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在福建大体经历三个阶段：从《五一六通知》发布到1968年秋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是第一阶段；从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开展“斗、批、改”到1974年底省委、省革命委员会改组是第二阶段；从1975年的全面整顿到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覆灭是第三阶段。
  “文化大革命”期间，以阶级斗争代替生产建设，全省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10年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仅增长1.5％，虽然工业总产值有所增长，但1976年全省工业企业的产值利税率比1965年下降三分之一。全省农民人均出售农副产品和劳动收入每年仅递增0.7元，农副产品收购量也大幅下降，1976年生猪、水产品分别为197万多头、12万吨，分别比1966年下降76万多头、1.5万吨。商业也由于否定商品交换、取消许多有效的管理制度、撤并商业机构和网点而遭重大损失。至1976年，全省城镇社会商业网点由1965年的1万多个、从业人员6万多人下降到5000多个、4万多人，出现网点不足、流通不畅、商品供应紧张的局面。
  “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了福建的经济建设，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但在另一方面，由于福建广大干部、群众抵制“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左”的做法，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在福建的帮派势力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斗争，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生产建设，也由于70年代两次纠“左”整顿，经济建设才有所发展。“文化大革命”期间，福建省农业总产值年递增2.2％，工业总产值年增长9.2％，工业部门完成基建投资24.33亿元，新增固定资产14.96亿元。
  “文化大革命”使福建省的科学、教育等事业遭到严重破坏。省、地、市、县各级科研机构被撤并，省属34个科研所被砍掉31个；全省原有10所全日制高等学校被撤并成3所，全省被停办的中等职业学校、技术学校、师范学校等达1000多所。全省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教授、专家和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讲师、主治医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剥夺了工作和科研的权利，代之以无休止的批斗。大批专家、学者、教师、科研人员被下放到工厂、农村“接受再教育”，大量科研资料丧失，科研仪器设备被毁，科研事业基本瘫痪。教学贯穿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耽误了一代人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全省高考招生长期中断，少为国家培养5万多名大学本科和专科毕业生，人才培养出现了近10年的空档，尤其是“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等谬论，严重毒害了青少年。
  第一节 发动“文化大革命”
  在完成国民经济调整后，1966年1月4日至3月6日，省委召开有400多名省、地、市、县级主要领导入参加的工作会议，讨论制定“三五”计划的要点。正当会议精神在全省范围内层层传达，并要贯彻实施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文化大革命”是由当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入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他对社会主义阶段的阶级斗争状况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旨在通过自下而上的“大革命”揪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冠以“文化”二字，是因为它首先是从文化领域开始的。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省委响应中共中央号召，相应部署了全省的运动，要求各地必须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为最突出的中心任务；确定以县以上的党政领导核心和宣传、新闻、出版、文化、教育部门及党校等单位为运动的重点对象；强调在积极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同时，放手发动群众，以大鸣、大放、大揭发、大批判的方式，把斗争的主要锋芒对准一切资产阶级“权威”，一切党内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切“牛鬼蛇神”和一切资产阶级以及封建的意识形态。
  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学院和福州、厦门、泉州、龙岩、漳州等几个城市的部分中学生迅即起来造反。造反学生不仅把一批专家、学者、教授和有成就的老教师当作“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加以批斗，而且还批斗学校主要负责人。斗争的方式越来越出格，出现戴高帽、挂黑牌、涂黑脸、剃阴阳头、罚跑、游街等侮辱人格与体罚现象。大、中、小学全面“停课闹革命”后，动乱迅速向社会蔓延。许多著名编导和演员被诬为“反党分子”、“牛鬼蛇神”，理论界和文化界的一些知名人士被诬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判斗争。福建优秀高甲戏《连升三级》、莆仙戏《团圆之后》和《春草闯堂》等众多传统戏剧被当作“大毒草”、“黑戏”加以批判。《连升三级》被认为与《海瑞罢官》遥相呼应，一个“罢官”，一个“升级”，一北一南，互相配合。称：“《海瑞罢官》就是为那些被我们党‘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喊其‘冤’，而《连升三级》自然对我们一些‘升级’的人又嫉又恨了。”（①《评<连升三级>——铲除这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载1966年7月7日《福建日报》。）不久，省委接到中央向学校派出工作组的指示，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取代党委领导“文化大革命”。
  8月初，毛泽东主持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宣布派工作组是路线错误，下令立即撤销。8月4日，省委在福州市大中学校师生“文革积极分子”大会上宣布《关于撤销派往大、中学校所有工作队（组）的决定》。派驻大中学校的工作队（组）撤出后，由学生和教职工组成“文化革命筹委会”代之领导运动。
  8月18日，毛泽东身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接见检阅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百万红卫兵和师生员工。福建大中学生纷纷仿效，成立红卫兵组织。红卫兵高喊“造反有理”口号，冲向社会到处破“四旧”，揪斗“牛鬼蛇神”。随后，省委发出《关于严禁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通知》，强调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准以任何借口去要求部队或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红卫兵毫无顾忌、不加分析地把传统文化都视为“四旧”加以摧毁。
  红卫兵还冲击了各级党政机关。8月20日，首批京、沪南下串连红卫兵抵达福建。南下红卫兵和福建造反学生开始冲击福建省党政领导机关。8月29日，厦门八中、厦门大学、华侨大学、福建林学院、集美航海学校等400多名学生，列队到省委要求省委主要领导入叶飞接见，随后又四出串连，人数达4000多人。9月5日，南下学生串连厦门八中、集美航校、福建林学院、华侨大学、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学院的一部分学生召开揭发批判省、市委万人大会，同时给中共中央发通电，“控诉”省、市委“压制”他们的“革命”行动，要求“改组省、市委，罢叶飞的官”。这些过急行动引起群众的反感。3天后，福州市工交财贸劳动模范洪乐等9人，给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出急电，在表示支持广大学生行动的同时，对学生过火行为表示气愤，认为这是反革命事件。许多群众和一部分学生对此热烈响应，另一部分学生则攻击洪乐等人，并指责洪乐急电是省、市委在背后指使所为。第二天，三四万名学生举行揭发批判大会，“炮轰”省委及宣传教育部门的领导机关。
  9月17日，省委召集在福州的外地学生召开座谈会，省委领导叶飞、贾久民、侯振亚、梁灵光等人出席。座谈会本由梁灵光主持，但“红卫兵”强行主持，并要求省委领导一一回答问题。叶飞在回答问题时认为，运动中学生与群众的不同意见以及其他不同看法都属正常现象，应该通过辩论取得一致认识，省委不可能站到任何一边，不可能过早定调子。关于炮轰司令部问题，叶飞认为，省委如果有修正主义，就绝不放过，将其打倒，但不能在没有辨明真相前，就把所有党委视为黑帮，打倒一切。（①《叶飞同志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七日在接见南下串连同学大会上对若干问题的解答》（记录稿）。）在场的“红卫兵”一方表示支持，一方反对，座谈会在红卫兵双方互相争论中不欢而散。
  根据中央的安排，全省各地自9月中旬起在两个多月时间内，五六万名学生赴北京“参观”，到全国各地串连。学生免费坐火车，食宿由国家负责（沿途自带干粮）。虽然省委指示各地精心组织学生北上，安排分批出发，但大量学生涌向北京，不可避免地给全省以及沿途各地造成交通拥挤、秩序混乱等严重问题。
  由于省委及各级党委不断受到冲击，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全省出现动乱局面。
  10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更大的“革命”风暴在全国掀起。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精神，10月24日省委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各单位党的组织，要进一步地教育工人、农民、革命干部及其他革命群众，坚决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彻底揭发省委和各地区、各单位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还强调指出，“要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击的重点是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坚决反对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的现象”。省委还要求：“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红卫兵和师生不要到工矿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单位等地方串连，以免影响生产、建设、科学研究等各项工作的进行。（①中共福建省委：《关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几个问题的紧急通知》，1966年10月24日。）11月1日，在全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浪潮的推动下，红卫兵、造反派冲击省委，连续5天封闭省委大楼。其间，一批红卫兵和群众组织在省体育场联合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省委主要领导入叶飞到会作了检查。5日到30日，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叶飞代表省委在会上作省委在运动中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检查，各地、市的主要负责人也作了检查。至此，省委的正常工作被打乱，省党政领导机关基本瘫痪。
  此后，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要求各院校党委立即停止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由学生和教职工选举“文革”小组、“文革”委员会和“文革”代表大会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从此，各种群众组织纷纷成立，“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无政府思潮更加泛滥。从省委领导叶飞、范式人到各级党政机关、部门以及工厂企业，许多领导干部，甚至有的生产队、居委会干部都被扣上“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黑帮分子”、“叛徒”、“特务”等莫须有的罪名，被批斗、游街，受到侮辱、体罚甚至毒打。
  1967年1月，在全国性夺权“风暴”的影响下，福建省各级党委和政府机关均被夺权。福州的群众组织在夺权过程中分化成对立的两大派——福建省革命造反委员会和福建省八二九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各地、市、县的群众组织也相应形成两大派，各派都标榜自己是“革命造反派”组织，开展争权夺利的纷争。在造反派煽动下，一些农民也组织进城，参加夺权，导致城乡秩序混乱。
  1967年2月，福建前线部队奉中共中央命令，抽调大批力量以“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的名义，介入运动，协助地方工作，维持全省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基本瘫痪后的艰难局面。3月13日，中共中央通知福建“造反派”组织头目王云集、陈文德、庄志鹏等12人到北京参加福建问题座谈会。座谈会尚未开完，一些造反派已于4月20日封闭福建日报社，擅自更改报头，致使《福建日报》停刊4天。23日，周恩来总理来电指示：福建是前线，报纸不能封，报头不能改，不能出新的报纸，不能中断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进报社的人要立即退出去。（①《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47页。）4月30日，周恩来总理向赴京参加福建问题座谈会的代表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福建问题的意见》，要求福建各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责成在福建实行军管。5月12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对福建省进行军事管制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任福建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军管会下设文化革命小组和生产指挥部。军管会成立后，吸收原省委领导范式人、魏金水、伍洪祥、刘永生等人参加一些实际工作。全省各地各级军管会也相继成立。
  在军管会成立过程中，造反派之间纷争不止，武斗不断。从5月初至6月底，全省有22个县、市发生武斗，其中百人以上规模的武斗共85起，千人以上的有27起。武斗致死7人，伤1351人，部队在武斗现场劝阻而致伤达138人。（②福建省军管会：《五、六月福建武斗情况综合报告》，1967年6月26日。）7月后，林彪、江青鼓吹“文攻武卫”，公开煽动武斗，全省武斗更加激烈。7月20日，“革造会”组织围攻“八二九”驻地人员，制造了“火烧交际处”事件；事件中，前来制止武斗的解放军伤亡295人（牺牲1人，重伤141人，轻伤153人），群众伤亡80多人。（③福建省军管会：《在省交际处发生的武斗、纵火事件的情况调查》，1967年7月29日。）全省各地武斗规模逐步扩大，夺枪事件不断发生，8月份夺枪事件最为严重。中央禁止夺枪的“九五”命令下达后，仍出现全省性夺枪事件。发生夺枪事件的地区达54个县、市，占全省69个县市的80％。（④福建省军管会：《综报一九六七年武器、装备、物资被夺和归还情况》，1968年1月24日。）造反派共夺走几万支枪、炮和难以数计的子弹、炮弹、炸药。造反派有的用车、船参加武斗，并煽动农民大规模进城介入武斗，致使武斗一再升级，福州、厦门、漳州、泉州、龙岩和部分农村持续发生大规模武斗。
  省军管会为遏制武斗，接连发出通告、通知，禁止外出串连，不准动用车、船运送人员参加武斗。7月29日，发出《关于严禁武斗、抢夺武器的通知》，又与省军区联合发出《禁止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的命令。福建武斗升级的局势引起中央关注。8月11～12日，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下，福建省革命造反委员会赴京汇报团、福建省“八二九”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8个总部赴京汇报团连续达成4个协议，内容包括：双方毫无条件、毫无保留地立即停止武斗，立即释放全部互抓的人员；双方撤离华侨大厦；双方不得以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的幕后策划者，负全部责任和一切后果；不得以任何借口或任何形式抓、打、搜、拘留不同观点的群众，砸、抢、抄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停止使用广播车，撤销在街头上的广播站，不得撕毁、涂改、覆盖不同观点的大字报、标语；互不围攻，各方自动拆除武斗工事。
  到10月份，武斗还在升级，造成一些地方交通中断、停电停水，一些大中学校的课桌椅、校舍被严重毁坏，国家和人民的财产遭到重大损失，社会秩序、工作秩序和生产秩序完全被打乱。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最初几个月，由于动乱主要集中在上层建筑部门，因此，还没有对经济工作发生直接的严重影响。到1967年、1968年，动乱蔓延到全省城乡各地，各级党政机关、经济管理部门陷于瘫痪，规章制度被废弃，许多有经验的经济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被打倒或靠边站，大批职工离开生产岗位，许多企业停工停产，导致全省工农业生产的连年下降，总产值从1966年的37亿元下降到1967年的33多亿元、1968年的27亿元。
  第二节 开展“斗、批、改”运动（①1966年8月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根据他的意见制定了《十六条》（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其中规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斗、批、改”的内容。党的九大（1969年4月）后，“斗、批、改”的内容有变化，改变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
  1968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福建问题的决定，并组成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设法控制福建严重混乱局势。由于福建各群众组织之间意见分歧和连续不断的武斗，致使原定在3月成立的福建省革命委员会一再推迟。8月，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一再敦促下，特别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主持下，福建各派群众组织终于在北京达成协议。8月19日，福建省革命委员会和福州市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韩先楚任福建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军队干部皮定均、朱耀华，地方干部蓝荣玉、叶松、伍洪祥、黄亚光，以及工人代表庄志鹏、田毓民，农民代表洪秀枞，学生代表郑火排、王云集等11人任副主任。在此前后，全省各地、市、县的革命委员会也相继成立。少数“靠边站”的地方领导干部进入各级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一些熟悉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也回到生产指挥系统。
  在全国极“左”思潮泛滥的形势下，刚刚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仍然主要“抓革命”、搞“斗、批、改”运动。“斗、批、改”在“清队”、“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整党建党等历次运动中，把大批干部其中包括历史问题早已作正确结论的干部，打成“叛徒”、“特务”、“假党员”、“阶级异已分子”等。全省被立案审查的脱产干部近5万人，占干部总数的15.7％，其中，处以上干部1500余人，占处以上干部总数的47.5％。全省立案审查的有17万余人，未立案而受审查和冲击的有20余万人，加上受株连的亲属，直接受害的达200万人左右，被迫害致死的有7500余人。（②中共福建省落实政策办公室：《关于完成复查“文化大革命”案件善终工作情况的报告》，1982年12月8日。）许多反对“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抵制和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倒行逆施行为的干部和群众，遭到残酷打击和迫害，被定为“反革命分子”的达345人。因为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鸣不平，反对林彪、江青等人，而被定为“反革命分子”的福清陈寿图、三明赵大中分别遭到杀害和迫害。
  从1968年秋起，各地普遍开展“斗、批、改”运动，运动持续六七年之久。10月25日，福州军区、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指示各地：立即掀起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的新高潮，逐步地审查、挑选一批产业工人，组织“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学校和没有搞好“斗、批、改”的重点单位，去领导那里的“斗、批、改”。所谓“斗”、“批”，即斗“走资派”，批“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把大批领导干部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大批专家、学者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斗。后来这种批斗扩展到对待不同观点的一般干部和群众。“清理阶级队伍”贯穿“斗、批、改”运动全过程，实际上是一次大规模的“群众审查干部运动”，整所谓家庭成份不好的干部，批斗领导干部和“有问题”的干部。除派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外，还派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军宣队”、“贫宣队”）占领上层建筑领域，领导管理全省大中小学校以及部分科研、卫生、新闻出版等部门。与“清队”相配合，1970年初起在群众中开展“一打三反”运动。运动虽然打击了一部分坏人，但也制造了许多无中生有的反革命案件，伤害无辜群众。至1972年底，“清队”、“一打三反”运动中的重点审查对象就达10.3万多人，其中定为敌我矛盾的有1.1万人。（①中共福建省委：《落实政策汇报会中全省几个统计数字》，1973年。）
  “斗、批、改”还包括所谓教育改革，废除历年来实行的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办法。与此相适应，全省发动大中学生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69年1月23日，省革命委员会暨福州市革命委员会欢送福州市首批知识青年1264人赴闽北顺昌县山区插队落户。从1969年到1973年4月，全省共动员15.5万多名青年上山下乡。（②中共福建省委：《落实政策汇报会中全省几个统计数字》，1973年。）
  下放干部也是“斗、批、改”的一项重要内容。省革命委员会于1969年9月20日发出《关于下放干部问题的通知》，要求下放干部到农村宣传毛泽东思想、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0月12日，首批下放的省直机关4600多名干部和职工（包括科技人员、教员、演员）分赴各地农村。随后，省、地、县三级机关、企5业单位的干部和职工分散下放，连同家属和户粮关系也一起迁到农村，仅1969至1970年，全省各地共动员30余万城镇居民下乡落户。
  整党建党是“斗、批、改”阶段的一项重要任务。根据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五十字建党纲领”，（③“五十字建党纲领”——“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把“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作为建党的宗旨，要求党组织照此进行整顿和吸收新党员（“吐故纳新”）。结果一部分合乎条件的党员被错误开除党籍，一部分不合乎党员标准的人却被接纳为党员。
  1970年4月，省革命委员会建立党的核心小组，由韩先楚、周赤萍、蓝荣玉、卓雄、朱耀华、黄亚光、叶松、谭启龙、朱绍清、严政10人组成，韩先楚任组长，周赤萍、蓝荣玉为副组长。核心小组临时行使党委的部分职权。核心小组成立后，开展“批陈整风”运动，集中批判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的反党罪行。同时，核心小组还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福建的一些重大动乱事件进行检查。次年4月，在“整党建党”中省委恢复，在福州召开省委第二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全会选举马兴元、叶松、江礼银、朱绍清、朱耀华、严政、杨思禄、卓雄、周赤萍、周曼天、倪南山、黄亚光、韩先楚、蓝荣玉、谭启龙为省委常委，韩先楚为第一书记，周赤萍为第二书记，卓雄、谭启龙、朱绍清、黄亚光、倪南山为书记。各级党委、党组织也相继恢复。
  在“斗、批、改”中，贯彻“左”的指导思想，把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推行的比较切合实际的经济政策视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以阶级斗争代替生产建设，认为“路线对了，生产自然而然就上去了”，坚守岗位、努力生产的干部群众被扣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重视价值规律、讲究经济核算被诬蔑为修正主义的“利润挂帅”。此间，福建还以高度集中的“军事化”办法管理工业，全省组建生产兵团，在兵团下面设基建师、林业师、煤炭冶金师等，师下面也按军队建制设团。这种管理办法违反经济规律，给生产建设带来损失。
  在农村，还错误地批判按劳分配，搞“政治评分”，以“政治表现”决定社员的收入分配；重刮“共产风”，无偿调用社队的劳力和物资；在一些地方搞“穷过渡”，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视社员自留地、副业为“资本主义尾巴”，关闭农村集贸市场，一些从事农村商品生产经营活动的社员被批判斗争，有的被戴上资本主义“暴发户”的帽子。在农业生产指导方针上，片面强调“以粮为纲”、“战备夺粮”。在1969年12月福建省革命委员会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其主要领导入提出：“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看是不是坚定不移地贯彻‘以粮为纲’的方针。”于是，一切经济作物给粮食让路，农业经济单一发展。山区一些地方劈山填沟，搞“人造小平原”，劳命伤财，得不偿失；沿海盲目“围海造田”，破坏了海涂养殖生产。在一些较大的江河地带，还搞“围滩造田”、“围沙造田”，导致江河淤塞、航运受阻，加剧洪涝灾害。“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全省粮食播种面积扩大，粮食总产量增长，但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受到重大损害。
  1971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叛国外逃，其反革命集团宣吿覆灭。10月起，省委按中央部署领导全省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省委成立由韩先楚、黄亚光、江礼银、周曼天、胡维志组成的清查领导小组，清查林彪及其死党在福建的反革命活动，省委第二书记周赤萍因与林彪反党集团有关联，被撤职反省、交代问题，但整个清查工作没有充分展开。
  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以后，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总理，采取措施力挽“左”倾错误造成的危机。省委根据中央的部署，开始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着重整顿企业管理，提出抓好岗位责任、考勤、质量检查等七项制度建设。发布有关农村经济政策的“十六”条规定，提出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允许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具体意见。全省整顿渔区，重视海洋捕捞，发展海水养殖和淡水养殖。1973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达65亿元，比1971年增加11.44亿元。
  1973年底，福州军区司令员、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韩先楚调离福建。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入毛泽东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推崇法家联系起来，发动“批林批孔”运动。这个运动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他们借“批林批孔”反击“右倾”，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省委对全省的“批林批孔”运动作了部署和动员。1974年1月30日，福州军区党委、省委联合召开共有军队、地方2万多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省委直接抓省军区司令部机关、省军区独立团十三连、省计委机关、福州城门公社店前大队4个运动试点。各地区随后分别召开公社书记以上参加的地、市委扩大会，部署、动员“批林批孔”运动，除莆田外，各地区和兵团还专门成立“批林批孔”办公室。
  1974年2月，江青反革命集团派亲信新华社记者戚休到省军区搞“批林批孔”运动试点，煽动省军区的一些人把省军区第一政委、省委书记倪南山，省军区副司令员周子韬抓起来，并开车带人冲击省委。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及省委领导批评并阻止了这一做法。戚休指责省委“捂‘批林批孔’的盖子”，并向江青反革命集团作了汇报。3月初，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电复中共福建省委、福州军区党委（即中共中央[1974]9号文件），对省委、福州军区党委提出批评，要求彻底揭开“批林批孔”的“盖子”，并要求省委、省革命委员会、福州军区党委和省军区党委联合召开全体委员参加的联席会议（即“四联会”），对前段“批林批孔”中的“错误”作出检查。“四联会”从3月10日一直开到9月28日，历经6个多月。在中央9号文件精神的压力下，福州军区党委、省委对前一阶段“批林批孔”运动中所“犯方向性错误”作了检查。
  年底，中共中央派廖志高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至此，“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基本结束。
  第三节 领导全面整顿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入选。会议闭幕后，周恩来病重住院，邓小平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在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期间，排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重重干扰，在主持召开的各种类型会议上，明确、坚定地提出要进行全面整顿。
  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等领导入根据中央精神，领导全省干部群众认真抓整顿。落实政策是整顿的一项重要内容。1975年2月25日，省委发出《关于认真做好落实党的政策工作的通知》，提出要对“文化大革命”历次运动中被错整的人落实政策。要求各级党委对未作结论的案件，应迅速根据事实材料，做好结案处理，属人民内部矛盾的，应立即恢复政治待遇，补发应发工资，并适当安排工作，除个别情节恶劣，错误严重应开除党、团籍外，其余都应恢复党、团组织生活。属敌我矛盾的案件，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应按敌我矛盾处理的，也应根据情节轻重，定性处理。对已经处理的案件，凡属结论不当，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定性错误的，都应予以改正或纠正。对历史关节问题，除确定是叛徒外，未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应维持“文化大革命”前的结论，不作重新处理。对列为“五一六”审查的对象，查无实据的应予否定。《通知》还强调，在“文化大革命”中除直接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应按党纪国法论处外，其余犯严重错误的，只要本人认识错误，一般免予纪律处分；对犯有错误的，以“反军倒韩（韩先楚）”名义正式定为反革命分子的应予平反；对在“文化大革命”历次运动中非正常死亡的，一般都要弄清问题做出结论，分别处理。由于该通知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中历次运动“大方向是正确”的前提下，对运动中受错整、错处的一些干部和群众落实政策，加上受当时派性的干扰和影响，所以冤假错案未能全部彻底平反，甚至大多数案件未能复查。1976年春，全国形势又起变化，江青反革命集团攻击邓小平的整顿方针，在全国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全省各级落实政策办公室，随即被打成“复辟办”、“翻案办”，落实政策工作被迫停顿。据统计，当时全省共复查案件45400件，对“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未作妥善处理的1825人作了处理，为2066人作了口头平反或书面结论。
  省委还采取措施批判派性、整顿班子。1975年3月，省委召开工业会议，有关方面向省委反映一些企业存在拉山头、搞派性的现象和大多数企业领导班子存在软、散、懒的问题。同时，有关部门还向省委汇报一些地区存在突击提拔干部、发展党员不正常的问题。这些都引起省委的重视。为此，省委、省革命委员会在1975年6月18日给中共中央、国务院写报告，提出要调整充实企业的领导班子。对于领导班子健全的，立即加以充实加强；对于确系坏人篡权的企业单位，要坚决把权夺回来。报告着重提出，要坚决消除资产阶级派性，要以“寸土必争、寸步不让”的精神，敢于捅“马蜂窝”，摸“老虎屁股”。对于少数闹资产阶级派性的领导干部，坚持不改的，要及时调离；利用派性破坏团结和生产的，要严肃处理。报告还提出要认真细致地做好对老工人、老劳模和技术骨干落实政策的工作，让分散出去的有经验的企业干部和技术人员适当归队，合理安排，建立强有力的企业领导班子。
  8月上旬，省委有关领导在北京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了福建派性和班子的问题，中央政治局指示，省委解决派性和班子问题态度要坚决。对资产阶级派性要严格，决不能纵容，批判要严，搞派性的人要调出来，要快、要下决心，坚决搞好领导班子调整，特别是要搞好县一级领导班子调整。随即，省委开始整顿各级党政领导班子。
  8月16～27日，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省委主要领导廖志高及时传达中央对福建的指示精神。在这次会上，省委限定9月底前争取将县以上的各级班子特别是一二把手和组织、公安等要害部门充实加强，调出搞派性的人。在此前后，中共中央先后任命马兴元、林一心、金昭典、李志民、魏金水、伍洪祥、刘永生、贾久民、王禹、梁灵光、许亚、丛德滋等人进入省委、省革委会领导班子，同时免去省委、省革委会中一些人的领导职务。在10月27日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上，廖志高对继续搞派性的人提出严重警告，对消灭派性，整顿班子工作提出严格要求。指出：对既不检查又不改正的有派性的领导班子，一定要整顿；对军队中搞派性的人要调离降职；要把犯严重错误的派性头目下放到基层蹲点或劳动；要把整党、整顿班子当作各条战线整顿的中心；整顿班子关键是县委领导班子，要在整顿的基础上调整好领导干部，选好一二把手，新班子要敢字当头，敢于负责、肯干，应是带头吃大苦，耐大劳，有头脑的班子。
  省委对社、队班子整顿也作了部署。11月28～29日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部署整顿社队班子，提出要对相当一部分社、队，特别是对后进社队的领导班子进行整顿。对问题特别严重的社、队，县委领导要深入基层，解决领导权的问题。
  经过整顿，一些派性思想严重的人被调出各级领导班子，各级领导机关，特别是全省大多数县委班子得到充实和加强，一、二把手也得到调整。
  根据中共中央“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精神，省委在批派性，整顿党政机关和企业、社队班子的同时，继续抓“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运动，采取实际步骤和措施，推动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在农业整顿中，省委继续抓“农业学大寨”，重点抓农田基本建设，在强调“以粮为纲”的同时，也强调“全面发展”。当时，虽然强调把抓阶级斗争，割“资本主义尾巴”，解决方向、道路问题作为学大寨的根本，视之为基本路线教育，但在中央关于全面整顿，发展国民经济的指示推动下，也允许适当发展家庭副业。1975年11月底，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提出，凡是不影响集体，不破坏国家资源，不损害公共利益，不弃农经商，不搞投机倒把，允许社员利用工余假日从事正当家庭副业。还提出，农产品销售，只要不是国家统购物资，不是搞投机倒把，允许正当、少量的农产品交流。
  在农业政策调整之外，省委还提出加强整个农村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6月30日，在全省电话会议上，省委要求全省广大农村按照“农、林、牧、副、渔业并举”的方针，把农业、林业、渔业和其他生产抓紧抓好。并强调指出，福建省是全国四大林区之一，一定要抓好木材生产，要求落实生产措施，上足劳力，抓好水、陆运输。在这次会议上，省委还具体下达了建阳、三明、龙岩、宁德、龙溪、莆田、晋江等6个地区的木材生产指标。
  在工业企业整顿方面，1975年1月，省委、省革命委员会根据中央抓铁路运输、抓煤炭生产、抓钢铁工业的部署，召开全省计划会议，提出要加快煤、电、运输和钢铁生产的速度，在保证加速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努力增加轻工业产品的生产。在4月召开的省计划会议上，要求把省内资源比较丰富、生产条件比较好的产品——糖、烟、酒、罐头等食品行业，以及纸、盐、竹木制品等行业抓上去，增加财政收入，丰富市场供应，满足外贸出口。当时，福建与全国一样，再度掀起“工业学大庆”生产运动，以此激发企业干部、职工的生产热情，整顿工业企业生产秩序。在6月28日至7月10日召开的全省“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会上，省委领导廖志高、朱绍清反复强调，要改变企业班子中的“软”、“懒”、“散”现象，明确提出，所有企业要按照中央精神，建立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扎扎实实把岗位责任制、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经济核算、安全生产、设备管理和维修制度等建立、健全起来，坚决克服不敢抓管理、不敢抓规章制度的错误思想，纠正有章不循，无章可循的现象，迅速改变质量低、消耗高、事故多的严重情况。还提出要搞技术革新、技术改造，充分挖掘现有企业的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变基本建设投资战线过长，机器利用率低，投资效益差的状况。
  农业、工业整顿措施的初步贯彻落实，推动全省城乡经济的发展，1975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达70.97亿元，比上一年增长6.2％，其中工业总产值44.44亿元，增长9.4％；农业总产值26.53亿元，增长1.2％；农田基本建设也取得较大成绩，粮食收成也较好，总产量达129亿多斤。全省财政收入9.58亿元，比上年增加3.2％。
  正当全省工作出现转机之际，1975年底开始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全国和福建再度陷入混乱。江青反革命集团直接插手福建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江青攻击省委主要负责人廖志高“涂炭福建人民”。造反起家的省委常委陈佳忠、打着“反潮流”旗号而青云直上的李庆霖以及临时工造反起家的庄志鹏等人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紧密勾结，在福建兴风作浪。陈佳忠等人声称“我有我的中央支持”、“我有天线，天线就是江青”，肆无忌惮地把矛头指向省委，妄图夺省委的权；同时攻击福建前线三军主要领导入皮定均是省委的“黑后台”，是“闽赣两省的太上皇”，攻击前线三军加强战略是“以战备压批邓”。他们煽动一些地、县的人到省里“上访”，找领导“辩论”，妄图给省委施加压力。他们与江青反革命集团派来的人狼狈为奸，煽动打、砸、抢，煽动层层揪斗干部。他们指使一些地方成立“运动办”、“反击办”取代党委领导，公然宣布经过整顿的领导班子是“右倾翻案风的产物”，胁迫领导干部“转弯子”，打倒、甚至赶跑各级领导干部。
  由于陈佳忠、李庆霖、庄志鹏等人的捣乱和破坏，许多单位的领导班子陷于瘫痪，歪风邪气急剧蔓延，生产和建设再次受到严重破坏。这种混乱局面到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才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