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在完成国民经济调整后，1966年1月4日至3月6日，省委召开有400多名省、地、市、县级主要领导入参加的工作会议，讨论制定“三五”计划的要点。正当会议精神在全省范围内层层传达，并要贯彻实施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文化大革命”是由当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入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他对社会主义阶段的阶级斗争状况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旨在通过自下而上的“大革命”揪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冠以“文化”二字，是因为它首先是从文化领域开始的。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省委响应中共中央号召，相应部署了全省的运动，要求各地必须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为最突出的中心任务；确定以县以上的党政领导核心和宣传、新闻、出版、文化、教育部门及党校等单位为运动的重点对象；强调在积极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同时，放手发动群众，以大鸣、大放、大揭发、大批判的方式，把斗争的主要锋芒对准一切资产阶级“权威”，一切党内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切“牛鬼蛇神”和一切资产阶级以及封建的意识形态。
  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学院和福州、厦门、泉州、龙岩、漳州等几个城市的部分中学生迅即起来造反。造反学生不仅把一批专家、学者、教授和有成就的老教师当作“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加以批斗，而且还批斗学校主要负责人。斗争的方式越来越出格，出现戴高帽、挂黑牌、涂黑脸、剃阴阳头、罚跑、游街等侮辱人格与体罚现象。大、中、小学全面“停课闹革命”后，动乱迅速向社会蔓延。许多著名编导和演员被诬为“反党分子”、“牛鬼蛇神”，理论界和文化界的一些知名人士被诬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判斗争。福建优秀高甲戏《连升三级》、莆仙戏《团圆之后》和《春草闯堂》等众多传统戏剧被当作“大毒草”、“黑戏”加以批判。《连升三级》被认为与《海瑞罢官》遥相呼应，一个“罢官”，一个“升级”，一北一南，互相配合。称：“《海瑞罢官》就是为那些被我们党‘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喊其‘冤’，而《连升三级》自然对我们一些‘升级’的人又嫉又恨了。”（①《评<连升三级>——铲除这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载1966年7月7日《福建日报》。）不久，省委接到中央向学校派出工作组的指示，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取代党委领导“文化大革命”。
  8月初，毛泽东主持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宣布派工作组是路线错误，下令立即撤销。8月4日，省委在福州市大中学校师生“文革积极分子”大会上宣布《关于撤销派往大、中学校所有工作队（组）的决定》。派驻大中学校的工作队（组）撤出后，由学生和教职工组成“文化革命筹委会”代之领导运动。
  8月18日，毛泽东身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接见检阅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百万红卫兵和师生员工。福建大中学生纷纷仿效，成立红卫兵组织。红卫兵高喊“造反有理”口号，冲向社会到处破“四旧”，揪斗“牛鬼蛇神”。随后，省委发出《关于严禁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通知》，强调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准以任何借口去要求部队或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红卫兵毫无顾忌、不加分析地把传统文化都视为“四旧”加以摧毁。
  红卫兵还冲击了各级党政机关。8月20日，首批京、沪南下串连红卫兵抵达福建。南下红卫兵和福建造反学生开始冲击福建省党政领导机关。8月29日，厦门八中、厦门大学、华侨大学、福建林学院、集美航海学校等400多名学生，列队到省委要求省委主要领导入叶飞接见，随后又四出串连，人数达4000多人。9月5日，南下学生串连厦门八中、集美航校、福建林学院、华侨大学、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学院的一部分学生召开揭发批判省、市委万人大会，同时给中共中央发通电，“控诉”省、市委“压制”他们的“革命”行动，要求“改组省、市委，罢叶飞的官”。这些过急行动引起群众的反感。3天后，福州市工交财贸劳动模范洪乐等9人，给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出急电，在表示支持广大学生行动的同时，对学生过火行为表示气愤，认为这是反革命事件。许多群众和一部分学生对此热烈响应，另一部分学生则攻击洪乐等人，并指责洪乐急电是省、市委在背后指使所为。第二天，三四万名学生举行揭发批判大会，“炮轰”省委及宣传教育部门的领导机关。
  9月17日，省委召集在福州的外地学生召开座谈会，省委领导叶飞、贾久民、侯振亚、梁灵光等人出席。座谈会本由梁灵光主持，但“红卫兵”强行主持，并要求省委领导一一回答问题。叶飞在回答问题时认为，运动中学生与群众的不同意见以及其他不同看法都属正常现象，应该通过辩论取得一致认识，省委不可能站到任何一边，不可能过早定调子。关于炮轰司令部问题，叶飞认为，省委如果有修正主义，就绝不放过，将其打倒，但不能在没有辨明真相前，就把所有党委视为黑帮，打倒一切。（①《叶飞同志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七日在接见南下串连同学大会上对若干问题的解答》（记录稿）。）在场的“红卫兵”一方表示支持，一方反对，座谈会在红卫兵双方互相争论中不欢而散。
  根据中央的安排，全省各地自9月中旬起在两个多月时间内，五六万名学生赴北京“参观”，到全国各地串连。学生免费坐火车，食宿由国家负责（沿途自带干粮）。虽然省委指示各地精心组织学生北上，安排分批出发，但大量学生涌向北京，不可避免地给全省以及沿途各地造成交通拥挤、秩序混乱等严重问题。
  由于省委及各级党委不断受到冲击，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全省出现动乱局面。
  10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更大的“革命”风暴在全国掀起。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精神，10月24日省委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各单位党的组织，要进一步地教育工人、农民、革命干部及其他革命群众，坚决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彻底揭发省委和各地区、各单位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还强调指出，“要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击的重点是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坚决反对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的现象”。省委还要求：“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红卫兵和师生不要到工矿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单位等地方串连，以免影响生产、建设、科学研究等各项工作的进行。（①中共福建省委：《关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几个问题的紧急通知》，1966年10月24日。）11月1日，在全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浪潮的推动下，红卫兵、造反派冲击省委，连续5天封闭省委大楼。其间，一批红卫兵和群众组织在省体育场联合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省委主要领导入叶飞到会作了检查。5日到30日，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叶飞代表省委在会上作省委在运动中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检查，各地、市的主要负责人也作了检查。至此，省委的正常工作被打乱，省党政领导机关基本瘫痪。
  此后，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要求各院校党委立即停止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由学生和教职工选举“文革”小组、“文革”委员会和“文革”代表大会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从此，各种群众组织纷纷成立，“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无政府思潮更加泛滥。从省委领导叶飞、范式人到各级党政机关、部门以及工厂企业，许多领导干部，甚至有的生产队、居委会干部都被扣上“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黑帮分子”、“叛徒”、“特务”等莫须有的罪名，被批斗、游街，受到侮辱、体罚甚至毒打。
  1967年1月，在全国性夺权“风暴”的影响下，福建省各级党委和政府机关均被夺权。福州的群众组织在夺权过程中分化成对立的两大派——福建省革命造反委员会和福建省八二九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各地、市、县的群众组织也相应形成两大派，各派都标榜自己是“革命造反派”组织，开展争权夺利的纷争。在造反派煽动下，一些农民也组织进城，参加夺权，导致城乡秩序混乱。
  1967年2月，福建前线部队奉中共中央命令，抽调大批力量以“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名义，介入运动，协助地方工作，维持全省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基本瘫痪后的艰难局面。3月13日，中共中央通知福建“造反派”组织头目王云集、陈文德、庄志鹏等12人到北京参加福建问题座谈会。座谈会尚未开完，一些造反派已于4月20日封闭福建日报社，擅自更改报头，致使《福建日报》停刊4天。23日，周恩来总理来电指示：福建是前线，报纸不能封，报头不能改，不能出新的报纸，不能中断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进报社的人要立即退出去。（①《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47页。）4月30日，周恩来总理向赴京参加福建问题座谈会的代表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福建问题的意见》，要求福建各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责成在福建实行军管。5月12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对福建省进行军事管制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任福建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军管会下设文化革命小组和生产指挥部。军管会成立后，吸收原省委领导范式人、魏金水、伍洪祥、刘永生等人参加一些实际工作。全省各地各级军管会也相继成立。
  在军管会成立过程中，造反派之间纷争不止，武斗不断。从5月初至6月底，全省有22个县、市发生武斗，其中百人以上规模的武斗共85起，千人以上的有27起。武斗致死7人，伤1351人，部队在武斗现场劝阻而致伤达138人。（②福建省军管会：《五、六月福建武斗情况综合报告》，1967年6月26日。）7月后，林彪、江青鼓吹“文攻武卫”，公开煽动武斗，全省武斗更加激烈。7月20日，“革造会”组织围攻“八二九”驻地人员，制造了“火烧交际处”事件；事件中，前来制止武斗的解放军伤亡295人（牺牲1人，重伤141人，轻伤153人），群众伤亡80多人。（③福建省军管会：《在省交际处发生的武斗、纵火事件的情况调查》，1967年7月29日。）全省各地武斗规模逐步扩大，夺枪事件不断发生，8月份夺枪事件最为严重。中央禁止夺枪的“九五”命令下达后，仍出现全省性夺枪事件。发生夺枪事件的地区达54个县、市，占全省69个县市的80％。（④福建省军管会：《综报一九六七年武器、装备、物资被夺和归还情况》，1968年1月24日。）造反派共夺走几万支枪、炮和难以数计的子弹、炮弹、炸药。造反派有的用车、船参加武斗，并煽动农民大规模进城介入武斗，致使武斗一再升级，福州、厦门、漳州、泉州、龙岩和部分农村持续发生大规模武斗。
  省军管会为遏制武斗，接连发出通告、通知，禁止外出串连，不准动用车、船运送人员参加武斗。7月29日，发出《关于严禁武斗、抢夺武器的通知》，又与省军区联合发出《禁止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的命令。福建武斗升级的局势引起中央关注。8月11～12日，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下，福建省革命造反委员会赴京汇报团、福建省“八二九”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8个总部赴京汇报团连续达成4个协议，内容包括：双方毫无条件、毫无保留地立即停止武斗，立即释放全部互抓的人员；双方撤离华侨大厦；双方不得以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的幕后策划者，负全部责任和一切后果；不得以任何借口或任何形式抓、打、搜、拘留不同观点的群众，砸、抢、抄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停止使用广播车，撤销在街头上的广播站，不得撕毁、涂改、覆盖不同观点的大字报、标语；互不围攻，各方自动拆除武斗工事。
  到10月份，武斗还在升级，造成一些地方交通中断、停电停水，一些大中学校的课桌椅、校舍被严重毁坏，国家和人民的财产遭到重大损失，社会秩序、工作秩序和生产秩序完全被打乱。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最初几个月，由于动乱主要集中在上层建筑部门，因此，还没有对经济工作发生直接的严重影响。到1967年、1968年，动乱蔓延到全省城乡各地，各级党政机关、经济管理部门陷于瘫痪，规章制度被废弃，许多有经验的经济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被打倒或靠边站，大批职工离开生产岗位，许多企业停工停产，导致全省工农业生产的连年下降，总产值从1966年的37亿元下降到1967年的33多亿元、1968年的27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