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福州人一般指以福州为中心的闽江下游及闽东一带的居民。闽江是古代福建与北方中原间最重要的交通要道。汉晋开始，中原汉民入闽大多循着这一路线而来。而闽江下游的福州平原，农业环境优良，北方汉民翻越武夷山脉，顺闽江而下，福州平原是他们较为理想的最早聚居地之一。
  据族谱及地方志记载，最先迁入福建的中原汉民，很多居留在福州平原一带。光绪《侯官乡土志》和《闽县乡土志》及道光《重纂福建通志》都记录了一些迁入福州的姓氏。如：东汉及三国时期迁入的有郑、詹、胡、何、赵等姓；东晋南北朝时期有陈、黄、邱、王、刘、李、杨、吴等姓。他们或定居于福州平原开拓发展，或以福州平原为中转站，继而分支转迁于兴化、漳、泉各地。如福建的林姓，均称其入闽始祖为晋安郡王林禄，而林禄入闽后的最初立足点便是侯官。《林氏宗谱》载：“晋安林氏，出自徐州下邳，晋黄门侍郎颖，随元帝南迁，初住在江左，生子禄为下邳太守，明帝太宁三年（325年）为晋安太守，始居侯官都西里，封晋安郡王，死后葬惠安岭九龙岗，是为闽、粤林氏始祖。”至今林禄之墓犹在。地方志、族谱有关汉晋时期中原汉民入迁福建的记载，以福州平原的记载为多，这里是中原汉民入闽后最先聚居的地点。由于中原汉民入闽后大多最先聚居于闽江下游，故汉代在福建设置的第一个行政县——冶县，便是在现在的福州境内。
  隋唐时期，有不少移居福州平原的中原汉民。到了唐末五代，王审知父子在福州建立地方政权，招徕四方人才，中原汉民迁入福州形成一个高潮。据地方志的记载，有林、陈、詹、刘、张、郭、范、高等姓氏。
  经过唐五代时期中原汉民的大规模入迁，福州平原已经基本上得到开发，后来位于福州平原的9个行政县，几乎都是五代以前始设的：闽县、侯官县、连江县、长乐县始设于唐武德六年（623年），罗源县始设于后唐长兴四年（933年），福清县始设于唐圣历二年（699年），永泰县始设于唐永泰二年（766年），闽清县始设于五代后梁乾化六年(911年），古田县始设于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年）。行政县的设立，是以当地的户口数量为主要依据的。唐代把天下州县定为望、紧、上、中、中下五等，以六千户以上为上县，三千户以上为中县，不满三千户为中下县。据《新唐书》记载，唐代福建共有24个县，福州占了9个县，超过三分之一。其中上县共十一，福州有5县，占全闽上县几半。在唐、五代之时，福州平原汉民的聚居与农业的开垦比起其他地方要先进一大步。福州平原的中心福州城，因而成为闽国的政治中心，繁盛一时。
  福州平原是中原汉民较早入迁和开发的地区，但由于交通不便，同操福州方言的闽东各县，汉民的入迁与经济开发则迟缓许多。从行政县的设置上看，虽然早在晋太康三年（282年）中央政府就在现在的霞浦、宁德、连江一带设立了温麻县，但是汉民入迁的数量比较有限，唐初靠近福州城的连江县从温麻旧县析出后另立新县，温麻改称长溪县(今霞浦县）。一直到五代后唐长兴四年（933年）才设立了宁德县。由于这一带人口的增长比较缓慢，再过了三百余年即宋淳祐五年（1245年)，才又增设了福安县。而现在闽东的其余各县，则到明清以后才开始设县。如寿宁县始设于明景泰六年（1455年），福鼎县始设于清乾隆四年（1739年），屏南县始设于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至于周宁、柘荣二县，则是迟至民国时期的1945年才开始设置。闽东地区集中了福建大部分畲民。现在闽东的汉民，多数是宋末以至明清时期迁入的。如：寿宁县的下党乡，沈氏于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由浙江省云和县迁居碑坑村；叶姓于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由闽北政和县迁入屏峰村；吴姓于元至元丙子年（1276年）由浙江省举水村迁入，又一支吴姓于明洪武十年（1379年）由浙江省庆元县上标村迁居海坑村；王姓于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由政和县西门迁居下屏峰村；范姓、胡姓等是清代由浙江庆元等县迁入的。据20世纪90年代编修的《上党乡志》记载，该乡48个自然村按男性村民计算有王、周、陈、杨、沈、吴等17个主姓，皆是在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以后迁入的。（①1991年6月编修《上党乡志》，—、《大事记》，二、《姓氏》。）再如犀溪乡现有的数十个姓氏，也都是宋代以后迁入的。较早的缪姓，北宋太祖年间(960—975年）由浙江绍兴迁入；叶姓于南宋景炎五年（1278年）由浙江泰顺迁入；张姓于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由浙江年阳莒溪迁入；孙姓于南宋嘉泰三年（1203年）由浙江龙泉县迁入；郑姓于元大德年间（1297－1307年）由浙江泰顺县迁入。至于明清时期迁入的就更多了，如：胡姓于明代洪武十九年（1386年）由浙江庆元官塘迁入；周姓于明代永乐年间由浙江庆元水寨迁入；魏姓于明代正统元年（1436年）由浙江泰顺县东溪头迁入；陈姓于清代乾隆年间（1736－1795年）由浙江景宁县半山迁入；黄姓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由闽西上杭县迁入。甚至到了20世纪，仍有一些姓氏从浙江一带迁人，如：叶姓，于1942年从泰顺县南门迁入；魏姓，于1940年从泰顺东溪迁入。
  汉民在闽江下游及闽东开发的时间先后不一。但因福州城是福建省的政治中心，因此福州城对于散处在各地的操福州方言的汉民有着较强的凝聚力，福州人的人文性格与文化精神，也以省城及福州平原地带的居民表现得最具典型。福州平原是中原汉民入闽后最先定居的地点之一，中原文化传人的历史也相对比其他民系更为悠久。福州城自汉晋以来都是福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这就使得福州人的人文性格具有追求正统教化的特征。福州人的性格比较平和舒缓，士习儒雅尚文，民风谨慎畏法，好修饰，重礼仪。宋代《淳熙三山志》记其风俗云：“（福州）得天之气，和平而无戾，燠不为瘴，寒不至沍。得地之形，由建、剑溪湍而下，泉、莆潮涨而上，适至是而平。民生其间，故其性舒缓，其恐强力，可以久安无忧，真乐土也。……其君子外鲁而内文，而小民谨事畏法。”（②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39，《风俗》。）明代何乔远的《闽书》亦云：“福州，闽中一都会也。……其气恒燠，厥土黑壤，厥田中下，亩岁获，田则夫妇并力而合作。……其俗尚文贵节，君子朴而守礼，然娴文辞。小人愿谨而畏法，虽负贩之夫，相逢衢道，举手若揖让。”（③何乔远：《闽书》，卷38，《风俗志》。）至于内地山区之县，民风比起福州沿海各县，尤为淳朴敦古。如古田县，“民务称穑，鲜逐末之利。昔号力田近古，信其然矣。士君子敦本尚实，多以节慨著，小人食勤啬用，率直尚气，尝得紫阳夫子之遗训，冠婚丧祭岁时习尚犹多醇朴之风”。（④万历《古田县志》，卷1，《封域志.风俗》。）福宁府，“福宁僻处闽北，椎鲁少事，尚节务义，秀者攻诗书，朴者勤耕牧，量习劳苦，女少嬉游，盖有蟋蟀山枢之风焉”。（⑤乾隆《福宁府志》，14下，《学校志·风俗》。）福州及其内地山区的民风习尚虽然比较追求传统教化，但沿海地区福州人受海洋文化的熏陶，也造就了比较接近于闽南人的冒险进取精神的性格。如福清人，明代何乔远称“福清背山面海，多斥卤，颇有海舶之利。其人刚劲尚气，四方杂处，学不遂则弃之习文法吏事，不则行贾于四方矣，以其财饶他邑”。（①何乔远：《闽书》，卷38，《风俗志》。）长乐、连江一带也是如此，“滨海有鱼盐之利，山出果实，贩四方。……有古之遗风，今变而浇漓，其健讼几与福清埒”。（②万历《福州府志》，卷7，《土风》。）当明代中叶福建沿海商民冲破政府的阻挠，下海从事私人海上贸易活动时，福州各属的下海通番，虽不似闽南人之甚，但也相当兴盛，福州各海口如琅琦、嘉登里等，居民往往辍耒不耕，远商海外，“琅琦作俑，外省奸徒，反从琅琦开洋。近在门户之口，遽成异国”，“嘉登里……前通倭，今又通夷，恃水洋七更船之便，贪小物二倍利之多，莫不碗毡绒袜，青袄皮兜，叉手坐食，耻问耕钓”。（③董应举：《崇相集》，《闽海事宜》，《谕嘉登文》。）这种冒险远涉重洋的传统至近现代犹然。当明清以来闽南人纷纷移居海外之时，福州人的华侨人数虽然不能与泉州、漳州等沿海一带相比，但其足迹亦已遍布世界各地，艰苦创业，多有成就，特别是福清人，其冒险进取精神与财富积累，均堪与其他地方的华侨华人相媲美。福州人追求正统教化与海洋冒险传统融合，反映在人文精神上，使福州的知识分子比起福建的其他民系更具有忧国忧民和居安危思而求变的作风。从文化教育的角度看，由于中原汉民最早入迁福州平原，中原比较正统的文化教育传统自然也较早在福州平原得以传播。在唐代，单闽县一县中进士者就有20人，几占福建全省进士人数的三分之一，福州方言区在唐代中进士第者近40人，占全省进士的半数以上。（④参见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146。）宋代以后，虽然兴化人与闽南人在科举方面崛起，福州人在这方面不能保持绝对的优势，但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却被代代延续下来。地方志记载：“福郡……闽越一都会也。自唐相常衮以文诲后进，宋诸儒倡濂洛之学，号海滨邹鲁。明兴人文益盛，故其俗尚文词贵节操。（⑤万历《福州府志》，卷7，《土风》。）“自唐薛令之、林嵩耀高科为一邑倡，厥后文人才士彬彬辈出。……自晋宋文雅以来，教化丕变，家庠序而人诗书。”（⑥乾隆《福宁州志》，卷14，《学校志·风俗》。）因此自唐宋以至近现代，福州人在人才的培养方面始终可以与兴化人、闽南人相伯仲。尤其是到了明清两代，福州担任中央政要的人数有所增加，如在明代，福州闽县林氏宗族，有“三代五尚书”之称。明代周亮工《闽小记》详记其事云：“闽县林太守元美，永乐辛丑(1421年）进士，子泉山公瀚，谥文安，以大司马改南冢宰。文安公九子：庭木昂，大司空；庭机，大宗伯；庭楷，指挥；庭枌，庆远守；庭王步，湖州司理。庭木昂子炫，通参；庭机子，大宗伯；烃，大司空。凡三代典成均，一门五尚书，而他荫叙及举孝廉友，又不下数十人，可谓盛矣。”（①周亮工：《闽小记》，卷3。）而万历、天启年间（1573－1627年），福清的叶向高更是进内阁任首辅，柄国家之政要，并与宦官集团对抗，被时人称为东林党魁。福建远离中国的政治中心，福建士子进入中央政要已属不易。唐代福建的文化教育刚刚起步，中进士者尚少，宋代福建籍士子在朝廷执政要者首推兴化人，而宋代以后，则让于福州人。特别是到了清代中后期，福州士子固有的忧国忧民意识在世道变迁之中表现得更加强烈，而面对海洋的开拓进取精神，使这里的士子们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与海洋文化，站得高，看得远。当古老的中国面临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危机时，福州士子有着比其他地方士子更为强烈的时代改革使命感。于是在这一时期，从福州走出一系列著名人物，如林则徐、严复、林旭、林觉民、沈葆桢，以及一大批近代海军创始人。他们为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改革、维新乃至革命披荆斩棘，奋斗不息。清代中晚期以来福州籍的这一大批精英人物对社会与民族的贡献，即使从全国范围来衡量，也都是出类拔萃的。他们身上反映出的是福州人追求正统教化的人文性格与开拓进取的海洋文化精神的相互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