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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北人是指居住在闽江上游的汉民，明清时期分属建宁、延平、邵武三府，较福建其他的汉民系，分布的范围最广。但因地处山区，人口密度不高。清代后期，福建沿海的漳州、泉州二府每平方千米的人口密度是320人左右，而延、建、邵三府每平方千米的人口密度还不到120人，（③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27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属于福建省地旷人稀的区域。
  汉晋以来中原汉民入闽的主要路线是翻越武夷山脉，顺闽江而下分布于各处，闽北是中原汉民入闽时最先到达的地点。《建瓯县志》云：“闽自汉武帝虚其地，后渐实以中土之民。晋永嘉末中原丧乱，士大夫多携家避乱入闽。建为闽上游，大率流寓者居多。时危京刺建州，亦率其乡族来避兵，遂以占籍。”（④民国《建瓯县志》，卷19，《礼俗》。）据《建阳县志》称：“南朝梁武帝时发生侯景之乱，首先攻人建业，继攻占吴郡、吴兴与会稽，一批难民离开三吴入闽，其中部分住在建安，定居落籍。”（⑤1994年修《建阳县志》，第三篇，《人口》。）至隋唐时，入迁闽北的中原汉民日益增多，如唐贞观(627—649年）初润州人彭迁授建州左牛卫上将军，遂居于温岭东岸之潺口，垦辟荒地90余处，移民居之，名曰新丰乡。隋大业（605—617年）中哀永昌由袁州避乱入闽，与彭迁同垦新丰乡。富屯溪流域的廖姓始祖廖董钏于唐贞观四年（630年）入闽。杨氏始祖杨胥马亦于唐贞观年间从湖北江陵迁入泰宁。梁氏的梁震五在唐中期从中原迁邵武，又于建中年间（780—783年）迁泰宁等地。（⑥参见《泰宁文史资料》，第2辑，肖名俊：《泰宁主要姓氏入籍小考》。）唐末战乱，迁入闽北者更多。据载，唐兵部尚书熊秘，于唐乾符间（874—879年）因避黄巢之乱入闽定居于建阳。李邺于唐光启元年（885年）随王潮入闽，落籍建阳水吉。翁郜于唐昭宗时携眷入闽，定居于建阳莒口。宋代邵武著名诗人严羽的先人，世居华阴，也是在唐末五代时随王潮入闽，定居于邵武莒溪。
  从中原移居来的汉民，多从闽北向闽江下游及沿海等生产生活条件比较优良的区域转徙，北方移民最初驻足的闽北山区，成了临时的中转站。再加上战乱的破坏，使得闽北山区的汉民迁徙出现了迁入迁出都比较频繁的特点，居民的流动性比较大，中原汉民入迁这里之后，其定居的稳固性不如沿海的福州、兴化、漳州、泉州一带的汉民。明清时期，由于平原地区的农业开发已呈饱和状态，闽、浙、赣各省的无业流民不得不进入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的闽北山区谋生。
  闽北汉民的流动性比较大，自汉晋以来入迁的中原各姓氏宗族较难在同一固定地域内得到长期而稳固的发展，使得闽北汉民的宗族制度及其组织不如沿海各地那样完善严密。宗族组织的三大要素，即祠堂、族谱、族田，在这里很不普遍。宗族祭祀的仪式也相当简陋，远不如沿海各地那样隆重。民国时期崇安县全境仅有祠堂43座，分属25种姓氏。合全县的祠堂，尚不及沿海地区某些强宗大族一个姓氏的祠堂之多。该县居民分属约150种姓氏，有120余种姓氏没有祠堂或相应的组织，即使是有祠堂的宗族，其祠堂的规制一般也比较小，无法与沿海地区祠堂那种堂皇雄伟的规制相比。由于宗族组织比较松散，聚族而居的现象也不太明显，一般的姓氏宗族人口都比较有限，又散居于各个山村，较难形成有一定规模的同姓村落。崇安县算为大族的周、吴、王、李、陈、张、黄、徐各姓，全县人口亦仅3000余人，尚不及沿海地区的一个聚居在同一村落里的族姓。至于其他一般的族姓，平均每个姓氏的人口仅300余人，孟、冯、晏、艾、薛等69姓，每姓仅有数户。因此，闽北各地的居民聚落，基本上是以杂姓聚居为主，这与沿海地区以聚族而居为主的村落形态有很大的差别。
  汉民开发闽北山区的重心是闽江上游的三大支流，即建溪、沙溪和富屯溪。这三条支流的两岸有一些较为平敞的沙谷小平原，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且都是古代中原与福建交通的最主要的水上干道，最先得到开发。随后逐渐从河谷地带向深山老林拓展。但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可供开垦的土地以小面积居多，限制了聚落居民人数的增加。一直到清末民初，闽北各地居民聚居的自然村落规模一般都比较小，以百人以下的村落居多，超过千人以上的自然村落比较少见。这与沿海地区的一些大族聚居地动辄数千人以至万人相比，差距很大。
  闽北山区人口相对稀少，土地的压力不如沿海那样紧张，农业生产始终保持着比较传统的运作方式。到20世纪80年代，闽北山区仍注重于传统农业的生产，成为福建省内最重要的粮食供应地和山区原材料、土特产供应地。自宋朝起，闽江上游地区的农业生产正好可以弥补福建沿海粮食供应的不足。其他如木材、竹纸、药材等山货，亦多赖闽江上游各府的生产，闽江交通运输的方便，使闽北与福州沿海的联系相当密切。与之相适应，闽北人的风尚习俗与人文性格也都较为纯朴敦古。闽北各地方志对于这里民风习尚均作此类描述：建宁县，“山多田少，人性犷直，出商者少，力穑者多”。（①《建宁县志》，卷6，风俗。）光泽县，
  “人性犷直，俗尚朴素，男耕女织，不乐行商，而生理鲜薄”。（①光绪《邵武府志》，卷9，风俗。）建宁县，“地僻而民贫，山多而土瘠，无声气之通，故士尚儒术，播种所及，殆无隙地，故少惰农。奇技淫巧，不接于目，故工安其拙。舟车不通，故商贾不集”。（②光绪《邵武府志》，卷9，风俗。）邵武县，“在闽海之西……风气淳朴，男子无牵车贩贾之利，又无鱼盐，女工绮绣纯丽之巧，其四时务耕作，城邑之家不过收租纳税，治家教子而已”。（③《邵武府志》，卷9，风俗。引施鸿：《舆地风俗说》。）建瓯县，“男女不混于途，少长各攻其艺，民畏官，士重清议，农力甚勤，不事商贾末技”。（④民国《建瓯县志》，卷19，礼俗。）政和县，“民皆土著，不轻去其乡……田寡土瘠，俗尚辛勤，民情古朴”。（⑤民国《政和县志》，卷20，《礼俗》。）浦城县，“山多田少……民性质朴，稼穑者多，商贩者少”。（⑥光绪《浦城县志》，卷6，《风俗》。）松溪县，“松邑土风淳朴，人性俭约，男务耕稼，女务织工，不事商贾”。（⑦康熙《松溪县志》，卷1，《风俗》。）《南平县志》叙述这里的农民：“胝胼于邪，硗确崎岖，垦辟殆尽崐，器用朴素，市无奇技淫巧难致之物，土风淳朴，人性俭约……男子编氓虽贫，守死而不鬻男女，亲戚相得，尊卑以序，不以贵贱殊异睦姻任恤之行，财产或不足，而情意有余，贫贱之党戚谊弥笃”。（⑧民国《南平县志》，卷11，《礼俗》。）
  闽北经济的相对落后，且闽北汉人流动性较大，使得这里的文化教育与人文事业缺乏稳固的发展，起伏性很大。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长江以北战乱不断，浙江也时有警报，闽北靠近浙江，距临安不远，反而成为乐土。因此，在宋代，闽北的文化教育与人文事业进入了一个辉煌时期，诞生了名臣李纲、刘子羽、刘珙等，名儒朱熹、杨时、真秀德、游酢、蔡元定、胡安国、胡宏、刘子翬等，形成中国南方的理学大宗。
  明清时期，福建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新的发展，从而推动了文化教育与人文事业。而闽北地区却没有多大的变化，依然固守传统农业经济，文化教育与人文事业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反而出现衰退的局面，自明清以来，科举进士寥寥无几。居民也都安于现状，缺乏沿海汉民的开拓进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