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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对刑事判决、裁定执行的监督始于1954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颁布之后，其职权包括3个方面:对执行死刑的监督，对监管改造场所执行刑罚的监督，对监外执行刑事判决、裁定的监督。
  一、执行死刑监督
  对判决死刑执行的罪犯，人民检察机关应派员进行临场监督，监督的主要内容包括：罪犯是否死亡，执行时是否按照有关政策和程序进行。50～60年代初，福建检察机关由于人员不足等原因，一般只限于有重点地派员进行临场监督。1980年以后，拫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各级检察机关都依法严格执行。尤其是1983年“严打”斗争中，各级人民检察机关加强对死刑犯执行的监督。福州市院针对新的形势、新的情况，及时与看守所、公安预审部门、武警等单位召开联系会议，共同制定死刑犯交付执行的“四对口”（编提犯号、编绑押死犯场地号、编验明正身场所号、编押赴刑号）、“三严”（严格警戒、严格分工、严格依法检察）的办法，从提犯、绑押、验明正身到押赴刑场执行，做到准确无误。省院根据各地的经验，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在执行监督时，应注意做好四项工作：一是在押解死刑犯赴刑场前，协助法院做好验明正身，询问有无遗嘱、信托等；二是要看死刑犯有无喊冤，遇有喊冤时，应会同公安、法院查明事实，该停止执行的应立即停止执行；三是查看刑场是否安全；四是执行后验明确认毙命，并做好临场记录。1989年8月，省人民检察院针对有些地方对执行死刑的罪犯采用非枪决的做法，向各级人民检察院发出通知，重申执行死刑必须严格按照《刑法》45条规定，“用枪决的办法”。利用死刑罪犯尸体和器官，应严格按照1984年10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民政部联合颁发的《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器官的暂行规定》执行；并通知各级检察机关应当认真履行临场监督职责，严格依法办事。
  二、对监管改造场所执行刑罚监督
  此项工作始于1954年9月《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颁布之后，监督的范围有：关押在看守所的已决犯，是否及时依法解送；对刑期已满的罪犯是否依法按时解放；对确有悔改或立功表现的，正在服刑的罪犯，提出减刑或假释的意见。
  (一）对执行解送和刑满执行的监督
  1956年，省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组成清理案件办公室，并指示各级公、检、法部门，迅速组织力量对监所、劳改队进行一次清理。当年，全省各级人民检察机关配合公安、法院检查监所、劳改队191次，发现刑满应当释放而未释放的情况很突出。据对省直新垦等6个劳改农场调查发现，继续关押刑期已满罪犯达4859名之多。同期，还检查发现，在“留放”政策上也存在不少问题，“留”了一些不该留的人。留放政策是根据当时斗争形式制定的政策。这项政策规定：凡改造不好的，无家可归、无业可就的，家住大中城市和边境口岸的，有特殊情况、本人又不愿意回家的，为留队就业对象；改造好的，家住农村的，家庭需要而本人又不愿意留队的，丧失劳动力的，为不该留队的对象。据龙岩、晋江、南平等3个专区11个单位的统计，留队的443人中，本人自愿留队的仅108人。被留下的这些人在政治、经济待遇方面不尽合理，没有贯彻与有关厂矿职工同工同酬的原则。为此，检察机关建议监管改造场所的主管单位予以纠正。执行留放政策，成为这一时期检察监督改造场所的一项重要内容，持续到1965年。据统计，1957～1965年，全省共清理留队就业人员10870人，其中家住农村，且有老小，不符合留队政策的1564人。同期，还检察纠正已判刑罚未及时解送监管改造场所的人犯4646人。1980～1992年，检察纠正看守所关押已判处刑罚1年以上、未解送监管改造场所劳动改造的罪犯4211人。检查纠正刑满应当释放、免诉、不予起诉应当释放而未予释放的有739人，检察违法释放人犯322起。
  (二）对减刑、假释和死缓犯执行的监督
  50年代和60年代，检察机关主要是配合清案、清监开展这项工作。1955年和1956年，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先后多次发出清案清监、检查劳改工作的指示，检查中对经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罪犯，建议给予减刑或假释。1958～1961年，由检察机关建议给予减刑或假释的罪犯585人。这期间，各级检察机关根据1959年国家主席特赦令，参与审查特赦罪犯1282人。
  人民检察机关重建后，继续开展对减刑、假释和死缓犯执行的监督工作。1979年，全省各级人民检察机关对监管改造场所进行188次检查，发现关押的475名死缓犯和188名无期徒刑罪犯中，确有悔改表现的68人，建议监管改造机关呈报法院给予改判或减刑。1985年，省第一监狱死缓犯冯仲球企图自杀，被认为表现不好，拟呈报法院核准执行死刑。龙岩分院和龙岩市院在检察中发现，该犯之所以企图自杀，是因其母亲在一场意外事故中死亡而悲观绝望。检察机关认为冯犯的行为不属于抗拒改造性质，经与监狱方面共同研究取得共识，改变原来决定。同年，建阳县院驻场检察组对省第二监狱88名死缓犯进行调查了解，对其中符合减刑条件的82名，及时提出减刑的建议，后经法院裁定给予减刑。1979～1992年，全省检察纠正减刑、假释不当的147人。
  三、对监外执行判决、裁定的监督
  50～60年代，检察机关对监外执行判决、裁定的监督，重点是对判处管制和在押犯保外就医执行实行的监督。据统计，1957年上半年，全省保外就医罪犯有669人。经检察发现，在保外执行方面各地存在一些混乱现象，如有的监所、劳改队不知本单位保外究竟有多少人，不明人犯去向；有的对人犯保外后放任不管；有的保外就医病愈后也不收监，致使个别罪犯逍遥法外，继续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引起群众不满；有的监管改造场所缺乏与当地政府和基层单位联系，因而某些基层组织和群众，不明真相，把保外就医人犯误认为刑满释放，将其当作公民看待。莆田县罪犯黄占判刑10年，于1956年3月保外就医，该县区、乡政府不知情，普选时发给选民证，参加普选。南平专区劳改队罪犯潘金娥（女）保外就医病愈，未归队服刑，到该区公安处某处长家当保姆。据长乐县院对该县劳改队的检查，发现保外就医的22人中，有7人没有办理手续。即使有手续，审批权限也不统一，批准者中有公安局长、预审股长，也有是法院批准的。鉴于存在以上问题，省院于当年8月向省公安厅提出纠正意见。
  1958年后，此项工作纳入社改检察工作范围，直至1966年。
  人民检察机关重建后，福建省各级人民检察机关根据1981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通过的《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试行办法》，正式把对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徒刑或拘役监外执行、徒刑缓期执行、裁定假释的“五种人”执行监督，列入监所检察职责范围。“五种人”分布于城乡各地，检察方法一般多采用重点检察和定期或不定期巡回考察。其目的，一方面是检察“五种人”是否服从监管，接受改造，协助基层落实监管帮教措施；另一方面是检察在监外执行中是否依法正确执行，法律手续是否合法、完备；对监外执行条件已经消失或表现不好的是否收监执行；对监外执行期满的是否按时宣布解除和恢复政治权利；对缓期和假释考验期满的是否依法不再进行。
  1982年，全省检察“五种人”236名，会同有关部门落实监管措施。1985年，省院派员会同龙岩分院、龙岩市院对省第一监狱、龙岩劳改支队执行保外就医情况进行检察，发现以上单位保外就医的人员中，不符合法律手续有52人，保外后漏管的9人，保外期间死亡、未办理注销手续的3人，病愈该收监未收监的12人。龙岩分院根据检察中发现的问题，于当年7月向省第一监狱、龙岩劳改支队提出检察建议，已予纠正。
  1986～1988年，全省共组织开展检察“五种人”237次3477人，占应检察总数4311人的80.65%；发现监管改造措施不落实的有450人，占检察数的12.94%；监外执行条件已消失而未及时收监的有44人，占检察数的1.26%；管制期满不按时解除和缓期到期而未及时向群众宣布的52人，占检察数的1.5%。
  1990～1992年，全省检察机关共检察“五种人”4985人，对检察中发现的脱管、该收监不收监、监外执行条件已消失等问题，向监管改造场所的主管单位提出口头和书面建议395件（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