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第一节 恢复组织与领导暴动
  一、恢复党组织
  1927年7、8月间，在福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之后，中共中央派人分别来到闽北和闽南，整顿和恢复党的组织，开展革命活动。7月下旬，党中央派遣的陈昭礼偕徐履峻、潘超人抵达闽北崇安，与董涵球、董世阁、安宇、左赞等人取得联系，建立了中共崇安特别支部。同时，葛越溪、季康亦由上海到建瓯。8月中旬，陈昭礼和葛越溪、季康等人取得联系，共同商讨建立了由陈昭礼任书记的中共闽北临时委员会和中共建瓯县委。闽北临委直属中共中央领导。9月，陈昭礼到福州，成立以葛越溪为书记的中共闽北临委办事处。
  8月初，党中央派遣的陈少微（陈明）经厦门转抵漳州，找到了原中共闽南特委党员。经过10多天的联络和准备，陈明召集罗明、陈祖康、刘端生、邱泮林、李联星、许土淼、谢景德等十七八人在南靖召开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以陈少微为书记的中共闽南特委。根据中央指示，于9月改称中共闽南临时特委，改由罗明任书记。
  福建党组织的两大领导机关又恢复工作后，按照中央指示，加紧整理原有支部，发展党的组织，扩大党的力量，开展工农群众运动。至1927年底成立中共福建省临委前，已有市委2个（厦门、福州），县委5个（建瓯、龙岩、永定、漳州、平和），特支4个（武平、南靖、德化、仙游），准备成立的县委有8个（崇安、上杭、永春、莆田、惠安、同安、海澄、漳浦），党员总数约400人，比8月刚恢复组织活动时增加1倍。
  二、迎接南昌起义军
  1927年9月5日至9日，周恩来、叶挺、贺龙、朱德等率领的南昌起义军由江西瑞金陆续入闽，开抵汀州。中共闽南特委从上海和厦门的报纸上获悉南昌起义军的消息，当即召开会议决定：一、马上派特委宣传部长罗善培赶赴闽西，争取与起义军取得联系；二、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向所属各地发布通告，“预备响应”南昌起义军；三、派人到起义军可能路经的地方，布置当地党组织“组织暴动”，以响应叶、贺的军事行动；四、在闽南、闽西联络民军，使民军对叶、贺军事采取中立态度，减少起义军的阻力。闽西各县的党组织，也积极行动起来，做好迎接起义军的工作。
  起义军在长汀，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宣传；在当地党组织的帮助下，镇压4个罪大恶极的豪绅官吏；并筹集到军费4万元。起义军的300多名伤病员，在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的帮助下，得到了精心的治疗和护理。起义军帮助建立了中共长汀支部，以段奋夫为支部书记。周恩来和朱德还接见了长汀的全体党员，指示长汀党组织必须发动群众，进行武装斗争。
  9月9日，起义军从长汀开抵上杭。周恩来、朱德等会见了闽南特委代表罗善培及中共上杭县委书记蓝维仁，后来又会见了永定县党组织代表张鼎丞、陈正、卢肇西等人，听取他们的汇报，向他们介绍南昌起义的经过和意义，指出当前应当领导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周恩来告诉他们，起义军的行动计划是打到潮州、汕头一带去，与海陆丰农民武装汇合，在那里建立革命政权，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周恩来要求闽西各地党组织协助起义军做好四件工作：一是搞好交通运输；二是筹集粮锏；三是协助警戒和收集情报；四是收容和安置伤病员。周恩来还决定留下五六十支枪，帮助闽西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
  上杭党组织立即成立“民差办事处”，组织几十条船和数十名船工，为起义军运送物资和伤病员，并动员群众，腾房子给部队歇宿，帮助筹集粮草，使起义军能够顺利过境南下。
  9月下旬，起义军进入广东，在大埔三河坝一带与国民党军多次激战，失利后返回福建。10月10日，进入平和县境。根据平和党组织侦察到的情报，得知平和县城驻守兵力不足200人，朱德指挥起义军攻入县城，驻守的保安队、警备队和县吏，仓皇弃城逃窜。在平和县城，朱德接见了中共平和县委的领导入朱积垒、陈彩芹、朱思、朱赞襄等，指示平和县委开展农民运动，发动武装斗争，把农民运动同武装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同时注意与饶平、大埔等邻县革命力量取得联络，在斗争中互相支援。当晚，起义军撤离平和县城，后经永定、武平等地，进入江西，当地党组织派出农民，为起义军充当向导，使起义军顺利摆脱追敌，进入赣南山区。
  三、贯彻“八七”会议精神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消陈独秀总书记的职务，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接着，8月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讨论了主要的地方组织的工作。8月11日，中央给广东广西省委及闽南临委发了指示信：“决定派周恩来、张太雷、彭湃、恽代英、黄平、张国焘为中央之南方局成员，以张国焘为书记，并在南方局下设立军事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主任，在周恩来等未到职前由张太雷、杨殷等组织临时的南方局管理广东、广西、闽南及南洋一带特支。负责准备并指导上述区域内之暴动及一切政治军事事宜。”(①《中央给广东广西省委及闽南临时委员会信》，1927年8月11日。)8月27日，中央发出给闽北闽南临委信：“决定闽省暂时划为闽南、闽北两区。兴化、泉州、厦门、漳州、龙岩、汀州各属为闽南；福州、南平、邵武、建宁所属为闽北。各设临时委员会管理之。闽北临时委员会直隶中央，闽南临时委员会由粤省委指挥。闽北中心应渐移福州，闽南临委应在厦门。闽北闽南两临委应互相联络互派交通。闽北临委定书记陈昭礼，组织潘作民，宣传季康。闽南临委定书记罗善培，组织罗筹添，宣传陈少微。”同时指出：“闽省工作应据中央紧急之决议确定自己工作之方向”，“我们工作的中心问题是如何组织农民，如何武装农民，使他们能够自己起来用暴动的方式夺取政权。”(②《中共中央致闽北闽南临委信》，1927年8月27日。)
  中共闽南临委接到中央指示信后，讨论决定了当前的工作大纲：在农运方面，积极组织农协及武装；在组织上，整理原有之支部，扩展支部组织，特别是在工农群众方面，加紧训练宣传，检阅党的自身力量；在国民党左派运动方面，进行秘密组织，扩大活动；在争取民军、会匪上，收编造成自身力量，联络成为同盟者，使之对叶、贺军事取中立。但对于立即组织秋收暴动，闽南临委认为“在闽南的客观条件，尚未具备”，(①《中共闽南临时特委明祥报告》，1927年10月10日。)因此决定除将中央秋收暴动之意义及纲领策略特别宣传外，只开展减租及反抗烟苗捐两种运动，作为农民的公开的斗争。
  1927年10日，陈明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闽南党的工作情况。中央认为：“闽南闽北应即合并组织——临时省委”(②《中共中央致福建省信》，1927年10月15日。)，以适应革命形势之需要；并决定由陈明负责召集全省各县党的负责人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中共福建临时省委。12月4日，中共福建各县负责人联席会议在漳州召开。到会的有闽南、闽北临委及福州、建瓯、厦门、漳州、龙岩、漳浦、同安等县负责人20人，另有共青团代表1人。对政治、党务、共青团、工运、农运、军运、会匪、经济等八项报告进行讨论。会议选举产生以陈明为书记的中共福建临时省委。通过了《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等各种决议及《告全省同志书》。
  《目前政治决议案》指出，大革命失败的原因除了资产阶级的背叛以外，党的领导机关犯了机会主义错误也是主要原因之一。福建的党组织也同样因袭了这种错误，必须注意时时刻刻与一切机会主义奋斗。决议号召各级党组织，领导工人农民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设苏维埃政权。
  这次会议后不久，临时省委接到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文件。为贯彻这一中央会议精神，福建临时省委于1928年1月10日，在厦门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目前政治任务、组织、职工、共青团、纪律及工作人员分配等问题。会后，在党内发布了《福建政治现状及目前工作大纲》。《大纲》提出，对于军阀战争所取的策略，是以革命战争消灭军阀战争。在年关即将到来的时候，要领导工农贫民起来暴动。“从各地各个暴动中，发展到联合成一个总暴动”。为了便于领导和统一指挥，会议把全省划为4个暴动区域，以龙岩、永定、平和为第一区，漳浦、海澄为第二区，惠安、甫田、仙游为第三区，建瓯、建阳、崇安为第四区。会议要求，第一、二、三暴动区应向漳州、厦门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发展，实现闽南广大地区联成一片的革命区域；第三、四暴动区域应向福州发展，以完成整个闽北地区的统一。根据目前主客观形势，会议要求第一、二暴动区首先举行暴动。
  四、领导农民武装暴动
  1928年3月至5月，许多地区农民在临时省委及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纷纷进行武装暴动，反抗国民党的统治。其中规模较大的有5次。
  （一）龙岩后田暴动
  1927年冬，中共龙岩临时县委积极准备开展武装斗争，为培养和训练武装队伍，由后田党支部开设“青年国术馆”，以教习拳术为名，组织和训练武装骨干。当地豪绅也拉拢一些地痞流氓和保守落后的农民，组织“老人拳术馆”，对抗和破坏农民协会的活动。
  1928年春节后，由于粮荒，粮价腾涨，后田农会决定禁止富豪的粮食出境，以平定粮价，同时发动农民抗租抗捐。3月4日，农会宣布废除租债向地主索还钱据田契，地主拒交，唆使地痞流氓陈北瑞等人打伤农民2人，并阴谋暗杀农会负责人。
  中共龙岩临时县委决定举行武装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当晚，组成暴动指挥部，率领后田农民镇压了陈北瑞，收缴反动派的枪支。并召开群众大会，当众焚毁田契借约。临时县委负责人郭滴人在会上宣布：“从此旧债不还，田租不交，田地由农民分配。”第二天，农会又没收地主的粮食，分配给穷苦农民。农民们群情激昂，附近东肖的郑邦、龙聚坊、邓厝、孟头等村的农民也相继暴动。
  龙岩暴动引起反动派恐慌。3月9日，福建省防军混成第一旅陈国辉部派一个团包抄后田。后田暴动队100多人在临时县委书记罗怀盛的率领下，与国民党军激战两个多小时，分两路撤退。由邓子恢、罗怀盛、陈品三等率领转移到龙岩、永定交界的孔夫一带休整，改编成立闽西第一支游击队——后田游击队，由陈锦辉任队长。
  省临委在4月10日《省委通讯》上发表《龙岩最近斗争的经过》,介绍后田暴动的过程，总结了经验。指出：“斗争策略是对的，在事前群众情绪很高涨，在斗争中群众有英勇的表现，及事后群众对党仍是信任，现在更形成誓不两立的二大营垒。表面上虽然失败了，实际上我们已得很大的胜利。”“不过执行时工作上有缺点耳。”
  (二）平和暴动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闽南特委书记罗明到平和指导工作。临时省委成立后，临委派罗明、谢景德（即谢汉秋）到平和，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布置武装斗争。平和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积极做暴动的准备工作。
  1928年2月12日，中共平和临时县委于长乐乡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工农革命军1个团，以朱积垒为团长。2月24日，又决定在党内设暴动委员会，由朱积垒任总指挥。临时县委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主客观力量，认为平和县城驻军只有保安队和警备队，不足200人，决定举行暴动。平和临时县委一方面将暴动计划送往漳州，请求临时省委领导。一方面与广东饶平、大埔县委联系，取得他们支持。广东方面派出拥有50多支枪的农军支援平和暴动。暴动原定2月28日举行，后因准备不足，推迟到3月8日。
  3月8日凌晨，暴动总指挥朱积垒率领数千名工农革命军和农民自卫军开赴县城。首先从西门、北门攻入城门。由于进攻东门与南门的农民未能及时赶到，城内守军及土豪劣绅大多从南门逃脱。各路农民攻入县城后，打开监狱，放出被捕党员及群众20多人，烧毁了县公署、县教育局和几家劣绅的房屋。二三小时后国民党军从西门、北门向城内反攻。因为朱积垒右手负伤，临时不能指挥，加以火药被雨淋湿而失效，减弱了农军的战斗力。农军被迫由北门退出，返回长乐乡集中。
  3月16日，驻漳州国民党独立第四师张贞部派出一个营，联合地主民团向长乐乡农军进攻。农民武装集中百余人与之激战数小时后撤退。
  临时省委于3月12日接到平和临时县委的报告，起草了《为平和暴动告工农兵民众书》，指出：“平和暴动已经宣布了反动国民党军阀的死刑，是全福建暴动的先声，是福建空前的壮举，是全福建工农兵自求解放的信号。”号召全省工农群众行动起来，为解放自己而继起奋斗。但由于交通阻隔，临时省委于3月15日才得知平和暴动确已爆发，于是一面派李任予、刘端生赶赴平和传达省委指示，一面立刻向中央报告，要求中央加强指导。6月，临时省委又致信平和县委，对这次暴动给予充分肯定，同时也总结了经验教训，认为暴动虽然失败，影响却很大，证明共产党的基础已在福建工农群众当中建立起来，给了反动派以很大的打击；但也指出：斗争的失败表明，平和县目前主观力量还比较薄弱，“在短期内还不能实现总暴动夺取全县的政权”，认为应以长乐乡一带乡村为中心，发动群众性的游击战争，逐步向周围乡村发展，造成割据局面，以“渐渐造成全县总暴动的局面”。
  （三）上杭蛟洋暴动
  1928年3月，中共上杭县委在蚊洋建立北四区区委，领导这一带20多个乡村开展农民运动。出身地主家庭的共产党员傅柏翠带头减租，迫使其他地主效法，农民们从斗争中获得了实利，斗争积极性高涨，纷纷加入农会。到五六月间，全区农会会员发展到1000多人，农民自卫军发展到800余人，拥有160余支单响步枪等武器，实际上形成了初步的武装割据。
  国民党当局及当地驻军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郭凤鸣部对此十分恐慌，伙同土豪劣绅不断对农会施加压力，强行勒捐派款，扬言“武力剿办”，企图迫使农会屈服。5月间，上杭县公署亦发出通牒，限令北四区农会立即解散，交出“共产分子”。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北四区农会准备反抗，扩充农民自卫军，组织了有800余人的敢死队。
  6月25日，郭凤鸣派兵进攻蚊洋。蛟洋农民自卫军在中共上杭县委书记郭柏屏（即郭慕亮，后叛变）及农会负责人傅柏翠指挥下，立即举行武装暴动，组织敢死队和农民武装近千人，与国民党军展开激战，因武器较劣，农民武装被迫向山区转移。
  郭凤鸣部占领蚊洋之后，大肆劫掠，3天内共烧毁民房七八十座，农民的粮食财物被洗劫一空。各乡村的群众纷纷避居山野。被打散的农会干部和农民自卫军后来又集结起来，组成一支100多人的精干的武装队伍，继续在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四）永定暴动
  在党的“八七”会议贯彻之后，永定县的革命运动迅速发展。至1928年3月，全县有30多个乡恢复了农会，入会者达2500多户。全县先后建立9个党的支部，到5月初，党员发展到700多人。同时，党在农会中秘密组织了农民武装“铁血团”，拥有200余支枪。
  中共福建临时省委成立之后，曾先后派罗明和军事部长赵亦松到永定指导工作。1928年3月，临时省委指示永定县委“应积极领导农民进行日常的零星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发展群众及党的组织，扩大和深入党的宣传，并应计划和准备由这些零星的日常的局部的斗争，逐渐扩大成大规模的斗争，而至在不久的将来创造出暴动的局面”。(①参见《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三月份给中央的工作报告》，1928年4月。)
  为了镇压永定革命运动，国民党驻漳州之张贞独立第四师，派出江湘支队进驻永定，成立“清匪委员会”，策划镇压农民革命斗争。6月2日，江湘率领所部100余人，包围和袭击中共溪南区委，逮捕区委干部和进步教师5人。溪南民众和附近各乡村农会会员立刻组织起来，割绝通向县城的交通，武装占据周围高地，形成割据局面。
  中共永定县委认为暴动时机已经成熟，立即召开党的代表会议，制定暴动计划，成立了以张鼎丞为总指挥的暴动委员会，决定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先在湖雷一带暴动，待国民党前往镇压致县城空虚时，再攻县城。
  6月29日，阮山、熊振声等率领农民在湖雷暴动，永定东部数十个乡村随即响应。驻县城的江湘支队急驰湖雷，城内守军只剩100余人。张鼎丞即率领千余名农军从溪南出发，7月1日攻下县城，击溃守军，救出狱中战友后弃城撤退。
  永定暴动消息传到厦门，福建临时省委为之振奋。7月10日，党团省委联合发出宣言，“号召全省的工农兵群众，一致起来拥护这个光荣的永定工农暴动的胜利，并扩大这个胜利，整个的推翻豪绅资产阶级在福建的统治，建设工农兵代表会的政权!”。两天后，省委又发出《永定暴动的原因经过及今后工作任务》的通告，介绍永定暴动的经过与经验，高度评价说：“永定暴动已成为整个闽西暴动的开始，也就是福建总暴动的先声，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永定暴动队伍撤回金砂后，中共永定县委决定将队伍编为红军营，这是福建最早建立的红军部队，由张鼎丞任营长，邓子恢任党代表。福建临时省委又派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王海萍到永定指导工作。7月15日成立了由郭柏屏任书记的中共闽西临时特委和以王海萍为总指挥的暴动委员会。
  中共闽西特委在所占领的永定溪南区各乡村进一步发动群众，先后成立了10多个乡苏维埃政府。8月中旬，在金砂金谷寺召开全区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溪南区苏维埃政府，创立了福建省第一块红色区域。苏维埃政府着手在金砂乡作分配土地试点，总结出了一套分配土地的政策：所有土地都拿出来分配，只保留中农的自耕土地不动；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地主富农也同样分得一份；分田以乡为单位，各乡农民原来耕种的土地，归各乡农民分配；分田方法按原耕土地抽多补少，不能打乱平分。区苏成立了没收和分配土地委员会，进行人口和土地的调查登记，在分配前召开各种会议，宣传土地政策，分配方案确定之后，张榜公布，然后召开群众大会通过。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溪南13个乡完成2万多亩的土地分配工作。这些做法为后来的闽西土地革命提供了经验。
  由于国民党军队不断进行军事围攻及骚扰摧残，溪南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在坚持半年之后，于1928年底转入秘密斗争，红军部队也分散零星活动。
  （五）崇（安）浦（城）暴动
  1928年4月，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常委兼福州市委书记陈昭礼到达崇安，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决定将各乡农民组织整顿改名为“民众会”，进一步发动群众，筹建武装队伍，积极准备暴动，以配合闽西的斗争。在永定暴动之后，福建临时省委又于7月间进一步要求闽北党组织加速领导群众斗争，“亦可发动游击战争，造成经常的骚动，与闽西相呼应”。(①《福建工作综合报告》，1928年7月29日。)
  中共崇安县委根据闽北形势与临时省委的要求，加紧恢复与发动北乡农民斗争，同时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东乡上梅为中心的广大乡村。
  东乡农民对于日本洋商在上梅开办松木厂，肆意毁坏山林和欺压百姓的行径极为愤慨。9月28日，中共崇安县委书记徐履峻（徐崇德）等人发动数十名武装的民众会员，首先发动暴动，捣毁松木厂办事处，抓捕松木厂经理、劣绅陈光盛。10月2日，县委又在上梅召开民众大会，号召减租二成，到会的有3000余名贫苦的农民。会后，愤怒的群众拘捕豪绅10余人，枪决1人。与此同时，北乡农民在安少亮领导下，也举行暴动。短短几天之内，暴动区域以上梅为中心，很快由崇安扩展到浦城边境，共有508个村庄。
  10月25日，国民党闽北驻军卢兴邦部一个团、驻浦城的吴鼎元部及土豪劣绅组织的民团近千人，分路围攻暴动村庄。各地农军在徐履峻、陈耿等人领导下，与国民党军展开殊死战斗。10月30日，农民武装终因武器低劣和缺乏作战经验而失利。暴动总指挥徐履峻在战斗中牺牲。大批暴动队员被捕或惨遭杀害。剩余的暴动队员在陈耿、徐福元等人领导下，被迫转移到附近的山林，开展零星的游击斗争。
  1928年底，新成立不久的中共福建省委派省委候补委员杨适（杨峻德）赴闽北传达党的六大精神，指导闽北的工作。杨适到达闽北后，召集新任崇安县委书记陈耿和徐福元等人，根据党的六大精神总结经验教训，调整部署，经过1个多月的工作，重新恢复了崇安和浦城西部一些乡村的党组织和民众会。1929年1月下旬，崇安县委认为暴动条件再次成熟,遂由陈耿率领1000余名农民武装在上梅第二次举行暴动。杨适、徐福元等人在崇安北乡和浦城西乡领导民众响应。2月13日，暴动队伍一举占领崇安五夫镇。5天之后，卢兴邦部卷土重来，农民武装遭到损失，撤出五夫镇，转入偏僻山区坚持斗争。
  五、传达六大精神
  1928年2月，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召开第二次全委会，推举新当选临时省委书记罗明、许土淼、葛越溪等3人为出席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后来由于工作需要，由罗明及省委常委许土淼、团省委书记孟坚3人为福建出席六大的代表，他们于4月底离闽北上前往莫斯科。同月，前任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书记陈明在漳州被捕（后越狱赴苏联学习）。临时省委书记由临时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陈祖康代理。1个多月后，陈祖康叛变投敌，临时省委立即由漳州迁返厦门，并于6月24日召开省委紧急会议。会议检査了过去的工作，决定洗刷投机分子，开除叛徒的党籍，改组成立以刘乾初为代理书记的临时省委，派陈昭礼、邱泮林、谢汉秋（谢景德）、郭慕亮（郭柏屏）4人为特派员，分别前往厦门、闽北、漳属、汀属4个地区改组各级党组织，并派赵亦松赴上海向中央汇报。
  中央听到福建代表的汇报后，立即派郑超麟为中央特派员来闽帮助党组织应付危机。郑于7月中旬到达厦门。此时六大已经开过，留在中央主持工作的李维汉根据六大指示电的精神，于8月23日发出《关于党在福建工作的策略指示信》，请郑超麟转告福建临时省委。指示信指出：“福建工作目前（应）以征（争）取群众、组织群众、改选党的组织（为）中心任务”，强调农村工作须注意从日常的部分的口号领导小的斗争（抗捐抗租等）以发展农村和赤卫队组织，从日常斗争中提高农民的政治意识，反对盲动主义；游击战争应当是群众自身的武装由群众自身运用而起来的斗争，严厉禁止脱离群众的流寇行动或者以军事为主而群众为附和的军事投机。(①《罗迈致元和信——关于党在福建工作策略的指示》，1928年8月23日。)
  1928年9月，全省紧急代表会议在厦门召开。会议听取中央巡视员郑超麟的报告和临时省委的工作报告，通过《党的政治任务议决案》、《组织问题议决案》等10项重要决议，并选举成立以刘乾初为书记、罗明为候补书记的福建省委。
  1928年10月，罗明开完“六大”回到福州。这时，省委机关已搬到福州。在省委书记刘乾初主持的省委与福州市委扩大会议上，罗明传达党的六大精神，对暴动过的地区进一步开展游击斗争问题作了研究与部署。此后，省委又派罗明赴闽西，吴亚鲁赴泉属各县，谢汉秋（谢景德）赴漳属各县，杨适（杨峻德）赴闽北巡视，传达党的六大精神，指导各地工作。
  罗明和团省委书记陈柏生到达永定，参加闽西特委在合溪召开的扩大会议。随后，转赴龙岩、上杭、长汀等地传达党的“六大”精神，研究各县工作。杨适则到闽北，领导了第二次武装暴动。
  第二节 建立革命根据地
  一、闽西
  1929年3月11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的红四军经江西瑞金首次入闽。14日，歼灭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主力，击毙其旅长郭凤鸣，一举占领长汀县城。
  在红四军的帮助下，中共长汀临时县委改组为长汀县委。县委积极发展党员，在很短时间内党员人数增加了两倍；与此同时，县委建立了长汀总工会，分别成立5个秘密工会和20个秘密农民协会，并成立第一支地方武装——长汀赤卫队。3月中旬，在红四军政治部帮助下，县委建立长汀县革命委员会，由丘潮保任主席。这是全省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
  中共闽西特委得到红四军占领汀州的消息后，立即在上杭召开上杭、龙岩、永定3县县委书记联席会议，讨论形势与目前工作方针。三县党组织也行动起来，领导暴动农民再次扛起红旗，建立武装。永定溪南区农民重整旗鼓，恢复苏维埃政权。上杭蛟洋一带20多个乡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乡苏维埃政府，实行土地革命，成立正规红军。
  3月28日，中共福建省委制订《关于闽西斗争工作大纲草案》，分析了闽西斗争发展的三项有利条件，认为“闽西割据局面之造成毫无疑义是很快的”，提出应以上杭、长汀、龙岩、永定4县为重心，由下而上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在割据区域内按照党的政纲实行土地革命。同时，福建省委决定恢复中共闽西特委和闽西暴动委员会，以邓子恢为特委书记，立即领导闽西的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省委除派陈昭礼、罗明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外，又派谢汉秋为特派员赴闽西组织特委，贯彻省委的工作方针。
  4月1日，红四军撤离长汀，开赴赣南地区。这期间，桂系军阀徐景唐在广东宣布独立反蒋。蒋介石调福建的张贞部及驻龙岩的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陈国辉部主力赴广东东江讨徐，国民党在闽西南地区的防务因而空虚。中共闽西特委认为这是发展革命势力的好机会，立即派交通员赴赣南，向红四军前委报告福建的情况。红四军前委研究之后，于5月17日率红四军由瑞金出发，第二次入闽。5月23日，红四军第一次攻下龙岩县城。25日，占领永定县城。27日，永定县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以张鼎丞为主席。6月3日，红四军第三纵队在傅柏翠、曾省吾、罗瑞卿领导的闽西地方武装红五十九团及龙岩游击队、赤卫队配合下，第二次攻下龙岩县城，随后又主动撤出。6月7日，红四军转而攻下上杭白砂。这时在广东参加军阀混战的陈国辉部主力慌忙赶回龙岩城。6月19日，红四军三打龙岩城，歼灭其主力，陈国辉只身逃脱。至此，闽西境内已没有大股的国民党部队。6月21日，龙岩县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由邓子恢任主席。
  红四军入闽后，帮助闽西党组织迅速建立主力红军，红四军前委决定成立红四军第四纵队，辖两个支队：将长汀赤卫队，永定、湖雷、溪南游击队及上杭北四区的武装编成红四军第四纵队第七支队；将永定、龙岩、上杭东五区的武装编为第八支队，共约800多人。随即在连城新泉成立纵队委、司令部、政治部，由傅柏翠任司令，李力一为党代表，罗瑞卿为参谋长，谭震林任政治部主任兼纵队委书记。
  红四军解放龙岩城之后，闽西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7月20日至29日，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杭蛟洋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指出闽西有一个工农武装割据的前途，并论述了闽西苏区发展巩固的有利条件和基本方针。会上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苏维埃政权决议案》、《CY问题决议案》和《妇女问题决议案》等，会上选举产生了由邓子恢任书记的新的中共闽西特委。会后，闽西特委领导开展分田斗争，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在长汀、连城、上杭、龙岩、永定纵横300多里的地区内，解决了50多个区、600多个乡的土地问题，约有80多万贫苦农民得到土地。
  闽西革命根据地初步建立后，蒋介石调集福建、广东、江西3省共13个团又2个营计2万余兵力，任命金汉鼎为3省“会剿军”总指挥，开始了对闽西地区的“会剿”。为此，朱德、陈毅等从前线赶到上杭蛟洋，与毛泽东、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等人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国民党军“会剿”的形势和红军的策略，决定将第一、四纵队留在闽西，与地方武装配合，相机打击国民党军，第二、三纵队向国民党军“会剿”力量比较薄弱的宁洋、漳平方向出击，打到外线，调动与牵制国民党军队。8月上旬，朱德率红四军二、三纵队占领了宁洋、漳平，然后向大田方向前进，以期渡过闽江，转入赣东北苏区，再折回赣南游击。但这一计划受阻。于是，重新调整策略，朱德率部重返漳平，占领龙岩，与留在闽西的一、四纵队会师，击破了国民党对闽西苏区的第一次“会剿”。9月20日，朱德率领红四军连同地方武装1万余人，夺取上杭。驻守上杭的国民党福建省防军卢新铭旅除卢率少数随从潜逃外，大部被歼。至此，闽西革命根据地获得巩固和发展。
  在反“会剿”前后，红四军内部曾因如何建党建军问题进行争论，毛泽东等人对部队内部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流寇主义、盲动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了斗争。但部队的一些人不赞同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意见。在龙岩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原由毛泽东担任的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一职易人。会后，新当选前委书记的陈毅到上海向党中央如实汇报情况，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的意见，陈毅代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信》，经政治局研究通过发出，信中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要求红军内部加强团结，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陈毅带着中央的指示信返回闽西作了传达。12月28日，在上杭古田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等文件，端正了建党建军方向；重新改选了前委，选举毛泽东为前委书记。此后，根据前委的部署，古田会议精神在闽西深入地传达贯彻，指导闽西党组织和部队的思想理论建设。
  1929年底，国民党再次调集闽粤赣3省部队，仍以金汉鼎为总指挥，向闽西苏区发动第二次“会剿”。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的“会剿”，红四军在古田会议结束之后，分两批撤离闽西，到赣南游击。由于失去作战目标，且在1930年1月6日，驻闽北之国民党新编第二师师长卢兴邦，串通海军陆战队省防司令官林忠，发动“一?六”兵变，拘捕省政府主席杨树庄和闽南军阀张贞在省府的实力派人物、省府委员林知渊等6人为人质，向省政府和南京政府施加压力，以图夺取全省军政大权。张贞、刘和鼎等参加“会剿”的部队，无心在闽西作战，迅速撤回，讨伐卢兴邦。至此，国民党军的第二次三省“会剿”又宣告破产。
  1930年3月18日至24日，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会议通过了军事、经济、财政、文化、建设等5项决议案及组织、土地、山林、工会、劳动、婚姻、合作社、裁判等16项法案和法规，选举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由35名执行委员组成，以邓子恢为主席。闽西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这时期，闽西苏区范围包括龙岩、永定、上杭、长汀，及平和、武平、连城之一部分，龙岩、永定的县城都在苏维埃统治之下。至1930年6月，全区共建立5个县苏维埃政府、57个区苏维埃政府、5个区革命委员会、557个乡苏维埃政府，赤色区域人口约85万，占闽西各县总人口的一半以上。
  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决定将各县赤卫队编制为正规红军，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全军6个团，有5000余支枪。后根据中共中央统一全国红军编制的指示，将红九军改称为红十二军，以邓伟为军长，高静山为政委，全军共6个团，约3500人。红十二军奉中央命令出击东江之后，闽西苏维埃政府又将龙岩、永定、上杭3县群众武装改编为红十二军，约1200人，军长胡少海。同年6月，红十二军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闽西苏维埃政府又另外成立了红二十一军，军长胡少海，政委邓子恢，政治部主任陈正。与此同时，各级苏维埃政府也大力发展赤卫队、少先队等群众性地方武装，至同年6月，全闽西约有赤卫队二三万人，另有少年先锋队员约五万人。苏区各县都建立了各级共青团的组织，共有团员3000人左右。全区农会会员达数万人，工会会员1万余人。
  1930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央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简称苏准会），以便在适当的时机召开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建立中央苏维埃政府。同年9月，中央苏准会将全国十几个苏维埃区域划分为6个特区，其中以赣南、闽西和广东东江3块苏区组成为闽粤赣特区。中央派遣中央委员邓发前往主持工作。
  1930年12月，邓发到达闽西，召开了闽粤赣特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成立了以邓发为书记的闽粤赣特区委员会，取代原来的闽西特委，隶属于设在赣南的苏区中央局，实际领导闽西苏区各县及广东饶平、大埔县一部分地区。
  这期间，国民党调集10万兵力对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蒋介石命令第五十六师刘和鼎部由建宁向石城，第四十九师张贞部由漳州向龙岩，闽北独立第三十二旅卢兴邦部及独立第十四旅周世群部向长汀，另以驻粤之第六十二师香翰屏部向龙岩、永定逼近，四面围攻闽西苏区。
  10月中旬，中共闽西特委采取“防御的进攻”的策略。以由原红二十一军等部队改编的新十二军一部在东线的龙岩、永定、平和、南靖4县边界地区游击，牵制香翰屏师，压迫漳州之张贞部；同时，以红军新十二军第三团和上杭游击队在西线活动，夺取汀州，然后转戈进攻上杭，并向永定峰市游击，骚扰香翰屏师并压迫江西国民党军队；另调东江红军第四十八团入闽，在龙岩东部地区袭击国民党军队后方。
  12月15日，张贞的第四十九师4个团在地主民团的配合下向龙岩发起攻击。由于兵力悬殊，龙岩失守。随即，卢新铭旅及周志群旅也加紧由宁化、清流一线向闽西苏区进攻，并于12月下旬进占汀州、连城。驻上杭、汀连一带的地主武装钟绍葵、黄月波、李七孜等部也纷纷出动，骚扰破坏苏区。
  省委及时向闽西党组织发出指示信，号召“党组织应充分发动和领导群众，向敌人发起反击”。指出，闽西反“围剿”第一阶段应以蛟洋，大、小池以及太平里、湖雷两个中心区域为依托，将红军新十二军集结于蛟洋，大、小池，东江四十八团与杭永游击队集结于太平里、湖雷，形成两个坚强的作战中心，避强击弱，各个击破，“相机向敌人的中心部队反攻”，克复龙岩、永定；第二阶段战略任务是“巩固龙岩永定”，同时向南靖、平和发展，与漳属农民斗争相汇合，打击与动摇张贞的统治。(①《中共福建省委给闽西党团特委及各县党团县委信》，1931年1月3日。)
  闽西红军调整作战计划，集中优势兵力，向分散与弱小之敌实行反攻。1931年2月间，红军出击古蚊地区，消灭大池、小池之国民党军，接着又收复坎市；驻白土之地主民团起义。至此，张贞部除据守龙岩县城之外，已难于实现其原来的进攻计划。从而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闽西苏区的第一次“围剿”。
  1931年2月，蒋介石又调集重兵，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国民党军队在对江西苏区发动进攻的同时，从东线战场上开始了对闽西苏区的进攻。根据主持“围剿”的南昌行营主任何应钦的命令，驻闽粤之国民党第四十九师、六十二师、新编独立第十四旅、独立第三十二旅等部，以第一次“围剿”期间侵占的地区为基点逐渐向闽西苏区推进。
  为了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闽粤赣特委和闽西苏维埃政府进行紧急动员，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扩充新十二军，充实各县军事指挥机关，加强编组训练，发动军民开展游击战争，击破“围剿”。
  6月上旬开始，国民党军先后占领龙岩小池、大池，进攻永定的太平区、塘背区，包围闽西苏维埃政府和新十二军的驻地永定虎岗。但由于国民党军在江西战场遭受严重失败，蒋介石和两广军阀的矛盾激化，进攻无法再深入。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命令闽西红军新十二军向连城、长汀、清流、宁化发展，求得与江西苏区打成一片。根据这一命令，新十二军向长汀进击，于6月16日攻克汀州。6月下旬，红一方面军的老十二军又攻取宁化县城。至7月上旬，闽西苏区虽然在东部丧失龙岩、永定边境的一些乡村，但北部却扩展到了宁化、清流一带。至此，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宣告破产。
  1931年6月，国民党军又组织了第三次更大规模的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在闽西方向，国民党军几乎调动了在福建的全部正规部队，由第四十九师的两个旅陈兵于龙岩、小池、坎市一线，第六十二师在大埔、蕉岭一线取防御态势，卢兴邦之新编第二师师部驻永定，由其第六旅卢新铭部驻连城、清流、归化一线，以形成四面包围；并指令各县的反动民团投入“围剿”。8月2日，新编第二师进占长汀。10日，四十九师攻占虎岗，20日又占领永定。
  闽西红军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8月间，先后袭击上杭的回龙、庐丰、蓝家渡、丰稔等地，抑制国民党军的进攻。9月上旬，在江西战场红一方面军接连取得胜利的鼓舞下，闽西红军开始转入反攻，9月11日收复汀州，18日又攻下连城。至此，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又宣告破产。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共闽粤赣省委和闽西苏维埃政府迁入长汀县城。闽西的新十二军与红一方面军的老十二军改编合并，仍然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这时的闽西苏区有7个县约40个区，即以合溪为中心的永定县，以白砂为中心的上杭县，以涂坊为中心的新汀县，以新泉为中心的新泉县，以连城为中心的连城县，以汀州为中心的长汀县以及宁化南部的宁化县。并完全打通了与江西苏区的联系，以赣南、闽西红色区域为基础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1931年11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瑞金叶坪召开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亦称赣南会议）。为贯彻赣南会议精神，中共闽粤赣苏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32年3月初在长汀召开。苏区中央局代表任弼时到会传达苏区中央局致闽赣省委并转省代表大会的信，并作政治报告，罗明代表省委在会上作一年多来的工作总结和今后任务的报告，大会通过《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等决议，重新选举产生由罗明任代理书记的中共闽粤赣省委（后来也称福建省委）。大会根据中央苏区党代会的精神，在总的方面接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指导，但由于与会代表对毛泽东的正确思想与方针政策有深刻的体会与认识，因此对纠正“肃反”错误和侵犯中农利益偏向等方面，也作了若干切合闽西斗争实际的决定。
  此后不久，为了贯彻全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各项政策法令，以适应赣南、闽西苏区联成一片以后革命根据地更加巩固与发展的形势，闽粤赣省委和闽西苏维埃政府决定召开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于这次大会很重视，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联合发出《中央政府给福建省苏大会的指示信》，对会议作了详尽的指导。
  1932年3月18日，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长汀县城召开，中央代表任弼时作政治报告和总结。张鼎丞作闽西苏维埃政府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并宣读了中央政府给大会的指示信。会议通过了《土地法》、《劳动法》，以及财政、苏维埃建设等重要决议和大会的宣告、电文，正式成立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以张鼎丞、阙继明、张思垣、范乐春等35人为省苏执行委员会委员，钟友勋、赖荣章等13人为候补执行委员。接着，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张鼎丞、阙继明、张思垣、范乐春、李六如、郭滴人、钟显光、张华先、谭震林等9人组成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张鼎丞为主席。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成熟，闽西苏区进入强盛和发展的时期。
  1932年3月中旬，中央红军在赣州久攻不克撤围之后，苏区中央局在江西赣县江口举行会议，决定组成东路军、西路军向北发展，继续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但在此时，广东国民党军开始向闽西进攻。鉴于形势变化，苏区中央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下同）采纳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建议，改变计划，命令东路军向福建进军。3月下旬，东路军进入长汀地区。4月5日，省苏维埃政府发出《为打破广东军阀进攻和消灭张贞宣言》，号召广大劳苦工农立即行动起来，配合红军消灭福建军阀张贞，消灭广东军阀，反对军阀进攻苏区，打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福建军区指挥部（1932年2月10日在长汀成立）也调整作战部署，在闽粤边的上杭、武平地区警戒粤军，以保障东路军的后路和右侧翼。闽西约8000余名革命群众组成的支前队和担架队随军行动。
  在闽西人民群众的支援和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毛泽东率领东路军于4月10日攻克龙岩；20日夺取漳州，接着，红军又攻取漳浦县城等地区。5月28日后，中央红军主动撤离漳州，返回中央苏区。闽西支前的群众及配合作战的军区部队也返回闽西。
  1932年5月，国民党军开始准备对全国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分两个阶段：首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和湘鄂西苏区，然后转向对中央苏区进攻。
  在闽西地区，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利用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尚未展开之机，将红十二军部署在上杭、永定、龙岩地区，对付国民党十九路军和粤军的进攻，独立第七师调往宁化、连城一线，向北发展。9月以后，红军独立第八、九、十师相继成立。福建军区随即将独立第八师布置于龙岩、永定；独立第九师在北线清流，与独立七师协同作战；独立第十师开赴武平，向周围地区发展。7～10月，部队先后占领宁化、清流、连城、归化等县城，巩固了苏区，为反“围剿”准备了条件。
  1933年1月，国民党十九路军和广东部队作为进攻中央苏区的左、右路军，向闽西苏区发起进攻。因江西前线需要，闽西主力红军红十二军赴江西参战，留下的兵力单薄，国民党军很快占领苏区的许多重要地区。3月，十九路军在侵占连城的芷溪、新泉之后，又进攻福建军区的后方基地南阳。3月21日和31日，驻南阳的军区随营学校师生英勇抗敌，两次击退国民党六十师各1个团的进攻。4月7日，国民党军7个团再次进犯南阳，新成立不久的闽西主力红军红十九军及时赶回，击溃国民党军，保卫了南阳。5月3日，在中央主力红军打破中路国民党军进攻的胜利消息鼓舞下，红十九军主动进攻上杭水西渡，歼灭国民党军1个营。这几次胜利后，国民党军对闽西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基本被打破。
  二、闽北
  在中共崇安县委的领导下，以崇安为中心的农民武装斗争一直没有停止。为对付统治闽北的国民党新编第二师卢兴邦部及当地豪绅武装的疯狂“清剿”，县委指挥一部分民众队翻越武夷山，转入江西铅山、上饶南部边境地区活动。经过几个月的奋斗，民众队发展到十多支，每支数十人，分别在崇安东部的上梅、西部的吴三地、崇安与浦城交界的黄龙岩，以及江西铅山县石垄等地，建立了小块游击革命根据地。为便于统一指挥，县委于1929年初春将民众队逐步改编为红军，原来的指挥机关民众局改为红军局，县委书记陈耿兼任局长。至1930年初，全县红军发展到500多人。县委将红军再次改编，成立红军第五十五团，以陈耿为团长，左诗赞、丁细弟为副团长。这个团的各连队以分散游击为主。
  1930年1月，卢兴邦与林忠在福州发动“一?六”兵变后，驻闽第五十六师刘和鼎部立刻催动所部，声言讨伐卢兴邦；全国各地国民党军政当局也纷纷发表通电，对卢兴邦、林忠施加压力。卢兴邦迫于局势的变化，慌忙调动部队应付刘和鼎，并断绝福州与闽北之间的交通，固守其闽北防区。国民党军阀内部矛盾的激化，有利于闽北革命形势的发展。1月16日，中共中央致信福建省委，指示福建党组织，必须抓住这一事变，抓住群众对这一事变的注意力，在闽西、闽北及其他地区发展游击战争与苏维埃区域。2月间，中共福建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研究全省及闽北形势之后，认为崇安的武装斗争已经发展，并与江西信江苏维埃区域有相当联系，建瓯也有相当的工作基础。因此，闽北应当建立党的特委组织，“使能充分指导地方工作，使崇安能发动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并且使闽北各地斗争均能在正确路线下迅速发展起来”。(①《福建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30年3月1日。)省委派常委杨峻德赴闽北，负责成立中共闽北特委，领导闽北革命斗争。省委又派李静愚、李克敌前往崇安，分别担任军委会参谋长和红军第五十五团团长。
  1930年2月，崇安县委召开扩大会议，贯彻省委指示，改选县委，并在全县建立5个区委。此后两个月内，闽北革命运动发展迅速，红军第五十五团由9个连扩大到12个连，全团有1500人，枪700支。至4月，崇安东乡及北乡大约一半地区的乡村均被红军占领。4月12日，崇安县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随即又成立两个区苏维埃政府和234个乡苏维埃政府。5月1日，崇安县革命委员会在东乡上梅召开全县群众大会，选出工农兵代表33人，然后举行代表会议，正式选举成立崇安县苏维埃政府，左美华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崇安县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闽北苏区初步形成。全县大部分区域尽为红色区域。区级苏维埃发展到18个（后又合并为8个），卢兴邦部及地主武装仅据守县城、赤石、五尖、兴田等几个零星集镇。8月，红色区域发展到邻近的浦城西乡、建阳北乡及江西铅山、上饶南部地区。各区、乡苏维埃政府都参照赣东北苏区的经验，开展土地革命。与此同时，党组织也得到恢复和发展。至6月，崇安全县有党员约250人，10月增加到约700人。全县建立有8个区委，并在邻近县建立了建阳特支、松溪特支、浦城特支及信江支部。工农群众武装亦有较大发展。红军除原有的五十五团外，又新建立了一个教导团，共有兵力约2400人。各区、乡分别成立了赤卫队、少先队、童子团等3种群众武装组织，共约8000人。县苏维埃政府为便于统一指挥，又将全县少先队和赤卫队合并成立为18个赤卫队，由徐福元任总指挥。
  1930年上半年，中央决定成立赣东北特区，将闽北苏区划归赣东北特委领导。7月间，省委派秘书长邱泮林到闽北传达中央指示，接着又赴赣东北特委，落实了划归有关事宜。10月初，根据赣东北特委的指示，闽北红军独立团与教导团除留下2个连、数十支枪以外，其主力1000多人在李静愚、李克敌率领下离开闽北苏区，开往賴东北，加入红十军，编为独立师。
  1930年底，国民党出动省防军钱玉光部和浙江汤恩伯部2个团，在地主武装的配合下，对闽北苏区实行第二次“围剿”。1931年1月，赣东北特委派肖韶、黄富武等人到达闽北，组成以肖韶为书记的中共闽北分区委员会，并令闽北红军独立团从赣东北重返闽北。但由于兵力悬殊，策略不当，闽北红军独立团屡次失利，团长牺牲。闽北苏区大部丧失，只保存闽赣边境崇山峻岭之间的几十个小村落。
  闽北党组织派员突围，向赣东北特委告急。赣东北特委决定让红十军驰援闽北，恢复苏区。1931年4月下旬，红十军在军长周建屏、代政委方志敏率领下，从江西横峰出发，首次入闽，作战11次，每战皆胜，打破国民党军对闽北苏区的第二次“围剿”。由于红十军深入闽北，赣东北苏区兵力空虚，国民党军立刻大举进攻，红十军遂挥师北返，留下由黄立贵率领的一个独立营及缴获的武器，合并于闽北红军独立团，由黄立贵任团长。
  在中央红军取得第二次反“围剿”重大胜利的鼓舞下，黄立贵率独立团于6月15日攻下崇安县城，国民党县长詹继良被击毙。接着又恢复原有的大部分苏区，并扩展到江西的铅山县石塘、广丰县铁山等地。
  7月11日，闽北分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崇安坑口召开，选举成立闽北分区苏维埃政府，由洪全生任主席，标志着闽北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赣东北特委又派黄道、薛子正等到达闽北担任领导工作，由黄道任中共闽北分区委员会书记。
  此后，闽北红军又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红军独立团扩大到1000多人枪；闽北分区委和苏维埃政府迁入崇安县城。至1932年3月，闽北苏区包括铅山、上饶、广丰、崇安、浦城、建阳6县，人口达30万以上，游击区域向南扩展到邵武、光泽，进入强盛时期。
  1932年5月，国民党军队准备对全国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在闽北地区，国民党调集了第五十五师周志群部、五十六师刘和鼎部、当地武装卢兴邦部及驻江西的七十九师等部，向闽北苏区进攻。赣东北省委根据中央提出的任务，决定派红十军趁第四次“围剿”尚未开展之机，赤化闽北苏区与赣东北苏区之间约30华里的白色区域，打通闽北与赣东北两块苏区的联系。
  9月10日，红十军在军长周建屏、政委聂鸿钧和负领导军事责任的方志敏等人率领下，从赣东北苏区首府葛源出发，第二次入闽作战。9月17日，红十军在闽北独立团配合下，攻占崇安星村、赤石；20日占领浦城。此次入闽作战，歼灭刘和鼎部1个团、钱玉光部2个团，击溃王经文部及第五师共6个团，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闽北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巩固扩大了闽北苏区。1932年11月7日，闽北苏区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大安召开，决定将闽北独立团扩建为独立师，同时成立闽北军分区。这时，闽北苏区包括有崇安、铅山、广丰、上铅、建浦等5个县及大安等地，人口约五六十万。
  1932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红一方面军为了做好反第四次“围剿”的准备，决定向赣东北及闽北苏区方向出击，“出敌不意地消灭建宁、泰宁、黎川的敌人并占领其地域，……赤化所在地域及征集红军所需的资材以利于此后的战役”。(①《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战役计划》，1932年10月14日。)10月18～19日，红军连克黎川、建宁、泰宁3座县城，22日占领邵武，11月8日攻克光泽，接着又占领将乐、顺昌、资溪、金溪，从而打通中央苏区与赣东北、闽北苏区的联系。1933年1月25日，朱德率红三军团进抵资溪，与红十师胜利会师。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十军与红三十一师合编为红十一军，以周建屏为军长，肖劲光为政委。其任务是巩固新区，以建黎泰苏区为依托，向北发展，开辟抚河以西的新区域。
  1933年2月5日，苏区中央局决定设立闽赣省，直属中央领导。4月26日，中央人民委员会第四十次常会决议，将建宁、黎川、泰宁、金溪、资溪、光泽、邵武这一新开辟的苏区与闽北苏区，以及江西信江、抚河之间广大地区划为闽赣省，4月底，成立以顾作霖为书记的中共闽赣省委。5月上旬，闽赣省工农兵临时代表大会在黎川县湖坊召开，会议宣告闽赣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并成立以肖劲光为司令员的闽赣省军区。12月11日，闽赣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建宁召开，成立闽赣省苏维埃政府，邵式平为主席。至此，闽北革命根据地成为闽赣省革命根据地的一个部分。
  三、闽南
  在党的“八七”会议指引下，闽南地区党组织领导工农群众进行武装斗争。从1928年初至1933年夏，逐步建立饶（平）（平）和（大）埔诏（安）、（南）靖（平）和（漳）浦、安（溪）南（安）永（春）德（化）等3块革命根据地。
  （一）饶和埔诏根据地。
  1928年3月平和暴动后，平和县的工农武装退至平和长乐，阻击了张贞部队的多次进攻，逐步创建了平和、饶平、大埔、诏安4县边界的红色区域。7月间，广东、福建两省国民党军发动“清剿”。平和、大埔、饶平3县县委在大埔樟树村召开会议，决定把主力转到后方，以保存有生力量。红军独立第十五团东渡韩江，开辟（海陆）丰梅（县）（大）埔新区，独立第十四团则东转诏安秀篆、夏图一带活动。不久，3县县委在南华山成立了工农革命军饶和埔独立支队，由詹亚遂为支队长，温仰春为党代表。为了统一这三个县的斗争，成立闽粤边党的委员会，由何丹成任书记，后改为饶和埔诏中心县委。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中心县委的工作发展到广东的普宁，福建的漳浦、云霄等地。1929年6月，在武装割据的基础上，饶和埔诏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由谢卓元任主席。8月间，国民党组织闽粤赣三省部队“会剿”闽西，参加“会剿”的蒋光鼐部的一个营在饶平上善、下善起义投奔饶和埔诏边区，与工农革命军饶和埔独立支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四十八团，团长罗时元，团政委兼党委书记温仰春。到1930年上半年，四十八团发展到300余人，执朗以东的整个埔东地区和平和的长乐、象湖山及饶平的上善、下善、茂芝前一带都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开始分田斗争。
  （二）靖和浦根据地
  1929年3月，漳州党组织领导入王占春等人领导漳州南北乡群众开展武装抗捐斗争，后被张贞部镇压。在红四军入闽的推动下，农民运动再次兴起。南乡和北乡先后成立工农游击队。1930年冬，福建省委派陶铸等到闽南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工农武装。12月13日，在陶铸的主持下，南乡和北乡游击队在南乡合编为闽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由王占春任支队长，李金发任政委，陶铸代表漳州特委随军行动。1931年8月，第一支队遵照厦门中心市委关于“注意建立一个隐蔽的根据地”的指示，在靖、和、埔边界的漳浦小山城一带建立乡村据点。12月，厦门中心市委派邓子恢接替陶铸指导漳州中心县委工作。中心县委决定领导群众开展抵制军阀张贞向各县民众勒派“飞机捐”的斗争。1932年2月，邓子恢、李金发和王占春等率红一支队进驻小山城，组织农民起义，实行减租减息，抵制“飞机捐”及其他苛捐杂税，使劳苦大众欢欣鼓舞。红一支队在斗争中发展到100余人，赤卫队发展到200余人。接着，在边区进行武装肃反，清除地主恶霸，开展土地革命，形成以漳浦小山城为中心的纵横百里、有30多个乡村的靖和浦红色区域。4月20日，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东路军在攻克漳州后又占领漳浦县城等地区。这些战斗的胜利，促进闽南地区革命斗争的开展。4月下旬，在漳州东坂成立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由王占春任主席。漳厦各县建立起许多小块苏区。闽南工农游击队扩大至六七百人。5月下旬，漳厦各县新建的农民赤卫队和原来的游击队集中于漳浦县城，进行整编，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团，由王占春任政委，冯翼飞任团长，尹林平任副团长，谢小平任政治部主任，蔡协民任总指挥。同时，为加强对漳州红色区域和白区工作的领导，又成立了新的中共漳州中心县委，蔡协民任书记。中央红军于5月28日主动撤离漳州，返回中央苏区。国民党四十九师残部及地主民团即向红色区域大举进攻。十九路军蔡廷锴部也由江苏移驻闽南。闽南地区的革命斗争重新进入艰苦阶段。6月，红三团团长冯翼飞、政委王占春在战斗中牺牲，该团受到重大损失。
  （三）安南永德根据地
  1927年11月，永春、德化相继成立中共特别支部。1928年2月，永春特支改为县委。9月，永春县委在东区建立第一支人民武装——东区民团。1929年8月，朱德率领红四军二、三纵队进驻永春、漳平，鼓舞和推动了这一地区的革命斗争。9月14日，永春、德化党组织合并为永德县委，书记陈韵夫。1930年2月下旬，县委利用军阀争夺地盘的矛盾，在永春鳌峰开展抗捐反匪斗争，建立了小块武装根据地。12月，边区党组织进一步发展，成立以李南金为书记的中共安南永特区委（后改为安南永县委）。在李南金、李剑光等人的领导下，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逐步建立了以安溪佛子格为中心的安南永德边区游击根据地。1931年12月，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决定在安（溪）、南（安）、永（春）三县边界建立游击区。1932年3月，市委派人到安溪巡视工作，在小溪成立了中共安溪县委和中国工农红军闽南游击队第二支队，支队长陈凤伍。8月，国民党十九路军会同土匪“围剿”红色区域，二支队转移到永春，建立永春特区。此时，厦门中心市委决定将安溪县委升为中心县委，直接领导安（溪）、南（安）、永（春）、德（化）4县革命斗争。在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游击根据地逐步扩大。1933年8月24日，安南永地区第一个区级民主革命政府——官桥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由傅友智任主席。接着在8月27日，安溪县革命委员会（又称安南永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由李剑光任主席。但在胜利的情况下，中心县委领导入滋长了麻痹轻敌思想，1933年8月9日，安溪中心县委领导入李实、二支队领导入陈凤伍等13人被土匪首领王观兰以商讨攻打民团为名，诱骗到安溪蓬莱青云楼捕获，除通讯员一人外，12人均被杀害。11月上旬，中心县委在佛子格召开会议，总结“青云楼事件”的教训，决定健全中心县委和红二支队的领导，由李剑光任代理县委书记，黄英任代理红二支队队长，李剑光兼政委，继续领导10个红色区域、42个党支部坚持斗争。
  四、闽东
  1928年7月，中共福建省委决定，要求以福州为中心的党的工作，应向闽东地区发展。在中共福州市委的领导下，福安、连江两地相继成立县委。1931年2月，福州市委巡视员邓子恢在福州主持召开福安工作会议，对年关斗争、农运、兵运、工运等工作作了具体决定，并改组福安县委，由马立峰任书记。1931年4月至8月，邓子恢受福州市委派遣，先后两次到福安巡视。与马立峰一起领导福安溪柄13乡的“平粜”、抗债斗争，取得了胜利。9月至10月，邓子恢又到连江透堡，与杨而菖一起领导“平粜”、“减租”斗争。在斗争中，福安、连江县党组织注意收缴反动武装的武器装备，先后建立起小型游击队，以武装力量支持斗争。
  1932年4月，中共中央在致厦门、福州两中心市委信中，指示福州中心市委，要加强对连江、福安“正在发展着的广大农民抗捐税斗争”的领导。福州中心市委当即决定，在闽东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新的苏维埃区域。市委派书记陶铸深入福安、连江指导工作，并调叶飞、赖金彪、曾志等人陆续来到闽东，充实与加强党的领导。这以后，武装斗争逐步开展。8月，连江县委在官坂合山村成立闽东工农游击队第十三支队，支队长王调勋，政委杨而菖，全队30余人。9月，福安中心县委成功地领导了溪潭的“兰田暴动”，建立起闽东工农游击队第一支队，支队长詹如柏、政委马立峰，全队20余人。这两个支队积极开展斗争，第一支队攻打了溪尾和常溪民团，队伍扩大到40余人。第十三支队则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连罗地区的3次“清剿”，开辟了以长龙、合山为中心的连罗红色区域，队伍发展到100余人。之后，连罗地区的游击队统一整编为闽东工农游击队第九支队。与此同时，为了解除当地反动大刀会对革命的威胁，闽东党组织还建立了群众性的自卫武装——红带会。(①红带会是以大刀会公开形式组织的赤色武装，对内脱产称游击队，不脱产称赤卫队。)1932年底，第一支红带会在寿宁大安成立，继而遍布寿宁广大农村，并向福安、霞浦、宁德等县发展，人数最多时达10万人左右。
  1933年5月28日，叶飞、颜阿兰领导宁德县工农自卫队和红带会举行霍童暴动，攻打附近反动民团，游击队发展到100多人，工农自卫队发展到1000多人。6月底，宁德县工农武装统一改编为闽东工农游击队第三支队，由颜阿兰任支队长。
  武装斗争的发展，促进革命根据地的形成。1933年5月，寿宁县革命委员会在寿宁赤陵洋成立，主席范铁民。随后，又成立闽东工农游击第七支队，支队长赖金彪。8月1日，福安县革命委员会在福安北区成立，主席詹如柏。9月，连江县透堡乡苏维埃政府成立，主席杨兆恩。中共罗源特支还在一些区、乡村建立起革命政权。10月22日，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又成功地领导了甘棠暴动，歼灭国民党海军陆战队一个排。次日，闽东工农游击第五支队宣告成立。经过一年多的斗争，闽东地区党组织建立了许多小块的红色根据地，工农武装迅速增强。
  1933年11月，国民党十九路军在福州发起“闽变”后，根据中央苏区和十九路军签订的《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新成立的福建人民政府发布《大赦令》，于1933年12月全部释放在押的政治犯。闽东党组织的领导入马立峰、范式人、杨采衡等人都获释。与此同时，闽东各地的海军陆战队都退守到宁德三都澳、飞鸾岭，闽东出现发展革命斗争极为有利的时机。
  1934年1月，杨而菖、陈茂章等人领导连罗游击队和工农群众万余人攻占了马鼻镇，成立镇苏维埃政府。接着，革命根据地迅速扩展。1月中旬，连江县委在透堡召开全县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了以林孝吉为主席的连江县苏维埃政府。到2月中旬，全县共建立174个乡苏维埃政权（内含罗源的9个，现属闽侯的5个）。
  1934年1月7日，福安中心县委领导工农游击第一、五支队和赤卫队数千人占领闽东重镇赛岐，旋即成立闽东苏维埃政府筹备处。同时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团，共300多人枪。接着，工农武装又围攻霞浦县城，先后占领柘洋（今柘荣县城）、福鼎重镇秦屿、寿宁南阳镇等地，在5县范围内建起了三四百里区域的红色政权。
  1934年2月，闽东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福安柏柱洋召开，成立闽东苏维埃政府，以马立峰、叶秀藩为正、副主席。该政府先后辖有福霞、安德、安福、福寿、霞鼎、连江、罗源、周墩、霞鼎泰等9个县苏，42个区苏，800多个乡苏（其中畲族乡苏21个），300多个村苏，面积达1.1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近百万。闽东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立即在辖区内开展了分田运动，并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武装。2月至5月，先后在福安霞西寺建立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第二团，300余人，180多支枪；在连江透堡建立了独立第十三团，200多人枪；在寿宁建立独立营；在沿海建立3支海上游击队；在霞浦西洋岛建立海上游击独立营；6月，又建立独立第十团。
  1934年4月，中共福州中心市委遭国民党特务破坏，闽东党组织与上级的联系中断。6月，为加强苏区的统一领导，福安中心县委和连江中心县委领导入在福安柏柱洋举行联席会议，成立由苏阿德（即苏达）任书记的中共闽东临时特委，成为闽东革命斗争的领导核心。
  第三节 开展白区工作
  一、复兴城市工人运动
  1927年4月反革命事变之后，福建各地工人运动领袖多数遭杀害，工人运动受到严重挫折，原来党所领导的工会有的垮了，有的被工贼把持，有的被国民党派出的整理委员所操纵而沦为黄色工会。
  随着全省各级党组织的逐渐恢复，整理与恢复工人运动的工作也逐步展开。1927年12月，中共厦门市委与福州市委相继成立，同时着手在工厂和学校发展党员，建立秘密工会。
  1928年1月21日，福建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工人运动状况，决定：加强党对职工运动的领导，省委和各县市委都应设立职工运动委员会，各县、市都要建立秘密的工会委员会，并在工会委员会中设立党团组织。会议作出《职工运动决议案》，确定福建职工运动的策略是：“由恢复胜利条件加薪减时、改良待遇的经济斗争，以至于夺取工会、总工会、铲除工贼、打倒国民党的政治斗争。由罢工、徒手群众大会、游行示威，以至于武装打杀工贼、捣毁反动工会机器、国民党部，一直到最后的武装暴动。”
  各城市党组织努力工作，至1928年7月，厦门市委先后在罐头、木业、码头、电气、邮务、印刷、店员等行业建立了11个党支部，有党员109人。福州市委在印刷、电气、小贩、人力车等行业中也建立了党组织，有工人党员80多人。漳州市也在党组织领导下，在印务、轻便车、汽车工人中先后发展党员40多人。
  在党组织领导下，城市工人运动逐步恢复。1929年10月10日，厦门工人、学生、市民举行反军阀混战示威。11月1日，厦门群众在思明路公开举行追悼彭湃、杨殷烈士的示威大会。同一天，福州市委在福州发动千名群众也举行了悼念彭、杨的大会。11月7日，厦门、福州党组织又发动群众公开举行纪念十月革命的示威大会。
  1930年2月底，根据党的六大精神，中共福建省第二次代表大会重新部署白区工作，要求“加紧厦门、福州、漳州三大城市的工作，要用最大力量将三大城市的中心工人与近郊农民的工作建立起来”。“泉属、甫田为军阀混战土匪扰乱的中心，党应当力求深入群众，发动领导他们起来斗争”。“在武装斗争已经发动的地方，党应当坚决发展游击战争，力求推动各地斗争发展到地方暴动。”(①《福建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30年3月1日。)
  在党组织领导下，城市工人运动迅速发展，此起彼伏。1930年，规模比较大的有：厦门纪念“三?一八”惨案大会；“四?九”纪念大会；4月30日拥护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示威活动；7月25日反军阀战争与拥护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及捣毁厦门盐务关活动；10月24日反对厦门水上公安局强收船牌捐的罢工、罢运、罢业风潮；11月19日厦门、漳州、福州、莆田等地学生罢课反对国民党军警拘捕为争自由争人权而斗争的厦门大学学生领袖苏吉辉。福州电报工人收回大东电报公司的斗争；12月11日，福州市党团组织发动示威游行攻打国民党闽侯县党部；等等。
  二、领导厦门劫狱斗争
  1930年3月前后，在从事革命斗争中，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陈必新、中共厦门市委书记刘端生、共产党员谢仰堂、厦门大学学生领袖张耕陶、张汉宗等40多人先后被捕，其中一些人将有可能被杀害。而在此时，福建革命形势发展很快，白区和苏区都急需干部，省委决定武装破狱，营救被关押在厦门监狱中的战友。
  省委决定由省委书记罗明、军委书记王海萍、组织部长谢汉秋（谢景德）、军委秘书陶铸和团省委书记王德5人组成特别委员会，负责劫狱斗争，由互济会主任黄剑津任秘书长，并组织特务队和接应队。劫狱前，省委派人调查、分析和研究了厦门的地理环境、政治、军事以及监狱的情况。所组成的特务队共13人，由陶铸负责，进行严格训练，接应队有10余人，大多是进步青年和难友的亲属、朋友，任务是引导越狱难友到指定地点疏散隐蔽。
  5月25日早晨6时，劫狱行动开始。陶铸所率特务队分头行动，部分队员击毙了警卫队长及看守，用火力压制正在吃早饭的警卫队员，使他们无法回队部取枪抵抗。其余特务队员用老虎钳钳断铁锁。40多名难友被胜利救出，乘船到同安珩厝和彭厝村隐蔽，然后分批送到闽西革命根据地。
  国民党军政当局获悉思明监狱被劫，十分震惊。立即宣布全市戒严，盘查行人，结果一无所获。事后，国民党行政院对厦门地方军警当局严加处罚，厦门海军司令被调离，思明地方法院院长被停职，监狱管狱员兼看守所所长被免职。
  三、开展闽中游击斗争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莆田区委和仙游特别支部及时转入秘密活动，没有受到大的破坏。1927年12月，临时省委决定在莆田建立县委。不久，又在仙游成立县委。1928年春，莆田、仙游两县县委发动群众开展反烟苗捐斗争，斗争中仍然打着国民党的旗帜，采用了和平请愿的方式。省委在肯定领导农民抗捐的前提下，严厉地批评闽中党组织在斗争中仍然利用国民党旗帜与和平请愿的错误，指示必须坚决提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并要求由反抗烟苗捐斗争引导到开展游击战争，发展土地革命。此后，闽中党组织将主要力量转移到农村，在甫田广业区建立游击队，由陈天章为队长，王于洁为指导员。游击队首先打击民团范少京部，初步创建游击根据地。1929年，在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入闽的影响下，莆田、仙游等地爆发了新的斗争。4、5月间，莆田县委领导入吴承斌等人策动驻忠门的国民党自卫团一部起义，其中50余人参加游击队，壮大了游击队的力量。之后，省委又派常委吴亚鲁、巡视员练文澜赴莆田指导工作。至1930年4月，游击队发展到200余人。
  1930年下半年，莆仙地区党组织贯彻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路线。莆属特别行动委员会不顾主客观条件，布置的地方暴动被镇压，致使革命力量受到削弱。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以后，省委派巡视员邓子恢于10月赴甫田指导工作，扭转闽中地区革命的被动局面。邓到甫田后，首先撤消莆属特行委，恢复党团组织，分别建立中共莆属特别委员会和共青团莆属特别委员会。接着，又召开特委第一次会议，决定把斗争区域划分为游击区和白色区，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开展活动。11月，中共莆属特委将红二〇七团改编为福建红军游击队第二支队，由王于洁任政治委员，张威任支队长，汤军任教导队长，其任务是“在莆田、仙游、福清、惠安一带游击，打击海军与消灭当地民团常备队，创造几县的赤色区域”。(①《莆田成立起红军游击队第二支队》，1930年12月11日。)11月25日，红二支队攻占外坑，随即召集群众大会，成立贫农团，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12月9日，外坑苏维埃政府成立。红二支队发展到200人左右，其活动范围扩大到莆田的广业区、江口区、常太区、仙游的兴太区和福清的新厝区等农村地区。
  12月25日深夜，国民党当局出动海军陆战队、常备队及民团范少京部800余人，突然袭击驻在芦尾村的红二支队。红二支队受到严重损失，30余人牺牲，陈天章、汤军等领导人被捕后就义。驻在霞瑶的邓子恢等人闻讯，即率莆属特委机关及突围出来的红军战士紧急转移。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外坑，烧杀抢掠，闽中地区的游击斗争转入低潮。
  第四节 执行“左”倾错误
  一、执行李立三“左”倾错误
  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基本上坚持了党的六大所制定的正确路线与任务，但会议认为目前党内主要的危险是右倾，强调党的工作重点以城市为主，批评“福建则有忽视城市工作，集中力量注意乡村的偏向”，并作出“各县的工作中心必须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中来”的决定。(②《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纲要》，1929年6月25日。)
  1930年2月15日至20日，省委在厦门召开全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贯彻党的六届二中全会精神。中央巡视员恽代英到会指导。会议通过10项决议、“五一”纪念工作计划及大会告民众书，选举产生以罗明为书记的新的省委。会议仍强调建立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加紧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由于受当时“左”倾错误的影响，会议过高地估计了福建的革命形势，错误地认为军阀资产阶级“日益动摇加速地走向崩溃的道路”，福建“将很容易的造成全省暴动的形势”，因而不适当地提出“全省总暴动”的任务；会议接受城市中心论的思想，要求把全省革命重心放在福、厦、漳3个城市，“确立全省暴动的城市领导”，因而忽视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会议在土地政策方面仍然提出“土地国有”的口号，片面强调“反富农”斗争。这些错误，成为执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线的思想基础。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李立三主持下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这个决议案违背党的六大制定确路线和政策，系统地提出一套“左”倾错误主张。
  6月中旬至7月初，省委多次召开会议，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并作出决定，认为福建已经“具备了直接革命、建立全省政权之有利条件”。必须彻底执行中央关于扩大红军的指示，“夺取武汉与广东，建立无产阶级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③《中共福建省委反对军阀混战宣言》，1930年6月11日。)省委军委也作出决定：闽西红军马上集合，一部分“向大埔前进，与东江红十一军联系，准备夺取广州”，另一部分向漳州发展；闽北红军12个连扩充为一个独立师，一部分“集中向江西游击，与赣东红军取得联络，准备帮助三、四军夺取南昌以动摇武汉反动统治的基础”，另以一部兵力向延平、福州发展，促进全福建武装暴动的前途”。(①《福建省军委给中央的报告——闽西闽北红军工作问题》，1930年6月19日。)接着，省委派王海萍赴闽西，邱泮林赴闽北巡视，贯彻省委决定。在此前后，中央巡视员涂振农也来到闽西。
  7月8日至20日，在王海萍的指导下，中共闽西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会上，邓子恢、张鼎丞等人吸取1930年上半年红十二军第一次出击东江受挫、闽西苏区受到损失的教训，不同意中央及省委关于出击东江的决定，结果邓、张的正确意见被批评为“新右倾”，会议仍决定红二十一军出击东江。
  7月25日，邱泮林到达闽北。27日，召开崇安县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和省委的指示。
  7月间，中央又召开全国组织会议，从组织上保证中央政治局6月11日决议和冒险主义计划的执行，决定党与团的组织暂时统一起来，成为一个组织系统，按照各级组织形式成立行动委员会。
  8月5日，省委召开二届四次全会，贯彻全国组织会议精神。会上，罗明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这不利于团的工作，并且不同意把闽西划归南方局领导。鉴于中央已经决定，会议只好同意把党、团省委合并组织行动委员会。
  8月6日，福建省总行动委员会成立。随后，省总行委发出第一号通告，指示成立福州市行委、厦门市行委、闽西行委和泉（州）属特行委、莆（田）属特行委、漳（州）属特行委；规定支部以上各级党、团均应合并，成立行动委员会。省总行委派出王德、苏阿德赴泉属，陈元皋赴漳属，罗明赴福州，指导各地工作。
  8月9日，闽西红二十一军遵照省委的指令，由政委李任予、参谋长邓毅刚率领，在龙岩誓师出发，出击东江。19日，红二十一军占领平和县城，随即出击广东，直趋高陂、蹓隍。在高陂战斗中，广东国民党军出动揭阳、潮安守军及香翰屏师增援，红军受挫。下旬，红二十一军退回福建转攻平和，又遭失败，不得不于9月中旬返回闽西。全军由原来的2000人减为400人。此间，在政权建设方面，闽西苏区也推行李立三的“左”倾错误，结果使苏区缩小，群众生活困难，政府财政紧张，党员由7月份的1万人减为8000人。
  8月，闽北红军五十五团和教导团2400人遵照省委的指令，集中于东乡上梅和南乡星村，待机向江西出击。由于红军内部对这一方针发生严重分歧，原五十五团副团长左诗赞拥兵分裂，国民党卢兴邦部乘机大举进攻苏区，红军腹背受敌，至10月初，红军仅剩1500人。在困难的情况下，为执行中央的指示，闽北红军主力仍集中1000人调往赣东北编入红十军，配合攻打九江，致使闽北苏区除少数几个村庄外，几乎尽为国民党军队所侵占。
  遵照中央关于举行城市暴动和飞行集会，确立城市领导中心的指示，福州、厦门党组织冒险举行公开斗争，结果暴露了部分组织及干部，革命力量受到摧残。
  遵照省总行委的指示，泉属特别行委于9月16日举行惠安暴动，结果暴动失利，泉属特行委组织部长、暴动主要领导入蓝飞鹤被捕、牺牲。
  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纠正了李立三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会议精神于10月传到福建。福建省总行委于11月1日宣告撤销，恢复党、团组织。中共中央南方局巡视员陈舞仪、项英也于11月上旬到达闽西，贯彻六届三中全会精神。1931年1月21日，福建省委召开常委紧急扩大会议，对省委在过去一个时期执行立三路线的错误进行检查，会议号召全省党员“象一个人一样团结起来，反对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①《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紧急扩大会议政治决议案》，1931年1月21日。)
  二、执行王明“左”倾错误
  （一）白区冒险斗争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这次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筹划和支持下，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占据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会后，中央立即向各地党组织转发会议决议，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
  2月4日，中共福建省委在讨论四中全会决议及四中全会《告全党同志书》之后，作出《对四中全会与党内斗争问题决议案》，表示“省委完全同意四中全会对目前工作的指示，同时同意四中全会委托新的政治局根据四中全会的决议规定指令和实际任务领导各地党部”。省委认为，过去由于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对城市工作没有从国际路线真正进攻的路线实行转变”。2月28日，省委第五次执委扩大会议专门就城市工作作出决议，强调“必须加紧厦门、福州与漳州、泉州、莆田等重要城市的工作，毫不迟延的依照国际和四中全会的指示，继续实行真正的转变”。3月19日，省委作出决定，4月9日在全省范围内举行纪念“四九”，反对国民党出卖中国革命的运动，要求各城市工人与群众在这一运动中举行飞行集会，扩大党的政治影响，提高群众的革命情绪，以此来推动红五月运动，纪念厦门工人领袖罗扬才。
  由于一系列公开或半公开的冒险斗争，暴露了党的机关和重要领导干部。国民党厦门警方侦悉设在厦门鼓浪屿的省委宣传部和省委秘书处两个重要机关。3月25日，国民党厦门警察局先后逮捕省委组织部长兼秘书长杨适、省委宣传部长李国珍和工作人员梁慧贞、梁云屏、黄秀花、高大安、郭玉香等人。被捕的党员在狱中坚贞不屈。4月30日，李国珍、梁慧贞等4人在厦门禾山被杀害。杨适被移押南京，于5月23日被害于雨花台。省委代理书记王海萍正巧外出幸免。他立即给在上海党中央的省委书记罗明写信，报告这一变故。暂时由王海萍、蔡协民、邓子恢3人在福州成立一个办公会，处理省委日常工作；另派陶铸负责建立省委驻厦办事处，领导厦门工作，并与漳、泉属各县的党组织联系。3月30日，王海萍偕省互济会党团书记黄剑津赴上海，向党中央作了详细报告。中央根据福建的情况，决定暂不恢复省委，另行建立福州、厦门两个中心市委。7月，在中央派遣的姚仲云指导下，两个中心市委先后成立。
  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党的白区工作一直处于薄弱状态。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失败后，国民党南京政府强化对福建的统治，派宪兵第四团进驻福州，便衣特务加强搜探。1934年3月，宁德县委书记叶觉登到福州开会，被捕叛变，供出中心市委设在斗中路附近的交通站地址。4月2日，市委书记陈之枢与宣传部长周剑心等10余人在交通站被捕。陈、周先后叛变，市委机关又被捕多人。几天后，闽中巡视员练文澜来到福州，也在交通站被捕，并叛变，出卖了闽中党组织，致使莆田县团机关印刷厂及涵江交通站随之被破坏。在短短的十几天内，共有31人被捕。受此影响，福安、建瓯中心县委，莆田、仙游、宁德等县委，松溪、福清等支部基本上停止了活动。
  中共厦门中心市委也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经常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公开斗争与群众集会。1934年11月10日晚，市委在城区大同路公开组织纪念十月革命的集会和示威，被捕40多人，市委文库被国民党军警破坏，3箱党的重要文件及100多张党员登记表被查抄。第二天，国民党军警便开始大搜捕，先后被捕的有市委干部、党团员、革命互济会员等60多人。最后，中心市委领导机关仅剩3人，基层党组织仅剩下1个区委、9个支部、30多名党员；团市委领导机关仅剩2人、全市仅剩30多名团员。党团组织元气大伤，工作几乎陷于停顿。
  （二）苏区“肃反”
  1.闽西苏区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发作为中央派出的闽粤赣特区委员会书记来到闽西，贯彻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发动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
  1931年初，红军新十二军召开纪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列宁大会，传闻吴拙哉等几位战士呼喊了“社会民主党万岁”的口号。闽西苏维埃政府肃反委员会遂将喊口号的人逮捕，并牵连逮捕了一〇〇团政委林梅汀等人。经审讯，屈打成招，供认出臆造的“闽西社会民主党”组织。2月27日，邓发主持闽粤赣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肯定了破获“社会民主党”的胜利，强调要用群众的力量来消灭“反动政治派别的组织和活动”。3月1日，在永定虎岗召开宣判大会，由闽西肃反委员会主席林一株为主审的“革命法庭”判决林梅汀等17名“主犯”死刑。4月4日，中共中央对中共闽粤赣特委发出指示信，要求“以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闽西的所谓社会民主党，江西的AB团及其他地方的改组派等等”。(①《中央给闽粤赣特委信——闽粤赣目前形势和任务》，1931年4月4日。)按照中央的指示，闽粤赣特委作出《关于彻底肃清社会民主党、AB团的决议》，号召各地要“以肃反为一切工作的中心”，限令在两个月内肃清社会民主党。结果，肃“社会民主党”运动在各地愈演愈烈，破获的“外围组织”越来越多，受害的人数越来越多，据福建解放后查实，达6352人。(②见《闽西“肃清社会民主党”历史冤案已平反昭雪》，载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1986年第5期。)造成人人自危，苏区元气大伤。
  闽西苏区的错误“肃反”，引起许多干部的怀疑，并遭到抵制。8月3日，中央巡视员姚仲云巡视福建后向中央反映了蔡协民、曾志、邓子恢等人的不同看法和意见。9月，邓发随新十二军出发汀州。罗明、张鼎丞、郭滴人等留守上杭，根据群众的揭发，发现林一株等人利用肃反大权，为非作恶，就将他们逮捕处决，稳定了局面。11月7日，江西瑞金召开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闽西代表郭滴人、张鼎丞向毛泽东和苏区中央局汇报闽西“肃反”中的错误做法。毛泽东严肃指出：“这样搞，不要敌人打，我们自己就会垮台。”(③张鼎丞《中国共产党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
  决定立即停止肃“社会民主党”，并给5000多元作为善后救济费。闽西代表回闽西后，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初步制止了“肃反”。1931年12月，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由上海经粤东进入中央苏区，目睹闽西“肃反”运动所造成的危害，非常愤慨，18日致信中央，严肃地指出：“闽西解决社会党所得的恶果非常严重”，“他们处理方法之错误，如中央历次所指示的殆有过之无不及。”一个月后，中共中央就“肃反”问题给闽粤赣省委发出指示信，严肃批评闽西苏区的“肃反”工作，指出：“中央一刻也不能容忍这种错误的继续存在，要求闽西党组织立刻同肃反中的严重错误作最坚决的斗争!”(①《中共中央为肃反问题致闽西省委信》，1932年1月21日。)1932年3月，中共闽粤赣苏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和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对这一问题分别作出决议，进行了认真的反省和总结。至此，为时一年多的错误的“肃社党”运动得到基本纠正。
  2.闽北苏区
  1932年3月，有关鄂豫皖苏区的“肃反”文件传到赣东北，主持苏区领导工作的中央代表曾洪易根据这些文件，提出“以肃反胜利争取红军胜利”的口号，并发布《肃反宣言》，布置“肃反”工作。根据中央和赣东北省委的指示，闽北苏区于6月开始肃反，在红军独立团和赤色警卫连中逮捕了一批“AB团”和“大刀会”分子。但是，曾洪易对闽北苏区的“肃反”进展还不满意。7月10日，中共赣东北省委作出《关于肃反工作的决议》，对闽北“肃反”工作不力提出批评。在省委的三令五申下，闽北苏区领导入黄道、薛子正、邹琦等人在8月18日出版的中共闽北分区委机关报《红旗》上发表文章，作进一步动员和宣传，分区政治保卫局也加紧逮捕“AB团”、“改组派”分子。10月15日，保卫局在崇安大安召开审判大会，公审并处决了徐常、熊琪等30名被诬为“AB团”、“改组派”的党政军领导干部。接着，又刑讯逼供，杀害了分区委机关及广丰县主席周元煌等许多干部。1933年2月，闽北分区委和分区苏维埃迁入崇安县城后，“肃反”气氛稍有缓和，但并未停止。其后，邵武县委书记周保龙、闽北苏区创始人之一徐福元等30余人，又因“改组派”的罪名而被捕遇难。4月，闽北苏区划归闽赣省，仍然继续“肃反”，闽赣省委宣传部长肖韶、原红三十一师政委方志纯等也被怀疑为“AB团”而受到错误的审查，险遭不测。这场“肃反”起于1932年6月，止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历时两年多。
  3.闽南革命根据地
  1933年7月，中共厦门市委巡视员黄会聪到漳州视察，在中心县委扩大会议上听到部队中排外情绪很严重的报告后，认为是反革命分子有计划、有组织地破坏革命，要求党组织开展“肃反”工作。适逢国民党漳州“剿匪”大队长张观澜使用反间计，故意将编造的要红三团副团长王奕修“受编”的假信落入漳州中心县委书记何鸣手中。黄会聪又接到红三团团长尹利东等人的来信，要求扣留五连连长洪振隆，理由是洪数次破坏红军的行动。黄会聪和何鸣遂召集中心县委会议讨论，决定集中红三团在程溪上坪开展“肃反”。审判时，副团长王奕修不服，割喉自杀；洪振隆在押解途中脱逃；被怀疑与他们有关系的人被处决。8月8日，红三团政治部发出《为破获王奕修、洪振隆搞反革命阴谋案告闽南工农劳苦群众书》，“肃反”斗争从部队发展到地方，先后错杀数百人，一直延续到三年游击战争时期。
  （三）反“罗明路线”
  第四次反“围剿”开始后，中共福建（闽粤赣）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根据毛泽东在长汀养病时的指示，到杭永岩边区指导各县开展游击斗争。1933年1月21日，罗明根据杭永岩边区的斗争实际，在新泉给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随后又在旧县写了《关于杭永情况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对闽西的斗争部署、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扩大红军、财政等方面工作提出自己的看法。他的看法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原则和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尖锐地抨击了“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
  临时中央负责人看后十分恼怒。2月15日，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认为省委是处在一种非常严重的状态之中，省委内以罗明为代表的一部分人执行了机会主义路线，决定立刻撤销罗明省委代理书记及驻杭永岩全权代表的职务，并“在党内立即开展反对以罗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同时，决定严厉打击对这一路线采取“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的省委。2月20日，少共苏区中央局也作出决定，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并给罗明戴上了“反国际反中央反党”的帽子。
  2月24日，在苏区中央局派人参加的情况下，福建省委在长汀召开省临时党代表大会，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会上，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等代表发表不同意见。中央代表在总结时宣布补选省委委员的名单，由陈寿昌、刘晓、钟友勋组成临时省委，陈寿昌任书记。同时，宣布撤销杨文仲的职务。接着，反“罗明路线”斗争自上而下，一直搞到支部，而且扩展到整个中共苏区及其他一些苏区，历时将近两年。
  在反“罗明路线”中，临时中央负责人实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打击和撤换了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省委常委、军区政治委员谭震林被指责为“企图保留一部分机会主义武装，在某一时机上来向党进攻”的机会主义者，被撤销了职务，由万永诚任政治委员。省委常委、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被扣上“一贯的机会主义、官僚主义”的帽子，也被撤销了职务，由钟循仁接任。省委常委郭滴人被调到基层带领几十人修工事。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刘晓和团省委书记陈荣被指责为“腐朽的自由主义和调和主义者”而受到批判。省土地部长范乐春，省军事部长游端轩，省军区的杨如海、霍步青，长汀县委书记李坚真，上杭中心县委书记方方等都调离原职，另行分配工作。
  1933年5月，闽赣省在建黎泰苏区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撤销建宁中心县委书记余泽鸿的职务。在闽北苏区，军分区司令员薛子正因“犯了罗明路线的错误”而被调走；分区委书记肖韶、军分区代理司令员邹琦也被省委扣上“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帽子而被撤职。
  （四）查田运动
  1931年11月，苏区中央局在瑞金召开了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政治决议案》，指责闽西苏区最早实行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土地给一切入”的土地政策，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随后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又规定：“地主不分田，富民分坏田”；提出了进行“土地检查”的任务，要求各地绝对执行，不得稍有疏忽和怠工，否则将受到法律制裁。
  1932年7月，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根据苏区中央局的指示，颁发了《检查土地条例》，宣布在福建苏区开展检查土地的运动。运动初期，干部、群众仍然按照过去所制定的正确的政策办事，检查工作慎重、认真，差错较少。
  1933年6月1日，临时中华苏维埃政府发布《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错误认为在中央苏区80％的面积、200万以上的群众“没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决定进行普遍的查田运动，“把一切冒称‘中农’、‘贫农’的地主富农完全清查出来，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财产，没收富农的土地及多余的耕牛、农具、房屋”，“富农则分与较坏的劳动份地”；同时，“要在查田运动中改造地方苏维埃，洗刷地方苏维埃中一切阶级异己分子，及其他坏分子出去。”6月2日，苏区中央局也发布《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内容与《训令》基本相同。
  6月12日，根据上级指示，中共闽粤赣省委扩大会议通过了（闽粤赣党在经济战线上的任务决议》，决定“开展深入查田运动”。要求“党要无情的及时的揭露与粉碎地主残余与富农破坏与抵抗查田运动的阴谋”，“特别是正确的运用阶级路线，坚决没收地主，没收富农多余的好的土地，分配以坏的劳动份田”。“这一查田运动，特别在宁化、汀东、武平等处深入的开展起来。”
  1933年6月，陈潭秋接任福建省委书记。省委、省苏维埃政府从长汀、兆征(①兆征县机关驻地长汀城关，包括古城、策田、七里、大埔、东街等乡。)、宁化、汀东(②汀东县机关驻地长汀馆前，包括童坊、、馆前、新桥、长宁、治平、曹坊、张地等乡。)等县挑选积极分子二三百人举办查田运动检举训练班，学后分派各地开展查田运动。此后，查田运动在全省进行。仅长汀濯田区就查出60多户地主、富农。但苏区中央局仍不满意，批评“福建全省查出的成绩还只当得博生一县的成绩”，要求福建省苏区在8月内召开各县苏执委扩大会议及各县乡苏主席大会，检查各地查田工作，中央政府派人参加。8月4日，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召开第四次执委扩大会，接受中央的检查。会议检查了查田运动存在的问题，要求迅速广泛展开查田运动，并协调一致地进行肃反工作、检举工作，扩大红军与地方武装的工作等。在9月15日前，以县为单位，进行检查，在省苏代表大会召开以前，进行大检查。
  在中央三令五申与检查督促下，福建查田运动于1933年8月全面铺开，经过两个月的查田。在宁化、汀东、长汀等3县，共查出地主、富农964家，没收土地19600担。(③当时在闽西苏区习惯以粮食平均产量计算耕地面积。)这些所谓的地主、富农，其中大部分是中农、富裕中农，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贫农。而且，还出现乱抓乱杀地主、富农事件。不给地主以生活出路，不给富农以经济出路，导致有些地主、富农被逼走上绝路，上山为匪，或是投靠国民党。在部队、地方搞清洗“阶级异己分子”，导致人心不稳，影响社会稳定。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曾力图制止这些错误。他于8月29日发表《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文章，10月又主持制订《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革命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等两份文件，要求进行贯彻，着于进行复查纠偏工作。
  1933年10月下旬以后，临时党中央领导入又认为复查纠编是右倾的表现，强调要更普遍地开展落后区的查田工作。于是，查田运动在所谓的落后区又开展起来。至10月底，宁化、长汀、汀东、上杭、兆征等5县，就查出所谓的地主、富农1300余家，没收土地30300余担。
  1934年1月，陈潭秋调回中央，改由曾洪易任福建省委书记。3月15日，省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查田运动的训令》，认为：纠正过去“左”的错误是阻碍开展查田运动，并给富农以反攻的机会，因而是错误的。《训令》规定：“在暴动后查田运动前已经决定的地主与富农，不论有任何证据不得翻案，已翻案者作为无效”。这样，复查发现的错误得不到制止。
  闽赣省苏区也开展查田运动，但时间较晚，危害也小。
  1934年5月后，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形势日益严重，各地干部、群众全力以赴参加扩大红军、支前运输，查田运动不了了之。
  （五）反“围剿”失利
  1933年5月，蒋介石在南昌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坐镇指挥，调集5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党中央执行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者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与国民党军队拼消耗，实行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因而使得反“围剿”一开始就遭到失败。
  9月28日，黎川失守。中革军委急调彭德怀率领东方军北上应敌。东方军虽然在黎川东北的洵口取得一次战斗胜利，但仍然无法阻挡国民党军队的进攻。10月9日，红军在硝石战斗失利。12月15日，国民党军队占领德胜关。红军第三军团及新组建的第五、第七军团不得不转入福建，进至泰宁地区。
  闽赣省处于中央苏区东北部的前沿地区。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打响之后，省委和省革命委员会率领部分武装由黎川向福建境内撤退，迁入建宁县城。12月11日，闽赣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选举成立以邵式平为主席的闽赣省苏维埃政府。省苏维埃政府号召全省军民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扩大红军，肃清民团土匪，配合主力红军投入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闽赣省各县群众和青壮年响应省苏维埃政府的号召，筹粮筹款，踊跃参军，加入红七军团和少共国际师，开赴作战第一线，在反“围剿”战争中作出很大的牺牲和贡献。
  在此期间，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率领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公开举起抗日反蒋的旗帜，发动“福建事变”。蒋介石为镇压新成立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立即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北路军中抽调9个师，加上京沪杭地区的2个师，大举向十九路军进攻。福建事变在客观上造成了有利于革命的形势，但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不懂得利用这一有利形势，而是实行“左”倾关门主义方针，不予十九路军以积极的援助，致使十九路军陷于内外交困的境地，很快瓦解、失败。直至1933年底，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已岌岌可危，“左”倾错误的领导者才意识到必须援助十九路军，才有可能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压迫，于是命令红三军团向福建延平方向之国民党军队侧后出击。但为时已晚，当红三军团于1934年1月25日攻取沙县、2月9日占领将乐的时候，十九路军已经全面崩溃。
  蒋介石在打垮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以后，立刻重新部署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从1934年1月下旬至3月下旬，中革军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南丰、黎川、建宁等地进行防御战，都没能在战略上打破和打乱国民党军队的进攻。2月24日，国民党军汤恩伯部攻占沙县。3月7日，孙元良部占领将乐。3月19日，王仲廉部占领泰宁，国民党东路军从三面包围闽赣省首府建宁，中革军委提出死守建宁、广昌的战略部署。红一、三、七、九军团及少共国际师都投入建宁保卫战，都未能抵挡国民党军队的进攻。5月16日，建宁失守。闽赣省委机关迁往建宁上乡，接着又迁往澎湃县李坑村。至此，闽赣省的建、黎、泰地区均被国民党军占领。
  与此同时，闽西苏区也大部分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只剩下兆征、长汀、宁化、武平等狭长地带。福建军区司令员叶剑英调中革军委，司令员由龙腾云接任。为了破坏国民党军队的后方运输，牵制和迟滞他们向苏区的进攻，中革军委命令福建军区的红八团和红九团深入漳龙公路和永定、宁洋交通线，开展游击斗争。这2个团直属中革军委领导，由邱织云、方方分别担任两个团的军政委员会主席。
  为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并调动和牵制敌人，策应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7月5日，临时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由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经福建到浙皖边，开展游击活动，建立新的根据地。为配合抗日先遣队进军福建，中央派刘少奇任福建省委书记。7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经长汀、连城、永安县境，20日袭取大田县城，29日打下南平樟湖坂，接着，渡过闽江，到达黄田、谷田。这时中革军委改变原来北上计划，电令先遣队东进占领水口，并相机威胁、袭取福州。8月2日，先遣队开始攻打福州。因城内没有策应，势孤力单，又受国民党军飞机轰炸，攻城未果，只好转攻连江、罗源。14日，先遣队攻克罗源县城。20日，叶飞、詹如柏率领闽东工农红军独立团等与先遣队在赤溪阳谷村会师。先遣队领导向闽东党组织和红军传达党中央的指示，留下党中央在上海的联络地址及300多支枪。闽东党组织安置了先遣队的数百名伤病员，并在1周内挑选1500人，准备补充先遣队。但因先遣队已离开闽东而未送成。不久，闽东党组织以红军独立第二、十三团为基础，加上这些新战士，在宁德桃花溪天柱寺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先遣队北上促进了闽东的革命斗争。
  1934年6、7月间，国民党军分6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犯，临时党中央采取分兵6路的办法迎击，又遭挫折。9月，中央革命根据地仅存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城和这些县城之间及其周围的狭小地区。红军已无法在根据地内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1934年10月，中央命令由项英、陈毅、贺昌、瞿秋白、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梁柏台、陈潭秋、毛泽覃、汪金祥、李才莲等人组成中央分局，由项英任书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由陈毅任主任；并成立中央军区，由项英任司令员兼政委；率领一部分红军约3万人，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掩护主力突围。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人员8.6万余人，从福建的长汀、宁化和江西的瑞金、于都出发，开始长征。刘少奇随中央红军长征，福建省委书记由万永诚接任。
  为配合中央主力红军转移，中革军委命令红二十四师留守长汀，担任东线阻击任务。明确指示：10月份汀州城不能丢失。红二十四师和长汀地方游击队、赤卫队顽强阻击敌人。11月1日，长汀陷落。在闽赣省，清流县城于11月26日失陷，宁化县城于29日失陷。至此，福建省和闽赣省苏区的县城全部陷落。
  长汀失陷后，中共福建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福建军区领导入带领独立十九团、二十团共4000余人，转移到长汀四都一带山区。省委书记万永诚不切实际地抱着“保卫苏区”的想法，拒绝了“放弃四都到深山中开展游击斗争”的建议，仍然采取集中兵力打正规战的方针，天天埋伏山头，等待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期望打一个歼灭战，以改变不利的局面。1935年3月，国民党军宋希濂部第三十师及闽赣两省的保安团包围四都，独立十九团和二十团被击溃，省委、省苏、军区机关陷入重围，部队仅剩下五六百人。在此情况下，万永诚才决定在长汀、武平、会昌边境的崇山密林之间活动，寻求突围口。4月上旬，省委书记万永诚、军区司令员龙腾云率一部向武平方向突围，毛泽覃率一部向瑞金方向突围，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吴必先率一部向长汀方向突围。10日，万永诚等百余人在腊口以南的梅子坝山区，被国民党军陶峙岳部包围，苦战一昼夜，龙腾云及大部分指战员牺牲，万永诚被捕，后被杀害于江西瑞金。毛泽覃率领的一部，在瑞金黄善口附近遭到国民党第二十四师的袭击，毛泽覃及大部分指战员牺牲。吴必先率领的一部突围到长汀濯田鸡冠峰被国民党第三十六师围捕，吴后被杀害于江西九江。至此，中共福建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及军区被瓦解。
  1935年5月，中共闽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及所属部队从宁化城撒出后，艰苦转战。退至尤溪、永泰、德化、仙游交界的紫山，被仙游、德化的民团包围。在此危急关头，省委召集党团领导入举行扩大会议，研究对策。省委书记钟循仁主张将部队转向闽西坚持斗争，但遭到密谋叛变的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政治部主任彭祜、参谋长胥江汉等人的坚决反对，会议未作出任何决议。5月8日，宋清泉、彭祜、胥江汉等人秘密将部队分两批拉下紫山，与在仙游的国民党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接头，叛变投敌，600名武装被国民党军第九师全部缴枪收押。钟循仁和省苏主席杨道明获悉后，率少数游击队突围。至此，闽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军区及革命武装被瓦解。
  紧靠中央苏区的闽北革命根据地，在失去闽浙赣苏区和中央苏区的依托后，便处在国民党十万大军的直接围攻之下。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执行“左”的军事路线，仍坚持“不失苏区寸土”、“分兵把口”的斗争策略，结果寡不敌众，国民党军队的堡垒线不断推进，苏区地盘不断缩小。到1935年初，闽北革命根据地大部陷落，只剩下崇安大安及附近的狭小地区。
  闽南革命根据地也遭到国民党众多部队的疯狂进攻。闽粤边特委决定将红三团和红三大队大部分力量撤出苏区，根据地区域相继为国民党军队所占领。
  在中央苏区陷落后，闽东革命根据地便成为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的地区，国民党调集重兵，对苏区大举进攻，并进行分区“清剿”。到1935年初，闽东革命根据地丧失殆尽，独立师和西南团等红军主力，被迫向外突围。至此，全省苏区基本沦陷。
  国民党军队占领苏区后，采取“三光”、“十杀”、斩首示众、五体分尸、挖心肝、火刑、剜割等残酷的手段，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闽东苏维埃政府主席马立峰、闽东特委书记詹如柏被捕后，被用钢针刺胸而死，然后又被割头示众。逃往外地的土豪劣绅纷纷还乡，对革命群众进行阶级报复和反攻倒算。国民党当局责令各地成立县、区、乡镇三级农村复兴委员会，按“一律以发还原主，确定其所有权为原则”，来处理土地及其他不动产、土地耕佃分配、田租、征收地税及农民债务的清理等问题。全部没收红军家属的财产，不承认苏维埃政府登记的婚约。土地革命前群众所欠的债务，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强令加利息还清，地主则凭土改前的租约，纷纷向佃农索取田租，甚至索取到民国十九年至二十三年（1930～1934年）的租谷。”沦陷区群众饱受蹂躏，“无不焚之屋，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仅永定一县，被杀的革命群众达2600多人，被抓去的壮丁、妇女、儿童2200多人，饥寒交迫而死的群众3800多人，被迫离乡背井的3800多人，被毁灭的村庄93个，被烧毁的山林6700多亩，被毁的纸槽200多个，荒芜的土地10160亩，被抢去的耕牛4900多头。
  第五节 坚持游击战争
  一、闽西南
  主力红军长征前，毛泽东曾对张鼎丞说：你还是回到闽西去，那里你熟悉，可以坚持，可以发展。主力红军长征后，张鼎丞征得项英和陈毅的同意，返回闽西。聚集了200多人的游击武装。1935年3月，张鼎丞联络已在闽西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红八团、红九团，成立闽西军政委员会，以张鼎丞为主席，统一领导闽西地区的革命武装。
  1935年1月，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2月，新的党中央复电被国民党军围困在江西于都仁凤山区的中央分局机关，指示：应立即将部队分散在苏区及其周围坚持进行游击战争，并迅速改变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使之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应。接到中央的电报后，中央分局即决定分9路突围，其中一路由中央分局委员陈潭秋、谭震林率领前往闽粤边坚持游击战争。
  陈潭秋、谭震林率领的红二十四师的一个营约500多人来到永定与张鼎丞会合。一起到达的还有原由省委保卫队护送，但中途被国民党军队打散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长邓子恢、福建省苏维政府秘书长温仰春等人。4月10日，闽西南党政军领导入联席会议在永定上溪南赤寨村召开，陈潭秋传达了中央指示。会议经过争论，决定改变原来的“保卫苏区，等待主力回头”的方针，而采取“广泛的、灵活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会上扩充成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由张鼎丞任主席。这次会议标志着闽西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完成了向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
  1935年4月，国民党军队对闽西红军游击队发动“清剿”。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清剿”，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划分3个作战分区：由红九团第二营和明光独立营组成第一作战分区，罗忠毅任司令员，方方任政委，以龙岩、连城、宁洋3县边区为活动范围；由红九团第一、三营和永东游击队组成第二作战分区，吴胜任司令员，谢育才任政委，计划打通与闽粤边红三团的联系；由红八团和龙岩游击队组成第三作战分区，邱金声为司令员，丘织云任政委，活动于龙岩、南靖、漳平3县及漳龙公路两侧地区。
  第一作战分区部队在反“清剿”后不久，汇合了由温含珍、邱尚聪率领的原闽赣军区第十七团、十八团的余部。经过艰苦作战，到5月，在龙岩东北、漳平西南、清流东部、连城东南和永定、宁洋、漳平交界处建立了较为巩固的游击根据地。
  第二作战分区部队于6月在漳浦三坪与红三团会师。9月两支红军分开行动后，红九团遭国民党军队围追，政治部主任赖荣传、团长吴胜先后牺牲，部队受到损失。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帮助他们总结教训，并加强指导。后来，红九团在永和埔地区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扭转了不利局面。到1936年初，第二分区在永东县、永和埔之岐岭、上下溪南、岭背、小芦溪、犀牛岗等地重建了革命政权，部队也扩大到近千人。
  第三作战分区部队在反“清剿”中采取灵活战术，使国民党军队疲于应付。部队转移到漳平梅营时，突遭围攻，政委丘织云牺牲，此职即由伍洪祥接任。接着，红八团以连为单位分散活动，各连队创造性地采取“散兵群”战术，歼灭许多国民党部队，取得胜利。此间，国民党散布谣言说：“共产党已基本肃清，邱金声匪部全部覆灭”。红八团团长邱金声率小分队成功地夜袭龙岩城内国民党陆军第十三医院，揭穿了国民党的谣言，威震闽西，使国民党准备在龙岩县城召开的“祝捷大会”胎死腹中。
  闽西党组织又领导群众开展各种合法的或非法的、和平的与武装的斗争，使国民党当局建立的各级“复兴委员会”徒有虚名，保住了苏区人民土地革命的胜利成果；他们还利用保甲制度掩护群众斗争，使一些保甲长成了“白皮红心”的革命秘密工作者，一些“壮丁队”驻守的“白色堡垒”变成“赤色堡垒”。上杭县古蛟区的傅柏翠曾领导过上杭蛟洋暴动，后因种种原因脱离革命队伍，在家乡拥兵自保，但与国民党有矛盾。游击队不计前嫌，与傅达成协议：红军部队不到古蚊地区；傅不对红军禁粮；当国民党军队进攻红军时也不配合白军。与傅建立秘密的合作关系，有利于红军的生存与发展。
  二、闽北
  1935年初，闽北革命根据地大部丧失，国民党部队逼近闽北根据地首府大安。分区委致电请示党中央。中央回电指示：在原地坚持游击战争，等待主力红军反攻胜利。闽北分区委根据中央指示召开紧急会议，分区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黄道等人主张避敌锋芒，保存实力以图发展，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则主张死守大安，与国民党军队展开决战，经激烈争论后，多数人同意黄道等人的意见，决定撤出大安，依托武夷山脉，南北分散活动，坚持游击战争，伺机打击敌人。分区委撤出大安后，于2月在长润源重新成立闽北独立师，师长黄立贵，政治委员卢文卿，政治部主任曾镜冰，参谋长张燕珍，下辖4个团，约2000余人。3月，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投敌叛变，带国民党军队一个团追杀分区委、军分区及后勤机关，幸遇吴先喜率领的西南独立团奋力抵抗，人员未受大的损失，但辎重装备大部丢失，仅有的一部电台被砸毁。从此，闽北苏区与中央的联系中断。随后，分区委任命吴先喜为军分区司令员；分区委机关转移到崇安县的温林关、岚谷一带，继续领导部队坚持游击斗争。
  1935年8月，中共闽北分区委在崇安岚谷乡的黄龙岩召开会议，决定红军游击队分3路打出外线，开辟新区。由饶守坤、王助率领红二团、红三团挺进建瓯、松溪、政和一带，相机与闽东和浙西南红军游击队取得联系；由黄立贵率领红一团、红四团一营和浙西南挺进四纵队，西出建阳、邵武、顺昌与邵武独立营会合，恢复和巩固邵顺建游击根据地；由吴先喜率领红四团二、三营及西南独立团，西至资溪、光泽、贵溪、金溪地区，与刘文学游击队汇合，恢复金资光贵游击根据地。
  经过一年多的斗争，饶守坤、王助率领的部队在松溪、政和、古田和建瓯迪口等地开辟游击根据地，部队从1300多人增加到2000多人。黄立贵率领的部队在邵顺建地区站稳脚根后，又奉闽北分区委之命向闽东发展，在周宁政和两县交界的洞宫山区的禾坪村与叶飞率领的闽东红军游击队会师。1936年4月，黄道与叶飞相会，举行联席会议，商议成立中共闽赣省委及闽赣省军区。后因敌情紧张，两地区红军分开活动，失去联系，统一领导的计划未能实现。随后，黄立贵率部出击将乐、泰宁、建宁，开辟了邵（武）、将（乐）、泰（宁）游击根据地。吴先喜率领的部队于1936年初到达资光贵地区与刘文学游击队会师。随后，调整党组织，撤销原中心区委，成立资光贵中心县委，由吴先喜任书记；原建松政游击根据地得到恢复，游击队由100人发展到300余人。这期间，闽北游击区都相应调整有利游击战争发展的政策。到1936年底，闽北红军游击队活动范围扩大到北起信江，南至闽江，西到抚东，东达洞宫山脉的闽赣边区20余县。
  三、闽东
  1934年12月底，国民党军队攻陷中共闽东临时特委所在地福安官洋。次年1月，临时特委在福安洋面山召开会议，讨论战略方针问题。以特委书记詹如柏为代表的地方干部坚持要保卫苏区，认为不与国民党军队决一死战对不起苏区人民。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要跳出包围圈以保存实力，再图发展。会议最后同意独立师政委叶飞的意见：先打一次胜仗，再撤离苏区。1935年1月15日，闽东独立师、赤卫队等共2000人在福安彭家山设伏，歼灭了一些国民党部队，但因国民党援军赶到，反被包围。独立师奋力突围，受较大损失，团长游聚康叛变，瓦解了三团并派叛徒枪杀闽东苏维埃政府主席马立峰，副师长赖金标也在突围中牺牲，一、二团仅剩150人。闽东其他苏区革命力量也遭到挫折。整个苏区只剩下4块被分割的窄小的游击根据地，由叶飞、范弍人、阮英平、许旺、谢作霖等人领导继续坚持斗争。
  1935年3月，独立师师长冯品泰向国民党投写密信，表示愿意投降，被叶飞察觉，闽东党组织果断地将冯处决。此后，因国民党陆续将主力撤走，双方力量对比发生变化。闽东独立师聚集力量，频频出击，恢复了一些老苏区，并开辟了闽浙边和宁屏古一带的新苏区。5月底，闽东党组织的负责人在寿宁合溪召开会议，作出3项决策：重新恢复中共闽东特委，书记叶飞；制定今后斗争的基本方针：对内恢复老区，向外发展新区，军事上改变打硬仗、攻碉堡、守阵地的作战方针，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部队与地方工作相结合；调整各项适应游击战争的政策等。至此，闽东地区较好地转变了战略方针。
  1935年8月，中共闽东特委在柘洋楮坪召开会议，调整充实了以叶飞为书记的特委领导机构，并将闽东独立师改编为3个纵队，纵队长分别为范义生、陈挺、缪英弟。
  闽东红军游击队在特委的领导下，开始“一面波浪式向外发展新区，一面对内恢复老区”的行动。采取神出鬼没、进退自如的“狡兔三窟”战术，实行各项保存自己，打击敌人的具体政策，再加上畲族人民的支援，游击战争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至1936年底，闽东党组织在南至福州附近，北到浙江的龙泉、庆元、泰顺、景宁、云和、平阳，西至福建屏南、古田、政和、松溪等，总计十七八个县，纵横约700里的地区内，建立了游击根据地，闽东福寿、霞鼎、周墩等老苏区保持红旗不倒，独立师也发展到5个纵队。
  1935年10月5日，叶飞率领的闽东独立师一部与在浙南地区活动的由刘英、粟裕领导的红军游击队——浙南红军挺进师在寿宁县含溪郑家坑会师。第二天，双方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以刘英为书记的闽浙边临时省委。临时省委成立之后，领导边区人民投入反“清剿”及抗租、抗债、抗捐、抗税等斗争；但也错误地领导开展一段时间肃清“AB团”的斗争，致使一些革命干部群众被错杀。半年之后，省委领导入在战略方针问题上出现分歧，省委主要领导入于1936年9月在浙江庆元县南阳村扣押闽东党组织领导入叶飞等人，后叶飞乘机逃回闽东。闽浙边临时省委因矛盾激化而解体，两地区的部队又分开活动。闽东地区原来执行临时省委指示开展的肃“AB团”的斗争也就停止。
  四、闽粤边
  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以黄会聪为书记的中共闽粤边特委，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改变原来苏区时期的政策，较快地转入自觉开展游击战争的阶段。红三团分散突入外线作战，使国民党军大部分队伍难于在苏区长驻，靖和浦中心区域逐步得到恢复，边缘地区也有所发展。1935年9月，特委在平和县仔石山召开第五次扩大会议，总结一年来反“清剿”的经验，讨论部队与地方党组织、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明确广泛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决定红三团打出外线。此后，红三团攻下平和县南胜、王寨，云霄县何地、马铺圩等地。
  卢胜率领的红三团一部，在平和陂下、寮安、梅林一带建立游击根据地。1935年秋，活动在潮澄饶游击区的红三大队进入乌山地区。9月，卢胜率部与红三大队在云霄县月眉池会合，合编为闽粤边支队。冬，中共潮澄饶县委在乌山十八涧召开扩大会议，何鸣代表特委参加，会议研究了恢复潮澄饶工作和开辟云和诏新区的问题。10月底，云和诏县委正式成立，书记蔡明。11月，根据特委决定，卢胜所率的红三团一部与卢秋桂、邓珊率领的红三大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闽粤边独立营，营长卢胜。独立营以乌山游击根据地为依托，向四周发展。1936年2月，国民党第八十师和福建省保安团7000余人对乌山根据地发动“清剿”，独立营与游击队深入大山与国民党军队周旋。八十师“清剿”14天，一无所获，被迫撤走。到了10月，独立营发展到300多人，在乌山游击根据地内建立了交通站、被服厂、印刷厂和后方伤兵医院等。
  1936年1月至7月，红三团一部在何鸣等人的领导下，相继开辟了大芹山、灶山游击根据地，恢复了梁山游击根据地及原靖和埔苏区的部分地区。
  这期间，特委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符合人民群众实际要与长远利益的政策，保证游击战争的发展。1936年2、3月间，因受“左”倾错误的影响，云和诏和其他地区党组织开展肃“托洛茨基派”与“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潮澄饶县委书记陈胜信、潮澄澳第三大队政委贝必锡及饶和埔党组织的负责人余丁仁、谢卓元、张华云等一批人被错杀。特委发现问题后，及时加以制止，避免造成更大损失。
  1936年7月，为了牵制国民党军队对漳浦梁山游击根据地进行的“围剿”，并解决经济困难，特委派出独立营及红三团的精干人员潜入云霄县城，占领“宏利银庄”，筹款后顺利返回根据地。
  到1936年底，闽粤边特委下辖靖和浦、云和诏、潮澄饶等县委和漳州工委，共建立21个区委、300多个支部，红军主力发展到700多人，农民自卫军和游击队发展到数千人。
  五、闽中
  1934年4月，福州中心市委机关被国民党特务破坏，市委常委王于洁脱险后赶到莆田，重建甫田中心县委，由他任书记，并整顿了党、团组织及游击队，开展游击斗争。6月，福清党组织也受国民党破坏，从福州脱险的福州中心市委宣传部长黄孝敏及刘突军来到福清，在角楼成立中心县委，由黄孝敏任书记，建立了工农游击福清大队，在山区开展游击斗争。
  这期间，国民党在闽中的武装较弱，有利于闽中党组织领导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5月莆田和福清两个中心市委领导入在福清樟溪召开联席会议，成立由王于洁任书记的中共闽中特委。特委确定建立以常太为中心的莆仙边根据地和以罗汉里为中心的福（清）莆（田）永（泰）边根据地，革命武装统一番号为“闽中工农游击队”，福清游击队为第一支队，甫田游击队为第二支队。从此，游击战争进入发展阶段。
  1935年8月，根据闽中特委关于在常太和罗汉里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的决定，特委领导入王于洁、潘涛在常太际川召开军事会议，成立闽中工农游击队第二支队，由郑金照（后为陈喜孙）任支队长，潘涛为政委。二支队在常太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抗捐、抗税、抗租、抗粮的“四抗”斗争，镇压了一批地方反动势力，使国民党基层政权基本瘫痪，游击根据地因而形成。1936年3月，国民党调集反动武装500余人“进剿”根据地，游击队避实就虚，打出外线，国民党军顾此失彼，疲于应付。随后，游击队又出其不意转回根据地。
  与此同时，闽中工农游击队第一支队在队长魏耿、政委黄孝敏（后为刘突军）的领导下，逐步建立起罗汉里游击根据地。第一支队改编土匪刘春水部，壮大了力量。随后，游击队多次袭击反动据点。1936年2月24日，第一支队在福清与闽侯交界的相思岭下何庄桥设伏，袭击福建省银行的运钞车，抓获总经理韩疆土、大田县长萨福畴等人，缴获现款200余万元。此举震动了国民党福建当局，立即调兵3000余人“围剿”罗汉里根据地。游击队撤出根据地，于6月下旬到达常太际川与第二支队会师。中共闽中特委在际川召开党团联席会议，决定把两支部队合编为“闽中抗日救国义勇军”第二支队，由刘突军任政委，吴德标任司令员，雷光熙、王铁成任副司令员。
  1936年7月中旬至8月，国民党调集500多兵力“清剿”常太游击根据地。闽中特委决定将红军游击队撤出根据地，向莆田、永泰边界地区转移，后在永泰山溪一带建立新区。国民党又调集莆田、永春、仙游3县保安团500人“清剿”新区。红军游击队主力撤往宁里、旗插安一带隐蔽，另由雷光熙率一路重回常太地区。11月下旬，闽中特委决定攻打福清琯口国民党驻军。23日夜，刘突军、吴德标、雷光熙、王铁成等人率40名骨干，一举歼灭琯口驻军，并利用国民党军驻地的电话向福清国民党县党部佯称琯口来了大批红军准备攻打福州，国民党当局惊恐万状，宣布福州戒严3天。
  六、闽赣边
  中共福建省委及所属部队瓦解后，活动在长汀、瑞金地区仅剩下5支游击队：即赖昌诈、钟德胜领导的瑞金游击队，胡荣佳、彭胜标领导的陶古游击队，刘国兴领导的武阳游击队，张悌等领导的兆征县游击队，张开荆领导的汀瑞游击队。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反复“清剿”，这些游击队损失惨重，都仅剩下少数人员顽强地坚持斗争。后来，这些游击队剩余人员逐步汇合，共战斗10余次，影响较大的有1937年8月攻打武阳区公所及三箭脑伏击战等，给国民党当局以一定的打击。1937年8月，5支游击队汇合成80多人的汀瑞游击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