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一、闽粵边
  1935年5月“华北事变”后，日军加快南侵步伐。日本的侦探、特务及所操纵的组织四出活动，为“福建自治”、“华南自治”摇旗呐喊。以陈仪为首的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奉行蒋介石的反共误国政策，一方面加紧“清剿”红军游击队，一方面准备把厦门划为“非武装区”，民族矛盾日益上升为主要矛盾。从1935年底到1936年底，闽粤边特委从汕头、厦门、漳州等地出版的报刊中，较快地了解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方针，开始调整政策。停止打土豪，停止抓富农派款，在农村建立有雇农、贫农、中农、富农与愿意抗日的地主参加的“农民抗日会”、“农民抗日救国会”等群众组织，在靖和浦、云和诏等地建立“人民抗日义勇军”，在城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6月，特委决定将所属的红军游击队整编为中国人民红军闽南抗日第一支队、第二支队、第五支队，深入开展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工作。
  1936年10月，特委书记黄会聪赴上海寻找党中央，由红三团团长兼政委何鸣代理特委书记。1937年2月，何鸣从国民党的《中央时报》获悉，蒋介石已公开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特委决定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及粤军一五七师谈判，并将此方针报告给设在香港的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南临委于3月5日发出指示信，告诉闽粤边特委：党中央已将“抗日反蒋”口号改为“联蒋抗日”，“以求国共合作”，国共合作的谈判也已着手进行。要求闽粤边特委“应加紧共同一致动员，同国民党军队进行协作谈判”，并确定在抗日救国战斗纲领，不干涉政治上活动与组织上的存在、发展及宣传鼓动、批评自由三原则下提出谈判内容：（1）红军和游击队停止游击活动；（2）红军和游击队可改编为民族自卫军或抗日讨贼军，在抗日行动中受粤军指挥；（3）在未得中央红军调动集合命令以前，在原有地区驻守，双方不得侵犯；（4）在对日作战进入友军区域，红军给养能保证，红军不干涉友军地方的一切行政事务，并遵守友军一切关于社会的法律和命令。
  4月下旬，闽粤边特委派卢叨为代表首次与粤军的伍笃棋连长进行谈判。但国民党军队假谈真打。5月27日，粤军一五七师逮捕何鸣等10余人，遭到各界舆论反对。粤军只好释放何鸣等人，其师长黄涛对何鸣亦表示：同意双方全部停止敌对行动，合作抗日，但红军游击队要到指定地点集中训练，归一五七师指挥。何鸣返回根据地后，特委决定派何鸣继续与粤军谈判，并将情况报告南临委。南临委指示：红军可接受改编，但组织上必须保持独立；红军人员一切生活待遇与一五七师相同；驻防地区应在游击区。此后，何鸣与一五七师参谋长张光前继续谈判。粤军同意停战合作，但仍坚持红军队伍要离开根据地。何鸣违反南临委的指示和特委的决定，擅自接受粤军要求，同意将部队调出根据地。6月23日，特委在平和高坑陈家祠召开会议，对改编问题作了研究，会上许多人对何鸣的做法提出批评，但最后特委仍同意把部队开往漳浦。6月26日，何鸣代表特委同一五七师就合作抗日问题达成协议，内容共11条，其中虽有体现国共合作的精神，但协议规定“红军一、三支队和抗日义勇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受一五七师指挥”，红军失去了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1937年6月底，红三团开往平和县集中途中，中共南临委代表姚铎到达，向闽粤边特委传达南临委的指示：番号可以改变，政治上要保持独立，部队必须提高警惕，要驻扎在游击区，不能开到平原去。但何鸣拒不执行；特委迁就何鸣，姚铎也未坚持南临委的意见。7月1日，红三团到平和县小溪镇集中，改编为保安独立大队，何鸣为大队长，吴金为副大队长兼政训员。接着，红三团按照一五七师的指令，于7月13日开抵漳浦县城，驻扎于孔庙。而在此时，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则遵照南京政府密电，命令一五七师加紧部署，将闽南红军缴械。
  7月16日，一五七师借点名发饷和整训为名，诱骗红军集中于漳浦体育场。随即，红军被一枪不发地全部缴械，共缴长枪305支，短枪228支，17名军政干部后被枪杀，500多名指战员被监禁。同日，国民党诏安县保安团也突然包围正在月港召开云和诏县委扩大会议的会场，逮捕中共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张敏、云和诏县委领导入李才炎、张崇等12人，制造了“月港事件”。7月20日，张敏等12人被全部枪杀。
  “漳浦事件”后，中共中央极为重视。毛泽东于8月底致电负责闽、粤、桂和香港工作的张云逸，指出：粤军所缴何鸣部之人员武器，务须全数退还，并向对方提出严重抗议。随后，毛泽东又电告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在与国民党最高当局谈判时，注意交涉退还何鸣所部被缴之人员枪械问题，并要国民党公开承认错误。10月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方针的指示》中再次强调：“国民党首先把何鸣部人枪交还，经证实具报无误后，方能谈判游击区问题。”张云逸一再同国民党第四路军总司令余汉谋交涉。11月15日，张鼎丞在《前驱》上公开发表《为闽南红军请命》的文章，希望国民党当局顾全信义，无条件发还武器。国民党福建当局迫于民众舆论，拖延至1938年3月才不得不归还已泛损坏的300多支枪。
  “漳浦事件”后的当天晚上，红三团副团长卢胜，参谋长王胜趁国民党军队看管不严，带领近百名干部战士从孔庙中逃出，到达漳浦县下布清泉岩重建红三团，由卢胜任团长兼政委，王胜任参谋长。9月间，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派谭震林率一个侦察排到闽南协助红三团工作。经过几个月斗争，到1937年底，红三团又发展到300余人。1938年2月，红三团集中到龙岩白土，与闽西红军汇合，被编为新四军二支队四团第一营。
  二、闽西
  1935年底，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从中共中央设在上海的联络站得到党中央“关于开展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指示，并通过闽粤边特委与党中央在香港的党组织及华南抗日总会取得联系，从送来的报刊上看到《八一宣言》和《陕北苏区党代表大会号召联合抗日吿全国人民书》。1936年1月1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在上杭双髻山召开第二次会议，确定在全闽西实行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选举邓子恢、谭震林为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月5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作出《关于目前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的决议》，决定在斗争中实行一系列新的政策：（1）对于各阶层、各党派，包括地主、富农、国民党人士在内，只要他们有爱国之心，赞成抗日反蒋，对其过去所为，既往不咎，并对其主动团结；对一般地主、富农不再没收其财产。（2）对国民党军队，包括中央军、保安团，只要他们对红军停止“清剿”，停止摧残群众，红军也不进攻他们。（3）对于国民党地方基层组织及武装，红军采取争取方针；（4）对于商人、手工业主，采取坚决保护自由贸易、公平买卖的政策。闽西南军政委员会还决定将红军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闽西南抗日讨蒋军”，各县游击队统称为抗日讨蒋游击队或义勇军。
  6月，广东、广西军阀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打出“抗日反蒋”旗号，并以北上保卫华北地区为名进兵湖南，发动了“西南事变”。闽西南军政委员会过高估计“西南事变”的意义，采取“局部反攻”的策略。不久，蒋介石收买广东陈济棠部，广西李宗仁、白崇禧也委曲求全，与蒋重归于好。驻闽粤军由“抗日反蒋”一下子变为加强“剿共”，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未曾料及形势变化，结果使部队遭到一定损失。11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总结经验教训，作出《关于在西南事变中我们工作的检查与目前紧急任务的决议》，决定在打破粤军“清剿”的同时，继续对粤军加强抗日宣传，开展统战工作。
  1937年2、3月间，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从国民党的报刊中获悉“西安事变”及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消息。4月，通过闽粤边特委又得到《关于抗日救亡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及中共南临委3月5日给闽粤边特委的信，从而得知党中央已从“抗日反蒋”转为“联蒋抗日”。4月25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在永定召开常委扩大会，决定在闽西推动国民党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后，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出《为停止内战，对内和平，一致抗日的指示》，制定《闽西南人民抗日救国纲领》，并发出《三致粤军公函》，进行促进国共和谈的工作。5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派魏金水为代表与粤军一五七师吴琪营长首次会谈。接着，派谢育才为代表与粤军一五七师师长黄涛直接谈判。7月上旬，又派出谢育才、邓子恢前往龙岩，与一五七师四六九旅旅长练惕生和第六行政公署专员张策安继续谈判。7月29日，双方终于在龙岩达成谈判协议，闽西地区第二次国共合作局面初告形成。
  根据1937年7月29日的谈判协议，闽西红军游击队于8月30日、9月4日，分别集中于龙岩的白沙、平和的芦溪点编，经点编后，共有1100余人，编为3个支队。
  红军点编之后，国民党闽西当局制造事端，企图把红军改编为“保安团”。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坚持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原则立场，断然拒绝国民党的要求，把红军游击队定名为“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
  这期间，前往延安向中共中央报告工作的方方回到闽西。10月9日至15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在龙岩县白沙乡南卓村召开闽粤赣边第一次临时党代表会议，会议传达了方方在延安汇报工作时毛泽东对闽西南游击战争的评价：“你们三年的苦斗有很大的功绩。”给与会人员很大鼓舞。会议遵照党中央的决定，撤销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中共闽粤赣边省委员会，张鼎丞为书记。
  1937年10月2日，中共中央与国民党政府达成协议，决定将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陆军新编第四军。12月下旬，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以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
  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移驻南昌，并命令闽西、闽粤边、闽赣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由张鼎丞任二支队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罗忠毅任参谋长，王集成任政治部主任，邓子恢调任军政治部副主任。
  1938年2月，闽西红军游击队、闽粤边区的红三团和闽赣边区的汀瑞游击队相继到达龙岩白土，部队进行改编，成立二支队司令部，下辖第三、第四两个团，三团团长黄火星，副团长邱金声，全团1400余人；四团团长卢胜，副团长周桂生，全团1300余人。3月1日，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人率领二支队离开白土，北上皖南抗日。
  三、闽东
  1936年冬，闽东特委通过与香港中共南临委有联系的福州进步青年组织等渠道，得到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和《中国共产党告国民党书》等文件，了解了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闽东党组织停止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采取广泛宣传抗日、武装自卫、争取进行国共谈判等措施。
  1936年冬，闽东红军游击队写信给浙江庆元县国民党政府，提议实行合作抗日。但是，国民党当局没有谈判诚意，却派遣大批部队“进剿”闽东霞鼎、岗垅游击区，杀害特委委员、霞鼎中心县委书记许旺等人。但闽东党组织为民族大义计，继续推动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特委于1936年冬发布《告群众书》，于1937年7月5日又发布《告民众书》，在社会上产生深刻影响，赢得各界人士的支持，为后来实现国共合作抗日奠定基础。
  国民党福建当局企图利用国共两党对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尚未达成协议的机会，一举消灭闽东的红军游击队，继续派兵“进剿”。中共闽东特委决定给国民党适当的打击，以显示红军游击队的实力，迫使其坐下来谈判。1937年9月，范式人率部在浙江庆元县南阳附近，歼灭浙江保安团的一个营，击毙其参谋长。与此同时，叶飞率部在宁德县西北部之亲母岭设伏，歼灭福建保安第三旅的加强连，毙其40余人，俘虏70多人。再加上这时由于淞沪战事紧急，原驻闽东的国民党正规军八十七师、七十八师相继北调，闽东及福建军政当局不得不考虑同闽东红军游击队举行合作抗日的谈判。特委派范式人到宁德县城与国民党福建省保安处副处长兼保安第三旅旅长黄苏进行两次谈判，黄苏坚持要把闽东红军游击队编入其保安旅，扩充自己势力，而范式人则坚持要编为由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闽东抗日游击支队，谈判陷于僵局。10月，南临委派张云逸到福州，要求与闽东红军游击队联络，并打算派孙克骥携带《中共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指示》前往闽东，但因国民党当局的阻挠未能成功。
  10月，国共双方中央达成协议。11月下旬，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派顾玉良随带叶挺的公函，经闽北到达福州，面见国民党省政府主席陈仪。陈仪安排顾玉良到宁德桃花溪，与叶飞、范式人、阮英平等相见。12月中旬，顾玉良与闽东特委书记叶飞一起到福州面见陈仪，与国民党当局达成协议。12月31日，《福建民报》发表《中国共产党闽东特委共赴国难宣言》，闽东地区国共合作抗日局面形成。
  随后，叶飞随顾玉良赴南昌新四军军部报告工作，接受新任务。闽东红军集中于宁德石堂进行整训，接着移驻屏南县棠口。1938年初，叶飞偕新四军组织部长李子芳返回闽东，宣布新四军军部命令，将闽东红军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团长叶飞，副团长阮英平。2月24日，叶飞、阮英平率三支队六团1300多名指战员，从屏南棠口出发，开赴皖南抗日。
  四、闽北
  1937年1月，闽赣省委书记黄道从一张包盐的报纸上得到“西安事变”的消息，在打土豪缴获的书报中，又得悉国民党三中全会的消息。在此期间，突围到上海寻找党中央的吴华友辗转到达香港，从香港寄回《八一宣言》、《红军东进山西宣言》、《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等文件和书籍。闽赣省委机关便组织学习。2月7日，省委作出《关于开展抗日反帝斗争的决议》。3月7日，成立闽赣省军政委员会，主席黄道，副主席曾镜冰、曾昭铭。同日，省军政委员会政治部发出训令，要求广泛宣传，相应调整党的政策：一切知识分子，只要不是反动领袖，就准其加入反日阵线；保护小工商业，对较大的商家不能罚款，只能要他们捐款，对富农也不应捉来罚款与捐款等。3月28日，省委作出《关于红五月工作的决议》，号召联合一切能够联合的反日政治派别与武装，建立反日的巩固联盟。省委还向福建、江西国民党地方当局发出通电，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6月，国民党当局集结8个正规师和地方保安团，分路大举进攻闽北各游击根据地，游击队受到很大损失，省委机关被围困在建阳、邵武边境的猪母岗大山上达数月之久。闽北红军游击队只得分散隐蔽，在深山老林中坚持斗争。
  1937年7月，福建、江西、浙江国民党部队对闽北红军游击队加紧进攻。7月13日，闽北独立师师长黄立贵在战斗中牺牲。中共闽赣省委强忍悲痛，继续做促进国共和谈的工作。8月，省委派出的吴华友从香港寄回党中央文件。省委学习之后，由闽赣抗日军政委员会主席黄道，副主席曾镜冰、曾昭铭联名致函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表明抗日诚意，提出合作建议。这时，由于上海“八一三”抗日爆发，驻闽北的国民党正规军北调，闽北国民党当局逐渐缓和了对红军游击队的进攻，并通过原光泽县的一个中共区委书记蔡诗山向黄道等表示愿意同红军游击队举行谈判。9月，省委通过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恢复了同党中央的联系。10月，闽赣省委派黄知真、曾镜冰等人前往光泽县大洲村与江西省第七区保安副司令周中恂、光泽县长高楚珩等人谈判，达成停止军事行动的协议。接着，闽赣省委派曾昭铭赴南昌，向项英报告谈判经过。项英指示：闽北红军即可停止军事行动，部队集中改编为抗日义勇军；与江西上层国民党的谈判，则由项英与国民党当局继续进行。曾昭铭返回传达之后，部队集中于崇安。但是，国民党当局仍然企图“收编”或消灭闽北红军游击队。崇安、邵武、建阳一带的国民党保安团和民团，接二连三地袭击红军游击队。红军游击队对这些挑衅和进攻给予坚决回击，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于1937年11月重新坐下来同红军游击队谈判。此间，中共南临委和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先后派顾玉良、张云逸、孙克骥、吴源生等到达福建。孙、顾分别到闽北游击区传达中央指示。根据这些指示精神，资光贵、建松政、邵光建等游击区先后都达成国共合作抗日的协议。
  1937年底，闽北红军游击队集中崇安石塘整训改编，部队由原来的五六百人扩大为1300余人。1938年2月初，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到达石塘，传达军部命令，闽浙赣边和闽东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由张云逸兼任司令员。2月9日，闽北红军游击队编成三支队第五团，团长饶守坤，副团长曾昭铭。2月25日，五团由石塘出发，开赴皖南抗日前线。
  五、闽中
  1936年夏，中共闽中特委派王于洁到上海寻找党中央未遇，转道厦门遇厦门工委书记肖林，得悉厦门工委属香港中共中央南方临时委员会领导，肖林答应协助闽中特委打通与南临委的联系。6月30日，王于洁回到闽中。特委决定再派黄孝敏、余长钺赴香港与南临委联系。
  11月，黄、余与南临委取得联系后自香港归来，向特委传达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喜讯和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的逼蒋抗日的指示。1937年2月16日，南临委寄来《救国时报》，特委从中了解到“西安事变”真相和中共中央新方针，研究了如何开展政治宣传攻势，敦促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等问题，但是，闽中国民党当局对于国共合作毫无诚意，1937年2月16日特委正在甫田县梧塘区洪庆村举行会议时，遭国民党军队袭击，特委书记王于洁、组织部长潘涛、宣传部长黄孝敏、青年部长余长钺和执委陈炳奎等5人被逮捕，于同年6月在福州被杀害，特委机关受到严重破坏。
  1937年4月，闽中特委军事部长、闽中红军游击支队政委刘突军在莆田广业山区主持召开游击队和地方党组织的骨干会议，重建党的领导机关，决定成立中共闽中工作委员会，刘突军为书记，继续领导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由于与南临委的联系中断，工委又派黄国璋赴香港联系。南临委代表姚铎向黄传达了临委的指示：（1）闽中红军游击队统一改编为抗日义勇军第七路军第一纵队；（2）国共两党正在谈判合作抗日，闽中党组织亦可选择有利时机与国民党当局进行合作谈判。6月中旬，黄国璋返回地处莆田与永泰交界的工委机关。工委随即召开会议，传达南临委指示。会议认为：在执行中央的新方针时要做好两手准备，既要准备谈，也要应付打。要通过不懈努力，促进闽中地区的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
  1937年8月上旬，中共闽中工委派金贯一前往香港，汇报工作。金刚起程，即于8月7日在甫田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暴露了身份。为了营救金，工委当即决定：公布金贯一共产党员身份及其与闽中工委的组织关系，提出同莆田国民党当局举行谈判，表明和平诚意和合作抗日的意向，要求释放金贯一。迫于当时国共合作已是大势所趋，莆田县国民党县党部指导员黄士豪对《莆田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表示接受红军游击队建议。闽中工委立即派杨采衡于8月下旬连续3次前往莆田，与黄士豪商谈国共合作抗日问题。8月28日，双方达成原则协议。接着，刘突军又赴莆田进一步商谈，闽中地区国共合作的局面基本形成。
  10月15日，闽中红军游击队集中莆田南门外锦亭寺，由国民党驻军第二三九旅旅长钱东亮派代表点编，被编为第八师特务大队，由刘突军任大队长，杨采衡任副大队长，全队近200人，编为2个中队。接着，部队进驻莆田广化寺。1个月后，国民党当局借口金门沦陷，漳厦告急，着令调往泉州。工委未经会议研究，仅由几个人决定同意调往。11月中旬，部队到泉州驻承天寺。12月下旬，工委派往香港与南临委联系工作的黄国璋回到泉州，传达南委指示：将闽中工委划归闽粤赣省委领导；部队改编后应提高警惕，防止突然事变；鉴于刘突军身份已经公开，工委书记改由黄国璋担任。随后，黄国璋赴闽西永定，向闽粤赣省委汇报闽中情况。省委认为闽中游击队处境“包含有危险性”，遂令黄国璋赶回泉州传达省委指示：要提高警惕，防止突然事件的发生，特别注意国民党制造事端，借口消灭闽中游击队；在上级未正式交涉将闽中游击队编入新四军以前，要特别注意避免磨擦；开展群众性的抗日和生产运动。
  1938年2月，国民党已准备好对闽中红军游击队下手。钱东亮借口浙江战事紧张，提出将特务大队调赴浙东。遭刘突军拒绝，闽中工委同时派雷光熙再赴闽西，要求闽粤赣省委马上把部队编入新四军。刘突军亲赴福州，与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联系部队改编为新四军事宜。3月10日，刘突军赴福州途中到达甫田，准备当晚参加闽中工委扩大会议。到莆田时，即被钱东亮部一个营长“请去”，第二天晚上被杀害。接着，钱东亮通知在泉州的杨采衡，谎称刘突军“带款潜逃”，以图掩盖罪责，并于3月11日派兵包围承天寺，强行收缴了特务大队武装，扣押全体指战员，制造了“泉州事件”。事件发生后，杨采衡立刻分别电吿刚由闽粤赣省委改组的中共闽西南特委和新四军福州办事处，黄国璋和杨采衡先后到达福州，向办事处作详细汇报。闽西南特委立即与福建当局交涉，向钱东亮和陈仪提出严正要求新四军军长叶挺致函陈仪。福州办事处主任王助也直接与陈仪交涉，要求妥善解决这一事件。在各方舆论的压力下，陈仪被迫答应交还武器，特务大队全体指战员于3月下旬获得释放，开往福州整训。5月，在杨采衡、吴德标、雷光熙等人领导下，这支队伍开抵皖南，编入新四军军部特务营。
  至此，福建共5000多名红军游击队员整编为新四军开赴皖南，占当时新四军总人数将近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