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一、恢复党组织
  1927年7、8月间，在福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之后，中共中央派人分别来到闽北和闽南，整顿和恢复党的组织，开展革命活动。7月下旬，党中央派遣的陈昭礼偕徐履峻、潘超人抵达闽北崇安，与董涵球、董世阁、安宇、左赞等人取得联系，建立了中共崇安特别支部。同时，葛越溪、季康亦由上海到建瓯。8月中旬，陈昭礼和葛越溪、季康等人取得联系，共同商讨建立了由陈昭礼任书记的中共闽北临时委员会和中共建瓯县委。闽北临委直属中共中央领导。9月，陈昭礼到福州，成立以葛越溪为书记的中共闽北临委办事处。
  8月初，党中央派遣的陈少微（陈明）经厦门转抵漳州，找到了原中共闽南特委党员。经过10多天的联络和准备，陈明召集罗明、陈祖康、刘端生、邱泮林、李联星、许土淼、谢景德等十七八人在南靖召开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以陈少微为书记的中共闽南特委。根据中央指示，于9月改称中共闽南临时特委，改由罗明任书记。
  福建党组织的两大领导机关又恢复工作后，按照中央指示，加紧整理原有支部，发展党的组织，扩大党的力量，开展工农群众运动。至1927年底成立中共福建省临委前，已有市委2个（厦门、福州），县委5个（建瓯、龙岩、永定、漳州、平和），特支4个（武平、南靖、德化、仙游），准备成立的县委有8个（崇安、上杭、永春、莆田、惠安、同安、海澄、漳浦），党员总数约400人，比8月刚恢复组织活动时增加1倍。
  二、迎接南昌起义军
  1927年9月5日至9日，周恩来、叶挺、贺龙、朱德等率领的南昌起义军由江西瑞金陆续入闽，开抵汀州。中共闽南特委从上海和厦门的报纸上获悉南昌起义军的消息，当即召开会议决定：一、马上派特委宣传部长罗善培赶赴闽西，争取与起义军取得联系；二、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向所属各地发布通告，“预备响应”南昌起义军；三、派人到起义军可能路经的地方，布置当地党组织“组织暴动”，以响应叶、贺的军事行动；四、在闽南、闽西联络民军，使民军对叶、贺军事采取中立态度，减少起义军的阻力。闽西各县的党组织，也积极行动起来，做好迎接起义军的工作。
  起义军在长汀，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宣传；在当地党组织的帮助下，镇压4个罪大恶极的豪绅官吏；并筹集到军费4万元。起义军的300多名伤病员，在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的帮助下，得到了精心的治疗和护理。起义军帮助建立了中共长汀支部，以段奋夫为支部书记。周恩来和朱德还接见了长汀的全体党员，指示长汀党组织必须发动群众，进行武装斗争。
  9月9日，起义军从长汀开抵上杭。周恩来、朱德等会见了闽南特委代表罗善培及中共上杭县委书记蓝维仁，后来又会见了永定县党组织代表张鼎丞、陈正、卢肇西等人，听取他们的汇报，向他们介绍南昌起义的经过和意义，指出当前应当领导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周恩来告诉他们，起义军的行动计划是打到潮州、汕头一带去，与海陆丰农民武装汇合，在那里建立革命政权，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周恩来要求闽西各地党组织协助起义军做好四件工作：一是搞好交通运输；二是筹集粮锏；三是协助警戒和收集情报；四是收容和安置伤病员。周恩来还决定留下五六十支枪，帮助闽西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
  上杭党组织立即成立“民差办事处”，组织几十条船和数十名船工，为起义军运送物资和伤病员，并动员群众，腾房子给部队歇宿，帮助筹集粮草，使起义军能够顺利过境南下。
  9月下旬，起义军进入广东，在大埔三河坝一带与国民党军多次激战，失利后返回福建。10月10日，进入平和县境。根据平和党组织侦察到的情报，得知平和县城驻守兵力不足200人，朱德指挥起义军攻入县城，驻守的保安队、警备队和县吏，仓皇弃城逃窜。在平和县城，朱德接见了中共平和县委的领导入朱积垒、陈彩芹、朱思、朱赞襄等，指示平和县委开展农民运动，发动武装斗争，把农民运动同武装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同时注意与饶平、大埔等邻县革命力量取得联络，在斗争中互相支援。当晚，起义军撤离平和县城，后经永定、武平等地，进入江西，当地党组织派出农民，为起义军充当向导，使起义军顺利摆脱追敌，进入赣南山区。
  三、贯彻“八七”会议精神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消陈独秀总书记的职务，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接着，8月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讨论了主要的地方组织的工作。8月11日，中央给广东广西省委及闽南临委发了指示信：“决定派周恩来、张太雷、彭湃、恽代英、黄平、张国焘为中央之南方局成员，以张国焘为书记，并在南方局下设立军事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主任，在周恩来等未到职前由张太雷、杨殷等组织临时的南方局管理广东、广西、闽南及南洋一带特支。负责准备并指导上述区域内之暴动及一切政治军事事宜。”(①《中央给广东广西省委及闽南临时委员会信》，1927年8月11日。)8月27日，中央发出给闽北闽南临委信：“决定闽省暂时划为闽南、闽北两区。兴化、泉州、厦门、漳州、龙岩、汀州各属为闽南；福州、南平、邵武、建宁所属为闽北。各设临时委员会管理之。闽北临时委员会直隶中央，闽南临时委员会由粤省委指挥。闽北中心应渐移福州，闽南临委应在厦门。闽北闽南两临委应互相联络互派交通。闽北临委定书记陈昭礼，组织潘作民，宣传季康。闽南临委定书记罗善培，组织罗筹添，宣传陈少微。”同时指出：“闽省工作应据中央紧急之决议确定自己工作之方向”，“我们工作的中心问题是如何组织农民，如何武装农民，使他们能够自己起来用暴动的方式夺取政权。”(②《中共中央致闽北闽南临委信》，1927年8月27日。)
  中共闽南临委接到中央指示信后，讨论决定了当前的工作大纲：在农运方面，积极组织农协及武装；在组织上，整理原有之支部，扩展支部组织，特别是在工农群众方面，加紧训练宣传，检阅党的自身力量；在国民党左派运动方面，进行秘密组织，扩大活动；在争取民军、会匪上，收编造成自身力量，联络成为同盟者，使之对叶、贺军事取中立。但对于立即组织秋收暴动，闽南临委认为“在闽南的客观条件，尚未具备”，(①《中共闽南临时特委明祥报告》，1927年10月10日。)因此决定除将中央秋收暴动之意义及纲领策略特别宣传外，只开展减租及反抗烟苗捐两种运动，作为农民的公开的斗争。
  1927年10日，陈明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闽南党的工作情况。中央认为：“闽南闽北应即合并组织——临时省委”(②《中共中央致福建省信》，1927年10月15日。)，以适应革命形势之需要；并决定由陈明负责召集全省各县党的负责人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中共福建临时省委。12月4日，中共福建各县负责人联席会议在漳州召开。到会的有闽南、闽北临委及福州、建瓯、厦门、漳州、龙岩、漳浦、同安等县负责人20人，另有共青团代表1人。对政治、党务、共青团、工运、农运、军运、会匪、经济等八项报告进行讨论。会议选举产生以陈明为书记的中共福建临时省委。通过了《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等各种决议及《告全省同志书》。
  《目前政治决议案》指出，大革命失败的原因除了资产阶级的背叛以外，党的领导机关犯了机会主义错误也是主要原因之一。福建的党组织也同样因袭了这种错误，必须注意时时刻刻与一切机会主义奋斗。决议号召各级党组织，领导工人农民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设苏维埃政权。
  这次会议后不久，临时省委接到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文件。为贯彻这一中央会议精神，福建临时省委于1928年1月10日，在厦门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目前政治任务、组织、职工、共青团、纪律及工作人员分配等问题。会后，在党内发布了《福建政治现状及目前工作大纲》。《大纲》提出，对于军阀战争所取的策略，是以革命战争消灭军阀战争。在年关即将到来的时候，要领导工农贫民起来暴动。“从各地各个暴动中，发展到联合成一个总暴动”。为了便于领导和统一指挥，会议把全省划为4个暴动区域，以龙岩、永定、平和为第一区，漳浦、海澄为第二区，惠安、甫田、仙游为第三区，建瓯、建阳、崇安为第四区。会议要求，第一、二、三暴动区应向漳州、厦门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发展，实现闽南广大地区联成一片的革命区域；第三、四暴动区域应向福州发展，以完成整个闽北地区的统一。根据目前主客观形势，会议要求第一、二暴动区首先举行暴动。
  四、领导农民武装暴动
  1928年3月至5月，许多地区农民在临时省委及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纷纷进行武装暴动，反抗国民党的统治。其中规模较大的有5次。
  （一）龙岩后田暴动
  1927年冬，中共龙岩临时县委积极准备开展武装斗争，为培养和训练武装队伍，由后田党支部开设“青年国术馆”，以教习拳术为名，组织和训练武装骨干。当地豪绅也拉拢一些地痞流氓和保守落后的农民，组织“老人拳术馆”，对抗和破坏农民协会的活动。
  1928年春节后，由于粮荒，粮价腾涨，后田农会决定禁止富豪的粮食出境，以平定粮价，同时发动农民抗租抗捐。3月4日，农会宣布废除租债向地主索还钱据田契，地主拒交，唆使地痞流氓陈北瑞等人打伤农民2人，并阴谋暗杀农会负责人。
  中共龙岩临时县委决定举行武装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当晚，组成暴动指挥部，率领后田农民镇压了陈北瑞，收缴反动派的枪支。并召开群众大会，当众焚毁田契借约。临时县委负责人郭滴人在会上宣布：“从此旧债不还，田租不交，田地由农民分配。”第二天，农会又没收地主的粮食，分配给穷苦农民。农民们群情激昂，附近东肖的郑邦、龙聚坊、邓厝、孟头等村的农民也相继暴动。
  龙岩暴动引起反动派恐慌。3月9日，福建省防军混成第一旅陈国辉部派一个团包抄后田。后田暴动队100多人在临时县委书记罗怀盛的率领下，与国民党军激战两个多小时，分两路撤退。由邓子恢、罗怀盛、陈品三等率领转移到龙岩、永定交界的孔夫一带休整，改编成立闽西第一支游击队——后田游击队，由陈锦辉任队长。
  省临委在4月10日《省委通讯》上发表《龙岩最近斗争的经过》,介绍后田暴动的过程，总结了经验。指出：“斗争策略是对的，在事前群众情绪很高涨，在斗争中群众有英勇的表现，及事后群众对党仍是信任，现在更形成誓不两立的二大营垒。表面上虽然失败了，实际上我们已得很大的胜利。”“不过执行时工作上有缺点耳。”
  (二）平和暴动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闽南特委书记罗明到平和指导工作。临时省委成立后，临委派罗明、谢景德（即谢汉秋）到平和，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布置武装斗争。平和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积极做暴动的准备工作。
  1928年2月12日，中共平和临时县委于长乐乡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工农革命军1个团，以朱积垒为团长。2月24日，又决定在党内设暴动委员会，由朱积垒任总指挥。临时县委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主客观力量，认为平和县城驻军只有保安队和警备队，不足200人，决定举行暴动。平和临时县委一方面将暴动计划送往漳州，请求临时省委领导。一方面与广东饶平、大埔县委联系，取得他们支持。广东方面派出拥有50多支枪的农军支援平和暴动。暴动原定2月28日举行，后因准备不足，推迟到3月8日。
  3月8日凌晨，暴动总指挥朱积垒率领数千名工农革命军和农民自卫军开赴县城。首先从西门、北门攻入城门。由于进攻东门与南门的农民未能及时赶到，城内守军及土豪劣绅大多从南门逃脱。各路农民攻入县城后，打开监狱，放出被捕党员及群众20多人，烧毁了县公署、县教育局和几家劣绅的房屋。二三小时后国民党军从西门、北门向城内反攻。因为朱积垒右手负伤，临时不能指挥，加以火药被雨淋湿而失效，减弱了农军的战斗力。农军被迫由北门退出，返回长乐乡集中。
  3月16日，驻漳州国民党独立第四师张贞部派出一个营，联合地主民团向长乐乡农军进攻。农民武装集中百余人与之激战数小时后撤退。
  临时省委于3月12日接到平和临时县委的报告，起草了《为平和暴动告工农兵民众书》，指出：“平和暴动已经宣布了反动国民党军阀的死刑，是全福建暴动的先声，是福建空前的壮举，是全福建工农兵自求解放的信号。”号召全省工农群众行动起来，为解放自己而继起奋斗。但由于交通阻隔，临时省委于3月15日才得知平和暴动确已爆发，于是一面派李任予、刘端生赶赴平和传达省委指示，一面立刻向中央报告，要求中央加强指导。6月，临时省委又致信平和县委，对这次暴动给予充分肯定，同时也总结了经验教训，认为暴动虽然失败，影响却很大，证明共产党的基础已在福建工农群众当中建立起来，给了反动派以很大的打击；但也指出：斗争的失败表明，平和县目前主观力量还比较薄弱，“在短期内还不能实现总暴动夺取全县的政权”，认为应以长乐乡一带乡村为中心，发动群众性的游击战争，逐步向周围乡村发展，造成割据局面，以“渐渐造成全县总暴动的局面”。
  （三）上杭蛟洋暴动
  1928年3月，中共上杭县委在蚊洋建立北四区区委，领导这一带20多个乡村开展农民运动。出身地主家庭的共产党员傅柏翠带头减租，迫使其他地主效法，农民们从斗争中获得了实利，斗争积极性高涨，纷纷加入农会。到五六月间，全区农会会员发展到1000多人，农民自卫军发展到800余人，拥有160余支单响步枪等武器，实际上形成了初步的武装割据。
  国民党当局及当地驻军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郭凤鸣部对此十分恐慌，伙同土豪劣绅不断对农会施加压力，强行勒捐派款，扬言“武力剿办”，企图迫使农会屈服。5月间，上杭县公署亦发出通牒，限令北四区农会立即解散，交出“共产分子”。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北四区农会准备反抗，扩充农民自卫军，组织了有800余人的敢死队。
  6月25日，郭凤鸣派兵进攻蚊洋。蛟洋农民自卫军在中共上杭县委书记郭柏屏（即郭慕亮，后叛变）及农会负责人傅柏翠指挥下，立即举行武装暴动，组织敢死队和农民武装近千人，与国民党军展开激战，因武器较劣，农民武装被迫向山区转移。
  郭凤鸣部占领蚊洋之后，大肆劫掠，3天内共烧毁民房七八十座，农民的粮食财物被洗劫一空。各乡村的群众纷纷避居山野。被打散的农会干部和农民自卫军后来又集结起来，组成一支100多人的精干的武装队伍，继续在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四）永定暴动
  在党的“八七”会议贯彻之后，永定县的革命运动迅速发展。至1928年3月，全县有30多个乡恢复了农会，入会者达2500多户。全县先后建立9个党的支部，到5月初，党员发展到700多人。同时，党在农会中秘密组织了农民武装“铁血团”，拥有200余支枪。
  中共福建临时省委成立之后，曾先后派罗明和军事部长赵亦松到永定指导工作。1928年3月，临时省委指示永定县委“应积极领导农民进行日常的零星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发展群众及党的组织，扩大和深入党的宣传，并应计划和准备由这些零星的日常的局部的斗争，逐渐扩大成大规模的斗争，而至在不久的将来创造出暴动的局面”。(①参见《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三月份给中央的工作报告》，1928年4月。)
  为了镇压永定革命运动，国民党驻漳州之张贞独立第四师，派出江湘支队进驻永定，成立“清匪委员会”，策划镇压农民革命斗争。6月2日，江湘率领所部100余人，包围和袭击中共溪南区委，逮捕区委干部和进步教师5人。溪南民众和附近各乡村农会会员立刻组织起来，割绝通向县城的交通，武装占据周围高地，形成割据局面。
  中共永定县委认为暴动时机已经成熟，立即召开党的代表会议，制定暴动计划，成立了以张鼎丞为总指挥的暴动委员会，决定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先在湖雷一带暴动，待国民党前往镇压致县城空虚时，再攻县城。
  6月29日，阮山、熊振声等率领农民在湖雷暴动，永定东部数十个乡村随即响应。驻县城的江湘支队急驰湖雷，城内守军只剩100余人。张鼎丞即率领千余名农军从溪南出发，7月1日攻下县城，击溃守军，救出狱中战友后弃城撤退。
  永定暴动消息传到厦门，福建临时省委为之振奋。7月10日，党团省委联合发出宣言，“号召全省的工农兵群众，一致起来拥护这个光荣的永定工农暴动的胜利，并扩大这个胜利，整个的推翻豪绅资产阶级在福建的统治，建设工农兵代表会的政权!”。两天后，省委又发出《永定暴动的原因经过及今后工作任务》的通告，介绍永定暴动的经过与经验，高度评价说：“永定暴动已成为整个闽西暴动的开始，也就是福建总暴动的先声，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永定暴动队伍撤回金砂后，中共永定县委决定将队伍编为红军营，这是福建最早建立的红军部队，由张鼎丞任营长，邓子恢任党代表。福建临时省委又派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王海萍到永定指导工作。7月15日成立了由郭柏屏任书记的中共闽西临时特委和以王海萍为总指挥的暴动委员会。
  中共闽西特委在所占领的永定溪南区各乡村进一步发动群众，先后成立了10多个乡苏维埃政府。8月中旬，在金砂金谷寺召开全区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溪南区苏维埃政府，创立了福建省第一块红色区域。苏维埃政府着手在金砂乡作分配土地试点，总结出了一套分配土地的政策：所有土地都拿出来分配，只保留中农的自耕土地不动；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地主富农也同样分得一份；分田以乡为单位，各乡农民原来耕种的土地，归各乡农民分配；分田方法按原耕土地抽多补少，不能打乱平分。区苏成立了没收和分配土地委员会，进行人口和土地的调查登记，在分配前召开各种会议，宣传土地政策，分配方案确定之后，张榜公布，然后召开群众大会通过。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溪南13个乡完成2万多亩的土地分配工作。这些做法为后来的闽西土地革命提供了经验。
  由于国民党军队不断进行军事围攻及骚扰摧残，溪南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在坚持半年之后，于1928年底转入秘密斗争，红军部队也分散零星活动。
  （五）崇（安）浦（城）暴动
  1928年4月，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常委兼福州市委书记陈昭礼到达崇安，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决定将各乡农民组织整顿改名为“民众会”，进一步发动群众，筹建武装队伍，积极准备暴动，以配合闽西的斗争。在永定暴动之后，福建临时省委又于7月间进一步要求闽北党组织加速领导群众斗争，“亦可发动游击战争，造成经常的骚动，与闽西相呼应”。(①《福建工作综合报告》，1928年7月29日。)
  中共崇安县委根据闽北形势与临时省委的要求，加紧恢复与发动北乡农民斗争，同时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东乡上梅为中心的广大乡村。
  东乡农民对于日本洋商在上梅开办松木厂，肆意毁坏山林和欺压百姓的行径极为愤慨。9月28日，中共崇安县委书记徐履峻（徐崇德）等人发动数十名武装的民众会员，首先发动暴动，捣毁松木厂办事处，抓捕松木厂经理、劣绅陈光盛。10月2日，县委又在上梅召开民众大会，号召减租二成，到会的有3000余名贫苦的农民。会后，愤怒的群众拘捕豪绅10余人，枪决1人。与此同时，北乡农民在安少亮领导下，也举行暴动。短短几天之内，暴动区域以上梅为中心，很快由崇安扩展到浦城边境，共有508个村庄。
  10月25日，国民党闽北驻军卢兴邦部一个团、驻浦城的吴鼎元部及土豪劣绅组织的民团近千人，分路围攻暴动村庄。各地农军在徐履峻、陈耿等人领导下，与国民党军展开殊死战斗。10月30日，农民武装终因武器低劣和缺乏作战经验而失利。暴动总指挥徐履峻在战斗中牺牲。大批暴动队员被捕或惨遭杀害。剩余的暴动队员在陈耿、徐福元等人领导下，被迫转移到附近的山林，开展零星的游击斗争。
  1928年底，新成立不久的中共福建省委派省委候补委员杨适（杨峻德）赴闽北传达党的六大精神，指导闽北的工作。杨适到达闽北后，召集新任崇安县委书记陈耿和徐福元等人，根据党的六大精神总结经验教训，调整部署，经过1个多月的工作，重新恢复了崇安和浦城西部一些乡村的党组织和民众会。1929年1月下旬，崇安县委认为暴动条件再次成熟,遂由陈耿率领1000余名农民武装在上梅第二次举行暴动。杨适、徐福元等人在崇安北乡和浦城西乡领导民众响应。2月13日，暴动队伍一举占领崇安五夫镇。5天之后，卢兴邦部卷土重来，农民武装遭到损失，撤出五夫镇，转入偏僻山区坚持斗争。
  五、传达六大精神
  1928年2月，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召开第二次全委会，推举新当选临时省委书记罗明、许土淼、葛越溪等3人为出席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后来由于工作需要，由罗明及省委常委许土淼、团省委书记孟坚3人为福建出席六大的代表，他们于4月底离闽北上前往莫斯科。同月，前任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书记陈明在漳州被捕（后越狱赴苏联学习）。临时省委书记由临时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陈祖康代理。1个多月后，陈祖康叛变投敌，临时省委立即由漳州迁返厦门，并于6月24日召开省委紧急会议。会议检査了过去的工作，决定洗刷投机分子，开除叛徒的党籍，改组成立以刘乾初为代理书记的临时省委，派陈昭礼、邱泮林、谢汉秋（谢景德）、郭慕亮（郭柏屏）4人为特派员，分别前往厦门、闽北、漳属、汀属4个地区改组各级党组织，并派赵亦松赴上海向中央汇报。
  中央听到福建代表的汇报后，立即派郑超麟为中央特派员来闽帮助党组织应付危机。郑于7月中旬到达厦门。此时六大已经开过，留在中央主持工作的李维汉根据六大指示电的精神，于8月23日发出《关于党在福建工作的策略指示信》，请郑超麟转告福建临时省委。指示信指出：“福建工作目前（应）以征（争）取群众、组织群众、改选党的组织（为）中心任务”，强调农村工作须注意从日常的部分的口号领导小的斗争（抗捐抗租等）以发展农村和赤卫队组织，从日常斗争中提高农民的政治意识，反对盲动主义；游击战争应当是群众自身的武装由群众自身运用而起来的斗争，严厉禁止脱离群众的流寇行动或者以军事为主而群众为附和的军事投机。(①《罗迈致元和信——关于党在福建工作策略的指示》，1928年8月23日。)
  1928年9月，全省紧急代表会议在厦门召开。会议听取中央巡视员郑超麟的报告和临时省委的工作报告，通过《党的政治任务议决案》、《组织问题议决案》等10项重要决议，并选举成立以刘乾初为书记、罗明为候补书记的福建省委。
  1928年10月，罗明开完“六大”回到福州。这时，省委机关已搬到福州。在省委书记刘乾初主持的省委与福州市委扩大会议上，罗明传达党的六大精神，对暴动过的地区进一步开展游击斗争问题作了研究与部署。此后，省委又派罗明赴闽西，吴亚鲁赴泉属各县，谢汉秋（谢景德）赴漳属各县，杨适（杨峻德）赴闽北巡视，传达党的六大精神，指导各地工作。
  罗明和团省委书记陈柏生到达永定，参加闽西特委在合溪召开的扩大会议。随后，转赴龙岩、上杭、长汀等地传达党的“六大”精神，研究各县工作。杨适则到闽北，领导了第二次武装暴动。
  4月1日，红四军撤离长汀，开赴赣南地区。这期间，桂系军阀徐景唐在广东宣布独立反蒋。蒋介石调福建的张贞部及驻龙岩的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陈国辉部主力赴广东东江讨徐，国民党在闽西南地区的防务因而空虚。中共闽西特委认为这是发展革命势力的好机会，立即派交通员赴赣南，向红四军前委报告福建的情况。红四军前委研究之后，于5月17日率红四军由瑞金出发，第二次入闽。5月23日，红四军第一次攻下龙岩县城。25日，占领永定县城。27日，永定县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以张鼎丞为主席。6月3日，红四军第三纵队在傅柏翠、曾省吾、罗瑞卿领导的闽西地方武装红五十九团及龙岩游击队、赤卫队配合下，第二次攻下龙岩县城，随后又主动撤出。6月7日，红四军转而攻下上杭白砂。这时在广东参加军阀混战的陈国辉部主力慌忙赶回龙岩城。6月19日，红四军三打龙岩城，歼灭其主力，陈国辉只身逃脱。至此，闽西境内已没有大股的国民党部队。6月21日，龙岩县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由邓子恢任主席。
  红四军入闽后，帮助闽西党组织迅速建立主力红军，红四军前委决定成立红四军第四纵队，辖两个支队：将长汀赤卫队，永定、湖雷、溪南游击队及上杭北四区的武装编成红四军第四纵队第七支队；将永定、龙岩、上杭东五区的武装编为第八支队，共约800多人。随即在连城新泉成立纵队委、司令部、政治部，由傅柏翠任司令，李力一为党代表，罗瑞卿为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