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1936年夏，中共闽中特委派王于洁到上海寻找党中央未遇，转道厦门遇厦门工委书记肖林，得悉厦门工委属香港中共中央南方临时委员会领导，肖林答应协助闽中特委打通与南临委的联系。6月30日，王于洁回到闽中。特委决定再派黄孝敏、余长钺赴香港与南临委联系。
  11月，黄、余与南临委取得联系后自香港归来，向特委传达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喜讯和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的逼蒋抗日的指示。1937年2月16日，南临委寄来《救国时报》，特委从中了解到“西安事变”真相和中共中央新方针，研究了如何开展政治宣传攻势，敦促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等问题，但是，闽中国民党当局对于国共合作毫无诚意，1937年2月16日特委正在甫田县梧塘区洪庆村举行会议时，遭国民党军队袭击，特委书记王于洁、组织部长潘涛、宣传部长黄孝敏、青年部长余长钺和执委陈炳奎等5人被逮捕，于同年6月在福州被杀害，特委机关受到严重破坏。
  1937年4月，闽中特委军事部长、闽中红军游击支队政委刘突军在莆田广业山区主持召开游击队和地方党组织的骨干会议，重建党的领导机关，决定成立中共闽中工作委员会，刘突军为书记，继续领导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由于与南临委的联系中断，工委又派黄国璋赴香港联系。南临委代表姚铎向黄传达了临委的指示：（1）闽中红军游击队统一改编为抗日义勇军第七路军第一纵队；（2）国共两党正在谈判合作抗日，闽中党组织亦可选择有利时机与国民党当局进行合作谈判。6月中旬，黄国璋返回地处莆田与永泰交界的工委机关。工委随即召开会议，传达南临委指示。会议认为：在执行中央的新方针时要做好两手准备，既要准备谈，也要应付打。要通过不懈努力，促进闽中地区的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
  1937年8月上旬，中共闽中工委派金贯一前往香港，汇报工作。金刚起程，即于8月7日在甫田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暴露了身份。为了营救金，工委当即决定：公布金贯一共产党员身份及其与闽中工委的组织关系，提出同莆田国民党当局举行谈判，表明和平诚意和合作抗日的意向，要求释放金贯一。迫于当时国共合作已是大势所趋，莆田县国民党县党部指导员黄士豪对《莆田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表示接受红军游击队建议。闽中工委立即派杨采衡于8月下旬连续3次前往莆田，与黄士豪商谈国共合作抗日问题。8月28日，双方达成原则协议。接着，刘突军又赴莆田进一步商谈，闽中地区国共合作的局面基本形成。
  10月15日，闽中红军游击队集中莆田南门外锦亭寺，由国民党驻军第二三九旅旅长钱东亮派代表点编，被编为第八师特务大队，由刘突军任大队长，杨采衡任副大队长，全队近200人，编为2个中队。接着，部队进驻莆田广化寺。1个月后，国民党当局借口金门沦陷，漳厦告急，着令调往泉州。工委未经会议研究，仅由几个人决定同意调往。11月中旬，部队到泉州驻承天寺。12月下旬，工委派往香港与南临委联系工作的黄国璋回到泉州，传达南委指示：将闽中工委划归闽粤赣省委领导；部队改编后应提高警惕，防止突然事变；鉴于刘突军身份已经公开，工委书记改由黄国璋担任。随后，黄国璋赴闽西永定，向闽粤赣省委汇报闽中情况。省委认为闽中游击队处境“包含有危险性”，遂令黄国璋赶回泉州传达省委指示：要提高警惕，防止突然事件的发生，特别注意国民党制造事端，借口消灭闽中游击队；在上级未正式交涉将闽中游击队编入新四军以前，要特别注意避免磨擦；开展群众性的抗日和生产运动。
  1938年2月，国民党已准备好对闽中红军游击队下手。钱东亮借口浙江战事紧张，提出将特务大队调赴浙东。遭刘突军拒绝，闽中工委同时派雷光熙再赴闽西，要求闽粤赣省委马上把部队编入新四军。刘突军亲赴福州，与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联系部队改编为新四军事宜。3月10日，刘突军赴福州途中到达甫田，准备当晚参加闽中工委扩大会议。到莆田时，即被钱东亮部一个营长“请去”，第二天晚上被杀害。接着，钱东亮通知在泉州的杨采衡，谎称刘突军“带款潜逃”，以图掩盖罪责，并于3月11日派兵包围承天寺，强行收缴了特务大队武装，扣押全体指战员，制造了“泉州事件”。事件发生后，杨采衡立刻分别电吿刚由闽粤赣省委改组的中共闽西南特委和新四军福州办事处，黄国璋和杨采衡先后到达福州，向办事处作详细汇报。闽西南特委立即与福建当局交涉，向钱东亮和陈仪提出严正要求新四军军长叶挺致函陈仪。福州办事处主任王助也直接与陈仪交涉，要求妥善解决这一事件。在各方舆论的压力下，陈仪被迫答应交还武器，特务大队全体指战员于3月下旬获得释放，开往福州整训。5月，在杨采衡、吴德标、雷光熙等人领导下，这支队伍开抵皖南，编入新四军军部特务营。
  至此，福建共5000多名红军游击队员整编为新四军开赴皖南，占当时新四军总人数将近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