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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人主要分布在现在的泉州市、漳州市、厦门市以及漳平、大田县一带。这个区域面临大海，九龙江和晋江贯穿其中，形成泉州和漳州两个平原，有着比较良好的农业生产环境。
  中原汉民大批迁入泉州平原与漳州平原，大致始于晋室南渡之后。晋江下游的南安县，是福建最早设立县治的地方之一（三国吴永安三年即260年置东安县，隋开皇九年即589年改名南安县），据考古发掘，多处发现南安及晋江流域的东晋墓葬，晋江流域的汉人聚居点已初具规模。
  隋唐时期，中原汉民迁入闽南地区的数量不断增多。唐代前期，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对南方土著居民的控制，派陈政、陈元光父子率领数千府兵进驻漳江与九龙江流域，漳州各地开始大规模开发。闽南的陈姓主要源于两大支派：一为陈元光，二为陈邕。陈邕称为太傅派，据载其祖籍原居京兆府万年县，陈邕为中宗进士，任官太子太傅，与李林甫不合，被贬到闽地。最初居住在兴化枫亭井上，后来迁到漳州南驿路南厢山，（③《闽台陈氏大宗谱》，《源流》。）子孙繁多，遍布闽南、台湾及东南亚各地。施姓于唐中叶由河南光州迁徙入闽，宅居于泉州钱江乡，后子姓繁衍，支分派别。（①杨绪贤：《台湾区姓氏堂号考》，《洪姓》，《施姓》。）黄姓，唐初有黄岸、黄崖兄弟，分传二支，黄岸居莆田，黄崖迁泉州。崖子黄守恭生子四，长子黄经分居南安，次子黄纶分居惠安，三子黄纲分居安溪，四子黄纪分居同安，传至现在。张姓，除了唐初随陈元光入闽的将领张伯纪外，泉州的鉴湖张氏在唐代后期已经成为这一带的大族了。据司马光《资治通鉴》等书的记载，唐末王潮率部入闽时，泉州鉴湖张延鲁曾带领地方耆老前往迎接，如今泉州一带的张姓，大多为张延鲁的后裔。其他如泉州的李、吴、章、曾、傅、唐、庄、吕、欧、潘、董等姓氏，据族谱的记载，也都是在唐代时陆续迁入晋江流域的。
  唐末五代北方汉民大量入迁泉州、漳州平原。许姓始祖许受仕唐，随王潮入闽，镇漳州之诏安，改而人泉，乔居晋江十七、十八都间石龟，后枝派分栖，称为“石龟许氏”。曾姓随王潮迁于漳、泉、福、兴之间。周、苏、蔡、廖、高、孙、曹等姓均避乱辗转定居闽南各地。
  经过唐、五代时期北方汉民不断入迁泉州、漳州，闽南人民系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泉州各属已经遍布了汉民的聚居点，除了惠安县的行政建县较迟之外（惠安县于北宋太平兴国四年即981年建县），其余各县如南安、永春、德化、同安、安溪、晋江均在宋以前皆已设立了行政县制。到了宋代，泉州由晚开发的边疆地区一举跃进望郡行列。北宋天圣十年（1032年）中央政府颁布天下七府二十一州的望郡，其中包括福州、泉州。其地位与大名（宋代称为北京）、江宁（今南京）、苏、杭等相等。到了南宋，赵氏政权偏安东南一隅，福建显得尤为重要。自然环境优越的泉州、漳州沿海一带人口增长，经济发展迅速，使北方不少汉民继续迁入闽南地区，闽南民系的发展更加繁盛。
  唐宋时期闽南汉民系同样存在着一个从平原向山区拓展的历史过程。晋唐时期，北方汉民入迁之初，主要分布在晋江下游的南安、晋江县一带，以及九龙江下游的龙溪、漳浦县一带。在唐代，入迁泉州的汉民很快就进入了西北部山区，如永春、安溪等县。虽然山多林深，但因有晋江上游的两大支流贯穿其中，故有不少汉民姓氏从北方迁来之后，深入这里以求发展。如现今在闽南以及台湾的颜姓、庄姓等，便是从北方迁入永春，再从永春分源于闽南各地的。而谢、廖、张诸姓，有一部分则是从安溪繁盛而流布于闽南各地的。
  漳州汉民系的发展要比泉州汉民系的发展迟缓一些。唐初陈政、陈元光父子率府兵数千人进入漳水一带，并于唐垂拱二年（686年）设置了漳州。设置初期，汉民的聚居与开发主要集中在沿海一带，即现在的云霄、漳浦、龙溪等县。到了北宋年间，漳州的领县大多集中于沿海地带，其时漳州共辖有四县：龙溪、漳浦、长泰、龙岩，龙溪、漳浦、长泰三县均接近海边，设龙岩一县是为了管理闽西各地散处的居民，汉民入迁的数量还是比较有限。终宋代之世，福建共增设10个县，福州、兴化、泉州及闽北、闽西各地均有增置，唯独漳州依然保持原状，一直到元代才增设了南胜县（后改南靖县）。明代，各地流入漳州山区的人数日益增多，于正德十三年（1518年）增设了平和县，嘉靖九年(1530年）增设了诏安县，漳州山区的行政管理才渐趋完备。闽南人及其分布区域的形成，前后延续了一千余年。
  闽南开发核心地带为泉州平原与漳州平原，是福建开发史上的先进区域。中原汉民的文化传统很快就在闽南地区扎根成长并得以发扬。就文化教育而言，虽然历代中举人、进士的人均数量上，兴化人独占鳌头，但整体的情况而言，兴化人、闽南人、福州人并驾齐驱，各有千秋，互呈特色。据文献记载，漳、泉二地在唐代就有欧阳詹、蔡沼、许稷、潘存实、王彦昌、林鷄、李稠、陈嘏、欧阳柜、盛均、王玫、谢翛、王虬、陈垧、周匡业、周匡物、戴归德、戴添应、周汉杰等先后登进士第或举明经。到了宋代，漳、泉二地文风日盛，时人称为“海滨邹鲁”。如厦门同安一带，“自紫阳过化以来渐仁摩义，几同邹鲁……科第之盛，彬彬与上国齿。今闾阎山海之区，家诗书而业学，即卑微贫贱之极，亦以子弟知读书为荣。故冠棠之士往往发自寒薄”。（①乾隆《马巷厅志》，卷11，《风俗》。）清代《泉州府志》云：“有教化而后有人心，有人心而后有风俗。泉自唐以来席相常衮倡导于前，蔡襄、王十朋诸贤激扬于后，重以紫阳过化之区，薪传不绝，乡先生遗泽，类足以陶淑后辈，海滨邹鲁之称厥有由也。”晋江县“岁科试晋邑儒童卷可万余，县送府七八千人，府送道亦二三千人，入泮百五六十人”。（②乾隆《泉州府志》，卷20，《风俗》。）近现代以来，闽南人在文化教育方面仍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
  闽南人最显著的人文特点是具有比较浓郁的海洋文化色彩。自唐宋以来，闽南人甘冒风涛之险，向海洋发展，进行国际贸易。虽然政府对于沿海居民出海贸易有诸多限制和压迫，“泉人贾海外者……海道回远，窃还家者过半，岁抵罪者众”，（③《文献通考》，卷62，《职官考十六》。）但仍然阻挡不了闽南人冒险进取的决心。宋代莆田人刘克庄在《泉州南郭吟》中刻画了闽南泉漳一带的这种社会现象和民众心理：“闽人务本亦知书，若不耕樵必业儒。惟有桐城（刺桐城，指泉州）南郭外，朝为原宪暮陶朱。海贾归来富不赀，以身殉货绝堪悲。似闻近日鸡林相，只博黄金不博诗。”（④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2，《泉州南廓》。）
  闽南人的这种冒险进取的传统，在明清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扬。明代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说漳泉之人：“东则朝鲜，东南则琉球、旅宋，南则安南、占城，西南则满刺迦、暹罗，彼此互市，若比邻然。又久之，遂至日本矣。夏去秋来，率以为幸，所得不赀，什九起家。于是射利愚民，辐辏竞趋，以为奇货。”（①谢肇淛：《五杂俎》，卷4.《地部二》。）漳州月港是当时最著名的贸易港口，地方志记载：“饶心计与健有力者往往就海波为阡陌，倚帆樯为耒耜，凡捕鱼纬箫之徒咸奔走焉。盖富家以赀，贫人以庸，输中华之产骋彼远国，易其方物以归，博利可十倍，故民乐之，虽有司密网，间成竭泽之鱼，贼奴煽殃，每奋当车之臂，然鼓木世相续，吃苦仍甘，亦既习惯，谓生涯无逾此耳。方夫趋舶风转，宝货塞途，家家歌舞赛神，钟鼓管铉连飚响答，十方巨贾竞鸯争驰，真是繁华地界。”（②崇祯《海澄县志》，卷11，《风土志》。）
  然而闽南人冒险犯禁、勇于进取的作风，常常要受到官府的压制，再加上不同地区、不同乡族之间生存发展的竞争相当激烈，造成了闽南人嚣悍而又多机心的性格。明清时期私人海上贸易的兴起，一开始就带有违法走私的性质，亦商亦盗的特点十分明显。再加上当时福建沿海人多地少，农耕不足以养家糊口，许多闽南人不得不挈妻携子移居于台湾以及海外，谋求开拓发展。明初，闽南人便已较多出国定居。永乐十一年（1413年)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在《瀛涯胜览》中记载南洋爪哇已有不少“唐人”居住，“皆是广东、漳泉人”，旧港国的“国人多是广东、漳泉人移居在此”。郑和下西洋时，闽南人有不少人随其出国而居留不回。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私人海上贸易的发展，闽南人移居东南亚的人数日益增多。据载，当时闽南人至吕宋“商贩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③《明史》，卷323，《吕宋传》。）到了清代，闽南人移居海外已成为民间谋生的一种习惯。据20世纪的一些统计数字记载，有些闽南人的族姓，向海外移居的族人已超过了留居在本国的族人人数。如永春东平乡东山村颜姓，在国外人口有800多户6000多人，而国内仅有2000多人；城郊乡桃溪村周姓1950年修谱时登记海外人口4000多人，比国内人口多一倍以上。又如永春东门后村郑姓，在国外人口达3万余人，而国内人口只有1万多人；城郊乡张埔村李姓，1937年调查国内人口不足300人，而国外人口则达600多人。现在台湾的汉民，祖籍为福建泉州、漳州二府的，约占台湾人口的70%以上。
  晋江、九龙江上游多是比较封闭的山区，因此在民风习尚方面，山区与沿海存在着一些差别。比较靠近大海的闽南人，冒险进取的性格比较明显，而交通不便的山区居民，社会风尚就相对淳朴保守一些。如明清时期漳州府内陆山区的南靖县，“男力耕稼，女勤纺织，土多肥饶，民近淳厚”。漳平县，“其民朴吝，山畲多陆田，舟楫不通，商贾罕至云云，自业农桑以足衣食而已。男趋于耕，女勤于织，务本不事商贾，殷实止充常产，家少千金之储。俭朴风存犷悍未变”。（①崇祯《漳州府志》，卷26，《风俗》。）泉州府永春县的一些乡村，“民树艺外百勿能解，商贾百工艺业咸远人擅之……务本薄末，有幽风焉”。（②嘉靖《永春县志》，卷2，《风气习尚》。）沿海与山区在民风习尚上的差别，不独闽南地区如此，福州、兴化也都有相类似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