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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后期，一支生活在北方的女真贵族后裔徙居泉州，经过500多年的发展繁衍，成为福建满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康熙十九年（1680年），朝廷在福州固定设置八旗驻防，以旗营为中心的满族聚居区域逐渐形成。旗人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特殊的政治地位，使福建满族人在清代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群体。从中法马江海战到抗日战争，福建满族为保家卫国、共赴国难，付出了重大的牺牲。
  福建满族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他们始终固守自己的文化、习俗以及共同的民族心理，不排斥与当地汉族人交往乃至通婚，在保持民族特点的同时与所生活区域的文化交相融合。
  第一节 入闽
  福建满族由两大主体构成：一部分是金国皇族后裔粘博温察儿于元朝末期避居泉州的后代，他们是满族先人——女真人的后裔；另一部分是清军入关统一中国后，从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始在福州设置八旗驻防，驻扎的满洲八旗官兵的后裔，他们在福州置产立业、娶妻生子、营造坟茔，长期定居下来。
  一、元末避居泉州的女真人
  博温察儿祖先宗翰（本名粘没喝，汉语讹为粘罕）为金国开国元勋，与金国开国皇帝阿骨打是侄叔。宗翰死后，谥号“桓忠”，故粘氏宗祠亦称作“桓忠祠”。泉州粘氏尊宗翰为一世祖，博温察儿为八世祖。宗翰之父撒改因被金廷封为“金源郡王”，故今泉州晋江粘氏宗祠中有“派衍金源归一本”之联。
  元末至正初年，金国皇室后裔粘博温察儿“因世乱流寓江南，遂浮海抵泉”，居泉州晋江的永宁（今属石獅市）。迁徙至泉州时，粘博温察儿年事已高，不久弃世。他死后葬于住地永宁杨丹。（①粘博温察儿墓尚存。该墓原占地500多平方米，呈“凤”字形，三合土圆形封土堆，三层墓埕逐级外扩。墓碑“凸”字形，长2.06米、高0.75米，上楷书阴刻“八世祖粘公”五字。1989年由台湾粘氏宗亲会捐资修葺，同年4月晋江县（现晋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墓左侧立碑保护。）博温察儿长子子寿、次子子禄由永宁迁移到浔美（晋江市龙湖镇衙口村）居住。
  从元代至明末，女真皇族后裔粘氏人口数甚少，主要原因：一是一脉传承，繁衍较慢；二是明中后期的倭寇之乱，粘氏一族也惨遭荼毒。
  据《浔江粘氏世系纪略》记载，粘氏宗族所处的浔美、陈坑、山柄等村，在明中后期均遭倭寇焚劫，死亡人数不计其数：“十四世尔明，生子四人，四子诸孙，殁于兵荒无嗣世。”“十五世昱，兵荒掳去下邦而死，妣张氏掳去兴化而死。”还有的粘氏子孙则在平定倭乱中战死沙场，如十四世席珍，“值倭乱，以征阵亡”，“追赠骠骑将军，以旌忠勇”。（②《晋江县志》，《忠义传》。）有明一代，晋江粘氏共传11代，至明末，见诸族谱者，仅寥寥数人。
  清顺治年间（1644－1661年），泉州曾是郑成功反清复明的基地，民众屡经战乱。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清朝在东南沿海地区实行“迁界”政策，导致百姓流离失所。晋江粘氏聚居的陈坑、古婆庄、山柄等村，经过战乱，举族逃亡。在泉州居住的部分粘氏为避乱世，徙居南安梧坑。
  清中期，社会环境好转，粘氏各支逐渐繁盛。由于同宗同源的渊源关系，泉州粘氏得到清皇室的认同，政治地位大为提高。清代粘氏中科举、为官宦者众多，经济生活也随之改善。泉州名门望族眼见粘氏得势，争相与之结亲。如晋江衙口施琅便嫁女与粘氏子弟。据《粘氏族谱》记载：“粘拱恩，本盛孙，康熙二十六年丁卯科举人，娶靖海侯施琅女施氏。”
  二、清初入闽的八旗官兵
  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五月，“固山”郎名赛率满洲营官兵三千屯兵福州城中，并令福州东门、汤门、水部门三关居民全部搬出住处，征为兵营，谓之“匡屋”。顺治十六年十一月，清兵复至。十一日，头站300人、马500匹先至，屯东门外。大队人马于十二月二十六日至，屯扎七门外。
  康熙十九年（1680年），在诛灭跟随吴三桂叛清的“三藩”之一耿仲明，并将其部属撤回京师之后，清朝政府派遣杭州副都统胡启元率领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兵马1026名进驻福州。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清政府又把耿仲明属下兵马1000名也编人上三旗，在驻防福州的四旗内行走，并设福州将军一名。从此，福州和广州成为清代各直省中仅有的两个汉军八旗单独驻扎的驻防点。
  最初的福州将军由汉军旗人担任，直到雍正六年（1728年）阿尔赛被任命为福州将军之后，该职位才大多选派满洲人担任。乾隆十九年（1754年），清廷命福州四旗汉军官兵出旗为民，再从京城挑选满洲兵丁，分批到福州驻防。这些原驻京师的满八旗官兵从此就在福州长期定居，他们的后人就成为福州城内满族的主体部分。在清代，福州是全国13个设置将军一级官员的驻防单位之一。
  雍正六年（1728年），兵部侍郎牛钮奏请于江宁、杭州、荆州、京口、广州、福州等处驻防水面，勤加操练，被朝廷采纳。镇闽将军阿尔赛觐见雍正，雍正面谕：“尔等旗人宜习水务。”同年，福州将军奏请设立福州三江口水师旗营，经朝廷议政大臣会议“复奏照准”，令创建官署、兵房1321间，并以炮山高地火药库、钟楼为中心在洋屿半岛周围荒地围建城墙。
  雍正七年（1729年）十月，征南将军赖塔奉旨挑选531名行营旗兵进驻琴江，组成三江口水师旗营。琴江，也称作福州旗人水师城，位于长乐太平港口，云门山洋屿以东，距长乐市区5千米，距闽江入海处15千米；面对圆山水寨，与大屿（琴屿）、小屿（剑屿）、乌屿成掎角之势，与福州马尾隔江相望。这里是白龙江、乌龙江、马江交汇处，故称三江口，又因闽江流经此处形似一把古琴，故称琴江。作为清代福州海江防卫的要冲，三江口水师旗营担负“控马江带乌龙，拱卫省城，抵御外侮”的重任。驻扎在琴江的兵丁是福州驻防中四旗汉军的余丁，俗称“老四旗”，设领催、鸟枪兵、弓箭兵、交甲、大刀、挑刀和藤牌兵等，这支水师归福州将军统辖。福州将军的行辕至今仍保存完好。
  乾隆时期（1736－1795年），福州驻防办理汉军出旗为民事宜。按清廷计划，三江口水师旗营的汉军应裁去一半，再由京城派遣满八旗填补。然而，因京师旗人畏惧路途遥远和海上风大浪急，生活艰苦，终未能换防成功。于是，这部分汉军旗人便留下为清廷御疆。在长期的八旗组织生活中，他们与满八旗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在语言、习俗等方面趋于一致，完全融入满族之中。
  第二节 分布
  福建满族的分布呈现大集中、小分散的特点。20世纪末，福建满族人口的85%居住在福州、泉州。在泉州，粘姓满族集中在晋江、南安和泉州市区；福州满族大多居住在城区，原三江口水师旗营的后裔集中居住在长乐琴江满族村。
  粘氏满族于元末居住在晋江永宁，后迁往龙湖衙口村。明清时期，他们的后裔又分迁至晋江粘厝铺、深沪、山柄和南安梧坑，以及泉州市区。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开始，粘氏满族有一部分入迁往台湾，清末民初他们又迁往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
  清代康熙年间，京师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汉军2090名官兵进驻福州。乾隆二十年（1755年），驻京的2000余满八旗（含家眷计4000余人）到福州驻防。再加上各级文武官员及家眷，此时福建满族人口数达到历史上的最高峰。
  福州城内八旗军营集中地东起东门，西至南门大街，南至水部门，北至汤门、井楼门。该区域分布着镶黄旗堆、镶白旗堆、正白旗堆、正蓝旗堆及蒙古营，共五大旗营。此外，该地还有将军署、巡抚署、左翼副都统署、右翼副都统署等军界高级将领的署衙。
  辛亥革命后，福州旗人营内旗勇或死或逃，依旗营而居的旗人也隐姓埋名散居各处，旗营成了空壳。以旗营为中心的满族分布格局从此被打破。在清朝时期吃惯了俸禄的旗人，在民国时期日子过得十分清苦，人口数也随之下降。福州市区满族的生活区域主要在东门大街、汤门大街、秘书巷、井大路、仙塔街、道山路、鳌峰坊、水域巷、八角楼巷等处。福州市郊的满族有三处小聚居区：新店聂厝、洪山赤升村和长乐琴江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的民族政策得到落实，使福建满族享有与汉族同等的政治经济地位，满族人口逐渐增多。有不少隐匿民族身份的满族恢复了民族成分。1954年，中共福州市委统战部组织的“福州市回、满族调查”结果显示，当时福州市有满族227户，591人（男296人，女295人），除5户仍聚居在原清兵营外，其余均散居在汉人之间。（①福建省档案馆馆藏，中共福州市委统战部印发《福州市回、满族情况调查报告》（1954年6月17日）。）
  从1953年4月3日的第一次人口普查到2000年7月1日的第五次人口普查，福建满族人口从749人增加到7094人。其中1990年第4次人口普查显示满族人口急速增长，主要原因是泉州粘姓满族恢复了民族成分。
  20世纪90年代以后，福建满族人口进入自然增长期。其增长速度是福建世居少数民族中最高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满族的人口基数低，二是外省市的满族人口到福建工作。最为典型的地区是厦门市。1982年，厦门仅有满族人口58人，1990年增加到284人，2000年达到946人，成为福建满族人口数量列第三位的地区。
  第三节 政治
  一、明代
  元代末期，粘氏以避居者身份入闽，背景特殊，但不事张扬。明代，泉州粘氏子弟因勤学苦读，考中科举的人比较多，族内开始兴盛。进入仕途并有所作为的代表性人物是粘灿。
  粘灿，字懋昭，号涤楼，生于明成化八年（1473年），卒于明嘉靖二十四年（1557年）。明弘治十四年（1502年），粘灿以泉州府学资格考中举人，先授崇仁教谕，后补仁和知县，不久擢升为南京道监察御史、山西道监察御史，“巡视江南北十有九年”。他“屡次直言上疏，弗避权势；督税两关，力除积弊”。嘉靖九年（1530年），粘灿任山西道监察御史时了解到，福建泉州下属浔美场、丙洲场的盐户每年须向府库缴纳大量粮米以完成“盐课”，还要负担各种名目的差徭，而泉州粮食匮乏，粮价甚高，盐户为兑纳盐米只好往邻省购买，民不聊生。粘灿向朝廷上书奏折，陈述百姓惨状：“民命已不堪矣。”上疏终于获皇帝批准，减轻了盐户的负担，并准许将应纳米粮折银上缴。丙洲场、浔美场众多盐民为表示对粘灿的感激之情，为其刻碑立亭。当时浔美场的蒋桥立有粘灿生祠，泉州郡守王仕俊题匾曰“劝忠”，当地官吏、名士也多在该祠题字留记。泉州名士顾珀、庄一俊都为“劝忠祠”撰写碑记，赞扬粘灿“一日而建数千百载之勋，一言而活亿千万人之命”。顾珀在碑文中说：“中世士夫以官为家，曾遑人恤？富者不让禄，显者不让名，厚殖以自肥，肥汩没波尘者何限？有能上宣德意，下达幽隐，而清苦独耽如涤楼（粘灿号涤楼）者乎？”清初迁界时，劝忠祠遭毁，后人复建于泉州城区曾井铺。
  二、清代
  清代，入闽的旗人把持了福建的军政要职，身份、地位十分显赫。即便是那些八旗军中的中下级军官、兵丁，乃至眷属，地位均高出普通百姓。旗人可以不事劳作，以俸禄为生；有专供的居住区域和居所，沿袭着关外的习俗；写满文、讲满语，子弟进专设的满文学校就学；遇有旗营下级职位空缺，可优先补缺。
  与满族同源的金人后裔粘氏也走到了政治前台。泉州“粘国舅”的传说，是粘氏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的缩影。“粘国舅”即粘本盛，字道恒，生卒年不详，享年67岁，粘氏自宗翰起第十五世，明崇祯（1628－1644年）举人，清顺治初授河南推官，后任给事中、云南主考官等职。他多次上疏请“盐折归县，严禁私派”，使“泉郡受其惠”。据传，粘本盛升任京官不久，随驾秋狩，偶尔与顺治皇帝并驾而行。顺治帝得悉粘本盛先祖的渊源，对粘本盛说：“卿原来是国之旧人。”这段故事经过辗转相传，“国之旧人”竟讹传成“国舅”。
  （一）驻防
  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始设福州驻防，但未成定制。固定的福州八旗驻防始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由四旗汉军进驻。绿旗两营增设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水师旗营增设于雍正六年（1728年），这时，福州旗营共有官96员，兵4192名。清廷在福州设置驻防的目的是：“四旗两营驻扎省城，控扼上下游各府，为闽省之中权。水师旗营驻扎闽县洋屿，与闽安协互相犄角，为海洋之外捍。规制周详，防范严密，洵足以巩护民人，奠安疆宇矣。”（①乾隆《福州驻防志》。）
  1.福州旗营
  乾隆十九年（1754年）抵达福州的旗营官兵2400余户，旗营官兵初到福州时驻北门外北较场的营房内，因该处低洼又靠近北湖，连年遭水灾，于是迁到东湖附近驻扎。旗营东以水部门、东门、汤门城墙为界，西以大斗彩巷为起点，经大墙根珠玛河沿，通过秀冶里水门衙至水部门止。这一范围内因驻扎着旗营，被当地人称作“旗下街”。
  正黄旗兵舍在东门与澳桥之间东半段，西半段属于正红旗，所以正黄正红两协领衙门是邻居。正黄旗衙门建在东段末端，正红旗衙门建在西段首端（即今汤井巷与汤门街之间北段）。
  镶黄旗兵舍在三道湾、汤门街、汤关闸、秘书巷等地段，协领衙门在三道湾内。
  镶红旗兵舍在河西街、得贵巷、纱帽井等地段，其协领衙门在河西街内青都观巷对面。
  正白旗兵舍在医官庙、河东街、大巷等地段，协领衙门在澳桥下官友庙口西侧。
  镶白旗兵舍在蒙古营、观音堂、十金堂等地段，协领衙门位于得贵巷的纱帽井路东段。
  正蓝旗兵舍在珠玛庙对岸秀冶里、水门街等地，协领衙门在高节里河对岸。
  镶蓝旗兵舍在天后宫河沿、水关闸、渡尾街、状元坊等地，协领衙门在渡尾街西口东侧河沿。
  旗营兵舍建筑比较简陋，三间平排瓦房，一明两暗，屋内墙壁是竹蔑土墙，没有棚板地板。窗门用六扇木条内糊以纸，四围筑以土墙也不抹石灰。
  2.捷胜营（新军）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清廷通令全国编练新军。福州将军曾祺受命从旗营青壮年中选出千余人，编前后2个营，每营辖5个哨，每哨分3排，每排分3棚，每棚有列兵12名。前后营均分为前哨、后哨、左哨、右哨、中哨。各营组有管带1员，督队官1员（又称帮带）。每哨有哨官1员，哨长3员。每排有什长3名，靠近3名。统辖两营的首长叫做统领，在其下又有一员帮统，又称教练官。新军称作“八旗捷胜营”，办公及训练地点在汤箭道。
  八旗捷胜营的兵器是购自德国的毛瑟枪，每枪附有布带1条、子弹盒1个、子弹100发。这种枪只能一发一装填，口径是9.5毫米，子弹是铅弹头，杀伤力比鸟枪强。
  捷胜营每位士兵每月有1两8钱8分的银子，折合大洋2元6角3分。每月初一各兵到本哨哨长家中去领饷，发的是福州市内钱庄所发行的票条，限于市内流通。当时列兵所领的钱叫做“薪水”，而马甲、步甲所领的钱叫“饷银”。
  八旗捷胜营成立之初，每人可领到军服1套，皮底布靴1双，1尺宽的青布包头1块，无军帽。所发服装均免费。服装分为两季，冬季是青斜纹布，夏季是青麻布。在夏季不发给包头，每人要自备一张“遮阳”，其形如扇面，用布骨和青布做成，同时将此“遮阳”大的朝下，小的朝上，覆在脑门，用发辫环绕之即可遮住太阳。军服是中式对襟短衫，在胸前第二扣的下沿左边镶以“八旗捷胜营”5个白字，沿左边镶以“某营集哨”4个白字。带兵官的服装也是中式的，但胸前不绣字，在袖管上按官阶缝上金线和有蟠盘的铜扣。各官所戴的帽子是红缨帽，靴子大半是大绒的。光绪三十年（1904年）以后，各兵取消了包头和遮阳，改换瓜皮小帽上安一遮阳，带兵官也取消了红缨帽，改换瓜皮小帽，不久又将小帽取消换成军帽，在军帽平顶上仍钉上一个红线制成的帽顶。
  （二）训练
  近代福州旗营官兵的兵器装备中的火器以火绳枪、鸟枪、抬枪（即两人抬的大鸟枪）为主，常用兵器有弓箭、大刀、长矛、藤甲、腰刀等。
  平时旗兵要每日进行军事训练，练习弓箭的场所是在每旗的“箭道”。所谓“箭道”就是一个空旷场地，长300步，宽100步，在训练场一端建一个凉亭，俗称“演武厅”，在厅前百步处设立“标的”（满语称“案看”）。“标的”由7尺高、2尺宽的木框制成，上面糊以白纸，如同单扇门板一般。在距地面四尺高处贴一张用红纸剪成的直径约5寸的圆月形，当作敌人的头部；在距地3尺处另贴一张红纸，当作敌人的腰部。每日清晨7时以前，旗兵到箭道练习射箭，每人每次发5箭，以5箭全部射中头部为合格，胸部次之，腰部更次，每人所用的弓箭都是自备的。在水部门内鳌峰坊九曲亭口有一家弓箭铺，专做旗营弓箭生意，福州独此一家，生意兴隆。
  旗兵更高级的训练场在汤箭道，汤箭道西侧自北向南，掘一条宽5尺、深1尺、长500步的马道。马道是跑马的场地。旗兵要在此训练比较难的“马上三箭”和“马上三枪”。
  练习“马上三箭”的人，每人牵着马，左手执弓，右手握缰，在马道北端依次排列整齐，按花名册顺序点名上马。进入马道后，骑手快速度策马奔驰，用右手从腰间取一枝箭扣在左手所执的弓弦上，等到马跑到第一标靶前将箭射出，务必射中标的，否则为不合格。马越跑越快，骑手马上要准备第二支箭发射。第二箭发完后，马跑得更快，若动作稍慢，便准备不及，第三箭很难中的。骑手所射标的是用牛皮制成的一个立体的、每边二尺的等边三角形，名叫“皮蹲”。“皮蹲”放在马道左侧50步，共有3个，每个“皮蹲”的距离为100步。“皮蹲”上的标的很小，只贴有半径为5寸的红色圆月，必须射中红心才为合格。
  “马上三枪”所用的枪指的是火绳枪和鸟枪。火绳枪一遇到雨天就不适用了，所以当时旗兵中用鸟枪的人居多。练习“马上三枪”最难的一件事是装填火药。将火药灌入枪膛内，这是第一道程序；其次在枪上取下通条塞人枪膛把火药捣实，将通条插人原位；继之拨开机柄，将引火帽（金属炸药包头）戴在引火嘴上，后举枪向左侧第一靶瞄准，当马跑到靶子前，用食指钩动枪舌，使引火帽爆炸，枪膛内火药燃烧发出响声，靠着火药发射力能把靶子上悬挂的小红皮球吹得摇摆起来，这一枪就算命中了。所谓靶子是用一根3尺长铁条，一端插人土中，上端装一半径1尺的铁圈，在圈内的中心悬挂着一个红色皮制小球，其位置与射器的“标的”在一起。由于放一枪要经过多个程序，所以稍一迟缓，马跑过靶子枪放响算是空枪。
  前锋营的训练场所在汤门街路东。前锋营由每旗抽选出的10名兵丁，共计80名旗兵组成，经常集中起来练习武艺，准备作战时冲锋陷阵。被挑选者要具备相当的武术本领。这些人平时练习爬城墙、跳高、跳远，双手要能举起百斤以上的石头，并有在马上做出各种动作而不落马的本领。后来，前锋营改为八旗消防队（当时称作“八旗火援”），营址在得贵巷路北，即镶红箭道外。
  由福州将军统率的八旗军事训练，分作秋操、演炮、马政三大部分。
  秋操：在每年秋季，将八旗全体官兵集合起来，在东门外较场演习半天。正式演习虽然只有半天，而事先预演则要半个月。演习当天，旗营官兵三更时就要装束停当，穿上袍褂，拿着个人所用的武器、旗帜，陆续出东门，三人一群、五人一伙，直奔东较场，按预先指定地点集合。就是将军也要在天亮前到达演习场地。等到天放亮，由中军下令开始演习。在演武厅左前方，有座云梯城（指挥台），城上有一传令兵手执大旗，随着三声炮响，摇动三次旗帜。等到较场南端战鼓起后，传令兵将令旗悬挂在旗杆上。此时战鼓齐鸣，号角声声，预伏在山脚下的官兵面北，正对演武厅摆开一字长蛇阵式。鼓号手等官兵排列整齐后，鼓号声暂停片刻。之后又是一通鼓号，兵丁从枪上取下通条插入枪膛内，把火药填实，再将通条放回原位，恢复举枪姿势。再一通鼓号后，旗兵举枪预备，并装上引火帽。继之号角又鸣，各人举枪向前上方瞄准，等三声鼓响时，一同射击。此时枪声响成一片，将军对左右官员说：“很好！”这是第一个项目。第二个项目是前锋营的官兵表演。前锋营官兵每人牵着骏马，排列在演武厅前约百米处，向将军行礼后立即上马，在马上演出各种不同姿势，然后一齐拥至云梯城边，部分人弃马搭人梯，爬上城墙后放下软梯，让全部官兵都上城墙。最后一个项目是长乐洋屿的水师旗营藤甲兵演习，长矛与盾牌比试，短刀与长刀的比试。这样，一年一度的秋操便结束了。
  演炮：每年初冬，各旗官兵携带鸟枪、抬炮到东门外溪口星公省附近的山谷中去实弹射击，福州将军也莅临检阅。演炮场地设有演武厅，距演武厅约300米处设一标的。标的用铁条制成长方形架子，两脚埋入土中，架上横悬一块铁板，长4尺、宽2尺、厚1寸，在四周漆上黑边，中间画一红色圆心。枪兵对将军行礼后，转身面向标的，将火药填人枪膛，并装人大铅丸一粒，然后瞄准标的射击，若命中则鸣锣，未中则摇小旗。如果三枪全中，将军会发枪作为奖赏。至于二人抬炮，只放空炮，不用实弹。
  马政：就是检查马匹。内中包括协领、佐领、防御。由炮骑校各带官兵考察武技。马政的季节在每年春季，地点在汤箭道。当日，旗营各官兵将自己所养的马牵来检验，以肥壮、清洁、调教得好为合格。评比分甲、乙、丙、丁四等。甲等有奖，丁等要罚。各旗官员在这一天要显示马上功夫，内容是“马上三箭”和“马上三枪”，优秀者记名候补。因马政关系旗人前途，无人不竭力争取好成绩。福州旗营有马匹约二千，自马甲以上每人均有1匹，官员是2匹。后来马匹逐渐衰老死亡，而又得不到充分补充，到了光绪末期，实际上每20名马甲只有1匹马。至于马匹补充，要经奏准后从张家口选马运来。
  八旗捷胜营新兵的训练先练德军操，时驻福州的湘军改为陆军第十镇，由旗营派人去第十镇学习，后全国新军全改学日本操。八旗捷胜营的苍庆祥、冠普亨、吴振桦、王桂山、关朗如及水师旗营的赖延等人到武备学堂求学。不久，又从中选派王桂山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
  在八旗捷胜营内设立了一所“学兵营”，招收旗营青少年百名，分作甲、乙两班。甲班上初中课程，兼学初级军事学和满、英、日文。乙班上小学课程，作为甲班的候补生。甲班生毕业后分配到捷胜营补缺，在甲班中亦选优秀生到国家军事学校和国外留学。当时，有罗文润留学日本宪兵学校，傅宝贵、何玉章留学日本士官学校，何泽培、冠元揩、傅柏英、郎敬侯、佟剑涛等被选送保定军官学校。
  （三）兵事
  1.厦门抗英斗争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七月初十，英国侵略军对厦门发动第三次进攻。满族人护理延平协副将凌志、陆路提标左营游击那丹珠以及海坛镇总兵张然，分别督率兵勇防守厦门各炮台。上午9时许，英船34只、士兵2500余人，向厦门和鼓浪屿的炮台同时发起猛攻，清军开炮还击，先后打沉英船6只。午后，南风大作，英军乘风进攻北岸，以七八船并力攻一炮台，一台破，复攻一台；与此同时，英军海军陆战队也开始登陆。激战中，凌志奋力冲杀，中炮落马后遭英军杀害。那丹珠也被炮弹击中，当场牺牲。
  2.马江海战
  清光绪十年（1884年）闰五月二十一日，法国远征舰队在海军中将孤拔的率领下，强行驶入福建水师基地马尾军港。时任福州将军的穆图善协助帮办军务，日夜训练旗兵，亲率八旗洋枪队三营，与陆营统领王得胜一道驻守长门要塞。马江海战打响后，法舰唯恐长门守军断其归路，便派兵两面夹击，将清军的炮台炸毁。穆图善及其所统领旗兵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设下埋伏，四面抵御，坚持四昼夜，击沉法舰一艘。法军见出口打不通，将舰船一字排开，进行猛烈的炮轰，炸毁清军炮台两座。清军各路守军见法舰炮火凶猛，纷纷溃逃，唯穆图善率所部官兵坚守阵地。击溃登岸法军，夺取法军3艘登陆船，焚烧2艘，击沉1艘。此后，穆图善退守连江。
  福州三江口水师旗营位于马尾军港对岸。但该营拥有的船只仅是手划的木船，上置小型火炮，根本无法与近代炮舰相抗衡。福建水师被突袭后，夜间，水师旗营出动小木船，不计牺牲，对法国军舰进行了英勇的攻击，并点燃运输舰冲向法国舰队。
  福州水师旗营分左、右两翼，其右翼被穆图善调往闽江口长门附近的下塘寨。右翼领兵官是统带黄恩禄，被授权可自行指挥部属。他命令部下一见法军舰船即全力攻击。捷字营官兵奋勇抗敌：哨官李全寿身先士卒，亲自点燃巨炮轰击敌舰，被法舰所发炮弹的弹片击中头部而牺牲；水师旗营骁骑校许国昌、张朝铭等人表现英勇，战后以军功而赏戴蓝翎。
  水师旗营的左翼除留下一部分人驻守营盘外，大多数官兵被调往闽安听候调遣。他们渡江所乘坐的八桨战船遭法舰袭击，旗勇们只好弃舟泅水登岸，在高安山附近的闽江最狭窄处，用小炮轰击敌舰。
  八旗官兵在此役中付出了很大的牺牲。马江一战，水师旗营兵丁阵亡者70余人。在三江口水师旗营的所在地琴江，百年来流传着一首民谣：“法国打闽安，旗勇跑满山，战死李连安，吓死张十三，家家眼泪淌不干。”
  为祭奠在马江之战中牺牲的官兵，琴江满族在靠闽江边的西岳庙设立了阵亡者牌位，每年七月初三定期拜祭。后建起马江之战纪念馆，以纪念为国捐躯的先烈，并昭示后人要爱国、爱乡。
  附录：
  福州驻防八旗职官表（截至乾隆九年前）
  （一）镇守福州等处将军（康熙十九年设）
  吴努春（满洲正黄旗人，康熙十九年任）
  马九玉（奉天镶黄旗人，康熙二十一年任）
  胡启元（奉天镶黄旗人，康熙二十一年以副都统署理）佟国瑶（奉天正蓝旗人，康熙二十二年任）
  石文炳（奉天正白旗人，康熙二十九年任）
  金世荣（奉天正黄旗人，康熙三十四年任）
  祖良璧（奉天正黄旗人，康熙四十五年任）
  杨琳（奉天正红旗人，康熙五十一年以福建陆路提督署理）
  觉罗满保（满洲正黄旗人，康熙五十七年以闽浙总督署理）
  黄秉钺（奉天正黄旗人，康熙五十七年任）
  塔拜（满洲镶红旗人，康熙六十年十一月由杭州将军调闽与江西按察使石文焯同管印务，六十一年仍回本任）
  石文焯（奉天正白旗人，康熙六十一年署理）
  宜兆熊（奉天正白旗人，雍正元年任）
  高其倬（奉天镶黄旗人，雍正四年以闽浙总督署理）
  蔡良（奉天正白旗人，雍正五年任）
  阿尔赛（奉天正黄旗人，雍正六年以副都统署理，七年实授）
  顾弘誉（奉天镶黄旗人，雍正九年以副都统署理）
  准泰（满洲正黄旗人，雍正十年以闽海关监督署理，十一年四月再署，十三年三月又署）
  隆升（满洲镶白旗人，乾隆二年任）
  策楞（满洲镶黄旗人，乾隆五年署理）
  新柱（满洲镶黄旗人，乾隆八年任）
  （二）镇守福州等处副都统（康熙十九年设）
  胡启元（康熙十九年任）
  祖建极（奉天镶黄旗人，康熙二十五年任）
  李华（浙江永嘉县人，康熙四十五年任）
  王应虎（山西人，康熙四十九年任）
  董象炜（奉天镶黄旗人，康熙五十八年任）
  郑继宽（直隶人，康熙六十年任）
  阿尔赛（雍正五年任）
  （三）左翼副都统（康熙十九年原设副都统一员，雍正六年增设一员，始分左右翼）
  高峋（奉天镶黄旗人，雍正七年任）
  鄂鼐（奉天正蓝旗人，雍正八年任）
  陈世蹯（奉天镶白旗人，雍正十三年任）
  沈之仁（奉天正白旗人，乾隆六年任）
  安致中（奉天镶白旗人，乾隆八年任）
  邓廷相（奉天镶白旗人，乾隆九年任）
  （四）右翼副都统
  董朝衡（奉天正蓝旗人，雍正六年任）顾弘誉（雍正八年任）
  兰焰（奉天镶黄旗人，雍正十年任）。
  三、民国时期
  辛亥革命后，旗人一度成为“追剿”、“清算”的对象，有的被诛杀，余下的四散逃离。这种状况至20世纪30年代后才有所改善。
  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福建满族的进步人士参加了民主革命的抵御外敌斗争。
  满族青年工人粘文华，在参加过香港海员工人大罢工的二哥粘芳硕的影响下，先后参加厦门海员工会和厦门店员工会，并被推选为厦门店员工会理事长。民国16年（1927年），粘文华加入共青团，同年1月24日，被推选为厦门总工会组织部长，领导组建工会、发展会员，参与领导了以加薪、改善劳动条件为目标的大规模罢工斗争。民国19年（1930年）5月，粘文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同年5月4日厦门工代会在中华中学召开的赤色工会代表大会中，被推选为厦门赤色总工会委员长。5月25日，参加了陶铸领导的厦门劫狱斗争。11月，担任中共厦门市委委员，后任市委书记。次年2月，参加省委扩大会议，并被选为省委委员。民国21年（1932年）夏，中共厦门中心市委调粘文华等人到晋江、南安工作，筹建晋南特委，粘文华担任中共晋南特委书记。民国23年（1934年）初，被调到中共安溪中心特委担任执委、组织部长。同时，任中国工农红军闽南游击队第2支队政治部主任。民国25年（1936年），粘文华辗转来到新加坡。先在新加坡总工会工作，并担任党团书记，后以“华侨救国会”名义，在海员、橡胶工、店员等工人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组织领导了新加坡、马来西亚50万工人大罢工。随后成立“新马华侨抗敌后援会”，在华侨中发动募捐，并组织大批华工回国参加抗战。回国后，在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工作，组织“晋南抗日自卫队”，在紫帽山一带驻扎。民国28年（1939年），担任中共闽北特委委员。民国38年（1949年）5月开始，担任省委职工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瓯军管会工交处处长，配合解放大军解放福建。
  抗日战争期间，福建满族青年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闽籍满族青年清华大学第十级女生许如琛，私立北平汇文中学学生王念祖、王念烈在北京参加了“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王念祖是汇文中学高三学生，任校学生会主席，是该校游行队伍的组织者之一。
  民国27年（1938年）春，毕业于福州英华书院的琴江村满族青年曹维廉辞去欧亚航空公司高薪职位，率弟曹维新、大妹曹维礼、二妹曹维真一起参加新四军。同年，曹维廉由张爱萍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历任新四军电讯大队教育主任、机务主任等职。发挥其熟悉无线电专业技术特长，负责创建新四军最早的电台，培训了一批批电讯、机务人员。当时正在皖南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闻知，特地采访了他们，并为在场的维廉、维礼、维新拍了合影。皖南新四军军部训练班结束后，维廉留在军部，负责新四军的通讯工作；维礼随第三师北上，为前线将士救死扶伤；维真随军赴皖北；维新留在军部担任军邮员。民国30年（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曹维新所在部队突围未成，他被俘关押在上饶集中营。后参加了在赤石的暴动。民国31年（1942年）6月19日，被杀害在虎山庙旁，牺牲时年仅19岁。
  曾留学英、德的满族青年黄廷枢是民国海军中首批掌握潜艇技术的高级人才。抗日战争爆发后，申请归国抗战，被分配到（水上）布雷游击队。其所在的布雷总队第三大队布雷区域正好在新四军的防区内。民国29年（1940年）春，第三布雷大队拨归新四军指挥，直接受司令员陈毅领导。当时黄廷枢是第六中队的中队长，他主动向海军部请缨，被委派为全权代表，只身前往江苏漂水县水西村新四军驻地，向陈毅司令员报到。在新四军的配合下，布雷大队成功进行了侦察、运送水雷、部署兵力、寻觅船只的任务。此外，毕业于南京海军雷电营校第一届无线电班的琴江人张端弧（黄廷枢同门），曾在军舰“长治号”当过无线电官，抗战期间也参加了长江布雷战斗，任第五中队无线电官；张嵩龄，毕业于马尾船政学堂、南京海军学校，是被日军炸沉的中山舰的幸存者。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福建满族享有了与兄弟民族同等的政治、经济地位。人民政府对生活困难的满族同胞进行帮助扶持，在少数民族赴京观礼、政协委员等名额上给予一定比例，在满族聚居地设立民族村。福建现有满族村4个：福州长乐琴江满族村、福州郊区新店聂厝满族村、泉州南安丰州镇梧坑满族村、泉州晋江粘厝满族村。
  第四节 经济
  一、明清时期
  （一）闽南粘氏满族
  明代前期，福建沿海一带社会较为稳定，粘氏处在经济的闲适阶段。博温察儿定居永宁杨丹时，购置田地，生活殷实。初到晋江的几代粘氏传人，承祖先基业，日子过得很富足，并带着贵族的一些习性。《粘氏族谱》记载了粘氏族人对财产的恬淡态度以及婚娶二房的情况：粘添奇，“性慷慨，疏财仗义，邻里有急，必悉力周之”。粘细，“娶泉州金钟巷周氏，因居府城，置房屋一座在四科亭，《晋江县志·封荫志》谓其人豪爽好施，亲戚贫困者抚之，虽多费，无吝啬”。“琚，字宜温，号刚毅，赫公长子也。娶王氏三娘，继娶王氏六娘。公赋质近纯，父没时虽遗有厚业，而母有嫡庶，因不能守，又重遭内难，故无建置”。“王多，字宜旺，号刚柔，赫公次子也。公性洒脱，常以音乐为娱，不留心家计。竟以妾故出居许婆庄，离祖家六七里许，故今子孙有居于此，后乃移居南安浯坑”。“恽，字时昭，号逸轩，赠南京山西道御史细公次子也。娶林氏，继娶许氏，公自十五岁丧母，既啬于财，及长成而二妣皆蚤卒，复得陈氏质极妒悍，不与公内治家务，日惟箠楚子辈，置之饥寒，而公坦易嗜酒，不拘小节，有稽阮之风，亦不与陈较，故无锱铢之积。而子辈皆倚赖于涤楼翁及王孺人焉。明世宗嘉靖时恩例高年赐冠带，乡民为公请受寿官，亦淡无喜色”。
  粘氏历经几代之后，人丁渐多，迫使他们不得不分居各处，各谋生计。明朝中期，粘灿仕途顺，为粘氏一族提升了地位。粘灿为盐民减轻赋税的事迹也为粘氏带来了实际的好处：“克定，讳失纪，号晴江，凤奴公子也，娶林氏。公能干通晓，足服乡人。本宗户役系公与洪寄塘承当也，前云盐顶蔡，此云民顶洪。因涤楼公奏盐折色，场民感佩，凡盐役之事悉皆不问吾宗，轮接以报厥德。有如吾乡叔兄弟侄亦以涤楼公之德，凡一切户役未当过问。城中宗人皆敦本古处之风，实欲劝诗书之俦也。”居浔美盐场的粘氏的盐役、户役均因粘灿的贡献而免除。
  明清之交，政局动荡，大多数粘氏族人无以安身立命，生活处于困苦状态。战乱甚至殃及当地盐户纪念粘灿的“生祠”，“生祠”在兵灾中曾被焚毁。
  清康熙、乾隆时期（1662－1795年），政治稳定，经济复苏，促进粘氏各支逐渐繁盛。由于同宗同源的渊源关系，泉州粘氏得到清皇室的认同，政治地位大为提高。清代粘氏中科举、为官宦者众多，经济生活也随之改善。
  明清时期粘氏中科举、有功名者在粘氏族人中只占极少的部分。居泉州城内的多数从事小商小贩或肩挑行当，或当雇工为生。居住乡间的粘氏族人，多以务农为生。粘氏主要居住地梧坑、衙口、粘厝铺、山柄等处，皆为丘陵山地，土地十分贫瘠，只能种植番薯、大麦、花生等耐旱作物，收成有限，如遇天灾人祸，不少人卖儿卖女。如粘厝铺粘考镖兄弟姐妹8人，就被卖掉4人，村中卖一两个子女者屡见不鲜。加上鼠疫、霍乱等疾病不时发生，以至产生不少绝户。《粘氏族谱·秉珂公派下私谱》所载的绝户达8户之多。山柄村粘氏先时曾有7座大厝，10余户人家，但传承400多年之后，只存1座祖宅，2户人家。
  （二）福州满族
  清代福州旗人吃朝廷俸禄，领取兵饷，生活不忧，不事生产劳动。
  随着旗营人口逐年自然增长，而兵员却受到定额限制不能扩充，因此往往遇到出缺时便互相争夺。于是旗营建立一种制度，叫做“挑缺”。凡是步甲要上升马甲，要通过考试，即骑在马上连发三箭都能射中靶心，而且年龄必须16岁以上。步甲升为马甲后，所余空缺由养育兵补上。养育兵要年满7岁以上，并且还要有连发五箭能射中百步之外的“标的”的本领才能补充。养育兵从5岁开始训练，每天早晚练习拉弓、蹲档，在6岁时练习射箭，必须达到5枝箭均能命中的水平，才能去比试。有人不愿下苦功，所以到老还是一个“白丁”（满语叫“苏拉子”），一辈子没有粮饷，只能当小商贩糊口。随着福州旗营人口的增加，白丁人数也随之增多。到清末，旗营中少数青壮年漂洋出海，到南洋各岛去谋生。
  福州旗营每月发放的粮饷，是旗营官兵衣食之所依。马甲每名每月4两2钱银子，老米1担；步甲每名每月2两5钱银子，老米5斗；养育兵每名每月只有7钱银子，无米。庚子赔款前，马甲和步甲还能领到冬衣钱、瓦片钱和房银，在庚子（1900年）以后就取消了。所谓冬衣钱，是马甲、步甲的寒衣费，每人每年3两银子；所谓瓦片银，是因为福州每年均要遭受台风袭击，住房上瓦片遭受损坏，要补添瓦片，每年发给1两银子左右；所谓房银，就是房子修缮费，每10年发一次，每次约10两银子左右。由于每个马甲、步甲均有家属，人口多的，这些银饷便难以维持正常生活。马甲、步甲所发粮食，全是陈年仓米，粗糙不堪，一经加工损耗过半，实际上可食用的只有一半。从咸丰年间（1851－1861年）起，由于战祸不断，旗人生活水准逐渐降低，所得粮饷不敷物价上涨。旗人有不准自谋生活的规定，而政府又不给他们加薪，并且在庚子赔款后，将旗人冬衣、瓦片、房银等津贴取消，旗人生活水平更低了。
  协领是一旗的首长，他的薪俸每月30两，折合大洋42元，比他低级的军官则更少。有的骁骑校、防御营官员，经常将自己的官服送进当铺抵押，遇到将军传见或举行典礼时，就借债把官服赎出穿戴一下，事后依然将官服送入当铺。这种现象在这些官员中常可见到。当时福州东门外庆泰当铺、仙塔街慎庸当铺等处，都是这些军官经常光顾的地方。
  福州旗营官兵的钱粮由福建省库拨给，每月由军署“右司”（相当于军需处）造具花名册向福建省市政司署领现银。然后，通知八旗协领派人前往具领。每旗领到后不是银锭就是元宝，无法分配，于是各旗负责钱粮的“领催”必须将银锭送到井楼门永美钱庄去兑换碎银和大洋，以及“台状”、铜元、铜钱等，这样才能发放到官兵手中。
  银两的发放过程中，中下层官兵实际拿到手的银子比起规定的要少。这是因为受到了层层盘剥。开始在藩台署的秤上被盘剥去一些，到将军署右司秤上又被刮去一层，过永美钱庄又少了一部分，协领衙门的“领催”又扣下一些。“领催”每月轮值一次，叫做“当月”。领催在发薪时，也要剥吞一些。每个马甲、步甲领到饷粮，除了几个烂板大洋（俗称“烂板番”，是将大洋铲去一片银子，然后胡乱在上面刻上钢字），其余全是铜元和台伏票（钱庄的票条）。“烂板番”在市面上只有7成的价值。按规定每个马甲每月应得4两2钱银子，折合大洋是5元8角8分（1两银子折大洋1元4角），但是由于领到手的大洋5元是烂板番，若以7折算，只值3元5角了。
  旗营的米粮也由福建省库中拨给。每月由右司造具花名册，送粮道衙门，同时由右司发给旗营官兵每人米票一张，每月初三持票到西仓去领米。这米原是福建浦城所产的上好红米，可负责运输、保管大米的粮道官员事先将好米换出，将泥土、细沙、稻谷等拌入其间，所以旗营兵丁领到大米后，总要求人加工，结果1担米只剩下5斗。步甲应得的半担米，也只有2斗半，只够一人糊口，马甲所得之米也只能维持两个人填饱肚子。因此，下级兵丁家中人口多的，生活就发生困难。不但一般官兵每月领到这些掺杂许多沙土的红米，就连将军、骁骑校所领的米也不例外。不过每年秋收之后，他们还能领到俸米，骁骑校可领两担纯大米，官级越高越多。这种纯大米不用加工即可食用，并且比市面上所售的要好得多。
  下层旗人中也有少数成为财主，如大斗彩巷马家、行眷境冠家，靠捐官、搜刮、放高利贷而发财。
  二、民国时期
  辛亥革命福州光复后，原聚居于八旗营附近的旗人遂四散谋生。民国政府派专人到旗营调查户口，并逐一造册，统计出福州当时共有旗人4200余口。鉴于旗人自我谋生能力较差，为安抚起见，民国政府每月发给每位旗人1块大洋，另有粮米若干。同时，政府成立资生工厂，工厂设在汤井巷八旗小学校内，织布、织席、织手巾、编草鞋等，按劳取酬，以工代赈。共有300多旗人到工厂工作。由于吃惯饷银，不事生产劳动，旗人对劳动技能掌握很差。民国初年，“除部分满族上层知识分子隐匿民族成分，甚至改名换姓充任反动集团的官吏外，绝大部分沦为城市贫民，从事一些‘不正当’职业，如玩鸟卖艺等，或排摊贩、挑破烂担、拉草、当勤杂劳役等度日，生活一度极端困难”。（①参见《福州市回、满族情况调查报告》，1954年6月16日，中共福州市委统战部印发。）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1954年，福州市委统战部统计到的福州市满族有227户，共591人，其中18岁以上的成人有388人，有职业的223人。当年，市政府根据调查结果通过社会救济和失业救济向生活困难的满族家庭提供帮助。1954年政府共救济33户，临时救济10户。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地理环境的限制，居住在乡村的满族未完全摆脱贫困的境况。1978年，晋江粘厝铺村粘氏93户，500余人，人均收入只有30元，口粮150斤。衙口村粘氏46户，250多人，人均收入40元，口粮110斤。温饱问题未能得到彻底解决。
  居住在晋江市、泉州市（鲤城区）、南安市的粘氏族人，分别于1985年、1987年被确认为满族成分，此后，政府又在粘氏人口比例较高的晋江龙湖镇粘厝铺村和南安霞美镇梧坑村设立民族村，给予其他民族村同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殊待遇。这些市、区的各级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都有粘姓的代表名额，粘姓满族享受到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各种优惠政策。
  晋江龙湖镇粘厝埔是有粘姓500人居住的民族村，地处黄土丘陵，农业生产条件不好，这里粘氏族人的生活大多比较贫困。民族政策落实后，当地民政部门拨款帮助粘厝埔村挖大井、兴水利，扩大可耕地面积，利用赤土坡地种水果，绿化山坡地，保持水土，为发展生产创造条件。粘厝铺村的粘姓人随着侨乡企业的发展，改变纯农业生产的传统模式，发展多种经济，有的农闲时就地到企业打工，有的外出港澳合资经营商贸，办家庭企业的日益增多。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使满族人口数增加很快，如晋江山柄村粘氏满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只有2户，人口不足10人，到20世纪末已发展到13户。
  南安霞美镇梧坑村的粘姓满族人口占泉州市粘姓的一半，有1400多人。这里是个丘陵山村，三面环山，人均耕地面积0.23亩，人均山地面积有2亩多。梧坑粘氏因地制宜，在山上种植松柏、相思木、油茶、杨梅、橄揽、芒果、龙眼、梨子、荔枝等林果作物，一年四季为家家户户带来副业收入；地里的稻谷、地瓜、花生、大豆等粮食收成自给有余。加上农闲时年轻人外出打工、经商的人增多，每家每户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了。民族村以公办民助的方式推动粘氏族人集资献工，建起民族小学新校舍、修建村水泥路、安装变电设备。
  20世纪末居住在泉州市区的粘氏约有600多人，50年代前相对集中住在西街、甲第巷、台魁巷、浮桥的宅地中。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拆迁、迁居等原因，已散居于鲤城区、丰泽区各处。他们的职业大都是国家公职人员，如教师、事业单位职工，家庭收人稳定，生活有保障。
  1999年，由粘厝埔的粘氏族人兴办的福建鑫华股份有限公司（COSTIN）成立。这是一家集研发、生产、贸易为一体的股份制企业，厂区占地面积25万平方米，有员工近1600人。该公司由华鑫织造发展有限公司、华鑫塑料橡胶制品有限公司、华鑫无纺纤维实业有限公司和华鑫服饰发展有限公司等主要企业组成，并以国际贸易为市场依托，形成集团化、规模化经营。公司先后通过了IS0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和IS0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COSTIN商标被评为福建省著名商标，COSTIN牌无纺布被评为福建省名牌产品。鑫华公司与天津工业大学联合成立的非织造技术研发中心被评为福建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研发、生产的差别化功能涤纶短纤，新型环保鞋材、滤材、功能型无纺布、土工布在国内材料市场占有相当份额，并远销欧美、东南亚地区。鑫华股份有限公司居福建工业300强、福建民营企业300强、福建省纺织服装制造业10强。
  第五节 文教卫生
  清代，福建满族实行满汉双语教育，习文又习武。有多人中举，其中闽南满族多中文举，福州满族多中武举。民国时期，官学虽被废止，但满族仍然保持重教之风，私倡学堂。20世纪50年代以后，满族教育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稳步发展。
  一、教育
  （一）明清时期
  1.泉州粘氏满族
  泉州粘氏满族有“重诗书、司礼仪”的传统，在明清时期中科举者众多。
  明代粘氏族人中举者，在泉州志书族谱中皆有记载：
  《泉州府志》人物列传：“粘灿字懋昭，改字中美，号涤楼，晋江人，弘治辛酉（1502年），授崇仁教谕。”
  钟嵓，字子瞻，号衡南，□□公子，灿侄孙。万历十三年乙酉科举人。为眉州学正，擢知安定。邑值灾荒，民逃亡过半，钟嵓极意招徕，每书敕儿曰：“善自治生，我不敢以百姓脂膏，为若等资斧也。”卒于官。事载《晋江县志》宦绩篇。
  钟岳，号华山，灿侄孙，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己酉科举人。妣孺人黄氏。
  洪禄，号郁庵，少渊敏，读书等身，学贯天人，设帐泉城，四方从学者众。又重锲涤楼公奏疏，以彰祖德。万历戊午（1618年）举乡荐，选授江浦令。到任后即革火耗，严衙役，恤驿递，爱民如子，捐俸舍缓，重修学宫，葺治城楼。在任两载，历荐十七次。迨去行李萧然，资斧缺乏，真清真仁，浦邑百姓咸诵，崇祀于名宦祠。顺治十八年（1661年），泉郡为建乡贤专祠于府学前崇祀。公生于明万历庚辰年（1580年），卒于清顺治二年，以子本盛贵，赠儒林郎礼科都给事中。墓在南安三都厚卓岭山。妣恭人杨氏。子二人：本盛、本隆。事载《晋江县志》宦绩篇。
  本盛，字道恒，号质公，洪录子。安溪学，崇祯己卯（1639年）举人。顺治初授河南推官。务平反，出冤狱。人为给事中，历吏、户、礼、兵、刑五垣。出为云南主考官，立朝二十年，前后疏五十余上，皆关国计民生。又疏请盐折归县，严禁私派，泉郡受其惠焉。由礼科都给事升京堂。卒年六十七。
  清代中举者共有16人：
  粘拱恩，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丁卯科举人。
  粘拱斗，康熙三十八年己卯科举人，新昌奉节知县。
  粘鼎王，康熙四十七年戊子举人，怀远知县。
  粘承钰，康熙五十九年庚子科举人。
  粘宪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庚寅科举人，大桃知县，改闽清县学训导。
  粘克升，乾隆三十九年甲午科举人，乾隆四十三年戊戌进士。
  粘克昌，乾隆四十四年己亥科举人，罗源教谕。
  粘克恭，乾隆四十四年己亥恩科举人。
  粘继仕，乾隆五十四年己酉科举人，龙岩州学正。
  粘克成，乾隆五十四年己酉科登乡进士，历任宁德，诏安、嘉义、古田、平和等县学教谕。
  粘继任，乾隆五十四年己酉科举人。历任大田、光泽、政和、龙溪、台湾彰化等县学教谕。历授漳州府教授，龙岩州学正。
  粘心存，乾隆五十四年己酉科举人。
  粘宗璞，嘉庆三年（1798年）戊午科举人，大挑二等，选闽县学。
  粘宗琬，嘉庆六年辛酉科举人。
  粘逢源，嘉庆二十四年乙卯举人。
  粘金榜，道光八年（1828年）戊子科举人。
  附：粘本盛易道融通思想
  粘本盛是清代著名的理学家，著有《周公像赞》、《道养全书》、《天中理牍》、《滇试日记》、《滇试诗集》。泉州清源山清源洞“第一洞天”题刻，开元寺戒坛前《重修开元寺碑记》，都是他留下的手迹。
  粘本盛精于《周易》象数与义理之学，其论述的内炼养生之道，能娴熟地将《易》理与道法熔为一炉。如在问答“论少壮老”时，就援引十二消息卦的卦象来阐明人之生长发育的规律和每一年龄阶段内炼养生的时机要诀。
  粘本盛将《道养全书》又名之为《忠孝全书》，反映了他“儒道合一”的思想。粘本盛在该书序云：道养道学其道均也，忠书孝书其书一也。”因为养身乃是尽孝报国尽忠的具体体现，“道养之事，寿其身以顺亲，保父母遗体固是孝”。粘本盛在阐述内炼养生的具体理法时，以易解道，始终将《易》理贯穿于《道养全书》之中。
  粘本盛的家乡是福建晋江，易学较为发达，曾出现像蔡清、陈琛这样的易学家。粘本盛之父精于易学，有“晋江易”之称，曾设堂讲易。粘本盛“早承庭训，潜研有年”，对易学颇为精通。在研读《周易参同契》、《悟真篇》等道教内炼著作时，认识到其“皆本易象以立言”，即道教内炼丹法以《易》理为理论基础和论说工具。因此，粘本盛本着易道融通的思想认识，在阐释道教内炼养生诀要时，始终自觉地以《易》理来说明道法，以易解道。粘本盛的小儿子士凤在《道养全书》“凡例发明”中对此有过一番记述：性命大道莫备于易。先王父精于易学，有晋江易之称，讲亭旧址今犹在也，缙绅先生能言之。家大人早承庭训，潜研有年。复于公车途次得《周易》古文读之，其篇法与今文迥别。……增其新得，补其未备，正在参订间，今观《参同》、《悟真》诸书，皆本易象以立言。是以家大人一得真师口诀，即以易理之蕴而通之一身，觉大道所云乾坤水火、取坎填离、姤复、雷风，诸妙义一证，悟而即是一持，循而不爽也。
  2.福州旗人
  （1）官学
  清雍正五年（1727年），副都统阿尔泰上京“轮班”，奏请建立福州“四旗清书官学”，雍正下旨：“福建汉军原是旗下，若不晓满文即昧根本，尔回去时必教他学满洲话、满洲书方好。”雍正六年二月，阿尔泰回福州同将军蔡良在板平巷设立“清书官学”一所。从福州驻防四旗官兵子弟中挑80名充作官学生，后增加到200名，再后规定每旗为30名，共120名。官学由协领一名、笔贴式一名督率。若有长于满语、满文的骁骑校亦协同管教。每旗设总学长一名分管该旗学生。在120名学生中挑取20名“梅愣大”管理学生。雍正八年，四旗各立学房一所，在各旗官兵子弟内挑取教习。
  学生每月考试一次，内容是翻译、写作、满文书法，考试成绩要送将军衙门复阅，并分一、二、三等存人档案。每年春秋两季，福州将军要对官学学生进行亲自考试，要学生用满语介绍自己的履历，并看他们拉弓箭的情况，名列头、二等者均有奖赏。官学生内考试优等的有机会补旗营之缺。每次补缺从优等生中挑两名报给缺编的旗营供挑选。雍正八年（1730年），将军阿尔泰奏准将军衙门清字外郎4名、水师旗营清字外郎2名俱在官学生中挑补。汉满文皆通的学生有机会补县丞；通满文不晓汉文而弓马好的可补领催一职。乾隆五年（1740年），将军策愣下令：清字外郎与在旗壮丁一同随时考取马甲，外郎缺出仍于官学生内选拔。四旗总学长4名、梅愣大20名每半年由管官学的协领等人秉公考核。对考核成绩突出的总学长，若旗内有升迁的机会，可优先考虑；梅楞大中有工作成效且弓马优长的，遇有旗内标粮缺出，可挑验补粮。乾隆八年，将军新柱奏请从出洋操赏银内每年赏给官学生240两，作为考试奖赏的费用。每月考试优秀者的奖金及学生纸笔等用具均可从中开销。
  福州三江口水师旗营内也设有官学。道光年间（1821－1850年），从官兵俸饷中摊扣出若干供办学费用，贫寒旗兵子弟均可人校。官学请满、汉文教师各一位，每月薪金3两银子。琴江旗人在清代中进士、文武举、秀才者不下百人，其中任职佐领、知县，内阁中书者多人。辛亥革命后，琴江逐渐没落，但旗人重视文化的传统一直没有改变。为了督促子弟学习，晚上掌灯之后，小孩都要去读书。如果此时还有哪家的孩子仍在外面玩耍，家长要受邻里责备，认为他们没有管束好自家的子女。由于琴江旗人重视教育，子女们在学业上有成后大多外出工作，形成这样一个现象：年轻人在外地工作，老人留在村内度晚年，村内田地雇人种。
  清代，旗营中马甲有银4两2钱，武甲有银2两5钱，不能练好弓箭的就得不到钱粮，而且，旗营中只有武官，没有文官，因而旗营子弟一般练武的多，习文的少。在八旗中每旗都设一个公共场所，叫做“弓房”，是练武的场所，内中备有石锁、砂袋、铁球、千斤杠、滑车、铁杠。每个人都自备有弓、箭、刀、矛、大刀等习武兵器。弓房有教师专门教弓箭技术，每天卯时集聚练武，辰时散回各自家中料理家务，或做小生意，或作手工业。晚饭后，旗人子弟又常常自发地集中在一起比试武艺。
  旗营中习文的人是在私塾或在书院。福州官办的满旗书院有两处，分别在东门大街的“龙光书院”和河西街的“清文书院”。“龙光书院”是清道光十年（1830年）镇闽将军萨秉阿捐建的，他将位于东门澳桥下的原八旗总督学改为“龙光书院”，专门招收满族生员。“龙光书院”的课程主要是学习《四书》、《五经》、《左传》、《尔雅》等儒家经典，兼学满文，在“龙光书院”学习的大半是青年。在“清文书院”学习的大多是少年，学的是《千字文》、《百家姓》、《大学》、《中庸》等启蒙课程，兼学满文字母切音。内中有少数髙级生，在科考时也进贡院去考试。
  满人秀才考试，虽然由福建全省学政（学台）主持，但独自举行，考试科目和录取要求都与汉人考生不一样，考试结果也是另发一榜。乡试阶段，汉满考生同时进行考试，但内容不同，中试标准另有特别标准，取中名额也是指定分配。不论文章水平怎样，整个举人榜中必须划出三名分给旗人，所以当时福建省举人榜为103名。
  福州对兼学满文的考生，要求不但要做汉字的文章，也要将汉文译成满文，经考官认为合格，才能中秀才或举人，并在秀才或举人名称前冠以“翻译”二字。满族学生中秀才或举人较少，由文秀才、文举人以至人翰林院的，十分罕见。如福州旗人中入翰林的钟音，担任湖南长沙知府，成为二百多年间福州旗人中的佼佼者。福州旗人中武秀才、武举人则很多。
  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前后，清政府废止科举，设立学校，福州的两所旗人书院也进行了改制：“龙光书院”改为“八旗中学”，“清光书院”改为“八旗公立小学”，同时废止旗人演练弓、箭、鸟枪、台炮。从此旗人弃武学文，有的旗人子弟进入法政、师范及三牧坛高等学堂。
  琴江满族自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开科以后，共出秀才289名、文武举人105名、进士2名。
  （2）海军学校
  洋务运动后，三江口水师旗营子弟先后有30余人人马尾船政学堂、马尾海军军官学校、南京水师学堂学习海军知识，其中有3人留学英国、德国，1人留学美国。此外，在马尾练兵营受训的30名旗人正式转人清末新式海军。
  这部分由正规海军学校毕业的旗营子弟后来分别担任海军学堂教官、翻译、舰长、高级工程师、无线电专家，成为新式海军的骨干。他们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斗争，推动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如琴江旗人许建廷（毕业于马尾船政学堂，留学英国，民国海军中将、舰队司令）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担任海筹舰舰长，因不满军阀混战，联合永绩、建康及列字舰长，通电全国反对军阀战争，主张和平统一，并率诸舰脱离直系南下投奔孙中山。
  （二）民国时期
  辛亥革命以后，“八旗中学”改为工厂，安置旗民生计；“八旗公立小学”改为“省四小学”，其中满族学生居多。民国26年（1937年）3月，博侗、于右任等12人联名提出“请设立管理满旗机关、增添国民大会满族代表名额，并准成立满族团体优待满族学生”的提案获政府通过。福建教育厅遵令对原八旗同胞子弟入学，准酌量照“待遇蒙藏学生章程”办理。
  民国时期，在许建廷的推动下，琴江乡贤成立了“琴江小学校董会”，许建廷亲自任董事长。期间，琴江兴学之风日盛，在外从事教育的乡亲或赠书、或亲自回乡任教。师资力量强，学生好学上进，琴江小学曾有“长乐师范”的美誉。
  （三）20世纪50年代之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满族比较集中的地区，民族教育得到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
  在福州琴江满族村内有一所完全小学——洋屿小学，以及一所村办的幼儿园。在晋江粘厝村，1987年办起小学（含幼儿园），1988年命名为民族小学（完全小学）。企业家粘为灯、粘为秋兄弟担任学校董事长，并给予经济上的资助，村财政每年拨出一定金额支持学校。学校为解决当地师资力量不足问题，专门从外地聘请教师来校任教。在各方面的支持下，学校的教学水平达到县级标准。村里每年都有学生考上大中专学校，村委会对考上大中专的学生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
  20世纪50年代以后，琴江村先后产生了25位硕士、博士。
  二、文化
  福建满族的文化生活与当地汉族差别不大，泉州满族也喜爱当地的布袋戏、木偶戏，福州满族也喜欢听闽剧。
  福州琴江满族均是北方人后裔，喜爱听京戏。在抗日战争后，每逢三月西岳华山大帝生辰之日和正月过年之时，村中要组织踩高跷进行庆祝。此外，琴江人还保留两种独具特色的戏种：
  地下戏——在戏台上，有几个人拿着竹竿圈成一圈，中间有几个人在唱曲，伴奏在后台。三五个人唱一段后，再换上几个人唱。唱曲所用语言是北方话，当地人称作“旗话”。
  台阁——一种群众性的娱乐形式，在琴江满族中流传了200多年。表演时演员被固定于隐形的“铁机”上，由人抬着，随地演出，所以又称为“抬阁”。台阁上演员虽只数人，台阁下为其吹拉弹唱、道白和为此设计、制作“铁机”而忙碌的却不下三四十人。它不受舞台限制，可以随处演出。台阁的“铁机”要根据剧情巧妙设计，务必做到顺乎自然，天衣无缝。如“许仙借伞”中，许仙持伞立于台阁上，白娘子则凌空单足踩在伞沿，伞旋转，白娘子的身躯亦随之旋转。这时，“铁机”均被演员的服饰或道具遮罩，不明就里的观众感到神秘莫测，叹为观止。台阁用满语演出，使用的音乐是东北小调，俗称“台阁曲”。2001年5月19日举行的福州国际招商月“庙会大比武”中，台阁从30多个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凭借《天女散花》获民间文艺大赛百花奖金奖。
  三江口水师旗营所具有的军营特点，使当地军事体育盛行。琴江村由于地处江边，人人都会游泳，驾舟船。训练有素的兵丁能“立桅顶打翻筋”。青年男子还喜爱举石锁、抛石球、射箭等健身活动。
  三、卫生
  清代，福州各旗营中有统一的卫生要求，有专人管理和清洁公共场所的卫生，并且有良好的生活区排水设施。
  在三江口水师旗营，营房建造既考虑到采光、通风等基本居住要求，也考虑到了污水排放。整个旗营建有一套将生活用污水和雨水排入闽江的排水系统，各个院落也有下水道。现在，村内依然保存着良好的卫生习惯。村内的下水道得到经常性的维护，村民自觉保持环境卫生。村内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瘟疫。
  第六节 宗教信仰
  一、祖先崇拜
  对祖先的神化，是福建满族的一个重要信仰特征。
  晋江粘氏在元旦、上元、端午、中秋、冬至等节日，以及祖先忌辰之日均要举行祭祖仪式。在祭祖的同时，对各路神灵也一并祭祀。粘氏对祭器要求十分严格：龙烛全对、礼瓶爵2副、酒杯10个、红箸10双、面盆和盆架、祭筵15席（其中荤14席、素1席）、小猪蹄一只（半斤）、粉汤每席一碗、饭每席2碗、贡香4束、大烛一对、中烛两对、条烛足用、魁香一块、贡米帛二盘、金银2架、箱2个（内装金银各2百两、封条2条），等等。在神祖像前，要供奉果盆3座、米龟16个、角棕、面桃、盐糕、寥花、绿豆饼、麻饼、橘子、香蕉等40件，三牲1副。
  粘氏族人将各分支的祖先神主牌合并在一起，举族同祀，据该族人于20世纪新编的《续编条规》记载：“远祖未人泉者旧无神主纪其系，而略其祀，典礼似有未备，兹于大宗合题一神牌，春露秋霜，俊闻忾见，恍如聚首一堂，亦萃涣之义也。”对祭祀形式，《续编条规》也有记：“大宗、小宗春秋二祭，依士大夫礼行三献伯，酒用茅秉®（古时祭祀降神用的酒，用郁金草酿黑黍而成）以有爵者主之；爵同则以齿，鬯祭文中书秉鬯孙某偕当祭孙，其所以贵之也。赞礼用有巾顶，谙习礼仪者四人，趋跄执事，所以贤之也。凡直祀预先奉柬，临期各备礼服，到庙行礼、祭毕享馂，分胙（祭祀用的肉）永为式。”
  清代福州满族家庭普遍有供奉祖先的习俗。在有萨满教观念的满族人看来，万物有灵，并以崇奉氏族或部落的祖灵为主，特别是由祖先亡灵所形成的鬼神观念以及人间的各种疾病与死亡造成的恐惧，是萨满教神灵观念的核心。满族也有偶像崇拜，但是这些偶像只是接近人形的编织物或画像，并且要萨满巫师的施法方可“显灵”。福州的驻防八旗中不可能出现巫师，于是，旗人借用汉族的方法，立祖先牌位、神龛，挂祖先画像，摆家谱进行拜祭。满族家庭的大厅里，墙上总挂着一个黄色或者红色的布袋，里面装有衣服、弓箭模型，以及筷子、谷粒、大麦等，都是第一代离开东北老家时带的一些故土纪念物，一般不能随便打开看。在除夕夜，全家要叩拜祖宗袋。祖宗袋会一代一代传递下去。这种社会现象虽然并不具有典型意义上的萨满信仰形式，但是他们立祖先牌位的寓意与汉族不同。萨满教常赋予火、山川树木、日月星辰、雷电、云雾、冰雪、风雨、彩虹和某些动物以人格化的想象和神秘化的灵性，视之为主宰自然和人间的神灵，认为各种神灵同人类一样有意志、愿望和情欲，更有善恶之分，不能违拗、触犯。
  福州新店升山村聂氏满族，对祖先拜祭分作“祖坟春祭”和“八宗祠秋祭”两项。祖坟春祭安排在每年农历正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之间，挑选晴朗的吉日，由族长带领宗人，挑上祭品牲礼，敲着聂氏特有的锣鼓，到杜甫湖口村獅子山聂氏祖坟祭扫。祭拜结束，将牲礼酒席摆在当地，宴请当地邱氏，并送“花纸”给看墓人，以表谢意。宗祠秋祭安排在每年的农历九月九日，是日，聂氏子孙全都虔诚到宗祠上香。祭祀时族人分吃“夹饼猪肉”。祭礼过后在宗祠大摆宴席，并请戏班子唱戏助兴。聂氏满族在祭祖时还有“喜吃”、“扒吃王”的习俗。喜吃即凡是族人头一年娶媳妇或生男孩，在农历正月十六这一天，均必须在宗祠摆上一桌酒席，丰俭视各家经济状况而定，但须有一个铜火锅上桌。办“喜吃”者在虔诚祭告祖先神灵后，在场宗亲、邻里朋友，不设坐席，随意享用酒席。扒吃王即在农历正月十五元宵夜，聂氏族人在祖先神像前摆上许多木制小碟子，小碟子里盛着年糖、年饼、桔子、柿子、甘蔗等食品。当族长开祠堂门时，族内不分尊卑长幼，一同涌进祠堂，边托边吃。
  福州琴江满族的祖先崇拜还表现在对先烈的敬奉。琴江旗人为纪念马江海战中牺牲的英烈，在琴江北门外建起“忠魂堂”和“五炮神庙”。每年七月初三，琴江民众自发来到这里，供上时鲜瓜果，剪纸招魂，放焰火，祭奠英灵。相传在中法马江海战中，正在三江口云门寺坐禅对弈的鲤鱼精和鹤仙被一阵腥风血雨惊扰，遂驾起禅云察看因由。但见海战现场惨不忍睹，于是鹤仙急往云门扯一块蘑菇云抛向江中，这块蘑菇云飘落而下，汹涌退去的潮水立即打着漩涡回头，将海战中烈士的尸骸带往琴江北门外，以便让烈士的亲人们打捞。而鲤鱼精则急取身上五片鳞甲，一口气吹成5名旗人装束的炮手，直奔北门外炮台。此时，法国旗舰刚刚摧毁了马尾水师，正往下游驶去，5位炮手瞄准敌人旗舰，按动炮栓，炮弹正中旗舰，敌酋孤拔被炮火击伤。由于用力过猛，1位炮手的手指被震断。如今，在五炮神庙中，5位炮神身着旗装，威风凛凛，手扶大炮，雄视闽疆。中间一位旗兵的塑像残缺一根中指。
  二、神灵信仰
  水师旗营建造之初，有3座庙宇也同时兴建：一是天后宫，位于琴江北门外，坐东南，向西北。二是观音殿，位于鲤冈山脚下。三是毓麟宫，旗营内共有2座。在承惠街的由旗营左翼的子孙供奉，在南门边的一座由右翼的子孙供奉。
  三江口水师旗营内随着人口的增加，庙宇数量、种类也不断增多，鼎盛时达数十座，几乎每个路口都有一座庙。如阳春街的西岳庙、协府口的东岳庙、南门边的娘娘庙（村内共有3个）、真武街的真武庙、首里街的观音殿、马家巷的三宫堂（敬天、地、人三神）、泗洲街的泗洲庙（供文佛）、德化街的吕祖庙（吕洞宾）、莲惠街的娘娘庙、泗洲街与承惠街交界处的医宫庙等等。这些庙宇除了天后宫是本土的，其余皆为北方汉族普遍信奉的神灵。在水师旗营的众神之中，妈祖地位突出。据《琴江志·各庙考》记载：“又北门外左旁，亦有天后宫，原系奉协领彝公灵阿长生禄位，初名行台庙。道光间，上游水患漂来天后神像，乡人遂供像于行台前殿，将彝公移供天后座后。座后之上有楼，供奉文昌、朱文公、魁星，因更行台之名，亦称天后宫。”关于协领“彝公灵阿”，《琴江志·补录阙漏》有记：“萨秉阿、穆图善两将军均有惠政及于吾乡，官兵皆有去后之思，爰立长生禄位，供于道头天后宫内。”“彝公灵阿”即为萨秉阿。“国变后（即辛亥革命后），乡有无赖某某，将北门外左旁之天后庙、鲤冈麓之观音殿、殿后之五圣庙拆毁一空”。（《琴江志·各庙考》）因而，位于北门外左边的天后宫在民国时期便损毁湮灭了。
  位于旗营北门外右侧的天后宫门两侧立有两方清代石碑，记录水师旗营旗人和洋屿汉族信士捐修宫庙的情形。这次修葺宫庙的时间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由旗营贾勋、宋庚禄主持，共收到捐款654496文。碑刻记载了这些钱款用在石料、锯工、修路、筑堤等方面的详细情况。碑刻记录下旗营的领催、骁骑校等官员参与修建的名录，其中包含了从旗营出外为官的人士。例如：光绪十六年（1890年）庚寅进士黄曾源（官至翰林院编修、五省监察御史光绪二年（1876年）丙子举人黄运乾、贾繁禧、刘元陛；同治十二年（1873年）癸寅举人李九烈等。旗营官兵无不敬奉妈祖，每位福州将军来三江口巡查时，首先要到天后宫行香，然后才能入行台。每年冬天，福州将军来水师旗营阅兵，这是当时旗营极为隆重的日子。水操是将军检阅的重点。将军自行辕，经大街，出北门后，要先到妈祖庙进香。阅兵的福州将军到紧挨八浆船坞和督捕厅的妈祖庙进完香后，坐在庙前的戏台上，面朝西北，观看从八浆船坞出发的水兵们演练水操。
  晋江衙口粘厝街的粘氏祖祠旁紧挨着的是保生大帝的供奉处，而村内香火最旺的丁王爷庙粘氏也顶礼膜拜。在龙湖的粘厝铺，村内除有分支于此的粘氏三房各一座祖庙之外，最大的庙宇是龙天堂三王府，内供“佛祖妈”（观音）、“天王”、“夫人妈”三位神佛。
  福州德政桥下所祀珠妈称刘氏夫人，供奉在旗人所祀的珠妈庙内，这里是旗营的范围。《重建珠妈祖庙碑记》记载：“国初，因乾隆己卯……闻府铁岭刘公祷于神，得安，任董事重修。”这位刘公是辽宁铁岭人，是清乾隆时期（1736－1795年）福州的一位地方官员或者是一位汉军八旗的将领，有一定的社会地位，遇到病或灾，祭拜了珠妈庙后“逢凶化吉”，于是亲自任董事重修了该庙。到了嘉庆己卯年（1819年），“疸疹”在旗营辖地内肆虐，旗营派镶红旗协领吉隆阿处理此事。吉隆阿邀集十余名旗营将领集资重修珠妈庙，不但翻修一新，还将庙宇的地盘“展拓周围各十数丈，廓然而大之”。旗人的两次修庙，尤其是嘉庆己卯年吉隆阿组织的那一次之后，旗人将珠妈庙视作自己的庙宇，开始在此中烧香拜神。道光四年（1824年），旗人又对珠妈庙进行一次修缮。除了拜神之外，这里还成为旗人聚会的场所，婚丧喜庆常在这里举办。珠妈庙与位于福州道山路乌山北入口处对面的八旗会馆（原为明代宦官花园“中使园”遗址，清初改建为八旗旅闽官员住宿所）并列成为清代福州旗人的两大会所。
  附录：
  重建珠妈祖庙碑记
  尝思庙宇废兴虽籍人力，实关神灵，如古仙桥之西珠妈祖庙，灵昭海国，德被榕城，乃千古馨香胜地。考旧志，庙建于前明，修于本朝。国初，因乾隆己卯……闻府，铁岭刘公祷于神，得安，任董事重修。自乾隆己卯至嘉庆己卯，六十载矣。今载痘疹……接踵地，乃旗营所辖，镶红旗协领吉隆阿往至弹压。前岁春间，夜梦一老妪留言，醒而不解本意……王仕魁亦有议修之意，始悟神之示梦至灵也。镶红旗协领吉隆阿即与各旗协领……盛举。出缘薄十册，计题捐资一千五百余金，于己卯春兴工，迨冬报竣，历九闰月。其庙……别迁两旁，展拓周围各十数丈，廓然而大之，筑墙垣、架梁木、涂丹膜、饰金漆，焕然一新……余与诸公沽酒醴落成之。因记其事，昭兹来许，后有君子同志从而修葺，庶……
  首事镶红旗协领吉隆阿候选州同袁载荣
  候选州同张道政缘首镶白旗领催双志、□升
  镶红旗领催...
  镶黄旗领催崇禄、特松额
  正黄旗领催……
  正白旗领催他克什哈、志成
  正红旗领催……
  正蓝旗领催葛隆阿、赶升
  镶蓝旗领催……
  嘉庆己卯季冬
  （注：碑高262厘米，宽84.5厘米，厚16厘米。原碑缺损，文内缺损处以省略号标出。）
  第七节 家庭与宗族
  一、家庭
  满族人的家庭观念较强。泉州粘氏族谱中有许多相关记述：
  十四世粘自新，“性素简静，少时与兄均遭丧母之苦……及娶周妣，受百艰辛，公服商买，妣善针缝，努力俭苦以经营。因外氏而买居于黄甲境，尚期有所建置也，不幸方强而卒矣。仅遗房屋一间，田地数亩，卒嘉靖甲辰年六月二十九日，年四十四。周妣号贞勤，生正德辛未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矢志勤俭节制，精致女工，养育儿女成立不坠焉。卒万历庚寅年九月二十八日，享寿八十，偕葬南安一都庄店乡岩山之原”。自新子钟德“补郡庠生。为人忠厚正直，轻财重义，八岁丧父，不获奉菽水欢，终身为恨，毕生寿旦不许贺祝。念母荼苦，百方供养，无顷刻懈”。
  粘传绵之子秋波“年才七岁，训责读书不使荒嬉，至十五岁举业，欲出就外傅，妣苏氏慈爱有难色，公慨然曰：夏楚之下，几见能死人耶！遂躬负柴米，与子偕行从学。凡遇斯文者，礼而敬之，盖望其子之有成也。而秋波果克，驰驱翰墨，两列草榜，几得复失，人有‘岳家军’之称，是亦不负公之苦心矣”。
  十九世天猛，“少孤，事母尽孝，晨昏依依子舍，百计承欢。敦孔怀之谊，家计听兄处分，逊志力学”。“娶蔡氏勤慎，能执妇道，姑最心惬。公在外，训子治家得以成立者皆孺人之力也”。
  二十二世德豹“承先人产业最薄，家事清淡，耕商食力，为人朴而原，治家勤而俭。惜乎寿元不永，故但守成而无所创业也。殁后家无丰积，儿仅髫龄，赖妣氏许孺人，皲手维持，殷勤抚育，家事儿子幸得有成焉。许孺人讳腰娘，号懿愍。笄适公门，内助甚力。凡事十分周到，未尝有约略而过于俭吝也。由是公免内顾之忧，得专力于生业焉。族中皆称其贤。公殁，家徒四壁，年旬三旬，长男奕籟才九岁，次男奕花甫五岁，尚依依母膝，万难寄托者，莫此为甚。孺人甘自食贫，辛苦万状，不忍备述也。教养二子，至于成立，幸而天假遐龄，得受子妇孝养，含饴弄孙，以终余年”。
  二十三世奕花“毕生恪守本分，克勤克俭，多所创置。绳祖武，贻孙谋，兢兢为念。治家教子，处内有方；应世睦宗，处处无失。于昆季又极友爱，见胞兄奕籟创业未成且无嗣续，衷之，遂以三子世瑶继之。见功兄奕汉失传，又将次子世乌承之”。
  二、宗族
  泉州等地粘氏共尊粘罕为始祖，粘博温察尔为来闽开基始祖。粘氏来闽已传二十余世，也有多个分支，但以永宁博温察尔墓、衙口宗祠、粘氏家谱维系宗族。
  据《粘氏族谱》记载，明中期，十三世粘灿始修族谱，“方成，未传布，遇洪灾，有一二遗失”。明隆庆二年（1568年），“凤台公承叔父见真公命，遂与宗山、衡南、钟娄、钟星、钟斗并洪楠、洪举、洪勋诸公取涤楼公散失世牒修成之，由是吾族始有谱”。十五世钟星、洪楠校订浔江粘氏族谱。十六世粘本盛于清顺治年间（1644－1661年），“访北方武邑、邢台、临汾、洪洞五世以上诸同宗，合修成全册”。此后，粘氏修谱未断。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二十二世粘粤、粘恩二位兄弟渡台开基。清以后，闽台粘氏少有往来。1923年，一份手抄的《浔江粘氏敦业公派下家谱》辗转寄到台湾。1985年，粘氏宗亲会编辑《粘氏源流渡台开基族谱》面世。
  修葺宗祠始于康熙年间（1662－1722年）。《粘氏族谱》记载：十九世缵文“时鼎新大宗祠，赖公集狐成裘，劝捐乐输，无不殚力勇往，始终玉成云”。一骅“建宗祠，修祭器，葺祖茔，日夜殚精劳神，老而弗倦，至易箦时犹以小宗及家秉叮咛后人”。嘉乐见“浔江大宗祠将颓，亦与兄、侄共修之，见春祭缺费，置业以充之，独力修葺祖坟，不惜资费，惟谋久远。甲第巷小宗已成，后寝未建，公独力构成，复以负郭良田充作素斋，逸轩二公蒸尝费。涤楼公祠荒废，阖族鸠资奠祭，公虑其将替，置店屋收息以供祭费而永之。族党失祀者，设牌于大宗祠旁，置祭地数顷，使族人输值，春祀清明，秋祀中元。戚属不能婚嫁者，倾囊助之，丧葬则赙焉”。
  相对于泉州粘氏，福州地区的满族宗族意识比较淡薄。福州满族对“旗人”、后裔的认同，要超过对祖先的感情。他们常会说自己是八旗中某某旗的后代。但少数例外，例如，旗人赵氏均认同是都尔图的后裔。居住在乡村新店升山的聂氏因长期聚居，宗族意识较强，他们以聚五公为入闽始祖。
  在宗族内部的管理上，泉州粘氏凡遇新婚、喜庆，要向“值东”（东家，各户轮流做）交大洋一二圆，到了“春祭”时，值东要备枣灯一对负责祭扫。
  福州升山聂氏宗亲会由闽台两地聂氏后裔组成。宗亲会组织机构由旗长、会长、常务理事、理事组成。宗亲会宗旨：（1）修造祠堂、修订族谱；（2）联系宗亲，相互帮助，扶弱济贫；（3）组织兴办企业，协助台湾及海外聂氏宗亲在大陆开展各种经济活动。聂氏宗亲会还在章程中详细订立了财务管理规定、祠堂管理规定及会员会费缴纳规定等。聂氏宗亲会还成立了“聂氏宗亲会学童奖助基金”。凡是聚五公派下后裔，在国内各小学就读的男女学童均可提出申请，基金会择优颁奖。在每年元宵节祭祖前三天，获奖学金的聂氏学童名单公布在聂氏宗祠，在祭祖当日举行颁奖典礼。
  三、闽台族亲交往
  （一）粘氏族亲交往
  从清朝康熙年间（1662－1722年）开始，部分粘氏族人冒险渡台“讨生活”。乾隆年间（1736－1795年）泉州粘氏开始成规模地渡台，这种迁徙活动绵延至民国时期。
  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台湾彰化地区福兴乡粘厝村的开基祖粘粤、粘恩兄弟。“清乾隆（戊申）五十三年，公元一七八八，二十二世辈‘德’，粘粤、粘恩二位兄弟背带祖父母及父母亲二座禄位渡台开基居在南平，粘尚、粘秉二位渡台开基居在北平，地名称谓粘厝庄，四位先祖称开台始祖，以后慢慢移居来台，就业讨海、作农、作工、经商等行业”。晋江粘厝铺因当年渡台人很多，村中粘氏族人特地建立祠庙，将无人祭祀的祖伯叔神位集中，修建了“祖伯叔”小寺，逢年过节，族人均虔诚致祭，该庙祭祀延续至今。
  台湾的《粘氏族谱》对此有专门的记载：“在台湾粘氏宗亲，繁衍更盛，系是渡台祖粘粤、粘恩兄弟之后，其父粘水胜，祖粘季端，原籍福建省泉州府晋江衙口乡粘厝坡。由衙口乡往向西南走，约十一华里之遥，方是粘厝坡所在地，原此坡为我粘氏祖坟寝厝，占地约有二十公顷土地，由衙口粘厝十二世所逸斋公派下分一支派去驻扎粘厝坡看守墓园，亦在此管理经营祖业，每年收取租金供祭祀用。”
  日本据台时期，海峡两岸的粘氏族人少有联络，台湾的粘氏对自己的生世、先祖逐渐淡忘。20世纪20年代，台湾彰化县福兴乡滨海地区的顶粘村和厦粘村已有500多户粘姓人家。1923年，顶粘村一位叫粘芳模的长者从台湾到福建莆田湄洲岛妈祖庙进香，顺道到祖居地晋江县龙湖镇粘厝铺查寻族人及族谱，遇到族人粘传仁，托付他将“粘氏族谱”整理后寄往台湾。传仁回到家乡后，到处收集各宗的家谱，并进行考订，整理出一份《续修廷赞公派下私谱》，在题记中记述了他巧遇台湾宗亲的经历：“兹因前癸亥年有族侄芳模，系凤奴公远孙廷赞公派下，远居台湾鹿港，是岁到衙口欲抄写其祖先尊号，带台祀奉，奈不得要领后回台路由厦门，与仁会面，托仁办理。”
  1933年春，粘氏大宗祠修成后，将原借施姓姻亲厅中安置的渡台祖先神牌，在大宗祠护厝原来祭祀祖伯叔神龛内辟一处安放。1934年，由南安浯坑粘耀椿、泉州粘友文协助，修成台湾粘氏族谱，还把十四世神主牌抄录后，与新抄写的族谱合一，并查明台湾粘芳模祖先自第十世凤奴公派下，原居竿柄，道光年间（1821－1850年）迁衙口。族谱传回台湾，使台湾各支系自编的家谱得以承接大族谱。此外，因台湾的宗族排序字行将满，粘传仁还请友文续编世代字行16字：“谨遵遗训，以裕后昆，文章华国，希绍前贤”，接在“敦承祖德、奕世传芳、忠孝为本、诗礼克家”这24字原排行之后。
  20世纪80年代初期，台湾海峡两岸的粘氏族人开始接触。1981年12期的《人民画报》在介绍台湾台南县学甲镇举行的“上白礁”谒祖祭典活动中，再次提到福兴粘厝，指出那里的居民90%都是姓粘。得到这些信息，衙口村的粘本初设法与台湾的粘氏宗亲取得联系，书信往返。1988年5月15日，年届古稀的台湾粘氏宗亲会会长粘火营率领台湾宗亲会代表4人，来到位于晋江龙湖衙口村的粘氏大宗祠，拜谒先祖神牌。
  粘火营回到台湾后与台湾粘氏宗亲会商议，提出重修衙口宗祠，并愿意承担大部分的资金。1988年，粘火营再次来到衙口，帮助修复宗祠以及位于永宁杨丹的八世祖粘博温察儿的坟茔。
  1993年，粘火营第三次率台湾宗亲来到衙口，与大陆宗亲商议修祠大计，并逐一拜望浯坑、粘厝、泉州、山柄等处的族亲。粘火营先后23次往返闽台。
  1995年3月，台湾粘氏募集300多万新台币，加上衙口粘氏族人集资的7万多元人民币，将衙口粘氏大宗祠修建完成，台湾粘氏130多人专程回家乡参加落成仪式。此外，台湾粘氏宗亲为了帮助晋江粘氏发展经济，还在当时小商品贸易十分兴盛的石狮投资建设华友商贸大厦，建成后交由粘氏族人管理。
  （二）琴江满族宗亲交往
  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将军鄂题令统带黄恩禄率满汉旗兵乘“为”字号赶缯船赴台镇压林爽文民变。黄恩禄征台时，共带走三江口水师旗营官兵805名。此后，水师旗营有多名旗人任职于台湾：佐领刘青黎署协督办台湾海关税务，钦加副将衔；佐领黄恩禄署协历办厦门台湾海关税务统带捷字营，钦加协领衔；刘元陛署新竹县；沈承禧授桃源分司等等。
  民国时期有大批琴江旗人赴台谋生，至今有三四百人居住在台湾。
  早在台湾当局解禁台胞回大陆探亲之前，就有琴江乡亲试探着在香港与亲人团聚。解禁后，许多旅台乡亲纷纷回乡探望故土亲人。旅台乡亲成立了“琴江旅台同乡联谊会”，创办《琴江》会刊。出资修建村内道路和修缮将军楼、毓麟宫等古迹。1997年4月，台胞张维平捐资155万人民币建立“琴江文教慈善事业基金会”，以利息收入承办村内教育、济贫、敬老、抚恤。基金会成立以后，不断资助学生上学，改善校园环境，补助幼儿园孩子餐点，开展敬老活动。在银行利率降低以后，台湾乡亲每年额外拨款资助。琴江敬老院每个月为当月的寿星做寿，每月给80岁以上老人发40元敬老金，80岁以下每月30元。每次开展敬老活动，散居在周边地区的老人都会赶来相聚，自己动手制作琴江人喜爱的传统小吃，如各种饽饽、旮旯汤等。
  2000年3月，同乡会会长张长卿等人捐资20万兴建“抗法烈士陵园”。4月3日，张长卿与旅居美国及在上海、厦门、福州、建阳、南平、长乐和台湾等地的乡亲，一起参加了琴江组织的抗法烈士陵园落成祭典。
  第八节 风俗
  清代，福建满族保持着自身的风俗习惯，特别是服饰、婚丧、住宅建筑等方面，保留原有民族特色。辛亥革命后其风俗逐渐类同于当地汉人。
  一、服饰
  清代，福州满族旗营服装分作普通装与军装两种。男子普通装与一般人无甚差异，只是足上喜穿东北的“傻鞋”。女子日常服装是旗袍，足上喜穿蓝缎绣花的双脸鞋，鞋帮无后跟。军装自领催、前锋以下，全是灰布袍青布马褂。唯有步甲兵，只穿蓝布长衫，腰束丝带，足穿青布薄底快，冬天戴秋帽，暑天戴凉帽，帽上均缀以红缨，通称红缨帽。协领及骁骑校，通常的军服在冬天是蓝宁绸长袍，天青色蓝宁绸马褂，在马袍周围镶以三寸宽的大绒边，并在前后襟及两侧开叉处用大绒作成云勾。
  旗人的官阶在帽顶上可以辨明。上级军官红顶，中级官员蓝顶，下级官是白顶，也有戴金顶的，那是科甲出身的人。军官的礼服是蟒袍、马褂，在前胸后背绣以太獅图的是武官，若绣以仙鹤的是文官。
  满族新娘头上梳板头，又称京头。姑娘在临出嫁前几个月，就开始梳京头以养成习惯，嫁后一个月就取消。清末，嫁后三天就可改梳其他发式，辛亥革命后便完全取消了。
  二、婚俗
  辛亥革命之前，满汉间基本上是单向通婚，即汉人女孩可以嫁给满人子弟，而满人女孩就不能给汉人子弟做媳妇。福州汉人将女婿当做半子看待，女婿到岳家赴宴坐末位执酒壶，而满人女婿到岳家则坐首席第一位，舅郎坐末位执酒壶。还有就是汉人娶亲一般在白天，满人娶亲在半夜。福州满汉相处毗邻，汉满青年男女通婚成为常事。满族女子不许外嫁，而满人男孩又多从汉族女子中娶妻，于是满族女子就出现过剩的现象，时常有老姑娘出现。辛亥革命后，解除了“满不嫁汉”的禁例。
  粘氏在清代以前与汉族存在大量通婚关系。从晋江的《粘氏族谱》中可以见到许多事例。尤其是粘氏与衙口施家保持密切的通婚关系。在清代，由于粘氏并非旗人，不受“禁婚令”的限制，照样与汉族通婚。
  福州满人的婚嫁礼俗颇为繁杂，旗营子弟好面子摆阔，婚嫁后负债累累。因而，低层旗人视婚事为畏途。福州满族婚嫁礼俗如下：
  满族媒人同男女双方家长将双方年庚帖拿到看命先生处去合婚，如果双方命“冲”则不能成婚，只有女方命能旺夫助子才可上婚。合婚后，男方请女方家长和媒人上菜馆去吃喝，双方约定下礼日期，即订婚。订婚时男家要备“四干四鲜”礼物。鲜、干礼物的选定依季节而变化。如果订婚时处在年关，干礼是：20斤重鲢鱼1对、猪肉30斤、年糕一大笼、福橘百粒。另外，还要1两重的金如意1对，现洋40元。这是一般的礼物，好面子的订礼更重些。
  结婚要准备4天的酒席。第一天叫做“落桌”，所备酒席专为招待至亲好友和前来帮忙的人。第二天叫做“嫁妆”，这是大会亲友的日子，中午贺客盈门，此时女家嫁妆送到。嫁妆中除新房中应设家具及四季衣服、门帘、床帐外，还有一只皮箱，皮箱内有男方先行送去的金如意和女方陪送的金手镯及簪、环等首饰。女方还请四个“好命人”到男家来代为布置新房，同时向男家交点所有陪送的东西。要给抬嫁妆的工人赏钱。收到嫁妆后，男方要请一位“好命人”陪新郎到女家去道谢。
  新郎到女家致谢时，进大门后要立在厅堂中央，向女家祖先叩谢，然后向女家各位长辈叩头。遇到长辈多的，新郎要一起一跪连续叩几十个头。新郎回到家后，要招待客人，等到深夜二更时才大摆筵席，一直吃到三更才起轿去抬新人。四更天新娘子抬进门，新郎立在预备好的弓箭案前，弓箭插在案上斗内。新娘下轿后同新郎先拜弓箭，然后拜天地、祖先，再入洞房。洞房门口侍立2人，手执出鞘光亮腰刀，新人进新房时迅速将刀入鞘，刀声响能使新郎新娘吓一跳，俗称“镇煞去邪”。
  新娘进房后坐在床沿等待新郎前来掀盖头布。新郎由“好命人”扶着掀开新娘盖头布。新郎、新娘上床，面对喜神方向盘腿坐定，如同参禅一般。新娘不许伸腿及大小便，更不许说话，这样一直坐到次日二更，共计16个小时。所以新娘在出嫁前就要绝食，顶多只能吃些干果之类的食物，以防大小便。满族新娘装束是：身穿一件大红丝棉旗袍，脚穿蓝布袜及薄底青布绣花鞋，头上梳一个抓髻，在髻上插两枝鲜花，装束似一位女道童。
  新娘坐床一天后，就是婚礼的第3天，称作“筵席”。在这一天，男方要备办一桌丰盛酒席，请本旗长官来赴宴，并请几位有功名的人作陪客。这些有地位的客人全是着官服循规入席，新郎要对长官行叩头礼。席散后，亲友们又聚在一起吃喝，到夜半二更过后才散席。新郎由“好命人”送人洞房，与新娘喝交杯酒和吃长寿面，点起长寿烛。“好命人”退出后新娘才能伸直腿倒床休息。
  婚后第二天，女家遣人送来点心，一般是糖稀饭，同时送来用红纸包起来的小洋2角若干交予新娘。新娘吃过糖稀饭后，即由娘家派来的人为她梳洗打扮，打扮的式样如同“四郎探母”中公主的装扮一样。然后新郎在前，新娘在后，先拜厨神，后拜公婆，继见男家大小。凡小字辈的，新娘要给一个装有2角小洋的红纸包，叫做“见面礼”。婚事第四天。女家就有人来探望。每来一个必乘轿而来，轿后佣人手捧蛋糕一盘跟随。男方将蛋糕收下一半，同时要付给轿夫及佣人赏钱，每来一人至少要送给四五角红包。来看新娘的客人还要喝过酒才走。
  到第五天是女家接女儿、女婿回门。女家也要办酒请亲友来看新郎。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光绪与慈禧相继去世，清廷通令全国在一年内不许宴会，旗营则要服丧三年，停止嫁聚，已订婚的限期在三日内可以简单办理。由于过期要等上3年，于是福州旗营内在短短3日内就有百余家办喜事，其中也有不少是未定婚便结婚的。由于有禁奢令，旗人嫁娶只是请花轿和吹鼓手把新娘抬过门便算了。从此，旗营嫁聚习惯就有了改变，一切从俭，无以前的浪费现象。
  辛亥革命后，福州旗人通常在一日内办完喜事，但仍有人还保留在三更时迎娶的习俗。
  琴江旗人共有100个以上的姓氏，在辛亥革命前，遵从清廷的禁令，不与非旗人通婚。完全是旗营内通婚，不但女不外嫁，男也不外娶，这种小范围的婚姻，造成了旗营内多为姻亲关系。
  琴江青年男女也是借“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来缔结婚姻的。定亲时，要将男女双方的头发剪下，绑在一起，称作“结发夫妻”。定亲后，女方要为男方做一双鞋，装在礼盒内送到男家，以让未来夫君“步履康健”。
  迎亲时，媒人、新郎抬花轿到女家，此时女家大门紧闭。敲门后，女家问：“什么人?”媒人答：“迎亲。”女家说：“礼包送来。”礼包送上后，方能开门迎娶。
  新娘头盖头巾，由父或兄背上轿。新娘坐轿中，手拿槟榔、如意（后改作拿木制宝瓶），腰上系的红带子绑着银元两块。一路上，吹唢呐、敲圆锣。到了男家，沿地毯走往新房。在门槛上，放置纸糊马鞍，新娘从上跨过，称作“新人跨马鞍，四季保平安”。
  新房内要有一个装有五谷、称金子的秤、尺，以示婚后有饭吃、有衣穿、有钱花。在木坑（床）上要放置三盆火（火盆、水烟袋、蜡台，均是铜制），有钱人外加熨斗、手炉。穷人家至少要有陶制火盆、竹编手炉、木制蜡台。新人要穿一身热：棉衣、棉裤、内衣裤。拜过天地、祖先、父母后，新郎用尺子将新娘头盖掀开，坐在坑上喝“合欢酒”。
  第二天回门前，新娘家送鸡汤给新娘子喝，中午之前要接回娘家。
  三、生育
  小孩生下三天，要“洗三”：拜娘娘、请客、抓阄。
  拜娘娘的祭品是生鸡、生鱼、生肉三碗。“抓阄”时，在小孩面前放笔、葱、松明，预示小孩将来有文采、聪明。
  四、丧葬
  （一）福州旗人葬俗
  尸体横摆堂中，头西脚东，在姑奶奶未到时不得入殓。所谓姑奶奶分为老、小：老姑奶奶是死者的姐妹，小姑奶是死者的女儿，均指已经出嫁的而言。姑奶奶在办丧事时权力最大，一切都要听她支配。
  还有“出殃”之俗。人死后请道士开好殃榜，贴在灵前，上书某日某时回殃（指死者灵魂回来）。全家在这一天要躲避，以免冲殃，并在死者房内洒石灰。如果第二天灰上有痕迹，则全家放声大哭，认为魂已归来（实际上这灰上的痕迹多半是鼠、猫的足印）。
  孝子不披麻执仗，仅穿粗布白袍，腰系白布条，头戴青布小帽，附以白帽顶。在出殡时扛白幡，父丧扛在左肩，母丧在右肩。女婿穿漂白布白袍，腰束白布孝带，头上帽子或缎或绒均可，足上可穿缎子鞋，肩上扛小红幡，男左女右。棺材抬到坟地时要姑奶奶“监视”，姑奶奶说好，孝子方敢填土，姑奶奶若不吱声，任何人都不能填土。
  （二）琴江旗人葬俗
  父母故去，要守孝三年。孝男要睡在父母棺木尾部，等49天后，抬出埋葬。死者“头七”，要“回殃”，这天丧家整天不起火，由亲友送饭，并且要待在家中不能出门，称作“避殃”。
  棺木抬出门，棺木脚先走，而洋屿人是头先走。棺木从旗营北门出，东门进，葬后抱灵牌回家照样哭。
  丧葬要办“白喜”。家道好的办大席，8碗5盘，家境中等的办中席，8碗4盘，稍差的也要5碗5盘。
  （三）泉州粘氏葬俗
  在南安浯坑的《浔海粘氏族谱》中记载了粘氏的丧葬习俗：“族人殁皆土葬，以黄色为物色。吾族原东北名离白山，其土地是黄土，而黄色表示高尚祥和崇敬。卒者，照祖传风俗办，白龙布缠身，口含铜钱，脚绊红线，入殓前取掉。棺木土红色，大头小尾。灵前放一桌，供两样糕点、一碗小米、三炷香，左贴金童来引路，右贴玉女送西天。盖棺前用蘸酒精棉团，轻擦死者脸，口念：开眼光，四面八方；开鼻光，闻味香；开口光，吃牛羊。后上钉。男左两右一，女反之。棺木离地，丧盆举过头，松手盆碎。压岁纸，一岁一张。着黄衣和尚办丧，典主官身穿黄长袍加绸褂，黄色大龙烛、帧、伞、扇，前开路，云云……”
  五、节庆
  福建满族节庆与汉族相差不多，但也有一些不同之处。如清明节不祭祖、不做饭，只扫墓。正月初一祭天、祭祖，要吃素，吃芹菜。大年三十晚要吃馄饨，做成“元宝”状，叫“六宝汤”，也吃饺子，是素饺。祭灶不是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而是二十三日。
  六、民居建筑
  福建满族的民居带有浓重的军事色彩。以长乐琴江三江口水师旗营为例，旗营四周城墙周长1800米，厚2.6米，高3.5米，夜有更夫守夜，北门城外有八桨船坞，边设有督捕厅，督察江面来往船只，缉海盗、防走私。距北门临江处，置一屏墙，墙上为林则徐手书横额“海国屏藩”。墙外筑有防洪堤，沿江植数十株寓意福州“榕城”的榕树林，此榕树林还蕴含旗营直接受福州将军管辖之意。临江处有阅兵台，为将军或统领每年春秋两季来营检阅水师操练的场所。炮山上钟楼设锚型挂钟，作为兵士食宿号令。
  水师旗营有10个衙门，其中将军衙门一座，协领衙门一座，骁骑校衙门各三座。分12条街道，以阴沟和阳沟划分左翼、右翼；四条直巷，组成一个与太极八卦相似的图像。街巷建制划一，而相互交错迂回，人人其境如进迷宫，很难找到出城路口，故又俗称“旗人八卦城”。全城分设东、西、南、北四城门，12条旗人街即：东门街、阳春街、协政口、德化坊、帅正街、大街、泗洲街、首里街、承惠街、真武街、太平里街和淳朴里街。整个营地建设呈“回”字形，四边角为官宅衙门，紧挨兵房。每座兵房“四扇三”，三进三间，中隔天井，为单层木构屋。兵房临街都设有三扇门，左右为单扇门，正中为双扇门，官家则左、右、中均为双扇门。正中的门上套一扇高4.7尺，宽3.6尺的方门，称“第喜门”，作为女眷外窥窗口，又是整座房屋的“脸面门”，非喜丧事不得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