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唐宋以来，大量的外省汉民移居福建，成为福建汉族民系形成的基础。到了明清时代，汉族移民已遍布福建各地。这些基本上以行政区划框定的汉族人群，在当地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作用下，形成了具有相对独立的人文特征的不同民系。地方志书记述了这些汉族民系的人文特征，具体表现在语言、风俗、性格、心理等诸多方面。福建省的汉族民系主要有福州人、兴化人、闽南人（福佬）、闽北人、客家人、龙岩人等六大民系。
  一、福州人
  福州人一般指以福州为中心的闽江下游及闽东一带的居民。闽江是古代福建与北方中原间最重要的交通要道。汉晋开始，中原汉民入闽大多循着这一路线而来。而闽江下游的福州平原，农业环境优良，北方汉民翻越武夷山脉，顺闽江而下，福州平原是他们较为理想的最早聚居地之一。
  据族谱及地方志记载，最先迁入福建的中原汉民，很多居留在福州平原一带。光绪《侯官乡土志》和《闽县乡土志》及道光《重纂福建通志》都记录了一些迁入福州的姓氏。如：东汉及三国时期迁入的有郑、詹、胡、何、赵等姓；东晋南北朝时期有陈、黄、邱、王、刘、李、杨、吴等姓。他们或定居于福州平原开拓发展，或以福州平原为中转站，继而分支转迁于兴化、漳、泉各地。如福建的林姓，均称其入闽始祖为晋安郡王林禄，而林禄入闽后的最初立足点便是侯官。《林氏宗谱》载：“晋安林氏，出自徐州下邳，晋黄门侍郎颖，随元帝南迁，初住在江左，生子禄为下邳太守，明帝太宁三年（325年）为晋安太守，始居侯官都西里，封晋安郡王，死后葬惠安岭九龙岗，是为闽、粤林氏始祖。”至今林禄之墓犹在。地方志、族谱有关汉晋时期中原汉民入迁福建的记载，以福州平原的记载为多，这里是中原汉民入闽后最先聚居的地点。由于中原汉民入闽后大多最先聚居于闽江下游，故汉代在福建设置的第一个行政县——冶县，便是在现在的福州境内。
  隋唐时期，有不少移居福州平原的中原汉民。到了唐末五代，王审知父子在福州建立地方政权，招徕四方人才，中原汉民迁入福州形成一个高潮。据地方志的记载，有林、陈、詹、刘、张、郭、范、高等姓氏。
  经过唐五代时期中原汉民的大规模入迁，福州平原已经基本上得到开发，后来位于福州平原的9个行政县，几乎都是五代以前始设的：闽县、侯官县、连江县、长乐县始设于唐武德六年（623年），罗源县始设于后唐长兴四年（933年），福清县始设于唐圣历二年（699年），永泰县始设于唐永泰二年（766年），闽清县始设于五代后梁乾化六年(911年），古田县始设于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年）。行政县的设立，是以当地的户口数量为主要依据的。唐代把天下州县定为望、紧、上、中、中下五等，以六千户以上为上县，三千户以上为中县，不满三千户为中下县。据《新唐书》记载，唐代福建共有24个县，福州占了9个县，超过三分之一。其中上县共十一，福州有5县，占全闽上县几半。在唐、五代之时，福州平原汉民的聚居与农业的开垦比起其他地方要先进一大步。福州平原的中心福州城，因而成为闽国的政治中心，繁盛一时。
  福州平原是中原汉民较早入迁和开发的地区，但由于交通不便，同操福州方言的闽东各县，汉民的入迁与经济开发则迟缓许多。从行政县的设置上看，虽然早在晋太康三年（282年）中央政府就在现在的霞浦、宁德、连江一带设立了温麻县，但是汉民入迁的数量比较有限，唐初靠近福州城的连江县从温麻旧县析出后另立新县，温麻改称长溪县(今霞浦县）。一直到五代后唐长兴四年（933年）才设立了宁德县。由于这一带人口的增长比较缓慢，再过了三百余年即宋淳祐五年（1245年)，才又增设了福安县。而现在闽东的其余各县，则到明清以后才开始设县。如寿宁县始设于明景泰六年（1455年），福鼎县始设于清乾隆四年（1739年），屏南县始设于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至于周宁、柘荣二县，则是迟至民国时期的1945年才开始设置。闽东地区集中了福建大部分畲民。现在闽东的汉民，多数是宋末以至明清时期迁入的。如：寿宁县的下党乡，沈氏于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由浙江省云和县迁居碑坑村；叶姓于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由闽北政和县迁入屏峰村；吴姓于元至元丙子年（1276年）由浙江省举水村迁入，又一支吴姓于明洪武十年（1379年）由浙江省庆元县上标村迁居海坑村；王姓于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由政和县西门迁居下屏峰村；范姓、胡姓等是清代由浙江庆元等县迁入的。据20世纪90年代编修的《上党乡志》记载，该乡48个自然村按男性村民计算有王、周、陈、杨、沈、吴等17个主姓，皆是在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以后迁入的。（①1991年6月编修《上党乡志》，—、《大事记》，二、《姓氏》。）再如犀溪乡现有的数十个姓氏，也都是宋代以后迁入的。较早的缪姓，北宋太祖年间(960—975年）由浙江绍兴迁入；叶姓于南宋景炎五年（1278年）由浙江泰顺迁入；张姓于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由浙江年阳莒溪迁入；孙姓于南宋嘉泰三年（1203年）由浙江龙泉县迁入；郑姓于元大德年间（1297－1307年）由浙江泰顺县迁入。至于明清时期迁入的就更多了，如：胡姓于明代洪武十九年（1386年）由浙江庆元官塘迁入；周姓于明代永乐年间由浙江庆元水寨迁入；魏姓于明代正统元年（1436年）由浙江泰顺县东溪头迁入；陈姓于清代乾隆年间（1736－1795年）由浙江景宁县半山迁入；黄姓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由闽西上杭县迁入。甚至到了20世纪，仍有一些姓氏从浙江一带迁人，如：叶姓，于1942年从泰顺县南门迁入；魏姓，于1940年从泰顺东溪迁入。
  汉民在闽江下游及闽东开发的时间先后不一。但因福州城是福建省的政治中心，因此福州城对于散处在各地的操福州方言的汉民有着较强的凝聚力，福州人的人文性格与文化精神，也以省城及福州平原地带的居民表现得最具典型。福州平原是中原汉民入闽后最先定居的地点之一，中原文化传人的历史也相对比其他民系更为悠久。福州城自汉晋以来都是福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这就使得福州人的人文性格具有追求正统教化的特征。福州人的性格比较平和舒缓，士习儒雅尚文，民风谨慎畏法，好修饰，重礼仪。宋代《淳熙三山志》记其风俗云：“（福州）得天之气，和平而无戾，燠不为瘴，寒不至沍。得地之形，由建、剑溪湍而下，泉、莆潮涨而上，适至是而平。民生其间，故其性舒缓，其恐强力，可以久安无忧，真乐土也。……其君子外鲁而内文，而小民谨事畏法。”（②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39，《风俗》。）明代何乔远的《闽书》亦云：“福州，闽中一都会也。……其气恒燠，厥土黑壤，厥田中下，亩岁获，田则夫妇并力而合作。……其俗尚文贵节，君子朴而守礼，然娴文辞。小人愿谨而畏法，虽负贩之夫，相逢衢道，举手若揖让。”（③何乔远：《闽书》，卷38，《风俗志》。）至于内地山区之县，民风比起福州沿海各县，尤为淳朴敦古。如古田县，“民务称穑，鲜逐末之利。昔号力田近古，信其然矣。士君子敦本尚实，多以节慨著，小人食勤啬用，率直尚气，尝得紫阳夫子之遗训，冠婚丧祭岁时习尚犹多醇朴之风”。（④万历《古田县志》，卷1，《封域志.风俗》。）福宁府，“福宁僻处闽北，椎鲁少事，尚节务义，秀者攻诗书，朴者勤耕牧，量习劳苦，女少嬉游，盖有蟋蟀山枢之风焉”。（⑤乾隆《福宁府志》，14下，《学校志·风俗》。）福州及其内地山区的民风习尚虽然比较追求传统教化，但沿海地区福州人受海洋文化的熏陶，也造就了比较接近于闽南人的冒险进取精神的性格。如福清人，明代何乔远称“福清背山面海，多斥卤，颇有海舶之利。其人刚劲尚气，四方杂处，学不遂则弃之习文法吏事，不则行贾于四方矣，以其财饶他邑”。（①何乔远：《闽书》，卷38，《风俗志》。）长乐、连江一带也是如此，“滨海有鱼盐之利，山出果实，贩四方。……有古之遗风，今变而浇漓，其健讼几与福清埒”。（②万历《福州府志》，卷7，《土风》。）当明代中叶福建沿海商民冲破政府的阻挠，下海从事私人海上贸易活动时，福州各属的下海通番，虽不似闽南人之甚，但也相当兴盛，福州各海口如琅琦、嘉登里等，居民往往辍耒不耕，远商海外，“琅琦作俑，外省奸徒，反从琅琦开洋。近在门户之口，遽成异国”，“嘉登里……前通倭，今又通夷，恃水洋七更船之便，贪小物二倍利之多，莫不碗毡绒袜，青袄皮兜，叉手坐食，耻问耕钓”。（③董应举：《崇相集》，《闽海事宜》，《谕嘉登文》。）这种冒险远涉重洋的传统至近现代犹然。当明清以来闽南人纷纷移居海外之时，福州人的华侨人数虽然不能与泉州、漳州等沿海一带相比，但其足迹亦已遍布世界各地，艰苦创业，多有成就，特别是福清人，其冒险进取精神与财富积累，均堪与其他地方的华侨华人相媲美。福州人追求正统教化与海洋冒险传统融合，反映在人文精神上，使福州的知识分子比起福建的其他民系更具有忧国忧民和居安危思而求变的作风。从文化教育的角度看，由于中原汉民最早入迁福州平原，中原比较正统的文化教育传统自然也较早在福州平原得以传播。在唐代，单闽县一县中进士者就有20人，几占福建全省进士人数的三分之一，福州方言区在唐代中进士第者近40人，占全省进士的半数以上。（④参见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146。）宋代以后，虽然兴化人与闽南人在科举方面崛起，福州人在这方面不能保持绝对的优势，但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却被代代延续下来。地方志记载：“福郡……闽越一都会也。自唐相常衮以文诲后进，宋诸儒倡濂洛之学，号海滨邹鲁。明兴人文益盛，故其俗尚文词贵节操。（⑤万历《福州府志》，卷7，《土风》。）“自唐薛令之、林嵩耀高科为一邑倡，厥后文人才士彬彬辈出。……自晋宋文雅以来，教化丕变，家庠序而人诗书。”（⑥乾隆《福宁州志》，卷14，《学校志·风俗》。）因此自唐宋以至近现代，福州人在人才的培养方面始终可以与兴化人、闽南人相伯仲。尤其是到了明清两代，福州担任中央政要的人数有所增加，如在明代，福州闽县林氏宗族，有“三代五尚书”之称。明代周亮工《闽小记》详记其事云：“闽县林太守元美，永乐辛丑(1421年）进士，子泉山公瀚，谥文安，以大司马改南冢宰。文安公九子：庭木昂，大司空；庭机，大宗伯；庭楷，指挥；庭枌，庆远守；庭王步，湖州司理。庭木昂子炫，通参；庭机子，大宗伯；烃，大司空。凡三代典成均，一门五尚书，而他荫叙及举孝廉友，又不下数十人，可谓盛矣。”（①周亮工：《闽小记》，卷3。）而万历、天启年间（1573－1627年），福清的叶向高更是进内阁任首辅，柄国家之政要，并与宦官集团对抗，被时人称为东林党魁。福建远离中国的政治中心，福建士子进入中央政要已属不易。唐代福建的文化教育刚刚起步，中进士者尚少，宋代福建籍士子在朝廷执政要者首推兴化人，而宋代以后，则让于福州人。特别是到了清代中后期，福州士子固有的忧国忧民意识在世道变迁之中表现得更加强烈，而面对海洋的开拓进取精神，使这里的士子们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与海洋文化，站得高，看得远。当古老的中国面临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危机时，福州士子有着比其他地方士子更为强烈的时代改革使命感。于是在这一时期，从福州走出一系列著名人物，如林则徐、严复、林旭、林觉民、沈葆桢，以及一大批近代海军创始人。他们为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改革、维新乃至革命披荆斩棘，奋斗不息。清代中晚期以来福州籍的这一大批精英人物对社会与民族的贡献，即使从全国范围来衡量，也都是出类拔萃的。他们身上反映出的是福州人追求正统教化的人文性格与开拓进取的海洋文化精神的相互融合。
  二、兴化人
  兴化人是指居住在莆田、仙游二县境内的居民。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析泉州另立兴化军，辖境相当于现在的莆田、仙游县地。由于这两县的民间方言和生活习俗基本相同，所以自宋代以来，民间习惯上称莆田、仙游二县的居民为兴化人。
  莆田、仙游二县地处福建沿海区域中部，海上交通比较便利，农业自然环境也相对优越，木兰溪、萩芦溪及其支流贯穿境内，形成莆仙平原。因此，自汉晋起，中原汉民迁入福建之初，莆仙平原是他们最早的聚居地点之一。福建现在的一些人口数量较多的姓氏，如陈、黄、郑、吴、林等，往往先徙居于福州、莆仙平原，而后逐渐向福建其他地区迁移发展，衍成巨姓大族。据族谱记载，早在魏晋南北朝时，中原汉民就已陆续迁移到这里。莆田文峰陈氏宗族即称其始祖于晋时入闽。还有郑氏、邱氏等。
  到了唐代，中原汉民入迁甫田平原已形成一定的规模。自东晋时林禄始迁于侯官都西里，数传至林茂，于隋初迁居莆田。再传至林万宠，唐玄宗时任饶州刺史，生子三:韬、披、昌。林披生九子，皆为刺史，世称莆田九牧林。其后世远支分衍，子孙分布福清、闽县、长乐、连江、浦城、惠安、晋江、龙溪、漳浦等地。闽粤赣边界山区的客家林姓，也称其祖先来自莆田。隋唐时期迁入莆田的这支林姓，几乎成了福建林姓的共同祖先。黄姓迁入莆田的时间及其过程与林姓十分相近，据族谱记载：黄姓祖先居河南固始，晋代南迁入闽。始祖黄元方择居侯官。至唐初，黄岸、黄崖兄弟分传二支。黄岸居莆田，成了莆田黄氏的开基祖。到了唐代后期，莆田黄氏已成了福建的名门著族。弘治《兴化府志》卷44记载，唐末战乱，中州名士如李洵、韩惺、罗隐、崔道融、赵观文辈，避地闽中，经常来到莆田黄家，与黄家名士黄滔过从酬唱。其他如蔡氏，于唐代中期迁闽，蔡君智住兴化莆阳开居，子孙分布莆、仙二县及漳州、泉州一带。洪氏始祖洪忠，于开元四年（716年）转谪入闽，始居兴化。其后裔子孙亦逐渐向闽南各地分迁。翁氏开基祖翁轩，为闽州刺史，遂居莆田竹啸庄。
  唐末五代时，随着王潮、王审知率部入闽及建立地方政权，一些中原汉民姓氏也在这个时期迁入莆田、仙游。如詹氏、傅氏、杨氏、李氏等均迁居于仙游。
  到了北宋年间，中原汉民已经基本形成在莆仙平原聚族而居的局面。上述的林、陈、郑、黄、蔡、傅诸姓，自唐宋迄今，一直在兴化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历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也对闽台二地以及粤东、海南等地的汉民开发迁移，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在宋代以前，莆田沿海一带还是以海涂湿地居多，开垦比较困难。这些最先迁入甫田平原的中原汉民大多聚居于甫田平原的西北部，亦即木兰溪及萩芦溪的中游两岸地带，如：九牧林的发祥地是现在莆田市的西天尾镇，郑氏宗族的聚居地是现在的城关镇及白沙镇一带，黄氏宗族的聚居地是梧塘、涵江镇，陈氏宗族的聚居地是江口、萩芦镇一带，蔡氏宗族的聚居地是仙游的枫亭镇及莆田的灵川镇。这些地方地势平坦，水源充足，是汉民入迁后进行农业开发的优良地带。莆田平原早先是个海湾，后来经过泥沙的沉积，逐步形成沼泽地。这些最早入迁莆田的汉民要使这片沼泽地变成良田，首先就需围筑海堤，修筑塘坝。因此，中原汉民入迁和开发莆田平原的历史，实际上也是莆田平原兴修水利的历史。早在唐朝贞观年间（627—649年），人们就分别在平原的南北二洋兴建了诸泉塘、沥寻塘、永丰塘、横塘、国清塘和颉洋塘，灌溉了1200顷的耕地。到唐建中年间(780—783年），有吴姓族人吴兴在渡塘（今莆城北门外霞尾村菱角池）塍海为田，筑长堤以捍潮汐，又筑延寿陂，溉田400顷，开始开发莆田北洋平原。从唐末五代到宋初，随着汉民的大量定居，莆田平原的开发也逐渐从莆田中部向沿海及山区推进，莆田平原进入全面开发的时期。甫田北洋，“濒海之田依堤为围，名曰长围”，围内疏塘以溉，北洋堤塘已有数十余处，较著名的水利工程有三步泄、濠塘，又有芦浦、陈坝和慈寿诸斗门，大片土地在堤塘的捍潮之下变成良田。沿海的梧塘、涵江一带，也在北宋得到有效的开垦。北宋嘉祐年间（1056－1063年），知军刘谔及当地陈姓族人等堰水为陂，沿山凿圳，以灌溉兴教、延寿二里。其后又筑成太平陂，从而太和、东塘、屯前诸塘全部得到开垦。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原为兴化人的清源军节度使陈洪进开始在江口小平原兴修水利，在北萩芦溪下游拦溪筑陂，沿山开圳，引水灌溉海滨斥卤之地，受益面积近百顷，称为南安陂。北宋后期，兴化人、端明学士蔡襄重修。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年），莆田县丞王康功应当地居民黄、陈诸姓之请，重修南安陂水利工程，扩大了南安陂的受益面积，而且使江口平原成为旱涝保收的乐土。
  北宋治平元年（1064年），有长乐钱四娘带领当地汉民在木兰溪将军滩前筑陂开渠，后继者林从世重新筑陂于下游杭头的温泉口。熙宁年间（1068－1085年）李宏再次组织民众筑陂，改选陂址于钱林二遗址之间，即木兰山前。接着又疏渠导水，开挖大沟7条，小沟无数，复立四处低海斗门，形成一套大型的水利工程，南洋的面貌随之改观。迨至元代，郭朵儿又在涵江新港截海道筑水池，引木兰陂水接济，使之旁会游洋、太平陂诸水，使望江等里阜抵海农田也能得到灌溉，南洋、北洋的水利设施相互沟通，耕地面积进一步扩大。
  莆田南北洋水利设施相互沟通之后，莆田平原的沿海地带得到了全面开垦。与此同时，随着入迁汉民的增加，莆田西北部山区的开垦也在宋元时期得到较快的发展。
  仙游县的开发步伐要比莆田略缓一些，北方汉民入迁仙游之始，大多集中于郊尾、枫亭等沿海平原地区，北宋仙游的著族蔡襄、陈洪进宗族即聚居这一带。晋唐时期虽有一些汉民入迁，但人数尚属有限。唐末五代之后，在莆田平原开发的带动下，仙游县的开发也迅速向西部、北部山区推进，入迁汉民的人数也有增长。宋黄岩孙撰《仙游志》载宋代仙游县人的变化云：“（仙游）置县之始，人烟稀疏。五季干戈，北方避地者多居于此。故老相传，其时主客未满千户也。宋兴三百余年，生齿日繁，校之畴曩，不知其几倍焉。郡志载本县主客户二万七千九百八十七，口六万二千四百六十四，时绍熙三年(1192年）也。宝祐四年（1256年）主户二万七千四百三十七，口四万七千五百五十七；客户一万三千三百六十三，口二万五千八十，视绍兴加多也。”（①黄岩孙：《仙溪志》，卷1，卷3。）《仙游县志》称：“东西二乡多水田，岁可二稔，南乡亦然，而广衍不如东西，故水田较少，北则多山而寒，可耕之田岁一稔。东乡间种烟叶花生，获息致赢……故民业农者，四时皆勤……民之朴者勤于耕作，尺寸硗瘠无弃土焉。”（②乾隆《仙游县志》，卷8，《风俗》。）
  由于兴化人的入迁历史较早，且其民系的形成是与莆仙平原的农田水利开发联系在一起的，使得兴化人形成了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
  其一，莆仙平原得到充分的开发，农业环境十分优越，农耕经济比较发达，一般百姓之家安土乐居，固守本业。自唐宋以来，民生比较安定，较少发生源自本地的动乱。虽然自宋元明清以来，在传统的农业经济中逐渐增加商品经济的成分，但其侧重点在于农业的多种经营。而沿海地带虽有一部分居民自宋代以来从事海上贸易活动，但无论是从数量和活动形式等方面，都远不能与同是沿海地区的泉州、漳州等闽南人相比。宋代《仙溪志》载这里的民风云：“莆之风俗，惟仙游为近古。生其间者，人性敦朴，嗜好简静……生齿口繁，田畴有限，中产藉曲蘖以营生，细民莳蔗秫以规利。勤俭以署户口者，能安于淡泊，而不尚侈靡以相夸；争竟以泄私忿者，能亟于惩艾，而不事嚣讼以求胜。知理循分而寡欲易知，安土乐业而用志不逾，此风俗之大略也。”（①黄岩孙：《仙溪志》，卷1，卷3。）宋人陈尧道云：“仙溪民朴俗淳，去末就本，相安陇亩中，熙熙如也。”明清时期的记载称这里“倚山田颇足自资，而少出门……产薄用俭，俗贱逐末，不轻去其乡”。（②乾隆《仙游县志》，卷8，《风俗》。）
  其二，教育兴盛，人才辈出。由于汉晋时期入闽的一批中原汉民，有一部分是属于宦家士族，他们最早在莆仙平原定居之后，保持了中原士族的文化教育传统，再加上他们定居福建后很快成了当地的主人和统治者，中原士族的优越感和自豪感得以保持。因此自唐代以来，莆田、仙游二县便成了福建的一个重要文化中心，特别是在宋代，莆田、仙游二县的科举之盛冠于全闽。宋代《仙溪志》载仙游县的《衣冠盛事》云：“仙溪地方百里，科第蝉联，簪缨鼎盛，甲于他邑。自昔有‘一门两公相，五里三待制’之谣。”（③黄岩孙：《仙溪志》，卷3。）据统计，该县的进士自唐代乾宁年间（894—897年）的陈乘及其后的杨在尧、陈光义等人开始以至宋末，“一门登进士第如蔡氏、傅氏各二十三人，许氏、叶氏各一十二人，余氏七人，陈氏五人。以父子登进士第如叶宾第二十四人，兄弟登进士第如蔡襄，兄弟同年登进士第如吴乘等四人。又许祯六代登进士第，蔡准四代登进士第，陈骥三代登进士第”。（④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55.《风俗》。）北宋晚期，仙游蔡京及其族人柄国政于徽、钦二朝。莆田县在宋代被誉为文献之邦，《风俗志》云：“莆田旧习俭啬勤力，衣服古朴，重廉耻惜行检，以读书为故业，科名之盛，甲于闽中”，“梁陈以来，已有郑露书堂，及唐贞元林藻伯仲因之……莆之科目肇于唐，盛于宋，尤盛于明。每科与试者视闽居半，与计偕者视解额恒得三之一。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登科第者先后接踵，科目得人之盛，天下罕偭”。其中科举得魁首者代有闻人。“有一科两状元者，宋熙宁丙辰徐铎举状元，薛奕应武举，亦状元，故神宗诗云：一方文武魁天下，四海英雄人彀中。有状元、榜眼同一榜者，绍兴戊午年黄公度状元，陈俊卿榜眼，故当时旗句有云：分榆未五里，魁亚占双标。入明科举尤盛，有一科两解元者，永乐戊子福建杨慈、应天黄寿生；宣德壬子福建林同，顺天宋雍。有一科五经魁者，嘉靖癸卯第一名黄继周，第三名林仰成，第四名黄谦，第五名江从春，而林文豪以训导中广西第二名，适完五魁之数。又景泰癸酉科中式四十四人，占全闽榜额之半。明代九十科，莆发解者三十人，占全闽三分之一。”（①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55，《风俗》。）周亮工在《闽小记》中记明代莆田黄氏宗族：“闽莆田黄氏自明开科来，一姓解元十一人，永乐十年戊子应天解元黄寿生，正统九年甲子解元黄誉，天顺六年壬午解元黄初，成化四年戊子解元黄文琳，成化十年甲午解元黄乾享，弘治十七年解元黄如金，正德五年庚午解元黄廷宣，嘉靖二十三年癸卯解元黄继周，二十八年己酉解元黄大观，二十一年壬子解元黄星耀，三十四年乙卯解元黄懋冲，其余五魁之内，合历科又不下二十人。”至于莆田戴氏宗族的戴大宾，年仅十三岁就高中弘治辛丑科进士探花及第，更为罕见。（②以上均见周亮工：《闽小记》，卷1。）
  明代以降，福建其他民系的文化教育事业有所发展，兴化人在科举进士方面的明显优势有所减弱。近代以来，学制改变，兴化人的向学之风依然得以发扬。无论是中小学教育，或是每年进入高等教育的人数，莆田、仙游二县都堪称全省乃至全国的先进之一。
  三、闽南人
  闽南人主要分布在现在的泉州市、漳州市、厦门市以及漳平、大田县一带。这个区域面临大海，九龙江和晋江贯穿其中，形成泉州和漳州两个平原，有着比较良好的农业生产环境。
  中原汉民大批迁入泉州平原与漳州平原，大致始于晋室南渡之后。晋江下游的南安县，是福建最早设立县治的地方之一（三国吴永安三年即260年置东安县，隋开皇九年即589年改名南安县），据考古发掘，多处发现南安及晋江流域的东晋墓葬，晋江流域的汉人聚居点已初具规模。
  隋唐时期，中原汉民迁入闽南地区的数量不断增多。唐代前期，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对南方土著居民的控制，派陈政、陈元光父子率领数千府兵进驻漳江与九龙江流域，漳州各地开始大规模开发。闽南的陈姓主要源于两大支派：一为陈元光，二为陈邕。陈邕称为太傅派，据载其祖籍原居京兆府万年县，陈邕为中宗进士，任官太子太傅，与李林甫不合，被贬到闽地。最初居住在兴化枫亭井上，后来迁到漳州南驿路南厢山，（③《闽台陈氏大宗谱》，《源流》。）子孙繁多，遍布闽南、台湾及东南亚各地。施姓于唐中叶由河南光州迁徙入闽，宅居于泉州钱江乡，后子姓繁衍，支分派别。（①杨绪贤：《台湾区姓氏堂号考》，《洪姓》，《施姓》。）黄姓，唐初有黄岸、黄崖兄弟，分传二支，黄岸居莆田，黄崖迁泉州。崖子黄守恭生子四，长子黄经分居南安，次子黄纶分居惠安，三子黄纲分居安溪，四子黄纪分居同安，传至现在。张姓，除了唐初随陈元光入闽的将领张伯纪外，泉州的鉴湖张氏在唐代后期已经成为这一带的大族了。据司马光《资治通鉴》等书的记载，唐末王潮率部入闽时，泉州鉴湖张延鲁曾带领地方耆老前往迎接，如今泉州一带的张姓，大多为张延鲁的后裔。其他如泉州的李、吴、章、曾、傅、唐、庄、吕、欧、潘、董等姓氏，据族谱的记载，也都是在唐代时陆续迁入晋江流域的。
  唐末五代北方汉民大量入迁泉州、漳州平原。许姓始祖许受仕唐，随王潮入闽，镇漳州之诏安，改而人泉，乔居晋江十七、十八都间石龟，后枝派分栖，称为“石龟许氏”。曾姓随王潮迁于漳、泉、福、兴之间。周、苏、蔡、廖、高、孙、曹等姓均避乱辗转定居闽南各地。
  经过唐、五代时期北方汉民不断入迁泉州、漳州，闽南人民系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泉州各属已经遍布了汉民的聚居点，除了惠安县的行政建县较迟之外（惠安县于北宋太平兴国四年即981年建县），其余各县如南安、永春、德化、同安、安溪、晋江均在宋以前皆已设立了行政县制。到了宋代，泉州由晚开发的边疆地区一举跃进望郡行列。北宋天圣十年（1032年）中央政府颁布天下七府二十一州的望郡，其中包括福州、泉州。其地位与大名（宋代称为北京）、江宁（今南京）、苏、杭等相等。到了南宋，赵氏政权偏安东南一隅，福建显得尤为重要。自然环境优越的泉州、漳州沿海一带人口增长，经济发展迅速，使北方不少汉民继续迁入闽南地区，闽南民系的发展更加繁盛。
  唐宋时期闽南汉民系同样存在着一个从平原向山区拓展的历史过程。晋唐时期，北方汉民入迁之初，主要分布在晋江下游的南安、晋江县一带，以及九龙江下游的龙溪、漳浦县一带。在唐代，入迁泉州的汉民很快就进入了西北部山区，如永春、安溪等县。虽然山多林深，但因有晋江上游的两大支流贯穿其中，故有不少汉民姓氏从北方迁来之后，深入这里以求发展。如现今在闽南以及台湾的颜姓、庄姓等，便是从北方迁入永春，再从永春分源于闽南各地的。而谢、廖、张诸姓，有一部分则是从安溪繁盛而流布于闽南各地的。
  漳州汉民系的发展要比泉州汉民系的发展迟缓一些。唐初陈政、陈元光父子率府兵数千人进入漳水一带，并于唐垂拱二年（686年）设置了漳州。设置初期，汉民的聚居与开发主要集中在沿海一带，即现在的云霄、漳浦、龙溪等县。到了北宋年间，漳州的领县大多集中于沿海地带，其时漳州共辖有四县：龙溪、漳浦、长泰、龙岩，龙溪、漳浦、长泰三县均接近海边，设龙岩一县是为了管理闽西各地散处的居民，汉民入迁的数量还是比较有限。终宋代之世，福建共增设10个县，福州、兴化、泉州及闽北、闽西各地均有增置，唯独漳州依然保持原状，一直到元代才增设了南胜县（后改南靖县）。明代，各地流入漳州山区的人数日益增多，于正德十三年（1518年）增设了平和县，嘉靖九年(1530年）增设了诏安县，漳州山区的行政管理才渐趋完备。闽南人及其分布区域的形成，前后延续了一千余年。
  闽南开发核心地带为泉州平原与漳州平原，是福建开发史上的先进区域。中原汉民的文化传统很快就在闽南地区扎根成长并得以发扬。就文化教育而言，虽然历代中举人、进士的人均数量上，兴化人独占鳌头，但整体的情况而言，兴化人、闽南人、福州人并驾齐驱，各有千秋，互呈特色。据文献记载，漳、泉二地在唐代就有欧阳詹、蔡沼、许稷、潘存实、王彦昌、林鷄、李稠、陈嘏、欧阳柜、盛均、王玫、谢翛、王虬、陈垧、周匡业、周匡物、戴归德、戴添应、周汉杰等先后登进士第或举明经。到了宋代，漳、泉二地文风日盛，时人称为“海滨邹鲁”。如厦门同安一带，“自紫阳过化以来渐仁摩义，几同邹鲁……科第之盛，彬彬与上国齿。今闾阎山海之区，家诗书而业学，即卑微贫贱之极，亦以子弟知读书为荣。故冠棠之士往往发自寒薄”。（①乾隆《马巷厅志》，卷11，《风俗》。）清代《泉州府志》云：“有教化而后有人心，有人心而后有风俗。泉自唐以来席相常衮倡导于前，蔡襄、王十朋诸贤激扬于后，重以紫阳过化之区，薪传不绝，乡先生遗泽，类足以陶淑后辈，海滨邹鲁之称厥有由也。”晋江县“岁科试晋邑儒童卷可万余，县送府七八千人，府送道亦二三千人，入泮百五六十人”。（②乾隆《泉州府志》，卷20，《风俗》。）近现代以来，闽南人在文化教育方面仍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
  闽南人最显著的人文特点是具有比较浓郁的海洋文化色彩。自唐宋以来，闽南人甘冒风涛之险，向海洋发展，进行国际贸易。虽然政府对于沿海居民出海贸易有诸多限制和压迫，“泉人贾海外者……海道回远，窃还家者过半，岁抵罪者众”，（③《文献通考》，卷62，《职官考十六》。）但仍然阻挡不了闽南人冒险进取的决心。宋代莆田人刘克庄在《泉州南郭吟》中刻画了闽南泉漳一带的这种社会现象和民众心理：“闽人务本亦知书，若不耕樵必业儒。惟有桐城（刺桐城，指泉州）南郭外，朝为原宪暮陶朱。海贾归来富不赀，以身殉货绝堪悲。似闻近日鸡林相，只博黄金不博诗。”（④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2，《泉州南廓》。）
  闽南人的这种冒险进取的传统，在明清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扬。明代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说漳泉之人：“东则朝鲜，东南则琉球、旅宋，南则安南、占城，西南则满刺迦、暹罗，彼此互市，若比邻然。又久之，遂至日本矣。夏去秋来，率以为幸，所得不赀，什九起家。于是射利愚民，辐辏竞趋，以为奇货。”（①谢肇淛：《五杂俎》，卷4.《地部二》。）漳州月港是当时最著名的贸易港口，地方志记载：“饶心计与健有力者往往就海波为阡陌，倚帆樯为耒耜，凡捕鱼纬箫之徒咸奔走焉。盖富家以赀，贫人以庸，输中华之产骋彼远国，易其方物以归，博利可十倍，故民乐之，虽有司密网，间成竭泽之鱼，贼奴煽殃，每奋当车之臂，然鼓木世相续，吃苦仍甘，亦既习惯，谓生涯无逾此耳。方夫趋舶风转，宝货塞途，家家歌舞赛神，钟鼓管铉连飚响答，十方巨贾竞鸯争驰，真是繁华地界。”（②崇祯《海澄县志》，卷11，《风土志》。）
  然而闽南人冒险犯禁、勇于进取的作风，常常要受到官府的压制，再加上不同地区、不同乡族之间生存发展的竞争相当激烈，造成了闽南人嚣悍而又多机心的性格。明清时期私人海上贸易的兴起，一开始就带有违法走私的性质，亦商亦盗的特点十分明显。再加上当时福建沿海人多地少，农耕不足以养家糊口，许多闽南人不得不挈妻携子移居于台湾以及海外，谋求开拓发展。明初，闽南人便已较多出国定居。永乐十一年（1413年)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在《瀛涯胜览》中记载南洋爪哇已有不少“唐人”居住，“皆是广东、漳泉人”，旧港国的“国人多是广东、漳泉人移居在此”。郑和下西洋时，闽南人有不少人随其出国而居留不回。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私人海上贸易的发展，闽南人移居东南亚的人数日益增多。据载，当时闽南人至吕宋“商贩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③《明史》，卷323，《吕宋传》。）到了清代，闽南人移居海外已成为民间谋生的一种习惯。据20世纪的一些统计数字记载，有些闽南人的族姓，向海外移居的族人已超过了留居在本国的族人人数。如永春东平乡东山村颜姓，在国外人口有800多户6000多人，而国内仅有2000多人；城郊乡桃溪村周姓1950年修谱时登记海外人口4000多人，比国内人口多一倍以上。又如永春东门后村郑姓，在国外人口达3万余人，而国内人口只有1万多人；城郊乡张埔村李姓，1937年调查国内人口不足300人，而国外人口则达600多人。现在台湾的汉民，祖籍为福建泉州、漳州二府的，约占台湾人口的70%以上。
  晋江、九龙江上游多是比较封闭的山区，因此在民风习尚方面，山区与沿海存在着一些差别。比较靠近大海的闽南人，冒险进取的性格比较明显，而交通不便的山区居民，社会风尚就相对淳朴保守一些。如明清时期漳州府内陆山区的南靖县，“男力耕稼，女勤纺织，土多肥饶，民近淳厚”。漳平县，“其民朴吝，山畲多陆田，舟楫不通，商贾罕至云云，自业农桑以足衣食而已。男趋于耕，女勤于织，务本不事商贾，殷实止充常产，家少千金之储。俭朴风存犷悍未变”。（①崇祯《漳州府志》，卷26，《风俗》。）泉州府永春县的一些乡村，“民树艺外百勿能解，商贾百工艺业咸远人擅之……务本薄末，有幽风焉”。（②嘉靖《永春县志》，卷2，《风气习尚》。）沿海与山区在民风习尚上的差别，不独闽南地区如此，福州、兴化也都有相类似的情景。
  四、闽北人
  闽北人是指居住在闽江上游的汉民，明清时期分属建宁、延平、邵武三府，较福建其他的汉民系，分布的范围最广。但因地处山区，人口密度不高。清代后期，福建沿海的漳州、泉州二府每平方千米的人口密度是320人左右，而延、建、邵三府每平方千米的人口密度还不到120人，（③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27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属于福建省地旷人稀的区域。
  汉晋以来中原汉民入闽的主要路线是翻越武夷山脉，顺闽江而下分布于各处，闽北是中原汉民入闽时最先到达的地点。《建瓯县志》云：“闽自汉武帝虚其地，后渐实以中土之民。晋永嘉末中原丧乱，士大夫多携家避乱入闽。建为闽上游，大率流寓者居多。时危京刺建州，亦率其乡族来避兵，遂以占籍。”（④民国《建瓯县志》，卷19，《礼俗》。）据《建阳县志》称：“南朝梁武帝时发生侯景之乱，首先攻人建业，继攻占吴郡、吴兴与会稽，一批难民离开三吴入闽，其中部分住在建安，定居落籍。”（⑤1994年修《建阳县志》，第三篇，《人口》。）至隋唐时，入迁闽北的中原汉民日益增多，如唐贞观(627—649年）初润州人彭迁授建州左牛卫上将军，遂居于温岭东岸之潺口，垦辟荒地90余处，移民居之，名曰新丰乡。隋大业（605—617年）中哀永昌由袁州避乱入闽，与彭迁同垦新丰乡。富屯溪流域的廖姓始祖廖董钏于唐贞观四年（630年）入闽。杨氏始祖杨胥马亦于唐贞观年间从湖北江陵迁入泰宁。梁氏的梁震五在唐中期从中原迁邵武，又于建中年间（780—783年）迁泰宁等地。（⑥参见《泰宁文史资料》，第2辑，肖名俊：《泰宁主要姓氏入籍小考》。）唐末战乱，迁入闽北者更多。据载，唐兵部尚书熊秘，于唐乾符间（874—879年）因避黄巢之乱入闽定居于建阳。李邺于唐光启元年（885年）随王潮入闽，落籍建阳水吉。翁郜于唐昭宗时携眷入闽，定居于建阳莒口。宋代邵武著名诗人严羽的先人，世居华阴，也是在唐末五代时随王潮入闽，定居于邵武莒溪。
  从中原移居来的汉民，多从闽北向闽江下游及沿海等生产生活条件比较优良的区域转徙，北方移民最初驻足的闽北山区，成了临时的中转站。再加上战乱的破坏，使得闽北山区的汉民迁徙出现了迁入迁出都比较频繁的特点，居民的流动性比较大，中原汉民入迁这里之后，其定居的稳固性不如沿海的福州、兴化、漳州、泉州一带的汉民。明清时期，由于平原地区的农业开发已呈饱和状态，闽、浙、赣各省的无业流民不得不进入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的闽北山区谋生。
  闽北汉民的流动性比较大，自汉晋以来入迁的中原各姓氏宗族较难在同一固定地域内得到长期而稳固的发展，使得闽北汉民的宗族制度及其组织不如沿海各地那样完善严密。宗族组织的三大要素，即祠堂、族谱、族田，在这里很不普遍。宗族祭祀的仪式也相当简陋，远不如沿海各地那样隆重。民国时期崇安县全境仅有祠堂43座，分属25种姓氏。合全县的祠堂，尚不及沿海地区某些强宗大族一个姓氏的祠堂之多。该县居民分属约150种姓氏，有120余种姓氏没有祠堂或相应的组织，即使是有祠堂的宗族，其祠堂的规制一般也比较小，无法与沿海地区祠堂那种堂皇雄伟的规制相比。由于宗族组织比较松散，聚族而居的现象也不太明显，一般的姓氏宗族人口都比较有限，又散居于各个山村，较难形成有一定规模的同姓村落。崇安县算为大族的周、吴、王、李、陈、张、黄、徐各姓，全县人口亦仅3000余人，尚不及沿海地区的一个聚居在同一村落里的族姓。至于其他一般的族姓，平均每个姓氏的人口仅300余人，孟、冯、晏、艾、薛等69姓，每姓仅有数户。因此，闽北各地的居民聚落，基本上是以杂姓聚居为主，这与沿海地区以聚族而居为主的村落形态有很大的差别。
  汉民开发闽北山区的重心是闽江上游的三大支流，即建溪、沙溪和富屯溪。这三条支流的两岸有一些较为平敞的沙谷小平原，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且都是古代中原与福建交通的最主要的水上干道，最先得到开发。随后逐渐从河谷地带向深山老林拓展。但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可供开垦的土地以小面积居多，限制了聚落居民人数的增加。一直到清末民初，闽北各地居民聚居的自然村落规模一般都比较小，以百人以下的村落居多，超过千人以上的自然村落比较少见。这与沿海地区的一些大族聚居地动辄数千人以至万人相比，差距很大。
  闽北山区人口相对稀少，土地的压力不如沿海那样紧张，农业生产始终保持着比较传统的运作方式。到20世纪80年代，闽北山区仍注重于传统农业的生产，成为福建省内最重要的粮食供应地和山区原材料、土特产供应地。自宋朝起，闽江上游地区的农业生产正好可以弥补福建沿海粮食供应的不足。其他如木材、竹纸、药材等山货，亦多赖闽江上游各府的生产，闽江交通运输的方便，使闽北与福州沿海的联系相当密切。与之相适应，闽北人的风尚习俗与人文性格也都较为纯朴敦古。闽北各地方志对于这里民风习尚均作此类描述：建宁县，“山多田少，人性犷直，出商者少，力穑者多”。（①《建宁县志》，卷6，风俗。）光泽县，
  “人性犷直，俗尚朴素，男耕女织，不乐行商，而生理鲜薄”。（①光绪《邵武府志》，卷9，风俗。）建宁县，“地僻而民贫，山多而土瘠，无声气之通，故士尚儒术，播种所及，殆无隙地，故少惰农。奇技淫巧，不接于目，故工安其拙。舟车不通，故商贾不集”。（②光绪《邵武府志》，卷9，风俗。）邵武县，“在闽海之西……风气淳朴，男子无牵车贩贾之利，又无鱼盐，女工绮绣纯丽之巧，其四时务耕作，城邑之家不过收租纳税，治家教子而已”。（③《邵武府志》，卷9，风俗。引施鸿：《舆地风俗说》。）建瓯县，“男女不混于途，少长各攻其艺，民畏官，士重清议，农力甚勤，不事商贾末技”。（④民国《建瓯县志》，卷19，礼俗。）政和县，“民皆土著，不轻去其乡……田寡土瘠，俗尚辛勤，民情古朴”。（⑤民国《政和县志》，卷20，《礼俗》。）浦城县，“山多田少……民性质朴，稼穑者多，商贩者少”。（⑥光绪《浦城县志》，卷6，《风俗》。）松溪县，“松邑土风淳朴，人性俭约，男务耕稼，女务织工，不事商贾”。（⑦康熙《松溪县志》，卷1，《风俗》。）《南平县志》叙述这里的农民：“胝胼于邪，硗确崎岖，垦辟殆尽崐，器用朴素，市无奇技淫巧难致之物，土风淳朴，人性俭约……男子编氓虽贫，守死而不鬻男女，亲戚相得，尊卑以序，不以贵贱殊异睦姻任恤之行，财产或不足，而情意有余，贫贱之党戚谊弥笃”。（⑧民国《南平县志》，卷11，《礼俗》。）
  闽北经济的相对落后，且闽北汉人流动性较大，使得这里的文化教育与人文事业缺乏稳固的发展，起伏性很大。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长江以北战乱不断，浙江也时有警报，闽北靠近浙江，距临安不远，反而成为乐土。因此，在宋代，闽北的文化教育与人文事业进入了一个辉煌时期，诞生了名臣李纲、刘子羽、刘珙等，名儒朱熹、杨时、真秀德、游酢、蔡元定、胡安国、胡宏、刘子翬等，形成中国南方的理学大宗。
  明清时期，福建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新的发展，从而推动了文化教育与人文事业。而闽北地区却没有多大的变化，依然固守传统农业经济，文化教育与人文事业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反而出现衰退的局面，自明清以来，科举进士寥寥无几。居民也都安于现状，缺乏沿海汉民的开拓进取精神。
  五、客家人
  福建客家人居住的区域是三明市的宁化、清流、明溪，龙岩市的长汀、上杭、武平、永定、连城，（⑨上述八县在清代均为汀州府所属县份。）漳州市的南靖、平和、诏安。客家先民原本分布在中原各地，他们迁入闽西的时间，比起福建的其他民系相对要迟一些。汉晋南北朝时期，已有少量中原汉民人迁闽西。从唐末以降，特别是宋代，客家先民迁入闽西的数量越来越多，闽西山区也得到了迅速的开发。根据客家族谱及相关资料记载，汉晋南北朝以至中唐，迁入闽西的客家姓氏仅有詹、邱、何、巫等姓，而从唐末至宋代迁入闽西客家区的姓氏多达100余种。民国《上杭县志·氏族志》中记载，上杭的百余种姓氏，除了始迁时间不详的姓氏外，仅有郭氏一姓是从五代时迁入上杭的，其余都是在宋代及其后才迁入上杭县的。民国《武平县志·氏族志》载，该县姓氏近百种，除了始迁时间不详的姓氏外，其中五代以前迁入的姓氏亦仅一种，宋代迁入的姓氏11种，元代14种，明清时期迁入者31种。
  历代官方户口也记载了中原汉民入迁闽西的趋势，据《元和郡县志》等书的记载，唐开元年间（713—741年），福州为3067户，建州为20800户，泉州为50754户，漳州为1690户，而此时汀州的户口因数量太少没有统计。至唐元和年间（806—860年），汀州的户数才为2618户。北宋太平兴国五年至端拱二年间（980—989年），汀州的人口增至24007户，这是汀州户口的第一次大幅度增长。从北宋太宗时期到神宗元丰时期(1078－1085年），户口从24007户增到81454户，这是汀州户口的第二次大幅度增长。从北宋末至南宋中叶的宁宗庆元时期（1195－1200年），户数增至218570户。
  闽西山区人口发展最快的是有汀江和沙溪之便的长汀和宁化二县，唐朝政府根据这一带外地移民不断增加和土地开发的需要，分别于唐开元十三年（725年）和开元二十四年（736年）设置了黄连县（后改宁化县）和长汀县。北宋时期，客家移民逐渐从汀江和沙溪两岸向山区扩展，于是政府又设置了上杭、武平、清流三县，南宋时增设了连城县，明代成化年间增设了永定、归化（今明溪）二县。
  中原汉民入迁、开发闽西山区的历程特别艰难。据杨澜的《临汀汇考》记载，山区土地零散，大多只能就山势起伏建成梯田。自唐宋以来，闽西汀州府一直是福建省田地、田赋数量最少的一个地区。明天顺年间（1457－1464年），福建布政司田赋总额为82万余石，福州、泉州、漳州、建宁四府均在10万石以上，仅有两个属县的兴化府，也有田赋6万余石，而汀州府仅3万余石。据清代后期的统计，全省在官府册籍上的土地共有1418万余亩，汀州府有土地131.5万余亩，还不到全省田地总额的十分之一。而清代闽西客家八县的地理面积近2万平方千米，约占全省总面积的16%。
  闽西客家的现有居民有一部分是从中原原居地直接迁移到闽西的，但更多的客家先民是先迁移到江西南部、福建北部、福建沿海各地，后转迁而来的。根据客家谱牒记载：林氏，元末至正间（1341－1368年）有林积福，世居莆田，其子孙于明初迁入汀、梅一带；卓氏，宋绍兴间（1131—1162年）卓在周从莆田迁连城；翁氏，世居莆田，其子孙因避倭寇之乱，迁居永定；邹氏，从中原入迁后先居闽北邵武、泰宁一带，宋时转迁长汀；丘氏，原先亦世居莆田，南宋后期其后裔转迁于潮州、上杭一带；梁氏，先在闽南南安定居，宋时，转迁宁化石壁村；连氏，其先代从中原迁居福州，明清时期又转迁于连城落籍；郑氏，先迁入漳泉沿海一带，宋代时转迁于永定。闽西地方志也有类似记载，如《武平县志·氏族志》中记载，该县石、游等姓由龙岩迁入，吴、蔡等姓由漳州迁入，廖姓由闽北顺昌迁入，赵姓由泉州迁入，谢姓由邵武迁入。民国《上杭县志·氏族志》记载：林氏始祖宋季自莆田入汀，居濯田，后来杭，分居各乡；商氏先代自漳州迁于县城，约百年上下。另外施氏、方氏、潘氏、尤氏等，也是从福建沿海各地迁入闽西山区的。
  闽西山区较为恶劣的自然环境又迫使许多入迁的汉民再次向外地迁移。沿着广东北部山区向西发展是闽西客家人的主要迁移流向。闽浙赣三省交界山区，也是许多闽西人谋生的场所。
  客家先民来到闽西山区后，由于汉族移民在政治和文化上具有优势，许多土著居民亦逐渐向汉民转化。到了宋代之后，客家移民的人数迅速增加，土著居民的数量逐渐减少。
  客家人在社会风尚、经济生活、宗教信仰、语言习俗等方面与福建其他民系存在着一些不同之处。在经济生活方面，农业生产以带有山区特色的稻作农业为主，山林经济为辅，商业不发达，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色彩极浓，百姓生活普遍比较艰苦、贫困。这种状况一直到近代均无多大改变。客家人的妇女与其他民系妇女的最大差别是较少缠足，以便参加多种生产劳动和家务劳动。
  在民风方面，长期生活在闭塞的山区，物质生活艰苦穷困，使客家人形成了艰苦朴素的性格。汀州的读书人有淳朴本分、重视气节的优点，又有兀傲、刚愎的缺点。中原文化向赣南、闽西的传播，主要是通过中原汉人南迁实现的。中原汉人不仅传播了中原文化，而且把迁徙途中克服磨难所锻炼出来的吃苦耐劳、百折不挠的精神融入传统文化中，从而形成了义励廉隅、抗志励节、朴实无华，而又悍劲伉健、坚韧不拔、勇于反抗、敢于斗争的社会风尚。清代及近现代连城等县居民因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驱动，也有从事工商业者，从而掺合了某些机心好争的习气。但从整体的民风而言，闽西客家人的习尚还是要比沿海各地纯朴敦古一些。客家人与土著居民长期共同生活在闽赣粤边界山区，彼此错居杂处，潜移默化，互相融合，使得有些民风习俗明显带有土著先民的文化色彩。如客家人的民间宗教信仰就糅合了古代土著“尚鬼信巫”的习俗。客家妇女辫发装饰、衣着、不缠足等都保留了土著居民的遗风，婚俗接近畲民。客家方言与福建其他汉族的语言很不相同。除了分布在广东的少数人外，其他各地畲族基本上操与客家方言十分相近的畲族语言。
  闽西开发较迟，因此在文化教育方面也相对落后。汀州自唐开元年间（713—741年）建州以来，至北宋天圣年间（1023－1031年）才建立郡学，中间有近三百年没有州、郡一级学校。所以建州至宣宗大中年间（847—859年），历一百多年才有一位伍愿（后改名伍正己）进士及第。至北宋太平兴国中（976—983年），又历一百多年，才有罗或成为汀州第二位进士。此后直至《临汀志》成书的南宋开庆年间，“每科得人亦稀”，与同时期福建其他地区相比最为落后。在著作方面，明代以前汀籍人士仅郑文宝、李元白、汤莘叟3人有专集传世。明清时期，各级学校的规制已经完备，民间读书风气也逐渐兴盛，但中科出仕者仍不能与沿海各地相比。清代《临汀汇考》记闽西人文最盛的长汀县的情景云：“明初长汀人文胜于外邑，掇巍科登显仕者亦踵相接。自永乐至隆庆百余年，郁郁彬布矣。天（启）崇（祯）以后，科名星落，城社烟墟，抑且讼狱繁兴，士习衰而民风亦替……国初气运初回，人皆返朴，衣税食租之子不出户庭，力田治山之民常安本分，而黄门之彦老牖下者恒多端士，登仕版者具有政声，故家遗俗方骏骏有日上之机，何以近又复中衰也。”
  六、龙岩人
  把龙岩人作为单独的民系，其主要原因是在历史上龙岩县的行政归属不稳定。龙岩设县于唐朝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是福建设县较早的地方之一。设县之初称为新罗县，天宝元年（742年）改名为龙岩县，隶属于汀州。汀州各属的交通主要依靠汀江，早期汉人的迁居开发，一般都沿江溪而栖息。但龙岩与汀州之间并无水路可通，阻隔了汀州与龙岩的行政所属以及汉人入迁之后的相互往来。唐大历十一年（776年），龙岩县脱离了汀州的管辖，改属闽南的漳州。此后，历经近千年，均无变化。龙岩县虽然长期为漳州管辖，但两地之间的交通依然十分不便。所以，龙岩县一直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小区域。
  唐宋时期，龙岩县汉人的入迁是多方的，有的从汀州转迁而来，有的从闽北尤溪、大田一带转迁而来，还有的从沿海漳州、泉州一带转迁而来。这就使得龙岩人的构成，较之闽南人和客家人等其他民系来得更为复杂，更为多源。而其小区域的相对独立性和与其他民系之间交往的艰难，使得不管是源于哪个地区的汉人，只要定居于龙岩并繁衍后代之后，便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融入到龙岩人这一单独的民系之中。到了清代雍正年间（1723－1735年），龙岩县从漳州府分割出来，升县为州，领漳平、宁洋（今属漳平）二县。龙岩州的建立，反映了这一地区的民系布局和社会经济的运作格局。
  北方汉民入迁龙岩的时间，大致可以追溯至晋代南朝时，但是这时迁入龙岩的汉人较少。从已有的龙岩民间族谱记载，最早入迁至这里的居民，只能追溯到唐代。唐代迁人龙岩的汉人姓氏，主要有谢、曹、徐、翁、范、姜等。如据《曹氏族谱》载，曹氏远祖名淳厚，系唐代徽州婺源（古属安徽，今属江西）人，于仪凤年间（676—679年）以府兵都校随从陈昭烈将军入闽，分驻漳、泉和苦草镇（今龙岩）一带。至唐末，其后裔有徙居香山（今漳平赤水乡香寮村）避难者。谢姓，也是唐代前期由河南固始县迁入。姜姓由江苏徐州迁入。翁姓由福州沙县迁入。范姓由连城迁入。徐姓则于唐末由江西临川迁入。这些姓氏有从北方直接迁入的，也有从闽南、闽北及客家转迁而来的。民国《龙岩县志》卷4《氏族表》记载了当时龙岩县的一些主要姓氏的入迁情况。根据《氏族表》的统计，从外省迁入龙岩的共有46姓。来自福州民系的有6个姓氏，来自兴化民系的有3个姓氏，来自闽南民系的有29个姓氏，来自闽北民系的有9个姓氏，来自客家民系的有40个姓氏。迁入的时间，宋代以前迁入的仅有5姓，宋元时期迁入的有39姓，明清时期迁入的有69姓，民国时期迁入的有2姓。大体与闽西客家人的迁移趋势相同。
  作为一个独立的民系，龙岩民系的组成是多方面的。因龙岩县的大部分县界与客家区域的连城、上杭、永定三县相邻，而客家民系从明代以后，有逐渐向南、向西再度迁徙的趋向，所以，龙岩民系的来源，以汀州的客家人为多。由于地理环境的阻隔以及行政管辖的变迁，龙岩的汉人逐渐成为一支既有别于客家人，也有别于闽南漳州人的独特民系。
  龙岩民系的民间风尚及其人文性格主要体现在重农又兼重工商和小地域集团观念强烈两方面。
  龙岩处于丛山之中，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生业十分困难。到了明清时期，迁入龙岩的外地移民迅速增多，人多地少的现象日益严重，无地农民的处境更加艰难。当农业生产容纳不下日益增加的人口时，龙岩人不得不向工商业方面谋求发展。明代中叶以后，中国的商品经济得到发展，龙岩山区丰富的林业资源以及山区土特产，为发展工商业提供了资源，龙岩又是汀州与闽南交往以及闽北与漳州交往的必经之道，在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明代后期以来，龙岩人从工经商的风气逐渐兴盛起来。民国9年修的《龙岩县志》云：“商人长袖善舞，多钱善贾，出则长驾远驭，执商场之牛耳。处则慷慨施与，驰社会之声誉，三江五岭之间，茶菸捆载而往，厚获而归，金银吸收百万，素封之家，村巷相望。”（①民国9年《龙岩县志》，卷21，《礼俗志》。）民国34年修的《龙岩县志》亦云：“本邑处万山中，山多田少，耕地不敷分配，人民多向外发展。清乾嘉间，行商特盛，一肩行李，跋涉江湖。以故交通虽感困难，而风气并不闭塞。盖以所闻所见，不囿于方隅故也。”（②民国34年《龙岩县志》，卷7，《社会志》。）
  龙岩是一个相对自成体系的经济区域，语言、风俗习惯等相同，同乡龙岩人之间较易相互认同，而与周边地区居民，由于语言障碍，则较难进行沟通。所以，久而久之，龙岩人便形成了较为浓厚的地缘观念。这种地缘观念反映在龙岩众多的会馆的建设上。龙岩商人是会馆的首倡者、建设者，也是主要使用者。民国34年修的《龙岩县志》把会馆概况列入《实业志》的商业条目中，该志《凡例》云：“旧志以会馆列《建置》，尚无不合。惟如北京会馆，表面上为公车应试而设，实则龙岩商务发达，商人足迹，遍十八行省……则会馆之有关商务，自无疑义。况如河南、广东、潮州、南昌、进贤、赣州、余干、汉口、九江、南京、汀漳、建瓯等处，均有会馆……今志尽量访查，辟为专栏，归于商业。”（①民国34年《龙岩县志》，卷首，《凡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