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军队后勤是军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筹划和运用人力、物力、财力，从物质、技术、医疗、运输等方面保障军队建设和作战需要等各项专业勤务。中国古代军队的后勤保障，无论内容、方式或组织都比较简单，主要是粮草、装备和俸饷的供给。
  古代南方多舟师。福建早在汉初闽越国时，其部族军就善于用舟，习于水斗，说明己有一定的造船技术。三国时，东吴把长江下游的造船中心移至闽中，在建安郡设置了专管造船的典船校尉。侯官（今福州）建有规模宏大的造船厂，所造大海船，大者长二十余丈，高出水面二三丈。温麻（今霞浦）建有船屯，供舟船屯泊。闽中便成为东吴水师的后方保障基地，它为东吴水师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舟船和水手。
  唐代前期，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实行府兵制，寓兵于农。高宗总章二年（669），陈政率数千府兵镇守闽南，采取耕战结合的政策，积极进行屯田，开垦了云霄镇火田村等大片土地，解决军队的供应。开元十九年（725），福州设立泉山折冲府，府兵集训、戍守、出征除战马和重兵器由国家供给外，其它装备和资粮均由兵士自备。福州都督府曾开辟海坛山（今平潭岛）为牧马场，为府兵提供战马。
  宋代，福建的造船工业，在国内基本上处于领先地位。福建造的海船坚实高大，操纵方便，为水军广泛征用。南宋初，张浚贬职到福州时，曾建海舟千艘供朝廷北征之用。建炎三年（1129）金兵南侵，宋高宗赵构由明州逃往温州，就全赖有千艘闽船。绍兴三十二年（1162）宋军水师两路北伐，即用福建船运兵，福建路奉旨选派海船赴用。当时福州、泉州、漳州、兴化所造的舟船大小不等，大者5000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2000料至1000来料，亦载二三百人。宋军还在全国建立了制造军器的都作院41所，其中福建路一所，有正、副指挥使各1人，下分为箭作、弓弩作、甲作、铜作、皮作、漆作、绦作、木作、旗作、磨锃作、铁作等11个专业。制造的军器除上供朝廷外，主要为本州府驻军使用。宋初诸州设有牧监，福州牧监设于海坛山。
  元代至元十三年（1276）冬，元军入闽，10余万军队水陆并进，所需粮草，常靠袭掠补充。据《罗源县志》记载，一支元军，经罗源北去，在湖格诸乡驻扎10天，“财务掠尽”。元军有时依靠随军备用马的马奶和必要时食用马肉，作为保障给养的一种办法。元朝统治福建后，建立屯田军专事垦种，以资军饷。至元十八年（1281），屯田己有很大发展，置汀漳屯田万户府，命管军总督郑楚等发镇兵士卒年老不堪备战者114人，又募南安等县居民1825户立屯耕作。元贞三年（1297），汀州屯屯户1525户，田2烈顷；漳州屯屯户1513户，田250顷。基本解决了戍边部队的粮食自给，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元代福建造船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福船体积大（四层甲板），隔舱多（近百个），结构牢固（舷底为3～5层夹板）。摩洛哥伊本.拨图曾记述福船“载水手1000人，其中600是篙师，400是兵勇”。（①金秋鹏《中国古代的造船和航海》第110。）欧人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说：“海船之往来波斯湾、中国海间者，华船为最大，多为广州和泉州所造，泉州造船最发达”。（②《泉州海外交通史料汇编》第17页。）由于泉州制造的海船质量好，元廷每每敕谕泉州建造军用战船。至元二十九年（1292），发水军两万征爪哇，由泉州启航，基本上以闽入闽船为主。当时，福建备有大量船只，随时供元统治者调遣使用。
  明代初期，养兵百万，其粮饷的解决办法，主要靠军屯和商屯。大力推行军屯制度，且耕且战，自筹粮饷。洪武年间，“闽中诸卫……拨军十之七守城，十之三往田所屯种，每军（人）给田24或26亩，随远近肥瘠为差，岁徵粮24石，内民粮12石，收贮屯仓，听本军支用，余粮12石，给本卫官军俸粮”（③《闽书》卷之三十九《版籍》。）。到了正统末年（1449），因沿海倭寇侵扰，各地调回屯军备寇，军田多荒芜，屯田制也因此有所松弛。成化初年曾遣官清理整屯，采取减免征粮等措施。嘉靖年间，出现了军田佃于民种。明中叶之后，由于政治日趋腐败，国库日绌，屯田渐为边将和权贵侵吞，军士无以为生，四处逃散，遂以募兵制取代卫所军户制。明代福建军工生产亦很发达，所造军器曾上供朝廷。洪武二十六年（1393），福建上供的军器，每副盔甲备腰刀1件、弓1张、弦2条、箭30枝、撒袋1副、铳箭5枝。每两副加斩马1、长牌1。弘治三年（1490）令各有司，每岁造解福建弓1.6万张，箭199962枝、弦79963条。此外，规定各军卫有司，每年上供的军器数额。（④各军卫定额：福州左'右卫、镇东卫，每卫100副；福州中卫，福宁卫、泉州卫、永宁卫、兴化卫、平海卫、漳州卫、建宁左、右卫、延平卫、邵武卫、汀州卫，每卫80副；镇海卫60副；将乐所、武平所、大金所、定海所、莆禧所、龙岩卫中左所、高浦所、福泉所、铜山所、玄钟所、六鳌所、永安所、万安所、金门所、崇武所、梅花所、上杭所，每所20副。）明军还多次在福建、浙江赶制海舟、快橹船充实水军。嘉靖年间，福清县造的大船，宽约三丈五六尺，长十余丈；龙溪县玄钟卫所造的中小哨船，宽二丈，长七八丈，弓矢刀盾战具都备。其中大福船，为铁木合制的船身，巨大坚头，可谷百人，吃水深达一丈三尺，龙骨及骨架坚实不怕冲撞，威力强大。抗倭名将俞大猷、戚继光曾率领水军，驾驶大福船在深海中作战，占有绝对优势，能“犁”沉倭船。
  清顺治三年（1646），民族英雄郑成功以厦门、金门为抗清基地时，为扩军筹集军饷，除征收田赋外，还采取“通洋裕国”政策，分别在京师、苏杭、山东等地开设五个大商行，把内地货物、土特产先期集中到厦门，再贩往日本和东南亚各国，积蓄黄金90万两，珠宝几百镒，米粮几十万斛。康熙元年（1662）收复台湾岛之后，郑成功大兴军屯，预支文武官员6个月俸银，作为垦荒的基金，用十分之一的士兵守卫，余者开荒屯种，发展粮食生产，解决岛上军需民食。清驻闽八旗兵的后勤保障，由将军署左、右司衙门分别掌管。清军官兵的俸饷、粮草，每月由左司衙门先期造册，送布政司、粮驿道办理，所有俸饷折成银两，在司库领出后分发部队。粮食由各旗营持米票赴仓支领。清军官兵俸饷差别很大，八旗将军的年俸高出100名以上士兵的年收入（参看表6-1）。雍正七年（1729）特发帑银2万两，交将军、都统府掌管，在省城开设当店1座，钱布杂粮店3座，将每年所得生息银两，作为福州驻防兵丁家中红白事的补助。
  驻闽清军，为了在粮食青黄不接或米价昂贵时保障部队的用粮，于雍正三年（1725）在旧闽县建仓积谷，至雍正十年（1732）共贮谷14076石。每年出陈人新，以一分借兵，二分存仓始终保持有足够的备用粮。清军官兵的乘马，按职配给。（①八旗将军额定20匹，副都统15匹，协领12匹，参领10匹，防御、骁骑校、笔帖式各4匹，领催兵3匹，役匠2匹。）康熙五十七年（1718），四旗马兵共有1606名，铁匠19名，按额定应配马5018匹，实有2746匹。由于南方喂养马匹甚难，每年约有五六百匹马倒毙退役，而闽省素不产马，须赴张家口外及湖广等处购买补充。雍正九年（1731）议定改为一兵一马。四旗马兵缺马千匹，每匹马须银24～25两，如要在一次内购买补充完毕，经费又无从筹措，且手续繁琐，故马匹亦致渐少，实际上达不到一兵一匹的要求。福州旗营对马匹的管理，定有兵丁养马赏罚条款。（②将马匹按少壮老瘦分为三等，凡喂养头、二等少壮马匹的兵丁，三个月内倒毙者，责30鞭，罚差四班；六个月内倒毙者，责20鞭，罚差三班>九个月内倒毙者，责10鞭，罚差二班，一年内倒毙者免责，罚差二班；一年外倒毙者免议。凡精心喂养者，予以奖赏。）
  福州八旗四营和水师旗营，在康熙至乾隆年间，先后在福州屏山、大鲤鱼山等处修建军械库、火药库共5座。八旗营备贮枪药8143斛，炮药9000斛，铅子10179斛；水师旗营备贮枪药2592斛，炮药l73l斛，铅子1620斛。均可供三年使用。每年训练所消耗，当年生产补充，出陈贮新。
  对于装备器械的维修，虽有制度规定，但无维修费用，各旗营只好在其他款项内支付。道光以后，由于对外战争连战皆败，割地赔款，朝廷财政日益拮据，除保障驻军额支俸饷、粮草外，各种临时军费，均赖各省设法筹措。
  同治五年（1866），闽浙总督左宗棠在马尾设局造船。经费来源，左宗棠建议从海关收入中提取，预定年需银60万两，5年开支300余万两。左宗棠奉调陕甘总督后，由沈葆桢总理船政，兼节制福建水师。同治七年一月，船政厂制造的第一艘木质兵轮“万年青”号下水。该船排水量1370吨，马力580匹，时速10海里，载重450吨。光绪二年（1876）开始仿造铁胁船，次年第一艘铁胁船“威远”号下水，标志着中国造船摆脱木质结构，进入铁木合构时期。光绪七年（1881）船政厂的制造又进入新阶段，仿造巡海快船（早期巡洋舰），同年11月，第一艘铁胁巡洋舰“开济”号开工建造，光绪九年（1883）建成下水。该舰排水量2200吨，时速15节，配炮13尊。光绪十五年（1889），双机钢甲舰“龙威”号（亦称“平远”号）完工，该舰装有“三面旋放”的克虏伯大炮4尊，连珠炮8尊和鱼雷发射管2具，是装备最强的一艘钢甲舰。马尾船政厂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发展到自行设计、制造、修理各型战舰、商船的配套体系。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共建造大小舰船40艘，为全国最大的造船厂。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战事频起，闽省财政大部分支出为军费。民国3年（1914）福建镇守使李厚基的军费预算为百余万元。（①镇守使署并军乐队143307元，补充第5团第3营11409元，陆军监狱5127元，陆军小学12091元，巡防各营27573元，内河水师5626元，闽厦要塞15787元，测量局20850元，军械各局厂33819元，差遣各轮船70051元。又各局厂炮台轮船临时费约10万元，各军队临时费约19万元。）据统计，民国5年福建陆军军费一年需188.86万元，平均月耗15.73万元，到了民国11年军费猛增三倍多，月耗51.5万元。（表6—3：福建督军署官员薪水表）民国6年，李厚基受北洋政府段祺瑞的指使，准备进攻广东护法军政府，在福州加紧筹饷制械，扩军备战。李厚基委派亲信为制造局总办，在福州西门外先后扩建炮厂、步枪厂、机关枪厂、枪弹厂、炮弹厂和炸药厂等6个军工厂。由此导致财政不敷支应。于是在制造局下设造币厂，仿铸广东毫洋，由福建督军署同淞沪护军使署订立合同，推销上海一带，还由厦门运销南洋各埠，获利甚多。李厚基还迫令农民栽种罂粟，抽收田亩捐，每亩6元至24元不等。仅铸币和抽收田亩捐两项，搜刮四五千万元之巨。李还举借外债，以充军资。民国7年6月发行公债109917元，11月发行全省金库有利证券789200元；向北京中华汇业银行借200万元，以全省矿产作抵押；向台湾银行福州分行借日元682625元等等。此外，强令预收丁粮正税两年。
  同年，闽粤战事起，援闽粤军攻人福建。11月粤军与闽军在福建划界停战，粤军在闽南、闽西驻扎期间，实行屯田，以资军粮。将漳属各地开辟沙田数千亩，委海澄县长为监理专员，其第二军军长许崇智，在漳境内地垦辟荒田成效显著，所种粮食除耕兵留用外，还输出谷米千担以上。以后又选拨耕兵千余人，开赴永安、长汀、连城、上杭、武平、永定等地垦辟荒田。
  民国12年（1923）至15年，周荫人治闽时，其督军署军需课成为全省收支总机关，年总收入为1400万元，其中90％以上作军费开支。在延平（今南平）、泉州、漳州各设军需局，各县所收捐税，悉向附近军需局缴纳。再由军需课按月指拨给各部队军饷。周荫人的第12师全年军饷和服装费共需150万银元，其聚敛钱财的主要手段是诱迫农民种鸦片而征收烟苗捐和征收赌捐。该师的旅长级军官蓄私财一二十万银元，团长级军官蓄私财五六万银元，营长级军官也有三四万银元。驻汀属8县的李凤翔部搜刮最为苛刻，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如义务捐、草鞋费、招待费、临时借款等等。每年额定各县政府支付军费最低限度为80万银元。
  民国16年（1927）北伐军入闽，其军费的筹措、粮饷的供给，均由闽省负担。闽省财政每月支付军费100万元左右，经费在田亩税下支付。民国23年以后，驻闽中央部队和省保安部队的军饷都以现金支付，粮价虽不断上涨，饷款却无增加。军队领到饷金后，就以原价向民间征购粮食，或责成县政府代为办理。征购的数量常常超过实际需要的数量，再按市价将多余粮食抛售以牟取厚利，因而造成地方秩序混乱。驻闽绥靖公署虽有后勤组织，但手中不掌握粮食，对部队所作所为，只得采取不闻不问态度。因此，常发生军队购粮骚扰之事。福建省主席陈仪也采取迁就纵容的态度。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法币贬值，粮价暴涨，民国29年实行“田赋征实”政策，保军粮和民食供应。省设粮食管理局和公沽局，县设田粮处。军粮调拨由驻闽绥靖公署负责。每月按各驻地部队的人数，造表册送交省政府开办的“贸易公司粮食部”，核定后就地拨实物供应。粮食收购价高于军粮定价，省保安部队粮差价由省政府负担；中央驻闽部队的差价，因第三战区军需署不认账，暂由省库筹垫。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挑起内战，把百万军队赶到“剿共”前线。民国37年，国民党中央政府电令福建征粮，征实配额160万石，另征借120万石。民国38年，国民党政权濒临崩溃前夕，朱绍良被调任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兼福建省主席，他到职后，即令全省加紧搜刮粮食。声称：“此次国军开人闽境，驻防多日，军粮民食之供应，至关重要。田赋催征工作应加紧征收，将应完未完田赋及亏欠赋谷，火速完纳缴清，如有不依法清缴者，决以军法严办。”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流动性大，后勤部门不健全，部队多数仍沿用国民党军队后勤编制的名称如经理处、副官处或军需处。1928年4月，红军第4军，军部设经理处、军医处、军械处和留守处，担负后勤工作。团部设经理科、卫生队、辎重队。连队设司务长、卫生员。取之于敌为当时红军的补给物资主要来源，特别是武器、弹药、药品、布匹等，靠打仗缴获；经费主要靠夺取敌人资财和没收地主豪绅的财产；粮食靠部队自筹自给。红军战士穿戴的衣服极不整齐统一。1929年3月红4军进军闽西，在汀州（今长汀县）四都歼灭郭凤鸣混成旅，缴获枪械1000多支；向长汀城商人筹集部分资金，缝制灰色夏服。该军转战一年多，第一次统一发给全体官兵每人两套军装、一顶缀五角星的新军帽。1932年毛泽东率领红军攻占漳州后，在长汀县福音医院休养时，得知该院自1927年秋以来，一直为红军伤病员医伤治病，便提议改院名为“中央红色医院”，任命傅连暲为院长、郭实秋为政治委员、陈炳辉为医务主任。还附设“红色医务学校”，为红军培养一批医务人员，解决当时部队缺医的困难。1933年初，医院迁往江西瑞金。红军实行供给制，官兵待遇平等。官兵伙食供给标准规定：前方每人每天吃粮1斤2两，后方人员12两（16两制副食以实物计，每人每天5钱盐、4钱油、1至2斤菜，即使这样低标准，由于频繁战争环境亦难保证供应。1934年主力红军开始长征，留下来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福建各地游击队，遭到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严厉封锁，游击队的供给主要靠人民群众的支援及作战缴获，生活十分艰苦。如闽北独立师1935年在崇安县白北坑山上，有一次靠当地群众支援的5升米，煮了一锅稀粥，供200人吃。最困难时，游击队员以山粉、竹笋、野菜、野果充饥。到了抗日战争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供给一般由当地政府负责，但有的地方政府不履行协议，如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第1支队的军饷，由于龙岩专员公署不履行协议，常借故拖欠或不发，该支队只得找商会借垫5000元，再分别向当地豪富借款，维持粮饷供应。解放战争时期，福建各地的人民游击队武装力量不断扩大，但游击队的经费物资来源，仍主要依靠人民群众支援和取之于敌，生活供给仍很艰难。个别地区，如闽浙赣人民游击纵队闽中支队司令部，编设供应部，下属军实、粮食、运输、财务等四个科。供应部办起被服厂、修械所，担负制作部队被服装具和修制枪械任务。在参谋部设立军医室，担负部队医疗防疫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驻闽部队进入正规化、现代化建军的新阶段。而后勤工作也经历了历史性的变化：一是按照全军统一部署，从过去分散就地补给，取之于敌转到依靠国家供应，统一财政法规，执行全军统一的财务、给养、被装、军官薪金、战士津贴费等供应标准；二是由过去单一的步兵后勤工作向多兵种合成军队后勤过渡，扩大了保障范围，专业性、技术性更强，例如增加军事交通、军械雷达、油料器材、航材帆缆、营房仓库、机场码头等等专业技术保障。几十年来，驻闽军事机关和部队，积极实施海岛后勤建设和战役后方建设，既着眼于海防斗争需要，又考虑到未来作战发展，不断完善后勤组织机构和集中统一的供应保障体制，使军事指挥与后勤供应相适应，平时与战时、管理与供应相结合。从前沿岛屿、浅近纵深到战役后方，建成各种大中型军用仓库为骨干的供应基地网，使物资供应、军事运输、医疗救护、装备修理的后勤综合保障能力大为加强。如陆军装备完好率平均达到90％以上；卫生勤务，建立了以总医院、驻军医院为主体的医疗保障体系，医院建设成绩显著，卫生队伍拥有一批专业骨干和专家，装备了一批较为先进的仪器设备，医疗水平有很大提高，有效地保障了部队官兵的身体健康；军队生产取得显著效益，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减轻国家负担和市场供应压力，也增加了部队收入，改善了基层物质文化生活，安排一部分军官家属和子女就业，为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创造了条件；专业技术队伍，通过抓好军医学校和后勤干部、汽车技工、军械技工、水兵训练大队等“一校四队”的教学建设，后勤人员不仅具有一定的军政素质，而且文化水平、专业技术水平都有所提高。据1983年调查统计，在职卫生干部具有中专以上文化水平、经过院校培训的占93.5％，营房干部具有大中专业务水平的占30％；后勤业务管理走上制度化、正规化，各项专业建立了业务管理规章制度，办事有章可循。80年代又开始运用电子计算机、微电脑、遥测遥控等先进技术管理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