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入选。会议闭幕后，周恩来病重住院，邓小平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在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期间，排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重重干扰，在主持召开的各种类型会议上，明确、坚定地提出要进行全面整顿。
  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等领导入根据中央精神，领导全省干部群众认真抓整顿。落实政策是整顿的一项重要内容。1975年2月25日，省委发出《关于认真做好落实党的政策工作的通知》，提出要对“文化大革命”历次运动中被错整的人落实政策。要求各级党委对未作结论的案件，应迅速根据事实材料，做好结案处理，属人民内部矛盾的，应立即恢复政治待遇，补发应发工资，并适当安排工作，除个别情节恶劣，错误严重应开除党、团籍外，其余都应恢复党、团组织生活。属敌我矛盾的案件，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应按敌我矛盾处理的，也应根据情节轻重，定性处理。对已经处理的案件，凡属结论不当，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定性错误的，都应予以改正或纠正。对历史关节问题，除确定是叛徒外，未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应维持“文化大革命”前的结论，不作重新处理。对列为“五一六”审查的对象，查无实据的应予否定。《通知》还强调，在“文化大革命”中除直接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应按党纪国法论处外，其余犯严重错误的，只要本人认识错误，一般免予纪律处分；对犯有错误的，以“反军倒韩（韩先楚）”名义正式定为反革命分子的应予平反；对在“文化大革命”历次运动中非正常死亡的，一般都要弄清问题做出结论，分别处理。由于该通知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中历次运动“大方向是正确”的前提下，对运动中受错整、错处的一些干部和群众落实政策，加上受当时派性的干扰和影响，所以冤假错案未能全部彻底平反，甚至大多数案件未能复查。1976年春，全国形势又起变化，江青反革命集团攻击邓小平的整顿方针，在全国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全省各级落实政策办公室，随即被打成“复辟办”、“翻案办”，落实政策工作被迫停顿。据统计，当时全省共复查案件45400件，对“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未作妥善处理的1825人作了处理，为2066人作了口头平反或书面结论。
  省委还采取措施批判派性、整顿班子。1975年3月，省委召开工业会议，有关方面向省委反映一些企业存在拉山头、搞派性的现象和大多数企业领导班子存在软、散、懒的问题。同时，有关部门还向省委汇报一些地区存在突击提拔干部、发展党员不正常的问题。这些都引起省委的重视。为此，省委、省革命委员会在1975年6月18日给中共中央、国务院写报告，提出要调整充实企业的领导班子。对于领导班子健全的，立即加以充实加强；对于确系坏人篡权的企业单位，要坚决把权夺回来。报告着重提出，要坚决消除资产阶级派性，要以“寸土必争、寸步不让”的精神，敢于捅“马蜂窝”，摸“老虎屁股”。对于少数闹资产阶级派性的领导干部，坚持不改的，要及时调离；利用派性破坏团结和生产的，要严肃处理。报告还提出要认真细致地做好对老工人、老劳模和技术骨干落实政策的工作，让分散出去的有经验的企业干部和技术人员适当归队，合理安排，建立强有力的企业领导班子。
  8月上旬，省委有关领导在北京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了福建派性和班子的问题，中央政治局指示，省委解决派性和班子问题态度要坚决。对资产阶级派性要严格，决不能纵容，批判要严，搞派性的人要调出来，要快、要下决心，坚决搞好领导班子调整，特别是要搞好县一级领导班子调整。随即，省委开始整顿各级党政领导班子。
  8月16～27日，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省委主要领导廖志高及时传达中央对福建的指示精神。在这次会上，省委限定9月底前争取将县以上的各级班子特别是一二把手和组织、公安等要害部门充实加强，调出搞派性的人。在此前后，中共中央先后任命马兴元、林一心、金昭典、李志民、魏金水、伍洪祥、刘永生、贾久民、王禹、梁灵光、许亚、丛德滋等人进入省委、省革委会领导班子，同时免去省委、省革委会中一些人的领导职务。在10月27日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上，廖志高对继续搞派性的人提出严重警告，对消灭派性，整顿班子工作提出严格要求。指出：对既不检查又不改正的有派性的领导班子，一定要整顿；对军队中搞派性的人要调离降职；要把犯严重错误的派性头目下放到基层蹲点或劳动；要把整党、整顿班子当作各条战线整顿的中心；整顿班子关键是县委领导班子，要在整顿的基础上调整好领导干部，选好一二把手，新班子要敢字当头，敢于负责、肯干，应是带头吃大苦，耐大劳，有头脑的班子。
  省委对社、队班子整顿也作了部署。11月28～29日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部署整顿社队班子，提出要对相当一部分社、队，特别是对后进社队的领导班子进行整顿。对问题特别严重的社、队，县委领导要深入基层，解决领导权的问题。
  经过整顿，一些派性思想严重的人被调出各级领导班子，各级领导机关，特别是全省大多数县委班子得到充实和加强，一、二把手也得到调整。
  根据中共中央“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精神，省委在批派性，整顿党政机关和企业、社队班子的同时，继续抓“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运动，采取实际步骤和措施，推动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在农业整顿中，省委继续抓“农业学大寨”，重点抓农田基本建设，在强调“以粮为纲”的同时，也强调“全面发展”。当时，虽然强调把抓阶级斗争，割“资本主义尾巴”，解决方向、道路问题作为学大寨的根本，视之为基本路线教育，但在中央关于全面整顿，发展国民经济的指示推动下，也允许适当发展家庭副业。1975年11月底，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提出，凡是不影响集体，不破坏国家资源，不损害公共利益，不弃农经商，不搞投机倒把，允许社员利用工余假日从事正当家庭副业。还提出，农产品销售，只要不是国家统购物资，不是搞投机倒把，允许正当、少量的农产品交流。
  在农业政策调整之外，省委还提出加强整个农村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6月30日，在全省电话会议上，省委要求全省广大农村按照“农、林、牧、副、渔业并举”的方针，把农业、林业、渔业和其他生产抓紧抓好。并强调指出，福建省是全国四大林区之一，一定要抓好木材生产，要求落实生产措施，上足劳力，抓好水、陆运输。在这次会议上，省委还具体下达了建阳、三明、龙岩、宁德、龙溪、莆田、晋江等6个地区的木材生产指标。
  在工业企业整顿方面，1975年1月，省委、省革命委员会根据中央抓铁路运输、抓煤炭生产、抓钢铁工业的部署，召开全省计划会议，提出要加快煤、电、运输和钢铁生产的速度，在保证加速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努力增加轻工业产品的生产。在4月召开的省计划会议上，要求把省内资源比较丰富、生产条件比较好的产品——糖、烟、酒、罐头等食品行业，以及纸、盐、竹木制品等行业抓上去，增加财政收入，丰富市场供应，满足外贸出口。当时，福建与全国一样，再度掀起“工业学大庆”生产运动，以此激发企业干部、职工的生产热情，整顿工业企业生产秩序。在6月28日至7月10日召开的全省“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会上，省委领导廖志高、朱绍清反复强调，要改变企业班子中的“软”、“懒”、“散”现象，明确提出，所有企业要按照中央精神，建立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扎扎实实把岗位责任制、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经济核算、安全生产、设备管理和维修制度等建立、健全起来，坚决克服不敢抓管理、不敢抓规章制度的错误思想，纠正有章不循，无章可循的现象，迅速改变质量低、消耗高、事故多的严重情况。还提出要搞技术革新、技术改造，充分挖掘现有企业的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变基本建设投资战线过长，机器利用率低，投资效益差的状况。
  农业、工业整顿措施的初步贯彻落实，推动全省城乡经济的发展，1975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达70.97亿元，比上一年增长6.2％，其中工业总产值44.44亿元，增长9.4％；农业总产值26.53亿元，增长1.2％；农田基本建设也取得较大成绩，粮食收成也较好，总产量达129亿多斤。全省财政收入9.58亿元，比上年增加3.2％。
  正当全省工作出现转机之际，1975年底开始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全国和福建再度陷入混乱。江青反革命集团直接插手福建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江青攻击省委主要负责人廖志高“涂炭福建人民”。造反起家的省委常委陈佳忠、打着“反潮流”旗号而青云直上的李庆霖以及临时工造反起家的庄志鹏等人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紧密勾结，在福建兴风作浪。陈佳忠等人声称“我有我的中央支持”、“我有天线，天线就是江青”，肆无忌惮地把矛头指向省委，妄图夺省委的权；同时攻击福建前线三军主要领导入皮定均是省委的“黑后台”，是“闽赣两省的太上皇”，攻击前线三军加强战略是“以战备压批邓”。他们煽动一些地、县的人到省里“上访”，找领导“辩论”，妄图给省委施加压力。他们与江青反革命集团派来的人狼狈为奸，煽动打、砸、抢，煽动层层揪斗干部。他们指使一些地方成立“运动办”、“反击办”取代党委领导，公然宣布经过整顿的领导班子是“右倾翻案风的产物”，胁迫领导干部“转弯子”，打倒、甚至赶跑各级领导干部。
  由于陈佳忠、李庆霖、庄志鹏等人的捣乱和破坏，许多单位的领导班子陷于瘫痪，歪风邪气急剧蔓延，生产和建设再次受到严重破坏。这种混乱局面到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才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