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1935年5月“华北事变”后，日军加快南侵步伐。日本的侦探、特务及所操纵的组织四出活动，为“福建自治”、“华南自治”摇旗呐喊。以陈仪为首的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奉行蒋介石的反共误国政策，一方面加紧“清剿”红军游击队，一方面准备把厦门划为“非武装区”，民族矛盾日益上升为主要矛盾。从1935年底到1936年底，闽粤边特委从汕头、厦门、漳州等地出版的报刊中，较快地了解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方针，开始调整政策。停止打土豪，停止抓富农派款，在农村建立有雇农、贫农、中农、富农与愿意抗日的地主参加的“农民抗日会”、“农民抗日救国会”等群众组织，在靖和浦、云和诏等地建立“人民抗日义勇军”，在城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6月，特委决定将所属的红军游击队整编为中国人民红军闽南抗日第一支队、第二支队、第五支队，深入开展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工作。
  1936年10月，特委书记黄会聪赴上海寻找党中央，由红三团团长兼政委何鸣代理特委书记。1937年2月，何鸣从国民党的《中央时报》获悉，蒋介石已公开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特委决定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及粤军一五七师谈判，并将此方针报告给设在香港的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南临委于3月5日发出指示信，告诉闽粤边特委：党中央已将“抗日反蒋”口号改为“联蒋抗日”，“以求国共合作”，国共合作的谈判也已着手进行。要求闽粤边特委“应加紧共同一致动员，同国民党军队进行协作谈判”，并确定在抗日救国战斗纲领，不干涉政治上活动与组织上的存在、发展及宣传鼓动、批评自由三原则下提出谈判内容：（1）红军和游击队停止游击活动；（2）红军和游击队可改编为民族自卫军或抗日讨贼军，在抗日行动中受粤军指挥；（3）在未得中央红军调动集合命令以前，在原有地区驻守，双方不得侵犯；（4）在对日作战进入友军区域，红军给养能保证，红军不干涉友军地方的一切行政事务，并遵守友军一切关于社会的法律和命令。
  4月下旬，闽粤边特委派卢叨为代表首次与粤军的伍笃棋连长进行谈判。但国民党军队假谈真打。5月27日，粤军一五七师逮捕何鸣等10余人，遭到各界舆论反对。粤军只好释放何鸣等人，其师长黄涛对何鸣亦表示：同意双方全部停止敌对行动，合作抗日，但红军游击队要到指定地点集中训练，归一五七师指挥。何鸣返回根据地后，特委决定派何鸣继续与粤军谈判，并将情况报告南临委。南临委指示：红军可接受改编，但组织上必须保持独立；红军人员一切生活待遇与一五七师相同；驻防地区应在游击区。此后，何鸣与一五七师参谋长张光前继续谈判。粤军同意停战合作，但仍坚持红军队伍要离开根据地。何鸣违反南临委的指示和特委的决定，擅自接受粤军要求，同意将部队调出根据地。6月23日，特委在平和高坑陈家祠召开会议，对改编问题作了研究，会上许多人对何鸣的做法提出批评，但最后特委仍同意把部队开往漳浦。6月26日，何鸣代表特委同一五七师就合作抗日问题达成协议，内容共11条，其中虽有体现国共合作的精神，但协议规定“红军一、三支队和抗日义勇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受一五七师指挥”，红军失去了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1937年6月底，红三团开往平和县集中途中，中共南临委代表姚铎到达，向闽粤边特委传达南临委的指示：番号可以改变，政治上要保持独立，部队必须提高警惕，要驻扎在游击区，不能开到平原去。但何鸣拒不执行；特委迁就何鸣，姚铎也未坚持南临委的意见。7月1日，红三团到平和县小溪镇集中，改编为保安独立大队，何鸣为大队长，吴金为副大队长兼政训员。接着，红三团按照一五七师的指令，于7月13日开抵漳浦县城，驻扎于孔庙。而在此时，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则遵照南京政府密电，命令一五七师加紧部署，将闽南红军缴械。
  7月16日，一五七师借点名发饷和整训为名，诱骗红军集中于漳浦体育场。随即，红军被一枪不发地全部缴械，共缴长枪305支，短枪228支，17名军政干部后被枪杀，500多名指战员被监禁。同日，国民党诏安县保安团也突然包围正在月港召开云和诏县委扩大会议的会场，逮捕中共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张敏、云和诏县委领导入李才炎、张崇等12人，制造了“月港事件”。7月20日，张敏等12人被全部枪杀。
  “漳浦事件”后，中共中央极为重视。毛泽东于8月底致电负责闽、粤、桂和香港工作的张云逸，指出：粤军所缴何鸣部之人员武器，务须全数退还，并向对方提出严重抗议。随后，毛泽东又电告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在与国民党最高当局谈判时，注意交涉退还何鸣所部被缴之人员枪械问题，并要国民党公开承认错误。10月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方针的指示》中再次强调：“国民党首先把何鸣部人枪交还，经证实具报无误后，方能谈判游击区问题。”张云逸一再同国民党第四路军总司令余汉谋交涉。11月15日，张鼎丞在《前驱》上公开发表《为闽南红军请命》的文章，希望国民党当局顾全信义，无条件发还武器。国民党福建当局迫于民众舆论，拖延至1938年3月才不得不归还已泛损坏的300多支枪。
  “漳浦事件”后的当天晚上，红三团副团长卢胜，参谋长王胜趁国民党军队看管不严，带领近百名干部战士从孔庙中逃出，到达漳浦县下布清泉岩重建红三团，由卢胜任团长兼政委，王胜任参谋长。9月间，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派谭震林率一个侦察排到闽南协助红三团工作。经过几个月斗争，到1937年底，红三团又发展到300余人。1938年2月，红三团集中到龙岩白土，与闽西红军汇合，被编为新四军二支队四团第一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