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隋唐时期，处于闽、粤、赣交界地的畲族先民在与地方政权的军事对峙中，显示出内部组织管理的严密和持久。从唐总章二年（669年）陈政、陈元光父子进兵泉、潮，至天宝元年（742年）陈元光之子陈王向病卒任上，该地畲族先民多次起事，都与雷万兴、苗自成等人及其后裔有关。
  陈元光采取了抚纳和屯田的政策，“且战且招”，“恩威并济，土黎归附，豁其地为唐化里。而龙溪以东之民陆续渡江田之……”（①沈定均：《漳州府志》，卷40，《古迹》，清光绪三年。）“开屯漳水之北，且耕且守”。（②薛凝度：《云霄厅志》，卷1，《建置》，清嘉庆二十一年。）并于垂拱二年（686年）和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增设漳、汀二州，以民僚杂处，促进闽、粤、赣交界地的民族交融和社会安宁。《资治通鉴》载，天宝元年（742年），“岭南五府经略绥靖夷僚”。（③《资治通鉴》，卷215，《唐纪》，三一。）“唐化里”的社会管理是唐朝廷对闽、粤、赣交界地畲族先民的有效控制。由此至宋、元、明以降，封建王朝的控制和畲民的反控制均是以一定的组织形式进行的。
  宋元之交，陈吊眼、许夫人、黄华等统领的畲军，“据漳（州）已久。地通诸山洞，山寨八十余所，据险相维，内可出，外不可人，以一当百，剿鞑难算，意欲攻击，不能”。（④郑所南：《铁函心史》，《中兴集.元鞑靼攻日本败北歌并序》。）他们还建立政权，年号“昌泰”，畲军曰“头陀军”。（⑤参见郑所南：《铁函心史·中兴集》。）针对畲民的反抗，朝廷除了以军事行动镇压畲军外，还以招抚的手段收编畲军。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诏谕潭、泉、汀、邵武等处暨八十四畲官吏军民，若能举众来降，官吏例如迁赏，军民按堵如故”。（①《元史》，卷10，《世祖本纪》八。）“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五月，降旨招闽地八十四畲来降者”。（②《元经世大典序录》，《政典》，《国朝文类》，卷41，四部丛刊本。）元廷在“汀、漳屯田”，“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年），以福建调军粮储费用，依腹里例，置立屯田，命管军总管郑楚等，发镇守士卒年老不堪备征战者，得百有十四人，又募南安等县居民一千八百二十五户，立屯耕作。成宗元贞三年（1297年），命于南诏、黎、畲各立屯田，调拨见戍军人，每屯置一千五百名，及将所招陈吊眼等余党人屯，与军人相参耕种。为户汀州屯一千五百二十五名，漳州屯一千五百一十三名。为田汀州屯二百二十五顷，漳州屯二百五十顷”。（③《元史》，卷100，《兵志》，三。）明代，蓝一清等人在闽西“据险结寨，连地八百余里，党数万人”。（④《明史》，卷212，《张元勋传》。）明廷一方面“大征”，一方面又“抚定降者”（⑤《明史》，卷212，《张元勋传》。）。
  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对畲族社区的管理均采取军事和政治的双重手段。在畲族聚居的漳、泉、延、汀间，“历代备兵于此”，“唐有镇军，宋有寨军，元有千户，明设屯所，清立防营”。（⑥郑丰稔：《龙岩县志》.卷末，《武备志》，民国34年。）与此同时，又在这些地区建州设郡，通过招抚、移民、屯田等办法对畲民分而治之，并设“土官”、“畲长”、“酋长”等，以加强对畲民的统治。宋代刘克庄的《漳州谕畲》载，漳州地区“西九畲酋长相继受招”，“南畲三十余所酋长，各籍户口三十余家，愿为版籍民”。
  清代朝廷对畲民的控制主要通过户籍制度的建立。《清史稿》载：“及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更定十五条……各省山居棚民，按户编册，地主并保甲结报。”“棚民之称，起于江西、浙江、福建三省。各山县内，向有民人搭棚居住，艺麻种菁，开炉煽铁，造纸制菇为业。”（⑦《清史稿》，卷120，《食货一·户口·田制》。）在福建，“搭棚居住”并以“艺麻种菁”为业者，包括许多畲民，他们也属“棚民”之列。清同治福州府《连江辋川蓝氏族谱》记载了连江县辋川畲村蓝姓畲民编图隶籍的情况：“兹逢大清我皇上新制版图，时康熙廿五年（1686年）岁次丙寅，奉文审编造册。蒙本县仁爷示文批准，招集百姓，顶立门牌，应办差事者，许其隶图……鸠集曾、郑、蔡、汪、吴、庄、邱、黄、陈、郭、周、洪、蓝等，以共十三姓各楚图价，特与下宫吴姓议定分值二图五甲，排年于是乎成。”（⑧清同治十年（1871年）《连江辋川蓝氏族谱·第四世功主朝参公等封公堂兄弟合传》。）至乾隆年间（1736－1795年），福建畲民的编图隶籍陆续完成。民国《南平县志》记载了乾隆年间延平府南平县畲民“编图隶笈”情况，（⑨民国8年《南平县志》，卷11，《礼俗志·杂俗》）南平县在清顺治十四年时，总共九十二图。“乾隆五年编钟、蓝、雷三姓（即畲民），立普顺图，合为九十三图”。（①民国8年《南平县志》，卷1，《沿革》。）“普顺图共征：银一十九两四钱八分一毫，米四石二斗四升三合四勺，观米七斗一升一合”。（②民国8年《南平县志》，卷5，《田赋志》。）这里所交纳钱粮的数据主要来自畲族。至此，畲族山区才全面“遂编保甲，从力役，视平民无别”。（③方清芸：《德化县志》，卷三，《风俗志》，民国29年。）
  清代还绘制了畲民画像人《皇清职贡图》。《皇清职贡图》中福建畲民的素材来自福州府古田县、罗源县两地。乾隆《古田县志》刊载了福建省画工奉谕描绘古田县畲民草图的过程，文曰：“今则附近民居在邑之四都上洋等村，与民往来交易，亦有承佃民业为生业者。但畲民由来虽久，尚未载入邑志，因乾隆十七年七月内奉督抚两院宪绘画畲民图册具奏恭敬，九月二十八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行知在案，附载风俗之后，以备查考。”（④辛竟可：《古田县志》，卷2，《风俗·畲民附》。）闽浙总督提供画稿并经宫廷画师绘制而成的福建畲民两种，载于《皇清职贡图》彩绘本卷二、刊刻本卷三之内。彩绘本每幅各画畲民男妇二人，上附满、汉两种说明文字。民国时期，畲族没有明确的区分，畲族村基本纳人当地的保甲制度中。
  畲民社区还通过宗族的祠堂、族规进行族内严格管理。在宗族关系中，由公众推举的族长、房长成了畲族社区的上层人物，他们既是宗族首领，协调族内外的各种关系，又是当地的政治首领，协调封建政权与畲族社区的各种关系。还有一些畲族村为数不多的本族地主因其经济地位与政治影响，也自然成为当地的宗族首领。宗族首领因其特殊的身份和潜在的宗族势力，使他们在畲族社区具有一定范围的支配权力。
  畲族祠堂订立了镇守山寨的防范措施和规范寨民行为举止的条款。闽南畲寨族规载，寨内人等名单均编册书，“后遇每月朔望，齐赴寨内公所，听寨长逐名点查，详询近日所为为何事，如点不到者，要亲父兄与结之人，实认此人出在何方，作何生理”。寨内人等，“凡寨长与父老谕以功忠之大语，慷慨赴义之事，俱宜静领，毋得听藐。至修理寨营，演习武艺，出使公务，遣发侦探，把守关隘等，须甚宜听从。或当有警，发挥捐益，不得阻挠，如抗顽不遵服者，定以重典施行”。若遇族内有人行为不轨，则“不以官惩以私创”，“妇则尽其身之首饰，男则按其家之有无，而祸夫豕散众示罚以辱之”。（⑤漳州浦南《纯嘏堂钟氏宗谱》。）
  清末民国初，畲族成立了按宗族关系为基础的畲民民间组织。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在闽省畲族聚居人口最多的地区福宁府驻地霞浦县西门外教场头，由畲民自发集资建成了福宁山民会馆。民国元年（1912年），“霞浦县西附城区乡农会”成立，会址设在山民会馆。会馆专门接待畲族宗人，并在会馆厅堂设立神龛，以备畲族宗亲作祭祀之用。民国《霞浦县志·实业志》的附表载，“西附城区乡农会，在城三明会馆（即山民会馆）内”，山民会馆经所在地霞浦县县长刘仇签署，呈报福建省政府核准在案，成为官方注册法定的“苗夷民族”的“公益团体组织”，载入《福建年鉴》。闽西上杭县庐丰乡畲民于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在省城福州市内三坊七巷之一的郎官巷内建成汀州蓝氏宗祠——种玉堂，以供族人进省城经商、科考、会亲等之便。
  清代，畲族村有以一村、数村联合为单位或者家族房支内部支系为单位设立的农社组织。如闽南龙海隆教《燕山蓝家源派族谱》载：“隆教海澄辖镇海三粤保霞美社等二十八乡：长房——上赞。一社。次房——旗杆脚、巷口、山尾庙、油车前、下社、山边。共陆社。三房——下尾、地厝、陈洋、新墟、祖厝角、后沙、新厝、墩里、洋坪、东门、寮仔山、郭坑、苏厝、内虎、新坂、深泉、御史桥、前山、田南、塘头、大岭。共二十一社。以上共贰拾捌社。”畲村另设“巡洋社”，是以防盗、防火、防劫为目的的民间治安组织。公推有武术技能、会秉公执断、具一定威望者担任社长。理事由3至5人组成,他们协同处理日常事务。按惯例，农社需每年秋季举行一次宴会，总结一年办社的经验。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福宁府宁德县还发给猴墩村巡洋社执照，授命巡洋护村。
  畲族社区还有一种特殊的阶层，即是由巫术操作而产生的“传法人录者”（亦称“作序头”或称“传师学师”）。按畲族规定，“祭祖（即传法入录）一次者，准穿红色衣，其子又祭祖一次，准穿青色衣。级分之大小，以祭祖多寡为断”。（①王韧：《建德县志》，卷3，《风俗志》，民国8年。）在畲族社区，凡是在醮明祭中的传法人录者，年轻时深受尊敬，年老后备受拥戴，逝世时受特别隆重的功德仪式。巫术文化有时支配着社区内外的关系和人们的行动。在非常时期，宗教组织会控制畲民的思想，在畲民中产生较大的号召力。如明代，王守仁给朝廷的奏疏中说：“谢志珊、蓝天凤各又自称盘皇子孙，收有流传宝印画像，蛊惑群贼，悉归约束。”（②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10，《别录二·奏疏·横水桶冈捷音疏》。）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正月十五日，兴化畲客雷五等人“妄言海上游天王，饰以鬼面长髯大耳，倡惑乱民，谬窥神器。竖黄旗，上书：‘游天王，定江山，定万民。’于是一里皆震”。（③周华：《兴化县志》，卷1，《大洋巡检司志》。）民国23年（1934年），活跃于闽东畲族乡村的农民武装红带会，仍残存畲民巫术文化的遗风。
  清代，在畲民聚居地或畲汉杂居村，均有公益性、联谊性的村民组织——“会”，如“路会”、“桥会”、“谷会”、“禁山会”、“狮灯会”等。这些组织行动目标单一，即针对某个项目，负责组织、捐资、互助、管理等事宜。据《闽杭庐丰蓝氏族谱》载：“吾乡（指庐丰畲族乡）于有清中叶，老成练达者率多外出营商，归而自建广厦外更或热心义举，对于‘渡季桥’、‘季茶会’、‘路树会’，以及‘钟会’、‘锦帐会’、‘纱灯会’、‘油烛会’、‘油灯会’、‘香案会’、‘迎神会’，‘庆寿尝’、‘义冢会’、‘厉坛会’等，无不次第成立。”（①《闽杭庐丰蓝氏族谱》，卷8，《杂錄》.民国33年（1944年），种玉堂镌。）
  20世纪20年代后，中国共产党在畲族社区活动，发展畲族党员，建立了党支部，开展土地革命。畲族是较早参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少数民族之一。
  在中共福建地方党组织创建时期，闽西上杭县畲族青年雷三明、蓝维仁、蓝为龙、蓝鸿翔、蓝树荣、蓝超等人就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民国15年（1926年）12月，畲民雷三明从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讲习所回上杭，联络了3人，成立了中共上杭县支部。此时，在上杭县立中学校舍成立了长（汀）（上）杭武（平）永（定）四县政治监察署，畲民蓝维仁、蓝为龙从庐丰畲族聚居地来到上杭县城农会工作。当时，中共上杭支部共有党员8人，其中畲族3人。民国16年5月至12月，蓝维仁任中共上杭县支部书记，同年七八月间，蓝维仁、蓝为龙等人在庐丰畲族聚居地创办平民学校，宣传革命思想。9月上旬，“八一”南昌起义的军队从长汀来到上杭，起义军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在琴岗书院、南塔寺分别接见了蓝维仁等人。民国17年（1928年）1月，中共上杭临时县委在庐丰畲族聚居地成立。3月，中共上杭县委正式成立，机关设在庐丰。民国18年（1929年）5月至民国19年（1930年）12月，畲民蓝鸿翔担任中共上杭县委书记。民国18年(1929年）3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首次入闽，上杭县各乡村的党小组和农会由秘密转为公开，先后建立了北三、北四、东五3个区委和30余个支部，共有畲、汉党员300余人。同年10月22日，红四军领导人毛泽东随同中共闽西特委机关抵达上杭县苏家陂畲族村，毛泽东在苏家陂圳背岩石洞里养病。同年11月18日，红四军在官庄畲族聚居地召开会议，陈毅传达了党中央“九月来信”，为古田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从民国18年（1929年）红四军入闽至民国24年（1935年）12月，上杭县畲族聚居地的庐丰、官庄、才溪、太拔等乡村共建立了35个党支部，其中畲族党员350多人。
  在闽东，民国19年（1930年）中共福安县委委员马立峰到凤洋畲族村一带开展革命活动，发展畲族党员，并建立了闽东第一个畲族村党支部。钟阿氽是闽东最早的畲族党员之一。
  民国20年（1931年），连（江）罗（源）早期的革命领导人杨而菖深入连江县长龙畲族山区开展工作，发展了总洋畲族村畲民蓝元进入党。次年，蓝元进又发展了畲民蓝礼送、蓝礼在、蓝礼义、蓝依弟等人党。8个党员在北溪炭窑成立了党支部，杨而菖任书记。民国21年（1932年）9月，闽东工农游击队第一支队在福安县溪北洋上马山畲族村成立。民国22年（1933年）3月，马立峰、施霖等人在霞浦县杯溪一带发动武装斗争，发展党员，在畲族村建立了中共里马支部，3月又建立了中共霞浦县青皎畲族村支部。11月，闽东工农游击队第一支队和第三支队在霞浦县西胜畲族村整编为闽东游击支队，次年1月，在西胜畲族村改编为闽东工农红军独立团。民国23年（1934年）2月，建立了福鼎县双华畲族支部。9月，闽东工农红军独立师成立时，福安、霞浦、柘荣、寿宁、罗源、连江等县有300多名畲族游击队员、赤卫队员参加。
  从民国19年至民国26年（1930－1937年），福安、福鼎、霞浦、柘荣、寿宁、周墩、古田、罗源、连江等县（特种区）畲族聚居地先后建立了135个党支部或直属党小组，共有畲族党员490多人。自民国22年至民国25年（1933－1936年），闽东许多边区县委先后在畲族聚居地成立：民国22年（1933年）1月，中共连江中心县委在长龙乡洪塘畲族村成立；10月，中共霞鼎县委在柘荣县草耔坪畲族村成立；民国25年（1936年)6月，中共桐霞县委在福鼎县白石畲族村成立。民国35年（1946年）12月，闽浙赣区党委在古田县石桥头畲族村建立党小组和畲族武工队，次年4月，这支武工队编入闽浙赣游击纵队。民国36年（1947年）6月至民国38年（1949年）8月，中共罗源工委、连罗宁边区工委、连罗林边区工委、连罗边区工委等地方党组织先后在畲族村建立了数十个党支部或党小组。福安县畲民雷美孚于民国36年（1947年）9月任中共福安县委委员，宁德县畲民蓝成友于民国36年（1947年）11月任中共闽清中心县委副书记。
  20世纪50年代之后，人民政府在畲族人口较多的畲族村落建立了畲族行政机构，包括畲族乡、畲族大队等。80年代建立了畲族乡村的村委会组织。2000年福建省共有畲族村委会（①畲族村委会指畲族人口在30%以上的村委会。）443个，分布在47个县（市、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288027人，占全省少数民族人口583800人的49.34%。
  20世纪50年代，全省各畲族聚居的乡村着力发展中共党员和建立党组织。如在闽东，1956年，共有畲族中共党员989人，占农村人口的0.88%。1962年，有畲族中共党员1077人。1966年，有畲族中共党员1121人。1976年，有畲族中共党员1722人。1987年，有畲族中共党员4238人。50年代，畲族村普遍建立了党支部。1957年6月至9月，先后成立的畲族乡都建立了党支部。1963年恢复的畲族乡也都建立了党支部。1984年6月至1993年10月，先后成立的16个畲族乡都建立了党委会。从1951年12月至1995年10月，中共福建省代表大会中均有畲族代表。其中1971年第二次党代会有7人，1979年第三次党代会有20人，1985年第四次党代会有9人，1990年第五次党代会有7人，1995年第六次党代会有12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