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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汉族
  北方汉民迁移入闽的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环境在各个时期各不相同。迁入闽地的汉民，其祖籍地几乎分布在中国其他省份的各个汉民居住区。入闽的汉民一般选择比较适合于农业生产的地带生息繁衍，交通较为方便的河谷地带成了北方汉民定居的首选之地。而后代迁入者，则向自然环境较为恶劣的地区聚居。这些因素使得北方汉民人闽后形成各种不同的民系。随着福建境内各方言区的形成和行政区划的调整，这些不同的汉族民系逐渐呈现出各自的人文特征。
  第一节 入闽
  一、汉代与三国时期
  闽越国灭亡后，西汉中央政府派遣大批军队入闽，并在闽中设立了实质性的行政机构。东汉时，冶县更名为东候官。候官原是武弁的名称，驻防冶县，相沿既久，地以官名，冶县因而更称为东候官，简称“候官”，后代又称为“侯官”。而驻防的中原军队有一部分成了留在当地的居民。
  除了驻防的官吏和军队外，见诸于文献记载的，还有流寓以及一些避世亡命者进入闽中，但数量有限。至东汉末年建安年间（196—220年），候官的地方官制仍为“长”。根据汉代官制，万户以上称令，万户以下称长，可知当时候官辖地的人口尚不足万户。东汉末年，中原战乱四起，不少逃亡的中原汉民入闽。孙吴集团为了扩展势力范围，着意向南发展经营闽中，从建安元年（196年）到吴太平二年（257年）先后五次派遣军队入闽。军事活动结束之后，一些将士就地留驻，与当地人通婚，建立家庭，也有军士带家眷定居下来。如惠安县黄氏祖先黄兴，为吴将，与妻曹氏弃官入闽，在惠安凤山定居。
  这一时期一些流放者、罪犯及逃户入闽者也有所增多。如孙权少子孙亮被废，贬为会稽王，再黜为候官侯，孙亮在途中自杀，夫人全氏居候官，家属也迁往候官。吴末帝孙皓将与废太子孙和有关系的宗室家庭“皆徙东冶”。左丞相陆凯，数犯颜忤旨，死后徙其家于建安。甘露元年（265年），降魏的吴将徐绍被杀，其家属徙建安。孙策在江东检括男子为兵，不愿被检人伍的邻郡户口纷纷逃亡到邵武一带，在邵武建立了长乐和将检两个村庄，从事生产。以后各个时期也陆续有逃户入闽。
  经过东汉末和三国时期中原人民的南移，在闽中的闽江流域及沿海地区，中原汉人的移民社会已经初具规模。闽中的人口，包括遗留下来的闽越人，人口数量大约在10—20万人之间。
  二、两晋南北朝及隋朝时期
  晋代，福建的人口增多。西晋太康三年（282年）分建安郡为建安、晋安两郡。西晋末永嘉年间（307—312年），中原汉民纷纷南下寻找避乱之地，北方汉人又一次大批入闽，其中林、黄、陈、郑、詹、丘、何、胡“入闽八姓”规模最大。从已发现的西晋墓葬可知，还有其他姓氏的汉人举族迁入。
  南朝宋、齐、梁、陈四个朝代，不断有北方汉入迁入福建，规模最大者为梁末侯景之乱时南迁。
  晋代与南北朝时期南迁入闽的中原汉民，数量比汉代、三国时期有明显增加，移民的身份构成也比前代更为广泛，除了仕官及随军，以及避乱、谪徙入闽者外，还有部曲、佃客、奴婢及农民起义军的余部等等。谪徙者如：西晋汝南王司马亮的儿子司马宗，因谋反被杀，妻子徙晋安；南朝宋代的傅亮，因擅废少帝被杀，儿子徙建晋安；雍州刺史袁凯从晋安王子勋叛变，兵溃被杀，其子昂徙晋安；齐明帝时晋安王子懋起兵反，兵败被杀，子懋的防阁董僧慧被执，谪配东冶。
  福建有很多佛教寺院，它们是随着北方汉人的南下和佛教的传播而建立的。南朝虞寄流寓闽中时，就曾“为居士服”、“常居东山寺”，佛寺的高僧也多为南下的汉人。
  从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汉人入闽的主要路线大致有这么几条：
  1.由江西鄱阳、铅山经分水关入闽。闽北崇安、建阳一带与江西、浙江相毗邻，距中原距离最近，是北方汉人入闽最先到达的地方。
  2.由江西临川、黎川越东兴岭经杉关入闽，这一条路较为平坦。南朝陈文帝天嘉四年（563年），护军将军章昭达统率缇骑五千、组甲二万，就是经杉关进入福建的。
  3.由闽浙边界山口入闽。闽浙边界有很多山口关隘，如浦城仙霞岭等。北方汉人经浙江到达福建的很多，福建出土的六朝时期的青瓷，有一部分是来自浙江的“瓯窑”，他们就是从闽浙关隘运入福建的。
  4.由海路入闽。三国时期，孙策发兵攻打会稽，会稽太守王朗失败后由海路奔候官，孙策军队跟踪而至，并占领候官。商人、百姓、军士经常由这条路线入闽。两晋南朝时期，有一部分北方汉人经浙江等地由海路入闽。
  北方汉人从陆路、海路入闽，从海路来的主要居住在福州及沿海地带，但大多数人则是从陆路经江西、浙江，先移居闽北，然后由闽江上游、中游到达下游的候官，再由候官往南迁至木兰溪流域、晋江流域和九龙江流域。
  根据《晋书》、《隋书》等记载，福建境内人口晋代有8600户，隋代有12420户。
  三、唐代
  (一）陈元光进漳
  唐高宗麟德年间（664—665年），朝廷派军驻扎九龙江东岸。总章二年（669年），复派归德将军陈政，统岭南行军总管事，出镇泉、潮二州之间的故绥安县地（今漳浦、云霄一带）。当时陈政率府兵3600多名，陈元光以鹰扬卫将军的身份，随同父亲陈政领军赴闽。
  陈政率部入闽遭到了土著居民武装反抗，唐廷又命陈政的两位哥哥陈敏、陈敷，再率府兵3000人南下驰援。咸亨元年（670年），陈敏兄弟奉母魏氏同行，进军至江山（今浙江江山县南），陈敏兄弟病故，诸侄也同时丧亡。魏氏代领军队，继续南下，与陈政军队会合。仪凤二年（677年），陈政病故军中。其子元光以玉钤卫翊府左郎将衔代领兵众。至永隆二年（681年），陈元光率部基本消灭了地方武装。
  陈政、陈元光率兵入闽是具有移民性质的进军，先后两批府兵共约7000余人，姓氏可考者，计60余种。随军家眷可考者40余种姓氏，其中除与府兵将士姓氏重复者外，尚有18种姓氏。上述府兵将士与军眷姓氏合计，可考者近达90种。这数十姓府兵将士及其家眷繁衍生息，形成了唐代开发九龙江流域的骨干力量。据地方志及族谱的记载，漳州各属及台湾、东南亚各地的陈、方、吴、汤、柳、张等姓居民，许多都是当年陈元光部属的后裔。
  将士所到之处，且守且耕，招徕流亡，就地垦殖，建立村落。据明清以来有关的族谱资料记载，陈元光首将、泉潮团练副使许天正的后裔主要居住于诏安、南靖、海澄，卢如金的后裔主要居住于云霄、平山格、长泰和天宝墨溪，陈元光女婿林孔著的后裔主要居住于天宝路边、过塘等地。
  陈政、陈元光注重招抚和同化当地土著，在这些归化的地方逐步推行中原先进的制度和生产方式，将土著居民编入户籍，将归附地的地方命名为“唐化里”，意即受唐王朝感化的人住的地方。归化的土著居民也很快接受了中原较为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且受中原汉人移民的影响，改汉姓，起汉名，与汉人相互通婚。数传之后，九龙江流域及闽南各地的土著居民，除少量仍滞居山林间之外，大部分也都转化为汉民，无复以“蛮僚”相称。
  唐代其他时期也不断有汉民迁移入闽，只是数量比较少，迁居的地点比较分散。例如，陈迈于武德间（618—626年）、孙仲良于宝历间（825—826年）任莆田令，宋仕唐于元和间（806—820年）为建阳县丞，他们在任病故，而家属都在当地落籍。贞元年间(785—805年）在浯州（今金门县）任牧马监的陈渊与其同僚及属下十二姓都在浯州岛上安家生息。
  唐代中后期中原多乱，一批中原汉民避乱留闽。据载，为莆田筑木兰陂的李宏，先代系唐宗室，天宝（742—755年）末入闽。大历时（766—779年），薛兼训为福建观察使，洛阳鲍防佐之，是时中原多动乱，故留之。杨齐宣以谏议大夫贬为建安令，江淮间因乱交通阻碍，留居浦城。
  (二）王审知入闽
  唐末中原战乱加剧，中原士民再次南迁，形成汉族入闽的又一次高潮。其中以王潮、王审知兄弟率部入闽的数量为巨。
  王潮、王审知原为河南光州固始县的农民，黄巢农民起义后，王氏兄弟组织乡兵依附光州刺史王绪，嗣后渡江南下。光启元年（885年）进入闽西、闽南，次年八月占领泉州。景福二年（893年）攻进福州，尽有闽中之地，唐昭宗李晔只得任命王潮为福建观察使。王潮死后，其弟王审知继任。公元907年唐朝灭亡，王审知被后梁太祖朱晃封为闽王。王审知死后，其子王延钧于933年正式称帝，改国号为闽。
  闽国是中原移民在闽地建立的地方性割据政权。王潮、王审知的军队部属入闽后绝大部分都定居下来。一些闽北的宗族，如建州郑氏，浦城章氏，光泽邓氏，崇安丘氏、胡氏、张氏等均是随闽王入闽军士的后裔。福州一带尤多原属王审知部下的后裔，如陈氏、詹氏、张氏、吴氏、郭氏、林氏等。
  王潮、王审知兄弟在福建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政治体制，也注重搜集其他各方面的人才。当时随王氏兄弟入闽的中原人士，就有众多落难的政客、士子、文人等，如李洵、王涤、崔道融、王溧、夏侯激、王拯、杨承休、杨赞图、王倜、归傅懿等。唐相王溥之子王淡、唐相杨涉从弟杨沂、唐时知名进士徐寅、唐末诗人韩惺，皆依王审知仕宦，留居福建。王审知在闽中采纳翁承赞的建议，设立四门学，以教闽中秀士，同时还广为搜集典籍书册，福建诗教渐昌。
  王氏特别崇信和倚重佛教，在闽地给佛教弟子予以种种优待，礼遇各地的高僧，从空门延揽人才。拨给大量经费，建造佛教寺院，并且广发度牒，赐舍良田。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中原许多漂泊不定的僧人，纷纷南下入闽，中国佛教禅宗大盛于福建。
  唐末五代时期，北方其他地方的士民也有不少迁移南下入闽，其中包括仕宦、流卒、商贾及一般的贫民。如闽北地区，据黄仲昭《八闽通志》卷3“风俗”记载：“自五代乱离，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贾，多避乱于此，故建州备五方之俗。”闽地的汉族居民在唐末五代时入迁也有许多非河南籍者，如崇安翁氏、泰宁邹氏、福州陆氏、邵武李氏、浦城周氏、沙县张氏等。当时李唐宗室也有避乱入闽者，如李撰，迁福州之连江。
  唐末五代时南迁入闽的中原汉民虽然来自北方各个地区，但因王潮、王审知以武力据闽立国，随王氏兄弟入闽的固始同乡大多成为闽中的统治者，门阀宗族的夸耀难免。于是，其他一些不是来自河南光州固始的姓氏亦相继附会。故自宋代以来，福建民间的许多族谱往往记述自家的渊源为河南固始县，其中不少是漫为标榜，并非真正来自河南固始。即使是后代入闽者，甚至早于五代入闽的姓氏，也往往受这一风气的影响。如唐初随陈政、陈元光入闽的部属后裔，有不少姓氏族谱亦称其来自河南光州固始，连早先福建的闽越土著也随着汉人的习气，改称自己的祖先来自光州固始。
  这一时期中原汉民的入闽，在地域分布上更为广泛，基本上遍布于闽地的各处。自汉晋以来入闽的移民大多占据了自然条件比较优越的闽江下游地域、九龙江流域、晋江流域等沿海地带，而这一时期入闽的汉民，则有了逐渐向偏僻山区拓展的趋向。如闽江上游的闽北地区，汉民入闽后人口和经济开发都有了显著的发展。当时福建共添设了6县3镇2州，升梅溪场为闽清县，升永贞镇为罗源县，升桃林场为永春县，升感德场为宁德县，升永顺场为顺昌县，升大同场为同安县，析感德场而置关隶镇（今政和县），析建阳县而置温岭镇（今崇安县），升东平乡为松源镇（后改松溪县），改将乐县为镛州，升延平镇为镡州。这些新设或升级的州、县、镇，大部分地属山区，仅闽北山区就占了6个。
  临汀是福建开发较晚的区域，唐末五代时中原汉民开始大批进入闽西山区，所以据官方典籍记载，汀州人口在这一时期有比较明显的增加。唐代元和年间（806—820年），汀州的官册户数仅2618户，而到了北宋前期的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年），汀州的户数已增加至24007户，增加将近10倍之多。
  四、宋元时期
  宋代，中国的经济重心已逐渐南移，北方汉人大量向南方迁徙，福建方志记载的就有不少：赖氏始祖出自颍州郡，至宋徙居福建汀州府；曾氏于宋政和壬辰年（1112年）徙居福建宁化县石壁；李氏始祖原居云南，至宋始迁福建汀州，再入平和县小西溪山；华氏于宋绍兴间（1131－1162年），宦游沙县后居于连城；仙游人蒋邕于南宋绍兴间，教授泉州；宋初应士贵迁崇安曹墩，其子孙传播于建阳、建瓯各地；宋代王任中子十朋、十俊，其子孙先后徙居于城区、吴屯、上梅、星村及浦城之新兴等处；宋时安良庆迁崇安城中，安厝巷即其故居，其子孙传播于祭下、下梅；歙人祝康国，宋乾道间（1165—1173年）依其甥朱熹于崇安，遂为崇安人；曹友谅任崇安令，爱武夷山水之胜，遂居曹墩，其后分支人下曹五夫；暨光应由开封府入崇，住城中，其后迁居大祭四渡等处；冷朝阳由江西万载迁崇安，居黎源；泰宁县黄姓始祖黄峭山，于北宋明道元年（1032年）入迁邵武禾坪，其子转迁泰宁；萧氏，分别于北宋建隆三年（962年）和咸平二年（999年）入迁泰宁；周氏，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由河南郡道州营乐村迁居邵武禾坪数载，转迁泰宁瑞溪周家山；卢氏，南宋绍兴年间由江西新城白羊围迁入北乡小坑一带。
  在靖康之乱中，迁居入闽的中原汉民有不少是世家名流。如：巨野李邴，南渡时为参知政事；济源傅察，出使金国遇害，其子自得，随母南奔，娶李邴女，翁婿同在泉州落籍；北宋名相王旦的后裔，迁居莆田县冲溪；睢阳赵子乙妻王氏，当金兵南下时，扶姑携稚迁至莆田；固始人张纂，扈驾南来，落籍于顺昌；高密赵存诚，帅广东任满，和仲弟思诚挈家寓刺桐城（今泉州），季弟明诚（李清照丈夫）在金陵身故，有几个儿子也到泉州，依两伯父；花氏其祖于宋绍兴二年（1132年）随帝南迁入闽，旋徙同安，子孙分衍于闽中；洪皓使金不得归，其二子遵其遗嘱，一隐于建宁书坊，一隐于同安小登屿。一般平民，在南北宋之交迁闽者也不少，如：叶氏，居光州固始，随宋南迁，居于仙游之古濑；简氏，宋时南渡，避乱于宁化，后游福建南剑州，乾道二年（1166年）迁上杭；沈氏，沈启承，随宋南迁，居建宁，沈二郎率族入漳，沈三郎人汀；柯氏世居江西广信府贵溪县，当北宋金人之乱，隐于福建漳州府龙溪县二十五都良村，枝派繁衍，遍于闽南。
  南宋末期，元兵南下，赵氏王朝败退入闽，许多跟随帝室的官僚士卒以及逃难的平民百姓，就定居在福建。在这批入闽难民者当中有一些是赵氏帝室的后裔。居住在漳浦一带的杨、黄、林等姓和居南安的侯氏都称自己的宗族是南宋末追随帝室南下而隐居于闽南沿海的。
  宋元时期中原汉民入闽后有很大一部分落居于闽西、闽北。迁入闽西山区的汉民占现在闽西族姓的大部分。如廖姓，先祖居于江西宁都，宋时避乱入闽，定居于汀州宁化。熊氏，宋建隆年间（960—962年）熊颡由广昌迁石城，一支入闽，居汀州宁化石壁。北宋末，熊氏迁长汀、上杭、永定。康姓，宋初入闽，留居于汀州宁化，长汀等地。江姓南宋时因避乱，经江西饶州入闽，后裔分迁长汀、上杭、连城、永定。尹氏入闽，始于宋代，留居汀州宁化、明溪、清流。宋末，龚氏避元兵之侵，从安徽经江西入闽。洪氏，在南宋时从浙江钱塘入闽，留居汀州，再迁闽南。童氏，入闽于宋代，分迁连城、长汀、清流等地。南宋末叶三九郎入长汀，为入汀始祖。萧姓，宋代时萧梅轩携全家四十余口由江西太和入闽，留居于宁化石壁村，子孙复分迁长汀、上杭、永定。20世纪命年代，有人根据族谱对闽西客家的78种姓氏的156次迁徙（有些姓氏不是同支而分数次入闽）进行统计分析，其中除12种姓氏不是宋代入迁外，其余的74种姓氏，都有在宋代时人迁闽西的支派。
  宋《临汀志》云：“汀（州）初隶晋安，为新罗县。唐开元间，福州长史唐循忠携引诱遁逃户三千余置郡。正元杜佑作《通典》，户五千三百三十三，口万五千九百九十五，迨宋承平日久，生聚日滋。《元丰九域志》已载主户六万六千一百五十七，客户一万五千二百九十九，视唐既数倍。庆元旧志，载主客户二十一万八千五百七十，主客丁四十五万三千二百三十一人，视元丰又数倍。”
  由于宋代闽西、闽北的中原汉民入迁入数有比较明显的增长，政府在这些地区的行政建置随之加强。宋代福建共增设十县，其中怀安、惠安、福安三县地处沿海，而其余的七县，即崇安、政和、光泽、上杭、武平、清流、莲城（后改为连城），均属闽西、闽北山区。
  五、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福建的乡族社会已经形成，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地方社会的管理与运作，在这种具有某些割据特征的乡族社会里，外来移民大量迁入已经相当困难。同时，可耕土地有限，中原汉民入迁福建的数量明显减少。由于沿海各地人口膨胀，这一时期福建居民向海外及闽浙赣粤边区迁移的人数也有不少。
  入迁福建的省外汉民，散居于省内各个地区和不同的居民支系之中，但其整体流向以较偏僻的山区为主，主要是闽西、闽北、闽东山区。那里山高林密，交通不便，早先入闽的汉人较少涉足，虽然自然条件较差，但还有一些荒地可供开垦。《崇安县新志·氏族志》所记载的47个姓氏中，就有13个姓氏是始于明清时期迁入该县的。寿宁县人口数量较多的姓氏有吴、叶、张、陈等，大多是从明清时期起陆续迁入的。吴姓多是吴提、吴祎的后裔，迁徙寿宁时间多为明、清两朝，县内人数最多，达2万人以上。叶姓也有2万人以上，据清源乡杨柳树村《叶氏宗谱》载，叶姓始祖贤五于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从浙江景宁巨川上村半岭徙居政和北里杨梅村，居数载又迁杨柳树村。文山里《叶氏宗谱》载：十五世孙文庭于明宣德年间（1426－1435年）从浙江丽水迁杨梅村。张姓全县超过1万人，来源不同，迁居时间不一，其中有相当部分是明清时期迁入的，《张氏宗谱》载其上祖于明宣德年间从浙江括苍徙居茗溪。清源《张氏宗谱》载其始祖原居安昌，于明天顺年间（1457－1464年）移居南阳，后裔于嘉靖年间（1522－1566年）再迁岱阳青竹坑居住。其他如柳氏，原家住浙江省景宁县三都芙川村，于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游学到福建省政和县割北里杨梅村，遂建房居住。许氏始祖许汝霖，忠于隆武(明末南明政权唐王朱聿键的年号，1645－1646年），阖门与明俱亡，其幸免于难者汝楫遁迹寿宁。胡氏，于洪武年间（1368－1398年）移居寿宁杨梅村。高氏于明季迁寿邑。周氏，高祖彩云公（浙江）平阳人也，于清嘉庆十一年（1806年）从浙江徙居寿宁斜滩。在屏南县山区，甘棠乡甘氏于明正统二年（1437年）自山东省济南迁入。甘棠乡胡氏于明成化八年（1450年）自浙江省庆元县迁入。甘棠乡吴氏于明天启年间（1621－1627年）自浙江省庆元县迁入。
  明清时期入迁到闽西山区的汉民也不少。如上杭县，民国年间可以知道族源的居民族姓共有41个，其中明清时期迁入者有10个。武平县民国年间可以知道族源的姓氏有57个，其中明清时期迁入的姓氏有31个。龙岩县民国时期可以知道族源的姓氏有99个，其中明清时期迁入的姓氏有51个。漳平县，民国时期可以知道族源的姓氏共有36个，其中明清时期迁入的姓氏有16个。在明清时期入迁以上各县的汉民中，有相当部分是从福建省内各县转迁而来的。
  明清时期也有少部分省外汉民迁入沿海地区。以漳州云霄县为例，后莆村林氏，明天启二年（1622年）由广东古楼村迁入；东墩保罗氏，明宣德年间（1426－1435年）由粤大埔迁入；云陵镇孔氏，明正德四年（1509年）由浙江衢州迁入。福州王氏，于明正(德）嘉（靖）间自江西之清江迁闽。洪武间（1368－1398年）陈广由新宁徙闽螺州。邱氏，明自河南迁居长乐。曾氏明永乐间（1403－1424年）从江西新淦迁回洪塘后，又迁省城。孟氏明初始由山东金乡迁闽，其他如沈氏从浙江，韩氏从广东，皆于清初迁居闽地。
  明清时期进入山区的外地移民，一部分是为了寻求农业生存空间，垦荒植粮，但也有一部分移民则在山区从事农业的多种经营，种植林、竹、蓝靛等山区经济作物，或从事其他工商业活动。如崇安武夷山的茶叶，“均操于下府（沿海各府州）、广州、潮州三帮之手”。建瓯的茶叶生产也是“广、潮帮来采办者不下数十号”，香菇则“向系浙江庆元、龙泉、景宁三县人营业”。在浦城县，“地当孔道……客民十居八九，而以江右人为最多，负贩食力之流又大半皆浙江人”。在光泽县，“有泉州民，有（江西）新城、泸溪、铅山、贵溪民，城居极多，视土著不啻十之二，而客主异势，久习一迹矣”。松溪、政和一带的矿冶业，亦为浙江流寓所掌握，“浙民工于采取，而松民不善锥凿，故其利归于浙”。再如在永安山区经商的工商业者，“铁匠汀州广东人，裁缝剃头江西人。……有牙行，布客江西人，染布亦江西人，靛青客汀州人，采蓝亦汀州人”。沙县，“布帛之利，江浙之民取之，鱼盐之利，福兴之民取之；药材之利，江西之民取之”。（①以上见民国《崇安县新志》，第6卷，《风俗》；民国《建瓯县志》，卷25，《实业》；光绪《浦城县志》，卷6，《风俗》；光绪《光泽县志》.卷8，《风俗》；康熙《松溪县志》.卷6，《食货》；雍正《永安续志》，卷9，《风俗》；光绪《沙县志》，卷9。）进入山区从事各种行业的流民，有相当一部分从此定居下来，成为山区的居民，其中甚至有因从事工商而致富不归者。如崇安县，清代民国时期最富有的家族号称“朱、潘、丘、万”，几乎都是清代从外省来崇安山区谋生的。朱氏于清顺治（1644－1661年）初由安徽歙县迁崇安，咸丰（1851－1861年）中以茶叶起家，号“百万”。潘氏清初迁崇安，其子孙居城中及黄柏，清季多读书腾达。万氏，清初由南城来迁，旋起家巨万。邹氏，由上饶迁崇安，以经营茶叶获资百余万，造房居七十余栋，所居成市。明清时期外地汉民入迁福建在生业上呈多样化，这与前代有所不同。
  明清时期外省汉民入迁福建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戍福建的军队，以及少量留居福建的官吏。外省军队有三次较大规模的入闽。第一次是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江夏侯周德兴奉命经略海防，置卫所以备防御，在福建沿海各险要地点，如漳州镇海，泉州永宁、崇武，莆田莆禧，长乐梅花等处设立卫所城堡，并调拨军队分戍各地。第二次外省军队较大规模入闽是明代正统年间（1436－1449年）为了镇压沙县的邓茂七农民起义而调人的部队。第三次是明末清初之际，郑成功父子起兵抗清长达数十年之久，清政府为了清除郑氏集团，派重兵入闽。大批的省外军队入闽，其中一部分战事结束后留守下来，成为福建居民。尤其是明代初期那一次入闽，根据明代兵制，卫所兵士人军籍，不得随意脱籍或迁流，故那些外省兵士驻扎于沿海各卫所之后，便为军籍所困，逐渐成为当地居民。据《崇武所城志》记载，崇武所的世袭军户成了惠安崇武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族谱中也可以看到，明清时期省外军队入戍闽中从而成为当地居民的记载。如：寿宁陆氏原籍河南，于康熙八年（1669年）入闽，职居把总，防守寿邑，遂定居下来。东山县杨氏，祖先为山东济宁府人氏，明初洪武年间江夏侯德兴周公奉旨防倭，设铜山所，以百户职随军入戍，世袭军籍。康熙四十年（1701年）铜地军户被编入黄册。同安黄氏始祖于明初授正千户，调守高浦所，子孙后嗣，迁移散处，或徙安溪，一派徙潮州。诏安徐氏世居大江以北，顺治五年（1648年）始迁漳州府。福州吴氏始祖于顺治三年(1646)随大军取福州，授诏安丞。蒋氏祖蒋贵，明初封定西侯，领兵入闽，遂定居下来。
  明清时期外省兵士人戍福建比较集中的地方，当地的方言受到了某些影响。如南平市城关和西芹乡一带，约有人口4万余人，流行一种与当地方言有明显差别的“土官话”，这是明代中期为镇压沙县邓茂七农民暴动而留闽的北方官兵带来的。经过数百年来与当地居民的融合，这些北方官兵也都成了当地的居民，但因这些北方官兵居住比较集中，原先的“官话”被部分保留下来，成了既北又南的“土官话”。再如长乐沿海洋屿乡一部分居民讲满族官话，这是清代前期入闽清兵留居于这里所带来的方言，久而久之，便混合成现在的“京都话”。闽西客家区的武平县，有一些乡村也因明清时期外省兵士的驻扎和演变为当地居民，致使这些乡村的客家话与永定、上杭一带的客家话有些差别，参合了一些省外的方言。
  第二节 支系
  唐宋以来，大量的外省汉民移居福建，成为福建汉族民系形成的基础。到了明清时代，汉族移民已遍布福建各地。这些基本上以行政区划框定的汉族人群，在当地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作用下，形成了具有相对独立的人文特征的不同民系。地方志书记述了这些汉族民系的人文特征，具体表现在语言、风俗、性格、心理等诸多方面。福建省的汉族民系主要有福州人、兴化人、闽南人（福佬）、闽北人、客家人、龙岩人等六大民系。
  一、福州人
  福州人一般指以福州为中心的闽江下游及闽东一带的居民。闽江是古代福建与北方中原间最重要的交通要道。汉晋开始，中原汉民入闽大多循着这一路线而来。而闽江下游的福州平原，农业环境优良，北方汉民翻越武夷山脉，顺闽江而下，福州平原是他们较为理想的最早聚居地之一。
  据族谱及地方志记载，最先迁入福建的中原汉民，很多居留在福州平原一带。光绪《侯官乡土志》和《闽县乡土志》及道光《重纂福建通志》都记录了一些迁入福州的姓氏。如：东汉及三国时期迁入的有郑、詹、胡、何、赵等姓；东晋南北朝时期有陈、黄、邱、王、刘、李、杨、吴等姓。他们或定居于福州平原开拓发展，或以福州平原为中转站，继而分支转迁于兴化、漳、泉各地。如福建的林姓，均称其入闽始祖为晋安郡王林禄，而林禄入闽后的最初立足点便是侯官。《林氏宗谱》载：“晋安林氏，出自徐州下邳，晋黄门侍郎颖，随元帝南迁，初住在江左，生子禄为下邳太守，明帝太宁三年（325年）为晋安太守，始居侯官都西里，封晋安郡王，死后葬惠安岭九龙岗，是为闽、粤林氏始祖。”至今林禄之墓犹在。地方志、族谱有关汉晋时期中原汉民入迁福建的记载，以福州平原的记载为多，这里是中原汉民入闽后最先聚居的地点。由于中原汉民入闽后大多最先聚居于闽江下游，故汉代在福建设置的第一个行政县——冶县，便是在现在的福州境内。
  隋唐时期，有不少移居福州平原的中原汉民。到了唐末五代，王审知父子在福州建立地方政权，招徕四方人才，中原汉民迁入福州形成一个高潮。据地方志的记载，有林、陈、詹、刘、张、郭、范、高等姓氏。
  经过唐五代时期中原汉民的大规模入迁，福州平原已经基本上得到开发，后来位于福州平原的9个行政县，几乎都是五代以前始设的：闽县、侯官县、连江县、长乐县始设于唐武德六年（623年），罗源县始设于后唐长兴四年（933年），福清县始设于唐圣历二年（699年），永泰县始设于唐永泰二年（766年），闽清县始设于五代后梁乾化六年(911年），古田县始设于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年）。行政县的设立，是以当地的户口数量为主要依据的。唐代把天下州县定为望、紧、上、中、中下五等，以六千户以上为上县，三千户以上为中县，不满三千户为中下县。据《新唐书》记载，唐代福建共有24个县，福州占了9个县，超过三分之一。其中上县共十一，福州有5县，占全闽上县几半。在唐、五代之时，福州平原汉民的聚居与农业的开垦比起其他地方要先进一大步。福州平原的中心福州城，因而成为闽国的政治中心，繁盛一时。
  福州平原是中原汉民较早入迁和开发的地区，但由于交通不便，同操福州方言的闽东各县，汉民的入迁与经济开发则迟缓许多。从行政县的设置上看，虽然早在晋太康三年（282年）中央政府就在现在的霞浦、宁德、连江一带设立了温麻县，但是汉民入迁的数量比较有限，唐初靠近福州城的连江县从温麻旧县析出后另立新县，温麻改称长溪县(今霞浦县）。一直到五代后唐长兴四年（933年）才设立了宁德县。由于这一带人口的增长比较缓慢，再过了三百余年即宋淳祐五年（1245年)，才又增设了福安县。而现在闽东的其余各县，则到明清以后才开始设县。如寿宁县始设于明景泰六年（1455年），福鼎县始设于清乾隆四年（1739年），屏南县始设于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至于周宁、柘荣二县，则是迟至民国时期的1945年才开始设置。闽东地区集中了福建大部分畲民。现在闽东的汉民，多数是宋末以至明清时期迁入的。如：寿宁县的下党乡，沈氏于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由浙江省云和县迁居碑坑村；叶姓于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由闽北政和县迁入屏峰村；吴姓于元至元丙子年（1276年）由浙江省举水村迁入，又一支吴姓于明洪武十年（1379年）由浙江省庆元县上标村迁居海坑村；王姓于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由政和县西门迁居下屏峰村；范姓、胡姓等是清代由浙江庆元等县迁入的。据20世纪90年代编修的《上党乡志》记载，该乡48个自然村按男性村民计算有王、周、陈、杨、沈、吴等17个主姓，皆是在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以后迁入的。（①1991年6月编修《上党乡志》，—、《大事记》，二、《姓氏》。）再如犀溪乡现有的数十个姓氏，也都是宋代以后迁入的。较早的缪姓，北宋太祖年间(960—975年）由浙江绍兴迁入；叶姓于南宋景炎五年（1278年）由浙江泰顺迁入；张姓于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由浙江年阳莒溪迁入；孙姓于南宋嘉泰三年（1203年）由浙江龙泉县迁入；郑姓于元大德年间（1297－1307年）由浙江泰顺县迁入。至于明清时期迁入的就更多了，如：胡姓于明代洪武十九年（1386年）由浙江庆元官塘迁入；周姓于明代永乐年间由浙江庆元水寨迁入；魏姓于明代正统元年（1436年）由浙江泰顺县东溪头迁入；陈姓于清代乾隆年间（1736－1795年）由浙江景宁县半山迁入；黄姓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由闽西上杭县迁入。甚至到了20世纪，仍有一些姓氏从浙江一带迁人，如：叶姓，于1942年从泰顺县南门迁入；魏姓，于1940年从泰顺东溪迁入。
  汉民在闽江下游及闽东开发的时间先后不一。但因福州城是福建省的政治中心，因此福州城对于散处在各地的操福州方言的汉民有着较强的凝聚力，福州人的人文性格与文化精神，也以省城及福州平原地带的居民表现得最具典型。福州平原是中原汉民入闽后最先定居的地点之一，中原文化传人的历史也相对比其他民系更为悠久。福州城自汉晋以来都是福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这就使得福州人的人文性格具有追求正统教化的特征。福州人的性格比较平和舒缓，士习儒雅尚文，民风谨慎畏法，好修饰，重礼仪。宋代《淳熙三山志》记其风俗云：“（福州）得天之气，和平而无戾，燠不为瘴，寒不至沍。得地之形，由建、剑溪湍而下，泉、莆潮涨而上，适至是而平。民生其间，故其性舒缓，其恐强力，可以久安无忧，真乐土也。……其君子外鲁而内文，而小民谨事畏法。”（②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39，《风俗》。）明代何乔远的《闽书》亦云：“福州，闽中一都会也。……其气恒燠，厥土黑壤，厥田中下，亩岁获，田则夫妇并力而合作。……其俗尚文贵节，君子朴而守礼，然娴文辞。小人愿谨而畏法，虽负贩之夫，相逢衢道，举手若揖让。”（③何乔远：《闽书》，卷38，《风俗志》。）至于内地山区之县，民风比起福州沿海各县，尤为淳朴敦古。如古田县，“民务称穑，鲜逐末之利。昔号力田近古，信其然矣。士君子敦本尚实，多以节慨著，小人食勤啬用，率直尚气，尝得紫阳夫子之遗训，冠婚丧祭岁时习尚犹多醇朴之风”。（④万历《古田县志》，卷1，《封域志.风俗》。）福宁府，“福宁僻处闽北，椎鲁少事，尚节务义，秀者攻诗书，朴者勤耕牧，量习劳苦，女少嬉游，盖有蟋蟀山枢之风焉”。（⑤乾隆《福宁府志》，14下，《学校志·风俗》。）福州及其内地山区的民风习尚虽然比较追求传统教化，但沿海地区福州人受海洋文化的熏陶，也造就了比较接近于闽南人的冒险进取精神的性格。如福清人，明代何乔远称“福清背山面海，多斥卤，颇有海舶之利。其人刚劲尚气，四方杂处，学不遂则弃之习文法吏事，不则行贾于四方矣，以其财饶他邑”。（①何乔远：《闽书》，卷38，《风俗志》。）长乐、连江一带也是如此，“滨海有鱼盐之利，山出果实，贩四方。……有古之遗风，今变而浇漓，其健讼几与福清埒”。（②万历《福州府志》，卷7，《土风》。）当明代中叶福建沿海商民冲破政府的阻挠，下海从事私人海上贸易活动时，福州各属的下海通番，虽不似闽南人之甚，但也相当兴盛，福州各海口如琅琦、嘉登里等，居民往往辍耒不耕，远商海外，“琅琦作俑，外省奸徒，反从琅琦开洋。近在门户之口，遽成异国”，“嘉登里……前通倭，今又通夷，恃水洋七更船之便，贪小物二倍利之多，莫不碗毡绒袜，青袄皮兜，叉手坐食，耻问耕钓”。（③董应举：《崇相集》，《闽海事宜》，《谕嘉登文》。）这种冒险远涉重洋的传统至近现代犹然。当明清以来闽南人纷纷移居海外之时，福州人的华侨人数虽然不能与泉州、漳州等沿海一带相比，但其足迹亦已遍布世界各地，艰苦创业，多有成就，特别是福清人，其冒险进取精神与财富积累，均堪与其他地方的华侨华人相媲美。福州人追求正统教化与海洋冒险传统融合，反映在人文精神上，使福州的知识分子比起福建的其他民系更具有忧国忧民和居安危思而求变的作风。从文化教育的角度看，由于中原汉民最早入迁福州平原，中原比较正统的文化教育传统自然也较早在福州平原得以传播。在唐代，单闽县一县中进士者就有20人，几占福建全省进士人数的三分之一，福州方言区在唐代中进士第者近40人，占全省进士的半数以上。（④参见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146。）宋代以后，虽然兴化人与闽南人在科举方面崛起，福州人在这方面不能保持绝对的优势，但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却被代代延续下来。地方志记载：“福郡……闽越一都会也。自唐相常衮以文诲后进，宋诸儒倡濂洛之学，号海滨邹鲁。明兴人文益盛，故其俗尚文词贵节操。（⑤万历《福州府志》，卷7，《土风》。）“自唐薛令之、林嵩耀高科为一邑倡，厥后文人才士彬彬辈出。……自晋宋文雅以来，教化丕变，家庠序而人诗书。”（⑥乾隆《福宁州志》，卷14，《学校志·风俗》。）因此自唐宋以至近现代，福州人在人才的培养方面始终可以与兴化人、闽南人相伯仲。尤其是到了明清两代，福州担任中央政要的人数有所增加，如在明代，福州闽县林氏宗族，有“三代五尚书”之称。明代周亮工《闽小记》详记其事云：“闽县林太守元美，永乐辛丑(1421年）进士，子泉山公瀚，谥文安，以大司马改南冢宰。文安公九子：庭木昂，大司空；庭机，大宗伯；庭楷，指挥；庭枌，庆远守；庭王步，湖州司理。庭木昂子炫，通参；庭机子，大宗伯；烃，大司空。凡三代典成均，一门五尚书，而他荫叙及举孝廉友，又不下数十人，可谓盛矣。”（①周亮工：《闽小记》，卷3。）而万历、天启年间（1573－1627年），福清的叶向高更是进内阁任首辅，柄国家之政要，并与宦官集团对抗，被时人称为东林党魁。福建远离中国的政治中心，福建士子进入中央政要已属不易。唐代福建的文化教育刚刚起步，中进士者尚少，宋代福建籍士子在朝廷执政要者首推兴化人，而宋代以后，则让于福州人。特别是到了清代中后期，福州士子固有的忧国忧民意识在世道变迁之中表现得更加强烈，而面对海洋的开拓进取精神，使这里的士子们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与海洋文化，站得高，看得远。当古老的中国面临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危机时，福州士子有着比其他地方士子更为强烈的时代改革使命感。于是在这一时期，从福州走出一系列著名人物，如林则徐、严复、林旭、林觉民、沈葆桢，以及一大批近代海军创始人。他们为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改革、维新乃至革命披荆斩棘，奋斗不息。清代中晚期以来福州籍的这一大批精英人物对社会与民族的贡献，即使从全国范围来衡量，也都是出类拔萃的。他们身上反映出的是福州人追求正统教化的人文性格与开拓进取的海洋文化精神的相互融合。
  二、兴化人
  兴化人是指居住在莆田、仙游二县境内的居民。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析泉州另立兴化军，辖境相当于现在的莆田、仙游县地。由于这两县的民间方言和生活习俗基本相同，所以自宋代以来，民间习惯上称莆田、仙游二县的居民为兴化人。
  莆田、仙游二县地处福建沿海区域中部，海上交通比较便利，农业自然环境也相对优越，木兰溪、萩芦溪及其支流贯穿境内，形成莆仙平原。因此，自汉晋起，中原汉民迁入福建之初，莆仙平原是他们最早的聚居地点之一。福建现在的一些人口数量较多的姓氏，如陈、黄、郑、吴、林等，往往先徙居于福州、莆仙平原，而后逐渐向福建其他地区迁移发展，衍成巨姓大族。据族谱记载，早在魏晋南北朝时，中原汉民就已陆续迁移到这里。莆田文峰陈氏宗族即称其始祖于晋时入闽。还有郑氏、邱氏等。
  到了唐代，中原汉民入迁甫田平原已形成一定的规模。自东晋时林禄始迁于侯官都西里，数传至林茂，于隋初迁居莆田。再传至林万宠，唐玄宗时任饶州刺史，生子三:韬、披、昌。林披生九子，皆为刺史，世称莆田九牧林。其后世远支分衍，子孙分布福清、闽县、长乐、连江、浦城、惠安、晋江、龙溪、漳浦等地。闽粤赣边界山区的客家林姓，也称其祖先来自莆田。隋唐时期迁入莆田的这支林姓，几乎成了福建林姓的共同祖先。黄姓迁入莆田的时间及其过程与林姓十分相近，据族谱记载：黄姓祖先居河南固始，晋代南迁入闽。始祖黄元方择居侯官。至唐初，黄岸、黄崖兄弟分传二支。黄岸居莆田，成了莆田黄氏的开基祖。到了唐代后期，莆田黄氏已成了福建的名门著族。弘治《兴化府志》卷44记载，唐末战乱，中州名士如李洵、韩惺、罗隐、崔道融、赵观文辈，避地闽中，经常来到莆田黄家，与黄家名士黄滔过从酬唱。其他如蔡氏，于唐代中期迁闽，蔡君智住兴化莆阳开居，子孙分布莆、仙二县及漳州、泉州一带。洪氏始祖洪忠，于开元四年（716年）转谪入闽，始居兴化。其后裔子孙亦逐渐向闽南各地分迁。翁氏开基祖翁轩，为闽州刺史，遂居莆田竹啸庄。
  唐末五代时，随着王潮、王审知率部入闽及建立地方政权，一些中原汉民姓氏也在这个时期迁入莆田、仙游。如詹氏、傅氏、杨氏、李氏等均迁居于仙游。
  到了北宋年间，中原汉民已经基本形成在莆仙平原聚族而居的局面。上述的林、陈、郑、黄、蔡、傅诸姓，自唐宋迄今，一直在兴化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历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也对闽台二地以及粤东、海南等地的汉民开发迁移，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在宋代以前，莆田沿海一带还是以海涂湿地居多，开垦比较困难。这些最先迁入甫田平原的中原汉民大多聚居于甫田平原的西北部，亦即木兰溪及萩芦溪的中游两岸地带，如：九牧林的发祥地是现在莆田市的西天尾镇，郑氏宗族的聚居地是现在的城关镇及白沙镇一带，黄氏宗族的聚居地是梧塘、涵江镇，陈氏宗族的聚居地是江口、萩芦镇一带，蔡氏宗族的聚居地是仙游的枫亭镇及莆田的灵川镇。这些地方地势平坦，水源充足，是汉民入迁后进行农业开发的优良地带。莆田平原早先是个海湾，后来经过泥沙的沉积，逐步形成沼泽地。这些最早入迁莆田的汉民要使这片沼泽地变成良田，首先就需围筑海堤，修筑塘坝。因此，中原汉民入迁和开发莆田平原的历史，实际上也是莆田平原兴修水利的历史。早在唐朝贞观年间（627—649年），人们就分别在平原的南北二洋兴建了诸泉塘、沥寻塘、永丰塘、横塘、国清塘和颉洋塘，灌溉了1200顷的耕地。到唐建中年间(780—783年），有吴姓族人吴兴在渡塘（今莆城北门外霞尾村菱角池）塍海为田，筑长堤以捍潮汐，又筑延寿陂，溉田400顷，开始开发莆田北洋平原。从唐末五代到宋初，随着汉民的大量定居，莆田平原的开发也逐渐从莆田中部向沿海及山区推进，莆田平原进入全面开发的时期。甫田北洋，“濒海之田依堤为围，名曰长围”，围内疏塘以溉，北洋堤塘已有数十余处，较著名的水利工程有三步泄、濠塘，又有芦浦、陈坝和慈寿诸斗门，大片土地在堤塘的捍潮之下变成良田。沿海的梧塘、涵江一带，也在北宋得到有效的开垦。北宋嘉祐年间（1056－1063年），知军刘谔及当地陈姓族人等堰水为陂，沿山凿圳，以灌溉兴教、延寿二里。其后又筑成太平陂，从而太和、东塘、屯前诸塘全部得到开垦。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原为兴化人的清源军节度使陈洪进开始在江口小平原兴修水利，在北萩芦溪下游拦溪筑陂，沿山开圳，引水灌溉海滨斥卤之地，受益面积近百顷，称为南安陂。北宋后期，兴化人、端明学士蔡襄重修。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年），莆田县丞王康功应当地居民黄、陈诸姓之请，重修南安陂水利工程，扩大了南安陂的受益面积，而且使江口平原成为旱涝保收的乐土。
  北宋治平元年（1064年），有长乐钱四娘带领当地汉民在木兰溪将军滩前筑陂开渠，后继者林从世重新筑陂于下游杭头的温泉口。熙宁年间（1068－1085年）李宏再次组织民众筑陂，改选陂址于钱林二遗址之间，即木兰山前。接着又疏渠导水，开挖大沟7条，小沟无数，复立四处低海斗门，形成一套大型的水利工程，南洋的面貌随之改观。迨至元代，郭朵儿又在涵江新港截海道筑水池，引木兰陂水接济，使之旁会游洋、太平陂诸水，使望江等里阜抵海农田也能得到灌溉，南洋、北洋的水利设施相互沟通，耕地面积进一步扩大。
  莆田南北洋水利设施相互沟通之后，莆田平原的沿海地带得到了全面开垦。与此同时，随着入迁汉民的增加，莆田西北部山区的开垦也在宋元时期得到较快的发展。
  仙游县的开发步伐要比莆田略缓一些，北方汉民入迁仙游之始，大多集中于郊尾、枫亭等沿海平原地区，北宋仙游的著族蔡襄、陈洪进宗族即聚居这一带。晋唐时期虽有一些汉民入迁，但人数尚属有限。唐末五代之后，在莆田平原开发的带动下，仙游县的开发也迅速向西部、北部山区推进，入迁汉民的人数也有增长。宋黄岩孙撰《仙游志》载宋代仙游县人的变化云：“（仙游）置县之始，人烟稀疏。五季干戈，北方避地者多居于此。故老相传，其时主客未满千户也。宋兴三百余年，生齿日繁，校之畴曩，不知其几倍焉。郡志载本县主客户二万七千九百八十七，口六万二千四百六十四，时绍熙三年(1192年）也。宝祐四年（1256年）主户二万七千四百三十七，口四万七千五百五十七；客户一万三千三百六十三，口二万五千八十，视绍兴加多也。”（①黄岩孙：《仙溪志》，卷1，卷3。）《仙游县志》称：“东西二乡多水田，岁可二稔，南乡亦然，而广衍不如东西，故水田较少，北则多山而寒，可耕之田岁一稔。东乡间种烟叶花生，获息致赢……故民业农者，四时皆勤……民之朴者勤于耕作，尺寸硗瘠无弃土焉。”（②乾隆《仙游县志》，卷8，《风俗》。）
  由于兴化人的入迁历史较早，且其民系的形成是与莆仙平原的农田水利开发联系在一起的，使得兴化人形成了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
  其一，莆仙平原得到充分的开发，农业环境十分优越，农耕经济比较发达，一般百姓之家安土乐居，固守本业。自唐宋以来，民生比较安定，较少发生源自本地的动乱。虽然自宋元明清以来，在传统的农业经济中逐渐增加商品经济的成分，但其侧重点在于农业的多种经营。而沿海地带虽有一部分居民自宋代以来从事海上贸易活动，但无论是从数量和活动形式等方面，都远不能与同是沿海地区的泉州、漳州等闽南人相比。宋代《仙溪志》载这里的民风云：“莆之风俗，惟仙游为近古。生其间者，人性敦朴，嗜好简静……生齿口繁，田畴有限，中产藉曲蘖以营生，细民莳蔗秫以规利。勤俭以署户口者，能安于淡泊，而不尚侈靡以相夸；争竟以泄私忿者，能亟于惩艾，而不事嚣讼以求胜。知理循分而寡欲易知，安土乐业而用志不逾，此风俗之大略也。”（①黄岩孙：《仙溪志》，卷1，卷3。）宋人陈尧道云：“仙溪民朴俗淳，去末就本，相安陇亩中，熙熙如也。”明清时期的记载称这里“倚山田颇足自资，而少出门……产薄用俭，俗贱逐末，不轻去其乡”。（②乾隆《仙游县志》，卷8，《风俗》。）
  其二，教育兴盛，人才辈出。由于汉晋时期入闽的一批中原汉民，有一部分是属于宦家士族，他们最早在莆仙平原定居之后，保持了中原士族的文化教育传统，再加上他们定居福建后很快成了当地的主人和统治者，中原士族的优越感和自豪感得以保持。因此自唐代以来，莆田、仙游二县便成了福建的一个重要文化中心，特别是在宋代，莆田、仙游二县的科举之盛冠于全闽。宋代《仙溪志》载仙游县的《衣冠盛事》云：“仙溪地方百里，科第蝉联，簪缨鼎盛，甲于他邑。自昔有‘一门两公相，五里三待制’之谣。”（③黄岩孙：《仙溪志》，卷3。）据统计，该县的进士自唐代乾宁年间（894—897年）的陈乘及其后的杨在尧、陈光义等人开始以至宋末，“一门登进士第如蔡氏、傅氏各二十三人，许氏、叶氏各一十二人，余氏七人，陈氏五人。以父子登进士第如叶宾第二十四人，兄弟登进士第如蔡襄，兄弟同年登进士第如吴乘等四人。又许祯六代登进士第，蔡准四代登进士第，陈骥三代登进士第”。（④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55.《风俗》。）北宋晚期，仙游蔡京及其族人柄国政于徽、钦二朝。莆田县在宋代被誉为文献之邦，《风俗志》云：“莆田旧习俭啬勤力，衣服古朴，重廉耻惜行检，以读书为故业，科名之盛，甲于闽中”，“梁陈以来，已有郑露书堂，及唐贞元林藻伯仲因之……莆之科目肇于唐，盛于宋，尤盛于明。每科与试者视闽居半，与计偕者视解额恒得三之一。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登科第者先后接踵，科目得人之盛，天下罕偭”。其中科举得魁首者代有闻人。“有一科两状元者，宋熙宁丙辰徐铎举状元，薛奕应武举，亦状元，故神宗诗云：一方文武魁天下，四海英雄人彀中。有状元、榜眼同一榜者，绍兴戊午年黄公度状元，陈俊卿榜眼，故当时旗句有云：分榆未五里，魁亚占双标。入明科举尤盛，有一科两解元者，永乐戊子福建杨慈、应天黄寿生；宣德壬子福建林同，顺天宋雍。有一科五经魁者，嘉靖癸卯第一名黄继周，第三名林仰成，第四名黄谦，第五名江从春，而林文豪以训导中广西第二名，适完五魁之数。又景泰癸酉科中式四十四人，占全闽榜额之半。明代九十科，莆发解者三十人，占全闽三分之一。”（①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55，《风俗》。）周亮工在《闽小记》中记明代莆田黄氏宗族：“闽莆田黄氏自明开科来，一姓解元十一人，永乐十年戊子应天解元黄寿生，正统九年甲子解元黄誉，天顺六年壬午解元黄初，成化四年戊子解元黄文琳，成化十年甲午解元黄乾享，弘治十七年解元黄如金，正德五年庚午解元黄廷宣，嘉靖二十三年癸卯解元黄继周，二十八年己酉解元黄大观，二十一年壬子解元黄星耀，三十四年乙卯解元黄懋冲，其余五魁之内，合历科又不下二十人。”至于莆田戴氏宗族的戴大宾，年仅十三岁就高中弘治辛丑科进士探花及第，更为罕见。（②以上均见周亮工：《闽小记》，卷1。）
  明代以降，福建其他民系的文化教育事业有所发展，兴化人在科举进士方面的明显优势有所减弱。近代以来，学制改变，兴化人的向学之风依然得以发扬。无论是中小学教育，或是每年进入高等教育的人数，莆田、仙游二县都堪称全省乃至全国的先进之一。
  三、闽南人
  闽南人主要分布在现在的泉州市、漳州市、厦门市以及漳平、大田县一带。这个区域面临大海，九龙江和晋江贯穿其中，形成泉州和漳州两个平原，有着比较良好的农业生产环境。
  中原汉民大批迁入泉州平原与漳州平原，大致始于晋室南渡之后。晋江下游的南安县，是福建最早设立县治的地方之一（三国吴永安三年即260年置东安县，隋开皇九年即589年改名南安县），据考古发掘，多处发现南安及晋江流域的东晋墓葬，晋江流域的汉人聚居点已初具规模。
  隋唐时期，中原汉民迁入闽南地区的数量不断增多。唐代前期，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对南方土著居民的控制，派陈政、陈元光父子率领数千府兵进驻漳江与九龙江流域，漳州各地开始大规模开发。闽南的陈姓主要源于两大支派：一为陈元光，二为陈邕。陈邕称为太傅派，据载其祖籍原居京兆府万年县，陈邕为中宗进士，任官太子太傅，与李林甫不合，被贬到闽地。最初居住在兴化枫亭井上，后来迁到漳州南驿路南厢山，（③《闽台陈氏大宗谱》，《源流》。）子孙繁多，遍布闽南、台湾及东南亚各地。施姓于唐中叶由河南光州迁徙入闽，宅居于泉州钱江乡，后子姓繁衍，支分派别。（①杨绪贤：《台湾区姓氏堂号考》，《洪姓》，《施姓》。）黄姓，唐初有黄岸、黄崖兄弟，分传二支，黄岸居莆田，黄崖迁泉州。崖子黄守恭生子四，长子黄经分居南安，次子黄纶分居惠安，三子黄纲分居安溪，四子黄纪分居同安，传至现在。张姓，除了唐初随陈元光入闽的将领张伯纪外，泉州的鉴湖张氏在唐代后期已经成为这一带的大族了。据司马光《资治通鉴》等书的记载，唐末王潮率部入闽时，泉州鉴湖张延鲁曾带领地方耆老前往迎接，如今泉州一带的张姓，大多为张延鲁的后裔。其他如泉州的李、吴、章、曾、傅、唐、庄、吕、欧、潘、董等姓氏，据族谱的记载，也都是在唐代时陆续迁入晋江流域的。
  唐末五代北方汉民大量入迁泉州、漳州平原。许姓始祖许受仕唐，随王潮入闽，镇漳州之诏安，改而人泉，乔居晋江十七、十八都间石龟，后枝派分栖，称为“石龟许氏”。曾姓随王潮迁于漳、泉、福、兴之间。周、苏、蔡、廖、高、孙、曹等姓均避乱辗转定居闽南各地。
  经过唐、五代时期北方汉民不断入迁泉州、漳州，闽南人民系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泉州各属已经遍布了汉民的聚居点，除了惠安县的行政建县较迟之外（惠安县于北宋太平兴国四年即981年建县），其余各县如南安、永春、德化、同安、安溪、晋江均在宋以前皆已设立了行政县制。到了宋代，泉州由晚开发的边疆地区一举跃进望郡行列。北宋天圣十年（1032年）中央政府颁布天下七府二十一州的望郡，其中包括福州、泉州。其地位与大名（宋代称为北京）、江宁（今南京）、苏、杭等相等。到了南宋，赵氏政权偏安东南一隅，福建显得尤为重要。自然环境优越的泉州、漳州沿海一带人口增长，经济发展迅速，使北方不少汉民继续迁入闽南地区，闽南民系的发展更加繁盛。
  唐宋时期闽南汉民系同样存在着一个从平原向山区拓展的历史过程。晋唐时期，北方汉民入迁之初，主要分布在晋江下游的南安、晋江县一带，以及九龙江下游的龙溪、漳浦县一带。在唐代，入迁泉州的汉民很快就进入了西北部山区，如永春、安溪等县。虽然山多林深，但因有晋江上游的两大支流贯穿其中，故有不少汉民姓氏从北方迁来之后，深入这里以求发展。如现今在闽南以及台湾的颜姓、庄姓等，便是从北方迁入永春，再从永春分源于闽南各地的。而谢、廖、张诸姓，有一部分则是从安溪繁盛而流布于闽南各地的。
  漳州汉民系的发展要比泉州汉民系的发展迟缓一些。唐初陈政、陈元光父子率府兵数千人进入漳水一带，并于唐垂拱二年（686年）设置了漳州。设置初期，汉民的聚居与开发主要集中在沿海一带，即现在的云霄、漳浦、龙溪等县。到了北宋年间，漳州的领县大多集中于沿海地带，其时漳州共辖有四县：龙溪、漳浦、长泰、龙岩，龙溪、漳浦、长泰三县均接近海边，设龙岩一县是为了管理闽西各地散处的居民，汉民入迁的数量还是比较有限。终宋代之世，福建共增设10个县，福州、兴化、泉州及闽北、闽西各地均有增置，唯独漳州依然保持原状，一直到元代才增设了南胜县（后改南靖县）。明代，各地流入漳州山区的人数日益增多，于正德十三年（1518年）增设了平和县，嘉靖九年(1530年）增设了诏安县，漳州山区的行政管理才渐趋完备。闽南人及其分布区域的形成，前后延续了一千余年。
  闽南开发核心地带为泉州平原与漳州平原，是福建开发史上的先进区域。中原汉民的文化传统很快就在闽南地区扎根成长并得以发扬。就文化教育而言，虽然历代中举人、进士的人均数量上，兴化人独占鳌头，但整体的情况而言，兴化人、闽南人、福州人并驾齐驱，各有千秋，互呈特色。据文献记载，漳、泉二地在唐代就有欧阳詹、蔡沼、许稷、潘存实、王彦昌、林鷄、李稠、陈嘏、欧阳柜、盛均、王玫、谢翛、王虬、陈垧、周匡业、周匡物、戴归德、戴添应、周汉杰等先后登进士第或举明经。到了宋代，漳、泉二地文风日盛，时人称为“海滨邹鲁”。如厦门同安一带，“自紫阳过化以来渐仁摩义，几同邹鲁……科第之盛，彬彬与上国齿。今闾阎山海之区，家诗书而业学，即卑微贫贱之极，亦以子弟知读书为荣。故冠棠之士往往发自寒薄”。（①乾隆《马巷厅志》，卷11，《风俗》。）清代《泉州府志》云：“有教化而后有人心，有人心而后有风俗。泉自唐以来席相常衮倡导于前，蔡襄、王十朋诸贤激扬于后，重以紫阳过化之区，薪传不绝，乡先生遗泽，类足以陶淑后辈，海滨邹鲁之称厥有由也。”晋江县“岁科试晋邑儒童卷可万余，县送府七八千人，府送道亦二三千人，入泮百五六十人”。（②乾隆《泉州府志》，卷20，《风俗》。）近现代以来，闽南人在文化教育方面仍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
  闽南人最显著的人文特点是具有比较浓郁的海洋文化色彩。自唐宋以来，闽南人甘冒风涛之险，向海洋发展，进行国际贸易。虽然政府对于沿海居民出海贸易有诸多限制和压迫，“泉人贾海外者……海道回远，窃还家者过半，岁抵罪者众”，（③《文献通考》，卷62，《职官考十六》。）但仍然阻挡不了闽南人冒险进取的决心。宋代莆田人刘克庄在《泉州南郭吟》中刻画了闽南泉漳一带的这种社会现象和民众心理：“闽人务本亦知书，若不耕樵必业儒。惟有桐城（刺桐城，指泉州）南郭外，朝为原宪暮陶朱。海贾归来富不赀，以身殉货绝堪悲。似闻近日鸡林相，只博黄金不博诗。”（④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2，《泉州南廓》。）
  闽南人的这种冒险进取的传统，在明清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扬。明代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说漳泉之人：“东则朝鲜，东南则琉球、旅宋，南则安南、占城，西南则满刺迦、暹罗，彼此互市，若比邻然。又久之，遂至日本矣。夏去秋来，率以为幸，所得不赀，什九起家。于是射利愚民，辐辏竞趋，以为奇货。”（①谢肇淛：《五杂俎》，卷4.《地部二》。）漳州月港是当时最著名的贸易港口，地方志记载：“饶心计与健有力者往往就海波为阡陌，倚帆樯为耒耜，凡捕鱼纬箫之徒咸奔走焉。盖富家以赀，贫人以庸，输中华之产骋彼远国，易其方物以归，博利可十倍，故民乐之，虽有司密网，间成竭泽之鱼，贼奴煽殃，每奋当车之臂，然鼓木世相续，吃苦仍甘，亦既习惯，谓生涯无逾此耳。方夫趋舶风转，宝货塞途，家家歌舞赛神，钟鼓管铉连飚响答，十方巨贾竞鸯争驰，真是繁华地界。”（②崇祯《海澄县志》，卷11，《风土志》。）
  然而闽南人冒险犯禁、勇于进取的作风，常常要受到官府的压制，再加上不同地区、不同乡族之间生存发展的竞争相当激烈，造成了闽南人嚣悍而又多机心的性格。明清时期私人海上贸易的兴起，一开始就带有违法走私的性质，亦商亦盗的特点十分明显。再加上当时福建沿海人多地少，农耕不足以养家糊口，许多闽南人不得不挈妻携子移居于台湾以及海外，谋求开拓发展。明初，闽南人便已较多出国定居。永乐十一年（1413年)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在《瀛涯胜览》中记载南洋爪哇已有不少“唐人”居住，“皆是广东、漳泉人”，旧港国的“国人多是广东、漳泉人移居在此”。郑和下西洋时，闽南人有不少人随其出国而居留不回。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私人海上贸易的发展，闽南人移居东南亚的人数日益增多。据载，当时闽南人至吕宋“商贩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③《明史》，卷323，《吕宋传》。）到了清代，闽南人移居海外已成为民间谋生的一种习惯。据20世纪的一些统计数字记载，有些闽南人的族姓，向海外移居的族人已超过了留居在本国的族人人数。如永春东平乡东山村颜姓，在国外人口有800多户6000多人，而国内仅有2000多人；城郊乡桃溪村周姓1950年修谱时登记海外人口4000多人，比国内人口多一倍以上。又如永春东门后村郑姓，在国外人口达3万余人，而国内人口只有1万多人；城郊乡张埔村李姓，1937年调查国内人口不足300人，而国外人口则达600多人。现在台湾的汉民，祖籍为福建泉州、漳州二府的，约占台湾人口的70%以上。
  晋江、九龙江上游多是比较封闭的山区，因此在民风习尚方面，山区与沿海存在着一些差别。比较靠近大海的闽南人，冒险进取的性格比较明显，而交通不便的山区居民，社会风尚就相对淳朴保守一些。如明清时期漳州府内陆山区的南靖县，“男力耕稼，女勤纺织，土多肥饶，民近淳厚”。漳平县，“其民朴吝，山畲多陆田，舟楫不通，商贾罕至云云，自业农桑以足衣食而已。男趋于耕，女勤于织，务本不事商贾，殷实止充常产，家少千金之储。俭朴风存犷悍未变”。（①崇祯《漳州府志》，卷26，《风俗》。）泉州府永春县的一些乡村，“民树艺外百勿能解，商贾百工艺业咸远人擅之……务本薄末，有幽风焉”。（②嘉靖《永春县志》，卷2，《风气习尚》。）沿海与山区在民风习尚上的差别，不独闽南地区如此，福州、兴化也都有相类似的情景。
  四、闽北人
  闽北人是指居住在闽江上游的汉民，明清时期分属建宁、延平、邵武三府，较福建其他的汉民系，分布的范围最广。但因地处山区，人口密度不高。清代后期，福建沿海的漳州、泉州二府每平方千米的人口密度是320人左右，而延、建、邵三府每平方千米的人口密度还不到120人，（③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27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属于福建省地旷人稀的区域。
  汉晋以来中原汉民入闽的主要路线是翻越武夷山脉，顺闽江而下分布于各处，闽北是中原汉民入闽时最先到达的地点。《建瓯县志》云：“闽自汉武帝虚其地，后渐实以中土之民。晋永嘉末中原丧乱，士大夫多携家避乱入闽。建为闽上游，大率流寓者居多。时危京刺建州，亦率其乡族来避兵，遂以占籍。”（④民国《建瓯县志》，卷19，《礼俗》。）据《建阳县志》称：“南朝梁武帝时发生侯景之乱，首先攻人建业，继攻占吴郡、吴兴与会稽，一批难民离开三吴入闽，其中部分住在建安，定居落籍。”（⑤1994年修《建阳县志》，第三篇，《人口》。）至隋唐时，入迁闽北的中原汉民日益增多，如唐贞观(627—649年）初润州人彭迁授建州左牛卫上将军，遂居于温岭东岸之潺口，垦辟荒地90余处，移民居之，名曰新丰乡。隋大业（605—617年）中哀永昌由袁州避乱入闽，与彭迁同垦新丰乡。富屯溪流域的廖姓始祖廖董钏于唐贞观四年（630年）入闽。杨氏始祖杨胥马亦于唐贞观年间从湖北江陵迁入泰宁。梁氏的梁震五在唐中期从中原迁邵武，又于建中年间（780—783年）迁泰宁等地。（⑥参见《泰宁文史资料》，第2辑，肖名俊：《泰宁主要姓氏入籍小考》。）唐末战乱，迁入闽北者更多。据载，唐兵部尚书熊秘，于唐乾符间（874—879年）因避黄巢之乱入闽定居于建阳。李邺于唐光启元年（885年）随王潮入闽，落籍建阳水吉。翁郜于唐昭宗时携眷入闽，定居于建阳莒口。宋代邵武著名诗人严羽的先人，世居华阴，也是在唐末五代时随王潮入闽，定居于邵武莒溪。
  从中原移居来的汉民，多从闽北向闽江下游及沿海等生产生活条件比较优良的区域转徙，北方移民最初驻足的闽北山区，成了临时的中转站。再加上战乱的破坏，使得闽北山区的汉民迁徙出现了迁入迁出都比较频繁的特点，居民的流动性比较大，中原汉民入迁这里之后，其定居的稳固性不如沿海的福州、兴化、漳州、泉州一带的汉民。明清时期，由于平原地区的农业开发已呈饱和状态，闽、浙、赣各省的无业流民不得不进入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的闽北山区谋生。
  闽北汉民的流动性比较大，自汉晋以来入迁的中原各姓氏宗族较难在同一固定地域内得到长期而稳固的发展，使得闽北汉民的宗族制度及其组织不如沿海各地那样完善严密。宗族组织的三大要素，即祠堂、族谱、族田，在这里很不普遍。宗族祭祀的仪式也相当简陋，远不如沿海各地那样隆重。民国时期崇安县全境仅有祠堂43座，分属25种姓氏。合全县的祠堂，尚不及沿海地区某些强宗大族一个姓氏的祠堂之多。该县居民分属约150种姓氏，有120余种姓氏没有祠堂或相应的组织，即使是有祠堂的宗族，其祠堂的规制一般也比较小，无法与沿海地区祠堂那种堂皇雄伟的规制相比。由于宗族组织比较松散，聚族而居的现象也不太明显，一般的姓氏宗族人口都比较有限，又散居于各个山村，较难形成有一定规模的同姓村落。崇安县算为大族的周、吴、王、李、陈、张、黄、徐各姓，全县人口亦仅3000余人，尚不及沿海地区的一个聚居在同一村落里的族姓。至于其他一般的族姓，平均每个姓氏的人口仅300余人，孟、冯、晏、艾、薛等69姓，每姓仅有数户。因此，闽北各地的居民聚落，基本上是以杂姓聚居为主，这与沿海地区以聚族而居为主的村落形态有很大的差别。
  汉民开发闽北山区的重心是闽江上游的三大支流，即建溪、沙溪和富屯溪。这三条支流的两岸有一些较为平敞的沙谷小平原，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且都是古代中原与福建交通的最主要的水上干道，最先得到开发。随后逐渐从河谷地带向深山老林拓展。但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可供开垦的土地以小面积居多，限制了聚落居民人数的增加。一直到清末民初，闽北各地居民聚居的自然村落规模一般都比较小，以百人以下的村落居多，超过千人以上的自然村落比较少见。这与沿海地区的一些大族聚居地动辄数千人以至万人相比，差距很大。
  闽北山区人口相对稀少，土地的压力不如沿海那样紧张，农业生产始终保持着比较传统的运作方式。到20世纪80年代，闽北山区仍注重于传统农业的生产，成为福建省内最重要的粮食供应地和山区原材料、土特产供应地。自宋朝起，闽江上游地区的农业生产正好可以弥补福建沿海粮食供应的不足。其他如木材、竹纸、药材等山货，亦多赖闽江上游各府的生产，闽江交通运输的方便，使闽北与福州沿海的联系相当密切。与之相适应，闽北人的风尚习俗与人文性格也都较为纯朴敦古。闽北各地方志对于这里民风习尚均作此类描述：建宁县，“山多田少，人性犷直，出商者少，力穑者多”。（①《建宁县志》，卷6，风俗。）光泽县，
  “人性犷直，俗尚朴素，男耕女织，不乐行商，而生理鲜薄”。（①光绪《邵武府志》，卷9，风俗。）建宁县，“地僻而民贫，山多而土瘠，无声气之通，故士尚儒术，播种所及，殆无隙地，故少惰农。奇技淫巧，不接于目，故工安其拙。舟车不通，故商贾不集”。（②光绪《邵武府志》，卷9，风俗。）邵武县，“在闽海之西……风气淳朴，男子无牵车贩贾之利，又无鱼盐，女工绮绣纯丽之巧，其四时务耕作，城邑之家不过收租纳税，治家教子而已”。（③《邵武府志》，卷9，风俗。引施鸿：《舆地风俗说》。）建瓯县，“男女不混于途，少长各攻其艺，民畏官，士重清议，农力甚勤，不事商贾末技”。（④民国《建瓯县志》，卷19，礼俗。）政和县，“民皆土著，不轻去其乡……田寡土瘠，俗尚辛勤，民情古朴”。（⑤民国《政和县志》，卷20，《礼俗》。）浦城县，“山多田少……民性质朴，稼穑者多，商贩者少”。（⑥光绪《浦城县志》，卷6，《风俗》。）松溪县，“松邑土风淳朴，人性俭约，男务耕稼，女务织工，不事商贾”。（⑦康熙《松溪县志》，卷1，《风俗》。）《南平县志》叙述这里的农民：“胝胼于邪，硗确崎岖，垦辟殆尽崐，器用朴素，市无奇技淫巧难致之物，土风淳朴，人性俭约……男子编氓虽贫，守死而不鬻男女，亲戚相得，尊卑以序，不以贵贱殊异睦姻任恤之行，财产或不足，而情意有余，贫贱之党戚谊弥笃”。（⑧民国《南平县志》，卷11，《礼俗》。）
  闽北经济的相对落后，且闽北汉人流动性较大，使得这里的文化教育与人文事业缺乏稳固的发展，起伏性很大。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长江以北战乱不断，浙江也时有警报，闽北靠近浙江，距临安不远，反而成为乐土。因此，在宋代，闽北的文化教育与人文事业进入了一个辉煌时期，诞生了名臣李纲、刘子羽、刘珙等，名儒朱熹、杨时、真秀德、游酢、蔡元定、胡安国、胡宏、刘子翬等，形成中国南方的理学大宗。
  明清时期，福建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新的发展，从而推动了文化教育与人文事业。而闽北地区却没有多大的变化，依然固守传统农业经济，文化教育与人文事业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反而出现衰退的局面，自明清以来，科举进士寥寥无几。居民也都安于现状，缺乏沿海汉民的开拓进取精神。
  五、客家人
  福建客家人居住的区域是三明市的宁化、清流、明溪，龙岩市的长汀、上杭、武平、永定、连城，（⑨上述八县在清代均为汀州府所属县份。）漳州市的南靖、平和、诏安。客家先民原本分布在中原各地，他们迁入闽西的时间，比起福建的其他民系相对要迟一些。汉晋南北朝时期，已有少量中原汉民人迁闽西。从唐末以降，特别是宋代，客家先民迁入闽西的数量越来越多，闽西山区也得到了迅速的开发。根据客家族谱及相关资料记载，汉晋南北朝以至中唐，迁入闽西的客家姓氏仅有詹、邱、何、巫等姓，而从唐末至宋代迁入闽西客家区的姓氏多达100余种。民国《上杭县志·氏族志》中记载，上杭的百余种姓氏，除了始迁时间不详的姓氏外，仅有郭氏一姓是从五代时迁入上杭的，其余都是在宋代及其后才迁入上杭县的。民国《武平县志·氏族志》载，该县姓氏近百种，除了始迁时间不详的姓氏外，其中五代以前迁入的姓氏亦仅一种，宋代迁入的姓氏11种，元代14种，明清时期迁入者31种。
  历代官方户口也记载了中原汉民入迁闽西的趋势，据《元和郡县志》等书的记载，唐开元年间（713—741年），福州为3067户，建州为20800户，泉州为50754户，漳州为1690户，而此时汀州的户口因数量太少没有统计。至唐元和年间（806—860年），汀州的户数才为2618户。北宋太平兴国五年至端拱二年间（980—989年），汀州的人口增至24007户，这是汀州户口的第一次大幅度增长。从北宋太宗时期到神宗元丰时期(1078－1085年），户口从24007户增到81454户，这是汀州户口的第二次大幅度增长。从北宋末至南宋中叶的宁宗庆元时期（1195－1200年），户数增至218570户。
  闽西山区人口发展最快的是有汀江和沙溪之便的长汀和宁化二县，唐朝政府根据这一带外地移民不断增加和土地开发的需要，分别于唐开元十三年（725年）和开元二十四年（736年）设置了黄连县（后改宁化县）和长汀县。北宋时期，客家移民逐渐从汀江和沙溪两岸向山区扩展，于是政府又设置了上杭、武平、清流三县，南宋时增设了连城县，明代成化年间增设了永定、归化（今明溪）二县。
  中原汉民入迁、开发闽西山区的历程特别艰难。据杨澜的《临汀汇考》记载，山区土地零散，大多只能就山势起伏建成梯田。自唐宋以来，闽西汀州府一直是福建省田地、田赋数量最少的一个地区。明天顺年间（1457－1464年），福建布政司田赋总额为82万余石，福州、泉州、漳州、建宁四府均在10万石以上，仅有两个属县的兴化府，也有田赋6万余石，而汀州府仅3万余石。据清代后期的统计，全省在官府册籍上的土地共有1418万余亩，汀州府有土地131.5万余亩，还不到全省田地总额的十分之一。而清代闽西客家八县的地理面积近2万平方千米，约占全省总面积的16%。
  闽西客家的现有居民有一部分是从中原原居地直接迁移到闽西的，但更多的客家先民是先迁移到江西南部、福建北部、福建沿海各地，后转迁而来的。根据客家谱牒记载：林氏，元末至正间（1341－1368年）有林积福，世居莆田，其子孙于明初迁入汀、梅一带；卓氏，宋绍兴间（1131—1162年）卓在周从莆田迁连城；翁氏，世居莆田，其子孙因避倭寇之乱，迁居永定；邹氏，从中原入迁后先居闽北邵武、泰宁一带，宋时转迁长汀；丘氏，原先亦世居莆田，南宋后期其后裔转迁于潮州、上杭一带；梁氏，先在闽南南安定居，宋时，转迁宁化石壁村；连氏，其先代从中原迁居福州，明清时期又转迁于连城落籍；郑氏，先迁入漳泉沿海一带，宋代时转迁于永定。闽西地方志也有类似记载，如《武平县志·氏族志》中记载，该县石、游等姓由龙岩迁入，吴、蔡等姓由漳州迁入，廖姓由闽北顺昌迁入，赵姓由泉州迁入，谢姓由邵武迁入。民国《上杭县志·氏族志》记载：林氏始祖宋季自莆田入汀，居濯田，后来杭，分居各乡；商氏先代自漳州迁于县城，约百年上下。另外施氏、方氏、潘氏、尤氏等，也是从福建沿海各地迁入闽西山区的。
  闽西山区较为恶劣的自然环境又迫使许多入迁的汉民再次向外地迁移。沿着广东北部山区向西发展是闽西客家人的主要迁移流向。闽浙赣三省交界山区，也是许多闽西人谋生的场所。
  客家先民来到闽西山区后，由于汉族移民在政治和文化上具有优势，许多土著居民亦逐渐向汉民转化。到了宋代之后，客家移民的人数迅速增加，土著居民的数量逐渐减少。
  客家人在社会风尚、经济生活、宗教信仰、语言习俗等方面与福建其他民系存在着一些不同之处。在经济生活方面，农业生产以带有山区特色的稻作农业为主，山林经济为辅，商业不发达，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色彩极浓，百姓生活普遍比较艰苦、贫困。这种状况一直到近代均无多大改变。客家人的妇女与其他民系妇女的最大差别是较少缠足，以便参加多种生产劳动和家务劳动。
  在民风方面，长期生活在闭塞的山区，物质生活艰苦穷困，使客家人形成了艰苦朴素的性格。汀州的读书人有淳朴本分、重视气节的优点，又有兀傲、刚愎的缺点。中原文化向赣南、闽西的传播，主要是通过中原汉人南迁实现的。中原汉人不仅传播了中原文化，而且把迁徙途中克服磨难所锻炼出来的吃苦耐劳、百折不挠的精神融入传统文化中，从而形成了义励廉隅、抗志励节、朴实无华，而又悍劲伉健、坚韧不拔、勇于反抗、敢于斗争的社会风尚。清代及近现代连城等县居民因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驱动，也有从事工商业者，从而掺合了某些机心好争的习气。但从整体的民风而言，闽西客家人的习尚还是要比沿海各地纯朴敦古一些。客家人与土著居民长期共同生活在闽赣粤边界山区，彼此错居杂处，潜移默化，互相融合，使得有些民风习俗明显带有土著先民的文化色彩。如客家人的民间宗教信仰就糅合了古代土著“尚鬼信巫”的习俗。客家妇女辫发装饰、衣着、不缠足等都保留了土著居民的遗风，婚俗接近畲民。客家方言与福建其他汉族的语言很不相同。除了分布在广东的少数人外，其他各地畲族基本上操与客家方言十分相近的畲族语言。
  闽西开发较迟，因此在文化教育方面也相对落后。汀州自唐开元年间（713—741年）建州以来，至北宋天圣年间（1023－1031年）才建立郡学，中间有近三百年没有州、郡一级学校。所以建州至宣宗大中年间（847—859年），历一百多年才有一位伍愿（后改名伍正己）进士及第。至北宋太平兴国中（976—983年），又历一百多年，才有罗或成为汀州第二位进士。此后直至《临汀志》成书的南宋开庆年间，“每科得人亦稀”，与同时期福建其他地区相比最为落后。在著作方面，明代以前汀籍人士仅郑文宝、李元白、汤莘叟3人有专集传世。明清时期，各级学校的规制已经完备，民间读书风气也逐渐兴盛，但中科出仕者仍不能与沿海各地相比。清代《临汀汇考》记闽西人文最盛的长汀县的情景云：“明初长汀人文胜于外邑，掇巍科登显仕者亦踵相接。自永乐至隆庆百余年，郁郁彬布矣。天（启）崇（祯）以后，科名星落，城社烟墟，抑且讼狱繁兴，士习衰而民风亦替……国初气运初回，人皆返朴，衣税食租之子不出户庭，力田治山之民常安本分，而黄门之彦老牖下者恒多端士，登仕版者具有政声，故家遗俗方骏骏有日上之机，何以近又复中衰也。”
  六、龙岩人
  把龙岩人作为单独的民系，其主要原因是在历史上龙岩县的行政归属不稳定。龙岩设县于唐朝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是福建设县较早的地方之一。设县之初称为新罗县，天宝元年（742年）改名为龙岩县，隶属于汀州。汀州各属的交通主要依靠汀江，早期汉人的迁居开发，一般都沿江溪而栖息。但龙岩与汀州之间并无水路可通，阻隔了汀州与龙岩的行政所属以及汉人入迁之后的相互往来。唐大历十一年（776年），龙岩县脱离了汀州的管辖，改属闽南的漳州。此后，历经近千年，均无变化。龙岩县虽然长期为漳州管辖，但两地之间的交通依然十分不便。所以，龙岩县一直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小区域。
  唐宋时期，龙岩县汉人的入迁是多方的，有的从汀州转迁而来，有的从闽北尤溪、大田一带转迁而来，还有的从沿海漳州、泉州一带转迁而来。这就使得龙岩人的构成，较之闽南人和客家人等其他民系来得更为复杂，更为多源。而其小区域的相对独立性和与其他民系之间交往的艰难，使得不管是源于哪个地区的汉人，只要定居于龙岩并繁衍后代之后，便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融入到龙岩人这一单独的民系之中。到了清代雍正年间（1723－1735年），龙岩县从漳州府分割出来，升县为州，领漳平、宁洋（今属漳平）二县。龙岩州的建立，反映了这一地区的民系布局和社会经济的运作格局。
  北方汉民入迁龙岩的时间，大致可以追溯至晋代南朝时，但是这时迁入龙岩的汉人较少。从已有的龙岩民间族谱记载，最早入迁至这里的居民，只能追溯到唐代。唐代迁人龙岩的汉人姓氏，主要有谢、曹、徐、翁、范、姜等。如据《曹氏族谱》载，曹氏远祖名淳厚，系唐代徽州婺源（古属安徽，今属江西）人，于仪凤年间（676—679年）以府兵都校随从陈昭烈将军入闽，分驻漳、泉和苦草镇（今龙岩）一带。至唐末，其后裔有徙居香山（今漳平赤水乡香寮村）避难者。谢姓，也是唐代前期由河南固始县迁入。姜姓由江苏徐州迁入。翁姓由福州沙县迁入。范姓由连城迁入。徐姓则于唐末由江西临川迁入。这些姓氏有从北方直接迁入的，也有从闽南、闽北及客家转迁而来的。民国《龙岩县志》卷4《氏族表》记载了当时龙岩县的一些主要姓氏的入迁情况。根据《氏族表》的统计，从外省迁入龙岩的共有46姓。来自福州民系的有6个姓氏，来自兴化民系的有3个姓氏，来自闽南民系的有29个姓氏，来自闽北民系的有9个姓氏，来自客家民系的有40个姓氏。迁入的时间，宋代以前迁入的仅有5姓，宋元时期迁入的有39姓，明清时期迁入的有69姓，民国时期迁入的有2姓。大体与闽西客家人的迁移趋势相同。
  作为一个独立的民系，龙岩民系的组成是多方面的。因龙岩县的大部分县界与客家区域的连城、上杭、永定三县相邻，而客家民系从明代以后，有逐渐向南、向西再度迁徙的趋向，所以，龙岩民系的来源，以汀州的客家人为多。由于地理环境的阻隔以及行政管辖的变迁，龙岩的汉人逐渐成为一支既有别于客家人，也有别于闽南漳州人的独特民系。
  龙岩民系的民间风尚及其人文性格主要体现在重农又兼重工商和小地域集团观念强烈两方面。
  龙岩处于丛山之中，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生业十分困难。到了明清时期，迁入龙岩的外地移民迅速增多，人多地少的现象日益严重，无地农民的处境更加艰难。当农业生产容纳不下日益增加的人口时，龙岩人不得不向工商业方面谋求发展。明代中叶以后，中国的商品经济得到发展，龙岩山区丰富的林业资源以及山区土特产，为发展工商业提供了资源，龙岩又是汀州与闽南交往以及闽北与漳州交往的必经之道，在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明代后期以来，龙岩人从工经商的风气逐渐兴盛起来。民国9年修的《龙岩县志》云：“商人长袖善舞，多钱善贾，出则长驾远驭，执商场之牛耳。处则慷慨施与，驰社会之声誉，三江五岭之间，茶菸捆载而往，厚获而归，金银吸收百万，素封之家，村巷相望。”（①民国9年《龙岩县志》，卷21，《礼俗志》。）民国34年修的《龙岩县志》亦云：“本邑处万山中，山多田少，耕地不敷分配，人民多向外发展。清乾嘉间，行商特盛，一肩行李，跋涉江湖。以故交通虽感困难，而风气并不闭塞。盖以所闻所见，不囿于方隅故也。”（②民国34年《龙岩县志》，卷7，《社会志》。）
  龙岩是一个相对自成体系的经济区域，语言、风俗习惯等相同，同乡龙岩人之间较易相互认同，而与周边地区居民，由于语言障碍，则较难进行沟通。所以，久而久之，龙岩人便形成了较为浓厚的地缘观念。这种地缘观念反映在龙岩众多的会馆的建设上。龙岩商人是会馆的首倡者、建设者，也是主要使用者。民国34年修的《龙岩县志》把会馆概况列入《实业志》的商业条目中，该志《凡例》云：“旧志以会馆列《建置》，尚无不合。惟如北京会馆，表面上为公车应试而设，实则龙岩商务发达，商人足迹，遍十八行省……则会馆之有关商务，自无疑义。况如河南、广东、潮州、南昌、进贤、赣州、余干、汉口、九江、南京、汀漳、建瓯等处，均有会馆……今志尽量访查，辟为专栏，归于商业。”（①民国34年《龙岩县志》，卷首，《凡例》。）
  附录
  一、疍民
  福建疍民出现在史书上，大约在东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他们以楫为家，生活于水上，故先后获得一些不同名称，主要有“游艇子”（南北朝称谓）、“家桴筏”（唐代称谓）、“白水郎”（唐宋称谓）、“蜒民”、“疍民”或“a民”（宋代称谓）、“曲蹄”、“诃黎”、“科题”（清末称谓）。
  福建疍民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疍民以舟为家，主要从事渔业和水上运输。永乐年间（1403－1424)，疍民曾被明王朝征召去抗倭。由于他们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到处漂泊，生活很不安定，在政治上没有地位，不被允许上陆地居住，被视为贱民、奴隶。
  由于疍人生活特点与汉人不同，其文化特征和生活习俗也与汉人有异，明显继承了古越人的文化传统。其表现有四：
  (一）习性相同。越人以“习于水斗，便于行舟”著称于世。越人居水称为水人，疍人生活于水上，也有被称为“水人”。《太平寰宇记·漳州县条》：“梁屿州，郡国志在中州，有水豹、水人。”《闽中纪事诗》曰：“疍户泗波出。”疍人也有善于行舟、习于水斗的特性。
  (二）图腾信仰相同。汉许慎《说义解字》：“闽，东南越，蛇神。”所谓“蛇神”，即指崇拜蛇图腾。疍人也保留着对蛇的信仰。郁永河《海上纪略》云：“凡（福建）海船中，必有一蛇，名曰木龙，自船成日即有之，平时曾不可见，亦不知所处。若见木龙去，则舟必败。”（②《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9帙。）“疍人神宫，画蛇以祭，自云龙种。”（③《赤雅》上篇。）
  (三）文身相同。越人“断发文身”，疍人也一样，“以其入水辄绣面文身，以象蛟龙之子”，（①《广东新语·舟语》。）避免受伤害。
  (四）喜食水产品。越人食水产以为珍味，不觉其腥臊，疍人采海物为生，且生食之。
  疍人以船为家，婚丧之事一般均在舟中进行，婚姻保留族内婚。结婚时，由男家驶艇至女家迎接。婚后男女均参加劳动。妇女为家庭主妇，与男子社会地位相当。婚姻大多包办，养童养媳盛行。
  丧俗简单，凡人死时，另备一舟置尸其中，亲友则在别艇守灵三天或七天，即用棺木殓尸抬上陆地上山土葬。
  据吴高梓《福建疍民调查》，胥民多数崇拜佛教和道教，也有极少数信仰基督教。船上普遍设置神明香火，禁忌也特别多。
  随着工商业活动和海上交通事业的发展，有一部分汉人也从事水运或捕鱼，汉人和疍人之间就产生了一些文化认同，彼此间的文化差异逐渐减少。一部分汉人下海营生，也有一部分疍民上陆务农。《侯官乡土志》记载，清末侯官县水上居民陆居的乡村有尾土党、沙墩、小桥、白石头、港边、横歧、坛上、溪头港等处，还有琅岐岛、南屿、白沙、西禄等村。他们先是租种地主土地，后来部分疍民由佃农变为自耕农，与汉族农民过着同样的生活。如今福州闽江两岸及帮州、义洲、鸭姆洲、泛船浦、上渡、中洲、苍霞洲、水部沿江一带，大都为疍民陆居的地方。
  随着疍民同汉族发生通婚关系愈来愈多，水陆两地住民的界限也就愈来愈不明显，在生活习俗、语言、社会组织等方面已与当地汉族相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政府曾组织人员对疍民进行民族识别与调查，确定S民为汉族人。
  一、惠东人
  惠东是指惠安东部沿海的崇武镇、山霞乡、涂寨镇、东岭镇、净峰乡、小蚱乡及辋川镇7个乡镇。根据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上述7个乡镇人口412091(男188979，女223112)，占全县19个乡镇总人口1091604人的38%。所谓惠东人即指在存在上述7镇中的，妇女服饰特异并有长住娘家的婚俗的这一部分人群。
  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年）析晋江县东乡十六里置惠安县。惠安建县时，惠东地区汉人不多，人口比较稀少，经济也较滞后。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修建石城，设立崇武所。据载：崇武千户所官兵……旧制十人为队，队有小旗一人。伍队则有总旗一人。中队为百户所，有百户一人。十百户为千户所，则有正副千户统之，凡为军一千。”（②张岳：《惠安县志》，卷7，《职役》。）崇武城内住民，有许多是建城时“官籍”、“军籍”的后裔，姓氏复杂，有“百家姓”之称。现城内住民除少数原住民外，都是从外地迁入的汉人。
  明代除崇武城外，还在邻近的沿海地区建有崇武澳、獭屈澳、小岞澳、黄崎澳、蜂尾澳，以上五澳倶有城堡。在这5个城澳中，惠东辖内便有崇武、小岞、蜂尾3个城。惠东除军户外，汉人入迁极少数，大都还是未入户籍的原住民。《惠安县志》载：在小岞地区，“男女业作，皆归于公，家长掌之。无私蓄，无私馔，衣服稍美者，别藏之，有嘉事递服以出。鸡鸣皆起，听家长命其日所业，无敢怠惰。士大夫，好事者或往观其家，甚有古朴之风，至今不替。”这里记载的是一种实行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由家长（酋长）领导的原始生活方式。惠东人的特征当是与上述原住民有关。
  惠东人习俗主要表现在特殊的妇女服饰和长住娘家婚俗两方面：
  (一）惠东妇女服饰
  指惠东沿海的净峰、小岞和崇武、山霞等4个乡镇的两种类型的妇女服饰。1989年10月惠安县建成“惠东妇女服饰民俗陈列馆”，该馆陈列上述两种类型自清代末期至20世纪的服饰，其中，服装100余件，首饰等300余件，以及儿童帽饰、银铜器30余件。（①惠安县文化局：《惠安县文物志》，第130页，1990年11月印。以下服装服饰资料均参阅《惠安县文物志》。）
  1.净峰、小岞妇女服饰
  (1)上衣：在清末至20世纪20年代时又称“大袂衫”，带领右斜衽开裾，长过膝，胸腰部宽，袖长及腕，宽袖口。领到腰缝副铜质纽扣（也有布纽），布料为土制粗纱布，或自织的苎麻布，或以苎为经以纱为纬交织而成的苎纱布。用青黛等色染料染成黑中透蓝，有葱翠之致，称为“城内葱”（小岞内有城堡），染后上肢碾平，有亮色，质坚硬。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衣长度缩短，随时间推后，一直缩到臀部，宽度、袖长不变，袖口稍缩，领高30厘米。自20年代末开始，延续在衣襟滚条上做文章，先是滚3行，逐渐扩大滚镶的面积，除衣襟滚外，增加开裾滚、袖口滚。滚条的行数与样式由少而多，由简而繁，直至50年代发展到致极，既有线滚，又有布滚、花滚、大小橄榄滚、万字滚等，共计十余行，几乎占有整个布料的四分之一。如无滚边，则另备加滚的袖套。这时，衣领仍高30厘米，但外镶一行白滚条，里面用白团线绽出两行交错的马齿形花纹，由领至裾共5副纽扣。30年代开始，上衣面料用月蓝布、绿自由、绿米长（绿底白点花纹）、黑帛仔、黑密乳，也用蓝色或绿色的华达呢和哔叽。50年代以后服装颜色和布料在蓝衫黑裤、绿衫蓝裤的基础上，加上时兴的细花布。这时上衣的长度略有收缩，袖口也逐渐缩窄，过去的“城内葱”、苎布，长过膝的“大袂衫”已基本淘汰。到了70年代，旧的朴素衣料被各种化纤布所取代，上衣用缀有小花点的“那润”、“的确良”、“东方绸”等布料，颜色也多种多样。这个时期，上衣的长度已不过脐，袖口则缩至12厘米。上衣缩短了，冬天须穿上贴背。因为上衣缩短了，腰间的装饰便突出起来，一般裤头扎上两条自己精心编织成的红色或黄色裤带，已婚者则加上1条银裤带，原先的银裤带为单股，以后发展为8股。
  (2）裤：从清末至20世纪20年代，宽围大折，裤筒宽，裤头为白粗布，裤料和颜色与衣衫同。30年代以后裤筒较前略小，裤料则用黑帛仔、黑密乳、黑羽绒等。春夏两季用黑、蓝软织品。裤头用蓝、绿、青莲等色。老年人还是保留“城内葱”，白裤头仅中年以上者用。裤筒后片靠臀部处，用五色绒线绣上6厘米见方的“绣记”。50年代后，裤料用黑、蓝的时兴布，裤头最普遍的是用绿色标准布，其次是大蓝布或阔柳条。这时裤筒仅及30厘米或27厘米左右。
  (3）百褶边裙：俗称“肚裙”。由两片上蜡的黑布合成，每片50褶，上端接一段白纱布作裙头，两边系带；下端边沿有刺绣密集的红色花瓣曲线，裙系在外衣里面，比外衣稍长，这是盛装时必备的礼节性的服饰。20世纪50年代后百褶边裙逐渐淘汰。
  (4）贴背：即无袖对襟夹衣。从清末至20世纪20年代，里用“城内葱”，前期面料用月蓝布，后期兼用梨雪布，长度同上衣。领高3厘米，领下有铜质纽扣1副，胸前正中密排3副（也有布纽）。外衣和贴背不加滚。这种夹衣类用于秋冬两季，加在上衣外面，作保暖用。30年代开始已不用里布，仅用面布，长度也如上衣逐渐缩短，仅及臀部。领纽2副，胸纽4副，较前各添1副。有简单的滚边，即在两肩的开口处连同前襟、两裾以及背片各镶两行白滚。随后滚边逐渐增多，到50年代变化更加繁缛。60年代后，贴背多改为羊毛背心。
  (5）腰巾：清末至20世纪20年代，用“城内葱”制成，长36厘米，宽84厘米。正中有两条褶纹辑在一起，上端接一条两重合绽的白布作腰中头，高6厘米多，中头两边各系红色纱带一条，末端散开作流苏状，腰巾与腰巾头连接处的边沿各缀一块蓝色方形绣花布，这是操持家务或外出劳作的常用物。30年代开始，腰中布料改为黑帛仔、黑密乳等。
  (6）凤冠鞋：又称“鸡公鞋”。清末至20世纪20年代，用红色呢布制成，鞋面绣花鸟图案，鞋头上翘，鞋尖绣一鸡冠花瓣，两旁各绣一只彩凤。鞋底用废布重叠钉成，高约3厘米，周围盖上白色漆料。高垫，无后崎，如同拖鞋。婚嫁时，穿以登轿，俗称“踏轿斗”，婚后回夫家或逢年过节也穿，为礼节性用品。30年代多用拖鞋，初时自制自绣，逐渐改为购买。
  (7）发型：有已婚、未婚之别。未婚者蓄全发，分3股编成单长辫，扎上红、黑绒线。已婚者发型又有盛装、便装之别。盛装发型，清末至20世纪20年代本地称“大头髻”，简称“大头”，因其状如“埔缀（竹制蒸具）髻”。其特征是硕大，直#60厘米左右，行动不便，进出门须低头。所佩戴的饰物约100多件，重达10公斤，许多妇女因此头发脱落，故乡人有“七支头发编八把”的俗语。三四十年代“大头髻”改为“圆头”、“双头髻”和“螺棕头”。1949年冬进行“风俗改良活动”，大部分妇女头发改为“圆头”和“双髻头”，头饰也比盛装时简单得多。1950年妇女自动剪发或改梳双长辫，婚后青年妇女都改梳“螺棕头”。这时，绣花中仔仍沿用，但花纹已经变得简单朴素。中年妇女仍旧梳“圆头”和“双髻头”。自这时起，妇女最基本的发型是把双小辫折叠在头顶，并分为两边，比头部微有展出，以便包头巾时有棱角，额头留有刘海，头顶上由前至后，次第别着1至3支塑料梳子。她们不分寒暑都在头上包一条饰有小花蕾的头巾。这些头巾她们收藏很多，多者达上百条，少者也有几十条。1958年修惠女水库时，开始兴起戴黄斗笠，内缀各种绒线花或塑料花。
  2.崇武、山霞妇女服饰
  (1)上衣。又称“接袖衫”。清末至20世纪30年代，衣甚长，胸、腰、臀围宽阔，衣摆稍成弧形外展。袖口偏窄，袖（又称“接袖”）偏长。长袖为的是在新婚时掩面遮羞。等到婚后第3天，才将袖长的一半翻卷固定缝住。在袖口翻面缝黑布并镶饰色线，袖口还缀接2块拼合成长方形的三角蓝布，圆领黑边白底，并刺绣花纹图案，在挖襟边滚一黑边。中式纽根，领前、肩胛、袖笼和腰间共9粒。上衣颜色有褐红（俗称“红口布”）和黑蓝色，布料多为粗布和苎麻布两种，分冬春和秋夏穿着。20世纪四五十年代称“缀做衫”，即中式挖襟衫。对原有的“接袖衫”作了各部位的收缩。衣沿的弧度增大，臀围的宽度加阔，往外弯展，有一定的曲线感，腰围处的中式纽根减少成3个连在一起，袖口环蓝布边。衣衫仍为褐红和黑色。领围上的刺绣由简单转向复杂，并有一定的装饰内容。胸前、背后中线左右两边又增缀2块方布，衫色褐红色则缀黑色，衫色黑色则缀褐红色，布的四边角镶接4块小三角形有色布。因为整件衣衫由若干布拼合而成，故称“缀做衫”。这种衣衫，新制时用于喜庆、节日、做客，或初婚回夫家时穿，旧了平时也可穿。日常所穿的上衣，则没有缀接胸、背的布块，衣领也没有刺绣花纹。20世纪60年代以后，改为短衬衫，又称“节约衫”。即在缀接衫的基础上，去掉三种形色布和方形黑、褐红的繁杂镶接工艺，胸围、袖管收缩，紧紧包住丰满的胸部和圆润的手臂，充分体现上衣的曲线美。衣袖长仅至小臂的一半，衣长仅及脐位，臀围是大弧度的椭圆形，增加宽度，往外弯展至袖拢。腰间扎五彩塑料丝裤带和3至8股5垂的银裤链。上衣没有刺绣任何花纹，以单色布料制成，但袖口边滚二环布，一环单色（黄、金黄）、一环花布。布色为冬春湖蓝、孔雀蓝和黑色。黑色庄严，结婚时穿，平时多穿湖蓝和孔雀蓝。夏秋普遍穿白色，袖口镶饰黄色或蓝色花布边，在半臂处至肩和胸部另外接上一块淡绿色布。
  (2）裤。黑色，清末至20世纪50年代，裤筒宽至36厘米，裤头为臀部的一倍宽，上边缝接一块15厘米宽的蓝色布边。着装时，裤头折叠于臂上部，系上裤带及一条1股3垂的银裤链。平时在娘家穿布裤，结婚头几天以及做客穿黑丝绸裤。未生孩子时，往返娘家、夫家要穿丝绸裤。20世纪60年代开始，中老年人使用的布料增黑色尼龙布。年轻人和文化程度高的人多穿西裤。颜色主调为黑色，其腰围小，臀围大，裤管尾狭小。
  (3）百褶短边裙。黑色，清末至20世纪30年代，由两边硬布重叠成百褶，缝接在一条宽约6厘米的有色布上，系围在腰间，用于劳作或外出做客。40年代后逐渐少穿，以至于不穿。
  (4）腰巾。清末至20世纪30年代，用长80厘米左右、宽30厘米左右的黑布制成。下沿呈小椭圆形，上边缝在一条4.5厘米宽的双层花布上。花布的两头镶饰1组梯形和4组三角形拼合成的色布。两条腰巾带的带头分别有花纹，水红或黑色束须尾。腰巾围系在外衣上，有保暖和护衣作用。冬春才用，夏秋不用。四五十年代，腰巾继续使用，但增加了花纹和颜色。
  (5）褡裢。又称“插么”，是一种口袋，呈长方形，长60厘米、宽25厘米。用蓝、黑色布缝制，中间开口，两头装物。在开口的两边分别缀接黑、绿色布，长度是以上口袋的一半，宽度如前，并刺绣简单的花纹，4个角饰有4束金黄等色的须带。这是当时妇女必备的物件。四五十年代，褡裢继续使用，仅是增加了花纹和色调。
  (6）贴背。又称“无袖夹胛”，前长后短，上半部用蓝色，下半部用约12厘米宽的褐红色或蓝色的布剪成椭圆形缝接着，前短至腰间，后长至衣沿。上半部的蓝布上有2组3个白色中式纽根，纽粒染水红色，对襟旁边左右两个开口，手可伸入。正反两面均可穿。
  (7）踩跷鞋。又称“轿鞋”。清末至20世纪30年代，鞋面用红绸布刺绣各种花纹，鞋底用油布叠纳3厘米多厚。结婚的头三天穿，以后逢喜事才穿，最后在逝世时再穿入殓。40年代后少用，并逐渐不用。
  (8）发型。清末至20世纪30年代梳大头髻，用于喜事。髻插各种银制品，还有各种颜色和式样的绒子花。同时，还有一条黑色丝巾，从髻边向背后下垂至衣沿。巾两头用黑帛仔布连接，并以绿色丝线缝制各种图案。平时头饰不插金银制品和绒花，头上仅盖长方彩罩。在头顶上还用黑布制成羊角状的高尖三角形的饰物两块，插在髻上，尖尾上缝着1.5厘米的红色或水红色织带，如逢丧事用绿色或黑色的饰物。在娘家或是丧偶则不梳髻，不配首饰，拢发，头上用黑色头巾包裹，露出一半头发，俗称“扎贝只”。40年代后，梳“目镜头”，较前简化，但首饰数量同前。婚后回娘家多数包裹花巾。生育孩子后在夫家戴巾仔（即头罩）。老年妇女的头罩改短，到傍晚布罩卸下，仅用骨制的长弯梳将头发梳住。这时，少女盘辫或扎单垂长辩，辫尾扎红绒线。这种发饰再配以黑花纱衫、黑布宽折裤，佩戴手环，系银裤链，显得端庄秀丽。60年代后，梳“螺棕头”，有两种发饰。一是五六十岁的老人头后梳一接近长方形的横髻，插上一至三支银制的梅花和一至三蕊绒仔花，头中插一两个塑料弯梳子。冬天着一条15厘米长的黑料丝巾，两头用绿线缝出各种图案，有时再包上花头巾。二是青年人或中年人不梳髻，而是剪短发或梳两条辫子，则用30厘米长的铁线折成小弯形，用黑色羊毛滚成粗辫子套在头中，向两耳边垂下，然后包上花头巾，使花头巾向外稍展。额上的头发处插上三个三色（红、黄、绿）弯形的塑料梳子，紧接着是插上一块用银丝钢串上各色小珠子折成的“万”字花匾子，然后再用金黄碰纱，扎成一朵蝴蝶花。60年代以后，四季都用四方形花头巾，一般是白底绿花、蓝花，或是绿底、蓝底白花最多，折成三角形包在头上，有防止风沙、御寒、保暖和保护发型等作用。一般都有多条不同花色的头巾，以备用。除头巾外，还配黄色竹编尖头斗笠，常年使用。
  两地的服饰有共性的特点，也有明显差异。裤子大体相同，上衣有些不同，小岞妇女上衣除色泽可辨外，比大岞更短，故民间常有顺口溜称：“日日见财”（闽南话财与脐同音），“封建头（指头部用头巾、竹笠密封起来），民主肚（指肚脐显露），节约衫，浪费裤”。东岭、涂寨及山霞一带，衣饰同这两地又不同，上衣较长，没有“民主肚”，色尚蓝、黑，此类服饰与惠安其他地区相接近。
  (二）长住娘家的习俗
  俗称“不欠债的”，即指婚礼后，新娘只有头三天在丈夫家住，第四天一早就要回娘家。依此婚俗，新娘新婚不得与丈夫同宿。20世纪50年代之前，新娘出嫁时内裤及下身要被捆绑，三天后回娘家要受姊妹伙伴的检查，如发现与丈夫发生性关系，则被视为越轨。20世纪50年代后此风习虽略有改变，但基本相沿。
  婚礼后，女子只有逢年过节或农忙时偶尔回夫家数次，一直到怀孕临产，才住到夫家（俗称“欠债的”）。平时如常回夫家或是与丈夫较亲热，都为习惯所不许，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责难。由于妻子很少到夫家，到夫家又多在夜间，且多用头巾遮脸，所以常出现夫妻多年相处但互不认识的怪事。
  已婚女子住娘家期间，与其他地区保存“不落夫家”风俗的少数民族妇女不同，不享有社交、性自由。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在惠东86个村庄做过调查统计，该地有长住娘家史及正长住娘家的妇女9356人，约占已婚妇女的99.7%。已婚妇女住娘家时间长短不一，据该县妇联1952年调查，四区前内乡（即小岞村）757名已婚妇女，其中长住娘家达20年以上的有5人，10年以上的41人，5年以上的有261人，5年以下的有381人。如果到了25岁左右尚未怀孕，夫家的父母为了传宗接代，有的便抱养一个孩子让女方住到夫家去。如果年纪大了还未住到夫家，也被认为是不光彩的事，或意味着夫妻关系的危机。
  惠东长住娘家的妇女精神上很苦闷。为了排遣这种苦闷，20世纪50年代之前，存在自发组织的长住娘家妇女会。40年代三区大坑黄村追姑曾在娘家组织“长住娘家妇女会”，当时每个会员要缴白银5元及鳆鱼干5斤作为会费。50年代之后，这种组织消失，但长住娘家的妇女常常住在一起的习俗仍然相沿。几个要好的同伴不仅经常在一起睡觉，还照相、聚餐或到寺庙里焚香发誓：“生不同时，死要同时，你勿误我，我勿误你。”由于苦闷终难排遣，直至八九十年代，她们在一起常唱一些反映旧社会婚姻不幸的《雪梅歌》、《阿兰歌》、《四季歌》等悲哀小调。《阿兰歌》开头一段是：“唱出此歌心头闷，阿兰终身歹命运；父母做事真蠢笨，害死女儿失青春……”这种苦闷又加上“今生命苦，来生可以转世’’的说教，她们多认为死是最有气节的表现，常发出“生不同时死要同时”的誓言，并认为年轻时自杀较之年老的自然死亡更有价值：“黄花鱼要吃需趁青（新鲜），查某（女子）要死趁后生（年轻）；青春年少死了有人看，不可老来让人抬上山（埋葬）。”因此集体自杀和单个自杀的悲剧在那里时有发生。20世纪50年代前，此类事经常发生。这种婚俗促成了早婚陋习。惠东人大多认为，因为结婚后要长住娘家，所以要早婚。于是，这里五六岁的小孩子大都已有对象，甚至还有父母在产房中即为子女定亲之事，还有十一二岁就结婚的事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