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第一节 和谈改编
  一、闽粵边
  1935年5月“华北事变”后，日军加快南侵步伐。日本的侦探、特务及所操纵的组织四出活动，为“福建自治”、“华南自治”摇旗呐喊。以陈仪为首的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奉行蒋介石的反共误国政策，一方面加紧“清剿”红军游击队，一方面准备把厦门划为“非武装区”，民族矛盾日益上升为主要矛盾。从1935年底到1936年底，闽粤边特委从汕头、厦门、漳州等地出版的报刊中，较快地了解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方针，开始调整政策。停止打土豪，停止抓富农派款，在农村建立有雇农、贫农、中农、富农与愿意抗日的地主参加的“农民抗日会”、“农民抗日救国会”等群众组织，在靖和浦、云和诏等地建立“人民抗日义勇军”，在城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6月，特委决定将所属的红军游击队整编为中国人民红军闽南抗日第一支队、第二支队、第五支队，深入开展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工作。
  1936年10月，特委书记黄会聪赴上海寻找党中央，由红三团团长兼政委何鸣代理特委书记。1937年2月，何鸣从国民党的《中央时报》获悉，蒋介石已公开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特委决定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及粤军一五七师谈判，并将此方针报告给设在香港的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南临委于3月5日发出指示信，告诉闽粤边特委：党中央已将“抗日反蒋”口号改为“联蒋抗日”，“以求国共合作”，国共合作的谈判也已着手进行。要求闽粤边特委“应加紧共同一致动员，同国民党军队进行协作谈判”，并确定在抗日救国战斗纲领，不干涉政治上活动与组织上的存在、发展及宣传鼓动、批评自由三原则下提出谈判内容：（1）红军和游击队停止游击活动；（2）红军和游击队可改编为民族自卫军或抗日讨贼军，在抗日行动中受粤军指挥；（3）在未得中央红军调动集合命令以前，在原有地区驻守，双方不得侵犯；（4）在对日作战进入友军区域，红军给养能保证，红军不干涉友军地方的一切行政事务，并遵守友军一切关于社会的法律和命令。
  4月下旬，闽粤边特委派卢叨为代表首次与粤军的伍笃棋连长进行谈判。但国民党军队假谈真打。5月27日，粤军一五七师逮捕何鸣等10余人，遭到各界舆论反对。粤军只好释放何鸣等人，其师长黄涛对何鸣亦表示：同意双方全部停止敌对行动，合作抗日，但红军游击队要到指定地点集中训练，归一五七师指挥。何鸣返回根据地后，特委决定派何鸣继续与粤军谈判，并将情况报告南临委。南临委指示：红军可接受改编，但组织上必须保持独立；红军人员一切生活待遇与一五七师相同；驻防地区应在游击区。此后，何鸣与一五七师参谋长张光前继续谈判。粤军同意停战合作，但仍坚持红军队伍要离开根据地。何鸣违反南临委的指示和特委的决定，擅自接受粤军要求，同意将部队调出根据地。6月23日，特委在平和高坑陈家祠召开会议，对改编问题作了研究，会上许多人对何鸣的做法提出批评，但最后特委仍同意把部队开往漳浦。6月26日，何鸣代表特委同一五七师就合作抗日问题达成协议，内容共11条，其中虽有体现国共合作的精神，但协议规定“红军一、三支队和抗日义勇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受一五七师指挥”，红军失去了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1937年6月底，红三团开往平和县集中途中，中共南临委代表姚铎到达，向闽粤边特委传达南临委的指示：番号可以改变，政治上要保持独立，部队必须提高警惕，要驻扎在游击区，不能开到平原去。但何鸣拒不执行；特委迁就何鸣，姚铎也未坚持南临委的意见。7月1日，红三团到平和县小溪镇集中，改编为保安独立大队，何鸣为大队长，吴金为副大队长兼政训员。接着，红三团按照一五七师的指令，于7月13日开抵漳浦县城，驻扎于孔庙。而在此时，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则遵照南京政府密电，命令一五七师加紧部署，将闽南红军缴械。
  7月16日，一五七师借点名发饷和整训为名，诱骗红军集中于漳浦体育场。随即，红军被一枪不发地全部缴械，共缴长枪305支，短枪228支，17名军政干部后被枪杀，500多名指战员被监禁。同日，国民党诏安县保安团也突然包围正在月港召开云和诏县委扩大会议的会场，逮捕中共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张敏、云和诏县委领导入李才炎、张崇等12人，制造了“月港事件”。7月20日，张敏等12人被全部枪杀。
  “漳浦事件”后，中共中央极为重视。毛泽东于8月底致电负责闽、粤、桂和香港工作的张云逸，指出：粤军所缴何鸣部之人员武器，务须全数退还，并向对方提出严重抗议。随后，毛泽东又电告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在与国民党最高当局谈判时，注意交涉退还何鸣所部被缴之人员枪械问题，并要国民党公开承认错误。10月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方针的指示》中再次强调：“国民党首先把何鸣部人枪交还，经证实具报无误后，方能谈判游击区问题。”张云逸一再同国民党第四路军总司令余汉谋交涉。11月15日，张鼎丞在《前驱》上公开发表《为闽南红军请命》的文章，希望国民党当局顾全信义，无条件发还武器。国民党福建当局迫于民众舆论，拖延至1938年3月才不得不归还已泛损坏的300多支枪。
  “漳浦事件”后的当天晚上，红三团副团长卢胜，参谋长王胜趁国民党军队看管不严，带领近百名干部战士从孔庙中逃出，到达漳浦县下布清泉岩重建红三团，由卢胜任团长兼政委，王胜任参谋长。9月间，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派谭震林率一个侦察排到闽南协助红三团工作。经过几个月斗争，到1937年底，红三团又发展到300余人。1938年2月，红三团集中到龙岩白土，与闽西红军汇合，被编为新四军二支队四团第一营。
  二、闽西
  1935年底，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从中共中央设在上海的联络站得到党中央“关于开展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指示，并通过闽粤边特委与党中央在香港的党组织及华南抗日总会取得联系，从送来的报刊上看到《八一宣言》和《陕北苏区党代表大会号召联合抗日吿全国人民书》。1936年1月1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在上杭双髻山召开第二次会议，确定在全闽西实行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选举邓子恢、谭震林为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月5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作出《关于目前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的决议》，决定在斗争中实行一系列新的政策：（1）对于各阶层、各党派，包括地主、富农、国民党人士在内，只要他们有爱国之心，赞成抗日反蒋，对其过去所为，既往不咎，并对其主动团结；对一般地主、富农不再没收其财产。（2）对国民党军队，包括中央军、保安团，只要他们对红军停止“清剿”，停止摧残群众，红军也不进攻他们。（3）对于国民党地方基层组织及武装，红军采取争取方针；（4）对于商人、手工业主，采取坚决保护自由贸易、公平买卖的政策。闽西南军政委员会还决定将红军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闽西南抗日讨蒋军”，各县游击队统称为抗日讨蒋游击队或义勇军。
  6月，广东、广西军阀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打出“抗日反蒋”旗号，并以北上保卫华北地区为名进兵湖南，发动了“西南事变”。闽西南军政委员会过高估计“西南事变”的意义，采取“局部反攻”的策略。不久，蒋介石收买广东陈济棠部，广西李宗仁、白崇禧也委曲求全，与蒋重归于好。驻闽粤军由“抗日反蒋”一下子变为加强“剿共”，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未曾料及形势变化，结果使部队遭到一定损失。11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总结经验教训，作出《关于在西南事变中我们工作的检查与目前紧急任务的决议》，决定在打破粤军“清剿”的同时，继续对粤军加强抗日宣传，开展统战工作。
  1937年2、3月间，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从国民党的报刊中获悉“西安事变”及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消息。4月，通过闽粤边特委又得到《关于抗日救亡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及中共南临委3月5日给闽粤边特委的信，从而得知党中央已从“抗日反蒋”转为“联蒋抗日”。4月25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在永定召开常委扩大会，决定在闽西推动国民党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后，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出《为停止内战，对内和平，一致抗日的指示》，制定《闽西南人民抗日救国纲领》，并发出《三致粤军公函》，进行促进国共和谈的工作。5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派魏金水为代表与粤军一五七师吴琪营长首次会谈。接着，派谢育才为代表与粤军一五七师师长黄涛直接谈判。7月上旬，又派出谢育才、邓子恢前往龙岩，与一五七师四六九旅旅长练惕生和第六行政公署专员张策安继续谈判。7月29日，双方终于在龙岩达成谈判协议，闽西地区第二次国共合作局面初告形成。
  根据1937年7月29日的谈判协议，闽西红军游击队于8月30日、9月4日，分别集中于龙岩的白沙、平和的芦溪点编，经点编后，共有1100余人，编为3个支队。
  红军点编之后，国民党闽西当局制造事端，企图把红军改编为“保安团”。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坚持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原则立场，断然拒绝国民党的要求，把红军游击队定名为“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
  这期间，前往延安向中共中央报告工作的方方回到闽西。10月9日至15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在龙岩县白沙乡南卓村召开闽粤赣边第一次临时党代表会议，会议传达了方方在延安汇报工作时毛泽东对闽西南游击战争的评价：“你们三年的苦斗有很大的功绩。”给与会人员很大鼓舞。会议遵照党中央的决定，撤销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中共闽粤赣边省委员会，张鼎丞为书记。
  1937年10月2日，中共中央与国民党政府达成协议，决定将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陆军新编第四军。12月下旬，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以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
  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移驻南昌，并命令闽西、闽粤边、闽赣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由张鼎丞任二支队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罗忠毅任参谋长，王集成任政治部主任，邓子恢调任军政治部副主任。
  1938年2月，闽西红军游击队、闽粤边区的红三团和闽赣边区的汀瑞游击队相继到达龙岩白土，部队进行改编，成立二支队司令部，下辖第三、第四两个团，三团团长黄火星，副团长邱金声，全团1400余人；四团团长卢胜，副团长周桂生，全团1300余人。3月1日，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人率领二支队离开白土，北上皖南抗日。
  三、闽东
  1936年冬，闽东特委通过与香港中共南临委有联系的福州进步青年组织等渠道，得到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和《中国共产党告国民党书》等文件，了解了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闽东党组织停止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采取广泛宣传抗日、武装自卫、争取进行国共谈判等措施。
  1936年冬，闽东红军游击队写信给浙江庆元县国民党政府，提议实行合作抗日。但是，国民党当局没有谈判诚意，却派遣大批部队“进剿”闽东霞鼎、岗垅游击区，杀害特委委员、霞鼎中心县委书记许旺等人。但闽东党组织为民族大义计，继续推动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特委于1936年冬发布《告群众书》，于1937年7月5日又发布《告民众书》，在社会上产生深刻影响，赢得各界人士的支持，为后来实现国共合作抗日奠定基础。
  国民党福建当局企图利用国共两党对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尚未达成协议的机会，一举消灭闽东的红军游击队，继续派兵“进剿”。中共闽东特委决定给国民党适当的打击，以显示红军游击队的实力，迫使其坐下来谈判。1937年9月，范式人率部在浙江庆元县南阳附近，歼灭浙江保安团的一个营，击毙其参谋长。与此同时，叶飞率部在宁德县西北部之亲母岭设伏，歼灭福建保安第三旅的加强连，毙其40余人，俘虏70多人。再加上这时由于淞沪战事紧急，原驻闽东的国民党正规军八十七师、七十八师相继北调，闽东及福建军政当局不得不考虑同闽东红军游击队举行合作抗日的谈判。特委派范式人到宁德县城与国民党福建省保安处副处长兼保安第三旅旅长黄苏进行两次谈判，黄苏坚持要把闽东红军游击队编入其保安旅，扩充自己势力，而范式人则坚持要编为由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闽东抗日游击支队，谈判陷于僵局。10月，南临委派张云逸到福州，要求与闽东红军游击队联络，并打算派孙克骥携带《中共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指示》前往闽东，但因国民党当局的阻挠未能成功。
  10月，国共双方中央达成协议。11月下旬，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派顾玉良随带叶挺的公函，经闽北到达福州，面见国民党省政府主席陈仪。陈仪安排顾玉良到宁德桃花溪，与叶飞、范式人、阮英平等相见。12月中旬，顾玉良与闽东特委书记叶飞一起到福州面见陈仪，与国民党当局达成协议。12月31日，《福建民报》发表《中国共产党闽东特委共赴国难宣言》，闽东地区国共合作抗日局面形成。
  随后，叶飞随顾玉良赴南昌新四军军部报告工作，接受新任务。闽东红军集中于宁德石堂进行整训，接着移驻屏南县棠口。1938年初，叶飞偕新四军组织部长李子芳返回闽东，宣布新四军军部命令，将闽东红军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团长叶飞，副团长阮英平。2月24日，叶飞、阮英平率三支队六团1300多名指战员，从屏南棠口出发，开赴皖南抗日。
  四、闽北
  1937年1月，闽赣省委书记黄道从一张包盐的报纸上得到“西安事变”的消息，在打土豪缴获的书报中，又得悉国民党三中全会的消息。在此期间，突围到上海寻找党中央的吴华友辗转到达香港，从香港寄回《八一宣言》、《红军东进山西宣言》、《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等文件和书籍。闽赣省委机关便组织学习。2月7日，省委作出《关于开展抗日反帝斗争的决议》。3月7日，成立闽赣省军政委员会，主席黄道，副主席曾镜冰、曾昭铭。同日，省军政委员会政治部发出训令，要求广泛宣传，相应调整党的政策：一切知识分子，只要不是反动领袖，就准其加入反日阵线；保护小工商业，对较大的商家不能罚款，只能要他们捐款，对富农也不应捉来罚款与捐款等。3月28日，省委作出《关于红五月工作的决议》，号召联合一切能够联合的反日政治派别与武装，建立反日的巩固联盟。省委还向福建、江西国民党地方当局发出通电，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6月，国民党当局集结8个正规师和地方保安团，分路大举进攻闽北各游击根据地，游击队受到很大损失，省委机关被围困在建阳、邵武边境的猪母岗大山上达数月之久。闽北红军游击队只得分散隐蔽，在深山老林中坚持斗争。
  1937年7月，福建、江西、浙江国民党部队对闽北红军游击队加紧进攻。7月13日，闽北独立师师长黄立贵在战斗中牺牲。中共闽赣省委强忍悲痛，继续做促进国共和谈的工作。8月，省委派出的吴华友从香港寄回党中央文件。省委学习之后，由闽赣抗日军政委员会主席黄道，副主席曾镜冰、曾昭铭联名致函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表明抗日诚意，提出合作建议。这时，由于上海“八一三”抗日爆发，驻闽北的国民党正规军北调，闽北国民党当局逐渐缓和了对红军游击队的进攻，并通过原光泽县的一个中共区委书记蔡诗山向黄道等表示愿意同红军游击队举行谈判。9月，省委通过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恢复了同党中央的联系。10月，闽赣省委派黄知真、曾镜冰等人前往光泽县大洲村与江西省第七区保安副司令周中恂、光泽县长高楚珩等人谈判，达成停止军事行动的协议。接着，闽赣省委派曾昭铭赴南昌，向项英报告谈判经过。项英指示：闽北红军即可停止军事行动，部队集中改编为抗日义勇军；与江西上层国民党的谈判，则由项英与国民党当局继续进行。曾昭铭返回传达之后，部队集中于崇安。但是，国民党当局仍然企图“收编”或消灭闽北红军游击队。崇安、邵武、建阳一带的国民党保安团和民团，接二连三地袭击红军游击队。红军游击队对这些挑衅和进攻给予坚决回击，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于1937年11月重新坐下来同红军游击队谈判。此间，中共南临委和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先后派顾玉良、张云逸、孙克骥、吴源生等到达福建。孙、顾分别到闽北游击区传达中央指示。根据这些指示精神，资光贵、建松政、邵光建等游击区先后都达成国共合作抗日的协议。
  1937年底，闽北红军游击队集中崇安石塘整训改编，部队由原来的五六百人扩大为1300余人。1938年2月初，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到达石塘，传达军部命令，闽浙赣边和闽东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由张云逸兼任司令员。2月9日，闽北红军游击队编成三支队第五团，团长饶守坤，副团长曾昭铭。2月25日，五团由石塘出发，开赴皖南抗日前线。
  五、闽中
  1936年夏，中共闽中特委派王于洁到上海寻找党中央未遇，转道厦门遇厦门工委书记肖林，得悉厦门工委属香港中共中央南方临时委员会领导，肖林答应协助闽中特委打通与南临委的联系。6月30日，王于洁回到闽中。特委决定再派黄孝敏、余长钺赴香港与南临委联系。
  11月，黄、余与南临委取得联系后自香港归来，向特委传达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喜讯和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的逼蒋抗日的指示。1937年2月16日，南临委寄来《救国时报》，特委从中了解到“西安事变”真相和中共中央新方针，研究了如何开展政治宣传攻势，敦促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等问题，但是，闽中国民党当局对于国共合作毫无诚意，1937年2月16日特委正在甫田县梧塘区洪庆村举行会议时，遭国民党军队袭击，特委书记王于洁、组织部长潘涛、宣传部长黄孝敏、青年部长余长钺和执委陈炳奎等5人被逮捕，于同年6月在福州被杀害，特委机关受到严重破坏。
  1937年4月，闽中特委军事部长、闽中红军游击支队政委刘突军在莆田广业山区主持召开游击队和地方党组织的骨干会议，重建党的领导机关，决定成立中共闽中工作委员会，刘突军为书记，继续领导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由于与南临委的联系中断，工委又派黄国璋赴香港联系。南临委代表姚铎向黄传达了临委的指示：（1）闽中红军游击队统一改编为抗日义勇军第七路军第一纵队；（2）国共两党正在谈判合作抗日，闽中党组织亦可选择有利时机与国民党当局进行合作谈判。6月中旬，黄国璋返回地处莆田与永泰交界的工委机关。工委随即召开会议，传达南临委指示。会议认为：在执行中央的新方针时要做好两手准备，既要准备谈，也要应付打。要通过不懈努力，促进闽中地区的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
  1937年8月上旬，中共闽中工委派金贯一前往香港，汇报工作。金刚起程，即于8月7日在甫田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暴露了身份。为了营救金，工委当即决定：公布金贯一共产党员身份及其与闽中工委的组织关系，提出同莆田国民党当局举行谈判，表明和平诚意和合作抗日的意向，要求释放金贯一。迫于当时国共合作已是大势所趋，莆田县国民党县党部指导员黄士豪对《莆田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表示接受红军游击队建议。闽中工委立即派杨采衡于8月下旬连续3次前往莆田，与黄士豪商谈国共合作抗日问题。8月28日，双方达成原则协议。接着，刘突军又赴莆田进一步商谈，闽中地区国共合作的局面基本形成。
  10月15日，闽中红军游击队集中莆田南门外锦亭寺，由国民党驻军第二三九旅旅长钱东亮派代表点编，被编为第八师特务大队，由刘突军任大队长，杨采衡任副大队长，全队近200人，编为2个中队。接着，部队进驻莆田广化寺。1个月后，国民党当局借口金门沦陷，漳厦告急，着令调往泉州。工委未经会议研究，仅由几个人决定同意调往。11月中旬，部队到泉州驻承天寺。12月下旬，工委派往香港与南临委联系工作的黄国璋回到泉州，传达南委指示：将闽中工委划归闽粤赣省委领导；部队改编后应提高警惕，防止突然事变；鉴于刘突军身份已经公开，工委书记改由黄国璋担任。随后，黄国璋赴闽西永定，向闽粤赣省委汇报闽中情况。省委认为闽中游击队处境“包含有危险性”，遂令黄国璋赶回泉州传达省委指示：要提高警惕，防止突然事件的发生，特别注意国民党制造事端，借口消灭闽中游击队；在上级未正式交涉将闽中游击队编入新四军以前，要特别注意避免磨擦；开展群众性的抗日和生产运动。
  1938年2月，国民党已准备好对闽中红军游击队下手。钱东亮借口浙江战事紧张，提出将特务大队调赴浙东。遭刘突军拒绝，闽中工委同时派雷光熙再赴闽西，要求闽粤赣省委马上把部队编入新四军。刘突军亲赴福州，与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联系部队改编为新四军事宜。3月10日，刘突军赴福州途中到达甫田，准备当晚参加闽中工委扩大会议。到莆田时，即被钱东亮部一个营长“请去”，第二天晚上被杀害。接着，钱东亮通知在泉州的杨采衡，谎称刘突军“带款潜逃”，以图掩盖罪责，并于3月11日派兵包围承天寺，强行收缴了特务大队武装，扣押全体指战员，制造了“泉州事件”。事件发生后，杨采衡立刻分别电吿刚由闽粤赣省委改组的中共闽西南特委和新四军福州办事处，黄国璋和杨采衡先后到达福州，向办事处作详细汇报。闽西南特委立即与福建当局交涉，向钱东亮和陈仪提出严正要求新四军军长叶挺致函陈仪。福州办事处主任王助也直接与陈仪交涉，要求妥善解决这一事件。在各方舆论的压力下，陈仪被迫答应交还武器，特务大队全体指战员于3月下旬获得释放，开往福州整训。5月，在杨采衡、吴德标、雷光熙等人领导下，这支队伍开抵皖南，编入新四军军部特务营。
  至此，福建共5000多名红军游击队员整编为新四军开赴皖南，占当时新四军总人数将近一半。
  第二节 抗日救亡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加紧南侵。国民党当局在金门几乎毫无戒备，金门岛除保安队百余人外，没有一支正规部队驻防。10月26日晨，日军开始对金门发动进攻，日军尚未登陆，国民党金门县长邝汉便擅离职守，带领眷属逃往大噔岛，然后转逃漳州。金门民众虽英勇抗战，但因敌强我弱，当日中午，日军便攻占金门县城。
  金门沦陷后，厦门备受威胁。重新恢复的厦门工委不顾当局的种种限制与禁令，派出党员参加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如厦门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中国妇女慰劳前方将士总会厦门分会、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厦门儿童救亡剧团、鼓浪屿青年抗敌服务团等，在其中发挥骨干领导作用，促进厦门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在福州，一些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当局领导成立的“福建省抗敌后援会”，在其中及其属下的宣传工作团等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党组织还建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福州总队、福州民众歌咏团等公开活动的组织，充分利用合法地位开展抗日活动。
  在漳州地区，漳州工委领导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创办“芗潮剧社”，该剧社又发展成“龙溪民众救国服务团”。该团的主要领导人柯联魁、蔡大燮及负责组织工作的彭冲、陈松年等都是共产党员。这个团在两个月内，迅速发展到30多个分团和几十个突击队，团员达3000多人，遍布全区各地，漳州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搞得十分热烈。
  泉州地区党组织派党员参加了晋江县各界抗敌后援会、泉州文化青年抗敌服务团、晋江县文化界战时服务团等抗日救亡组织，在其中发挥作用。党组织领导人直接领导《泉州日报》，进行抗日宣传。
  中共福安城区领导人郭文焕等部分党员、团员，在国民党县长程星龄的支持下，参加当局组织的抗敌后援会，出版《战鼓》(三日刊），报道战局动态，宣传抗日英雄事迹，刊登抗战文艺作品，这个刊物成为闽东抗日救亡运动的主要阵地之一。程星龄调离后，抗敌后援会的活动受到限制，《战鼓》也被迫停刊。
  1938年5月10日，日军为了牵制徐州战役及即将发起的武汉会战的中国军队，并为了进一步进犯华南、攻占广州、打通从上海到粤南的海上交通线，向东南沿海的重要战略基地厦门发起进攻。遭到驻守厦门的国民党守军七十五师及广大民众的英勇抵抗。但因双方实力悬殊，12日厦门全岛沦陷。在保卫厦门的战斗中，中共厦门工委及时派人同在厦门前线指挥作战的七十五师副师长韩文英取得联系，积极动员和组织民众支前、慰军、宣传、救护，打击汉奸，维护社会治安。日军进攻禾山等地，党组织发动民众参加壮丁义勇队，与守军一起阻击日军。当日军进入市区时，壮丁义勇队与日敌巷战，部分人员退至南普陀，凭险抵抗，至弹尽全部殉难。
  厦门市区沦陷后，工委机关和各抗日救亡团体的成员，以及在厦门的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干部撤到鼓浪屿。工委主持召开各抗日团体骨干会议，决定成立厦门战时服务团，由共产党员施青龙（施大德）、谢亿仁（谢仁丹）担任正、副团长，全团108人。会后，全团9个工作队分赴漳州、南靖、海澄、平和、长泰、同安、石码及龙岩等地，发动群众抗日救亡，武装保卫闽南。由厦门市工委派共产党员洪凌（学禹）、陈轻絮领导的“厦门儿童救亡剧团”（年龄最小的7岁，最大的17岁），在厦门沦陷后，撤退到漳州，后经汕头、广州，转香港赴东南亚各国进行宣传募捐演出。每到一地，都受到侨胞的欢迎，侨胞们深为儿童的爱国热情所感动，纷纷慷慨捐资捐物，支援祖国抗战。
  1938年6月15日，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书记方方发表文章，指出“誓死保卫华南，特别是保卫漳泉潮汕，收复厦门”是“最中心最迫切的”战斗任务。(①《闽西南目前形势与我们应有的努力》，1938年6月15日。)8月中旬，特委在龙岩白土召开第四次特委执委扩大会议，决定加紧指导地方党组织开展备战工作。8月，方方又发表文章，催促当局在军事上作出“应有的部署”，在一些战略要地建立抗战支点及外线支点，并呼吁当局“普遍武装广大群众”。(②《从目前战局谈到闽粤边军事上应有之部署》，1938年8月20日。)但这些抗战良策未能被国民党当局采纳。后来，特委在潮汕地区建立一支100多人的抗日游击队和500～600人的群众武装，在前线抗击日伪。
  中共泉州中心县委也在晋江、南安抗日前线建立一支拥有2000余人枪的“南联乡抗日自卫队”，并在党的工作基础较好的深坑、梅花岭、官桥、树兜、紫帽一带建立抗日据点。
  闽南党组织派张伯庭在莆田东坑、月塘等30余个村庄，组建一支200多人的不脱产抗日武装。党组织还在平潭建立一支以青年学生为主的抗日游击队，后发展成为“大富民众自卫团”，在海上英勇抗击日军。
  在福州地区，福州工委领导下成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福州总队”，成为市区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力量。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及工委还派出党员到连江、闽侯、闽清等县建立党的组织及抗日救亡团体。闽清的“战时民教流动工作队”用文艺形式宣传群众，一直坚持到1940年夏天。
  在南平地区，1938年11月，中共南平特别支部扩建为南平工委。1939年6月，新四军福州办事处迁到南平，工作范围扩展到顺昌、沙县、大田及闽江沿岸，南平工委又改称闽江工委，工委书记由陈公生担任。闽江工委利用专署抗敌后援会的名义建立起“精神总动员宣导队”，深入顺昌、沙县、屏南、尤溪口等地，一面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一面巡视各地党的工作。
  在福安，党员成立“民先队”等团体，使抗日救亡运动深入开展。
  第三节 沿海抗战
  1941年4月，日军为了切断美、英援蒋的补给线，完善华南方面的沿海封锁，巩固和扩大台湾海峡这一重要战略交通线两侧的“安全范围”，为发动太平洋战争作准备，派兵进攻福州。由于国民党执行“有限度的抗战”方针，招致军队精神涣散，国民党驻福州及周围地区的陆军第二十五集团军第一百军等部队虽然作了一些抵抗，但未能阻止日军的进攻。4月21日，福州及周围的闽侯、长乐、连江、福清等地均告沦陷。
  在福州及其周围地区第一次沧陷后，福建党组织在力量单薄，同时还要应付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的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仍然积极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1941年4月底，福建省委机关由江西上饶迁回邵武大王山。5月，省委向下属党组织发出了《关于抗日游击战第一次指示》，同时派出熟悉闽中情况的上饶中心县委书记黄国璋为军事特派员，随带军事干部林兆荣南下闽中，组织发展抗日队伍。黄国璋到达闽中特委机关驻地永泰后，即召集省委委员苏华和闽南特派员李铁，召开闽中特委机关干部紧急会议，部署建立抗日武装等问题。至7月下旬，沿海地区党组织先后组建了7支抗日武装，总人数达1600人，枪支500多支。其中，最具规模、最为活跃的是长乐抗日游击总队。总队长刘润世是福建省委直接领导下的秘密党员，曾在长乐国民抗敌自卫团担任副司令。长乐沦陷后，被任命为长乐游击总队总队长。特委派人向刘润世传达省委领导批示和特委会议精神，并沟通他与福清党组织负责人陈亨源领导的福清抗日游击队的联系。随后，长乐、福清、平潭、莆田各支抗日游击队合并组成“长乐抗日游击总队”，对外仍沿用国民党福建省保安司令部规定的番号，由刘润世任总队长，爱国民主人士林宝荣任副总队长，陈亨源任参谋长，下设3个大队，分别由陈亨源、林宝荣、陈金来任大队长。6月14日，日军派步兵200多人到长乐三溪、江田一带进行第二次“扫荡”，长乐抗日游击总队三中队伏击日军，毙敌7名，使敌仓皇逃窜，此后再也不敢到江田一带“扫荡”。8月4日，日军100多人分乘两艘汽艇从营前到蕉岭视察，长乐抗日游击总队派出50名敢死队员在琅尾港伏击，击毁敌汽艇一艘，毙敌42人，日酋田中岛中佐和村野分队长均被击毙，而游击队无一伤亡。战后，参战人员受到中共福建省委和中共中央华中局嘉奖，许多爱国华侨也从海外发来慰问信表示祝贺。9月初，游击总队获悉日军将从县城撤退的消息后，积极反攻，于9月3日收复长乐县城。
  由中共长（乐）平（潭）中心县委领导的连江抗日游击队（后改称“闽海人民抗日游击队”）也是一支取得较好战绩的队伍。该队由马透中心党支部组建于连江首次沦陷后，共有170多人枪，分为两个中队，第一中队中队长陈凯斌，指导员林广；第二中队中队长梁仁钦（后为陈位郁），指导员邱惠。8月初，日军驻连江最高指挥官原田大佐带领200多名日伪军到连江丹阳、长龙、下洋等游击区“讨伐”，游击队和国民党第七十五师一部联合设伏，击毙原田等7名日军。8月底，驻扎在浦口镇的百余名伪军再次对下洋“扫荡”，游击队与国民党第一〇七师三一九团协同作战，又歼敌16名。日军遭此打击后，只得龟缩在县城、浦口、东湖等据点和炮楼里。9月3日，游击队配合国民党第一〇七师一部及县保安中队，收复连江县城。
  这期间，国民党第二十五集团军，也乘日军收缩兵力，其陆军陆续调离闽海之机，发动光复福州的战役。至9月5日止，福州及周围地区全部收复。
  1944年9月，日军为了维护沿海交通，防止盟军在中国东部沿海登陆，在对浙东沿海用兵之后，又对福州发动攻势。10月4日，福州以及闽侯、长乐等地第二次沦陷。
  福州及周围地区第二次沦陷后，省委又领导沿海人民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44年10月，黄国璋与长乐县共产党员、县抗日游击总队副司令郑乃之取得联系，组织一支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抗日突击队，闽中特委派共产党员王其珠出任队长，这支突击队活动于长乐县一带。在福清，中共福清中心县委书记陈亨源和共产党员何胥陶领导的游击队吸收江德乡自卫队成员，建立“福建抗日先遣队福清支队”，由何胥陶任支队长，队伍发展到100多人。在连江，中共福（清）长（乐）平（潭）中心县委指示下洋党支部，重新组织下洋抗日游击队。11月10日，下洋抗日游击队与国民党八十师一部联合攻打琯头镇，歼灭日军三四十人，击沉敌运军火的汽艇一艘，缴获一批无线电台。1945年1月，下洋抗日游击队配合国民党第八十师一个连攻打浦口镇日军据点，打死打伤日军13人。在长乐，1944年10月，周裕藩、林慕增等人集中原“沿海突击队”队员100多人，在壶井成立抗日游击队，由林慕增任队长。其后，周裕藩又带领部分队员到福州鼓山成立鼓山游击队。11月，鼓山游击队成功地袭击日军一艘运粮船。
  第四节 反顽斗争
  1937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在南方各游击区工作方针的指示中指出：“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这些战略支点是十年血战的结果，应该十分重视它们。”毛泽东建议南方10个游击区成立10个特委，大的区域将来成立省委。遵照12月中共中央和长江局的指示，中央闽粤赣边省委改称为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亦称闽西南特委），由方方任书记。同时设立新四军二支队驻龙岩通讯处（不久改为新四军二支队驻龙岩留守处）。闽赣省委于次年1月根据东南分局的指示亦改称为闽浙赣特委，由曾镜冰任书记。同时设立新四军三支队驻崇安留守处。闽东地区仍由中共闽东特委领导，由范式人任书记。同时设立新四军三支队六团驻宁德留守处。
  新四军北上后，福建党组织根据斗争需要，留下少数武装：即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1个班，二支队驻龙岩办事处1个连，三支队驻崇安办事处1个排，由左丰美领导的闽东北地区1个连，三支队六团驻宁德留守处一个排，以上各部总数不足300人。
  1938年5月，中共中央长江局决定“闽北和闽东合组省委”。根据这一决定，6月，中共闽浙赣特委和闽东特委合并成立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曾镜冰。
  1938年下半年后，福建各地党组织开始重视建立自卫武装。1937年7月福建省委召开党代会后，省委派王文波到建松政组织起以大刀会面目出现的群众武装，派左丰美到闽东成立一支20余人枪的闽东主力游击队。1940年4月，省委决定将开展“建军运动”列为抗日统一战线的新任务之一，努力朝着“建立基本武装”、“建立群众武装”、“建立内线武装”这3个方向积极工作，尽快建立一套完备的武装体系。(①《中共福建省委关于新形势与抗日统一战线的新任务》，1940年4月。)9月，在崇安成立福建省军事委员会，由曾镜冰兼军委会主席，王助任副主席，对各地军事工作实施统一领导。在省委领导下，各地党组织相继建立20～50人的武装队伍。
  闽西南潮梅特委所辖地区的党组织也开展建立武装的工作，公开的称壮丁队、开荒队，秘密的称武装基干队。至1939年12月，龙岩县约有200人枪，永定县有100人枪。闽南中心县委及各县党内武装人员各约有四五十名，隐蔽于群众武装中的人员另有150名。
  一、闽西南地区
  福建国民党当局急于消灭留下来的共产党的领导机构和仅存的一点武装，在发动“泉州市变”后，1938年3月，又制造谣言，进攻新四军驻龙岩留守处，闽西特委为顾全大局，团结抗日，把留守处改为“新四军二支队后方家属通讯处”，把所留的一个连撤离龙岩，开往皖南编入新四军军部警卫营。在闽南，国民党顽固派杀害了芗潮剧社负责人柯联魁及中共闽西南特委委员、漳州中心县委常委林路。
  1940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以陈仪为首的国民党福建省政府，秉承蒋介石的意旨，支持、纵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一系列反共事件。在闽西，1940年2月21日，国民党地方保安队包围龙岩连坑，抓捕中共龙岩县委委员吴潮芳、湖邦区委书记彭涌金等17人，制造了“连坑事件”。后彭涌金等3人被杀害。5月至9月，国民党又先后杀害中共永定县委常委、丰稔区委书记马永昌，丰稔中心区委委员吴国桢和从缅甸回国参加抗日活动的女共产党员陈康容等人。在闽南，国民党第五专员公署于1940年春在靖和浦中心区成立“剿匪指挥部”，派兵洗劫革命基点村平和欧寮，捕杀40多名群众；9月又血洗平和山内、文峰一带基点村，杀害共产党员及群众数十人。10月，顽军又进攻漳浦各基点村，杀害共产党员、抗日武装人员和群众100多人。年底，中共云和诏县委书记吴永禄也被杀害。
  在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面前，闽西南特委先后发表宣言、谈话，召开追悼会，向社会各阶层揭露事实真相，争取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发函电呈请当局依法惩凶，保障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安全；同时用严厉手段镇压凶手。龙岩县委断然处决了“连坑事件”的告密者。永定县委惩治了杀害马元昌的凶手，使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
  1940年11月，国内形势日趋严重，南方局决定撤销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在其辖区内分设闽西、闽南、潮梅3个特委，隶属于新成立的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根据南委指示，各地党组织及自卫武装转入隐蔽生产，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1941年秋天，国民党调集省保安团第十一团和第八团，各县自卫队、警察等，对闽西地区进行军事“清剿”。在这次顽军的“清剿”中，闽西特委书记王涛及县级干部牺牲5人，区乡级干部牺牲10余人，党员群众被捕700余人，被杀害100余人，基点村群众的财物被抢掠一空。
  在反“清剿”中，闽西特委以保存党的组织和党的干部为首要任务。各县、区干部大部分撒退上山隐蔽，随后又将撤出的一部分干部派去开辟新区，另提拔年轻、没有暴露身份的干部去恢复被破坏的区乡党组织。中共南委也抽调一些闽西的骨干到粤东学习，既保护他们，又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由于策略得当，到1941年底，反顽斗争取得基本胜利。保存了多数主要干部，保存了老基点和武装，开辟了部分新区。
  在闽南，1941年夏秋，国民党顽固派调集兵力对靖和浦中心区域、梁山老区基点村及诏安乌山基点村进行“清剿”。闽南党组织缩手缩脚，不敢大胆斗争。1942年2月，南委决定成立闽粤边委员会，朱曼平调任边区党委书记，闽南特委由卢叨任书记。特委决定集中骨干20余人，将埋藏的枪支取出，实行武装自卫，才使局势稳定与巩固下来。
  1942年初夏，发生“南委事件”。由于国民党特务破坏和叛徒出卖，江西省委、粤北省委被破坏。事件发生后，南委派员到重庆向南方局汇报。同年12月，南方局决定：南委领导取消，工作停止，南委书记方方离开南方；潮梅特委、闽西特委直接同南方局联系；南委电台停止使用。南委根据南方局的指示作了部署：决定在闽西南老苏区保留特委、县委，取消党委制，改设特派员制，魏金水为闽西特派员，卢叨为闽南特派员。两个特委均属中共闽粤边委领导。区委以下组织解散，区设联络员，支部设观察员，白区党组织则全部解散停止活动。闽西特委根据南委指示，采取向基本地区外围放点放线的形式，即派遣干部、党员分散前往闽粤边区乡村、城镇。有的利用社会关系谋取合法职业，有的留在当地开荒、烧炭，有的经商或教书。闽南特委也采取类似措施。
  1943年夏，国民党顽固派对闽西南地区共产党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破坏隐蔽生产单位，摧残基点村群众，逮捕革命者家属，杀害给山上送消息、送粮食的党员、群众，形势十分险恶。为保存人民的抗战力量，改变闽西南地区的政治形势，闽西南党组织于10月恢复武装自卫组织，成立“武装经济工作队闽西南总队”及“闽西经济工作分队”。这两支武装惩办为非作歹的保长、反革命分子，打击国民党保安团，缴获枪支武装自己，并筹集经费解决部分给养，分散顽军兵力，保护山上同志，改变共产党活动停止的状态，为后来的斗争奠定基础。
  1944年春，闽南特委成立闽南政治保卫队，加强反顽斗争。政治保卫队积极开展斗争，逐步恢复平和山区、云和诏的乌山地区以及闽南的国统区工作，扭转了困难局面。此后，中共闽粤边委决定将武装经济工作闽西南总队和闽西经济工作分队合并，建立一支坚强的抗日反顽武装。为纪念3年前牺牲的闽西特委书记王涛，边委命名这支部队为王涛支队。1944年10月25日，王涛支队在上杭正式成立，刘永生任支队长，巫先科为副支队长，陈仲平为政治部主任兼代政委，成立时49人，成员都是久经斗争考验的中共党员和优秀骨干。
  1944年11月，国民党当局在福建、广东、江西3省边区设立绥靖指挥部，划3省边区22个县为“清剿区”，并设4个绥靖指挥部。在闽西，以保安第三团为主设立“闽粤赣边第一联防指挥部”，在闽南则分设靖和浦及云和诏两个联防办事处，企图消灭闽西南地区共产党组织及其人民武装。12月，王涛支队袭击龙岩小池何家陂炮楼，全歼守军10人，接着又歼灭尾追而来的保安团的一个尖兵班，煞住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气焰。这年11月，永和靖县委根据闽西特委指示，在永定金丰大山成立以牺牲的女共产党员陈康容名字命名的“康容支队”，队员共15人。1945年2月，“康容支队”并入“王涛支队”，“王涛支队”发展到150多人。1945年4月13日，王涛支队奇袭上杭丰稔，歼灭国民党保安第三团第一大队机枪中队，取得开展武装自卫斗争的一次大胜利。
  6月中旬，中共闽粤边委在永定金丰大山召开“金丰会议”，决定王涛支队进军广东饶平的清岚洞，与潮汕兄弟部队配合争取同日军直接作战，创造解放区。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共闽西南特委和军事委员会，由魏金水任书记兼军委会主席。6月下旬，王涛支队进行整编，支队部改为司令部，原支队长、副支队长改称为司令员、副司令员，任命郑金旺为参谋长。并将原部队编为3个大队。接着，王涛支队向闽南进攻。7月4日，王涛支队在平和县乌兰坑与闽南特委领导的政治保卫队会合。政保队改编为王涛支队第四大队。
  二、闽浙赣地区
  1938年初，新四军北上后，国民党顽固派对闽浙赣地区的党组织及自卫武装发动军事进攻。3月16日，国民党驻闽东之保安第二旅派兵袭击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驻宁德留守处，杀害警卫排长等2人，逮捕办事处负责人郭文焕等50多人，制造了“宁德事件”。接着，国民党顽固派又袭击寿庆政中心县委，杀害县委书记范振辉等10多人。在闽北，国民党顽固派派兵袭击建阳县委，杀害县委书记邱有贵等人，制造了“建阳事件”。
  1940年，国民党福建当局在闽浙赣地区制造了一系列反共事件。在闽东地区，国民党福建第一行政区督察公署于1940年10月3日在宁德召开“清剿闽东散匪谈话会”，布置分5个区域进行全面“清剿”。10月9日，闽东特委书记罗富弟、周墩县委书记张华山等4人在宁德梧柏洋被捕杀害。在闽北地区，1940年春，国民党驻闽绥靖公署情报处按军统局旨意，派军统特务企图捕杀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曾镜冰，几次行动，均未得逞。8月13日，国民党特务暗杀了回崇安探亲的全国战地动员委员会委员陈昭礼。
  “皖南事变”前，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曾密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对闽浙赣地区实行全面“清剿”。顾在崇安成立闽浙赣三省边区绥靖指挥部。1941年2月，闽浙赣三省边区绥靖指挥部调集3个保安团，以国民党福建省第三行政公署专员陈世鸿为总指挥，对以崇安为中心的闽北基本地区发动历时4个月的第一期“清剿”。福建省委为保存革命力量，决定省委机关人员和武装人员分5路分散隐蔽活动。省委安全地转移到江西上饶县禹溪乡。而省委武夷干校和通讯队却遭到顽军包围袭击，教育长卢懋榘等6人被捕杀害；学员、闽南特委书记李刚，新四军驻南平留守处代主任曹捷等人，弹尽粮绝，饿死在山上。建松政地区也受到严重破坏。5月，省委派武装恢复了这个地区的工作。
  1941年5月，根据顾祝同的电示，闽浙赣三省边区绥靖指挥部又制定第二期“清剿计划”、划瑞平为“清剿之重点”，分5个搜剿区域“进剿”。这次“清剿”为期3个月。省委决定采取“躲击战术”，以躲为主，以击为辅，使“进剿”的顽军捉摸不到，保存了党组织和自卫武装。省委机关转移回邵武县二都乡。
  1941年8月，闽浙赣三省边区绥靖指挥部再次组织为期6个月的第三期“清剿”，重心是“整个破坏”中共地方组织与“全部消灭其潜伏溃散之党羽”。省委决定转移到离顽军包围圈较远的地区，实行武装斗争与秘密工作相结合，再次渡过难关。
  1942年1月，国民党闽浙赣三省边区绥靖指挥部，以八十师师长李良荣为总指挥，调动1个团又1个营的兵力，重点进攻福建省委所在地，开始第四期军事“清剿”。省委决定：由叶良运率领省委武装冲出包围，转移到建瓯沿河公路线建立新区。曾镜冰、左丰美、陈贵芳等则率特务班、电台、特务队及机关干部分散隐蔽到建瓯。5月，因闽浙赣边与日军的战事紧张，国民党军队被迫结束军事“清剿”。
  在闽中地区，长乐县城光复后，刘润世被国民党省政府任命为长乐县长，陈亨源被任命为县卫生院院长，抗日游击总队队员被分期分批遣散回乡。不久，闽中特委迁到长乐南阳，组建了江田区警卫队。1942年春，国民党长乐县军事科长率县保安队将江田区警卫队包围缴械。闽中特委动员附近群众千余人将县保安队围困。刘润世以县长身份到江田查办，并将国民党方面部署“清剿”南阳革命基点村的情报向特委紧急报告。特委遂将机关武装转移，从而避免了损失。国民党当局怀疑刘润世，免去其县长职务。
  1942年底，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指示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对闽浙赣边区进行第五期“清剿”。这次出动第四十一师，江西保安第八团的一个大队。重点“进剿”闽北、闽东。这次“清剿”，使闽东游击队损失惨重。1943年1月上旬，被国民党军诱捕的84名闽东游击纵队队员在宁德霍童被集体枪杀，后称为“霍童事件”。
  1943年2月，闽浙赣三省边区绥靖指挥部又制订第六期“清剿”计划，以王冠任总指挥官，在各地分设4个“会剿指挥所”，集中边区各县自卫队，乡警备班，壮丁队等地方武装，在第三战区正规军协同下，实行“进剿堵击”。“清剿”时间长达半年。中共福建省委及其近百名武装人员，采取军事上躲击的战术，对付顽固派。到了秋天，顽固派的进攻仍然有增无减，环境日益恶化，省委与上级、与兄弟地区、与下级的联系都被切断。省委遂决定突击包围圈，转移到闽中。9月至12月，在省委政治交通苏华和闽江沿线交通站的护送下，曾镜冰及部分省委机关干部经建阳、南平、福州安全地转移到永泰青溪村。
  1944年1月，国民党又发动对闽北基本地区的“清剿”。当时，省委正在仙游整风，获得消息后即决定提前结束整风学习，转入反围攻的紧急动员。1月16日，省委发出《关于国民党反动派第四次围攻形势与我们具体对策的指示》，决定由闽江特委负责打通闽北到古田、将乐两条路线，左丰美、王一平、叶良运率省委主力部队南下，留下王文波、汪林兴等在闽北坚持斗争。随后，各部开始行动。2月29日，闽中特委书记黄国璋率精干游击队袭击涵江交通银行，缴获钞票400万元，黄金20多两，解决了省委和部队的经费问题。4月，省委主力分别组成“英勇支队”和“顽强支队”南下。顽强支队由左丰美、黄扆禹、叶良运率领到达省委机关。英勇支队和省委电台由王一平负责，转移到闽清坚持斗争。8月初，省委派出寻找中共中央华中局的章志廉回到省委机关，向省委传达华中局的指示：福建党组织应向沿海地区发展，争取海上伪军张逸舟部；要进一步贯彻隐蔽精干的方针；通过内部整风达到巩固自己、提高自己的目的；开辟闽西北地区，恢复闽东地区，打通浙东路线。省委为贯彻这一指示，决定把省委机关迁到长乐南阳，在南阳举办两期干部学习班，一面整风学习，一面总结经验，由于省委南迁，使顽军失去作战目标，加上坚持在闽北地区的游击队采取“躲击”战术，积极开展斗争，使闽赣地区得到巩固和发展，国民党顽固派的这次“清剿”又被粉碎。
  1945年5月上旬，省委在长乐南阳召开主要干部会议，以整风的精神检查前一段工作，研究今后的方针与任务。会议结束后，根据华中局指示，省委派左丰美、王一平率部队北上回到建瓯古井下，与中断联系两年多的建松政特委陈贵芳率领的部队会合。随后，部队又派人到浙南寻找党组织，以便打通浙南路线。
  5月中旬，日军从福州、长乐等地撤退。国民党顽固派又将注意力集中到福建省委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向集中在长乐南阳的省委及其领导下的武装再次发动“清剿”。6月上旬，省委在南阳召开紧急会议，作出《为分散隐蔽发展民主游击战扩大民主隐蔽根据地建立地下军粉碎国顽五次进攻决定》，指出要实行隐蔽的游击战，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保存有生力量。会后，省委决定各部队立即分散活动，并要求分散人员“自力更生，赤手成家”，搞好生产，掩蔽活动。省委派人到莆田湄洲岛，通知隐蔽在伪军中的180余名武装基干撤退。由于该武装领导入张伯庭未能当机立断组织撤退，结果被伪军包围在莆田忠门东吴村，张伯庭等人惨遭捕杀，酿成“东吴事件”。省委又派蔡文焕等人赶到惠安三台垅，拟接应海上地下武装撤退。但由于蔡文焕擅自更改路线，在海上遭顽军阻击而耽误时间，惠安港口被封锁，船漂泊到惠安科伍时，蔡文焕等11人被捕，酿成“科伍事件”。加上船上放的记载党员名单的日记落入敌手，致使惠安部分党员被捕。这两起事件后，莆田的部队、家属被捕100多人，被杀20多人，给闽中游击武装造成重大损失。6月中旬，顽军又进攻南阳。省委遂转移到林森（即闽侯）县活动。在这期间，国民党顽固派连续烧杀长乐南阳、江田，永泰凤落、官烈和福清、平潭、晋江等县基点村，围攻闽西北挺进游击队。该游击队于9月30日在永安全军覆没，游击队领导入林大蕃、游栋壮烈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