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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错误判决、裁定的抗诉，包括上诉程序的抗诉和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
  50～60年代，称抗诉为“抗议”，在50年代初福建开展检察工作时，讨“抗议”这个审判监督形式，没有得到充分运用，因为受当时正在开展的政治运动影响，加上检察机关初建，缺乏经验，人员素质不适应等原因所致。这个时期，检察机关主要参加各级裁判委员会或与公安、法院配合清案查错，或参与审核案件等方式，纠正冤假错案，从中发挥审判监督职能作用。1951～1953年初，检察机关参与审核判处死刑犯719人，经审核，其中30人改判死缓；64人改判有期徒刑，3人释放管制，事实不清退回补充侦查57人。1953年6月“镇反”运动后期，全省检察机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各级人民法院在过去时期所发生的错捕、错押、错判问题的指示》。对此，省署强调，对已发现的错案一定要管，检察错案不拘时间、范围。是年，全省参与审核各类刑事案件3314件，纠正错判和判决不当案件1065件。
  1956年起，全省检察机关已把抗议工作列人议事日程，各级人民检察机关普遍从审查一、二审人民法院判决书、裁定书或受理不服判决、裁定申诉入手，对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依法向法院提出抗议。当年4月，省院审查福州市人民法院判决的王生淦杀人案和王跃明诈骗案，前者原判7年徒刑，后者原判8年徒刑。审查中发现王生淦患有精神分裂症，其行为不适用于刑罚；王跃明量刑畸重。两案量刑显然有错，省院遂依法提出抗议，经省人民法院重审，均撤销原判，裁定王生淦不负刑事责任，予以释放，王跃明处6个月徒刑。其后南平、龙岩、福安、龙溪、福州等分、市院也先后开展抗议工作。据统计，上述地区向法院提出抗议案件30件，经二审法院审理，大部分得到改判。松溪县李红觅带领社员炼山育林，在事先做好防火的情况下，放火烧除杂草，后因突起大风，火势蔓延越过防火线，引起烧毁林木事故，事发后，李红觅主动到公安局投案自首。1956年，该县人民法院以毁林罪判处被告李红觅有期徒刑3年。松溪县院审查后认为李红觅炼山育木，是由于不可抗拒的外因引起火烧山，纯属意外事故，不宜追究刑事责任，提出抗议，经二审人民法院审理认定松溪县院抗议有理，撤销原判，改判无罪释放。1957年，尽管受到“左”倾思想的冲击，抗议工作仍有较大的发展。全省全年审查法院判决书4428件，裁定书3233件，通过审查发现错误的判决、裁定154件，其中按上诉程序抗议59件，按审判监督程序抗议95件，经二审法院审结的《件中改判37件，占审结数的86%，发回更审3件，驳回抗议3件。是年2月，省院就错判吴宝成一案，向省人民法院提出抗议。该案由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吴宝成15年徒刑。省院审查后，认为原判所认定的事实有重大出入，罪名不能成立。提出抗议后，省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作出无罪立即予以释放的判决。
  1958～1960年，审判监督受到错误批判，工作中已不再履行抗议职责，而是提倡同法院用协商的办法纠正错误的判决、裁定，如果协商不一致，可请示党委解决。确实需要抗议的应请示党委批准后，再正式提出抗议。实际上，从这个时期起至1966年，全省检察机关已经不再办理实际意义上的抗议案件。
  1978年，检察机关重建后，根据1979年9月颁布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于本级人民法院第一审案件的判决和裁定，认为有错误的时候，应当按照上诉程序提出抗诉”。该法又规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发现确有错误，应当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据此，改“抗议”为抗诉。抗诉再一次被提到检察工作的议事日程上来。1980～1982年，全省各级人民检察机关对法院的错误判决、裁定，依法提出抗诉153件，其中上诉程序抗诉146件，审判监督程序抗诉7件。经法院审结的88件中改判53件。占审结数60.2%，维持原判35件。1980年，福建地球物理勘探队职工施永灿，多次向同单位女青年潘某求婚遭拒，便制造假象，将女方诱骗到自己宿舍，企图强奸，由于女方反抗，强奸未遂。施怀恨在心，一天深夜，携带三角刀爬窗进人潘的卧室，朝潘的左颈部猛刺一刀，刺破大动脉，潘经及时抢救脱险。福州市院对此案以强奸、杀人罪起诉。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只以杀人罪判处施永灿有期徒刑13年。福州市院认为施既有求婚不成的旁证，又有被害人在反抗中撕破被告人工作服为证，强奸罪足以认定，遂依法提出抗诉。经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采纳抗诉理由，数罪并罚，判处被告人施永灿有期徒刑20年。
  1983～1987年的“严打”战役中，全省各级人民检察机关坚持审判监督，对法院错误的判决、裁定依法提出抗诉共236件，其中上诉程序抗诉204件，审判监督程序抗诉32件。法院审结的128件中，改判84件，占审结数的65.62%，维持原判44件。
  永春县天湖山矿务局小学教员刘西鹏，利用师生关系，强奸幼女、少女3人、奸淫妇女5人、调戏猥亵妇女及女学生6人。1983年11月，晋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强奸、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晋江分院（今泉州市院）审查判决书后，认为刘犯罪行为严重，情节恶劣，原判量刑畸轻，提出抗诉。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采纳抗诉理由，依法改判刘西鹏死刑。
  “严打”战役后期，省院在厦门召开全省抗诉工作座谈会，强调要注重上诉程序的抗诉，力求使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在未发生法律效力之前能够得到纠正。对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必须十分慎重。抗诉的重点应该是：有罪判无罪的，量刑明显错误的，由于严重违反刑事诉讼程序或由于徇私枉法造成错误判决的案件。1988～1991年，全省依法提出抗诉案件224件，其中上诉程序抗诉191件，占抗诉数85.27%，审判监督程序抗诉33件，占14.73%。法院审结的104件中，改判68件，占审结的65.38%，维持原判36件。
  1992年，省院再次在厦门召开抗诉工作研讨会，强调抗诉工作重点要放在有罪判无罪、无罪判有罪、在认定主耍犯罪事实或定性上失当而导致量刑明显错误的案件。全年提出抗诉62件，其中上诉程序抗诉52件，占抗诉数的83.87%，审判监督程序抗诉10件，占16.13%。法院审结20件中，改判11件，占审结数的55%，维持原判9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