乱纪、违反共产主义道德等问题。
  由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错误开展“反右倾”斗争、反地方主义以及在农村开展“拔白旗”等政治运动，错误处理了一部分人。各级监委受理的申诉案件大量增加，而且申诉信件在整个来信来访中所占的比重也逐年增加。1961年，全省各级共收到申诉信2988件，比1960年增加119％。1962年，收到申诉信9939件，比1961年增加232.6％，申诉信占控申总数的56.6％。随着甄别平反工作的进行，许多受错误批判处理的人得到平反纠正。1963年申诉信比1962年下降56.4％，由于反右派扩大化等问题尚未完全解决，1963年至1965年，全省各级监委共收到申诉信16974件，占这3年控申总数的30％，申诉的内容，大部分是不服党纪处分，还有一部分是不服行政、刑事处分以及不服被清洗或作精简处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落实政策，解决“文化大革命”中的遗留问题。1980年，省委纪委收到来信8310件（包括中央部门转来的1084件）。信访量上升原因：一方面由于中共中央在1980年公布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对“渤海二号”案件公开处理，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同违法违纪行为作斗争的积极性，纷纷来信，反映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某些领导干部的不正之风；另一方面是历史上遗留的处理“不纯”、反“右倾”、“四清”划成分等问题，因中央和省委有了明确的政策规定，许多被处理的人员纷纷来信要求落实政策。
  1983年，根据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决定，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指导方针从过去把主要精力用在查处党员违纪案件转到着重抓执政党的党风问题上来。所以信访件的绝大多数是涉及有关党风、党纪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执行中的问题。各级纪委全年共收到党内外群众来信48280件，接待来访5696人次，其中反映党员领导干部违背中央纪委有关规定，多占房，分好房以及违纪建房问题5272件，居首位；各种违法违纪问题5007件，占第二位；经济方面问题4097件，占第三位；反映压制民主，打击报复1605件，占第四位。
  1985年，全省各级纪委受理党内外群众来信46289件，比前几年略有下降，其中属党风党纪方面的26187件，属行政司法、民事方面的19472件。在来信来访中，检举揭发党员干部经济问题的占首位，以权谋私问题的占第二位。
  1986年，由于县一级纪委增设信访机构，加派信访干部，不少基层发生的问题就地得到妥善解决，因此，1986～1987年全省受理的信访件数量逐年下降，1986年比1985年下降2.53％，1987年比1986年下降11.4％。
  1988年，全省共受理纪检业务内检举控告党员干部的信访件9810件，占信访总数的31.25％。其中反映以权谋私问题的2740件，涉及科局级以上党员干部905件；反映各类经济问题的2188件，涉及科局级以上党员干部549件。这一年，全省立案查处2034起党内各类违纪案件，其中，70.14％是由信访渠道提供的案源。各级纪委发出的626件查报件，当年查结609件，其中属实和基本属实的占70％。这些信访件为严肃党纪，促进党政机关的廉洁，为治理整顿、深化改革较好地发挥了监督作用。
  1989年来信来访数量增多，全年有40762件。特别是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和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有关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通告之后，信访量呈逐月上升的趋势。来信来访中举报比重大，约占信访总量的80％多。举报问题比较集中，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污受贿、投机倒把、违纪建私房等问题占举报信访的70％。举报的事实比较具体，也比较及时，涉及的干部层次比较高，反映科局级以上干部问题的占9％。
  1990年中共十三届六中全会后，省纪委十分重视群众来信来访，提出信访中涉及到领导干部的重要案件，应由相应机关负责查办，严禁搁置不理。这一年属于纪检业务范围的信访件达到16991件。加上当时省里正在清理干部违纪建私房问题，所以反映这类问题的较上年上升，达到1352件。反映各类经济问题的信访件，涉及科局级干部3646件，涉及县处级干部1323件，涉及地厅级干部132件，较上年都有上升。
  （二）信访处理
  全省各级纪委建立初期，由于缺乏办事人员，没有专人负责，也没有一定的工作制度，控申工作比较薄弱。1952年10月，省委纪委根据上级纪委的指示，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纪委以11月作为检查处理群众来信运动月，认真学习中央纪委、华东局纪委有关指示，联系实际，彻底揭发批判处理群众来信的官僚主义态度。集中力量进行全面检查清理，特别是检举县团级以上干部的，有关人命案、检举人受到打击报复的，检举反革命分子、一再申诉而领导上搁置不理的，关系到广大群众利益等6个方面的信访件，都要作出结论。通知下达后，省委纪委机关率先行动，确定暂由秘书组抽3个人集中清理积案。同时着手制定接待、登记、检查、审查答复及抄写、摘要、统计、归档等一系列工作制度。并派人到古田县，帮助县委处理申诉案件，保障党内外群众行使民主权利。各地、市纪委也积极行动。至年底，福州市委纪委实现无积案。
  1953年3月，群众来信增加，省委纪委检查处成立来信组，配4名干部，负责处理来信来访。各级纪委也确定了专人兼办此项工作，还与有关部门共同组织了处理群众来信委员会。坚持每星期一次例会，统一掌握政策，交流经验，选择典型，重点检查。这期间各地信访工作得到加强，一般都建立了登记、编号、摘要、催办、归案等制度。对于较为重大案件，经领导研究后，进行专案处理；检举一般干部，问题不很严重的，转被告所在上两级党委查处后上报备案；群众中一般民事纠纷转调解会处理。当年信访结案率达84.8％。省委纪委从过去每天受理不到1件，增加到每天10件以上。从中发现长汀县财政科被混入党内坏分子所把持，以及造成18人冤狱的闽侯茶板乡“反共血军”假案等重大问题。这些问题的处理，纯洁了党的组织，密切了党与群众的关系。
  1954年初，中央纪委作出《处理控告、申诉案件的若干规定》，明确了各级纪委处理控告、申诉案件的范围及处理的基本原则。此后，省委纪委将此项工作的业务划归检查处审理组，按中央纪委的规定办理。工作中注意贯彻“分别对待”的政策：对检举属实者进行表扬；对误告者进行解释；对控告领导打击报复，经查明不是事实而是控告者企图减轻自己的错误的控告者进行批评教育；对坏分子有意捣乱、诬告党员干部者，进行严肃处理。
  省监委成立后，处理控告、申诉工作由案件审理处负责。1956年公开处理了一批典型案件后，来信来访大量增加。为此省监委于7月发出《关于加强处理控告申诉案件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监委加强控申工作，确定专人专管或兼管，力争做到当年结案率90％以上。同时还按中监委要求，对群众来信办理的时间作了规定：转交下级监委处理的，一般在3～7天内转出；直接派人检查，或委托一定组织或下级监委检查处理的，一般在1～3个月内办理完毕，因特殊情况不能如期结案的，要申明理由；比较重大的控告、申诉案长期拖延不办，或遗失、烧掉等，要追究责任。1957年，省监委建立了领导批办制度，规定：凡涉及中央和省委管理的干部的问题及党的一级组织的问题，有关政治性、政策性等重大问题，承办人应在3天内审阅摘要，经处务会研究后呈请领导批办；地委以下党委管理的干部的问题，承办人阅后，提出处理意见，交处长批办；一般作风问题或不属党的监察工作范围内的问题，承办人阅后即可转办。对那些控告问题比较大，而下级监委长期不能结案的，派人下去或召人上来，集中力量检查研究，予以解决。这一年信访结案率达78.5％。
  1958年，整风运动后，对信访工作的规章制度进行修订，建立起一套处理信访的程序和制度。此后，工作的重点转向提高办理的质量和效率以及通过信访渠道反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基层的贯彻情况。全省各级监委受理的控告、申诉案件的结案率有了显著提高，1958年达到91％，1959年达到94.4％。其中，及时处理群众来信控告闽侯县南屿镇干部用吊打捆跪的办法强迫群众投资办工业以及南安县第三农场支部书记任意吊打民工，造成自杀等严重事件，并通报全省。
  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有些地方把群众的善意批评当作反党反领导，把实事求是反映情况、抵制“五风”当作否定成绩，攻击“三面红旗”，挫伤了群众控告的积极性。此后署名控告信大大减少，匿名控告信日渐增多，给处理工作带来一定困难。1961年，省监委虽两次在地（市）监委书记会上，要求重视加强信访工作。省监委副书记魏荫南带头批阅来信85件，接待来访35人次，各级监委领导也亲自审批来信和接见来访，但当年信访结案率仍下降到78.8％。
  1963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通知》后，全省各级监委对受理控诉、申诉工作更为重视，注意坚持多办少转的原则。省监委对重要来信来访，多由负责人亲自审阅或接见，凡问题重要又能解决的，直接派人查处。强调必须严肃处理压制批评打击报复行为，为此专门通报了对长乐县委书记打击报复检举人以及寿宁县坑底区委书记打击陷害控告人的处理决定，要求各级监委在处理控告干部的来信来访材料时，要替控告人保密；发现打击报复案件，要及时进行检查，严肃处理；对因处理不当致控告人遭受打击报复的单位和个人，也应追究责任一并处理。同时，加强对控申工作的检查指导。1965年，先后派干部到6个地委和13个县、市了解情况，总结推广了福清县监委多快好省处理人民来信和莆田县监委参加县长接待日，受理控告、申诉案件的经验，推动全省信访工作的开展。
  1979年，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重建之后，为处理好反映“文化大革命”中各种问题的大量信件，全省有27个县、市委纪委建立了领导接待日制度。各级纪委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中央各部门归口分工接待群众来访的暂行办法》的精神，分别对信访件进行了处理。1980年3月，中共中央公布《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省委纪委信访处就信访中反映较为强列的干部占地建私房，招工、招干、招生、出境“走后门”，违反规定“农转非”和在对外活动中违反外事纪律等方面问题，通过《情况反映》、《来信摘要》等方式及时反映给领导机关，为制定政策，纠正和制止不正之风提供依据。各级纪委还注意解决重复来信、越级上访、老信访户的问题，采取“请上来”帮助有关单位领导统一认识，“走下去”帮助下面解决信访疑难的方法，使问题得到比较妥善的解决。中央纪委信访简报（1981）20期，专门介绍了1980年福建纪检信访工作。
  1983年初，信访中反映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突出，沿海走私贩私和山区乱砍森林搞木材投机问题严重。为推动各地办理反映这类问题的大量控诉案件，省委纪委专门向有关领导印发《信访反映》、《重要信访摘要》，还对各地采取函件转或发函查报的方法，以督促各地及时处理好信访件中反映的问题。上半年，省委纪委立案查处61个经济大要案，其中52件是从信访渠道提供的。是年，在保障党员、群众行使民主权利方面，各级纪委共受理1605件，通过及时查处，较好地解决了压制民主和打击报复等问题。
  1984年底，中央纪委召开信访工作座谈会，提出要加强县一级纪检信访工作。会议对建立健全信访机构，处理信访件要达到的具体指标以及实现目标责任制等提出要求。1986年2月，省纪委在邵武召开有各县纪委负责人参加的信访工作会议，进行传达贯彻，要求各级纪委把实现信访工作目标纳入党风责任制，做到年初部署，年中检查，年底验收评比。至年底，全省有64个县、区纪检信访工作实现了目标管理的要求。1987年8月，省纪委对1986年信访工作做出显著成绩的9个先进集体、9名先进个人给予通报表彰。年底，全省9个地、市纪委均设立信访科，有32个县、区纪委设立信访科，省、地、县三级配有专职信访干部168人。是年，全省各级纪委信访办结率达到94.51％，实现中央纪委提出的目标管理计划。
  全省纪检信访工作，通过多年来实行目标管理，到1988年，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建立、健全各种制度，制定和实行了“纪检信访工作细则”、“岗位责任制”、“领导干部处理信访问题接待日”。在工作方法上也有改进，增加透明度，在一定范围内公开信访查处结果，提高准确性，防止片面性。全省形成了比较健全的信访网络，有54个县、区纪委设立信访科，配有专职信访干部180人；党政部门、企事业单位的纪委或纪检组，配有兼职信访干部498人；乡镇纪委也配了专兼职纪检信访干部；聘请相当数量的信访信息员、预测员和联络员等，各乡村还建立民调小组14055个。3月，省纪委召开全省纪检信访工作会议，总结实现目标管理的工作经验，并表彰1987年度纪检工作5个红旗单位和18名先进工作者，对1984年以后做出突出贡献的75人颁发了证书。这一年信访工作平均结案率达到98.3％，有23个县、区还实现了无重复信访和越级信访。
  1989年1月，省纪委召开全省纪检信访工作座谈会，研究贯彻中纪委第二次全国纪检信访工作会议提出的继续实现目标管理计划，会后形成文件下发，要求全省提前一年实现中央纪委第二次全国纪检信访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求。这一年，各级纪委领导带头抓信访处理工作，阅批信访件1万多件，占信访总数的四分之一。还加强了信访信息工作和信访监督，从严重违纪问题的信访件中筛选出14020条信息向党委、纪委和有关部门反映，对其中1159件立案查处。至年底，有75个县、区纪委达到中央纪委关于实现目标管理的要求，其中有7个县、区纪委“两个结案率”达到100％。
  1990年，各级纪委控申部门把搞好来信来访工作，与贯彻中共十三届六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全省93.4％的信访件得到妥善处理。各级控申部门向纪委领导报送涉及党员领导干部问题的重要信访件9709件，对其中419件进行立案查处。年底，全省控申工作提前一年实现中央纪委关于实现目标管理的要求，有61个县、区“两个结案率”达到指标。
  二、案件检查
  福建党组织在组建初期，对执行政治纪律就很重视。1928年，临时省委常委、组织部长、代理书记陈祖康叛变革命，发表了《中国革命前途》一文，反对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关于武装暴动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方针，脱离共产党，投靠国民党军阀张贞。6月，临时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开除陈祖康的党籍。会后还清除了一批动摇叛变分子。
  1934年底，中央主力红军长征，中央苏区陷落后，在革命队伍中出现叛徒和“自新自首”变节分子，给党组织造成很大危害。为了巩固党的组织，闽西、闽北、闽中党组织开展了反叛变、反自新斗争，清除一批叛徒，保存了革命力量。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受党的“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也对许多案件作了错误处理。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福建党组织贯彻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及“城市中心论”的理论，在厦门、福州、闽西、闽北、闽南等地开展“肃反”运动，对党员干部和党的组织进行了错误的检查处理，造成很多冤假错案，给福建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失。
  1932年，厦门中心市委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城市工作方针，不严密党的组织和秘密工作，致使党的领导机关与干部暴露，党团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厦门中心市委没有认真总结教训，反而错误地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包围了闽南的党”，号召所属各级组织扩大两条路线斗争，并决定对所有党团领导入进行审查，使一大批干部受到留党察看、警告等处分。仅1932年7月，厦门中心市委一次就处分了市委委员和泉州、安溪、同安等地党的领导干部10人，甚至改组了市委。在福州，为了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开展了各种公开集会与示威游行等纪念活动，改组福州中心市委，撤销了市委书记、常委等人的职务，挫伤许多干部的积极性。
  王明“左”倾错误的执行者在福建错误地开展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1932年2月，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要求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这场斗争，首先在省级机关展开，然后自上而下，由内到外，全面铺开，一直搞到每一个党支部。错误批判和撒换省委、省苏维埃、团省委、福建军区的领导人。新泉、永定、上杭、长汀、武平等县委、县苏维埃也先后被改组。一直到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对反对“罗明路线”进行否定。
  在三年游击战争中，闽粤边特委及闽东特委错误地开展“肃反”斗争，制造了一些冤案。
  抗战时期，福建省委在1940年2月举办的第二期马列主义研究班中，在审查干部时处理所谓“托派”案件。把来自斗争第一线，思想较为活跃而对省委的政治生活有所议论的一批学员错误地打成“托派集团”，错杀了一些干部。
  解放战争时期，闽浙赣区党委错误地处理“城工部事件”，使许多干部蒙受冤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内有了检查执行纪律的专门机构。党的纪检机关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和专项斗争，积极开展党内案件查处工作。
  1950年，由于刚解放不久，斗争复杂，干部水平不高，许多干部作风问题比较多。据年底统计，全省违纪干部总数为4057人，其中吊打扣罚群众者1624人，贪污腐化者1286人，通匪者72人，投敌者51人，丧失立场者256人，乱杀者45人，自杀者12人，其他违纪者711人。针对这种现象，各级纪委抓住党内外干部中存在的主要倾向——乱打、乱杀违纪事件，给予严肃处理。南安县在17天时间中，未经请示报告，擅自处死匪犯25人，省委纪委对此事件作了严肃处理。
  1951年，全省开展剿匪、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运动。一些党员干部，甚至是领导干部，丧失立场，包庇地主、恶霸、特务、土匪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省总工会原秘书长支持家庭阻挠土地改革，诬蔑土改是“贫农二流子搞报复”、“捣乱农村”，总工会主席根据他的假报告，向当地地委书记写信，打电话，作证明，省委纪委对此案进行严肃处理。运动中，各级纪委严肃处理了一批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自首叛变分子以及隐瞒重要政治历史问题的坏分子。当时在党内还有些党员干部不按政策、法令办事，乱打乱斗，有的贪污腐化，有的泄密，有的失职，使国家财产遭受偷窃、拐骗、盗卖。各级纪委对以上案件作了处理，共查处565件。
  1952年，根据中共中央部署，全省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简称“三反”）运动，各级纪委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全力以赴地投入运动，“三反”运动一开始，省委纪委公开查处三起典型案件，及时打击了压制民主的现象。各地、县委纪委也相继利用各种形式公布了一批典型案件，促进运动开展，打击了一批“三反”分子。运动开始一段时间后，在高涨的“打虎”气氛下，各地又出现处分党员偏多、偏重现象。据统计，当时处理各类违纪的干部达2400余人，占参加运动学习干部总数的29％，在运动结束阶段，各级纪委集中全力进行党纪处理中的纠偏工作。
  1953年2月，全省召开第三次党纪工作会议，传达华东局纪委贯彻《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精神。会后在全省开展“新三反”运动。集中力量查处打击报复等恶劣行为，重点检查处理380起案件。省委纪委公布“错杀张振忠同志事件”，对涉案的官僚主义领导进行严肃处理。运动中，全省（缺厦门市）揭发出犯错误党员585人，其中地厅级14人，县处级159人，区科级332人，一般干部80人。其错误类型，属于违犯政策法令者296人，渎职者153人，无组织无纪律者41人，贪污者20人，丧失立场者17人，蜕化变质者16人，自首变节者2人，其他40人（包括工作消极，政治情绪不高，通奸等）。5月，省委纪委与各有关部门集中力量对“新三反”运动中揭发的县处级以上干部的问题，进行了查处。典型的有建宁县领导入官僚主义严重，县里多种疫病流行时措施不力，造成群众死亡1267人，占全县当时人口的2％。该县县委书记（由地委委员兼任）及县长受到了纪律处分。
  1954年6月，全省第五次党纪工作会议后，根据纪律检查工作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服务的精神，各级纪委重点查处工农业生产和社会主义改造中的违法乱纪案件。1954年，全省共检查209个互助合作组织，处理140名当时定为犯有资本主义剥削，丧失立场等各种违纪行为的农村党员。1956年1月，召开福建省第一次党的监察工作会议，会后，集中力量检查处理乡村党员干部中违反党中央民主办社和自愿互利政策，强迫命令及乱伐果树林木，乱宰耕畜和分散生产基金等违纪案件3029件。1956年，当农业由个体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以后，各地监委检查了353个农业社，查处一批党员贪污挪用集体财物及集体隐瞒产量等案件。
  1954年底，党内开展反腐化堕落斗争，由于把腐化堕落问题提高到政治原则高度来认识，处理的人数偏多。仅1955年第一季度，集中力量进行查处，就有354个党员干部受到党纪处分，占当年全省受纪律处分党员总数的21％，其中包括少数高级干部。
  1957年，开展了整风、反右派斗争。由于受“左”的错误的影响，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全省在机关、团体、工厂、企业、文教系统内，因党内反右派案件经纪检部门处理的涉及472人，其中省管干部9人。7个地市103300个农村党员中，当时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各种其他错误受查处的党员有10410人，占党员总数的10.07％，使一些被定为“右派”、“中右”分子者长期蒙受冤屈。
  1958年5月，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省监委根据省委提出的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全民大跃进”运动，分片在漳州、永安、宁德等地召开全省党的监察工作会议，要求各级监委及时检查处理危害“大跃进”的各种违纪案件。全省共查处21035件，定错误性质时明显带有“左”的情绪，在农业生产方面主要“错误”是严重右倾保守，暮气沉沉，干劲不足，违反党的指示、决议；在钢铁生产方面主要“错误”是违犯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闹分散、本位主义和消极畏难；在人民公社化中主要“错误”是自私本位、隐瞒私分、投机倒把，进行资本主义活动；在支前工作中主要“错误”是畏惧怕死、畏缩逃跑等等。而且，还在农村中错误地开展“拔白旗”运动，椐福安、龙溪、龙岩3个地区和闽侯等21个县统计，共拔掉“白旗”115人。
  1959年，贯彻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和省委第十六次全会的决议，错误地开展“反右倾”整风运动，江一真（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长）、魏金水（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监委书记）、卢叨（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被错定为“以江一真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遭到错误批判。10月，魏金水及省监委副书记兼监察厅长赵峰等人又遭“错误”批判。各地、县也开展“反右倾”整风运动。这期间，经纪检部门处理的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案件涉及2045人；定为严重资本主义、个人主义错误的案件涉及1978人；还有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反革命分子、漏网右派分子等案件涉及415人。其中许多是错定的。
  1960年，农村开展整风整社运动。中央监委要求各级监委在农村整风整社运动中，把在三类社、队和问题多的单位内检查处理坏人坏事作为首要任务。在省委领导下，9月，省监委抽调主要干部，检查了武平县由于县委领导核心存在严重问题，而造成粮食连年减产、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的事件。全省在初步解决一些县委的领导核心问题之后，即先后分批分期在三类社队开展整风整社运动。各级监委抽调三分之一的力量，参加重点县、市和三类社队的运动。省监委组织十多个干部，深入龙岩地区包一个县，帮助解决落后社、队的问题。运动中，由于案件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往往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交织在一起，所以，有些地方在执行政策上掌握不准。如莆田县在第一批整风整社运动的4个公社逮捕107人，经检查，错捕的占8.6％，材料不实而捕的占28.6％。省监委深入龙岩、南平、闽侯、福安等地区，对如何掌握政策进行调查研究，选编若干案例下发。据11月统计，当时的三类社、队，经过整顿的667个支部，共计清除出混入党内的地富反坏和蜕化变质分子1108人，约占党员总数的1％。
  1961年，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省监委先后给各级监委发出贯彻这一方针的意见和通知，要求注意查处各种违犯财经纪律案件。截至1962年10月底，全省在清仓核资中共揭出违法乱纪案件815件，其中属于贪污盗窃的423件，私分公物的186件，隐瞒私分和擅自处理的96件，其他如挥霍浪费、多吃多占的110件。
  1963年，通过传达贯彻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各级监委参加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把农村的问题看得过重，当时，对25万名生产队长以上干部进行分析统计，认为犯有各种大小错误的共有13.9万人，竟占这一级干部总数的52％。按照31个县3.4万名干部所犯错误性质分析，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弃农经商、雇工放债的占21.1％；带头闹单干的占7.3％；革命意志衰退、丧失立场占10.2％；多吃多占、铺张浪费的占30.1％；封建迷信、买卖婚姻的占20.4％；其他违法乱纪占10.9％。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后，据省直属机关和福州、厦门两市统计，犯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错误的637人，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1.11％，其中党员134人，占参加运动党员总数的1.27％。各级监委以主要力量抓案件的查处工作。对其中错误比较严重、问题较多的对象，进行登记立案，依靠基层组织逐案查处，影响较大的案件，由党委组织有关部门联合办案。福州市收购分公司第二门市部仓库火灾事件，由于省物资厅领导和经办人员官僚主义严重，造成经济损失达133万余元，有关厅领导受到纪律处分。
  社教运动进展到1964年，改称为“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全省集中力量分批展开。第一批是点上“四清”，各级监委被抽调参加的干部共有119人，其中省监委21人，占省监委当时干部总数的60％。第二批是面上“四清”，各级监委被抽参加的干部有196人，其中省监委参加17人。在“四清”运动中实行全党办案，据统计，全省1965年处分党员总数比1964年增加1.4倍。第一批南安、建瓯、连江和厦门3县1市开展点上“四清”运动，受处分的党员占全省当年受处分党员总数的37％。
  1966年全省“四清”运动尚未结束，“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党的纪律检查部门被撤销，纪检工作停止。“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纪检工作才逐步恢复。
  中共十一大后，全省各级党委先后重新组建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一时期，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关主要任务是协助党委抓党风，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执行情况，严格执行党的纪律。1981年，省委纪委调查和处理了原建阳地委书记陈福科抵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攻击中央领导入的严重问题。调查了龙岩地区直属机关有些单位和上杭、漳平、武平、永安县的领导班子中个别成员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打人问题，并提出处理意见，8月5日省委批转这个调查报告。在贯彻《准则》中，省委纪委检查处理了一批违反党纪、败坏党风的案件。
  1982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省委召开会议传达贯彻，决定在全省开展纠正经济领域中的不正之风，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各级党委将抓大案、要案列入了重要议题，许多地区都是一、二把手亲自抓，而且集中骨干力量突击抓案件。各级纪委成为领导这场斗争的办事机构。省委给省委纪委增加35名干部编制，各地、市也增加66名纪检干部，还临时抽调作风正派、有办案能力的158名干部帮助办案。这场斗争一方面严肃查处党内参与走私贩私、投机倒把、贪污受贿的人和事，特别是涉及大机关、大人物的案件；另一方面，组织有关部门，坚决打击社会上的走私贩私、投机倒把的违法户，从1980年12月到1983年4月，在沿海地区重点打击走私贩私活动，全省共查获走私船678艘，查处走私贩私案件86193件（包括一部分内部案件），罚没走私货物总值11818万元。内部走私贩私案件重点突破9件，其中连江2件，长乐5件，福清1件，晋江1件，涉及公社副主任一级领导干部有9人。
  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乱砍滥伐森林的紧急指示》下达后，省委纪委根据省委的指示，会同省农委、林业厅和公检法等有关部门，抽调23名干部组成4个工作组到政和、南平、尤溪、安溪等4个县、市，协助当地抓好毁林案件的查处工作。全省查处了参与乱砍滥伐、倒卖木材、严重违法乱纪的95名县、社级党员干部，开除党籍44人，其中县级5人。尤溪县委于1981年7月擅自将有争议的国有林11000余亩，划分给大队和社员。对此省政府发文件进行制止，由于尤溪县委主要领导阻挠，以致连续不断发生乱砍国有林、打伤护林员和干警、破坏护林车等严重事件。尤溪县委有关领导受到撤职处分。
  这期间，在侨区查处了利用职权向侨属出国出境进行敲诈勒索的5起典型案件，涉及党员干部30多人，其中有个别县和厅局级干部，9人受到刑事处分。
  截至1983年上半年，全省立案审查的各类经济案件共计3431件，涉及党员1341人，其中地厅级干部8人，县处级干部61人，公社领导干部214人；个人非法所得万元以上的有261人。但由于对大要案查处和打击不力，受到中央纪委的批评。
  1983年9月，省纪委召开全省严厉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工作会议，重点讨论中央纪委对省纪委的批评。会后省委成立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领导小组，由7人组成，代表省委领导全省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工作，有权决定和处理斗争中有关重大问题。各地、市、县也相应成立和充实了领导小组。与此同时，各地、县的办事机构和办案队伍也得到调整、充实和加强。省纪委亲自抓6个大要案，各地、市纪委和省直属机关直接抓30起大要案，都实行“三定一包”的办案责任制。
  1984年，全国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一些党员和社会上的不法分子相勾结，钻改革开放的空子，经济案件大量发生，大案要案比往年增多。中央纪委作出《关于加强纪律检查工作，保证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决议》，各级党委都把查处大要案作为端正党风、纠正不正之风的重要内容列入议事日程。至1986年底，全省各级纪委直接查处和过问的经济大要案共计259件。这时期案件的特点：一是作案时间比较集中，在1984年下半年和1985年上半年作案的共有176件，占68％。二是作案金额大，犯罪金额在100万元至500万元的有14件，500万元至1000万元的有9件，1000万元以上的有13件。三是涉外经济案件比例上升。四是涉及领导干部多，案件涉及地厅级干部8人，县团级干部36人。上述案件中省纪委直接查处和过问的有67件，其中单位走私案9起；诈骗案21起；玩忽职守案11起；贪污、受贿、索贿案14起；投机倒把案12起。1984年下半年至1985年上半年，不少诈骗犯利用一些领导入“求富心切”的心理，诱人上钩，大搞诈骗活动。大诈骗犯杜国桢以裕丰公司为招牌搞诈骗活动，使省内外20多个县、市的几十家企业单位受骗，仅泉州、漳州和莆田3个市被骗去4800万元，全案诈骗金额达34000万元。有的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申请开业审批不严，如澳门诈骗犯苏用谈在澳门开办的两个公司，1983年已先后倒闭，1984年仍以这两个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身份来厦门申请设立代表处，签订了价值4500多万元的商品购销合同，骗取预购款1000多万元。有的用人不当，坏人乘机行骗，被判过两次徒刑的诈骗犯高卫帮，1984年下半年又被漳州市有关部门领导视为“能人”，批准其为“中华国际技术开发总公司侨联美达实业公司驻闽公司”总经理，为高行骗提供方便，高利用金钱罗织起来的“关系网”行骗，骗取3个国家（菲、日、美），2个地区（港、台）和国内15个省市有关企业的信任，骗取13000万美元和13000万元人民币的空头合同。有的是工作严重不负责任，厦门“闽南大厦”原董事长张志诚，向没有任何法人委托书和介绍信的诈骗犯唐荣玖发去总价值282万元的货物，结果货款无法收回。有的缺乏经济合同法基本知识，漳州金属材料公司原经理罗俊荣和诈骗犯刘宏洽谈合伙贸易时，既不调查其资信，也不要对方找经济实体作担保，就轻易借给1540万元；罗受骗后，也向厦门海洋开发公司骗取1540万元，充作归还到期的贷款。有的在洽谈贸易中以“回扣”、“票外加价”等各种名目进行勒索、受贿。数额最多的是晋江地区购销中心原负责人叶培基，受贿达105000元，该中心的临时业务员黄晶石受贿91000元。对这些案件，纪检部门配合有关部门，都作了严肃查处。
  1986年，各职能部门紧密配合抓大要案，突破不少疑难案件。办案中注意掌握政策，从宏观上分清几个界限：因缺乏经验而致工作上的失误与违纪违法犯罪的界限；严重官僚主义造成损失与工作失误的界限；经济活动中的合理报酬与非法所得的界限；经济领域中的不正之风与违纪违法犯罪的界限；违反党纪、政纪或一般违法行为与犯罪的界限。在微观上，对各个具体案件的查处和定性处理上，坚持既严肃认真，又十分慎重。把办案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促进和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和健康发展上。这一年案件抓得准，结案率也比较高，大要案结案率达84.9％。这是自1982年开展“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以后，结案率最高的一年。
  从1984年到1986年，省委根据中共中央部署在全省分期分批开展整党。省纪委配合整党工作，查处了一批党内违纪案件。
  1987年6月，国务院对大兴安岭森林特大火灾事故作出处理决定后，省委在6月26日召开会议，把反对官僚主义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进行部署。省人民政府、省纪委分别发出通知。7月，省委召开常委会议，组织与会人员联系福建实际，学习国务院的决定和中纪委致黑龙江省委、省人民政府党组的信。会后，省纪委组织调查组到一些省直属单位了解情况，掌握典型事件线索，配合有关地区和部门查处了几起典型事件：1987年6月22日，省金鸡山疗养院发生102人食物中毒事故；1987年5月，福州市百货批发公司承办全国百货交流会期间，私分公款28万元的案件；1985年，厦门市水产局从日本引进旧渔轮，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0余万元问题等。8月，省委常委听取省纪委对几起事件查处情况的汇报，决定对犯有官僚主义错误的主要领导干部给予党纪、政纪处分。之后，省委又召开有省直属机关各部、委、办、厅、局负责人参加的汇报会和地、市委书记会议，强调要把反对官僚主义，作为第三季度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会后，各地、市，各部门根据会议精神查处由于严重官僚主义所致的典型事件共26起。
  在中共十三届二中全会上，中央强调在改革开放中要坚持从严治党。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中央进一步强调要把惩治腐败、查处党内违纪案件作为严肃党纪的中心环节来抓。在惩治腐败工作中，各级纪委领导亲自办案，一级抓一级，一级促一级，查处了一批影响大的案件：厦门市节约用水办公室原副主任黄文明，不满妻子被所在单位调整工种，就依仗权势要挟报复，先后两次制造停水、断水事件，破坏工程建设，直接造成国家经济损失18万多元；惠安县工商银行由于领导的严重官僚主义，导致该行会计股干部庄富明在1987年通过内外勾结盗取联行资金5次，携带人民币113万元潜逃。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省纪委在查处党内违纪案件时，十分注意帮助各级纪委明确指导思想，划清政策界限。在省纪委第五次、第六次全会以及县纪委书记训练班上，通过学习领会中共十三大精神，集中解决纪检工作的指导思想问题，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作为考虑纪检工作的出发点和衡量纪检工作有无成绩或成绩大小的根本标准。做到支持改革者，鼓励探索者，帮助失误者，查处违纪者，追究诬陷者，对那些敢于冲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积极进行改革探索的人，满腔热情地给予支持；对那些因缺乏经验，在改革开改中出现失误的人，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教训，鼓励他们继续前进；对那些曾因工作上的错误受过处分的人，只要改正错误，在改革开放中有所作为，及时建议有关部门继续发挥他们的作用；对那些以权谋私、贪污盗窃、敲诈勒索或造谣中伤、诬陷打击、挟嫌报复、破坏和干扰改革的人，坚决严肃地予以查处；对那些一时难以划清界限的问题，多做调查研究，慎重对待，不急于处理。
  1989年以后，省委先后在党建工作会议和廉政建设会议上提出惩治腐败要全党动员，分级负责，省委成立了惩治腐败办公室。各地（市）、县（区）也成立相应机构。当年在查处党员干部的涉外经济案件涉及到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大要案，执法执纪人员知法犯法的大要案以及党政干部严重违法乱纪建私房的案件等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全省严肃查处一些地厅级干部违纪建私房的问题，有的进行了通报。全省共立案查处违法违纪建私房案件331件（其中涉及县处级以上干部的48件），移送司法机关30件。安溪县原人大副主任、党组成员吴继华收受贿赂，共侵占3处计1000多平方米土地建私房，在群众、干部中造成恶劣的影响，经查处后吴受到党纪处分。此外，南平地区查处原公安处长王德才利用审批出入境职便大量索贿受贿的案件，泉州市查处安溪县原法院院长许应能徇私枉法的案件，莆田市严肃查处莆田县忠门派出所集体贪污、挪用赌博罚没款11万多元的案件等。
  1988年，全省共查处案件1646起，处理科级以上党员干部195人（地级1人，县处级11人）；1989年共查处案件4602起，处理科级以上党员干部361人（地厅级1人，县处级46人）；1990年共查处案件3605起，处理科级以上党员干部491人（地厅级3人，县处级45人）。
  三、案件审理
  案件审理工作一般先由审理部门对案件进行审核，实事求是地审核案件的事实材料；鉴别和使用证据；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分析认定问题的性质；按照党章的规定作出对犯错误党员的处理意见，报请党委或纪委审查批准。然后再由党组织和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案件进行审查和作出处理决定。
  （一）案件审核
  1953年省委纪委审理组建立后，着重抓清理积案工作，由于人少，有些积案未能处理。到1955年，省监委积压的案件有58件，全省各级监委积压案件904件。这种情况引起省监委领导的重视，立即在机关内部调配力量抓清理积案工作，历时1个月，省监委机关的积案基本清理完毕。省监委就此向省委写出总结报告，并提出全省进一步清理积案的意见，由省委通报各地。这一年全省的积案清理得比较彻底。到1963年，各地又积压不少案件，省委根据省监委报告，又向各级党委发出清理积案的通知。各级监委在当年的第二季度，以主要力量抓清理积案工作，清理了不少积案。
  在清理积案中，发现少数案件在处理上偏重；有的处分党员，不经过党组织集体讨论；有的案件在报送时，材料不齐全等情况。为了统一案件审核的标准，1958年，省监委召开全省审理工作会议，统一思想认识，明确规定：审理一个案件，一定要依据充分的材料，弄清全部错误事实，严格划清敌我问题的界限，以确定问题的性质。对党内是非问题，还要参考本人对待错误的态度和历史情况，根据情节轻重和政策精神，进行处理。但在当时“左”的思想影响下，还难以实现审核工作规范化。
  1979年秋季，重新建立的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筹备组根据中央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座谈会精神，按照省委指示，与省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的负责人，联合组成“两案”审理领导小组。1981年底，基本完成福建省“两案”的审理任务，审理结果，定为江青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有7人；定为打砸抢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的121人；定为严重错误的79人；定为一般错误的394人。对这些人均按党的政策分别情况，作出处理，其中开除党籍157人，受其他各种党纪、政纪处分159人，免于处分285人。
  1982年12月，省委纪委召开第一次地、市审理科长会议，会议主要是学习有关文件和材料，提高认识，克服“左”的思想干扰。1983年9月，中央纪委公布《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案件审理工作条例》，对案审工作的任务和职责范围、审理案件的基本要求、保障党员的合法权利、审理案件工作程序、对案件审理工作人员的要求等问题，提出了规范化的要求。为贯彻中纪委的条例，1983年11月，省纪委审理处联系福建省实际情况，作出《关于严格案件审批手续，做好各项材料工作的意见》，对需要给予违纪党员以党纪处分必须履行的手续，案件审批必须具备的材料以及审理程序等问题，提出具体要求。1984年9月，省纪委召开全省审理工作专业会议，重点介绍建瓯、龙海、三明、泉州4个县、市的做法和经验。1986年，省纪委又推广建瓯纪委实行县、乡两级共同审理的经验。这个经验也在中央纪委召开的全国案审工作会议上作过介绍。这以后，多数乡镇的案件审理较及时，不留尾巴，处理之后，申诉也少。1987年8月，省纪委在龙海县召开全省案审工作座谈会，介绍中央纪委推广的湖南省桑植县基层纪委建立案件审理小组的做法，会上漳州、龙海、建瓯、厦门郊区以及7个乡镇纪委介绍了实行审理工作规范化、提高办案质量的经验。至1987年底，全省257个乡镇建立案审小组，有成员666人；有687个乡镇纪委，实行了县、乡两级纪委联合审理，共同把关的做法，占全省乡镇纪委总数的70.5％。
  1988年后，中央纪委陆续制定、颁发《党员领导干部犯严重官僚主义失职错误党纪处分的暂行规定》、《共产党员在涉外活动中违犯纪律党纪处分的暂行规定》、《对参与嫖娼、卖淫活动的共产党员及有关责任者党纪处分的暂行规定》等条例规定，案审工作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全省各级纪委以中央纪委颁发的条例、规定及省纪委制定的《案件审理工作规范化的具体要求》为教材，进行审理工作业务培训。1988年地、市纪委举办5期，培训208人次；各县、区纪委举办258期，培训13380人次；各乡镇纪委举办866期，培训36360人次。在培训中通过案例分析，对照讨论，从办案程序、取证、定性、处理等方面进行总结。配合培训，全省发出有关审理工作的通报529期，进行案例剖析631场，参加听讲41218人次；编写案例教材202篇，印发19788册。各级纪委还深入基层，进行面对面指导，据1988年统计，省、地、县三级纪委审理人员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达6040人次。全省地县两级共建立126个案件审理工作联系点，做好案件咨询和协调工作，及时给下级纪委排忧解难。福州、三明、宁德、漳州、建阳、莆田、厦门、泉州等8个地（市）还开展案审质量评比活动。1988年，省纪委审理室转发宁德地区纪委《开展案审质量检查评比活动》、罗源县纪委《开展党内违纪案件技师检查评比》和南平市纪委（乡镇党委自批案件质量检查评比情况》等。通过这些措施，使审理工作更加规范化，提高办案质量。当年，各地处理的经济案件，结案率高达83.4％，而且定性较准确，处分较恰当，申诉件明显少于往年。1990年，全省进行一次执纪情况检查，绝大多数执纪单位，能认真执行上级机关的批复和处分决定。
  案卷归档工作是办案的最后一步。1986年，省纪委在建瓿县召开全省案审工作会议，提出要把案件档案整理工作作为搞好审理工作规范化的重要内容来抓。1987年，省纪委在龙海县召开的全省审案工作座谈会，决定全省推广华安县纪委清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案件档案的做法和经验。各级纪委普遍把清理档案工作列入议事日程，组织力量，集中一段时间，分步骤进行。截至1988年底，全省清理档案工作全面结束的有7个地、市纪委和62个县、区纪委，基本结束的有1个市纪委和11个县纪委，清理装订成册的案卷计70964案。通过清档，多数单位建立和健全了案件档案管理的规章制度。对乡镇纪委的案卷，多数地方都集中到县统一保管。
  （二）案件处理
  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从1951年到1990年底，共处理74204件案件。此外，还处理大量的不服处分的申诉案件。通过对违纪案件的处理，维护党的纪律，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的违法犯罪活动，教育和挽救了许多犯错误的党员，对纯洁和巩固党的组织，端正党风，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促进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起了积极作用。但在有些时期，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或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也出现许多错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拨乱反正，纠正错误，案件处理工作走上正轨，并取得明显成效。
  1.纪律处分
  在每个历史时期，受处分党员的错误性质有所不同：在开展剿匪、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期间，主要是无组织无纪律、违反政策法令以及丧失阶级立场等。1952年，开展“三反”运动，揭露出党员因贪污盗窃而受处分的比较多，占当年处分党员总数的一半以上。1953年，开展“新三反”运动，因官僚主义、失职、渎职而受处分的党员是前两年的1.84倍。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各级纪委重视查处在农业生产和合作化运动中的违纪案件，处分了一批当时被定为丧失阶级立场和犯雇佣工人、放高利贷、贪污盗窃等错误的党员。机关内部开展“肃反”时，处理一批混入内部的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以及隐瞒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党员。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60年以后开展的各项运动，比较集中地处分了犯蜕化变质、丧失阶级立场、贪污盗窃以及违反共产主义道德、乱搞男女关系等方面错误的党员。
  “文化大革命”前处理的案件，绝大多数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按照党内政策规定处分的，但在处分中有失误，主要问题是处理扩大化。从总的情况看，比较明显的有两个时期：一是1952年全省在“三反”运动中，对犯错误党员的党纪处理工作，在高涨的“打虎”情绪之下，各地普遍存在处分党员偏多、偏重和草率从事现象，虽然在运动中抓了纠正工作，但当年受处分党员仍占全省当时党员总数的4.76％，是最高的一年。二是从1958年至1960年，全省进行一系列政治运动，受当时“左”的思想影响，错误地开展“拔白旗”运动及“反右倾”运动，整风整社中处分干部过多过重，民主革命补课中不适当地提高了部分人的成分，把有一些历史问题的党员、干部错误地划为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并给予处分。从当时处分干部、党员情况看，特别是对基层干部党员的处理，存在着区别问题的性质和组织处理上是非界限不清或政治界限不清，材料不实，简单草率，手续混乱的现象。因此处分面偏宽，据统计，1958～1960年处分党员28810人，比1951～1957年处分干部的总数还多94.5％。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被撤销。在这个时期，受处分党员的情况，缺乏记载，但是从1979年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恢复重建后，从这个时期的平反工作看，当时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福建省的代理人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所处分党员的错误性质主要是：经济问题、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以及违反共产主义道德、乱搞男女关系等几个方面的问题，因经济问题而受处分的党员，占这个时期受处分党员总数的38％，所犯经济问题的类型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索贿、诈骗、走私、赌博、乱砍滥伐森林、违犯财经纪律等。
  2.平反纠正
  1952年“三反”运动中，全省处分党员偏多、偏重，被处分党员数竟占参加学习的党员的13.87％。5月，中央指示要进行纠正，省委纪委认真贯彻执行。6月，省委纪委向省委和华东局作了报告，并在全省政法会议上布置复查。7月，派出干部分赴建瓯、南平、闽侯、龙溪、龙岩、福州、厦门及省直属党委，了解情况，帮助复查。全省复查前处分党员总数为1157人，复查后减为758人。
  1961年，省委监委根据中央和省委有关指示精神，对1958～1％0年政治运动的错案进行甄别纠正，于6月、8月、11月和省委组织部联合召开3次组织监察工作会议，向全省传达中央监委关于甄别纠正错案的指示精神，督促各级党委7、8月间成立甄别领导小组（均有1名党委书记参加），抽调650名干部建立了专门工作机构，在全省建立193个甄别工作试点，而后部署在全省开展甄别工作。省成立甄别领导小组，对一些重大案件，1958年错定的“地方主义”案件，1959年错定的“江一真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等，还另外成立专案小组，由省委领导亲自挂帅，进行甄别。开始时，由于各地对中央关于甄别工作的方针政策和目的意义体会不深，思想教育工作不深入，因此，甄别工作进度不快。1962年3月，贯彻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特别是4月底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速进行甄别工作的指示后，各级领导进一步下定决心，亲自动手，明确重点，采取措施，改进工作方法，加快了甄别进度。甄别纠正错案的工作，根据1961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精神，并以《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以及中共中央既定的各项政策作为衡量是非界限的准则，本着“有错必纠，无错不纠，错了多少，纠正多少，全部错了，全部纠正，部分错了，部分纠正”的原则。在方式方法上，召集甄别对象谈话，然后分别召开党员大会或干部大会、群众大会，在上级党委派人参加下，由所在党组织的负责人逐个正式公布甄别对象名单，宣布平反，恢复名誉；有关领导干部当场道歉，承认错误；上级党委派去的干部说明主要责任在上级，号召卸掉包揪，加强团结，搞好工作和生产。在甄别工作的后期，各地都进行复查，对某些单位和地区一度出现硬留“尾巴”和“一风吹”的现象，也都及时作了纠正。两年的甄别工作，全省共甄别199223人，占受批判处分总数199881人的99.8％；其中党员、干部100003人（内中央管理干部41人），工人、农民、学生99220人。经过甄别，100003名党员、干部中原批判和处分正确的有29660人；原批判和处分部分错的19736人；原批判和处分基本错和完全错的50607人。通过甄别工作，达到发扬民主、分清是非、提高认识、加强团结的目的。对于被甄别平反的干部都适当安排工作，大部分补发了工资。
  “文化大革命”后，各级纪委对下述两类错案，分别进行纠正平反。一类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前的错案，不管是哪一级组织，或是哪一个领导批的，都按照中央的有关方针和规定进行甄别平反，其中有相当数量的错案，在“文化大革命”前已经复查纠正，但是还有些遗留问题，这一次同样区别不同情况，慎重处理。另一类是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造成的冤假错案，不论本人有否申诉，各级纪委配合组织部门和落实干部政策办公室，采取积极的态度，实事求是，按照中央的有关方针和规定的政策，认真做好平反工作。据统计，从各级纪委重建后至1985年，复查了属于上述两类情况的21200起党内案件，纠正对有关人员的错误的定性和纪律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