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1950年8月至1954年，已成立检察机关的地方主要是在当地党委的统一领导下，配合公安、法院开展“镇反”斗争，逮捕人犯的工作主要由各级裁判委员会负责。公安机关逮捕人犯，不经过检察机关批准；检察机关一般只参与案件的研究，提出处理意见，或派人参加由公安、检察、法院3家组成的办公室共同审核案件，这是由当时阶级斗争形势和斗争方法所决定的，也和检察机关组织不健全有关。
  检察机关行使批捕权是在1954年9月《宪法》颁布以后，该法第8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同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进一步作出规定，公安机关要求逮捕人犯的时候，由人民检察院批准。同时规定，公安机关拘留人犯，应当在拘留后的24小时以内，把拘留的事实和理由通知本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在48小时内作出批准逮捕或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公安机关应当在接到通知后立即释放。根据法律赋予的职责，福建省院于1954年底开展批捕工作试点，与公安机关建立不同形式的联系制度。1955年起开始逐步承担批捕工作，省院当时提出：凡5人以上的检察院必须全面承担审查批捕工作，2～3人的检察院应当承担正常情况下批捕工作，对成批报送的案件应当请示地方党委组织力量进行审查，并就审查批捕人犯的范围、权限作了规定。至1956年底，全省检察机关共受理公安机关提请逮捕各类人犯50788人，在审查已结的48697人中，批捕反革命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32848人，占审结数67.45%；不批捕10454人，占21.47%；退回补充侦查5395人，占11.08%。
  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审查批捕工作因形势的影响和政策的调整，波动较大。1957年夏季开展的“反右”斗争，批判右倾保守思想。1958年开展的“大跃进”运动，冲击了批捕工作，政法部门在办案中不再遵循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法定程序，推行“一长代三长”、“一员顶三员”，提出审批案件“早不过午，午不过夜”、随到随批等片面强调协作、忽视监督的错误作法，因而出现打击面过宽，对一部分根据形势、政策可以不批或可作其他处理的案件作了批捕决定。仅在晋江、南安、德化、仙游、莆田等县复查的3110个案件中，错批捕的就有265人，占复查总数的8.6%。原福安分院1958年全区批捕人犯2557人，比上一年增加68.6%，出现批捕数量多、办案质量下降的局面，据对1958年所批案件的复查，发现冤错案件109件，占批捕总数的4.3%。1960年，开始纠正“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乱指挥风）错误，对敌斗争执行时松时紧、宽严相济的斗争策略，强调用多种方法处理刑事案件。同时对逮捕对象作了严格限制，提出少杀、少捕、管制也要比过去少一些的“三少”和“三捕七不捕”的方针。（“三捕”，即进行现行重大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有重大罪恶和民愤，长期隐蔽、流窜、外逃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经过宽大处理或刑满释放后又进行破坏活动的分子。“七不捕”，即对于可捕可不捕的一般不逮捕，包括罪行轻微的现行的普通刑事犯罪分子；现行罪恶虽然比较重大，但是投案自首、彻底坦白并有立功表现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仅有一般不满言论和轻微违法行为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历史罪恶不大，民愤不大，对现实没有危害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或历史罪恶虽然比较重大，但已投案自首、彻底坦白的分子；解放初期曾参加反革命活动，在镇反运动以后已经停止活动的反革命分子；经过宽大处理或刑满释放后，表现不好，但没有重新构成犯罪的分子；其他属于可捕可不捕的分子）。由于贯彻执行上述方针，全省1960年批捕人犯3983人，比1958年的17377人下降77%。是年，全省社会治安良好，政治案件和刑事案件分别比上一年下降29.8%和12.11%。但不按照法律程序办案的现象并未完全克服，仍有少数地方宽不起来，也松不下去，甚至强调本地区情况特殊，继续坚持公、检、法三家联合办案和“四就地”（就地批捕、就地预审、就地起诉、就地宣判）办案的错误做法，结果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罪与非罪的界限，一些地方甚至出现把群众落后言论、不满言论当作造谣破坏，把农民抵制“一平二调”、“共产风”的做法当作反社会主义行为，把瞒产私分当作贪污盗窃等，扩大了打击面。
  1959～1961年，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全省社会治安出现新的情况，政法部门贯彻“把对敌斗争搞得紧一些”的指示，全省检察机关抽调80%以上干部深入第一线。公、检、法3家继续推行“四就地”办案的错误做法。有的地方简化办案程序，出现在批捕工作中不按批捕权限办案，违反党的政策和组织原则的现象。1960年和1961年两年中，全省检察机关共批捕人犯13129人，仅据1960年对所批捕案件的复查，发现错捕29人。对此，省院强调逮捕人犯的手续不能简化，必须纠正“左”倾错误做法，正确处理“三少”政策和“从严”的关系。1961年底，省院转发南平市院《关于加强办案业务建设，提高办案质量的几点意见》，进一步要求各地建立健全办案制度，保证准确、及时、合法地打击犯罪，减少差错。审查批捕工作开始走上正确的轨道。
  1962年，城乡社会治安好转，批捕人数逐月下降。但自6月份转入紧急战备之后，刑事犯罪活动有所抬头，各级检察机关在密切配合公安、法院对严重违法犯罪分子予以严厉打击的同时，仍坚持“三少”政策，讲求办案质量，继续纠正不遵守批捕手续任意捕人的行为。全年共受理公安机关提请逮捕人犯4325人，审查批捕3152人，比1961年的6695人下降59.92%。
  1963年，全省各级人民检察机关进一步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出庭公诉工作的试行规定》，建立健全“专人阅卷，集体讨论，检察长决定”办案制度。上半年由于城乡社会治安有起伏，集中力量打击贪污盗窃，破坏计划经济、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共批捕人犯2998人。下半年，批捕方面有所控制，7月份起批捕人数逐月下降，至12月共批捕1234人。全年审结公安机关提请逮捕人犯5324人，批捕4232人，不批捕895人，退回补充侦查197人，各占审结数79.4%、16.8%和3.7%。
  1964～1965年，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全省各级检察机关贯彻执行“一个不杀，大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不捉，依靠群众专政，依靠群众办案”和“少捕，矛盾不上交”的方针，对一般刑事案件，大部分依靠群众处理，就地改造，检察机关批捕人犯明显减少。1964年为2169人，比1963年下降27.6%。1965年批捕人犯1103人，比上一年又下降49.14%，是历年来捕人最少的一年。
  1966年1～4月，共受理公安机关提请逮捕人犯1086人，审查批捕336人。5月以后开始“文化大革命”运动，批捕工作几乎停止。1967年4月起，省院和各级人民检察院实行军管，当年6月11日福建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政法组印发的《关于案件审批权限的暂行规定》中指出：凡属公安、检察、法院正常办理的政治、刑事案件，其审批权限应改为：凡已实行军管的地（市）县，原属地（市）县审批的案件，改为地（市）县军管会审批。未实行军管的地（市）县，应分别改为军分区和人武部审批。1968年5月后，案件审批由各级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执行。
  1978年8月以后，各级检察机关陆续重建。根据1979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认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的通知和颁布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各级人民检察机关开始恢复行使审查批捕权。11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整顿城市治安工作会议，提出整顿社会治安的方针、政策，决定对杀人、放火、抢劫、强奸和其.他严重破坏社会治安秩序的犯罪分子（以下简称五类人员），实行依法从重从快惩治的方针，予以严厉打击。至年底，全省检察机关受理公安机关提请逮捕人犯3291人，在已审结的3244人中，决定批捕2073人，占审结数的63.9%；不批捕587人，占18%；退回补充侦查507人，占15.62%；公安机关撤回案件77人。批捕的人犯中，“五类”人员占80.58%。
  1980年起，不再实行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省院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刑事检察工作试行细则》，制定《刑事检察工作办案制度》，要求各级人民检察机关，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但有个别地方领导人，不支持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对持不同意见的检察人员进行打击报复。福鼎县院检察长周宗双，在审查批捕县农械厂工人张振细打伤该厂党支部书记一案时，因与县委书记姬志立意见分歧，多次被批评，直至被免职调离检察院。1980年3月5日，省院就此事派人与宁德分院共同调查，经查情况属实，遂向中共福建省委作了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情况反映》第10期作了报道。3月29日，胡耀邦总书记在《情况反映》上作了批示。4月28日，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廖志高也作了批示。同日，省委开会讨论，同意省检察院意见，将周宗双调回县院工作，并根据胡耀邦总书记的批示精神，对姬志立进行批评教育。
  1980年8月，省院根据全国刑事检察工作会议精神，在福州市召开全省刑事检察科长会议，进一步部署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工作。至1982年底，全省共受理公安机关提请逮捕人犯20388人，在已审结的19447人中，决定批捕16228人，不批捕1751人，退回补充侦查1290人，公安机关撤回178人。1981年，根据《全国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纪要》精神，坚决严惩杀人、抢劫、强奸、爆炸、放火和其他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现行犯罪分子（以下简称“六类”人员），在当年批捕的人犯中，“六类”人员占38.43%。1982年批捕的人犯中，“六类”人员占33.39%。
  1983～1987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提出的对严重刑事犯罪依法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方针，实现“三年为期，三个战役，二年见效，三年好转”的目标。全省共开展3次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统一行动。检察机关全力以赴，密切配合公安、法院，始终把打击的矛头指向流氓犯罪集团的头子，流窜作案分子，杀人、放火、爆炸、投毒、强奸、抢劫和重大盗窃犯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打击行动一直持续到1987年底。在“严打”中，各级检察机关坚持“两个基本”，即对公安机关报捕的案件，凡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确凿，就予以批捕。并实行“一提前三参与”工作方法（即提前介入，参与现场勘察、参与预审、参与调查取证）。在这期间，检察机关共受理侦查机关（含国家安全机关提请逮捕人犯，以下统称侦查机关）提请逮捕人犯70634人。在已审结的65530人中，决定批捕53907人，占审结数82.25%；不批捕5519人，占8.42%；退回补充侦查5310人，占8.1%；侦杏机关撤回794人。批捕的人犯中有杀人、放火、爆炸、投毒、强奸、奸淫幼女、拐卖人口、盗窃、诈骗、流氓、引诱容留妇女卖淫、非法制造贩运贩卖枪支、走私等犯罪分子。
  1988年，刑事发案率比上年上升180%，其中重大刑事案件上升114%。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政治风波，福建也发生程度不同的动乱，治安形势严峻。根据全国检察长会议精神，全省继续坚持依法从重从快“严打”方针，各级检察机关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配合公安机关开展各种专项斗争。建阳、三明、龙岩等地、市在铁路沿线开展打击流窜犯罪活动。漳州、莆田两市开展打击流氓、盗窃和挖犯罪团伙的专项斗争。福州、厦门、宁德等地、市开展打击抢劫、扒窃、流氓和社会丑恶现象的专项斗争。在这期间，各级检察机关对反革命案件和打、砸、抢等刑事犯罪案件，提前介入，优先办理。清查动乱中成立的非法组织19个，批捕114人。自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出《配合公安机关开展扫除“六害”统一行动的通知》后，各级检察机关密切配合公安机关开展打击卖淫嫖娼，非法贩卖传播淫秽物品，拐卖妇女、儿童，吸毒贩运毒品，聚众赌博和利用封建迷信谋财害命的扫除“六害”的专项斗争。这一时期，全省批捕的刑事犯罪分子中，“六害”案件1260人，占当年批捕11456人中的10.9%；重特大刑事犯罪442人，占3.85%。
  1990年，贯彻执行“稳定压倒一切”，竭尽全力维护社会稳定的方针，配合公安机关先后开展3次“严打”统一行动，依法批准逮捕一批重点打击对象。全年共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人犯18307人，批捕16264人，其中有经济罪案、法纪罪案2548人，重大特大刑事罪犯442人。厦门市人民检察院受理的一起特大枪支走私案，涉及30多人，依法批准逮捕其中的13人，全案共查处交易、购进的手枪3550支、子弹9万余发，除缴获600支外，手枪已走私境外2950支，案犯获暴利21万余美元。
  1991年，全省各级检察机关继续贯彻执行依法“从重从快”方针，配合公安部门开展打击车匪路霸、海上抢劫、反盗窃和扫“六害”等专项斗争。其间依法批捕盗窃罪犯2060人，拐卖妇女、儿童和强迫、引诱、容留妇女卖淫罪犯254人。在打击各类罪犯斗争中，各级检察机关均坚持提前介入，协同公安机关进行现场勘察和预审，及时熟悉案情，掌握罪证，提高了办案速度，全年共受理侦查机关提请逮捕人犯16204人，批捕14372人。
  1992年，刑事发案率虽有下降，但重特大刑事犯罪势头仍未遏制。全省各级人民检察机关继续坚持“严打”方针，重点打击暴力犯罪，尤其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批捕杀人、放火、爆炸、抢劫、强奸等暴力罪犯5040人；批捕盗窃、偷私渡罪犯4745人；批捕制造贩卖淫秽物品和强迫、引诱、容留妇女卖淫等罪犯55人。全年受理侦查机关提请逮捕人犯15735人，批捕13733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