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1937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在南方各游击区工作方针的指示中指出：“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这些战略支点是十年血战的结果，应该十分重视它们。”毛泽东建议南方10个游击区成立10个特委，大的区域将来成立省委。遵照12月中共中央和长江局的指示，中央闽粤赣边省委改称为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亦称闽西南特委），由方方任书记。同时设立新四军二支队驻龙岩通讯处（不久改为新四军二支队驻龙岩留守处）。闽赣省委于次年1月根据东南分局的指示亦改称为闽浙赣特委，由曾镜冰任书记。同时设立新四军三支队驻崇安留守处。闽东地区仍由中共闽东特委领导，由范式人任书记。同时设立新四军三支队六团驻宁德留守处。
  新四军北上后，福建党组织根据斗争需要，留下少数武装：即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1个班，二支队驻龙岩办事处1个连，三支队驻崇安办事处1个排，由左丰美领导的闽东北地区1个连，三支队六团驻宁德留守处一个排，以上各部总数不足300人。
  1938年5月，中共中央长江局决定“闽北和闽东合组省委”。根据这一决定，6月，中共闽浙赣特委和闽东特委合并成立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曾镜冰。
  1938年下半年后，福建各地党组织开始重视建立自卫武装。1937年7月福建省委召开党代会后，省委派王文波到建松政组织起以大刀会面目出现的群众武装，派左丰美到闽东成立一支20余人枪的闽东主力游击队。1940年4月，省委决定将开展“建军运动”列为抗日统一战线的新任务之一，努力朝着“建立基本武装”、“建立群众武装”、“建立内线武装”这3个方向积极工作，尽快建立一套完备的武装体系。(①《中共福建省委关于新形势与抗日统一战线的新任务》，1940年4月。)9月，在崇安成立福建省军事委员会，由曾镜冰兼军委会主席，王助任副主席，对各地军事工作实施统一领导。在省委领导下，各地党组织相继建立20～50人的武装队伍。
  闽西南潮梅特委所辖地区的党组织也开展建立武装的工作，公开的称壮丁队、开荒队，秘密的称武装基干队。至1939年12月，龙岩县约有200人枪，永定县有100人枪。闽南中心县委及各县党内武装人员各约有四五十名，隐蔽于群众武装中的人员另有150名。
  一、闽西南地区
  福建国民党当局急于消灭留下来的共产党的领导机构和仅存的一点武装，在发动“泉州市变”后，1938年3月，又制造谣言，进攻新四军驻龙岩留守处，闽西特委为顾全大局，团结抗日，把留守处改为“新四军二支队后方家属通讯处”，把所留的一个连撤离龙岩，开往皖南编入新四军军部警卫营。在闽南，国民党顽固派杀害了芗潮剧社负责人柯联魁及中共闽西南特委委员、漳州中心县委常委林路。
  1940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以陈仪为首的国民党福建省政府，秉承蒋介石的意旨，支持、纵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一系列反共事件。在闽西，1940年2月21日，国民党地方保安队包围龙岩连坑，抓捕中共龙岩县委委员吴潮芳、湖邦区委书记彭涌金等17人，制造了“连坑事件”。后彭涌金等3人被杀害。5月至9月，国民党又先后杀害中共永定县委常委、丰稔区委书记马永昌，丰稔中心区委委员吴国桢和从缅甸回国参加抗日活动的女共产党员陈康容等人。在闽南，国民党第五专员公署于1940年春在靖和浦中心区成立“剿匪指挥部”，派兵洗劫革命基点村平和欧寮，捕杀40多名群众；9月又血洗平和山内、文峰一带基点村，杀害共产党员及群众数十人。10月，顽军又进攻漳浦各基点村，杀害共产党员、抗日武装人员和群众100多人。年底，中共云和诏县委书记吴永禄也被杀害。
  在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面前，闽西南特委先后发表宣言、谈话，召开追悼会，向社会各阶层揭露事实真相，争取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发函电呈请当局依法惩凶，保障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安全；同时用严厉手段镇压凶手。龙岩县委断然处决了“连坑事件”的告密者。永定县委惩治了杀害马元昌的凶手，使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
  1940年11月，国内形势日趋严重，南方局决定撤销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在其辖区内分设闽西、闽南、潮梅3个特委，隶属于新成立的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根据南委指示，各地党组织及自卫武装转入隐蔽生产，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1941年秋天，国民党调集省保安团第十一团和第八团，各县自卫队、警察等，对闽西地区进行军事“清剿”。在这次顽军的“清剿”中，闽西特委书记王涛及县级干部牺牲5人，区乡级干部牺牲10余人，党员群众被捕700余人，被杀害100余人，基点村群众的财物被抢掠一空。
  在反“清剿”中，闽西特委以保存党的组织和党的干部为首要任务。各县、区干部大部分撒退上山隐蔽，随后又将撤出的一部分干部派去开辟新区，另提拔年轻、没有暴露身份的干部去恢复被破坏的区乡党组织。中共南委也抽调一些闽西的骨干到粤东学习，既保护他们，又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由于策略得当，到1941年底，反顽斗争取得基本胜利。保存了多数主要干部，保存了老基点和武装，开辟了部分新区。
  在闽南，1941年夏秋，国民党顽固派调集兵力对靖和浦中心区域、梁山老区基点村及诏安乌山基点村进行“清剿”。闽南党组织缩手缩脚，不敢大胆斗争。1942年2月，南委决定成立闽粤边委员会，朱曼平调任边区党委书记，闽南特委由卢叨任书记。特委决定集中骨干20余人，将埋藏的枪支取出，实行武装自卫，才使局势稳定与巩固下来。
  1942年初夏，发生“南委事件”。由于国民党特务破坏和叛徒出卖，江西省委、粤北省委被破坏。事件发生后，南委派员到重庆向南方局汇报。同年12月，南方局决定：南委领导取消，工作停止，南委书记方方离开南方；潮梅特委、闽西特委直接同南方局联系；南委电台停止使用。南委根据南方局的指示作了部署：决定在闽西南老苏区保留特委、县委，取消党委制，改设特派员制，魏金水为闽西特派员，卢叨为闽南特派员。两个特委均属中共闽粤边委领导。区委以下组织解散，区设联络员，支部设观察员，白区党组织则全部解散停止活动。闽西特委根据南委指示，采取向基本地区外围放点放线的形式，即派遣干部、党员分散前往闽粤边区乡村、城镇。有的利用社会关系谋取合法职业，有的留在当地开荒、烧炭，有的经商或教书。闽南特委也采取类似措施。
  1943年夏，国民党顽固派对闽西南地区共产党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破坏隐蔽生产单位，摧残基点村群众，逮捕革命者家属，杀害给山上送消息、送粮食的党员、群众，形势十分险恶。为保存人民的抗战力量，改变闽西南地区的政治形势，闽西南党组织于10月恢复武装自卫组织，成立“武装经济工作队闽西南总队”及“闽西经济工作分队”。这两支武装惩办为非作歹的保长、反革命分子，打击国民党保安团，缴获枪支武装自己，并筹集经费解决部分给养，分散顽军兵力，保护山上同志，改变共产党活动停止的状态，为后来的斗争奠定基础。
  1944年春，闽南特委成立闽南政治保卫队，加强反顽斗争。政治保卫队积极开展斗争，逐步恢复平和山区、云和诏的乌山地区以及闽南的国统区工作，扭转了困难局面。此后，中共闽粤边委决定将武装经济工作闽西南总队和闽西经济工作分队合并，建立一支坚强的抗日反顽武装。为纪念3年前牺牲的闽西特委书记王涛，边委命名这支部队为王涛支队。1944年10月25日，王涛支队在上杭正式成立，刘永生任支队长，巫先科为副支队长，陈仲平为政治部主任兼代政委，成立时49人，成员都是久经斗争考验的中共党员和优秀骨干。
  1944年11月，国民党当局在福建、广东、江西3省边区设立绥靖指挥部，划3省边区22个县为“清剿区”，并设4个绥靖指挥部。在闽西，以保安第三团为主设立“闽粤赣边第一联防指挥部”，在闽南则分设靖和浦及云和诏两个联防办事处，企图消灭闽西南地区共产党组织及其人民武装。12月，王涛支队袭击龙岩小池何家陂炮楼，全歼守军10人，接着又歼灭尾追而来的保安团的一个尖兵班，煞住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气焰。这年11月，永和靖县委根据闽西特委指示，在永定金丰大山成立以牺牲的女共产党员陈康容名字命名的“康容支队”，队员共15人。1945年2月，“康容支队”并入“王涛支队”，“王涛支队”发展到150多人。1945年4月13日，王涛支队奇袭上杭丰稔，歼灭国民党保安第三团第一大队机枪中队，取得开展武装自卫斗争的一次大胜利。
  6月中旬，中共闽粤边委在永定金丰大山召开“金丰会议”，决定王涛支队进军广东饶平的清岚洞，与潮汕兄弟部队配合争取同日军直接作战，创造解放区。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共闽西南特委和军事委员会，由魏金水任书记兼军委会主席。6月下旬，王涛支队进行整编，支队部改为司令部，原支队长、副支队长改称为司令员、副司令员，任命郑金旺为参谋长。并将原部队编为3个大队。接着，王涛支队向闽南进攻。7月4日，王涛支队在平和县乌兰坑与闽南特委领导的政治保卫队会合。政保队改编为王涛支队第四大队。
  二、闽浙赣地区
  1938年初，新四军北上后，国民党顽固派对闽浙赣地区的党组织及自卫武装发动军事进攻。3月16日，国民党驻闽东之保安第二旅派兵袭击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驻宁德留守处，杀害警卫排长等2人，逮捕办事处负责人郭文焕等50多人，制造了“宁德事件”。接着，国民党顽固派又袭击寿庆政中心县委，杀害县委书记范振辉等10多人。在闽北，国民党顽固派派兵袭击建阳县委，杀害县委书记邱有贵等人，制造了“建阳事件”。
  1940年，国民党福建当局在闽浙赣地区制造了一系列反共事件。在闽东地区，国民党福建第一行政区督察公署于1940年10月3日在宁德召开“清剿闽东散匪谈话会”，布置分5个区域进行全面“清剿”。10月9日，闽东特委书记罗富弟、周墩县委书记张华山等4人在宁德梧柏洋被捕杀害。在闽北地区，1940年春，国民党驻闽绥靖公署情报处按军统局旨意，派军统特务企图捕杀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曾镜冰，几次行动，均未得逞。8月13日，国民党特务暗杀了回崇安探亲的全国战地动员委员会委员陈昭礼。
  “皖南事变”前，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曾密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对闽浙赣地区实行全面“清剿”。顾在崇安成立闽浙赣三省边区绥靖指挥部。1941年2月，闽浙赣三省边区绥靖指挥部调集3个保安团，以国民党福建省第三行政公署专员陈世鸿为总指挥，对以崇安为中心的闽北基本地区发动历时4个月的第一期“清剿”。福建省委为保存革命力量，决定省委机关人员和武装人员分5路分散隐蔽活动。省委安全地转移到江西上饶县禹溪乡。而省委武夷干校和通讯队却遭到顽军包围袭击，教育长卢懋榘等6人被捕杀害；学员、闽南特委书记李刚，新四军驻南平留守处代主任曹捷等人，弹尽粮绝，饿死在山上。建松政地区也受到严重破坏。5月，省委派武装恢复了这个地区的工作。
  1941年5月，根据顾祝同的电示，闽浙赣三省边区绥靖指挥部又制定第二期“清剿计划”、划瑞平为“清剿之重点”，分5个搜剿区域“进剿”。这次“清剿”为期3个月。省委决定采取“躲击战术”，以躲为主，以击为辅，使“进剿”的顽军捉摸不到，保存了党组织和自卫武装。省委机关转移回邵武县二都乡。
  1941年8月，闽浙赣三省边区绥靖指挥部再次组织为期6个月的第三期“清剿”，重心是“整个破坏”中共地方组织与“全部消灭其潜伏溃散之党羽”。省委决定转移到离顽军包围圈较远的地区，实行武装斗争与秘密工作相结合，再次渡过难关。
  1942年1月，国民党闽浙赣三省边区绥靖指挥部，以八十师师长李良荣为总指挥，调动1个团又1个营的兵力，重点进攻福建省委所在地，开始第四期军事“清剿”。省委决定：由叶良运率领省委武装冲出包围，转移到建瓯沿河公路线建立新区。曾镜冰、左丰美、陈贵芳等则率特务班、电台、特务队及机关干部分散隐蔽到建瓯。5月，因闽浙赣边与日军的战事紧张，国民党军队被迫结束军事“清剿”。
  在闽中地区，长乐县城光复后，刘润世被国民党省政府任命为长乐县长，陈亨源被任命为县卫生院院长，抗日游击总队队员被分期分批遣散回乡。不久，闽中特委迁到长乐南阳，组建了江田区警卫队。1942年春，国民党长乐县军事科长率县保安队将江田区警卫队包围缴械。闽中特委动员附近群众千余人将县保安队围困。刘润世以县长身份到江田查办，并将国民党方面部署“清剿”南阳革命基点村的情报向特委紧急报告。特委遂将机关武装转移，从而避免了损失。国民党当局怀疑刘润世，免去其县长职务。
  1942年底，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指示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对闽浙赣边区进行第五期“清剿”。这次出动第四十一师，江西保安第八团的一个大队。重点“进剿”闽北、闽东。这次“清剿”，使闽东游击队损失惨重。1943年1月上旬，被国民党军诱捕的84名闽东游击纵队队员在宁德霍童被集体枪杀，后称为“霍童事件”。
  1943年2月，闽浙赣三省边区绥靖指挥部又制订第六期“清剿”计划，以王冠任总指挥官，在各地分设4个“会剿指挥所”，集中边区各县自卫队，乡警备班，壮丁队等地方武装，在第三战区正规军协同下，实行“进剿堵击”。“清剿”时间长达半年。中共福建省委及其近百名武装人员，采取军事上躲击的战术，对付顽固派。到了秋天，顽固派的进攻仍然有增无减，环境日益恶化，省委与上级、与兄弟地区、与下级的联系都被切断。省委遂决定突击包围圈，转移到闽中。9月至12月，在省委政治交通苏华和闽江沿线交通站的护送下，曾镜冰及部分省委机关干部经建阳、南平、福州安全地转移到永泰青溪村。
  1944年1月，国民党又发动对闽北基本地区的“清剿”。当时，省委正在仙游整风，获得消息后即决定提前结束整风学习，转入反围攻的紧急动员。1月16日，省委发出《关于国民党反动派第四次围攻形势与我们具体对策的指示》，决定由闽江特委负责打通闽北到古田、将乐两条路线，左丰美、王一平、叶良运率省委主力部队南下，留下王文波、汪林兴等在闽北坚持斗争。随后，各部开始行动。2月29日，闽中特委书记黄国璋率精干游击队袭击涵江交通银行，缴获钞票400万元，黄金20多两，解决了省委和部队的经费问题。4月，省委主力分别组成“英勇支队”和“顽强支队”南下。顽强支队由左丰美、黄扆禹、叶良运率领到达省委机关。英勇支队和省委电台由王一平负责，转移到闽清坚持斗争。8月初，省委派出寻找中共中央华中局的章志廉回到省委机关，向省委传达华中局的指示：福建党组织应向沿海地区发展，争取海上伪军张逸舟部；要进一步贯彻隐蔽精干的方针；通过内部整风达到巩固自己、提高自己的目的；开辟闽西北地区，恢复闽东地区，打通浙东路线。省委为贯彻这一指示，决定把省委机关迁到长乐南阳，在南阳举办两期干部学习班，一面整风学习，一面总结经验，由于省委南迁，使顽军失去作战目标，加上坚持在闽北地区的游击队采取“躲击”战术，积极开展斗争，使闽赣地区得到巩固和发展，国民党顽固派的这次“清剿”又被粉碎。
  1945年5月上旬，省委在长乐南阳召开主要干部会议，以整风的精神检查前一段工作，研究今后的方针与任务。会议结束后，根据华中局指示，省委派左丰美、王一平率部队北上回到建瓯古井下，与中断联系两年多的建松政特委陈贵芳率领的部队会合。随后，部队又派人到浙南寻找党组织，以便打通浙南路线。
  5月中旬，日军从福州、长乐等地撤退。国民党顽固派又将注意力集中到福建省委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向集中在长乐南阳的省委及其领导下的武装再次发动“清剿”。6月上旬，省委在南阳召开紧急会议，作出《为分散隐蔽发展民主游击战扩大民主隐蔽根据地建立地下军粉碎国顽五次进攻决定》，指出要实行隐蔽的游击战，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保存有生力量。会后，省委决定各部队立即分散活动，并要求分散人员“自力更生，赤手成家”，搞好生产，掩蔽活动。省委派人到莆田湄洲岛，通知隐蔽在伪军中的180余名武装基干撤退。由于该武装领导入张伯庭未能当机立断组织撤退，结果被伪军包围在莆田忠门东吴村，张伯庭等人惨遭捕杀，酿成“东吴事件”。省委又派蔡文焕等人赶到惠安三台垅，拟接应海上地下武装撤退。但由于蔡文焕擅自更改路线，在海上遭顽军阻击而耽误时间，惠安港口被封锁，船漂泊到惠安科伍时，蔡文焕等11人被捕，酿成“科伍事件”。加上船上放的记载党员名单的日记落入敌手，致使惠安部分党员被捕。这两起事件后，莆田的部队、家属被捕100多人，被杀20多人，给闽中游击武装造成重大损失。6月中旬，顽军又进攻南阳。省委遂转移到林森（即闽侯）县活动。在这期间，国民党顽固派连续烧杀长乐南阳、江田，永泰凤落、官烈和福清、平潭、晋江等县基点村，围攻闽西北挺进游击队。该游击队于9月30日在永安全军覆没，游击队领导入林大蕃、游栋壮烈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