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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闽与七闽
  最早记载“闽”的历史文献为《周礼》，据《周礼》所载，“闽”、“七闽”已是周王朝华夏族周围的方国或族属之一。在司寇下属的司隶负责掌管蛮、闽、夷、貉诸族（国）的役隶，并根据各方国的技艺为统治者服各种不同的徭役。闽隶有120人，专门负责养鸟、教鸟言及守卫王宫。
  《山海经·海内南经》云：“闽在海中，三天子障在闽西海北。”《山海经·海内东经》又曰：“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东，在闽西北，入海。”从《山海经》所载“闽”的地望，古代“七闽”分布地域很广的，包括福建、台湾两省，以及浙江南部、江西东部、广东东部等。
  第二节 闽越
  据《史记·东越列传》记载，在秦统一六国以前，无诸统治下的闽越王国已经存在。公元前223年，秦始皇发动对百越战争，闽越王无诸和东瓯王摇向秦王朝表示臣服。秦将他们均废为君长，在闽越聚居地设闽中郡。
  秦末农民起义后，无诸也率众“佐诸侯灭秦”。无诸领导的闽越兵加入到鄱阳令、楚将吴芮的队伍中。这支军队先附楚，后佐汉。
  汉高祖五年（前202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汉越之间建立了起藩臣关系。从汉初被封到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亡国，闽越国存世92年。闽越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效法中原，创造了富有民族特色的闽越文化。
  一、政治
  无诸统治的闽越王国在战国晚期保持王国的独立性。秦王朝虽然在闽越地区置闽中郡统治，但并未行使其权力，实际上政权仍为闽越王掌握着，闽中郡形同虚设。
  西汉时，闽越王国仍保留其独立性，王位是世袭的，且内部还有一套完整的政权组织机构，最高统治者称王，下有相、侯辅政，还有大量武装力量，最高军事统帅为将军。
  （一）宗庙制度
  根据史书记载与考古发现，闽越人严格按照《周礼》的礼制和营城制度建设宗庙与社稷，并行祭祀仪式。与中原祭祀瘗埋牺牲的风俗不同，据《史记·封禅书·索隐》记载：“其祀用干鱼，不享牲牢。”闽越国政权的主要支柱是王室宗亲，他们参与国家大事。
  （二）百官制度
  闽越国在国王之下，除了有“王”、“侯”封置外，还有“君”的设置和称号。在武夷山闽越国故城遗址出土有戳印的陶器有“官黄”、“官径”、“官伩”等印记，反映出闽越国设有专门的王国司陶官署的建制。在出土的板瓦上有“乾官”、“胥须”的印章戳记，又出土了一枚“中门信印”铜印。
  （三）与中原王朝关系
  闽越王、君与中原王朝的交往始于秦始皇发兵平定百越之时。当时，秦始皇未对闽越用兵，闽越之地仍然由闽越王统治。西汉统一后，闽越王国名义上为西汉王朝的藩臣属国，西汉王朝未派兵入闽。无诸死后，汉廷将闽越国裂土为东海（东瓯）、闽越两国，闽越王已对汉廷怀有二心，参与了反对中央王朝的活动。淮南王刘长欲造反和吴楚七国的叛乱，都暗中与闽越国联络。吴楚七国叛乱被平定后，闽越王收留了吴王刘濞的儿子。汉武帝时，越汉关系紧张，汉武帝对闽越先采取劝降和制造内讧策略。在余善统治时期，闽越国曾在闽北的浦城、邵武、建阳等地筑有乌板城、汉阳城、临江故城等五城。建元六年（前135年），闽越进攻南越，汉军为了解救南越，出兵闽越，闽越王弟余善刺杀了王兄郢，奉郢首级向汉廷谢罪。汉王朝遂封丑、余善为闽越繇王和东越王，造成一国两王的特殊政治格局。汉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发兵围攻东瓯，汉武帝派兵解救，闽越撤兵。之后，东瓯请举国迁往江淮以虚故地，闽越趁势兼并东瓯虚地。
  元鼎五年（前112年），汉灭南越后，欲图闽越，余善遂发兵造反，自立为“武帝”。余善先胜后败，闽越国内乱纷起，余善被杀，闽越投降汉廷。汉武帝为了彻底杜绝闽越今后可能存在的叛乱，强行将闽越入迁往江淮地区安置。汉元封元年（前110年）闽越国灭亡。
  二、经济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三楚杂有“闽中、干越杂俗”。在总合楚越经济情况时记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种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执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汉书·地理志》亦载：“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窳赢蛤，食物常足……不忧冻饿。”越人“水行山处”，渔猎经济还占有一定的比重。
  生产工具上已使用铁器。崇安汉城中出土的大量铁农具，如铁茜、锄、犁、镰、鑊、五齿耙等。
  农业生产技术方面采用了“火耕水耨”生产技术。这种耕作方法与原始时代的“刀耕火种”不同。《汉书·武帝纪》云：“江南之地，火耕水耨。”颜师古注引应劭语：“烧草下水种稻，草与稻并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出，复下水灌之，草死，独稻长，所谓火耕水耨。”这种耕作技术代代相传。
  传统的纺织手工业方面，闽越地区生产的荃、葛、帛之类的纺织品曾是当时的贡品和珍贵礼品。无诸王进贡汉高祖刘邦的“石蜜”和“蜜灼”，也是闽越地区的特产。
  汉代，闽越人已能制造和使用“大船载食粮”。这种大船应是一种体量大的运输船。
  三、习俗
  闽越人主食以稻米为主，喜食水产、蛇等食物。城村故城中出土的夹砂陶釜及盘口平底的砂陶小盆，均为煮米炖饭的炊具。
  习惯穿麻、丝或葛布制成的短衣短裤。在城村故城等有关的闽越国遗址中，出土了不少陶纺轮、纺锤，闽越人还有剪发文身的习俗。
  居室建筑以干栏式建筑为特征。在城村故城遗址发掘揭露的宫殿、居室建筑中，均可见到架空于地面40—60厘米，用木柱支撑，并铺设地板于上的建筑结构。
  第三节 山越
  闽越灭国后，有部分闽越人（主要是闽越贵族及其家属和随从）被徙迁于江淮，但仍有一些闽越人逃人深山密林中。
  至三国时，在闽北反抗孙吴的闽越后裔也被称为“山越”。至南宋时，还有山越记载。
  山越生产力低下，居住在边远的山区，甚至还保留浓厚的原始社会残余。其社会组织有称“宗伍”、“宗部”、“千户”、“万户”，又有“六千户”、“五千户”之名。其首领有称“宗帅”、“渠帅”。东汉建安八年（203年），居住在建安（今建瓯县）、汉兴（今浦城县）和南平（今南平市）等闽北地区的越人，在首领洪明、洪进、苑御、吴免、华当等人领导下，率“万户”分别集聚在汉兴县各地。还有吴伍“六千户”驻扎在大潭（在今建阳县西部），邬临“六千户”驻盖竹（在今建阳县南部）。孙权派大将贺齐领兵镇压。最终山越兵败，洪明死，吴免、华当、洪进、苑御、吴伍、邬临等人向贺齐投降。闽北地区山越被杀六千人，被掳达万人之多。
  吴赤乌五年（242年），建安等地山越在其首领黄乱、常俱领导下抗吴。孙权派出廷尉丁密、步兵校尉郑胄、将军钟离牧率军前往镇压。黄乱、常俱等人不敌，率部向吴军投降。
  孙吴征服东南地区山越之后，在越人地区相继设置郡县。吴永安三年（260年）秋，于会稽郡南部设立建安郡。建安郡下领建安县（今建瓯）、汉兴县（今浦城县）、南平县（今南平市）三县，强化了对山越地区统治，随着大量汉人的南迁，山越被同化。
  孙吴在镇压山越的反抗的过程中，掳掠了大量山越民来充当吴军。在孙吴军队中，山越人数比例相当大。他们英勇善战，成为吴军中的“虎士”。
  山区的越人大都是自种自给，农业手工业产品不多，很少用于交换。吴国统治者在平定山越的反抗后，采取措施把山越从山区迁徙到平地，强迫他们“从化”。
  第四节 “蛮僚”与“山都木客”
  唐宋时期，福建各地还存在土著，有的居山区，有的居水上，名称有“蛮僚”、“夷种”、“莫徭”、“山都”、“木客”、“游艇子”以及“畲民”、“査民”等，其中以“蛮僚”（“峒蛮”）居多，主要聚居在漳、汀地区。
  一、“蛮僚”
  唐宋时，“蛮僚”、“洞僚”聚居在今闽粤赣三省交界地，这里山高林密，群山重叠，他们以“搜狩为生”，当唐王朝势力对这一地区进行扩张时，即爆发了“蛮僚”的大规模武装抵抗。
  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中央政府在“蛮僚”聚居区汀州设治。但是民族矛盾依然尖锐，引发当地蛮僚的不满和反抗，其中规模最大是唐乾宁元年（894年）宁化发生的“黄连峒蛮二万围汀州”事件。
  唐光启元年（885年），王潮及其弟王审知，率光、寿二州数千人入闽。漳州地区蛮僚拥护和支持王氏兄弟，并参与了攻打福州的战斗。
  宋代，史书中还记载了当时的“蛮僚之变”。如宋高宗建炎时（1127－1130年），漳浦一带的蛮僚起事，影响范围遍及闽西南、赣南、粤东等地，前后延续了四五十年。南宋莆田人刘克庄专门记载了宋理宗景定二年（1263年）漳州地区的“蛮僚之变”，并撰文《漳州谕畲》，说明蛮僚的分布和这场斗争的原因、规模及所采取的对策等，指出“溪峒种类不一，曰‘蛮’、曰‘徭’、曰‘黎’、曰‘蟹’，在漳曰‘畲’”。此后，蛮僚的活动很难见到记载，而史书中关于“畲民”的记载渐多。
  二、“山都木客”
  唐宋时代，在闽粤赣交界地区的住民还有一种被人称为“山都”、“木客”或“山都木客”的古老民族。他们都是居住在深山密林中，有的还是树居。
  汀州的“山都木客”，据史料记载，数量还不少。其生活特点都是深居密林间，有树居，有室居，少与外界接触。其人身材矮小，肤色黑，能劳动，有语言，使用乐器，善歌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