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1928年3月至5月，许多地区农民在临时省委及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纷纷进行武装暴动，反抗国民党的统治。其中规模较大的有5次。
  （一）龙岩后田暴动
  1927年冬，中共龙岩临时县委积极准备开展武装斗争，为培养和训练武装队伍，由后田党支部开设“青年国术馆”，以教习拳术为名，组织和训练武装骨干。当地豪绅也拉拢一些地痞流氓和保守落后的农民，组织“老人拳术馆”，对抗和破坏农民协会的活动。
  1928年春节后，由于粮荒，粮价腾涨，后田农会决定禁止富豪的粮食出境，以平定粮价，同时发动农民抗租抗捐。3月4日，农会宣布废除租债向地主索还钱据田契，地主拒交，唆使地痞流氓陈北瑞等人打伤农民2人，并阴谋暗杀农会负责人。
  中共龙岩临时县委决定举行武装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当晚，组成暴动指挥部，率领后田农民镇压了陈北瑞，收缴反动派的枪支。并召开群众大会，当众焚毁田契借约。临时县委负责人郭滴人在会上宣布：“从此旧债不还，田租不交，田地由农民分配。”第二天，农会又没收地主的粮食，分配给穷苦农民。农民们群情激昂，附近东肖的郑邦、龙聚坊、邓厝、孟头等村的农民也相继暴动。
  龙岩暴动引起反动派恐慌。3月9日，福建省防军混成第一旅陈国辉部派一个团包抄后田。后田暴动队100多人在临时县委书记罗怀盛的率领下，与国民党军激战两个多小时，分两路撤退。由邓子恢、罗怀盛、陈品三等率领转移到龙岩、永定交界的孔夫一带休整，改编成立闽西第一支游击队——后田游击队，由陈锦辉任队长。
  省临委在4月10日《省委通讯》上发表《龙岩最近斗争的经过》,介绍后田暴动的过程，总结了经验。指出：“斗争策略是对的，在事前群众情绪很高涨，在斗争中群众有英勇的表现，及事后群众对党仍是信任，现在更形成誓不两立的二大营垒。表面上虽然失败了，实际上我们已得很大的胜利。”“不过执行时工作上有缺点耳。”
  (二）平和暴动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闽南特委书记罗明到平和指导工作。临时省委成立后，临委派罗明、谢景德（即谢汉秋）到平和，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布置武装斗争。平和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积极做暴动的准备工作。
  1928年2月12日，中共平和临时县委于长乐乡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工农革命军1个团，以朱积垒为团长。2月24日，又决定在党内设暴动委员会，由朱积垒任总指挥。临时县委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主客观力量，认为平和县城驻军只有保安队和警备队，不足200人，决定举行暴动。平和临时县委一方面将暴动计划送往漳州，请求临时省委领导。一方面与广东饶平、大埔县委联系，取得他们支持。广东方面派出拥有50多支枪的农军支援平和暴动。暴动原定2月28日举行，后因准备不足，推迟到3月8日。
  3月8日凌晨，暴动总指挥朱积垒率领数千名工农革命军和农民自卫军开赴县城。首先从西门、北门攻入城门。由于进攻东门与南门的农民未能及时赶到，城内守军及土豪劣绅大多从南门逃脱。各路农民攻入县城后，打开监狱，放出被捕党员及群众20多人，烧毁了县公署、县教育局和几家劣绅的房屋。二三小时后国民党军从西门、北门向城内反攻。因为朱积垒右手负伤，临时不能指挥，加以火药被雨淋湿而失效，减弱了农军的战斗力。农军被迫由北门退出，返回长乐乡集中。
  3月16日，驻漳州国民党独立第四师张贞部派出一个营，联合地主民团向长乐乡农军进攻。农民武装集中百余人与之激战数小时后撤退。
  临时省委于3月12日接到平和临时县委的报告，起草了《为平和暴动告工农兵民众书》，指出：“平和暴动已经宣布了反动国民党军阀的死刑，是全福建暴动的先声，是福建空前的壮举，是全福建工农兵自求解放的信号。”号召全省工农群众行动起来，为解放自己而继起奋斗。但由于交通阻隔，临时省委于3月15日才得知平和暴动确已爆发，于是一面派李任予、刘端生赶赴平和传达省委指示，一面立刻向中央报告，要求中央加强指导。6月，临时省委又致信平和县委，对这次暴动给予充分肯定，同时也总结了经验教训，认为暴动虽然失败，影响却很大，证明共产党的基础已在福建工农群众当中建立起来，给了反动派以很大的打击；但也指出：斗争的失败表明，平和县目前主观力量还比较薄弱，“在短期内还不能实现总暴动夺取全县的政权”，认为应以长乐乡一带乡村为中心，发动群众性的游击战争，逐步向周围乡村发展，造成割据局面，以“渐渐造成全县总暴动的局面”。
  （三）上杭蛟洋暴动
  1928年3月，中共上杭县委在蚊洋建立北四区区委，领导这一带20多个乡村开展农民运动。出身地主家庭的共产党员傅柏翠带头减租，迫使其他地主效法，农民们从斗争中获得了实利，斗争积极性高涨，纷纷加入农会。到五六月间，全区农会会员发展到1000多人，农民自卫军发展到800余人，拥有160余支单响步枪等武器，实际上形成了初步的武装割据。
  国民党当局及当地驻军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郭凤鸣部对此十分恐慌，伙同土豪劣绅不断对农会施加压力，强行勒捐派款，扬言“武力剿办”，企图迫使农会屈服。5月间，上杭县公署亦发出通牒，限令北四区农会立即解散，交出“共产分子”。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北四区农会准备反抗，扩充农民自卫军，组织了有800余人的敢死队。
  6月25日，郭凤鸣派兵进攻蚊洋。蛟洋农民自卫军在中共上杭县委书记郭柏屏（即郭慕亮，后叛变）及农会负责人傅柏翠指挥下，立即举行武装暴动，组织敢死队和农民武装近千人，与国民党军展开激战，因武器较劣，农民武装被迫向山区转移。
  郭凤鸣部占领蚊洋之后，大肆劫掠，3天内共烧毁民房七八十座，农民的粮食财物被洗劫一空。各乡村的群众纷纷避居山野。被打散的农会干部和农民自卫军后来又集结起来，组成一支100多人的精干的武装队伍，继续在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四）永定暴动
  在党的“八七”会议贯彻之后，永定县的革命运动迅速发展。至1928年3月，全县有30多个乡恢复了农会，入会者达2500多户。全县先后建立9个党的支部，到5月初，党员发展到700多人。同时，党在农会中秘密组织了农民武装“铁血团”，拥有200余支枪。
  中共福建临时省委成立之后，曾先后派罗明和军事部长赵亦松到永定指导工作。1928年3月，临时省委指示永定县委“应积极领导农民进行日常的零星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发展群众及党的组织，扩大和深入党的宣传，并应计划和准备由这些零星的日常的局部的斗争，逐渐扩大成大规模的斗争，而至在不久的将来创造出暴动的局面”。(①参见《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三月份给中央的工作报告》，1928年4月。)
  为了镇压永定革命运动，国民党驻漳州之张贞独立第四师，派出江湘支队进驻永定，成立“清匪委员会”，策划镇压农民革命斗争。6月2日，江湘率领所部100余人，包围和袭击中共溪南区委，逮捕区委干部和进步教师5人。溪南民众和附近各乡村农会会员立刻组织起来，割绝通向县城的交通，武装占据周围高地，形成割据局面。
  中共永定县委认为暴动时机已经成熟，立即召开党的代表会议，制定暴动计划，成立了以张鼎丞为总指挥的暴动委员会，决定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先在湖雷一带暴动，待国民党前往镇压致县城空虚时，再攻县城。
  6月29日，阮山、熊振声等率领农民在湖雷暴动，永定东部数十个乡村随即响应。驻县城的江湘支队急驰湖雷，城内守军只剩100余人。张鼎丞即率领千余名农军从溪南出发，7月1日攻下县城，击溃守军，救出狱中战友后弃城撤退。
  永定暴动消息传到厦门，福建临时省委为之振奋。7月10日，党团省委联合发出宣言，“号召全省的工农兵群众，一致起来拥护这个光荣的永定工农暴动的胜利，并扩大这个胜利，整个的推翻豪绅资产阶级在福建的统治，建设工农兵代表会的政权!”。两天后，省委又发出《永定暴动的原因经过及今后工作任务》的通告，介绍永定暴动的经过与经验，高度评价说：“永定暴动已成为整个闽西暴动的开始，也就是福建总暴动的先声，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永定暴动队伍撤回金砂后，中共永定县委决定将队伍编为红军营，这是福建最早建立的红军部队，由张鼎丞任营长，邓子恢任党代表。福建临时省委又派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王海萍到永定指导工作。7月15日成立了由郭柏屏任书记的中共闽西临时特委和以王海萍为总指挥的暴动委员会。
  中共闽西特委在所占领的永定溪南区各乡村进一步发动群众，先后成立了10多个乡苏维埃政府。8月中旬，在金砂金谷寺召开全区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溪南区苏维埃政府，创立了福建省第一块红色区域。苏维埃政府着手在金砂乡作分配土地试点，总结出了一套分配土地的政策：所有土地都拿出来分配，只保留中农的自耕土地不动；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地主富农也同样分得一份；分田以乡为单位，各乡农民原来耕种的土地，归各乡农民分配；分田方法按原耕土地抽多补少，不能打乱平分。区苏成立了没收和分配土地委员会，进行人口和土地的调查登记，在分配前召开各种会议，宣传土地政策，分配方案确定之后，张榜公布，然后召开群众大会通过。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溪南13个乡完成2万多亩的土地分配工作。这些做法为后来的闽西土地革命提供了经验。
  由于国民党军队不断进行军事围攻及骚扰摧残，溪南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在坚持半年之后，于1928年底转入秘密斗争，红军部队也分散零星活动。
  （五）崇（安）浦（城）暴动
  1928年4月，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常委兼福州市委书记陈昭礼到达崇安，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决定将各乡农民组织整顿改名为“民众会”，进一步发动群众，筹建武装队伍，积极准备暴动，以配合闽西的斗争。在永定暴动之后，福建临时省委又于7月间进一步要求闽北党组织加速领导群众斗争，“亦可发动游击战争，造成经常的骚动，与闽西相呼应”。(①《福建工作综合报告》，1928年7月29日。)
  中共崇安县委根据闽北形势与临时省委的要求，加紧恢复与发动北乡农民斗争，同时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东乡上梅为中心的广大乡村。
  东乡农民对于日本洋商在上梅开办松木厂，肆意毁坏山林和欺压百姓的行径极为愤慨。9月28日，中共崇安县委书记徐履峻（徐崇德）等人发动数十名武装的民众会员，首先发动暴动，捣毁松木厂办事处，抓捕松木厂经理、劣绅陈光盛。10月2日，县委又在上梅召开民众大会，号召减租二成，到会的有3000余名贫苦的农民。会后，愤怒的群众拘捕豪绅10余人，枪决1人。与此同时，北乡农民在安少亮领导下，也举行暴动。短短几天之内，暴动区域以上梅为中心，很快由崇安扩展到浦城边境，共有508个村庄。
  10月25日，国民党闽北驻军卢兴邦部一个团、驻浦城的吴鼎元部及土豪劣绅组织的民团近千人，分路围攻暴动村庄。各地农军在徐履峻、陈耿等人领导下，与国民党军展开殊死战斗。10月30日，农民武装终因武器低劣和缺乏作战经验而失利。暴动总指挥徐履峻在战斗中牺牲。大批暴动队员被捕或惨遭杀害。剩余的暴动队员在陈耿、徐福元等人领导下，被迫转移到附近的山林，开展零星的游击斗争。
  1928年底，新成立不久的中共福建省委派省委候补委员杨适（杨峻德）赴闽北传达党的六大精神，指导闽北的工作。杨适到达闽北后，召集新任崇安县委书记陈耿和徐福元等人，根据党的六大精神总结经验教训，调整部署，经过1个多月的工作，重新恢复了崇安和浦城西部一些乡村的党组织和民众会。1929年1月下旬，崇安县委认为暴动条件再次成熟,遂由陈耿率领1000余名农民武装在上梅第二次举行暴动。杨适、徐福元等人在崇安北乡和浦城西乡领导民众响应。2月13日，暴动队伍一举占领崇安五夫镇。5天之后，卢兴邦部卷土重来，农民武装遭到损失，撤出五夫镇，转入偏僻山区坚持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