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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回族经济，在明代之前以商贸为主，明以后农业、商贸、手工业、捕捞养殖业等兼而有之。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林、牧、副、渔等产业同时发展，乡镇企业大规模兴起，回族的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
  一、商贸
  回族先民之一的阿拉伯民族是一个商业民族，回回先民最先因经商来到福建沿海地区。唐宋时期福建回回先民的经济活动主要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从事长途贩运，获取厚利，进而在当地购田买房，添置固定资产，商贸一直是福建回族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泉州湾回族商贸经济
  8世纪中期，泉州因海外贸易而出现了“市井十州人”的繁荣盛况。唐元和年间（806—820年），凿通福州至南平的邮道，“外夷波斯、安息之货”（①沈亚之：《沈下贤文集》，卷4，《郭常传》。）通过福州转贩内地，许多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商人在福建沿海经商。唐文宗太和八年（834年）上谕，对来福建的蕃客“宜委节度观察常加存问”。唐王朝还特地在泉州设立“参军四人，掌出使导赞”（②《全唐文》，卷75，《文宗太和八年疾愈德音》。）招引外商贸易。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商人来泉州（包括福州）年代较早，福州的南唐墓葬中及惠安都曾出土过9世纪末波斯的瓷器。
  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正式设置市舶司。泉州港的海外贸易进入稳定发展的新时期，招徕了越来越多的大食穆斯林蕃商。淳熙五年（1178年），周去非所著《岭外代答》说：“诸蕃回之富多宝货者，莫如大食国。”（③周去非：《岭外代答》。）《宋会要辑稿·职官》所举“并通贸易”的许多国家或地区中，也把“大食”排在第一位。在市舶司设置后近百年，最活跃、最重要的通商对象，首推穆斯林客商。
  大食穆斯林商人从大食贩运大食产品到泉州贸易。大食国输人中国的商品种类繁多，主要是香料、药物等。《宋会要辑稿》云：“绍兴六年（1136年）八月二十三日，提举福建路市舶司上言：‘大食蕃国蒲罗辛造船一只，船载乳香投泉州市舶。计抽价钱三十万贯，委是勤劳，理当优异’。”（④《宋会要辑稿·蕃使四》，卷197。）南宋泉州提举市舶司赵汝适在《诸蕃志》中亦记云：“（大食）土地所出，珍珠、象牙、犀角、乳香、龙涎、木香、丁香、肉豆蔻、安息香、芦荟、没药、血碣、阿魏、腽肭脐、鹏砂、琉璃、石车石渠、珊瑚树、猫儿眼、梔子花、蔷薇水、没石子、黄腊、织金软锦、驼毛布、兜罗锦、异缎等。”（⑤赵汝适：《诸蕃志》。）其中大部分是他在泉州港见到的大食商货。诸商品中，一向以乳香等香料为大宗。有大量的文献资料记载了蕃商到泉州从事香料贸易的情况。
  北宋哲宗绍圣三年（1095年），永春知县江公望对刺桐港的繁盛，进口大量香料作了描述：“海船通他国，风顺，便食息行数百里。珍珠、玳瑁、犀象、齿角、丹砂、水银、沉檀等香，希奇难得之宝，其至如委。巨商大贾，摩肩接足，相刃于道。”（⑥何乔远：《闽书·文莅志》，卷55。）祝穆记述泉州的舶来品交易时亦云：“土产蕃货，诸蕃有黑白二种，皆居泉州，号‘蕃人巷’。每岁以大舶浮海往来，致象犀、玳瑁、珠玑、玻璃、玛瑙、异香、胡椒之属。”（⑦祝穆：《方舆胜览》，卷12，《福建路泉州》。）这些大食和波斯商人由于从事长途贩运的贸易活动，盈利甚丰，经济生活较为富裕。至宋时，出现了一批富商，“商户巨富，服饰皆金珠罗绮，器用皆金银器皿”。（①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04。）不少蕃商慷慨好施，对地方的公益慈善事业比较热心。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年），泉州受命督造战舰，“诸蕃寓居者义之，盛助其役，舰先就而民不知”。这样，泉州百姓免除了一份额外负担。宋宁宗嘉定四年（1211年）修建泉州城，同样是借助“贾胡薄录之赀，请于朝而大修之”。（②《泉州府志》，卷11，《城池》。）在从事贸易活动的同时，一些长期居留的回回先民便开始在泉州买田建屋，添置固定资产。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曾发生“贾胡建层楼于郡庠之前”的事件。（③朱熹：《朱文公文集》，卷98，《朝奉大夫傅公行状》。）《泉州府志》记宋代泉州“胡贾航海锺至，富者赀积巨万，列居郡城南”。（④赵汝适：《诸蕃志》，卷上，《南毗故临》。）大观、政和之间（1107－1117年）泉州有请建蕃学之事，（⑤蔡條：《铁围山丛谈》，卷2。）并有蕃商在泉州东坂修筑蕃商公墓的记载，（⑥林之奇：《拙斋文集》，卷15，《泉州东坂葬蕃商记》，《四库全书》集部，别杂类3。）蕃商基本上都聚居于城南的繁华区域，以便于从事商业活动。
  元代回回官商在官府中享有一定的职位，同时兼营商业，多是富甲一方的大官僚、大商人。如蒲寿庚降元后仍被授以官职，又擅蕃舶之利，家赀巨万，是最典型的代表。蒲寿庚宗族世代经营香料贸易，在明初蒲氏迁出泉州后，他们仍以制作和经营香料为业，并且一直世袭至20世纪末。永春五里街“蒲庆兰香室”是有名的制作和贩卖香料的店铺，是蒲氏十三世世茂从泉州迁永春时开始经营的，至今已传八九世。德化城关“玉兰堂香室”，也是世袭的蒲氏开设的香铺。又据元人周密的《癸辛杂识》载：“泉南有巨商南番回回佛莲者，蒲氏之婿也。其家甚富，凡发海舶八十艘”，（⑦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是一个富庶的回回民间商人。佛莲虽然没任一官半职，但他以雄厚的资本和丰富的商业经验经营海外贸易，成为泉州著名的回回巨商。
  泉州还有一批回回小商贩，只做些小本贩卖活动，赚取小利以谋生。这一类小商贩在元代回回商人中数量很多，分布也很广。
  回回先民获取的商业利润除用于再投入经营外，还用来购置地产。民间保留了许多元代阿拉伯人和中国人的土地买卖“契券”、“给卖帖”、“账目纸”等文件，记载着侨居泉州的阿拉伯人向当地汉人购地建屋的事例。“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泉州实为其窟宅。”（⑧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上。）典型的如泉州丁氏、郭氏回族的先民。丁氏始祖是因商来华的阿拉伯人，一世祖节斋公，“往年贾于泉中，因卜居于桐城之南隅”。（⑨庄景辉：《陈埭丁氏回族宗谱》，（香港）绿叶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三世祖“硕德公商贩于外，往来于苏泉之间”。（①庄景辉：《陈埭丁氏回族宗谱》，（香港）绿叶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丁氏先民与大多数泉州回回人一样居住在城南，经济活动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经营，他们往往将货物运到江浙一带，甚至远及元大都贩卖，以牟取高利。元代许多回回人都相当阔绰，因此不少达官显贵以与回回人联姻为荣。丁硕德之子仁庵娶妻庄氏，“系出泉南右族”。（②庄景辉：《陈埭丁氏回族宗谱》，（香港）绿叶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丁氏祖先在泉州大量购置房产以及墓地，丁氏族谱中保存的元明时代的地契资料详细记录了四世祖丁仁庵曾以低价向没落的色目人购买田产的情况。郭姓回族的祖先郭德广，“生于元季，以宣差微禄，奉命来泉督糈供应。于时干戈扰攘，以疾终于传舍，因是居泉”。（③《白奇郭氏族谱·仲远公行实》。）郭德广是由杭州富阳迁至泉州的商人。因为郭德广来泉所居的法石是泉州港的一个重要商埠，当时有许多蕃商在此从事商业活动。
  元末明初，回回商人政治地位削弱，经济利益急减。穆斯林商人纷纷选择自身的出路和发展途径。泉州丁氏将商业资本投入农业生产，选择了城南的陈江（今陈埭）开基拓业。丁氏迁居陈埭的最初数十年内，他们以从事农业和渔业生产为生计。明朝中后期，具有经商传统的丁氏回族改以私人贸易和海外移民形式继续从事商业活动。陈埭海港能够容纳小规模船只，江苏、浙江一带以及本省的湄洲、石湖、海山等地的商船常常停靠该港。每逢蛏苗季节，各地商贩云集于陈埭，尔后又将蛏苗转卖各地培殖。除了蛏苗，丁氏商人还进行稻禾、食糖、纺织品和陶瓷器的转手贸易。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泉州设立海关机构，陈埭被列为泉州海关分卡，主要监管国内船只，征收商税。这一时期在陈埭报关验收的主要商货有柴、炭、甘蔗、食糖，还有东北的豆类和江浙的纺织品等，停泊的商船和货船主要来自舟山、宁德、温州、湄州等地。海关机构在陈埭的设立，标志着陈埭作为正式港口而存在，也为丁氏商人的商业活动大开方便之门。
  清代军火科学家丁拱辰出生于陈埭回族商人世家，其父常到浙江、台湾等地经商。丁拱辰本人也曾往返于广东、浙江，先后到过吕宋、伊朗、阿拉伯等地谋生。族人也因四处经商而广布各地，如省内的崇武、福清、平潭等地和台湾以及海外的吕宋诸岛、缅甸等地。商业作为丁氏回族的传统职业，一直是众多丁氏家庭主要的生计方式，商业活动贯穿于丁氏回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如同治九年（1870年）陈埭丁氏捐铸海光堂钟一口，捐款者就有15家“洋药帮丁姓弟子”商家，包括“合源号”、“乾源号”、“合茂号”、“广兴号”、“全茂号”、“生源号”、“茂胜号”、“合和号”、“协昌号”、“德胜号”、“复宝号”、“增利号”、“协记号、“和泰号”、“德祥号”等。（④《陈埭丁氏回族宗谱》第326页，香港绿叶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20世纪50年代以后，尤其是1978年以来，陈埭丁氏回族商品经济得到发展。陈埭镇集资兴建起商业大楼，建设农贸市场、小商品贸易街，数百家商店经营销售着各类商品，为企业产前产后服务。公铁联运站、企业供销公司等应运而生，生产资料源源不断地运往各个工厂，各类产品又从这里发向全国各地，形成了产销运输一条龙的繁忙景象。当地回民寻找、开拓海内外市场，组织企业参加厦门、广州、昆明、成都及波兰等国内国际的展销、招商活动，及时了解国内外市场动向，扩大销售渠道。商品外销中东、拉美和欧洲等地。20世纪90年代开始，陈埭镇成为中国鞋业的主要专业市场之一。四境回族村建设了12条7－12米宽的水泥大道。大街上有350多间店面，经销各类鞋业原辅材料，是福建全省规模最大、品种最齐全的皮革市场。这里还有近300个摊位的小商品市场，经营服装、鞋帽、日用家具等各类商品。农贸市场共150多个摊位，销售各类食品与副食品。四境回族村还设立了旅馆、酒店。
  郭氏回族先祖郭仲远在洪武初年带着全家由港埠法石渡过泉州湾定居于对岸的惠安白奇，将商业资本投入田产经营。白奇的地理环境限制了郭氏回民的农业发展，却为海上贸易提供很好的条件。在明后期，白奇已有海船从事海上贸易。清朝时期，航海贩货已是郭姓回民的主业，当时他们有海船200多艘，载重量一般在50吨左右，最大的达250吨。船的型制有舢舨、黑艚、艚船、开角等，航线通往国内南北各大港埠和台湾，外至东南亚诸国。（①《百奇郭姓不是郭子仪的后裔而是回族人》，《泉州伊斯兰教研究论文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郭氏回民主要是将桂元干、荔枝干、白糖或鱼盐等运往外地销售，返航时，将自己缺少的大米、地瓜干或柴薪等载回乡贩卖。他们还到福州装运杉木往台湾发卖，装载大米、煤炭等回乡。商船每年往北贩运二三次，货物随时节而变。民国时期，由于自备资金以装货发售的商船获利很大，航次较多，故此时百崎的渔船多改为商船，除了北上贩运外，还到台湾、安南、吕宋等地营商。
  抗战时期，百崎航业全部濒于破产。抗战结束后仍无法振兴。到20世纪50年代初，仅有小船14艘，计155吨，附属于泉州海运公司。百崎回民的生活来源还有相当一部分寄托在肩挑小贩身上。许多百崎人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地吆喝着以维持生计。80年代以后，百崎回族的商贸活动有了发展。到了1995年，百崎回族乡全乡商业户共230户，其中集体2户，个体228户，社会商品零售额达2300万元。
  （二）漳州月港回族商贸经济
  元末，漳州是许多泉州穆斯林逃离亦思巴奚动乱的避难处。明初的海禁政策使泉州逃难而来的以经商为主的穆斯林没有什么发展机会。隆庆元年（1567年）明廷开放海禁，月港一跃而成为一个大港，对外贸易勃兴，往来商舶不可胜数。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广西桂平人龙国禄知海澄县，在月港港口修建清真阁，这是文献上唯一记载漳州的清真寺，表明当时确有一定数量的穆斯林在月港经商。明末清初，连年的战争使漳州沿海经济遭到破坏，以经商著称的回族穆斯林的经济活动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三）邵武回族商贸经济
  元、明、清各代，在邵武居官与经商的客户相当多，建造的房屋和购置的田产亦多。今城区尚存的较大旧民宅，过去多属回族人所有。如建民港、小台上、城边巷、五一九路、信义巷一带以及原八泰街、北门米家巷、东门一带回回堂前，杨、马、苏、范、沙、木、王等回民的大院甚多。从事商贸的邵武回民以经营布庄和线、丝店等为主，如回民杨太兴布庄，其布匹远销江西的黎川、南城和本省的光泽、泰宁、建宁、将乐、建阳、建瓯、南平、福州等地。民国初，杨森然开设的丝绸店生意兴隆一时。清末民初之后几经战乱，回民富户巨商携眷返里或逃往他乡，回民经济遂逐渐衰落，邵武回民多数成为生活在城市里的小商小贩。直至20世纪50年代，邵武回族仍有“穷回回”之称。
  二、农业
  屯田是元代外来的回回人进入福建的一个途径。元文帝至顺三年（1332年），西域穆斯林金吉奉敕率扬州“合必军”3000名进入邵武，留下部分军士在该地屯田。元末明初在港埠经商的回回穆斯林纷纷逃离城市，走避他乡，放弃原有的经商传统，转务农业。如泉州的丁氏、郭氏、蒲氏回回人，都把农耕列为经济生活的首要位置。由泉州逃难到漳州的原以经商为主的穆斯林主要在九龙江沿岸从事农渔牧生产，以伺养母鸭（金定鸭）而著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福建回族农业生产有了新发展。
  （一）陈埭丁姓回族农业经济
  元末丁氏回族先民选择在陈埭开基拓业。族谱载丁氏四世祖仁庵“植业于城南之陈江，因而迁焉，业日以拓，族日以大。子孙至今广被其泽”。（①庄景辉：《陈埭丁氏回族宗谱》，（香港）绿叶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他们以从事农业和渔业生产为生计，拥有广阔的田产和浅海滩涂。《仁庵府君传》记述：“公为人倜傥志大，以才略雄于里中。陈江……大约产以什计，公有七八。”丁氏族人在滨海小平原上种植水稻及其他农产品以自给。经营海荡、养殖蛏苗也是其主要产业之一，历明清二代以迄民国，相沿不断。由于水利条件差，土地盐碱化，又常遭台风、海潮、内涝等灾害侵袭，农业生产十年三收，回民生活困苦。1955年陈埭开展互助合作社运动，先后组织起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汉回人民携手并肩，依靠集体力量改造盐碱地，围海造田，兴修水利。1958年成立了人民公社，组织兴修晋江口的金鸡水闸，开拓晋南引水渠，挖通乌边港排灌渠道，在人海口建起10孔排洪水闸，在渠道两岸造起数十座灌溉涵闸，开通连贯各村各片海埭田（当地人将围海所造的田称为“海埭田”）的灌溉支梁，形成纵横交错的自流灌溉网，实现了“破金鸡、灌晋南”的夙愿。从此，海埭田全部改种双季水稻，推广科学种田，引进良种，使海埭田成为高产稳产的良田，粮食亩产由500斤提高到800斤乃至“过吨粮”。回民不但解决了温饱问题，每年还为国家提供了上百万斤商品粮。同时，荒废的海滩涂也得到了充分开发，年产蛏亩2万担左右，以至民间有“来陈埭就要挑蛏”的俗语。陈埭由于盛产稻谷和蛏苗，加上近海内河发达的养殖业，所以又有“鱼米之乡”之誉。在沿陆地的海滩上长有咸草，丁氏族人每年收割成草1万多担，其中春萱7千担，秋草3.5千担。编织咸草制品成为一种家庭手工业。
  1978年以后，陈埭农业全面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集中。7个回民村承包10亩以上的专业户已达119户，承包土地25%，占耕地面积的33.9%。农业劳动力由占总劳动力的80%下降为20%。农村剩余劳动力纷纷走进了各个乡镇企业。农村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农业产值由占原来工农业总产值的70%降为12%，而乡镇企业产值由原来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0%上升为87%。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为了解决工业占地的矛盾，陈埭回族先后投资了1803万元筑埭（闽南人将“坝”称为“埭”），围海造田3144亩，使耕地面积维持原有的水平。2000年，7个回族村已将4292亩海埭田承包给了本村的56户种田专业户，其中承包100亩以上的海埭田有16户。他们又将475亩田承包给了72户蔬菜专业户。江头回族村60多个蔬菜专业户承包了300多亩海埭田，建立了连片的蔬菜基地，形成一定的规模。陈埭回族村还有135户养殖专业户。
  （二）百崎郭姓回族农业经济
  郭氏回族先祖郭仲远于明洪武九年（1370年）迁居于惠安县百崎乡，当时百崎且多为埭田，质差缺水，不适宜于传统农耕生活。年靠种植豆薯、大小麦等维持生计仍嫌艰辛。郭仲远生计主要靠耕作与讨海。郭氏回族根据这里滩涂多的特点开发养殖业，发展蛏苗、牡蛎生产和渔业生产。到了明代末年，人们已习惯于“以海为田”的生活。郭氏回族先是以捕捞、养殖为主，开拓海坪养殖蛏苗、大蛏、蚣蚮苗。按季节捕采大蛏、大蚣蚮、麦螺、青〓、魬鱼、海苔等。后来，开始有人受雇到外海捕鱼，远至浙江的石塘、坎门、沈家门等地。清朝初年，乡人受雇到外地当渔工者越来越多。同时，开始有自置渔船往浙江捕鱼或租小渔船就地捕捞的。此时为百崎渔业、航运业最发达的时期。此外，捕鱼的人兼做起了贩运生意。他们在农历六七月到浙江去“讨冬海”时带上桂元干、荔枝干、渔盐等土特产品前往贩卖，次年初“冬海”结束后，则带回一些当地土产回乡贩卖。
  民国时期，百崎的渔船多改为商船。抗日战争时期，郭氏族人的船只或被掠走或被烧毁，劫后余下的船只也因战事而无法进行作业，致使百崎的渔业处于破产的状态。这期间瘟疫流行，人丁锐减，经济濒临绝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百崎的集体农场、林场、养殖场、运输社、渔业社等经济组织相继建立起来，并且开展了“向海要地、向地要粮”运动，相继开发莲埭、里春等从未开发过的盐碱地，增加良田上千亩（约67公顷）。在60年代后期，创建了“白奇盐场”。70年代初建“五一”围堤，使百崎乡新增3000多亩（约200多公顷）滩涂开发地，经多年垦殖，现已开发稻田和甘蔗地各1000多亩（约67公顷）。1978年以来，百崎人开办了10多家农场，4家养殖场。1991年，全乡农业产值为781.48万元，占全乡工农业总产值的23.8%。从事农业劳力为2420人，占全乡劳动力总数的42.5%，主要以种植业、畜牧业和养殖业为主。1990年，百崎回族乡实际土地面积尚不足4000亩（约267公顷），人均仅有3分多地。以种植甘蔗、大豆、花生、大小麦等耐旱作物为主。全乡粮豆总产为1208吨，人均口粮不足100公斤，总产值为144.73万元，仅占农业收入的18.5%。1995年上升为25.8%。
  百崎回族乡的畜牧业主要是饲养猪、羊、家禽，养殖业主要以滩涂养殖大蛏为主，兼有少量的对虾与淡水鱼养殖等。1991年底，全乡有猪2272头，羊505头，家禽35340只，家兔740只，全年畜牧业总收入163.52万元，占农业收入20.9%。至1995年，上升到27.0%。全乡滩涂养殖近800亩（约53公顷），收入近100万元，养殖业总收入为242.44万元，占农业收入的31%，1995年提高到了46.5%。
  （三）泉州蒲姓回族农业经济
  元末明初，蒲家被迫迁出泉州，避居于永春、德化、漳浦、诏安等地，有的甚至改姓逃难。蒲氏宗族虽然改姓迁居，但是，他们以经营香料为业却一直世袭到20世纪末。泉州一带香料业主要集中在泉州、永春、德化三县市，这种手工业仍然是蒲姓子孙所擅长的。
  泉州法石是蒲寿庚的家乡，涂门外是三十七都的云麓前墓（茂），村前有阿拉伯祖墓三座，祖墓前是花圃。这里居住的卜姓人，是在明初改蒲姓为卜姓的。他们仍以种花为业，种植的茉莉花和素馨花从阿拉伯移植而来，用来加工成香料。卜姓人家世代种植香花，成为泉州的特殊职业。
  三、工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福建回族仅有一些规模微小的手工业作坊。经营手工业者主要散布在各个城镇，经营内容广泛，多半同特有的生活习俗相联系，主要有皮毛制革、香料、珠宝玉石、粮食加工等。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福建回民开始发展工业。例如：百崎郭嵩涛到上海创办了高冒庙修造厂，发展船舶修造业；加坑村的郭福到厦门开设了“福记”铁器厂（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为厦门通用机器厂）；郭玉米则在泉州开设铸造厂（20世纪50年代后公私合营，为泉州通用机器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崎回民先后创办了集体所有制的粉笔厂、灰窑厂、家具厂、碾米厂、面粉加工厂。70年代，莲埭创办了一家酒厂，生产地瓜酒和米酒。同时，石料开采业也有较大的发展。1967年兴建的百奇盐场加工丁艺不断完善，产品由福建省盐管处调运销往全国各地。
  80年代，泉州湾的回族聚居区开始以各种形式集资兴办乡镇企业。
  （一）陈埭镇回族企业
  1984年，陈埭镇成为福建省第一个“亿元镇”，被省政府评为“乡镇企业一枝花”。陈埭7个回族村至1989年底已办起各类企业近300家，形成了制鞋、五金、服装、塑料、日用工艺品等五大行业，近千种“洋、小、新”产品行销京、津、沪等全国各大中城市，有些产品还远销香港地区和欧美、日本。1978年企业产值为144万元，到1989年达6842万元，占全镇工业总产值的37.3%。随着经济发展，陈埭回族7村企业逐步向专业化、社会化方向发展。鞋业已成为支柱产品，在陈埭镇开辟了鞋业专业市场。
  20世纪末，中国旅游鞋的产量占世界的80%，其中80%的旅游鞋产在福建，全国中低档鞋市场85%在福建。泉州市拥有各类制鞋企业3000多家，年产各类运动鞋、旅游鞋4亿双，占世界产量近1/5。在泉州制鞋企业中，有一半以上的企业是在陈埭镇，该镇有企业2700家，其中制鞋企业1750家。在陈埭镇千余家大小鞋厂中，回族七村的企业有605家，占全镇的34.57%。有品牌的企业上百家，初步形成规模生产（指两条生产线以上）的有40多家，其中回族占有一半以上。回族七村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鞋业生产的产业链。鞋业专业市场中有300多家销售鞋业原材料，其中大多数经销人造革、皮革材料，有30多家经销布匹，40多家经销胶水，这些鞋业生产必需的原材料来自世界各地。陈埭镇有从事各种鞋材的各类厂家，有专门制造鞋底、鞋带、鞋栓、人造革、布匹、五金、彩印、纸盒等从产品到包装的一系列材料。在这里，足不出市就可以得到生产一双鞋所需的任何最新的部件。
  陈埭镇的回族企业家，是国内较早涉足信息网的一批人。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回族七村企业建立互联网的有170家，占企业总数的6.2%。陈埭镇回族事务委员会还设立了自身的文化网站，通过企业和文化的互动增加知名度和扩大影响力。他们从互联网中获取了运动鞋的技术、市场等信息，并以此作为发展生产和改进技术、提高效率的依据，为抢占市场先机奠定了基础。回族七村在生产经营中利用市场信息和技术信息，把国际流行的款式和民族风格结合起来，创造新产品，瞄准市场，开拓市场，占领市场，使投入市场的产品以新、快、廉、齐取胜。各类鞋式在国内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如各季各类的男女鞋，特别是国内外市场上流行的新款式，一个星期左右，回族七村就能生产出来，并投放市场。回族七村有上百家企业在全国12个省的150多个大中城市开设了近千个专柜或批零点。有近千人长期驻外从事营销活动，足迹遍布全国，还踏进了东南亚、俄罗斯、东欧、美国、日本等国家与地区。回族七村企业还参加了国内外的各种博览会、展销会、交易会，进一步了解国内外市场信息，立足国内，走向世界，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
  （二）百崎回族乡企业
  百崎回族乡镇工业企业是在改革开放后发展起来的。1995年，百崎回族乡工农业总产值5.4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5.3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98.14%。乡镇企业产值5.1亿元，其中“三资”企业18020万元，占企业总产值的35.3%。1995年全乡引进外资2500万元，有工业企业108家，其中集体56家，股份制个体46家，“三资”企业6家。百崎回族乡已形成了以鞋业为中心的乡镇企业群，并被确定为泉州市的鞋业生产基地，有“鞋城”之称。在工业企业方面有制鞋、雨伞加工、化工、石材工艺、针织、漂染、塑料制品、铸造、模具、包装、电脑机绣、航运、盐业等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