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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先民之一的阿拉伯民族是一个商业民族，回回先民最先因经商来到福建沿海地区。唐宋时期福建回回先民的经济活动主要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从事长途贩运，获取厚利，进而在当地购田买房，添置固定资产，商贸一直是福建回族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泉州湾回族商贸经济
  8世纪中期，泉州因海外贸易而出现了“市井十州人”的繁荣盛况。唐元和年间（806—820年），凿通福州至南平的邮道，“外夷波斯、安息之货”（①沈亚之：《沈下贤文集》，卷4，《郭常传》。）通过福州转贩内地，许多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商人在福建沿海经商。唐文宗太和八年（834年）上谕，对来福建的蕃客“宜委节度观察常加存问”。唐王朝还特地在泉州设立“参军四人，掌出使导赞”（②《全唐文》，卷75，《文宗太和八年疾愈德音》。）招引外商贸易。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商人来泉州（包括福州）年代较早，福州的南唐墓葬中及惠安都曾出土过9世纪末波斯的瓷器。
  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正式设置市舶司。泉州港的海外贸易进入稳定发展的新时期，招徕了越来越多的大食穆斯林蕃商。淳熙五年（1178年），周去非所著《岭外代答》说：“诸蕃回之富多宝货者，莫如大食国。”（③周去非：《岭外代答》。）《宋会要辑稿·职官》所举“并通贸易”的许多国家或地区中，也把“大食”排在第一位。在市舶司设置后近百年，最活跃、最重要的通商对象，首推穆斯林客商。
  大食穆斯林商人从大食贩运大食产品到泉州贸易。大食国输人中国的商品种类繁多，主要是香料、药物等。《宋会要辑稿》云：“绍兴六年（1136年）八月二十三日，提举福建路市舶司上言：‘大食蕃国蒲罗辛造船一只，船载乳香投泉州市舶。计抽价钱三十万贯，委是勤劳，理当优异’。”（④《宋会要辑稿·蕃使四》，卷197。）南宋泉州提举市舶司赵汝适在《诸蕃志》中亦记云：“（大食）土地所出，珍珠、象牙、犀角、乳香、龙涎、木香、丁香、肉豆蔻、安息香、芦荟、没药、血碣、阿魏、腽肭脐、鹏砂、琉璃、石车石渠、珊瑚树、猫儿眼、梔子花、蔷薇水、没石子、黄腊、织金软锦、驼毛布、兜罗锦、异缎等。”（⑤赵汝适：《诸蕃志》。）其中大部分是他在泉州港见到的大食商货。诸商品中，一向以乳香等香料为大宗。有大量的文献资料记载了蕃商到泉州从事香料贸易的情况。
  北宋哲宗绍圣三年（1095年），永春知县江公望对刺桐港的繁盛，进口大量香料作了描述：“海船通他国，风顺，便食息行数百里。珍珠、玳瑁、犀象、齿角、丹砂、水银、沉檀等香，希奇难得之宝，其至如委。巨商大贾，摩肩接足，相刃于道。”（⑥何乔远：《闽书·文莅志》，卷55。）祝穆记述泉州的舶来品交易时亦云：“土产蕃货，诸蕃有黑白二种，皆居泉州，号‘蕃人巷’。每岁以大舶浮海往来，致象犀、玳瑁、珠玑、玻璃、玛瑙、异香、胡椒之属。”（⑦祝穆：《方舆胜览》，卷12，《福建路泉州》。）这些大食和波斯商人由于从事长途贩运的贸易活动，盈利甚丰，经济生活较为富裕。至宋时，出现了一批富商，“商户巨富，服饰皆金珠罗绮，器用皆金银器皿”。（①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04。）不少蕃商慷慨好施，对地方的公益慈善事业比较热心。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年），泉州受命督造战舰，“诸蕃寓居者义之，盛助其役，舰先就而民不知”。这样，泉州百姓免除了一份额外负担。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年）修建泉州城，同样是借助“贾胡薄录之赀，请于朝而大修之”。（②《泉州府志》，卷11，《城池》。）在从事贸易活动的同时，一些长期居留的回回先民便开始在泉州买田建屋，添置固定资产。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曾发生“贾胡建层楼于郡庠之前”的事件。（③朱熹：《朱文公文集》，卷98，《朝奉大夫傅公行状》。）《泉州府志》记宋代泉州“胡贾航海锺至，富者赀积巨万，列居郡城南”。（④赵汝适：《诸蕃志》，卷上，《南毗故临》。）大观、政和之间（1107－1117年）泉州有请建蕃学之事，（⑤蔡條：《铁围山丛谈》，卷2。）并有蕃商在泉州东坂修筑蕃商公墓的记载，（⑥林之奇：《拙斋文集》，卷15，《泉州东坂葬蕃商记》，《四库全书》集部，别杂类3。）蕃商基本上都聚居于城南的繁华区域，以便于从事商业活动。
  元代回回官商在官府中享有一定的职位，同时兼营商业，多是富甲一方的大官僚、大商人。如蒲寿庚降元后仍被授以官职，又擅蕃舶之利，家赀巨万，是最典型的代表。蒲寿庚宗族世代经营香料贸易，在明初蒲氏迁出泉州后，他们仍以制作和经营香料为业，并且一直世袭至20世纪末。永春五里街“蒲庆兰香室”是有名的制作和贩卖香料的店铺，是蒲氏十三世世茂从泉州迁永春时开始经营的，至今已传八九世。德化城关“玉兰堂香室”，也是世袭的蒲氏开设的香铺。又据元人周密的《癸辛杂识》载：“泉南有巨商南番回回佛莲者，蒲氏之婿也。其家甚富，凡发海舶八十艘”，（⑦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是一个富庶的回回民间商人。佛莲虽然没任一官半职，但他以雄厚的资本和丰富的商业经验经营海外贸易，成为泉州著名的回回巨商。
  泉州还有一批回回小商贩，只做些小本贩卖活动，赚取小利以谋生。这一类小商贩在元代回回商人中数量很多，分布也很广。
  回回先民获取的商业利润除用于再投入经营外，还用来购置地产。民间保留了许多元代阿拉伯人和中国人的土地买卖“契券”、“给卖帖”、“账目纸”等文件，记载着侨居泉州的阿拉伯人向当地汉人购地建屋的事例。“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泉州实为其窟宅。”（⑧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上。）典型的如泉州丁氏、郭氏回族的先民。丁氏始祖是因商来华的阿拉伯人，一世祖节斋公，“往年贾于泉中，因卜居于桐城之南隅”。（⑨庄景辉：《陈埭丁氏回族宗谱》，（香港）绿叶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三世祖“硕德公商贩于外，往来于苏泉之间”。（①庄景辉：《陈埭丁氏回族宗谱》，（香港）绿叶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丁氏先民与大多数泉州回回人一样居住在城南，经济活动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经营，他们往往将货物运到江浙一带，甚至远及元大都贩卖，以牟取高利。元代许多回回人都相当阔绰，因此不少达官显贵以与回回人联姻为荣。丁硕德之子仁庵娶妻庄氏，“系出泉南右族”。（②庄景辉：《陈埭丁氏回族宗谱》，（香港）绿叶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丁氏祖先在泉州大量购置房产以及墓地，丁氏族谱中保存的元明时代的地契资料详细记录了四世祖丁仁庵曾以低价向没落的色目人购买田产的情况。郭姓回族的祖先郭德广，“生于元季，以宣差微禄，奉命来泉督糈供应。于时干戈扰攘，以疾终于传舍，因是居泉”。（③《白奇郭氏族谱·仲远公行实》。）郭德广是由杭州富阳迁至泉州的商人。因为郭德广来泉所居的法石是泉州港的一个重要商埠，当时有许多蕃商在此从事商业活动。
  元末明初，回回商人政治地位削弱，经济利益急减。穆斯林商人纷纷选择自身的出路和发展途径。泉州丁氏将商业资本投入农业生产，选择了城南的陈江（今陈埭）开基拓业。丁氏迁居陈埭的最初数十年内，他们以从事农业和渔业生产为生计。明朝中后期，具有经商传统的丁氏回族改以私人贸易和海外移民形式继续从事商业活动。陈埭海港能够容纳小规模船只，江苏、浙江一带以及本省的湄洲、石湖、海山等地的商船常常停靠该港。每逢蛏苗季节，各地商贩云集于陈埭，尔后又将蛏苗转卖各地培殖。除了蛏苗，丁氏商人还进行稻禾、食糖、纺织品和陶瓷器的转手贸易。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泉州设立海关机构，陈埭被列为泉州海关分卡，主要监管国内船只，征收商税。这一时期在陈埭报关验收的主要商货有柴、炭、甘蔗、食糖，还有东北的豆类和江浙的纺织品等，停泊的商船和货船主要来自舟山、宁德、温州、湄州等地。海关机构在陈埭的设立，标志着陈埭作为正式港口而存在，也为丁氏商人的商业活动大开方便之门。
  清代军火科学家丁拱辰出生于陈埭回族商人世家，其父常到浙江、台湾等地经商。丁拱辰本人也曾往返于广东、浙江，先后到过吕宋、伊朗、阿拉伯等地谋生。族人也因四处经商而广布各地，如省内的崇武、福清、平潭等地和台湾以及海外的吕宋诸岛、缅甸等地。商业作为丁氏回族的传统职业，一直是众多丁氏家庭主要的生计方式，商业活动贯穿于丁氏回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如同治九年（1870年）陈埭丁氏捐铸海光堂钟一口，捐款者就有15家“洋药帮丁姓弟子”商家，包括“合源号”、“乾源号”、“合茂号”、“广兴号”、“全茂号”、“生源号”、“茂胜号”、“合和号”、“协昌号”、“德胜号”、“复宝号”、“增利号”、“协记号、“和泰号”、“德祥号”等。（④《陈埭丁氏回族宗谱》第326页，香港绿叶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20世纪50年代以后，尤其是1978年以来，陈埭丁氏回族商品经济得到发展。陈埭镇集资兴建起商业大楼，建设农贸市场、小商品贸易街，数百家商店经营销售着各类商品，为企业产前产后服务。公铁联运站、企业供销公司等应运而生，生产资料源源不断地运往各个工厂，各类产品又从这里发向全国各地，形成了产销运输一条龙的繁忙景象。当地回民寻找、开拓海内外市场，组织企业参加厦门、广州、昆明、成都及波兰等国内国际的展销、招商活动，及时了解国内外市场动向，扩大销售渠道。商品外销中东、拉美和欧洲等地。20世纪90年代开始，陈埭镇成为中国鞋业的主要专业市场之一。四境回族村建设了12条7－12米宽的水泥大道。大街上有350多间店面，经销各类鞋业原辅材料，是福建全省规模最大、品种最齐全的皮革市场。这里还有近300个摊位的小商品市场，经营服装、鞋帽、日用家具等各类商品。农贸市场共150多个摊位，销售各类食品与副食品。四境回族村还设立了旅馆、酒店。
  郭氏回族先祖郭仲远在洪武初年带着全家由港埠法石渡过泉州湾定居于对岸的惠安白奇，将商业资本投入田产经营。白奇的地理环境限制了郭氏回民的农业发展，却为海上贸易提供很好的条件。在明后期，白奇已有海船从事海上贸易。清朝时期，航海贩货已是郭姓回民的主业，当时他们有海船200多艘，载重量一般在50吨左右，最大的达250吨。船的型制有舢舨、黑艚、艚船、开角等，航线通往国内南北各大港埠和台湾，外至东南亚诸国。（①《百奇郭姓不是郭子仪的后裔而是回族人》，《泉州伊斯兰教研究论文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郭氏回民主要是将桂元干、荔枝干、白糖或鱼盐等运往外地销售，返航时，将自己缺少的大米、地瓜干或柴薪等载回乡贩卖。他们还到福州装运杉木往台湾发卖，装载大米、煤炭等回乡。商船每年往北贩运二三次，货物随时节而变。民国时期，由于自备资金以装货发售的商船获利很大，航次较多，故此时百崎的渔船多改为商船，除了北上贩运外，还到台湾、安南、吕宋等地营商。
  抗战时期，百崎航业全部濒于破产。抗战结束后仍无法振兴。到20世纪50年代初，仅有小船14艘，计155吨，附属于泉州海运公司。百崎回民的生活来源还有相当一部分寄托在肩挑小贩身上。许多百崎人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地吆喝着以维持生计。80年代以后，百崎回族的商贸活动有了发展。到了1995年，百崎回族乡全乡商业户共230户，其中集体2户，个体228户，社会商品零售额达2300万元。
  （二）漳州月港回族商贸经济
  元末，漳州是许多泉州穆斯林逃离亦思巴奚动乱的避难处。明初的海禁政策使泉州逃难而来的以经商为主的穆斯林没有什么发展机会。隆庆元年（1567年）明廷开放海禁，月港一跃而成为一个大港，对外贸易勃兴，往来商舶不可胜数。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广西桂平人龙国禄知海澄县，在月港港口修建清真阁，这是文献上唯一记载漳州的清真寺，表明当时确有一定数量的穆斯林在月港经商。明末清初，连年的战争使漳州沿海经济遭到破坏，以经商著称的回族穆斯林的经济活动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三）邵武回族商贸经济
  元、明、清各代，在邵武居官与经商的客户相当多，建造的房屋和购置的田产亦多。今城区尚存的较大旧民宅，过去多属回族人所有。如建民港、小台上、城边巷、五一九路、信义巷一带以及原八泰街、北门米家巷、东门一带回回堂前，杨、马、苏、范、沙、木、王等回民的大院甚多。从事商贸的邵武回民以经营布庄和线、丝店等为主，如回民杨太兴布庄，其布匹远销江西的黎川、南城和本省的光泽、泰宁、建宁、将乐、建阳、建瓯、南平、福州等地。民国初，杨森然开设的丝绸店生意兴隆一时。清末民初之后几经战乱，回民富户巨商携眷返里或逃往他乡，回民经济遂逐渐衰落，邵武回民多数成为生活在城市里的小商小贩。直至20世纪50年代，邵武回族仍有“穷回回”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