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专记一船政学堂
  船政学堂原名求是堂艺局，是船政（①船政是清政府在福建所设中央直属专业机构，主要包括造船厂与学堂两个部分，船政大臣得专折奏事。）的组成部分。清同治五年（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奏准创办于福建省福州府闽县马尾乡。它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近代性质的学校，也是中国第一所科技、海军学校，以培养造船、航海人才为目标。它在中国第一次不论家庭出身向全社会招生，以自然科学、近代技术为主课，引进西方有关学制、课程、教材、教法和管理，聘请洋教习，派遣留学生。
  船政学堂是洋务运动的产物，洋务运动退出历史舞台后，继续办理至清末，其后继学校延续至今。它办学目标明确，重视新知，重视育才，堂课与实习并重，严格管理与考核，讲求实效；在聘任洋教习过程中，坚持“权操诸我”的原则；同时，不放松传统思想教育。由于封建体制制约，办学步履艰难，但它是办理较善的洋务事业之一；培养出中国第一批造船、航海以及其他相关人才，出现如陈兆翱、魏瀚、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严复等一批杰出人物，是近代中国造就新型知识分子成效最著的学堂之一。它所培养的人才，造出中国第一批以蒸汽机为动力的兵、商轮船，大大缩小中国与世界先进造船技术的差距，因此成为中国近代海军建设的摇篮，在抵御外侮与发展近代航运、枪炮、机器、矿冶、电讯、铁道、天文、外交、法律、翻译、教育等事业中不同程度地起了开创性的积极作用；对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与传播近代思想也有广泛影响。
  一、创办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屡遭列强侵略，许多人纷纷起来探索自强之路。19世纪40、50年代，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到60年代发展为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方针的洋务运动，左宗棠是这一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平时留意考察海防与西洋技术发展的历史，认为仿造轮船是“夺彼族之所恃“师其长以制之”（②《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七，叶二十五；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以下简称《洋务运动》）五，110页。）的自强之策。他于清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1866年6月25日）专折上奏，建议在权操诸我的前提下，以高价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自造轮船，培养人才。奏折阐述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洋火轮兵船直捣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洋船载货行销各口，沿海帆船无法与之竞争，船商纷纷亏折歇业（①19世纪60年代，福州出口货物1/3由洋船载运。1861～1866年，福州民船由59只减为25只，厦门民船由40只减为17只，江、浙、闽、粤等地船民10余万人无业。（见《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609页）），造成税收、厘金减色，漕运更难措手。他认为建厂造船，培养航海人才是“防海之害而收其利”，能收到“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一时之费，数世之利”（②《洋务运动》五，5～9页。）。清廷于六月初三日批准他的建议，认为是“自强之道”，“当今应办急务”，要求“必尽悉洋人制造驾驶之法”（③《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十八，叶十四。）。左宗棠得到设厂建校授权后，即聘请原法国海军军官日意格（ProsperMarieGiouel）和德克碑（PaulAlexandreNeiveueD’Aiqubelle）为船政正、副监督，选定马尾地址，与日意洛、德克碑签定保约、条议、合同规约等一系列文件，约定以5年为期，实际自清同治八年正月二日铁厂开工日算起，到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1869年2月12日至1874年2月19日）完成一批造船和育才任务。他于十一月初五日，专折奏报《求是堂艺局章程》，提出的办学思想是“夫习造轮船，非为造轮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非徒求一二人能制造、驾驶也，欲广其传，使中国才艺日进，制造、驾驶辗转授受，传习无穷耳”（④《洋务运动》五，23页。）。同年十二月，他在赴陕甘总督新任离闽时，于建阳途次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函中，进一步阐述办学思想说：“欲穷其制作之原，通其法意，则固非习其图书、算学不可。故请于船局中附设艺局，招十余岁聪俊子弟，延洋师教之。先以语言文字，继之图书算学。学成而后，督造有人，管驾有人，轮船之事，始为一了百了。”（⑤台北版《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以下简称《海防档乙•福州船厂》）53页。）
  左宗棠离闽后，清廷任命左所推荐的原江西巡抚沈葆桢为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桢，福建省闽县人。他的造船、育才思想与左宗棠一致，并有所发展。他接任后，以“死生以之”（⑥《洋务运动》五，51、55、59页。）的决心，克服来自朝臣内部及英、法使馆、税务司等外部的种种阻挠和破坏，推进造船、育才原定计划。求是堂艺局于船厂基础工程破土的同一天（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七日）招生，十二月初一日开学。先在马尾校舍未建成前，借福州城内定光寺、仙塔街和城外亚伯尔顺洋房上课。次年五月五日，马尾校舍教学楼两座、学生宿舍60余间建成后迁入。艺局分为二堂，一堂学法国造船技术，称制造学堂，俗称法国学堂，因校舍位置在前，也称前学堂，原城外学生迁入；一堂学英国航海技术，称驾驶学堂，俗称英国学堂，也称后学堂，原城内学生迁入。同治六年（1867年）十二月，前学堂增设绘事院（设计专业）两所，一学船图，二学机器图。同治七年一月，增设艺圃（技工学校）。同年，增设管轮学堂（轮机专业），后并入后学堂，称驾驶管轮学堂。艺圃于光绪六年（1880年）裁并入考工所，光绪十一年（1885年）十二月复办。沈葆桢在任9年，在办学过程中进一步提出：“船政根本在于学堂”，“海防根本，首在育才”（①《沈文肃公政书》卷四，叶三。）,“创始之意不重在造，而重在学”（②③《沈文肃公政书》卷四、卷七，叶五十九、页一百二十二。），“日日新，又日新”（②③《沈文肃公政书》卷四、卷七，叶五十九、页一百二十二。）,“精益求精，密益求密”（④⑤《洋务运动》五，51、55页。），“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可也，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不可也”。（④⑤《洋务运动》五，51、55页。）他把这些办学思想付诸实行。沈在任期间，各学堂的教学、管理均保持较高质量。与洋监督合约期满辞退洋员后，他奏准续办，倡议派遣学生出洋留学；清光绪元年九月，沈调任两江总督离闽。左、沈二人在创办中所做工作为船政学堂的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二、学生
  人堂学习的通称子弟、学生。前、后学堂学生称艺童。其中后学堂堂课结业、上练船实习的学生称练生或练童，绘事院学生称画童，艺圃学生称艺徒。招生对象不分官绅士庶、各行省及满蒙人家的子弟，十四五岁左右粗通文义的聪颖幼童均可报考。在当时重视科举轻视技艺的思想观念下，报考者寥寥。门第高、有一定身份的人家不愿送子弟来学。报考的多数是福州府属各县及附近地区清寒子弟，个别出身于缙绅之家。报名手续是出具包括本人及父、兄三代的姓名、籍贯、职业、经历的甘结与一名有功名者的保结。考试分目测、笔试与体检。首届招生笔试题“大孝终身慕父母”，严宗光（后改名复）考第一名。后学堂体检特别重视目力。严宗光家庭业医，读私塾8年，14岁丧父，家境贫寒，不再从师，15岁报考，由叔父举人厚甫作保。林泰曾是林则徐侄孙，幼孤，依寡嫂生活，15岁报考。郑恭戎、萨镇冰12岁，黄钟英、翁守瑜13岁，叶祖珪14岁，林永升15岁，刘步蟾、许寿山、陈国昌16岁，魏瀚17岁，陈季同18岁，林履中19岁报考。他们都是福州府属各县人。黄建勋15岁报考，童生，永福县望族。艺徒多在船政各厂中招收15～18岁左右，身体强壮有悟性的工人。各学堂招生时间和数额视实际情况而定。清同治五年（1866年）、八年、十年、十二年陆续招生。同治五年（1866年）冬，第一次招生原定60名，实际几次陆续招收200余名。前学堂招生105人，后学堂在定光寺学习时100人。同治六年（1887年），从广东、香港招来粗通英文并略通机器原理的张成、吕翰、叶富、李和、李田、邓世昌、黎家本、梁梓芳、林国祥、卓关略等10人，编为外学堂（另设班）学习。同年冬，绘事院两所共招收44人，分为3班，其中一班10人于同治七年（1888年）转人造船专业。同治七年（1888年），两堂共有学生71人。同年，艺圃分4所招收艺徒100余人。管轮学堂从上海、香港工厂中招收有实际工作经验的铁工、铁片工24人。同治十年（1871年），后学堂第一班堂课结业23人，第二班在学9人，第三班在学15人。在学的艺徒，第一部21人，第二、三部各19人，第四部17人，共76人。同治十二年（1873年），船政各学堂共有艺童160余人，艺徒140余人。清光绪元年（1875年），从香港英国学堂招收40人入后学堂。光绪二年（1876年），增设电气学塾，肄习电气、电讯及制造电线专业，招收32人，其中粤、港已通英文者28人。光绪四年（1878年，招收闽童21人（其中艺徒4人）、粤童8人。光绪七年（1881年），香港总督尼洁说，每年有40多名最好的中国学生被福州船政局和中华帝国海军“引诱”去。同年，北京同文馆将送美留学提前撤回的幼童詹天佑、薛有福、杨兆楠、黄季良、容尚谦、邝咏钟、吴应科、徐振鹏、陈钜庸、欧阳庚、苏锐钊、陆永泉、邓士聪、吴其藻、宋文翔、邓桂廷等16人拨来入学，习驾驶专业。光绪九年（1883年），在校艺童29名，招生120人，共149人，其中前学堂47人、后学堂71人、管轮学堂31人。光绪十一年（1885年），后学堂招生100余人。光绪十二年（1886年），复办艺圃，招生一批。同年，船政办鱼雷厂，另招艺徒21人。光绪十三年（1887年），招生128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裁减学生81人，其中37人转人广东水师学堂。光绪十四年（1888年），后学堂轮机专业王考鸣等7人人广东水师学堂继续学习。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招艺童80人、艺徒60人，并各取一批在家候补。这年报考者很踊跃，一反过去考生稀少的局面，包括部份举人、贡生、生员，报考年龄也提高到20岁。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校生徒70余人，皆已肄业六七年，新招70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校生徒99人。
  艺童在学期间，饭食银每日7分5厘及医药费由船政支付，每月另给赡家银4两，很多学生家庭“借以举火”（①《海防档乙•福州船厂》。）。赡家与饭食银合计月6两2分5厘（当时薪水较高的船政放排工人月薪6两，书办3两），并随学业进步增加赡银，老班艺童多为9～10两，从广东招来的外学堂10名与从沪、港等地招来粗通外文与机器学的艺童赡银10余两，最高20两。练童饭食银加倍。艺徒给工食银，新徒每日1钱5分，随学业进步而增加。光绪八年（1882年），前学堂艺童32人，其中领赡家银9、8、7、5两的各1人，28人各领4两。绘事院画童10人，其中领赡家银11、6两的各1人，5两的2人，4两的6人。后学堂管轮专业艺童18人，领赡家银11、9.5、9、8两的各1人，4两的14人。电讯专业艺童5人，领赡家银20、16、10两的各1人，4两的2人。艺徒55人，日支工食银1.9钱的1人，1.7钱的2人，1.5钱的52人。光绪十一年（1885年），艺圃复办后，工食银减半，新招艺童只给饭食银，学习3个月后经考试及格正式入学的开始给赡银4两。学堂自开办以来，对历次考试成绩优秀的另给奖赏银洋1、2元至10余元不等，连考优等者另奖衣料，并作为增加赡家银（艺童）、工食银（艺徒）的依据。自光绪十三年（1887年）起，“考试学生另列特等一项，学生经考特等二次者，除照常奖赏外，月加赡养银一两；再考列特第三次者，月再加银一两；以此类推。其入堂未满三年者，不得列入特等”（②《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385页；清光绪十三年四月十六日裴荫森奏折。）。一些学有成就的艺童被任命为帮教（助教）的另定薪银。
  学生的学习表现，“英敏勤奋”者居多。日意格认为“外国无此聪颖子弟”。前学堂洋教习博赖认为：“均甚聪明，易学易晓”。德克碑认为“中华多好手”。后学堂洋教习嘉乐尔认为，他们的智力与西方学生不相上下，而勤奋专心过之。驾驶专业教学目标按合同原定5年内教会，“作能望见远山的船主”，即限于掌握近海航行技术。后因学生学习努力，进步快，洋教习愿教会他们能把船开到地球任何角落去的航海家。同时，因为考试严格，淘汰率高，能保证在学生徒的质量。在后期的某些阶段，曾出现徇私现象，质量有所下降。
  早期，学堂毕业生的出路基本有保证。当时清政府正兴办海军与其他洋务事业，亟需用人，毕业生除奉派出洋留学外，多留用于船政或被南、北、粤洋水师及其他洋务事业聘用。但原艺局章程中薪水比照洋员并可从优的规定则没有兑现。前学堂第一届毕业生汪乔年在堂学习7年，成绩优秀，因体质弱，没有被派出洋，自清光绪元年（1875年）留船政任监工，主持造船，为艺新号轮船测算轮机、水缸等图，以后参加为南洋水师协造开济、镜清、寰泰等船，月薪130两，而以前同类洋员的薪水多为200两。后期因为船政经费困难，造船少，加以清政府官僚体制的弊端积重难返与兼管船政大臣无知腐败，造成对毕业生使用不能人尽其才，或学非所用，或闲置不用，有的毕业生在外国使馆、洋行当翻译、雇员。
  船政前学堂制造专业自开办至清宣统元年（1909年），共毕业7届167人。后学堂驾驶专业到同年毕业19届245人。管轮专业至宣统三年毕业11届129人，设计专业（绘事院）毕业100余人。艺圃毕业500人以上，电讯专业毕业生100余人，有姓名记载的6人，总计1000余人。
  三、教师
  船政学堂在创办初期，聘请福建人黄绍本、林宪曾，广东人曾锦文，新加坡人曾恒忠为教师，称教习，讲授英文与数学；聘请法国人博赖、迈达讲授造船，英国人嘉乐尔，讲授驾驶，称洋教习。以后聘请洋教习的人数逐渐增多。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洋员承包期满后，由学堂毕业生与留学生讲授其中若干科目，同时，继续聘请少数洋教习执教。教师分为总教习（全面负责一个学堂或一个专业、一个班教学）、科教习（任某一科或几科课程教学）、帮教习（助教）三类。造船、设计专业聘法国人。驾驶、轮机专业聘英国人。又分专任、兼任两种。后者由船政各厂有关技术洋员、洋匠兼教。艺圃教习多数是兼职。同治十三年（1874年）以前，累计共聘用洋教习25人（包括兼职，下同）；同治十三年（1874年）以后至清末，聘用18人，其中2人系延聘，共计41人，占船政聘用洋员的半数。洋教习的聘请方式为签订合同。同治十二年（1873年）前，由船政洋监督日意格寻访延聘，按合同条款由日意格对船政负责，总的要求是“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造船、算法及一切船主之学，俾各精熟，能自监造、驾驶”（①《洋务运动》五，13页：日意格与船政所订合同规约。）。同治十二年（1873年）以后，由法、英驻华使馆官员、税务司等推荐，由船政聘任。光绪十年（1874年）以后，改由中国驻法、英使馆延聘。与洋员所订合同的原则是“权操诸我”，平等互惠。合同由受聘者个人与船政双方签约，是雇主与雇员关系，与受雇人员所属国家政府无关，只照会该国外交部知晓。左宗棠在定约之初即言明“条约（合同）外勿多说一字，条约内勿私取一文”（②《左文襄公文集》书牍，卷八，叶六十二上；左宗堂上总署书。）这一原则基本得到执行，直至清末。合同一般以3年为期，续聘则根据需要再订。合同写明双方的权利、义务、应遵守的规矩，具体规定：如遇意外原因必须中止合同时，船政大臣可作主撤回，贴给旅费与2个月薪银。雇员如不受节制，或不守规矩，或教导不力，取巧草率，或滋事不法，或打骂中国官生，船政大臣即撤令回国，只给旅费，不给薪贴。雇员应受船政大臣节制，听稽查学堂委员示谕，除授课外不得干预他事。教学成绩优秀的另予奖励。前期承包的7年备银6万两用于奖励，并兑现。后期按教学阶段考察给奖。洋教习月薪多数为200两，少数250两，兼差另加。来华时付给旅费，另给一月薪银，作为安家费。如来华后履行合同，即不扣还。如中途回国或犯事撤回则应扣还。携眷同来的，另加安家费。合同期满，给予回费及两月薪银。同治十三年（1874年）以前，雇用洋教习较多。清光绪元年至十年（1875～1884年），雇用5、6人。中法战争后，剩英人邓罗1人。光绪十一年（1885年），增聘赖格罗、李家孜。光绪十二年（1886年）重聘迈达。此后两堂洋教习都在4人左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停止造船后，剩迈达、竺蒲匏2人，不立合同，不定年限，暂留教授。
  清同治六年至十三年（1867～1874年），船政学堂聘任洋教习情况，详见表14-1。
  清光绪元年至三十三年（1875～1907年），船政学堂聘任洋教习情况，详见表14-2。
  所聘洋教习多数能胜任教学。管轮教习师丢瓦原是英国海军总管轮官。练船总教习德勒塞原是英国皇家海军舰长，回国后被授予中将军衔，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任英国海军大学校长。由于待遇优厚，合同条议明确并付诸实行，学生学习勤奋等因素的促进，他们多数工作有成效，师生关系较融洽。后学堂第一届堂课结业生上练船前，曾集体给教习嘉乐尔写信表示感谢之情，信中说：“我们和你的心仿佛已经缀在一起，我们觉得，如果不表示这些心意的话，不能离开你”（①《洋务运动》八，385～387页：寿尔《田凫号航行记》。）。该教习以后病逝任上。有的因表现良好被一再续聘。驾驶教习英国人邓罗于光绪六年（1880年）应聘到任，光绪九年（1883年）期满，4次续聘至光绪十七年（1891年）回国，先后被授予五品和三品卿衔，奖给二等宝星。造船教习法国人迈达自清同治六年（1867年）到职，除中法战争期间撤离两年外，多次延聘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以后回国，先后被授予四品和三品卿衔，二等宝星。练船教习德勒塞授予三品卿衔，一等宝星。其他14人授予四品到六品卿衔，奖给金质或银质奖章。个别违反合同条议与不能胜任的被遣返。同治十年（1871年）十一月，后学堂学生因洋教习逊顺“非礼虐待”为之“哄堂”（罢课）。船政提调夏献纶袒护逊顺，罚为首学生刘步蟾、邱彪臣为小工挑土以示辱，学生哗然。当时沈葆桢在家丁忧守制，不顾禁例，出面处理，将逊顺解雇遣返。光绪七年（1881年），管轮教习理格因“教学未甚得力”，光绪三十年（1904年），管轮教习李家孜，因同样原因被解雇遣返。随着学生次第毕业，洋教习逐渐减少。理格被辞回后即由老班学生接替其教学。光绪九年（1883年），德尚撤回，由郑清濂代；师丢瓦撤回，以魏瀚代。当年外国教习4人，中国教习12人。光绪十三年（1887年），由洋员4人分任学堂4班的总教习，其他都是华人教习。光绪三十三年（1807年），教习11人中洋员2人。严宗光、詹天佑、魏才、方伯谦、蒋超英、郑清濂、黄庭、王迴澜、王寿昌等23人曾任教习，他们的薪水都较洋教习低。留学归来的月薪22～86两不等。光绪八年（1882年）前学堂驻堂帮教2人，月薪各支22、17两，后学堂帮教5人，月薪各支36、36、18、17、16两；绘事院帮教2人，月薪各支16两。艺圃管理艺徒兼课读的委绅王煜月薪20两。陈文濂、林滋汉、郑毓英、董毓琦、林钟玑、古之诚曾任汉文教习。光绪十六年（1890年），因经费困难，前、后堂各裁减汉文教习一员。光绪元年（1875年），曾恒忠以“精熟英文、算学，教习著有成效”，赏加四品顶戴；罗丰禄以“通晓英文、算学，训迪有方”，赏加五品顶戴；陈寿藏、王宣辰、施鲁滨因“督课认真，范围严密”，赏加五品卿衔。魏瀚赏加五品卿衔。陈兆翱、刘步蟾、林泰曾、陈季同赏都司衔。郑诚、游学诗、罗臻禄、郑文诚、林钟玑、叶琛、吴礼堂、黄治本均因教学出力，各予奖励。
  四、教学
  船政学堂学制在初创时按与洋监督所订承包合同为5年，因合同时间按铁厂开工之日起算，故实际是7年多，即从同治五年底开学到清同治十二年（1867～1873年）洋员撤离前，第一届学生毕业。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前学堂改为6年，后学堂参照北洋水师学堂章程，堂课4、5年，船课3、4年；绘事院与艺圃皆定3年不变。
  各学堂课程分为堂课、实习两大类，互相衔接、并重。科目参照英、法学堂设置。教材亦用英、法学堂原书，但时有变动。堂课分为外文、自然科学基础与专业技术课3类。学生按程度分班。此外，每日令读《圣谕广训》、《孝经》,兼习策论。但不列为正课，由汉文教习、船政提调和驻堂员绅督促学生在课外自习，并令默写，进行考察。
  外文课：前学堂、绘事院习法文，后学堂、管轮学堂习英文，艺圃按工种需要两文兼习或习一种。学习时间多安排在早、晚课前、课后，早上一小时，晚上一个半小时。虽然多数学生从未接触过这种旁行文字，但学习勤奋，进步迅速，很快就能听课、看书，洋人感到难以置信与赞叹。为帮助学生自习，日意格编《福州船政学校常用技术词典》,于同治七年（1868年），在福州印刷出版。后改名《法汉袖珍辞典》，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由上海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印刷出版。另编有其他几种中、法文基础工具书。
  基础课：前学堂造船专业：算术、代数、画法几何、解析几何、平弧三角、微积分、物理、重学、静力学、水力学、材料力学、机械学等。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以后，分为3个阶段：第1阶段仿照法国初等学堂课程设：数学入门、几何入门、格致浅语等。第2阶段仿照法国水师学堂课程设：数学、代数、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八线算术、几何画法、格致入门、化学入门等。第3阶段仿照法国专科学堂课程设：高等代数、高等几何、微积分、透视原理等。艺圃：算术、平面几何、画法几何、代数等，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以后，分为艺徒学堂、匠首学堂两级课程，由浅入深。后学堂驾驶专业：算术、几何、代数、平面三角、球面三角、微积分、格致、重学、地重学、化学、电磁学、光学、热学等。轮机专业：算学、几何、三角、代数、格致、重学等。
  专业课：前学堂造船专业：船体建造、机器制造、测绘等。绘事院：制图、机械学、150匹马力船用蒸汽机结构、轮机施工图绘制与说明书编写等。艺圃：机械图、制图、轮机制造与打炼钢铁法度等。后学堂驾驶专业：航海理论、航海计算术、航海天文气象学、驾驶学、测学、地理学、枪炮与水雷演放术等。轮机专业：发动机绘制、海上操纵轮机规则、汽力指示器、盐度计算器、水速计等仪表操纵法等。
  清同治八年（1869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拨给学堂5部《格致入门》。为配合堂课教学，学堂购置了几批图书与仪器。
  实习课：前学堂造船专业与绘事院：堂课与实习密切结合。造船专业在学习的后两年，每天到船厂相应车间劳动几小时，做指定工种，熟悉船体与机器构造、部件、运转、操作方法等，同时，熟悉车间工作情况，培养指挥工人的能力。绘事院结合堂课从一开始就经常到车间劳动，了解、观察机器与各种工具情状。后学堂驾驶专业堂课完成后续上船课，即上练船实习驾驶与演炮。同治九年（1870年）五月，船政将自制的“福星号”兵轮作为练船。后因太小，于同年十一月外购一船，改作练船，名“建威”。同治十一年（1872年），首批完成堂课学生严宗光、刘步蟾、林泰曾、何心川、叶祖珪、蒋超英、方伯谦、林承谟、沈有恒、林永升、邱宝仁、郑溥泉、叶伯鋆、黄建勋、许寿山、陈毓松、柴卓群、陈锦荣等18人及外学堂10人上练船，由德勒塞率领，船上洋员还有炮师阿务德、军需官詹森，历浙江、上海、烟台、天津至牛庄而回。同治十二年（1873年），第二次航行，南经厦门、香港、新加坡到槟榔屿而归，历时4个月，实在洋面75天。去时由教习驾驶，学生做笔记。回时学生轮流驾驶，教习指导、考验。驾驶学生以张成、吕翰为冠，测算以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为冠，10余人能任驾驶。后因建威船损坏，清光绪元年（1875年），改以船厂自制的“扬武号”兵船为练船，改造船舱，配备帆缆，以长江水师提督蔡国祥为督练，德勒塞为总教习，枪炮教习阿务德、帆缆教习闵顺为副总教习，将原“建威”船练生移入，增加以后各届完成堂课的萨镇冰、林颖启、吴开泰、江懋祉、叶琛、林履中、蓝建枢、戴伯康、许济川、陈英、林森林、韦辰声、史建中13人，南下历新加坡、槟榔屿、小吕宋，转经日本而归，日本人对它感到“艳羡”与“骇异”。光绪五年（1879年），继续选送驾驶学生上“扬武”练船实习。光绪六年改派蒋超英为督练。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后，向英国天裕洋行购买夹板船一艘，改装为练船，名“平远”。光绪十二年（1886年），修配告竣时，驾驶班堂课结业生只有7人，为节省开支，归北洋水师学堂练船“威远号”实习，将“平远”练船改为运输船。光绪十四年（1888年），有两班堂课结业生，将自制的“靖远号”从南洋水师调回充练船，由林承谟管驾，但有轮无帆，不合规范。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船政自制钢练船“建靖”号（后改为“通济”号）下水。此外，当时船政所造分驻沿海各省的船，定期合操，练生亦分派登船参加驾驶与枪炮打靶实习。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改装“元凯号”为练船。轮机专业：在地面安装80、150匹马力轮机各1部，先后在万年清、湄云、福星、伏波、镇海、靖远、琛航等船上安装80或150匹马力轮机，在华福宝、海东云船上安装锅炉，在船政各轮船上实习轮机操作。上船前需经严格考试，登船后作船上操作日记，回航后经检查，做鉴定，并要经过年度总查。艺圃：半工半读，白天在各车间做工，晚上七点到九点半钟上课，光绪三年（1877年）以后，加上午两节课。要求能看懂图纸，计算各种另件与船身的容积与重量并将其绘成图。初期是按车间分开学习，后来根据他们的学习情况跨车间重新编组。
  船政学堂分别采用法、英两国有关学堂当时使用的教材：巴纳德编算术，托德亨德编代数、几何、三角，安德逊编地理，雷珀编航海学等。在创办初期，并不落后。但沿用至20世纪初，很少更新，逐渐落伍。教学仿照英、法学堂的方法，按专业、科目或分班由一个或几个教习跟踪教授至毕业为止。教学有长远计划，有连续性，师生彼此比较了解；但缺乏统一制度，有的教习一再延聘，知识老化。清光绪十年（1884年）以后，采用北洋水师章程，按年月排定课程，使课程表制度化。学生成绩考查3个月举行1次，分1、2、3等，奖优罚劣，3次连考3等的斥退。另有阶段性考试、不定期测试与毕业考试，包括实际能力测验。堂课结业考试称大考。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五月，对驾驶专业第二届13名学生进行一次考试，4科满分为400分，考试成绩4科最高分为392分，7个学生总分超过300分，其中几何、三角成绩7个学生得满分，只有3个学生在80分以下。同治十二年（1873年）六月，从木模厂开始对各厂进行一轮实习测试，在各车间挑选在艺圃学习的艺徒为正、副匠头，由造船专业艺童、绘事院画童监工，由洋教习付与要求制造的机器全图后即不再入厂,由他们放手自造，产品由洋教习鉴定，指出不合格的地方反复进行修改、重制，结果全部合格。同治十三年（1874年）经过考试评定合格艺徒244人。
  清同治年间（1862～1874年），各学堂陆续招生共300余人，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造船专业原105人，6人中途死亡，60人学习到一段时间后因功课跟不上而休学，剩39人；设计专业剩22人，轮机专业剩15人，艺圃剩70人，驾驶专业原100人，剩47人，共剩183人，淘汰率较高。在剩下的学生中，前学堂27人接近工程师水平，24人掌握船用蒸汽机的设计能力，9人能设计木壳轮船，计算船体面积，绘制船壳和帆具图纸，能放样指挥施工，15人有管理车间的能力。艺徒不同程度地掌握本工种的基本知识与技能，其中53人达到监工水平，有的达到工程师水平。后学堂14人具有远海航行能力，已任命14人为轮机长，3人为教师、翻译。同年九月，毕业生林国祥、邓世昌驾船至上海，上船参观的洋人称赞他们：“气象严整，修治清洁，督饬工役，训练士卒，井井有条”（①同治十三年九月初十日《申报》。）。
  清同治六年六月十九日（1867年7月20日），沈葆桢初到任即到学堂甄别艺童。同治十三年（1874年），洋员撤离后，学堂按季考试，船政大臣监考，奖优罚劣。清光绪二年（1876年），船政大臣吴赞诚到任，到学堂考校学生，前学堂以李寿田、游学诗、罗臻禄、吴德章、郑清濂、汪乔年为最，绘事院以古之诚、林滋谟为最。后学堂老班学生移上扬武、飞云、济安号轮船赴马祖澳洋面操演。光绪七年（1881年），督办船政黎兆棠到任，面试各班学生，将不堪造就，不知自爱者10余人革退。光绪九年（1883年），张梦元到任，亲临季考。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后，“考校生徒，不无徇滥”（②③《船政奏议汇编》卷26、48,页20、30～31。）。经过整顿，有所改进。直到中日战后，考试仍很严格，对“不肯勤学或资质鲁钝，于学难期心得者，均随时剔退”（②③《船政奏议汇编》卷26、48,页20、30～31。）。各学堂生徒平时考试成绩按名次张榜公布，毕业生名册亦按成绩顺序排列。
  五、管理
  学堂归船政大臣统制。船政大臣之下常设提调2人，其中1人兼管学堂。各学堂分设监督、稽查或训导具休负责管理，由船政选学有根底，最好兼通西学，素负清望的官员、缙绅担任。另设若干委员、委绅分工协助，任务是“稽察师生勤惰”，执行纪律，“防闲诱掖”，并负责督促学生诵读《圣谕广训》等进行思想教育；他们本身也有留心西学以扩见闻的任务。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以前，历任船政大臣对学堂较重视，尤以沈葆桢为最。其后，由司、道任督办大臣，难免受督、抚掣肘。光绪二十三年（1907年）以后，由督、抚、将军兼管，多管理不善，其间曾用沈翊清、魏瀚、郑清濂为会办，但因无实权，难有作为。船政大臣月薪600两，提调480两，学堂监督360两，较其他衙门同级官员高出数倍。船政人员告假者按日扣除薪水。在各学堂监督、委员、委绅中，有一部分曾接触西学或对西学有一定修养的工作较为得力。前学堂稽查委员严良勋曾在同文馆肄业，为江南制造局翻译西方机器诸书。绘事院管理委员兼教习董毓琦曾习算术、机械、物理、天文、气象诸学。清同治年间（1862～1874年），有位驾驶学堂管理委员，精通数学，由他出题主持一次考试，由他与洋教习嘉乐尔分别评卷，在所评16名优等生中有14名两人所选相同。光绪五年（1879年），委绅工部员外郎林洄淑、分发试用通判董敬箴、选用知县王宣辰、尽先补用知县黄煊、候选县丞金仁杰、选用县丞林宪曾、监生汤金铸因稽查学堂，教督出力得奖。光绪十年（1884年），调原在北洋水师学堂任职的何履亨（咸丰进士，即用知县）任后学堂监督。光绪十一年（1885年），稽查委员候补知府严良勋“督课精勤”，前学堂兼绘事院管理委绅钟大昆，吴征驹“品粹学优，足资表率”，委绅举人范继馨“认真劝导，兼善防闲”，后学堂兼管轮学堂管理委员大挑教职沈辉宗“于西学外兼示汉文义理，足资矜式”，委绅举人林宗开“诱掖后进，悉心化导”，给予奖励。原后学堂监督刑部候补郎中梁冬年、委绅刑部候补主事黄轩龄因经常告假，训导梁凤翔因素无清望，有克扣在学艺童伙食嫌疑，被裁撤（①《洋务运动》五，327页：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日杨昌濬等奏折。）。光绪十一年（1885年），前后学堂设提调、稽查委员各1人，督课委绅前学堂3人，后学堂4人，绘事院1人。光绪十三年（1887年），后学堂督课委员原2人，增曾福廉，刘宗骏。光绪二十年（1894年）以前，夏允晃、朱庆生曾任前学堂管理委员，费廉曾任绘事院院首。管理员绅月薪一般24～30两，少数38～50两。
  教学管理在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以前，由洋监督日意格总负责，包教包会，由洋教习具体负责一班、一科或几科的教学与管理，对日意格负责，船政按合同条议进行监督，平时不定期举行抽查考试，主持毕业考试，进行验收。同治十三年（1874年）以后，由船政聘请少数洋员任监督、总教习或科教习，仍按所立合同进行承包教学与管理。华人教习、帮教的工作归总教习或科教习按教学需要安排。船政洋监督日意格在职期间对学堂教学管理较为尽责。光绪二十三年至二十九年（1879～1903年），船政聘任法国人杜业尔任监督，在法国政府支持下，专擅跋扈，对学堂教学与洋教习的管理放任自流，经过斗争，予以辞退。
  学堂创办时所订《求是堂艺局章程》是学堂管理总纲，直至清末，基本不变。学生人学时本人和家长要立甘结，由有功名的人作保，在修业期满以前不得请长假，不得改习他业。每年除年节封印期间放假，可回家探亲（端午、中秋各放假3天）外，全年全日在学堂学习，不准在外嬉游，不准侮慢教师，欺凌同学，定期考试，奖优汰劣。同治六年（1867年），嘉乐尔起草一个规章，增加学生入学须经两个月试读期，然后正式录取；正式生不守校规者给予退学；因故请假功课跟不上者视同退学；学生生病在堂内治疗，家长可来探望，病重者可请假回家治疗，愈后回堂；学生必须遵守作息时间；学堂治安与执行纪律由中国员绅负责，令家长放心。以上几条准予参照执行，暑期放假一个月则被否定。
  学堂经费列入船政预算，由清政府核准在闽海关关税、厘税等项下拨付，由船政统一拨给、报销。清同治五年至宣统三年（1866～1911年），船政共用银1921万余两，其中学堂经费67万余两，年平均1.48万余两，占船政经费总数的3.48%。加上在船政他项经费开支的洋、华教习与管理人员工薪、奖赏、留学经费与练船装配经费等，实际为200余万两，占10%以上。
  同治五年十一月至十三年六月（1866年11月至1874年6月），在造船项下的开支有：前学堂艺童赡养、饭食银25257两余，后学堂艺童赡养、饭食银20301两余，绘事院画童赡养、饭食银14297两余，艺徒工食银46894两余，奖赏银2862两余，图书、器具银7566两余。
  同治六年八月至十三年四月（1867年8月至1874年4月），在养船项下开支：“福星”练生九年六月五日至十一月十六日赡养、饭食银1284两余。“建成”练生十年四月至十三年三月赡养、饭食银15466两余。驾驶艺童七年一月至十三年四月贍养、饭食银8418两余。管轮艺童七年一月至十三年四月赡养、饭食银19846两余。奖赏银621两余。盘费4910两余。购买图书、器具银2912两余。
  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每月艺童赡养银约380余两，艺徒辛工银810两零。
  同治十三年（1874年）七月至光绪八年（1882年）开支：前学堂艺童赡养、饭食银35699两余。后学堂艺童赡养、饭食银37697两余。绘事院画童赡养、饭食银14329两余。电讯艺童赡养、饭食银8304两余。艺徒工食银20669两余。奖赏银2100两余。购买图书、器具、银11930两余。
  光绪四年至八年（1878～1882年）留学艺童赡养银3047两余。光绪四年至五年（1878～1879年），留学回华艺童薪水500两余。光绪六年至八年（1880～1882年），管轮艺童赡养、饭食银949两余。
  同治五年至十三年（1866～1874年），起盖学堂洋楼、洋房银37280两。起盖艺圃银3860两余。光绪十一年（1885年），在学堂隙地起盖学舍洋楼上下80间，修理洋教习格罗、李家孜寓所。光绪十三年（1887年），修理洋教习迈达住洋楼银600余两。添盖艺圃绘图房银900余两。
  同治六至十三年（1867～1874年），购买、改装建威练船银28730两余。同治十三年至清光绪三年（1874～1877年），采办“威远”练船配用钢炮银16651余两。光绪十五年（1889年），改造“靖远”轮船为练船用银47400余两。同治十年（1871年），“建威”练船开支，除洋员薪银外，月需银1100余两。
  光绪十四年（1888年）后，学堂添购化学、气学、电学各种器料件银1001两余。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添置化学仪器、药品银2090两余。
  六、留学
  船政学堂自清光绪三年至二十三年（1877～1897年），经清政府批准分四批共派出留学生84人，自光绪元年至清宣统元年（1875～1909年），通过自派、参观、考察、接舰培训等途径分8批派遣近百人出国学习，是19世纪70至90年代，中国派遣留学生的主要基地之一。
  船政学堂派遣留学生的设想是沈葆桢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在船政即将完成第一阶段洋员承包任务奏请续办时，在日意格建议及其精益求精的思想指导下提出来的，目的是“窥其精微之奥”“及其推陈出新之理”，“以升堂者求其入室”（①《沈文肃公政书》卷四，页六十四。）。他向总理衙门提出具体章程和课序。光绪元年（1875年），他趁派日意格回法国采办之便，奏准派前、后学堂艺童魏瀚、陈兆翱、陈季同、刘步蟾、林泰曾等随去参观学习。前3人赴法国，分别在马赛、腊孙两厂学造船；后2人到英国高士堡海军军官学堂学驾驶，然后上军舰实习。到光绪二年（1876年）底，学驾驶2人及陈季同回国，余2人留法继续学习。派遣留学生事，因巨额经费一时难以筹措，又发生日军侵台事件，沈葆桢奉命前往办理台防无暇顾及而未定议。台防结束后，他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将派留学生主张与有关大臣协商，得到陕甘总督左宗棠、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与继任船政大臣丁日昌、吴赞诚的支持。光绪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87年1月13日）李、沈、丁、吴联名上奏提出建议，附呈选派船政学生出洋肄业章程，清廷批准执行。
  章程规定：任命华、洋监督各一人，不分正副，会办出洋肄业事务。包括带生徒到英、法两国，选定学堂、工厂，聘请教习，督课、约束等事。每事会商，务期有成。万一意见不合，据实报告南、北洋通商大臣、船政大臣定夺。选派制造学生14名，艺徒4名，交监督带赴法国学制造。以分别养成总监工（总工程师）与分厂监工（工程师）为目标。学习均须极新极巧，其他新式机器、炮台、营垒等也在学习之列。学习期限3年，第二、三年每年以60日进行参观考察。选派驾驶学生12名交监督带赴英国习驾驶与枪炮、水雷等学。学习期限3年，第一年送格林尼次、抱士穆德学院肄习，兼赴各厂及炮台、兵船、矿厂游历，第
  二、三年上兵船实习水师各法。其中刘步蟾、林泰曾前经出洋学习，可直接上兵船实习。每3个月由两监督会同甄别一次。或委托洋师甄别，华监督考华文论说。学生课余应兼习史鉴等以明体达用。所有考册由两监督会送船政大臣转咨两洋通商大臣备核。期满3年之前4个月，由两监督考验学成者送回供差。要求学制造者能自制新式船机及全船应预之物。学驾驶者能驾驶铁甲兵船回华，调度布阵丝毫不借洋人。并有洋师出具的证明文件。如办无成效，将监督议处。另有学生愿学矿务、化学、交涉公法等者，由两监督会商安排，亦以3年为期。生徒每日应记日记，详记学习、游历、日用晋接之事，每半年汇送船政大臣查核。遇有新式船图、信息等应及时收集寄回。生徒每月许寄家信2次，遇病治疗，一律公费开销。生徒如“无故荒废，不求进益，有名无实，及有他项嗜好者，均由两监督会商分别留遣严究”（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28,页20～27。）。
  第一批留学经费20万两，由闽省厘金项下拨10万两，闽海关洋税项下拨5万两，船政经费项下拨5万两。
  第一批留学生原定30人，其中，制造专业14人，包括原已在法国学习的魏瀚、陈兆翱，艺徒4人，驾驶专业12人，由华监督李凤苞、洋监督日意格带领于清光绪三年二月十七日（1877年3月3日），乘船政造济安号轮船开赴香港放洋，三月二十四日，抵法国马赛港。随员马建忠、文案陈季同、翻译罗丰禄也有学习任务。以后续派艺徒5人，于十一月抵达马赛，共38人。办事人员还有洋帮监督斯恭塞格、洋文案高氏耶、华襄办文案钱德培。
  到法国巴黎的艺童郑清濂、陈林璋、魏瀚、陈兆翱入削浦官学学造船、造轮机、制枪。吴德章、李寿田、林怡游、梁炳年、杨廉臣入多郎官厂（土仑海军造船厂）学轮机、洋炮、冶炼。池贞铨、张金生、林庆升、林日章人科鲁苏民厂学制造理法。罗臻禄就读圣•艾蒂安矿务学堂。马建忠、陈季同入巴黎学堂学律例与国际法。艺徒陈可会、张启正入腊孙船厂，刘懋勋入马赛铸铁厂,裘安国、郭瑞圭入马赛木模厂，王桂芳、任照、吴学锵入圣*沙蒙高炉练铁公司，后转人马恩河畔的沙隆工艺学堂，叶殿烁入布雷斯特海军士官学堂学制造技艺、制造铁甲、练铁、练钢、化验五金等。到英国伦敦的艺童，先在南安普敦补习英语，到英国海军基地参观访问。其后，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分别上英国地中海舰队的马那杜铁甲船、勃来克伯林铁甲船、狄芬司铁甲船实习，方伯谦、何心川、林永升、萨镇冰、叶祖珪人格林尼次皇家海军学院，严宗光先入朴次茅斯海军学院，后转入格林尼次皇家海军学院学驾驶及有关科学，林颖启、江懋祉到英国驻西班牙大西洋舰队的爱勤考特号兵船，黄建勋到英国驻美国的伯里洛劳兵船实习，罗丰禄入伦敦皇家学院习物理和化学、气象学。
  第一阶段学习完成后，池贞铨、林日章、张金生、罗臻禄、林庆升入巴黎国立矿务学院学习，往德国哈次考察矿山。吴德章、郑清濂、林怡游、李寿田、陈林璋游历法国、比利时、英国船厂、轮机厂、钢铁厂。郭瑞珪、刘懋勋、裘国安入白海士登官学学习，陈可会、叶殿烁考上监工学堂，张启正考上匠首学堂。在英国的蒋超英、林颖启、江懋祉上完舰课后，由李凤苞聘请英国水师炮队教师苏萃授以炮垒、军火诸学，请美国水雷官马格裴授以水雷、电气诸学。先上堂课的学生则续上舰课。萨镇冰上门那次兵船，林永升上马那杜兵船，方伯谦上恩延甫兵船，后调士斑登船，叶祖珪先上索来克伯林兵船，后上英芬昔索尔兵船，历地中海、大西洋、印度洋、美洲、非洲，习行军布阵战守诸法，以后又到法国、比利时、英国参观各船厂、轮机厂、钢铁厂。何心川上菩提西阿兵船远航非洲。严宗光上纽咯会尔兵船，后赴法国游历。罗丰禄进泽士书院兼习政治。马建忠游历法、英、德、意、奥、瑞士、比利时。
  这批学生中，梁炳年病逝于英国，何心川因病提前回国，严宗光因船政需要教习，于光绪五年（1879年）六月调回，刘步蟾、林泰曾因南洋水师新购蚊子船需人管驾，于七月调回，魏瀚、陈兆翱于十一月回国，吴德章、杨廉臣因海防急需造枪炮，至卢爱里及布呵士水师、陆军各厂习钢铁各炮，郑清廉、林怡游到汕塔佃洋枪厂习验料、炼造诸法，他们4人毕业后延长4个月，其他人均于光绪六年（1880年）从英国、七年（1881年）从法国回国。
  光绪六年（1880年），北洋水师向德国定购定远、镇远铁甲舰，派陆麟清来船政挑选匠首黄戴、林祥光、陈和庆、谭秀、黎晋贤、程好，轮机工人陆爱昭到德国学监造，3年后回国。同年，北洋水师派刘步蟾来船政挑选生徒、船工、水手等60人送住英国伦敦上船实习，准备接舰。
  因清政府正发展海军，第一批留学生回国还不能满足需要，光绪五年九月二十日（1879年11月30日），在第一届留学生即将毕业回国前夕，李鸿章、沈葆桢又联合奏准续派学生出洋留学，但因挑选学生等问题迟迟不决，第二批留学生到光绪八年元月才成行。这批共10人，前学堂8人，后学堂2人。华监督由出使大臣李凤苞、许景澄兼任，洋监督为日意格，翻译吴德章。7人到法国：黄庭、王迴澜学营造台垒、守城防隘、水底设备，李芳荣学枪炮制造、熔炼钢料，王福昌学硝药。王庆端、陈伯璋、魏暹学造船。陈才揣到德国学鱼雷制造，陈兆艺、李鼎新到英国学驾驶。学习期限均为3年。这批留学生除陈伯璋、王庆瑞亡故于法国、魏暹因病提前回国、李芳荣派任驻日使馆翻译外，其他6人分别于光绪十、十一年（1884、1885年）学成回国。
  清光绪八年（1882年），林履中赴英国高士堡学堂学习2年，光绪十年（1884年），赴德国接舰，光绪十一年（1885年）回国。
  第三批留学生由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曾国荃与署理船政大臣裴荫森奏准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选派出国。华监督周懋琦，洋监督斯恭塞格，学生34人，其中4人（郑汝成、陈杜衡、沈寿堃、伍光监为北洋水师所派。学习期限：赴法学制造6年，赴英学驾驶3年。赴法学生陈长龄、卢守孟入削浦官学学船身和轮机制造，陈庆平、李大受在巴黎高等桥梁和公路工程学校学河道管理和桥梁、铁路建筑，林藩、游学楷、高而谦、王寿昌、柯鸿年、许寿仁在巴黎大学法学院学海军公法和法文，郑守箴、林振峰学海军制造算学、化学、格物学。赴英学生贾凝禧、周献琛、陈恩焘学驾驶铁甲战舰，乘英国练船航行东南亚、欧洲、澳洲，并学习水道测量学。黄鸣球、郑文英、沈寿堃、邱志范、刘冠雄、郑汝成、陈杜衡、王学谦学海军大炮和轻武器、海军兵法、舰艇指挥与铁甲战舰驾驶。王桐在格林尼次学院学轮机。陈伯涵（燕年）、曹廉正、伍光监分别在格林尼次学院两年、在瑞士官学一年，学有关海军舰艇的算学与其他学科。张秉珪、罗忠尧、陈寿彭学海军法与处理海上抢劫法。这批学生除林志荣、陈鹤潭病故、罗忠铭提前撤回外，其他赴英者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回国，赴法者因经费困难提前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回国。杨济成学造船，考试不及格。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五月，福州将军兼船政大臣裕禄奏准派第四批留学生施恩孚、丁平澜、卢学孟、郑守钦、黄德椿、林福贞6人留学法国学制造，期限6年。卢学孟后改派留学比利时，增派魏子京留学法国。留英则因格林尼次学院额满未派。由吴德章任监督，不用洋监督，沈希南任翻译。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因经费无着落，提前撤回，学业没有完成。
  留学生每人每月发给赡家银16两，光绪十三年（1887年）以后，改为12两，由国内家属具领。
  光绪二十五（1899年）年八月，船政提调沈翊清去日本参观秋操，闽浙总督兼管船政许应骙派学生王麒、张哲掊、华承德、许崇仪、许崇智、冯耿光6人，自费学生林启、刘崇杰、沈永清等共25人随行。他们在长崎等地参观成城陆军学校、军医学校、骑兵学校、横须贺船厂、富士号战舰等，于十二月回闽。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再次提出建设海军的主张，海军事务处派4名学生留学英国，其中李国堂、许建廷为船政学堂学生，宣统元年（1909年）回国。同年，船政派沈觐宸往法国、比利时学造船，派高鲁往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学天文、气象。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派周志祖赴日本人东京商船学校、横须贺炮术鱼雷学校学习驾驶、枪炮、鱼雷等学。
  清宣统元年（1909年），载洵、萨镇冰等筹办海军大臣出洋考察、船政学生叶宝琦随行，后留英国学驾驶。
  船政学堂派出的留学生学习都很勤奋。第一批派出的梁炳年在法国多朗官厂学习，“锐志精思，昕夕弗懈”，病中“犹据床捧卷，不肯因病废学”（①②③《船政奏议汇编》卷41，页13、页8～11,卷16,页8。），过劳而卒。江懋祉除学驾驶兼学火炮、电气，因过度用功，积劳成疾，回国后病逝。第三批陈鹤潭先在英国高士博伯呢学堂温习英语，后在苏格兰制造厂学习轮机造法，“操秘穷微，晓夜攻读，遂得咯血之疾病,殁于法国医院”（①②③《船政奏议汇编》卷41，页13、页8～11,卷16,页8。）。林志荣因苦读咯血，“回闽随即身故”（①②③《船政奏议汇编》卷41，页13、页8～11,卷16,页8。）。严宗光能“探本溯源”（④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卷三，页23～24。），周献琛“不惮劳苦”（⑤⑥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卷3,页23～24。），郭瑞珪“始终勤学”（⑤⑥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卷3,页23～24。）。当年驻英公使郭嵩焘与留学生过从甚密，并阅读严宗光的《沤舸纪经》、李寿田的《笔记》、梁炳年的《西游日录》、罗臻禄的《西行课记》、杨廉臣的《日记》、吴德章的《西欧日史》等，深感这批学生学习勤奋，成绩可观（⑦《郭嵩焘日记》卷3,页205、207、531。）。
  这些留学生的学习成就因各批学生的学识基础与管理上的差异而不同，以第一批质量为最高；第二、三批，学习领域不断拓宽，基本达到派遣时规定的目标；第四批提前撤回，未完成学业。第一批能造船者9名，以陈兆翱、魏瀚最出色，他们在瑟堡造船工程学堂的每次月考中均列优等，“可与法国水师制造监工并驾齐驱”。郑清濂、杨廉臣、吴德章次之，林怡游、李寿田、陈林璋又次之，都能胜任船厂总监工，或制造军器、军械。能开矿者5名，以林庆升、池贞铨为最，张金生，罗臻禄、林日章次之，都得到堪任矿务总监工官凭，可管理铁厂或学堂。能造火药、造炮者各1名。通晓军事工程者2名。能充水师教习者1名。能胜任远洋驾驶者13名，以刘步蟾、林泰曾、严宗光、蒋超英为最，萨镇冰、方伯谦、何心川、叶祖珪次之，林永升、林颖启、江懋祉、黄建勋又次之。刘步蟾、林泰曾达到西洋一流管驾官的水平。艺徒刘懋勋、郭瑞珪、裘国安、陈可会可任匠首，张启正、叶殿烁可任副匠首，王桂芳、任照、吴学锵可任监工。第二批学制造学生5名，以黄庭为最，分别能制造枪炮、火药，通晓炮台工程，能任造船监工或学堂教习。驾驶学生2名，李鼎新能管驾大船，陈兆艺能任管驾，或充教习。第三批学驾驶者以陈恩焘、贾凝禧最优。刘冠雄、黄鸣球、邱志范、王学廉、郑文英考试屡列上等，皆能任铁甲兵船管驾。周献深精于练船用帆驶风之学。王桐习管轮，考列二等。陈庆平、李大受可任轮车铁路总监工。陈长龄、卢守孟可任轮船监工。学习万国公法及法文的林藩、柯鸿年、许寿仁、王寿昌考试均列上上等；高而谦、游学楷列上中等，均得学位。
  学造船的留学生（包括艺徒）留船政任职的18名。其中魏瀚、陈兆翱、郑清濂任工程处总司（总工程师）。清光绪六年（1880年），派赴德国监造定远、镇远铁甲船。光绪八年（1882年），回国后，仍任工程处总司，制造横海、镜清等船，月薪86两余，外加监造南洋快船银50两，共136两余。吴德章、杨廉臣、李寿田也任工程处总司，月薪72两，加50两，共122两。以上6人所加50两，后因经费困难减为30两。原绘事院画童林庆升回国后派赴台湾总司煤矿工程，任拉铁厂监工，派赴云南勘界。池贞铨任拉铁厂监工，料理铜铁打拉工程，兼仿造洋花砖工程。2人月薪皆36两。林日章派赴北洋勘验开平煤矿，任福州穆源铁矿轮机厂监工。魏暹帮理快船、钢甲船工程。陈才鍴总司鱼雷工程。3人月薪皆32两。艺徒任照充铁协厂监工，月薪20两。黄庭任前学堂外文教习，月薪40两。王迥澜、王福昌任翻译，月薪皆36两。学习驾驶的学生除留在船政舰队任职外，被广东、南洋、北洋各新建海军舰队聘用，逐步取代旧式水师人员任管驾、大副、二副、管轮各职.月薪因职务与船的大小分260、200、180、120、100、60两各级。郑诚任驻美公使馆翻译，后调任船政翻译，月薪36两。李芳'荣留洋任翻译，后在洋监造钢船月薪72两，另津贴公费30磅。光绪十六年（1890年）以后，船政经费困难，工程稀少，随着洋务事业的衰落，船政留学生有的“散处无事”，有的为“饥寒所迫，甘为人役”（①《船政奏议汇编》卷46，页24）。
  第一批留学生经费开支：华监督及翻译各1员，每年薪水共7600两。华员杂需年3000两。洋监督1员，年7200两。洋帮办兼文案1员年2400两。华文案陈季同年1200两。文案房饭、杂需年4800两。制造、驾驶学生房租、膳费年240镑（每镑折合5洋元），行装费100镑，游历费120镑，杂费80镑。请教习兼教添薪金1600两。驾驶学生加给上船衣资、购海图、器具费每名150镑，饭食24镑。共计第一年73563两余，第二年65019两余，第三年58567两余，总计197149两余。
  第二批预算经费10万两。第三批预算经费30万两余。第四批的预算经费11.7万余两。四届实际共用银约66万两。
  七、成效
  （一）造船
  船政自清同治七年（1868年）开工制造万年清号至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江船号试洋，40年间，共造轮船40艘，总吨位4.7万余吨，占当时全国造船总吨位的74%,其中兵船32艘、商船8艘；木质19艘、铁胁9艘、钢胁12艘。1～16号船是洋监督日意格承包期间所造，17～35号船是船政学堂毕业生与留学生所监造。36～40号船虽是洋监督杜业尔与洋总监工柏奥镗所监造，主要技术力量也是船政学生。
  1～16号皆仿造西方旧式木船，其船式、功率、吨位较落后。但所造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排水量1370吨，比之日本稍前仿造的千代田号138吨的排水量大10倍。清光绪二年（1876年）下水的艺新号，是船政毕业生不仿西人成式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轮船；光绪三年（1877年）下水的威远号，是中国制造铁、木合构（铁胁）船的发端；光绪九年（1883年）下水的开济号，是制造巡洋快船（巡洋舰）的发端，轮机功率第一次超过排水吨位，较当时外购的南瑞、南琛号为胜；接着续造的镜清、寰泰号，在当时均属新式快船，较日本明治16年（1884年）下水的横须贺造船厂建造的木壳兵船海门号先进得多；光绪十四年（1888年）下水的龙威号后改称平远，是制造钢甲船的发端。造船质量逐步提高：排水量从50吨到2200吨以上，机式从普通蒸汽机到康邦（复式）蒸汽机，到新式廉邦机，锅炉涨力从2个大气压到8个大气压，功率从200匹马力到6500匹马力，时速从9海里到23海里，炮位从前、后膛炮到克虏伯快炮，到连珠炮。19世纪80年代，所造船与当时西方先进造船水平差距不大。造船的主要技术力量是魏瀚、陈兆翱、郑清濂、吴德章、李寿田、杨廉臣、汪乔年、罗臻禄、游学诗和一大批各届船政毕业生。洋员撤离后，从艺新号开工到龙威号下水的13年间，船政主要靠学堂毕业生，在造船技术上连续跨越了从木壳到铁胁到钢甲的三大步。此后又制造在船体轮机、锅炉、弹药等舱外加一钢甲护罩的穹甲船、钢胁钢壳的鱼雷快船与商船。到19世纪80年代末，在闽、粤、南洋、北洋4支水师86艘舰船中，属船政制造的30艘。
  以前蒸汽机、锅炉与助航设备均购自外洋。同治九年（1870年），船政开始自制主机。同治十年（1871年），制成2汽缸竖式普通蒸汽机一部，功率150匹马力，工艺水平不亚于外洋，安装于第5号轮船安澜号上，行驶便捷。其他罗盘、望远镜、气压计、汽压表、舰炮瞄准器、经纬仪等技术难度较大的精密仪器，船政亦陆续自制
  除自造轮船外，光绪六年（1880年），刘步蟾、魏瀚、陈兆翱、郑清濂奉派到德国监造定远，镇远、济远3船。光绪十二年（1886年），张启正、林鸣埙、陈和庆派到英国监造致远、靖远两船，曾宗瀛、裘国安、黄戴派到德国监造经远、来远两船，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程璧光、卢守孟、林国祥、黎弼良、陈镇培、谭学衡派到英国监造海天、海圻两船，曾宗瀛、林鸣埙派到德国监造海筹、海容、海琛3船，改变以往购船听命于洋人的局面。
  马尾港同时是修船基地，除保修船政所造各船外，并承修北洋水师外购之海筹等船6艘。
  光绪六年（1880年），罗丰禄任大沽船坞总办。光绪十五年（1889年），郑诚、曾宗藏到广东船局帮造广金兵轮。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刘义宽任广东黄浦船坞主管。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魏瀚任船政会办，清查出洋监督杜业尔浮支50万两银的事实，将杜撤回；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总办黄埔船坞兼管所属学堂与石井兵工厂；宣统二年（1910年），任海军部制船总监。吴应科任江南船坞总办。
  光绪十年（1884年），开始制造鱼雷，由张才镝主持，十二年（1886年），建成鱼雷厂。光绪十年（1884年），陆汝成制成新式水雷，在乌龙江试演成功，比从德国购进的价廉、力强，所制子母雷能击穿九层木排。光绪十二年（1886年），船政开始制炮，由李荣芳主持。
  （二）海军建设
  船政所造船舰和所培养的造船、驾驶技术人才，是中国近代海军建设的始基。
  船政轮船、舰队是中国最早组建的近代海军舰队。船政根据左宗棠奏定“成一船即练一船兵”的方针，从造出第一艘船万年清号开始，即选配管驾官兵、水师员弁，进行演练，.逐步积累。至清同治九年（1870年），随着船政造出、练成一批兵船，船政大臣沈葆桢奏准组建舰队，由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兼署轮船统领（舰队司令官）。当时舰队领有由外国购进的靖海、华福宝、长胜3船和船政所造万年清、湄云、福星、伏波4船。此后所造各船，部分加入船政舰队，部分陆续派驻沿海各口。同治九年（1870年），湄云号调驻浙江。同治十一年（1872年），伏波号调驻广东，安澜号调驻山东。同治十三年（1874年），镇海号调驻天津，湄云号改驻牛庄，海镜号由招商局租领。光绪二年（1876年），登瀛洲号调驻金陵。光绪三年（1877年），泰安号调驻烟台，超武号调驻温州。光绪四年（1878年），靖远号调驻浙江，超武号调驻金陵。光绪五年（1879年），靖远、澄庆号调驻南洋。光绪六年（1880年），威远号调驻天津，康济号拨归招商局。派驻各口的轮船以后屡有变动，亦归船政舰队节制，“会哨校阅”，“联络一气”。遇损坏则驶回船政修理。派驻北方的轮船于每年冬至到次年三四月要回闽避冻。同治十年（1871年），制定《轮船出洋巡练章程》12条和《轮船营规》32条，每月操练费500两。光绪元年（1875年），罗大春接任轮船统领，当时舰队有船16艘，即前列7艘，加船政新造的镇海、扬武、飞云、靖远、振威、济安、永保、海镜、琛航号，按时进行演练。光绪二年（1876年），由舰队营务处吴世忠率万年清、济安、振威、福星号出闽江口五虎门外及澎湖操演枪炮及分合之法。光绪五年（1879年），彭楚汉接任统领，当时舰队分驻马尾、厦门、澎湖，基隆4处，按月轮流会操，周而复始，并曾集万年清、扬武、威远、靖远、济安、振威5船从厦门出洋演习，经台湾安平、旗后、基隆、沪尾至广东、香港而归。沿海勘察炮台、地势情形。光绪六年（1880年），济安、扬武、飞云、振威号集合于基隆会操。扬武，威远号又驶沪合操。光绪七年（1881年），留属船政舰队的有10船：福星号驻海坛，飞云号驻澎湖，振威、济安号驻厦门，艺新号驻福宁，扬武、威远号驻马尾，永保、海镜、琛航号负担闽台间运输任务。旗舰扬武号原由吴世忠管驾，兼管营务处。吴去世后由邓世昌代理。邓调北洋管驾飞霆号后由张成接管。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前，船政共造船24艘，船政舰队留防9艘，调驻各省15艘。光绪十四年（1888年）以后，调驻各口的兵船先后划归各水师统辖：湄云、镇海、康济、泰安、通济、威远、平远归北洋水师，开济、澄庆、镜清、寰泰、横海、元凯、超武、登瀛洲、靖远归南洋水师，安澜、广甲、广乙、广丙、广庚归广东水师（其中部分是协造船）。
  各舰队管驾（舰长），前期全是旧式水师人员。同治十一年（1872年），船政学堂毕业生张成、吕翰分别被任命为长胜、海东云号管驾。同治十三年（1874年），派张成管驾靖远号，叶富管驾海东云号，林国祥管驾琛航号，邓世昌任该船大副，林泰曾任建威船大副。此后，旧式水师人员逐渐被船政毕业生所取代。各船管驾、管轮（轮机长）、大副中，船政学堂毕业生与非船政出身人员的比例：同治十二年（1873年）前为4:4。光绪元年（187年）前为5:2。光绪三年（1877年）前为10:2。光绪十年（1884年）前为17:0。光绪六年（1880年）以前，“北洋前蚊船所需管驾、大副、二副、管理轮机人员、炮位人员皆借才于闽省”（①《洋务运动》五，225页。）。北洋所购龙骧、虎威、镇北、镇南、镇东、镇西及飞霆、操江等船，调船政毕业生张成、邱宝仁、刘步蟾、林永升、蒋超英、方泊谦、邓世昌、吴梦良任管驾。光绪八年（1882年），北洋从英国购进镇中、镇边两船，调林永升、叶祖珪任管驾。光绪十年（1884年），罗丰禄调任北洋水师营务处。光绪十三年（1887年），北洋向英、德购进致远、经远、来远、靖远4船，分别任邓世昌、邱宝仁、叶祖珪、林永升为管驾。光绪十四年（1888年），刘步蟾、林泰曾参与起草《北洋水师章程》。北洋舰队正式建军时，在提督（舰队司令官）之下设总兵2人，由刘步蟾、林泰曾担任，副将5人，由邓世昌、叶祖珪、林永升、邱宝仁、方伯谦担任，参将4人，由黄建勋、林履中、林颖启、萨镇冰担任，皆船政毕业生与留学生。提督丁汝昌是陆军将领，一切规制、管理主要靠刘步蟾等船政毕业生操持。光绪十八年（1892年），在北洋舰队中任职的官佐共64人，其中闽生44人。在南洋水师（舰队）中，光绪六年（1880年），蒋超英任澄庆号管驾。光绪十年（1884年），唐佑任济安号管驾、黄纶苏任镇海号管驾。光绪十一年（1885年），何心川任开济号管驾。在广东水师（舰队）中，先后曾任管驾的有林国祥、李和、陈应谦、林点熊、程璧光、黄纶苏。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叶祖珪任北洋水师统领，光绪三十年（1904年），督办上海船坞，统领南、北洋水师。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萨镇冰任南、北洋水师统领，宣统元年（1909年），任筹办海军副大臣，将南、北洋水师统编为巡洋长江舰队，自任统制；程璧光任巡洋舰队统领。
  从光绪六年（1880年）开始，严复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会办、总办共20年。光绪八年（1882年），萨镇冰任教习。光绪七年（1881年），李兆其等4人任北洋水师学堂教习及威远练船教练。光绪八年（1882年）后，魏瀚、陈应濂等一批船政毕业生在广东鱼雷学馆、实学馆、黄埔水师学堂任教习、帮办、总办。光绪十五年（1889年），程璧光任广东水师练船副总管。光绪十六年（1890年）以后，蒋超英在南京水师学堂任总教习兼提调、总办，清宣统年间（1909～1911年）任监督。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萨镇冰筹办烟台海军学堂，黄以云任南洋海军鱼雷电学堂总办。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叶祖珪督办南洋水师学堂。前后在各水师学堂任教的船政毕业生共40多人。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英国夹板船吞顿丝马儿号在台湾基隆遇险，船政舰船福星号由杨永年驾往救援，将其护带进港。同治十二年（1873年），英国德吉利士号轮船由粤来闽，经过福清海坛（今平潭）洋面时，见滩岛上数十人摇旗呼救，因大风无法靠近，驶入马尾港时告知船政舰队，海东云号由管驾张成驰往救援，救出全船24人，均属漳、泉一带商贩、水手，遭风逃至荒岛已5昼夜。光绪三年（1877年）八月，美国佛蓝牌利号夹板船在福建兴化长屿洋面遇风沉没，船政舰队派船救出洋人韦士客拉等19人送至福州。十月，刘金狮商船在福建长乐松下洋面触礁损坏，舰队派船救出13人，并代修船。光绪四年（1878年）四月阜康号商人由上海乘船至马尾，遇暴风翻船，许寿山驾艺新号抢救乘客陈廷隆等7人上岸，此后他又多次驾船救援遭风遇险船只，清廷给予奖励。光绪四年（1878年）十二月，金同生商船装运杉木及砖等至闽江五虎口搁浅发漏，舰队派船将其拖进马尾港修理。光绪五年（1879年）二月，商船金长成号在赤屿洋面遇风，桅折船漏，舰队管务处吴世忠驾湄云号往救，吴在船上中风身亡。三月，金裕昌商船装运杉木3400根，行至马祖澳触礁将沉，舰队派船将其拖至古镇修理。
  同治十一年（1872年），湄云号由上海北运大米支援直隶灾区。光绪三年（1877年），台北风灾，福星号载运米谷往台湾后山应急。光绪四年，山西、河南旱灾，船政舰队海镜、永保、琛航、登瀛洲号会同招商局各船，分赴金陵、上海、牛庄装运米谷帮赈。
  （三）御侮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五月，日本政府借口琉球船民被台湾牡丹社高山族所杀，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征讨都督，率军舰5艘，运输船13艘，载兵3600多人在台湾南部琅〓（今恒春）登陆，劫掠烧杀。高山族人民据险反击。日军退守龟山，设立都督府，意图久据。清政府命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率领以扬武号为旗舰的船政舰队，载运淮军13营6500人渡台。飞云、安澜、靖远、振威、伏波及税务司所借凌云号驻澎湖，举行会操。福星号驻台北，万年清号驻厦门，济安号驻福州，永保、琛航、大雅号往来运输。严宗光、林泰曾等一批刚毕业的船政学生随往勘测台湾环岛地势、水文，绘制成图。日本政府见无隙可乘，与清政府签订《北京专条》撤兵而去，其侵台图谋未能得逞。
  光绪八年（1882年），朝鲜汉城发生兵变，日本政府趁机派兵驻朝，清政府亦派6舰赴朝，其中威远、澄庆、登瀛洲、泰安4舰为闽造，由丁日昌率队，船政毕业生林泰曾、邓世昌、李田、叶伯鋆、蒋超英任各船管驾，迅速平息事变，阻止了日本政府征韩图谋的实施。
  光绪十年（1884年）爆发中法战争，中国东南沿海战场（以闽、台为中心）与法军作战的海军主力是船政舰队。在马江海战中，参战的船政毕业生27人，牺牲21人：飞云号大副谢润德，正管轮潘锡基、三管轮马应波，福胜、建胜号督带吕翰，福胜号管驾叶琢、大副翁守恭、副管轮戴庆涛，建胜号管驾林森林、大副丁兆中，福星号管驾陈英、三副王涟，振威号管驾许寿山、大副梁祖勋、二副邝咏钟，扬武号副管驾梁梓芳、三管轮庞廷桢以及留美撤回入堂肄习练生杨光楠、薛有福、黄季良，管轮学生陈锦超。吴其藻下落不明。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时，为加强台防，曾派船政学堂测绘生杨则哲、林鉴殷、郑奉时、林兆燕、董寿、林泳埙、陈振家、王韵聪、陈宝煊赴台测绘。在黄海海战中，参战的船政毕业生50人，包括13名主力舰管驾中的11名，牺牲16人：定远号管驾刘步蟾、总管轮刘荫霖，镇远号管驾林泰曾，经远号管驾林永升，致远号管驾邓世昌、大管轮郑文恒，超勇号管驾黄建勋、帮带大副翁守瑜，扬威号管驾林履中、帮带大副郑文超，来远号总管陈景祺及张海鳌、蔡馨书。在两次海战中，这些烈士作战事迹之英勇壮烈是中华男儿爱国主义精神的千秋典范。
  （四）其他
  从清光绪元年（1875年）开始，船政学堂毕业生参与筹建台湾基隆煤矿，4年投产，到19世纪80年代初，产量基本能满足船政需要。光绪六年（1880年），林日章参加开滦煤矿勘探，罗臻禄任广东矿务委员，林庆升、池贞铨、林日章发现福州穆源煤矿。光绪八年（1882年），池贞铨、林日章勘得山东海州、栖霞县、招远县属铝矿，林日章任开采监工。林是中国西法炼银的最早主持人。光绪十一年（1885年），张金生任台湾煤矿煤师，另一船政毕业生任福清石竹山锡矿矿师。光绪十六年（1890年），张金生、池贞铨到湖南邵阳、新华复查煤矿。游学诗参加湖北大冶铁山运道建筑，又到王三石勘探煤矿。池贞铨勘明马鞍山煤层状况，选定煤井位置，又到湖北兴山勘探铜矿。为建设汉阳铁厂，“闽厂学生分赴衡州、宝庆、辰州、永州等府暨毗连鄂境之四川夔州、陕西之兴安、汉中等府，毗连湘境之江西萍乡、贵州青溪等县查勘煤铁，并委赴素产煤铁之山西省泽、路、平、孟等处采取煤铁各式样”（①《政艺通报》卷1,“艺学图表”。）。光绪二十年（1894年），船政在古田所炼铁送往英国炼钢，质量优良。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杨济成参与厦门湖头探矿。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黄清寿往邵武探矿。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池贞铨、沈庆瑜创办赣州铜矿。
  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詹天佑任中国铁路公司工程师，参加修建塘沽至天津、天津至沈阳铁路，后任川汉、粤川铁路总理，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元年（1905～1909年），任京张铁路总工程师兼会办。光绪二十九年U9W年），魏瀚主持河南许州临颖铁路工程施工。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李大受任京汉铁路养路副总管，卢守孟任京汉铁路行车总管。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高而谦任京汉铁路总监督，郑清濂任汴洛铁路总办，陈庆平任漳厦铁路总工程师，王迴澜任副总工程师。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郑清濂任京汉铁路总监督，丁平澜任正太铁路总办，宣统元年（1909年），魏瀚任广九铁路总办，李大受、曾毓隽、郑膺麟勘测川汉铁路。宣统三年（1911年），王寿昌任川汉铁路总办。郑诚任京张、京绥铁路总办。
  光绪六年（1880年），陈林璋先后调往山东、浙江办理机器局事务。光绪十年（1884年），刘冠南任刘公岛机器厂帮办。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魏瀚任汉阳机器厂总办。
  光绪三年（1877年），苏汝灼、陈平国专司台湾电线敷设工程。光绪五年（1879年），船政使用电灯（爱迪生于1878年改进白炽灯），光绪十一年（1885年），开始在自制兵船镜清号上装电灯，光绪十三年（1887年），建电报房，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建电灯厂，以上工作都由船政学生主持。
  罗丰禄任第一届留学生翻译，回国后，在天津水师营务处任李鸿章翻译。光绪二十三年至二十八年（1897～1902年），任驻英、比、意公使。光绪二十八至三十年（1902～1904年），吴德章任驻粤匈帝国公使。陈季同任第一届留学生文案，后任驻德，法参赞，代理驻法公使兼比、奥、丹、荷四国参赞，中法战争后随曾纪泽参加与法国划分中越边界的谈判，光绪二十年（1894年），赴朝鲜协助处理海防事务，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为反对清政府割让台湾，参与策划成立台湾民主国，任外务大臣。魏瀚在留学期间任法国皇家律师公会助理员，得法学博士学位，19世纪90年代先后为湖广总督张之洞、端方办理法律、外交翻译事务。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王寿昌任京汉铁路总翻译。
  黄庭、王迴澜、王寿昌留学回国后任船政学堂法文教习，郑诚任翻译。林振峰在福州、济南任教习数十年，精通数学，被誉为“马尾算”。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黄树生任永春州中学堂教习。
  王寿昌为林纾口译《茶花女》,由魏瀚为之刊行于福州。陈寿彭翻译英国海军海图官局所辑《中国江海险要图志》。郑守箴翻译《喝茫蚕书》，介绍欧洲选种育蚕方法。陈季同将《红楼梦》、《聊斋志异》译为法文在巴黎出版。严复译述《天演论》等，向国人系统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经典著作。马建忠著《马氏文通》。陈兆翱将轮船车叶化平为侧，外洋竞相仿效。又改进船用抽水机，西人以陈兆翱名之。池贞铨用连江白石粉制成耐火砖，耐火力较进口砖优良。
  附：
  （一）求是堂艺局章程（①《洋务运动》五，28～26页：清同治五年十一月五日左宗棠奏折。）
  一、各子弟到局学习后，每逢端午、中秋给假三日，度岁时于封印日回家，开印日到局。凡遇外国礼拜日，亦不给假。每日晨起、夜眠，听教习、洋员训课，不准在外嬉游，致荒学业；不准侮慢教师，欺凌同学。
  二、各子弟到局后，饮食及患病医药之费，均由局中给发。患病较重者，监督验其病果沉重，送回本家调理，病痊后即行销假。
  三、各子弟饮食既由艺局供给，仍每名月给银四两，俾赡其家，以昭体恤。
  四、开艺局之日起，每三个月考试一次，由教习洋员分别等第。其学有进境考列一等者，赏洋银十元，二等者无赏无罚，三等者记惰一次，两次连考三等者戒责，三次连考三等者斥出。其三次连考一等者，于照章奖赏外，另赏衣料，以示鼓舞。
  五、子弟入局肄习，总以五年为限。于入局时，取具其父兄及本人甘结，限内不得告请长假，不得改习别业，以取专精。
  六、艺局内宜拣派明干正绅，常川住局，稽察师徒勤惰，亦便剽学艺事，以扩见闻。其委绅等应由总理船政大臣遴选给委。
  七、各子弟学成后，准以水师员弁擢用。惟学习监工、船主等事，非资性颖敏人不能。其有由文职、文生入局者，亦未便概保武职，应准照军功人员例议奖。
  八、各子弟之学成监造者，学成船主者，即令作监工、作船主，每月薪水照外国监工、船主辛银数发给，仍特加优擢，以奖异能。
  （二）船政与洋教习师丢瓦所定合约（②《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三），957页：光绪九年八月二十九日，张梦元咨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一、师丢瓦熟识轮机一切奥妙，愿应福建船政大臣之聘，为船政学堂管轮教习。抵福州日，即当起予教导在堂生徒及各管车，无论在船在岸，师丟瓦应尽心竭力教以管轮理法手艺。此外，凡属管轮本分应晓之事，衙门或派其兼办，师丢瓦即应遵照，不得于第五条所载月俸定数之外，再请加上。
  二、师丢瓦定此合同，以三年为限。自抵工之日起（光绪九年五月初八日，西历1883年6月12日），限内倘遇难料之事，须行停工，以致师丢瓦不得在堂施教，船政大臣可以作主撤其回国。惟应于其本月应得薪水之外，另给贴薪四个月，并回英盘费。师丢瓦不听吩咐，或办理不善，或教导不力，船政大臣亦可撤其回国，只给盘费，不给贴薪。
  三、师丢瓦在工，立限三年，限内应尽心力，认真教导各生徒，如第一条内所载云云。除应授课程以外，不得干预别项各种事宜，不论或明做，或暗搅，未经告明船政大臣，及告明而尚未允准者，一概不许擅行。
  四、师丢瓦应受船政大臣，或署理船政大臣节制，并应听稽查学堂委员之谕，以外不准私自越躐，干谒中国官员。
  五、师丢瓦薪水银，月给船政局秤二百两，自抵工之日起，按西历月份，每月支领。其由英国起程赴中国时，另发一个月贴薪银，为行装之用。
  六、师丢瓦应住合式房间，由船政衙门给予，有病时给予医生，其费由公项动支。
  七、照以后第八、第九条情形，师丢瓦应得由英至闽，及由闽回英各项船票，或领局平银三百七十八两，以作由英赴闽盘费，及同数之银，由闽回英。
  八、如在约期限内，师丢瓦或因病回英，或为本国召国，船政只给回费，或如第七条所云局平银数，倘系自己有事回国，须先四个月禀明衙门，第如此情形回国，师丢瓦不得向衙门问取川资及别项等费。
  九、师丢瓦三年期满，衙门应给予回英盘费及贴薪两个月。若衙门与教习愿意再留，再立新约，其回费并贴薪，应俟下次期满之日支领。
  十、师丢瓦既到福州，船政衙门另与换立华英字合约各二分，一存衙门，一发交师丢瓦收执为凭。师丢瓦既得新合约，旧合约即为废纸。
  专记二教会办学
  在福建办学的外国教会主要有基督教美国美以美会（卫理公会）、美部会（公理会）、归正教会与英国安立甘会（圣公会）、长老会、伦敦会和法国、西班牙天主教会等，美国基督教会所办学校占半数。办学时间从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至1952年，共108年）办学地点从福州、厦门各通商口岸逐步发展到沿海各地，再到山区各城乡，约占全省县、市的3/5。所办学校，初期以初等学校为主，以后逐步以中等以上学校为主，包括普通教育（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到大学）、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特殊教育和神学。所办小学，在20世纪初，约占全省小学的1/3，以后逐渐下降。所办中学，1951年统计，约占全省中学的1/5,在有教会办学的全国各省中居前列。各类教会学校的办学权与管理权一向掌握在各主办教会及福建基督教教育会手中，从民国16～26年（1927～1937年）陆续向政府立案后，各校董事会仍由教会人士主持，由教会派专人管理财务。1951～1952年，福建省人民政府执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有关决定接办全部教会学校，彻底收回教育主权。外国教会在福建办学。培养了大批传教人员和为其殖民事业服务的各类人才；但在输入现代科学知识与促进近代教育制度方面，客观上起了一定作用。一、类型
  （一）初等学校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基督教英国伦敦会教士施约翰（A.Stronach）和养为霖在厦门鼓浪屿开办英华男垫，这是教会在福建创办的第一所初等学校。19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教会在福建办的学塾（初等学校）集中在福州和厦门两地，分日学、义塾和寄宿学校。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英国伦敦会养为霖夫妇在厦门办女塾。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美国归正教会罗啻（R.E.Doty）、打马字（Talmage）在厦门寮仔后设义垫；道光三十年（1850年），英国长老会用雅谷（Young）、宾为霖（WilliamBing）在厦门雍莱河设义塾；清咸丰三年（1853年），美国公理会卢公明（J.Doolittle,即杜立德）在福州福音精舍附设男子寄宿学校；咸丰四年（1854年），美国公理会在福州保福山办女子寄宿学校保福山书院；同治三年（1864年），英国圣公会在福州乌石山办女塾；同治九年（1870年），美国归正教会打马字的妻子在厦门竹树脚设女塾；清光绪三年（1877年），英国长老会女宣道会在厦门办怀仁小学；光绪四年（1878年）英国圣公会史荦伯（R.W.Stewart）在福州创办榕城两等小学。美国美以美会设校较多。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柯林（Collin）在福州设一男学塾，是美以美会在福建办学之始。咸丰九年（1859年），娲标礼、娲西利姐妹（MissWoolston）和宝姑娘（MissPotter）在福州仓山办女塾，初称“内女学”，后来称毓英女校。天主教会在福建设立的第一所学校是永定的粤杏学校，创办于光绪元年（1875年）。到19世纪70年代末，教会在福建开办了几十所初等学校，其中女校占半数。这些早期的初等学校规模小，学生少，多设于民房中，设备简陋。
  到19世纪末，随着传教事业的发展，教会初等学校从福州、厦门扩展到莆田、漳州、泉州等沿海地区，及闽东、闽西的部分城镇。办学渐趋正规，完全小学增加，幼稚园（班）开始出现。
  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和求学人数的增加，教会小学从沿海向内地山区，从城镇到乡村发展。有单独设立的幼稚园、初小、高小，也有三者合办的。农村多数是只设一、二年级的单级小学，城镇小学大部分建了教学楼，有的建起体育场，设备渐趋完善。农村小学条件仍然简陋，学生自带発子，由于设级不完全，学生们一般不能念到小学毕业。但无论在城市或农村，教会女子小学与男校受到同等重视。民国10年（1921年）前后，福建全省基督教会办国民学校（含各种短期、设级不全的初等学校）共852所，学生25568人；高等小学96所，学生4612人。其中，美以美会办432所（高小24所，初小408所），学生11839人。教会小学生占全省小学生总数的32.1%。与全国教会学校相比，福建的基督教小学校数、学生数和升学比例都是全国最高的省份之一。福建天主教办的学校较少，主要有：漳州崇正小学（1907年）、惠安崇德小学（1911年）、武平崇实小学（1919年）、厦门维正小学（1920年）、邵武三育小学（1924年）。
  民国8年（1919年）“五四”运动后，在全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压力下，民国22年，国民政府颁布（修正私立学校规程》,规定外国人不得在中国境内设立教育中国儿童之小学。同时，福建省开始部分实施普及小学教育。因此，福建教会改变办学策略，停办部分条件差、学生少的小学，扩充和完善继续办的小学，一部分小学发展为中学。1951年，全省接受外资津贴的教会小学106所，其中福州12所、厦门12所、建阳5所、南平8所、福安5所、闽侯17所、晋江26所、龙溪17所、龙岩3所、永定1所。学生共14974人（缺16校）教职员共613人（缺15校）。独立幼稚园25所。
  （二）中等学校
  清同治三年（1864年），原设于福州南台的福音精舍附属寄宿学校迁到福州于山北麓，改名福州书院（FoochowCollege）,即后来的福州格致中学，学制8年，除传授圣经外，设置普通中学课程，这是教会在福建办的第一所中学。以后，教会陆续创办福州广学书院（1878年）、莆田培元书院（1879年）、福州鹤龄英华书院（1881年）、厦门寻源书院（1880年）、古田培元书院（1890年）和厦门英华书院（1898年）。福州保福山学院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改为8年制。这些中等学校除设置普通科外，还设置神学或职业科，福州鹤龄英华书院曾开设工程科、商科和医学专修班。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孟存慈在福州仓山望北台建一洋楼，开设师范学校，学制二年。民国元年（1912年），该校与公理会合办，改称协和师范，为乡村教会学校培养教师。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福州陶淑女子学校、清宣统三年（1911年），厦门毓德女子小学添设师范班，古田萃英女子学校最早附设幼师训练班。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莆田哲理书院，民国元年（1912年）福州三一书院，民国8年，漳州寻源中学、厦门协和中学、南平流芳学堂均附设师范科。厦门怀德幼稚师范学校是20世纪初在怀德幼稚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天主教会举办传道师范班，以女校为多，程度较低。同时，厦门英华中学增设商业和科学2科，漳州寻源中学设道学科。一些教会医院开办护士生徒班或训练班，到民国11年，全省共开办13个护士训练班。英国圣公会、美国公理会于民国元年合办福州协和护士学校。
  至民国11年（1922年），全省基督教中等学校共20所，其中女校9所，完全中学15所，学生1510人（男1261人、女219人）。其中英国圣公会办3所，美国公理会4所，美国美以美会5所，英国长老会2所，美国归正教会2所，基督复临安息日会2所，男青年会2所，天主教办一所福州扬光中学。
  随着教会办学策略的调整，教会中学学校增长较快，到民国23年（1934年），福建教会中等学校52所，占全国240所的20.8%，居第一位；学生数3963人，占全国34080人的11.3%，居第三位。其中在福州的14所，学生1800人。它们主要是普通中学，其数量占福建全省普通中学总数的1/3强。由于中国政府不许外人开办师范教育，教会中学附设的师范科全部停办，经特许，厦门怀德幼稚师范和福州协和幼稚师范继续办理。教会职业中学的重点转向农业教育，福州协和中学改为农业职业学校，南平剑津中学附设农林科或农业科。护士训练班逐渐发展为护士学校。民国24年，莆田圣路加医院附设的助产、护士两训练班合并，向政府立案，改名莆田圣路加高级助产护士职业学校。抗战时期，沿海教会中学大部分内迁，有的与内地教会学校合并办理；有的因经费困难停办。
  从抗战后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美国基督教会在福建又复办和新办了一些中等学校。1951年，全省教会中等学校51所，学生10677人，教员868人，职员203人，工友263人，占全省公私立中等学校总数的20.9%。其中基督教各差会办的占90%以上。51所学校中，70%是普通中学，30%是职业学校，职业学校以护士、助产士学校为主，其他是农林、商业和幼稚师范学校。
  （三）普通高等学校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美国美以美女布道会指派委员3人，来闽调查创设女子大学，成立筹备会，起草章程，选择校址。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福州成立董事部，定名南省华英女书院，先开设中学和师范，招收高小毕业生，学制4年。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月，租房开学，美国女传教士程吕底亚（LydiaA.Trimble）任主理（校长）。民国元年（1912年），首届毕业生4人。民国3年，开设大学一、二年级，入学者5人，学校迁入福州仓前山岭后新校舍。民国5年，改称华南女子学院（TheWoman’sCollegeOfSouthChina）。民国6年，增设大学三、四年级，改名华南女子大学。民国10年，首届大学本科班毕业生3人。民国11年，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注册。民国13年，中学部改为附属高级中学。民国14年，卢爱德（IdaBelleLewis）继任主理。民国16年，由陈淑圭、王世静、李美德、黄惠珠、黄惠贞5个华人组成委员会管理校政。第二年，选派王世静任校长。民国22年，在国民政府教育部立案，改名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文科设国文、英文、教育、史地4系，理科设化学、生物、数理3学系，原有的哲学、家政两系取消，改设讲座于教育系；另建家事实习室一所；原有的医学预科并入协和医学院，普通科取消。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迁南平。抗战胜利后迁回福州，附中独立办校。该校是华南地区唯一的教会女子大学，创办目的是为妇女尤其是为华南农村妇女培养宗教领袖。校训是“受当施”。学生在校期间必须接受严格的宗教教育，常组织学生到社会上宣扬宗教，训练他们的传教能力。因学生一直不多，发展缓慢。民国16年，毕业生22人。1949年，设6个系，文科设教育、文史、外国语系，理科设化学、生物、数理系，学生163人，教职员21人，当年毕业27人。
  清宣统三年（1911年），国际布道会在苏格兰开会，成立高等教育委员会，推举高智（J.Gawdy）为主席，酝酿在福州设立大学。第二年，高智到福州，邀集福建的6个大差会开会，成立福建省基督教高等教育筹备会，决定校名为福建协和大学（TheFukienChristianUniversity）,校址设在福州。以后英国长老会和伦敦会因故退出筹备会，协大由美以美会、公理会、归正教会与圣公会协同创办。民国4年（1915年），举庄才伟（E.Jones）为主理，成立福建协和大学董事会，设文、理、教育三科，学制4年，以福州英华、格致、圣马可书院和厦门英华寻源书院的七、八年级学生为招生对象。民国5年2月开学，首次招收81名学生，其中基督徒72名。54人编入一年级，27人编入二年级，校址在福州仓山观井路美商美丰银行旧址。该校宗旨为“培养人材，作为基督教事业之领袖”，以后改为“根据董事会章程所规定之博爱、牺牲、服务精神，研究高深学术，养成健全人格，以应社会需求”。民国7年，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注册。美国罗氏基金社中华医学部逐年拨款赞助该校添置设备，附设医学先修科。民国11年，学校迁入鼓山魁岐新址。民国13年，高智继任校长。民国16年，重组校董会，聘林景润为第一任华人校长。学校宗旨改为“以热爱、服务和牺牲精神向中国青年提供大学水平的教育”。民国20年，教育部准予立案，但只准设文、理两学院，改称“私立福建协和学院”。民国22年，开始招收女生。第二年，扩建农业试验场，设立农村服务试验区。民国25年，得到福建省政府补助，添设农学和农业经济两系，开办园艺试验场，在邵武筹设闽北农林试验区。抗战前，有教职员30人，学生124人。抗战爆发后，民国27年迁邵武。民国31年，设农学院，重新立案，改名福建协和大学。民国34年，迁回福州时有学生715人，教职员105人，设3院10系：文学院：中国文学、历史学、外国语文学、教育学4系；理学院：物理、化学、生物3系；农学院：农艺、园艺、农业经济3系。理学院的化学和生物两系均附设医学预科课程，凡修毕医学预科1年者，可投考国内公私立医学院；修毕2年者，可投考湘雅医学院、私立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医学院；修毕3年者可投考北平协和医学院；修毕医预4年者，参加统考及格后准予毕业并授予理学士学位。
  （四）神学校
  基督教会在福建创办的神学校较多，程度较高；天主教创办传道学校较早，但校数少，主要集中在闽东地区。
  1.基督教神学校
  19世纪50年代，美国归正教会在厦门设寻源斋，英国长老会设回澜斋，伦敦会设观澜斋，教授神学，兼授普通课程。美以美会在福州办保灵福音书院。到19世纪80年代，厦门寻源斋改为普通中学，将神学移到回澜斋。在福州，英国圣公会办真学书院，美国公理会办圣学书院。基督教各差会在福州、古田、福清、闽清、平潭、莆田、泉州开办一批初级神学教育性质的妇女圣经学校，招收成年妇女，培养教堂女执事。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英国长老会教士礼河莲在泉州创办妇学，招收信教的中年家庭妇女学习译成白话字的圣经、圣诗等，也学习汉文，有晋江、安溪、南安的妇女来学。美国卫理公会在莆田城关、涵江、黄石、笏石、北高、埭头、平海、南日开办10余所妇女传道所，在莆田、古田、龙田、闽清、仙游、南平、闽侯开办妇女圣经学校；英国圣公会在古田新义山设闺光道学校；伦敦会在厦门设协和妇女圣经学校；美国归正教会在平和琯溪镇办小溪妇女福音学社。这些妇学多数办到20世纪40年代末。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观澜斋与回澜斋合并为厦门圣道学院。第二年，规定中学毕业生才能入学，改称圣道大学。民国8年（1919年）停办。两年后，美国归正教会在漳州中学附设道学科。民国16年，中华基督教会闽南大会将泉州福音学校[清宣统二年（1910年）英国长老会办，招收高小毕业生和初中肄业生]和漳州寻源中学的道学科合并，由闽南大会和英、美三公会合办甲、乙两级神学于厦门鼓浪屿，称闽南圣道学校。民国26年，迁漳州马公庙；民国28年，改名闽南神学院，设道学科和圣经科。道学科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4年；圣经科招收初中毕业或同等学历、年满20岁、有两年传道工作经验者，学制3年。1951年，该院学生34人，教员9人（其中4人为英、美国人）。民国元年，保灵福音书院、真学书院和圣学书院合并为福州协和道学院，在福州仓前山建校舍开学，开设：特科，2年制，招收高中毕业生；正科，4年制，招收初中毕业生；附科，或称简易科，招生条件稍宽。民国14年，设立神学院和圣经科，学制3年，分别招收高、初中毕业生，首任院长蒯为廉，学员最多时107人，前后毕业200余人。民国16年，该院停办，圣公会复办真学书院，美以美会福州、延平、兴化年议会另办协和道学院。民国5年,美以美会办懿德道学校，民国17年，改组为女神学，民国24年，并入协和道学院。民国32年，福建神学教育研究会建议道学院和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合作，民国34年秋，成立福建协和神学院，设道学本科（4年制）、神学本科（5年制）、专科（2年制）和进修科（1年制），附设圣经学校，每年招生40、50人至80、90人。1951年，福建协和学院和闽南神学院并入南京金陵神学院。
  2.天主教传道学校
  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天主教福建教区和多明我会在福安安溪镇合办圣十字修院，后迁西隐，由副主教罗加路版纳兼任院长和教员。清道光三年（1823年），毕业9名学生，全部成为神甫。道光三十年（1850年），高弥额尔主教办福安西隐多玛斯修院，招生30人，清咸丰九年（1859年），毕业15人，均受祝为神甫。19世纪80年代，主教李亨办多玛斯神学院于福州澳尾港，第一届培训神甫陈进基等12人；民国2年（1913年），迁至福安邮亭前。同治七年（1868年），在漳浦南边楼设神学院。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在海澄港尾古城设罗洒女修院。在大村落的天主教堂附设读经馆（班），分男馆、女馆，招收教徒子女，以当地方言教读圣文。20世纪以后，读经馆（班）逐渐淘汰，改在礼拜天或晚上组织青少年教徒学经文，开办多层次的男、女修院和女传道师范。男修院一般有3个层次：备修院、小修院和大修院（神哲学院）。备修院是小修院的预备班，小修院学制3年，大修院学制一般为6年。民国10年，天主教会福州教区在福州泛船埔开设若瑟修院，民国26年，迁往马尾，改名婴德小修院，同年，创立福建神哲学院。1950年，婴德小修院与福建神哲学院合并，改名天主公教福州教区修院。福安穆阳邮亭前若瑟神学院于民国24年迁往罗江，改名罗江公教学院。民国26年，为了纪念中国籍第一个主教罗文藻，改名“文藻修院”，分为若瑟神学院和德励撒小修院。民国26年，另在光泽设救主修道院，后迁至邵武。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福安罗江本堂神甫施德沛办女传道师范，学生多是各地本堂保送来的守贞女，学习后回原地传教，办至民国27年（1938年）。民国10年，福安顶头本堂神甫艾仁忠办顶头女子传道师范班，又名公教女学，除招收天主教徒中的青少年女子入学外，也培训各地本堂神甫保送来的守贞女，民国16年停办，民国26年复办，学制3年,毕业生有的进三都多明我会女修院，有的回原籍教读经班，1950年停办。
  福建省教会办的中等学校概况，详见表14-3。
  二、教学
  （一）学制与课程
  教会设立的日学、义塾没有固定的学习年限，主要教读圣经、初步的读写知识和浅显算术，以后逐渐加设英文和国文课。女子寄宿学校大部分是初小性质，课程类似日学。福州保福山学院课程以圣经为主，也学习算学、常识。福州乌石山女学堂以识字和接受宗教教育为主，学制5年。到19世纪末，教会小学随教会所属国学制，实行7年制或8年制，课程分宗教、英文、汉文3类，包括圣经、英文、算术、地理、修身、尺牍、图画、手工（缝纫、刺绣）、音乐等科。泉州培英女子初小的课程是：圣经、信教问答、祈祷文、上帝十诫、圣诗、汉文（三字经、国文）。农村小学、孤儿院附设学校和盲童学校的程度很低，学制不固定，以传授宗教知识为主。书院一般仿教会所属国的学制，6～8年不等，重视圣经课和英文课。福州书院8年制，分设汉文班和英文班。汉文班课程：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英文；英文班增加英语科，其他与汉文班相同，用英语授课。福州圣马可书院8年制，半日英文课，半日汉文课，每日8节，每节40分钟，每日午后圣经课，每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上午为宗教活动。厦门英华书院分为初级部和高级部，分别相当于英国的初级学校和高级学校，同时根据学生志愿分为商业和科学2科。商业科的课程包括商业尺牍、英文簿记、速记和打字；科学科的课程：动物、化学、物理、地理、天文和算术。都设英语、国文课。
  民国4年（1915年），基督教福建教育会规定教会小学的课程为：初小学制4年，设圣经、伦理学、中文、地理、地图绘制、算术、历史、科学、图画、罗马语、音乐、体操、性知识、家事、古典文、中国官话等。高小学制4年，设圣经、中文、古典文、算术、地理、历史、伦理学、科学、英语、中国官话、音乐、图画、体操、手工艺等。圣经课列第一位，重视英语和自然科学基础知识。
  进入民国后，书院陆续改称中学，学制7年或4年。漳州寻源中学民国8年（1919年）分设英文科、中学正科、师范科和道学科，均4年制。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的前身南省华英女书院，学制4年，课程有圣经、英文、文学（中国语言、文学等）、算学和科学5种，“科学”的课程有地文学、植物学、物理、初级化学等。各校仍以圣经和英文课为主，忽视中文课。厦门英华中学对英文成绩好、中文成绩差的学生也授予毕业文凭；而对中文合格、英文课程不合格的不授予毕业文凭。福州鹤龄英华中学民国6年的课程设置如下：
  预科：第一学年英文：识字、切字、练读一书、文法启蒙、心算启蒙、翻译浅文、摹习西字；华文圣经、唱歌、打球；中文：上下《论语》、《小学》、论说文苑、习楷、作文、月课。
  第二学年英文：切字、练读二三书、文法启蒙、中国舆地、谈论、翻译浅文、摹习西字；华文圣经、唱歌、体操；中文：《孟子》上、《左传》一二、《战国策》菁华、习楷、作文、月课。
  正科：第一学年英文：切字、文法、谈论、翻译、数学、练读三四书、各国地理、摹习西字；华文圣经、唱歌、体操；中文：《东莱博议》、《左传》三四、《孟子》中下、习楷、作文、月课。
  第二学年英文：切字、文法、谈论、代数学、地文学、练读英文浅论、华文选译英文、摹习西字；华文圣经、唱歌、体操；中文：史论正鹄、中学历史、《左传》五六、习楷、作文、月课。
  第三学年英文：切字、代数学、西国史、身体学、作酬应函牍、华文选译英文、选读浅显报章、英文圣经；唱歌、体操；中文：古今大家、中学历史、历代名人书、奏议、作文、月课、国语。
  第四学年英文：修辞学、英文论、几何学、西国史、格物学、电学、华文选译英文、选读报章、英文圣经；唱歌、体操；中文：《史记菁华录》、中学历史、作文、月课、国语。
  教会职业学校或中学附设职业科的课程各校自行制定。厦门协和中学师范科学制3年，课程：圣经、教育学、地理、算术、英语、中国官话、罗马语、音乐和操练。南省华英女书院（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前身）师范科民国3年（1914）课程：第一学年，学校管理法、小孩学；第二学年，教育史，图画、算术教授法，教授练习；第三学年，心灵学，地理教授法，生理学教授法，教授练习。此外还学习普通中学课程。英国圣公会办的福州柴井医院附设护士生徒班学制4年，3年学护理，第4年学助产。
  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福建协和大学，完全按照美国学制。其系科设置重视自然科学和教育科，设课以英文课为主。协和大学的历史学系不开中国历史课程，却有美国史，中国史包括在东洋史中，宗教是必修课。
  立案后，各级学校学制与公立学校一致，小学分设初小4年、高小2年；中学分初、高两级，各3年，师范、职业学校单独设立，大学本科4年。课程基本上按教育部和福建省教育厅规定设置，但有所增减和侧重。高小均设英语课。民国26年（1937年），漳州寻源中学初、高中公共课程：公民、国文（精读与作文）、英文、数学、自然、历史、地理、音乐、图画、体育；初中增设生理、劳作。福州格致中学另设宗教、伦理人生、名人传三个选科。福州英华中学把圣经改称为伦理课，漳州寻源中学改称服务课，仍以传授圣经知识为主，为必修课。厦门怀仁女中高小以上学级均设宗教课程，另星期六朝会时举行赞美会，全体师生均须参加。
  华南女子文理学院规定除英文专修科必修英文小说、戏剧、诗歌、英文学史、英文教学法外，其他系也将英文的读、写、译训练列为必修课。福州协和幼师设英语、保育法、国文、历史等课程，以前两者为主。福建孤儿院附设的6年制小学从4年级开始学英语。教会女校普遍增设家政课。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家政课的内容包括美式窗帘的设计、西餐的烹调、西式点心的调制、美国家庭主妇在家宴时的礼仪等。
  福建协和大学教育学院[民国25年（1936年），改在文学院下设教育系]的课程与国立大学不同，分为5类：（1）必修课，包括党义、军事训练、国学大纲、人文通论；（2）分组选科，含7个组：国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教育学和心理学、哲学、数学和外国语文学组。前4组为“必修组”，所有学生必须在每组内选修至少两项课程，后3组为“随意组”，学生自由选读，可以不修；（3）专门研究初步，在上面7组课程中选读3组，时间两年，内容比“必修组”较深一层；（4）主修系，分组选科后，学生可集中于主修系课程的学习；（5）毕业论文，在第三学年结束前选定题目，着手搜集资料，在毕业前完成撰写。师范专修科学制两年，第一学年修习三民主义、军事训练、生物学、心理学、教育指导、社会或心理选科、自由选科等，33学分。第二学年修习军事训练、教育心理学，儿童心理学或青年心理、主系学程、自由选科等，35学分。理科附设的医学先修科课程分4年、3年两种。学生除修习理科各级课程外，兼修文科和教育科的相应课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教育系的设课类似，其他系也设英文教学法、音乐教学法、宗教教学法课程。
  协大附设的高级农业职业学校，课程根据教育部颁发的农业职业学校课程表，增加英、汉、算课程钟点，加授史、地，每周各一小时。
  民国19年（1930年），厦门怀德幼稚师范收初中毕业生，学制2年，设国文、历史、地理、心理学、教育学、教学法、公民、圣经、唱游、体育、恩物、学琴、工艺、英文（选修）课。
  莆田私立圣路加高级助产护士职业学校设助产本科、助产特科、护士本科、护士特科4个专业，本科学制均3年，特科招收本科毕业生，学制1年，课程按全国统一教学计划设置。
  孤儿院、育婴堂附设的小学和盲聋哑学校课程程度低于普通小学，除学习必要的基础文化知识外，主要学习手工技术。福州明道、灵光盲童联校分男、女两部，大部分学生学习小学课程，部分上初中专修班。全部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男部工场织席、编竹编，女部织布、织毛巾和带子等。古田养正幼稚园设大、中、小3个班，设识字、计算、音乐、图画、游戏等课程，教学内容以宗教知识为主。
  神学校课程以圣经为主，并根据不同层次修习初、中等学校的文化课程。天主教大修院的课程是经院哲学、圣神学、教会法典、宗教礼仪、神修学、伦理学和教义神学等；小修院主要学习拉丁文、古典文学和圣经；备修院设中学文化课程，并修拉丁文。女传道师范修读教理研究和高小课程，并学一些医学常识。
  （二）教材教法与教学管理
  初期，教会义塾，日学和寄宿学校的教材是传教士自己编译的《圣经》节本、《圣经图说》、《天路历程》、《马可福音》和《路得记》等，多用“白话字”（①“白话字”是美国归正教会牧师罗啻、打马字等创制，用罗马字母拼写厦门、福州、兴化地区方言，不识汉宇的人只须学两、三个月白话字就可读懂《圣经》等书籍。）拼写，用方言教学。福州内、外女学所用的课本有：宗教《三字经》:“自太初，有上帝，造民物，创天地，无不知，无不在，无不能，真主宰。……”《女学三字经》:“为女子，异男儿，要端庄，要整洁，治头发，理衣裳。立无跛，坐无欹，勿大笑，勿高声……”以及《榕腔三字经》、《小学四字经》、《十诫歌》、《五字经》等。泉州培英女子学校课本是用“白话字”编写的《圣经》、《信教问答》、《祈祷文》、《上帝十条诫》和《圣诗》,算术课本也用“白话字”编写，只有中国私塾传统教材《三字经）是中文。书院的英文与自然科学课多用英语讲授，课本直接从外国运来；中文课本多选用四书五经。
  19世纪末20世纪初，“白话字”课本减少。晋江毓英学校选用中华书局《新中学初级古文读本》,以及《古文节言》、《古文析义》、《左传》、《四书》、《唐诗三百首》、《东莱博议》、《幼学琼林》、《秋水轩尺牍》、《闽侨尺牍》等；一些自然学科选用英文课本。厦门英华书院每天上午上英文课，下午上中文课，英文类课本由英国和新加坡买来。学校注重英文教学，力图使其毕业生程度与英国高级学校相等。泉州培元学校英语教材采用东印度公司出版书本。一些书院建有简单的生物、化学实验室和天文台。据中华基督教会调查，立案前教会学校普遍重理轻文，特别轻视国文科，教会学校学生各科成绩相比较是：外国文最优，数理中，国文最次。这时期教学完全模仿外国学校，脱离中国社会实际。
  20世纪20年代以后，教会学校陆续立案，教材一般采用中国版本，但中等以上学校仍重英文课。自然科学和外语课多用英语授课，音乐课程唱英文歌曲，甚至学生的作业、考试、毕业论文也要用英文。天主教会办的福州扬光学校则重视法语教学。福州鹤龄英华中学规定：平时考试成绩占月考成绩的2/3；学期成绩有两门主科不及格者留级；初二下学期和高二下学期的学生有任何一科不及格者，准其补考一次，补考后仍不及格者不得升级，教职员子女也不例外。福州毓英女子中学每月举行成绩展览会一次，优劣作业全部陈列，由各级学生互相参观；每学期举行一次学科比赛会、运动会和时事测验。晋江毓英学校在教学中实行“完明制”，每日所上功课都要考查，及格的登在“完明表”上，不及格的要补习，一直补到及格。全学期功课都及格的，由班主任发“完明证”，星期日可回家，未达“完明”的留校补习。
  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实施主修、辅修和选修制度。学生第一学年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修文科或理科，第二学年向教务主任及系主任申请选择某系为主修系、某系为辅修系。每个学生除必修科外，须选修主修系课程至少30学分，辅修系课程至少15学分，如需转科或转系，须经教务主任批准。考试分平时考查、月考、期考三种。平时考查分笔答和口答，不定期进行；月考每学期3次或4次，由教师确定日期，在授课时间内举行；学期考试在期终举行。学生每月成绩以一个月内的平日成绩和月考成绩平均计算，学期成绩以平日成绩、月考成绩和学期考试成绩平均计算，学期成绩在60分以下者留级。
  教会中、高等学校理科实验室设备较完善。福建协和大学建有庄氏科学馆，其仪器可供光学、热学和声学等物理实验，生物、化学实验器材也颇完备。因理科各系研究成绩显著，民国22年（1933年），协大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奖励12000元。协大附属高级农业职业学校注重田间实习，规定不放暑假，凡学生修毕一年级课程后，应于暑假内在该校农林试验场实习6星期；修毕二年级课程后，暑期内由校方指定到本省各省立农场实习6星期；三年级学生在学期间必须轮流住宿该校农林试验场，学习农场管理和田间工作。民国28年，协大农业经济系和农职高年级学生暑假分别被派往崇安、永安和南平各有关单位实习。护士学校重视临床实践。福州柴井医院附属护士学校规定一年级学生做临床护理和勤杂事务；二年级学表格记录和一般诊疗技术，开始学值夜班；三年级学习药物的应用、补液并作医嘱，管理病房、值夜班。
  教会学校组织各科教学研究会，受福建省教育厅的教学研究会和教会的“福建省教育会”指导。福州毓英女子学校按教员所担任学科分社会、国文、理化、数学等研究组，每月定期开会一次，研究教学方法。大学教师结合所教专业#领学生对福建社会、经济、文化教育进行研究。抗战期间，福建协和大学文史方面注意探讨福建文化和中国民族文学史；教育学系进行青年兴趣调查；化学系研究分析松木干馏、闽茶和江水；生物学系调查福建保护鸟并编类，考查研究人体寄生蠕虫；农科各部注重水稻、棉花、豆类作物的栽培和育种试验,柑、桔、桃和蔬菜等的育苗、嫁接采种；畜牧场推广改良种蛋和育殖毛用兔；推进闽北土壤肥料、花卉品种选植、森林育苗和植物病虫害调查研究。每一学系有中心研究计划，每一教师有专题研究工作，研究成果多数获教育部审核学术委员会奖金。抗战时期，协大出版的刊物有：《福建文化》、《协大艺文》、《科学杂志》、《协大生物学报》、《协大教育季刊》、《协大农报》、《协大周刊》、《协大校友》，专题研究出版的书籍有《福建中等师资问题》、《教育学心理学辞典》等24本。自编讲义整理成书印出的10种。各科学生在教授指导下自制实验器材。
  （三）课外活动
  立案前，教会学校的课外活动以宗教教育活动为主。教会大、中、小学校都举行晨祷会、晚祷会、圣日崇拜（基督教会）或参加弥撒（天主教会）。泉州培英女子学校规定学生每日晨起、临睡、三餐前做祈祷，每日上午第一节课，集中在礼堂做礼拜，每星期五晚上开祈祷会，会上轮流念祈祷文，讲述各人信仰体会。星期天整队到礼拜堂听道，高年级学生做听道笔记，回校时交老师审阅，低年级学生口述。星期日只准读圣经、圣诗，严禁看其他书籍。凡逃避做礼拜和祈祷会的要罚跪认罪或禁闭反省。厦门英华书院早晚有宗教集会，由校长、监院和其他教师用英语讲道，朝会全体学生参加，晚会寄宿生参加。星期天上午，全体寄宿生整队到教堂做礼拜；星期天下午，所有附小学生和寄宿生参加“主日学”，听高中部同学讲旧约圣经故事，由校学生青年会会员主持。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福州鹤龄英华书院在本省最早成立基督教会青年会（Y、M、C、A与Y、W、C、A），它也是全国最早成立青年会的学校之一。各校课外活动一般由青年会主持，包括夏令会、冬令会、圣诞活动等。
  早期，教会义塾、日学和寄宿学校学生课外需参加校内卫生工作和一些手工劳动。20世纪后，福建教会学校逐渐重视课外体育运动和音乐活动，有的学校形成体育传统。福州三一学校从民国8年（1919年）起，学生一入学就分为鹰、鲸、狮3队，直至离校。每队学生自由选择足球、排球或篮球中的一种，然后根据球艺分为甲、乙、丙、丁组，每天必须参加两节课外体育运动。学生每学期的体育分数视出席训练的情况和精神评定。民国13年，该校购10亩地辟为足球场，足球运动发展迅速。厦门英华中学于民国6年在学生青年会中设体育部长一职，分管全校体育运动。民国9年，该校与福州鹤龄英华中学相约每年举行球类比赛一次；民国17年，开始与汕头友校体育队相约一年一次轮流往来举行足、篮、网球比赛。民国18年春，该校获福建全省足球冠军和篮球冠、亚军。福州格致中学的排球队曾代表中国国家队参加远东运动会，学生郭则伙曾蝉联两届远东运动会撑竿跳高冠军。该校每年举行一次全校运动会，40%以上学生参加田径比赛，100%学生参加柔软操比赛；每学期有篮球和乒乓球的班级制循环赛。教会学校从幼稚园到大学都重视音乐教育和课外音乐活动，除教唱歌曲，学识五线谱外，有的学校教西洋乐器演奏。福州格致中学于民国元年组成钢管乐队，从奥国购回20多件乐器。圣诞节期间大部分学校都组织音乐文艺演出。
  立案后，教会学校的宗教活动结合到其他课外活动中，基督教学生青年会活动仍很活跃。厦门英华中学青年会会员参加怜童主日学、教会圣诗班、基督徒学生团体联合会、夏令儿童会、乡村布道工作等。附小部成立英华基督教童子会，每星期二下午举行游艺会，星期六下午有常会。民国27年（1938年），秋季学期开始举行级别退修会和全校教职员退修会，每学期中举行一周奋兴培灵会。福州毓英女中有布道队、主日学、查经班、灵修会和每日晨祷，70%以上学生参加。民国37年，仙游慕陶联合中学宗教委员会于每学期开始时编定全期活动程序，每学期有1次教职员退修会和宗教运动周。每周教职员聚会1次，学生分组聚会1次，朝会2次。基督教学生青年会的活动有崇拜、出席竞赛、夜校、青年男子失业成人班；有的学校创办“通俗周报”供学生阅读，在学生中进行公民训练。华南女子学院开设家庭妇女进修班，分烹饪、缝纫、国语、英文、科学、时事、音乐等组；设立母亲会，交流儿童管教护理经验，与基督教所属的医院合办母亲训练班，传授当母亲的常识，开设劳工婴儿园、劳工子女补习班、儿童会、儿童阅览室、儿童营养茶室、儿童健康社等；开展儿童健康检查，举办婴儿健康比赛、儿童服装展览、世界儿童生活图片展览；设立“平民妇女福利社”，供应廉价商品，借贷资金，为社员代笔及介绍工作。
  抗战期间，福州毓英女子中学组织抗战宣传队、抗敌后援队，进行时事讲演、歌剧表演和野外生活训练。在校园内种玉蜀黍、甘蔗、香蕉。在家教室实习烹饪、裁缝、管理簿登记。每星期六各班轮流到迷儿学校教授唱歌、手工、运动等课，每星期日上下午主持该校主日学。南平剑津中学要求师生参加生产劳作、社会服务、救护训练等课外活动，组织歌咏队、戏剧团到民间作救国宣传。福州格致中学提倡生产训练，初中生做竹工和木工，自制所有膳堂椅桌及书架、图书板等，并有产品出售，价格低廉，教师和附近乡民争相购买。福建协和大学学生参加民训工作；组织军人服务团，帮助士兵写家信、治病和开展团体游戏活动。成立伤兵之友社，慰劳伤兵并为之募捐。组织抗建剧团，到各处公演。成立歌咏组，领导和训练邵武的歌团，并举行多次音乐大会为国募捐。到附近乡村推广先进农业。华南女院组织时事研究会、英语研究会、学术讲演会、音乐欣赏会。每学期初和期末开展新会、叙别会、组织歌咏团，每星期进行球类比赛或旅行。表演抗日话剧，筹募寒衣，救济难童。
  抗战胜利后，各校课外活动重新以开发智力，培养专业兴趣和锻炼体力为主。古田史荦伯中学鼓励学生阅读课外读物，每周举行各项竞赛或测验。福州鹤龄英华中学民国38年（1949年）春开设兴趣科目班，分国际问题讨论、社会问题讨论、时事研究、工程常识、英文时事文艺习作、应用文、歌咏等项，由学生自由选择参加。福州协和农业职业中学开展农村服务和推广工作，办儿童福利站，推广优良品种，设民众夜校、农村保健服务所和育婴园。
  三、学生
  教会在福建办学初期，一所学校只能招到几名学生，多是平民子女，有的是街头流浪儿或孤儿。学校免费提供膳宿和零用钱。清咸丰六年（1856年）传教士基顺（StephenJoh-neon）在福州办日学，收学生4人，后经多方努力，增至12人。女校招生更难，招到的学生也很难留往。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美以美会在福州开办的一所女校只招到3名学生，不久其中两人因受不了人们的非议而自动退学。咸丰九年（1859年），女传教士娲标礼等，在福州办女学，招生10个月仅收15名学生，开学不久7名自动退学。以后教会采取多种办法吸引学生。清寒学生和教徒子女免交学费或半费。有的学校与学生订立合同，由教会提供食宿、衣服和书本，如果家长中途把学生领回，必须偿还教会支出的各项费用。直至19世纪末，学生仍不多，以清贫子女为主，很多来自教徒家庭，学生有的半工半读，替学校做一些杂务。这时期，教会学校的入学条件很宽，学生年龄大小不一，文化程度不齐，大部分女校不收缠足女子。入学后，学生大部分入教。清光绪四年（1878年）创办的莆田哲理中学，学生多为清贫子弟，半日学习半日工作，或纺织或排印、装订书籍，或作小学助教，赚取学费和膳宿费。光绪八年（1882年），福州毓英女校已开办20多年，在校学生仅28名，其中13名来自教会办的育婴堂。光绪十六年（1890年）创办的泉州培英女校不收学费、膳费，对远途来校者提供旅费，才从附近各县的教徒家中招收了20多名女生。福州鹤龄英华书院办于光绪七年（1881年），到光绪十六年（1890年），始有第一届毕业生1人，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的19年中，计有毕业生23人，其中3届仅毕业1人。
  20世纪后，教会学校学生来源渐多，殷实商户、富裕士绅和知识分子家庭子女增加，城市中学收费昂贵，日渐发展为贵族学校。神学校和职业学校因其免费额较多，有的提供膳宿，平民子女比例相对较高。闽南的教会学校也招收华侨和外国留学生。厦门英华书院开办初期，学生来自厦门、鼓浪屿一带。以后外地学生、南洋侨生和随父母来厦的外国学生也来就读。20世纪20年代，改称中学，学生300名。附设高小，学生200名，多数是厦鼓富家子弟，南洋归国侨生，本省侨属学生，台湾富商子弟及日本、朝鲜学生。该校学费历来是厦鼓地区最高的。农村小学学生仍以平民子女为主，信教的比例较高。华南女子学院初办时仅有学生13人，多为教会人士的女儿，经多方游说，招生范围扩大到莆田等地，学生逐年增加，但长期不足百人（包括附中）。福州三一中学、陶淑女中、文山女中、格致中学，莆田哲理中学，泉州培元中学、培英
  女校，厦门毓德女中，古田毓馨女校、超古学校等中学，都附设小学，其学生主要来自附小毕业生及育婴堂、孤儿院保送的学生。厦门怀德幼师学生以怀仁中学毕业生为主。职业学校学生多来自教会中、小学。民国21年（1932年）秋季，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新生72名，其中43人来自本校附属中学，29名来自其他教会中学，全部信教。同年，福建协和大学招生175人，其中来自教会中学的138人。20年代，教会国民学校的毕业生18%升入高小，教会高小30%的毕业生升入教会中学。立案后，教会大、中学校学生中富裕家庭子女与非教会学校毕业生增加。民国27年，福州进德女子初中58名学生的家庭出身是：商40%，学10%,政3%,军10%,农2%，其他8%。抗战期间福建协和学院附设高级农业职业学校两次招收82名学生，其中49人是基督徒。抗日战争胜利后，教会学校招生范围更扩大，学生中信教者比例进一步下降，但仍占近半数。1950年，福建教会中学男女生比例是5:1,信教学生占学生的43.5%；小学男女生比例是2:1,信教学生占41.3%,教会职校女生占学生总数的2/3以上，信教学生超过半数。
  教会学校对清寒学生仍有减免学费的规定，但名额越来越少。有的学校实施工读制度。福州协和农业职业学校于民国11年（1922年），开始实行工读制度，规定凡受学校资助的学生都必须参加学校工作。民国14年，改为计时记工办法，按学生工作钟点发给工资。民国29年，工读学生分两种：一种每周工作6～10小时，每人可得月工资4～5元不等，品学兼优者才可申请；一种是新生于开学前一星期内请保证人向学校申请，课程分4年修毕，每天工作4小时，可得月工资10余元。工作种类：吹号，修理电灯、汽灯及机械等，各课处办事员，医药室、磨房助手，洗碗、扫地、印刷、点灯及农场工作等。由工务课派给工作，每种工作都有教职员指导，每月或每学期调换工种，使学生对各种工作都有练习机会。学生工资按工作钟点每月底结算一次，每小时工值60～115文不等，每月由工务课召集有关指导教职工开会，按学生工作道德、精神、效率、成绩评定工资。工作特优或对某一工作有改良办法、特殊贡献者另给奖品。民国32年，福建协和大学学生工读办法：申请工读学生在开学前向校注册课或代考处领取表格填写，每学期可得工资40～80元。长乐培青中学于民国38年春规定家境清寒、品学兼优的学生经审核，合格者准予全免或半免学费，于入学后分派工作，如管理图书、监理膳食等。福州协和农职于民国38年春季设工读生40名，每小时酬金半升米，每月最多可工作50小时，所得可抵一半膳费。另由学生自己邀集伙伴于假期承包土方工程，每天可得一斗白米。
  早期，教会学校毕业生，多数成为传教士的助手和教会小学校的教师，不少女毕业生成为男传教士的妻子。此后，在外国领事馆、洋行和由外国人把持的海关、邮政、盐务等部门服务的增多。福州鹤龄英华书院从清光绪十六年到民国6年（1890～1917年）共毕业学生147人。其中英、美设立或控制的企、事业和教会学校任职与留学美国的84人，占57%。福州三—中学民国2～8年毕业生的职业：牧师2.81%,邮政、海关、盐务、铁路、洋行职员59.5%,教会学校教师16.9%,非教会学校教师5.63%,医务人员9.86%,其他5.68%。
  20世纪20年代后，毕业生自谋出路，就业范围扩大，职业科就业率较高，普通科各行业都有，有相当部分在外国殖民事业机构中服务，一部分任公、私立学校的英语、音乐及自然科学课程教师。女校毕业生多从事传教、教书和医护工作。民国10年（1921年》，华南女大毕业生陈慈钦、陈子华、黄慈悲先在集美学校教英语，后到菲律宾侨校任教。福建协和大学民国8～14年毕业有69人：任牧师2人，宗教工作1人，在教会学校任教24人，其他学校任教16人，经商6人，留学9人，在国内深造5人，其他3人，无记载3人。华南女大从民国10～14年毕业生有23人，全部信教：在教会学校任教17人，在其他学校任教1人，医生2人，留学2人，其他1人。
  20世纪30、40年代，教会中、高等学校毕业生到外国留学的占相当比例，大部分由教会资送出国。莆田美以美会规定，牧师子弟可优先留学美国；凡在哲理中学、咸益女中等校任教10年以上者，享有申请赴美进修的权利，但去何国，学习何专业及回国后干什么，都得听命于教会；学成回国后，必须为教会服务若干年。清光绪二十九年至民国38年（1903～1949年），莆田县有343人出国留学，其中女性65人；去美国的228人，西欧39人，日本76人，多数是教徒子女，由教会学校资送出国。由教会送到美国留学的宋尚节，获得化学博士学位回国后，由教会指派去当传教士。毕业于美以美会办的道学院的欧元怀去美国后，未按教会旨意去念神学，选择了教育事业。回国后，到厦门大学任教，美以美会就逼他归还留美费用。
  教会学校毕业生中，不少人成为某方面的专家，还有许多学生受进步思想影响参加革命工作。学部委员林兰英是莆田咸益女中和福建协和大学毕业生。化学家侯德榜、数学家陈景润、空气动力学家沈元、物理学家王仁是福州英华中学毕业生。化学家林一，核医学专家王世真、电脑专家林本铭、植物学家林传光、农学家刘忠柱是福州格致中学毕业生。泉州培远中学毕业生中有著名科学家张文裕、蔡馏生等。福州格致中学学生李铁、陈大鲲、郑挺、陈绍宽、林波，华南女院附中学生魏雪馨，福州陶淑女中学生柯海燕，福州英华中学学生王助、郑维新、孙道华、曾焕乾，莆田哲理中学学生陈天章，文山女中学生杨瑞玉，泉州培元中学学生李子芳、陈庚申、陈瑞光、廖中秀等等，先后献身于祖国的民主革命事业，有的献出了生命。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为反对美国政府虐待旅美华工，福州英华书院、格致书院、三一书院大批学生退学抗议。辛亥革命期间，福州英华、福音书院成立“警醒社”，发行《警醒》、《民心》报鼓吹革命。在光复福州的武装起义中，福州英华书院有60余人参加炸弹队和洋枪队，学生王清铨中弹牺牲。在“五四”运动与抗议“五卅惨案”运动中，数千教会学校学生上街游行。民国13～14年间（1924～1925年），福建学生联合会提出收回教育权口号，福州英华、格致等校的部分师生反抗奴化教育，退出原教会学校，另组三山、闽江和育范3个中学，有的转入三民中学等非教会中学。民国14年，福建协大教师陈锡襄联络福州教会学校进步师生组成“教会学校立案委员会”，提出“教会学校必须向中国政府申请立案”等四项主张。同年9月，福建学生联合会成立“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由共青团地委组织，翁良毓任委员长，领导开展收回教育权斗争。在福州团地委领导下，福建废约运动同盟会、格致书院收回教育权运动临时委员会、扬光学校学生会、福州青年会学校学生决志离校同盟会和培元中学学生会纷纷成立并发表宣言，提出教会学校应向我国教育部立案注册、取消强迫做礼拜读圣经、恢复信仰自由等要求。民国16年，福州“仁慈堂”事件爆发，将福建反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权运动推向高潮。同年2月，中共福州地委领导的福建涤社出版“收回教育权专号”，发表“收回教育权运动宣言”。3月，福州成立“收回教育权筹备委员会”，公推协大教师陈锡襄主持。3月24日，福州协和初中、英华中学、协和师范、培元中学、文山女校等教会学校1000余名学生和各界群众在仓山麦园顶集会，陈锡襄担任大会主席，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向福建政务委员会请愿，要求彻底收回教育权。3月26日，协和大学等教会学校成立“福州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权运动大同盟”。至此，福建反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权运动达到最高潮。在抗战期间，教会学校学生组织了众多的宣传队、服务队，部分学生加入抗战军队。在三年解放战争时期，教会学校学生广泛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反美扶日等运动。
  四、教师
  教会学校初期规模小，由创办学校的传教士及其妻子自任教员，聘请一些中国科举出身的文人或私塾先生教读中国经书，聘请一些外国传教士、商人及其家属担任英文和自然学科课程的教学。清同治元年（1862年），英国圣公会创办福州乌石山女学堂，教员多由传教士的妻子担任。同治四年（1865年），打马字夫人在厦门新街礼拜堂办“周课”，自任教师。同治九年（1870年），她在厦门竹树脚礼拜堂办毓德女子学校，由其二女儿负责教学生识字和基督教教义，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开设英语课，请毕腓力牧师娘任教。
  19世纪末年以后，教会学校规模扩大，老师以聘请为主。中国籍教师的比例提高，多数是教会培养，少数是中国科举出身的文人，或由高年级学生教低年级学生。外籍教师中专职的增多。福州圣马可书院创办时，由英国圣公会传教士万拔文及其夫人教英文，聘请几个外国商人教数学和会计学。民国8年（1919）,聘请举人、秀才数人担任中文课教学，英文课（包括英语和自然学科课程）教师有外籍传教士、教会大学毕业生和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毕业生。慈善教育机关的教师仍以男、女传教士为主。
  20世纪初，教会办师范教育，培养了一批小学、幼稚园师资。到20年代,教会小学特别是农村小学，逐渐以中国教师为主，多是教会中、小学和师范的毕业生。中等学校教师多是留校毕业生或留学生。厦门英华中学英文课教师聘请英国人或留英归来的中国人及部分英语流利的国内大学毕业生。大学、职业学校和神学校教师中、外籍教师比例很大。民国5年（1916年），福建协大教师有8人，其中6人是外籍教师。到民国15年，中国籍教师仍不到1/3。
  初期，教会学校外籍教师多是义务任教，到20世纪初，外籍教师开始领取高薪。福建协大外籍教师每家住一座双层洋房，设备齐全，学校还为他们雇炊事员、奶妈。外籍教师沙善德月薪480元，中国籍教师的最低月薪60元，不及该校一个美籍女打字员月薪的1/5。厦门同文书院美国教师月薪300～600元，每4年可带薪回国进修1年，而能用英语上课的中国教师最高不超过200元，由本院高年级学生选拔任初级班教师的月支20～28元，中文教师一般30元左右，最高不超过100元。农村教会小学的中国教员待遇极差，薪水常常不能兑现。鹤龄英华书院鹤龄楼曾规定美国教师走前楼梯，中国教师走后楼梯。这一状况持续多年，后经中国教师抗议，才改变这一无理规定。
  立案后，各类学校（除神学院外）的中国籍教师数逐渐超过外国籍教师数。民国22年（1933年）福建协和大学有教师28人，外国籍8人。民国38年春季，该校共64名教职员，11名外籍，其中9名美国人，2名英国人。他们担任的科目分别是：外语（6人），农艺（1人），化学（1人），历史（1人），音乐（1人）。民国38年，在全省被调查的32所基督教会中等学校中共有外籍教职员51人，他们多数担任英语课教学，其他分别担任医学课（7人）、宗教课（2人）、音乐课（2人）教学。教会小学、幼稚园的外籍教师更少。神职学校中，外籍教师一直占多数。闽南神学院1950年上半年共11名教师，外籍9人；民国38年协和神学院共有19名教师，外籍8人。
  福建教会中、高等学校教师以大学毕业生为主，还有一些硕士和博士。民国23年（1934年）福建协大28名教师中硕士12人，博士3人；华南女院18名教师中硕士11人，博士1人。民国38年春，在32所教会中学教师中，有博士15人，硕士24人，其中：鹤龄英华中学3名博士，3名硕士；莆田哲理中学1名博士，3名硕士；华南女院附中3名硕士；仙游慕范初中1名硕士；协和幼师1名硕士；协和护校1名博士；圣路加护校6名博士，1名硕士。他们多是留美或留日归来的中国籍教师。教会小学、幼稚园的教师部分毕业于师范专业，一般是初中以上学校毕业生，少数大学毕业生。建瓯培汉学校抗战期间，中、小学两部教员16人，其中专科和大学毕业者8人，小学教师2/3是师范毕业生。民国28年，福州协和职业学校与美国图思黑基职业大学（TusKeger）交换教授，后者派一位植物学教授来协职讲学，协职派教务主任何崇赴美讲学。
  华南女院的各门课程除国学外，一律由教徒女教师担任，国学课程也尽量选聘科举出身，受过教会洗礼的人来讲授。民国23年（1934年），该院18名教师中有教徒16名，其中13名中国籍教师11人信教。同年，在17所基督教会中等学校（包括附属小学）的304名教师中有教徒252人，占83%。泉州培英学校、古田超古中学、古田毓馨女中、福清毓真中学、永春同仁中学、福州进德女子初中、仙游陶德女子初中和慕范初中的教师全部是基督教徒。立案后，福州鹤龄英华中学选聘教员根据两个条件：一是学历和资历，二是否基督徒。如果两人学历和资历相同，则聘请信教者。1950年春，在被调查的福建省11所教会f专和22所教会中学的800名教师中信教者548人，占68.5%；闽东北地区被调查的22所¥会小学的203名教师中信教者165名，占81.3%。
  民国23年（1934年），福建教会中学教师的年薪标准定为：初级中学132～720元，高级中、：240～960元。完全中学325～1200元，但多数学校远远达不到这个标准。民国26年，龙溪寻源中学专任教职员月薪仅30～77元，校长80元（外籍教员除外）。福州进德女子初级中学民国27年教师共11人，其中专任7人，兼任4人，月薪最高50元，最低6元，—般（大部分）30元，职员5人，月薪最高50元，最低30元。民国38年春，福州英华中学推行教职员考绩制度。学期末，工作成绩评定在70～80分者，奖给月薪70%,81～90分者，奖给1个月月薪，91分以上者，奖给一个半月月薪。
  民国19年（1930年），厦门英华中学组织学校的基督徒教师成立查经班，天天读经祷告，每个礼拜集会一次。民国22年，查经班成员及自愿参加的教师共同组织一个教师团契会，订立公约，日日读经、祷告、灵修和做礼拜，每周集会一次，以报告各人灵修心得。后来非基督徒教师也参加团契会。福州华南附中住校教职员每星期升旗前10分钟作一次集体灵修，每星期四下午团契会。华南女院规定：男女教师除做礼拜或进行时事讲话时可以在一起，其他时间不得接触，女教师有专用备课室和休息室。男教师不能和女教师、女学生一起用膳。一般不许女教师参加校外活动。该校欢迎独身中国女子到校任教，如果女教师征得校长同意和男教徒结婚,并请牧师证婚，学校予以鼓励；如果与不信教的男子结婚,或未征得校方同意，未请牧师证婚，必受谴责和非议，最终不得不自动去职离校。福州三一学校规定:大学毕业的教师上课时，须穿戴黑色礼服和方帽。后因福州天气炎热，才规定在夏天免穿戴。
  五、经费
  教会学校初创时一般先由教会拨款购置土地，建筑校舍，有的筹集一笔基金作为经常费开支，以后学校的常年经费主要来源于：教会定额或不定额津贴，学费收入，华侨华人捐助，校产及基金生息收入，其他收入（包括国内外教友、士绅或团体的捐助及政府补贴等）。
  （一）教会津贴
  福建的两所教会大学经费主要来源于外国教会津贴和基金利息。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以美国卫理公会津贴为主，福建协和大学靠4个基督教公会的津贴。民国37年（1948年），华南女院接受的国外来款有：美国卫理妇女服务会拨7945美元，设在美国纽约的中国基督教大学校董联合会（UnitedBoardForChristianCollegesInChina）拨2827美元作补助费；美国卫理妇女服务会共拨14934美元作彭氏楼修建费；美国卫理公会拨150美元作柯林奖学金。三项共25856美元。学费等其它收入1203.67美元。前者占当年经费收入的95.6%。福建协和大学的创办经费来自美卫理公会和美公理会各津贴3500元，美国归正教会津贴1500元，高约翰个人捐款2500元。学校开办后，学费收入逐年增加，但差会拨款仍占较大比重。民国17年，共收入204347元，学费收入占7%；民国25年，共收入189332元，学费收入约占24%。福州格致中学创办初期资金全部由美部会国外布道部提供。民国16年起，改由中华基督教会闽中大会给予部分津贴，并逐年减少，1950年，教会津贴3250美元，仅占学校总收入的27.1%。漳州寻源中学创办初期全部经费由美国归正教会提供。民国14年后，美归正教会每年津贴约4000美元。其余经费靠收取学费解决。此后，基金利息和租金成为该校经常费，教会的津贴逐渐减少，无固定数目。仙游慕范初级中学美以美会津贴曾占总收入的60%,以后逐渐减少，最低时只占16%。民国24年，福州、福清、平潭、古田、闽清10所教会中学，外国来款（包括教会津贴和捐款）20166元，学费20075元，各占39%；膳宿费8281元，占16%,其他6%。20世纪30年代以后，教会对中学的津贴一般不超过学校总收入的一半，对小学的津贴更少。漳州华英小学每年收入约5310元，其中卓氏基金年利息收入1000元，校产利息300元，学费收入3200元，临时募捐500元，英伦敦会拨款仅310元。教会办的盲聋哑学校主要靠教徒捐款、其他社会募捐和学生手工劳动收入，学生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
  美国教会办的学校津贴较多。民国23年（1934年），美国美以美会开办的莆田哲理中学差会津贴10000元，学杂费收入4028元，差会津贴占71.35；英圣公会开办的福州三一中学差会津贴4421元，学费杂收入14285元，差会津贴只占23.6%。1951年，全省接受美国津贴的小学49所，经费支出163628.4万元（当年人民币，以下同），其中教会补助87915.2万元，占53.73%。接受其他国家津贴的小学39所，当年经费支出125523.1万元,其中教会补助23438.9万元，占18.67%。接受本国教会津贴的14所，当年经费支出25040万元，其中教会补助645万元，占2.58%。
  福州私立蒲范女子学校，初由福州天主教会多明我会拨出会产息金5万元购置校舍和教具，每年拨2000元作为常年经费。民国26年（1937年），增办初中后增拨14000元作为常年经费。天主教会办的福州扬光中学，1950年下半年的收入折合大米：学杂费收入15040斤，西班牙多明我会补助19085斤，助学金5565斤，.政府补助3000斤，其他收入9585斤，共计52275斤，其中教会补助约占36.5%。
  （二）学费收入
  学费收入占教会学校经费来源的很大部分，且逐步占居主导地位。20世纪20年代以后，福建各城镇教会学校的学费一般都高于当地公立学校。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漳州寻源中学（原在厦门）开始向学生收费，每学期每人银元24元。福州圣马可书院创办时（1907年），学生每人交人学金10元，称根银，每学期学费20元，宿舍费4元，杂费2元，其附属的三一小学每学期学费4元。厦门英华中学每个寄宿生一学期交50元，其中学费12元；立案后，寄宿生每学期交75元（初中）、84元（高中），其中初中生学费24元，高中生30元，新生人学时另交学籍费10元。30年代，学费收入占教会学校收入的1/3以上，有的学校全靠学费收入维持。民国22年，漳州寻源，泉州培英、培元，长乐培青，福州华南附中、幼师、三一、协和、文山，福清毓真，古田超古，莆田哲理、咸益、蒲星，仙游慕范，永泰同仁等16所中学属资金较为雄厚的教会学校，当年总收入共159948元，其中学费59216元，杂费13605元，占总收入的45.5%。其中，美国归正教会办的漳州寻源中学学费收入5760元，杂费收入2061元，差会津贴4000元，学费收入占近一半；英国圣公会办的福州三一中学学费收入10877元，杂费收入3408元，差会津贴4421元，学费收入占58%；美国美以美会办的莆田咸益女中全靠528元的学费收入维持。抗战期间，古田史荦伯中学每年由教会津贴2200元，收学杂费4200元，后者占总收入的2/3。抗战胜利后，学费收入成为福建教会学校的主要收入，平均占各校总收入的一半以上。美国归正教会办的厦门毓德女子学校主要靠学费收入维持。该校民国38年（1949年）的收入：学费173200元，折合大米21650斤，其他收入151040元，折合大米18880斤，其中学费收入占53.4%。民国38年春，教会中等学校学杂费最高的是协和幼师，每人每学期351.92元，厦门英华中学260元,其他中学100至200元。
  （三）华侨、华人捐款
  清末，晋江毓英学校经费一向靠地方士绅和菲律宾华侨捐助。厦门寻源中学、泉州培元中学、永春崇贤中学、泉州华英女校创办时都曾得到华侨华人资助。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寻源中学得到校友捐赠物理实验室仪器一套，价值白银175两。民国以后，许多教会学校负责人赴东南亚国家向华侨募捐建校舍、图书馆、体育场，买实验仪器。泉州培元中学负责人安礼逊牧师走遍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泰国、缅甸募捐，20年代，得到华侨和海外校友的捐款共20万元左右。培元校友在海外设立多个校友会为学校常年捐资。培元中学利用侨资建起郑成快楼、菲律宾楼、泗水楼、黄仲涵楼、张远记楼、上海楼、吴记霍堂、许汉智堂、叶寿堂、蔡进益堂，扩展到5所分校。晋江毓英女校校长许子玉赴菲律宾向华侨募捐，募得的款项除带回部分作为学校经常费外，部分由旅菲校董购买店屋作为校产出租，收取租金作该校经常费。抗战期间，侨汇中断，学校靠在国内募捐维持。
  （四）校产及基金生息收入
  漳州接官亭礼拜堂长老卓长福为漳州华英小学捐献银元1万元，设立卓氏基金，年息收入1000元，校产（园地、鱼池、房屋等）收息300元，占全校年收入的1/4。侨商卓绵成于民国26年（1937年）捐献鼓浪屿旗尾楼屋两座及现金2.5万元，作漳州寻源中学基金，以利息和租金收入作为寻源中学经常费用。民国38年（1949年）8月，又捐赠马肚底园地、鱼池，开办卓氏农场，以每年收入的3/4补助寻源中学，1/4补助华英小学。天主教会办的福安私立崇一小学以福宁教区在三都街中山路3座洋房的房租收入，每年提取1000元作经常费。龙溪进德女中初办时固定基金46000元，民国27年增至78000元。古田毓馨女中在南洋有橡胶园，国内有林场1200亩，每年纯利收入3000元。
  （五）其他收入
  19世纪50年代初，美国美以美会教士保灵夫人在福州开办女塾，她家乡的主日学校每年资助70美元。福州鹤龄英华书院得到富商、中国教徒张鹤龄1万元捐款开办。古田超古中学（培元书院）的教学楼、宿舍等建筑费来自教士超、古二人和邱永康医生在美国的募捐。福建协和大学分别得到美国人何氏、罗氏基金会、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哈佛大学燕京学社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拨款资助，用于建筑校舍、添置设备。
  教会学校立案后，尤其抗战期间，政府也给予部分补助。协大25周年校庆时，福建省政府拨款12万元作为该校奖学基金。福安县政府从民国26年（1937年）4月起，每月拨8元作为福安私立崇一小学（天主教会办）补助费，民国29年起，增为每月50元。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古田发生“华山教案”，起义民众杀死充当间谍的传教士史荦伯，清廷向英政府屈辱赔款，英圣公会用部分赔款在古田新义山设立中学，还特意以史荦伯命名。
  早期，教会学校的教师由传教士义务担任，经费主要用于购买或租借校舍，有条件地为学生付书本、膳宿费，有的学校付给家长因孩子上学而不能做工的“损失费”。保灵夫人开办的福州女塾每天给学生家长10吊钱，以弥补上学的女孩不能做家务或做工造成的损失。泉州培英女子学校初办时，从晋江、南安、安溪、永春等地招来一批教徒女儿，旅费由学校提供。19世纪后期，大部分学校不再向学生提供膳宿和书本等，学校经费除日常办学费用外，主要用于修建校舍，增添设备，聘请部分自然学科、国文和英（法）文教师，部分教徒子女和清寒学生可全免或半免学费。20世纪以后，经费主要用于聘请教师，特别是外籍教师。外籍教师的薪金和住房、生活支出占学校经费支出的大部分。民国25年（1936年），长乐培青中学支出经费：教师薪俸5280元，占86%；设备费360元，占5%；办公费170元，占2%；其他290元，占4%。厦门毓德女子学校民国37年的支出：薪给121600元，办公4200元，设备15640元，其他145000元。教职员的薪金占支出的37.5%,其中月薪最高的折大米580斤，最低260斤米。部分大、中学校设立奖学金、助学金。
  六、管理
  福建各教会学校早期由创办的传教士独揽全校一切事务。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以后，接受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的统一指导。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以后，受由福建6大公会合组的“福建教育会”直接指导。福建教育会是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在全国的第一个分会，民国4年（1915年），改称“福建基督教教育会”，民国14年，改组为福建基督教教育总部。立案后，教会学校名义上接受国民政府教育部和省政府教育厅的领导，但各学校所属教会的教育部和福建基督教教育总部仍对教会学校有指导和管理权。民国25年（1936年），福建基督教教会总部改称福建基督教教育协会，由六公会所属中等以上学校代表组成，设会长、副会长、中文书记、英文书记、会计、执行委员、执行干事和总干事。总干事负责日常事务工作。下设执行、常务、宗教教育、中等教育4个委员会。职责：一是协助各校开展宗教活动。二是监督和促进各校增进教学效率，包括组织交流教学经验，举办各种训练会，实习班，及筹办各科教学研究会等。民国24年，在延平、古田、闽清、兴化、福州举办宗教教育训练会，第二年筹办暑期学校，供教会中小学教职员进修。三是指导教育方法，帮助各校解决困难，每年开一次年会，代表学校同省教育厅协商解决有关问题，代各校物色教员，购买科学仪器、药品，协助各校办理入学考试等。民国24年曾开年会，专门讨论“现阶段中国教育动向与基督教教育”问题。四是传达和执行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的任务，与各地区分会互通情况。
  民国元年（1912年），福州美以美年议会设立“教育部”，规定所属小学课程及教员薪俸，支配各小学经费。下属各教区也设立教育部，分管区内小学，教区派视学察看各校教习勤惰和办学成绩优劣。民国6年，美国归正教会在厦门鼓浪屿设立教育部，管理厦门鼓浪屿及闽南、闽西该会所属学校。民国28年，福州美以美年议会成立中小学教育委员会，对所属学校有以下权利：决定教育政策和实施办法；所有教育经费的分配须按该会建议的原则办理；各级学校董事会组织法须经该会通过；各校校长的聘任须先征得该会同意；各中小学每年须向该会报告办理情形一次。
  同时，各差会又受外国教会的管辖。英国伦敦会总会每3年或5年派总巡或调查人员来闽，对其所属教会及学校进行检查。福建协和大学和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注册，设于纽约的“中国基督教大学校董事联合会”是最高管理机构。厦门英华中学在英注册，其毕业生可以免试升人英国所属大学。
  天主教会学校属天主教公会福建教区管辖。民国17年（1928年），中华公教教育联合会在北京成立，福建天主教学校纳入该会管辖范围。
  早期，创办学校的传教士是学校的当然主理（校长），全权决定学校课程安排，教师聘任和经费支出等。19世纪后期，一些学校设立董事会，由传教士组成，大部分董事长是外籍传教士，校董会的职责是：筹划经费，选派校长，审核预算，保管校产及基金，监督财务，决定办学方针等，对学校负完全责任。校董事会选聘的主理全是外国人，秉承董事会旨意具体负责对学校事务的管理，对董事会负责，一般没有其他行政人员。福州鹤龄英华中学，从清光绪七年（1881年）创办至民国16年（1927年）的46年间，先后6任校长都是美国人。福州格致中学从创办到向省教育厅立案的74年间，均由外国人主持校政。有的学校在校长下设监院一职，负责处理学生的生活问题，可由中国人担任。厦门英华书院从创办到民国13年由英国人任校长，下设一名监院。
  立案后，未成立董事会的学校也成立了董事会，根据中国政府的规定，原有的校董会进行改组，成员中，外籍董事的比例不超过1/3,本国传教士和当地士绅占2/3以上；董事长和校长由中国人担任，校董会可决定校长的人选和去留，但董事会仍主要由传教士组成，校长多为信教者，校董会和学校内的会计由董事会派外国人担任。永泰同仁初中的校董会财产管理员和会计由美国传教士伊芳廷、裨益知担任。福州懿范女子初中9个校董中有5个天主教神父，会计和庶务均由法国神父担任。
  教会大学管理机构层次较多，分工严密。民国23年（1934年），福建协和学院的《组织大纲》规定，学院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创办学院的4个差会派代表组成的董事会，其职权.是：保管校产，筹备并管理本院经济事宜，设立各学系并通过其课程大纲，选派院长及通过院长所荐聘的教职员，议定全体教职员的薪额，设置校舍并应用器具，规定学费。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建立3级管理体制。最高决策机构是董事会，设正、副董事长各1人，书记1人，董事一般17～19人，大部分是美以美年议会福建分会的成员，职权与协大相同。董事会下设校务、教务会议。校务会议由校长（院长）、教务长、各系主任、附中负责人和教师代表组成，校长（院长）是当然主席，负责制定学校各种规则，审查各系及附中课程，处理学生升级、退学、惩戒事宜，负责管理各常设委员会（图书馆、宗教、招生、体育、奖学金、经济、编辑、课程和临时委员会）和办公室（卫生股、会计股、秘书室、建筑部、校友部），聘任教务长和各系主任，聘任或辞退教职员。教务会议由教务长和各系主任组成，职责：编制课程计划，掌握学生选修和主修事项，督察各系工作及考试管理。系会议由系主任和本系代表组成，负责制订本系各学科的标准及教学计划，本系经费预算及使用。
  厦门英华中学从民国14年（1925年）开始由中国人任校长，成立校董会，组成人员：英国长老会代表3人，闽南基督教大会代表4人，英华校友会代表8人。推选英国董事1人兼司长，以监督学校财政。校长之下设立校务委员会，下置教务、事务部和6个专门委员会（招生、图书、成绩审查、免费学额、健康和生活指导委员会）。教导部设教务、训育和体育主任各1人。事务部设总务主任1人，医药、文牍股各1人。学校实权仍掌握在教士洪显理（H.J.P.Anderson）手中，他代表英国长老会常驻校内。厦门毓德女子中学于民国20年立案后，由新成立的董事会负责管理学校工作，董事会成员中传教士未占多数，但另拨出学生宿舍由教会独立管理。董事会下实行校长制，下设教务、训育、总务3课。学校经费收支由董事会支理，总务课负责登记核算收支帐目，定期公布。重新选举第二届董事会时，又复归由美国归正教会一手操纵校务的局面。龙溪进德女子中学于民国26年的组织机构是：校董会下设校长，校长下设教导处和文牍、会计、特种委员会。特种委员会包括训育指导、经费稽核、校刊编辑、校景布置委员会和三民主义教育研究会。
  抗战时期，厦门沦陷期间，未内迁的教会由外国人任校长，解散校董会。抗战胜利后,各校复设校董会，由中国人任校长。
  护士学校一般附设于医院，以院养校，院长兼校长，医师兼教师。院校统一管理，经费统一核算。
  早期，教会日校学生农忙时期在家帮工，可以不按时到校上课。有的寄宿学校与学生父母或监护人签订4～6年契约，规定教会提供学生的膳食、衣服、书本和住宿。学生表现不好，学校可开除。家长中途领回学生，必须偿还学校所付费用。民国6年（1917年），福州鹤龄英华书院章程的“入学规则”规定“（一）学生年龄宜十二岁以上曾入高等小学，及与相当程度通晓汉文论义者为合格，极浅亦须曾作札记，并会高等一、二学年算学、地理者，准于开学前按照本书院示定日期，到院试验。（二）试验业经可取者，该生父兄须邀一妥保到院，立约签押为据（附式）。立学约学生某姓名，央同保人等将某名选入。（三）书院以兼习英文、汉文为宗旨，入学者不论预科正科，均须双方合课，如汉文程度确已有成，惟试以一论一策。经汉文教员录取。得于上下午专读英文，但仍须受汉文月考。（四）学生兼读英汉文者，先入预科肄业，俟该课程完竣，试验英汉文分数无缺，方准升入正科。惟经考取直人正科者不在此例。（五）书院开课，学生务必齐集，上下学期纳费之日，铁限午后三句钟止亲到报名缴款。逾期报缴，罚银二元。（六）递年上学期开学前招考新生，列作第一学年班，如有已读英文者，准并考英文，酌视所造，插入上班合课，下学期仅收插班学生”。
  附：立约格式
  鹤龄英华书院肄业所有学规均喜遵守，一切需用悉由自费，约定读满课程。如期间或逃学走失，亲属、保人自行追寻。入学后按日上课，不得作辍；寻常酬应，亦不得请假。倘有不正行为，违反规则，听凭黜退。学生未满欲有他图，自当请求；若不告明，或将院中物件卷逃而去，均系保人赔偿科罚无辞。此约存照。
  20世纪30年代以后，鹤龄英华中学新生入学时，仍要订立学约，经学生和家长签名，由一家殷实店铺担保。如果学生违反学约一条，应受退学处分。学生累计记2小过和1大过者也应退学。但可有悔过机会，即：受退学处分学生要订立特制学约或向一位教师担保从此不再犯规，可以留校学习。
  20世纪30年代，华南女子文理学院规定：凡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级中学或同等学校的毕业生方准报考，报考者须填写报名书并附所毕业学校校长的推荐书及体格检查表，经审查认为符合条件后发给准考证，考生在规定日期到指定地点参加国文、英文、科学（在物理、化学、生物中任选一科）和数学（代数、平面几何）考试，成绩合格者予以录取。新生录取后编入第一年级，随后修满34孪分者编人第二年级；修满68学分者编入第三年级；修满100学分者编入第四年级；修满132学分者予以毕业。民国31年（1942年)，福建协和大学的招生简章规定，投考学生除交报名表，高中毕业证书和成绩表外，还须填写“性格调查表”，由报名者请其最后肄业的学校校长填写后，随同成绩表直接寄到协大注册处，不得由报名者自带或自寄。民国31年度（1942年度）的入学考试分两次进行，报考地点在福建邵武、福州、南平、德化、龙溪，江西南城、泰和，广东梅县，浙江金华，安徽屯溪。考试科目：报考文学院者：公民、国文、英文、数学（高等代数、平面几何、三角）、中外历史、中外物理、理化和生物；理学院和农学院：公民、国文、英文、数学（同前）、物理、化学、中外史地和生物。一、二、三年级收取转学生，四年级不收，转学生应考公民、国文、英文及转入以前各年级的主要科目。
  华南女院规定：“学生遇有紧要事故须请假者，应预先到教务处陈明理由，以待核准登记。假满回校时须即到教务处领取准假证，呈交各教员签字，签毕仍交教务处备查”。民国
  籍贯省县地现住里年龄现岁
  三代曾祖祖父师 立约学生 姓名押
  西历一千九百十年即
  宣统二年月日
  率学生 名押
  保认 姓名押6年（1917年），鹤龄英华书院规定：“寒、暑假外，学生遇事必须告假者，其父母当先明某事应假几日，逐告主理。附近学生3星期给假回家1次，约期销假，不得爽信。”鹤龄英华书院规定：学生早6点起床，晚10点就寝，宿舍内不准留宿亲朋，不准有淫书赌具、不准抽烟乱吐痰，星期日和读书时间不能弹琴唱曲，不准无故上街，通学生不准到宿舍玩耍。讲堂、宿舍、操场、食堂都有详细规则，违反者，禁宿禁学，扣除品行学分。福州陶淑女子中学素以校纪森严著称，学生大部分寄宿住校，平时不得轻易离校，父兄只准在门房会客室会见。学校制定“以善胜恶”的校训，强调培养学生的淑女德性，严格制定有关言行举止、环境卫生等规章制度。福建协和大学的女生规则对女生会客、请假、作息等都作了详细规定，包括：男生不得随时访问女生，只能在一定时间内在会客室见面；女生外出须向女部主任请求认可；晚间9时前必须回宿舍。邵武汉美学校在早期如果学生犯校规轻则做祈祷悔错，重则罚站，罚跪，打手掌。教会盲聋哑学校盛行体罚。
  教会学校校址多选在郊区，注重学校园林化。福建协和大学在福州魁岐建的新校舍占地1000亩，位于鼓山脚下、闽江之滨，环境优美。华南女院校舍建在仓山，校内绿树成荫。闽清毓真中学在闽清县六都，“在茂密的绿林里，掩映里三、五座灰白的洋楼”。有的学校实施家庭化管理。抗战期间，福州鹤龄英华中学迁到顺昌县洋口镇，学校组织教职员和学生开荒生产，种地瓜、蔬菜，养鸡、兔、猪。学校聘请1位女员工同年幼学生一起生活，白天为他们缝补衣服，夜里巡视，为他们盖被子。陈芝美校长的夫人组织教师家属妇女会，为学生缝补衣袜。闽北山区疟疾盛行，学校建一座有30张床位的哲明医院。学校附近有溪流，择溪边流势平缓地段辟为游泳场，规定每日开放时间，委派一些教师雇船巡视、保护。福州格致中学抗战期间规定：住校教员与学生同食宿，共苦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教会学校由人民政府先后接办，旧的规章制度全部废除。
  专记三推广普通话
  福建省方言十分复杂。全国有北方、吴、湘、赣、客家、粤、闽7种主要方言，福建省有其中的闽、客家方言和明末清初数万东北人南下后聚居南平、长乐市洋屿乡讲东北话至今的北方方言。在闽方言中，又分为互不相通的闽东、莆仙、闽北、闽南和客家5个方言区；在闽西的客家方言中，各地也有差异。严重的方言分歧给人们的学习、生产、工作、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历代政府都重视解决方言分歧问题。汉朝提倡用“通语”，元朝学术界推崇“天下通语”，各省普遍推行。“中原音”成为政府理政、处理民事等的工作语言，即所谓“官话”。明朝政府规定以北京音作为语音规范，编纂《洪武正韵》—书，作为全国人民考试和说话的标准。清末，一批有识之士，竭力在民众中提供学习共同语。福建省同安县人卢戆章（1854～1928年）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写成《—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厦门腔）一书，是中国人自己创制的第一个拼音文字方案（拼写闽南话）。以后，他主张语文统一，“以南京话为通行之正字，为各省:之正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他到北京，向学部呈送《中国切音新字》—书。该书经:修改补充后，改名为《中国字母北京切音教科书》，他赞同以北京话作为共同语的主张。民国元年（1912年），中央临时教育会议召开读音统一会。民国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国小学“国文科”一律改为“国语科”，福建各地依令执行。民国35年，福建省政府专门发下举办“国语教育人员训练班”的公函。省教育厅拟订训练的计划及办法。各县、市共选送68名国文教员来班受训一个月，结业后回原地推行国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民族平等”、“语言平等”的政策。1955年10月，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决定将规范的现代汉语定名为“普通话”。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确定普通话的定义和标准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作为语法规范”，对普通话的语音、词汇和语法作了明确规定。根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1956年5月4日，福建省成立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由各有关单位和部队领导人组成，副省长陈绍宽任主任委员，委员21人。福建省教育厅成立普通话推广处，专职干部3人，负责指导全省学校和社会推广普通话、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和简化汉字等工作。
  1958年7月16日，《红旗》杂志发表《福建一个乡的奇迹》，介绍大田县吴山乡推广普通话的经验，省教育厅根据省委批示，在大田县召开全省推广普通话现场会议，中共福建省委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在省扩干会上号召全省人民大力推广普通话，全省迅速掀起“人人讲，处处讲”普通话的热潮，直至“文化大革命”前。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中各地建立的推广普通话机构被撤销，专职干部被下放或调走，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但普通话作为人民群众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必不可少的工具，广大人民群众、学校师生仍然坚持学普通话、讲普通话。福建师院和将乐、崇安等县编印《汉语拼音报》供群众学习。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福建省推广普通话工作迅速恢复发展起来。1978年3月，成立省文字改革领导小组。1980年9月，省语言学会成立。1984年12月29日，“福建省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重新建立。委员17人，张渝民任主任，在省教育厅内设立办公室。各地、市先后举办多期普通话语音培训班，培养推广普通话的积极分子和教学骨干。省、地（市）、县多次举办普通话演讲比赛等活动，各地坚持以各级各类学校为阵地，逐步向社会推广和普及普通话。
  1988年4月，省教委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评选、表彰“推广普通话”先进学校和积极分子。1989年9月30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向福建省从事语言文字工作30周年的施效人等30几位同志颁发《荣誉证书》。
  一、学校普通话教学
  清朝对推广“官话”有严格要求，朝廷明文规定：“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清雍正七年（1729年）以后，福建各地普遍设立“正音书院”，教学员学习“官话”。
  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读音统一章程，制订注音字母。民国2年（1913年）5月，成立读音统一会。民国7年4月，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师范校长会议，决定高师附设国语讲习科，福建送学员到广东高师学习。民国8年1月20日，教育部通令各省，自当年秋季起，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后又改为“国语”，在存级学狡里教学注音字母和“国语”。民国35年1月7日，省政府正式下文要求：“各级学校除小学一、二年级解释课文得酌用方言重述外，应一律用国语教学，不得有所例外。各级领导人员出发视导时应首予注意，并随时抽查学习听讲国语能力，分别具报，以考核平时执行国语教学成绩。”民国36年4月9日，省教育厅通知各国民学校，应切实推行注音符号，要求各国民学校及中心国民学校由一年级上学期起，即施以注音符号教学，同时，对于各级学校学生读书识字，应一律依照国音施教，以期读音统一。省政府发出“推行国语”的训令，要求各校推行“国语教学”，“如有阳奉阴违，一经查明，其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对于该科教员及该校长应一律予以议处，以示惩儆”。民国36年1月31日，省教育厅电令各县、市政府，要求各国民学校、公私立小学于下学期开始，一律于各教室黑板旁悬挂长2市尺、宽8市寸木牌白底蓝字书写：“奉教育厅令，教学应用国语”字样。时时刻刻提醒师生讲国语，并定期举办国民学校学生国语朗读比赛。同年6月14日，福建省注音符号传习所为各地培养骨干教师85名，8月份，嘉勉同安县上报注音符号示范教学教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福建省各级各类学校的语音教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950年9月27日，福建省教育厅转发中央教育部的《小学课程暂行标准总纲（草案）》提出：“编写课本需用以北京话为中心的普通话语体文，不用文言文；教学用的语言，也要尽可能地用北京话为中心的普通话。”全省学校普遍采用普通话教学。
  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提出“重点推行，逐步普及”的推广普通话方针。1956年2月6日，国务院下发《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要求各省、市和县的教育行政机关普遍举办普通话语音训练班，训练中、小学和师范学院的语文老师等。1957年6月，推广普通话方针加“大力提倡”4个字，由教育部下文执行，明确指出学校是推广普通话的重点。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1958年4月14日，福建省教育厅发出《关于在中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教学汉语拼音字母的通知》。全省各师范学校、中、小学普遍进行汉语拼音教学，中学初中设《语音》课，采用全国统编教材，推广标准的普通话。成为福建省第一个普及普通话的县。
  为了提高语音教学质量，省教育厅利用寒暑假时间，举办语音培训班，并采用“上下结合，形式多样”的办法，层层举办培训班，为学校语音教学培养骨干教师。“文化大革命”前，全省送往北京参加教育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举办的普通话语音研究班、注音识字教学研究班学习的教师共85名。各地、市、县采取在职进修、办短训班、互教互学等多种形式，组织中、小学教师学习汉语拼音和标准的普通话。“文化大革命”后，省教育厅又派38名教师先后往中央普通话语音学习班和省外高校举办的文字改革研究班学习。省教育厅以及各地自办的语音训练班培训5000多名教师、干部，这一些经过专业训练的学员，成为福建省推广普通话的骨干力量。省教育厅还组织力量，编写学习普通话教材，“文化大革命”前编写注音读物41种，印205万册。“文化大革命”后，省教育厅陆续给部分中等师范学校,中、小学配备录音机、录像机、电视机，或建立语音室，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帮助师生学会标准普通话。
  1978年10月17日，省教育厅发下《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师范院校推广普通话工作的几点意见》,对各级各类学校推广普通话提出具体要求，把推广普通话的成绩作为衡量普及小学教育、评价学校工作的条件之一。在对教师进行教材教法考试时，也将普通话列入考试内容，并规定凡师范学校毕业班学生，普通话不及格者不予毕业。1984年，省教育厅在福州实验小学等部份小学进行“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实验，把汉语拼音教学与说话、写作训练结合起来，以汉语拼音作为加快识字和提前读书写作的工具。
  为了检阅推广普通话的成绩和进一步提高推广普通话的质量，省、地、市多次举办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表彰推广普通话的先进单位和积极分子，交流工作经验，选拔参加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的代表。1988年11月至1989年4月，福建省教委组织检查组，分期分批对全省25所师范学校进行普通话教学的检查、评比，把抓好师范学校普通话教学，培养合格语音教师，作为重要工作来抓。1989年4月，在福州召开全省中等师范学校普通话语音教学研讨会，探讨解决学校普通话教学中的疑难问题，把学校普通话语音教学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经过40年的努力，福建省各级各类学校都已采用普通话教学（农村低年级学校结合方言解释课文），广大师生都会听、会说普通话。
  二、社会推广普通话
  以学校为阵地，逐步向社会上大力推广普通话，学校与社会互相促进，是福建省推广普通话工作的特点。
  福建省在抓好各级各类全日制学校普通话教学的同时，结合成人教育的发展，要求扫盲和各级业余学校、培训班都采用普通话教学。早在1950年10月21日，省教育厅在《关于开展冬学工作的指示》中指出：“今年冬学教学内容有4个：学识字、学普通话、学天下事、学本领”。1952年，在部分地区推广速成识字法时，采用注音符号作识字“拐棍”，用普通话读书认字，广大基层干部在速成识字班里学文化，学普通话。把学文化与学习普通话结合，这是福建推广普通话的教学特点（有别于用方言教学之后再学普通话两步走的做法）。教师、干部、职工和农村青少年，学会普通话后，带头讲，带头用，主动教不会听、不会讲普通话的群众学习普通话，在社会上逐步形成处处讲普通话的气氛。
  在方言地区推广普通话难度大，要使方言区的人民群众说标准的普通话，更不容易，光靠“口耳相传”不行，必须应用科学的方法。首先必须摸清各地方言与普通话语音的差异和方言区学习普通话的难点，找出方言与普通话的对应规律，编出学习普通话的教材，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再则，必须有专门机构和专人专管这项工作。为此，1956年11月，成立“福建省汉语方言调查指导组”，组织省内高校语言专家、中、小学教师和干部对全省71个县（市）67个点进行方言普查，前后经过近10年的调查，整理出方言与普通话的对应规律，编写出福州人、闽南人、莆仙人、客家人、大田人、尤溪人学习普通话手册。在此基础上，又编写出《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一书，上下册100余万字。这是有史以来，第一部全面反映福建方言全貌的专著，有较高的科学价值和指导作用，引起日本等外国语言界的重视。“文化大革命”后，经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部分专家研究、整理，编写出《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福建人怎样学习普通话》等书，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为全省人民和学校教学普通话提了丰富的资料，对福建推广普通话作出贡献。
  1959年8月20日，中共福建省委召开电话会议，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在会上号召进一步在社会上推广普通话。会后，各地、市、县先后建立推广普通话委员会或领导小组，有专人抓这项工作。省人民委员会发下《关于大力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加注汉语拼音字母的通知》,各单位和交通要道都悬挂“请讲普通话”的标语或横匾。机关、厂矿、商店、车站码头、影剧院等名称牌都加注汉语拼音字母，在社会上造成浓厚的推广普通话和汉语拼音的气氛，给广大干部、群众提供随时随地学习的良好社会环境。
  1960年4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推广注音识字的指示》。5月14日，国务院业余教育委员会等单位联合发出通知：“在业余初等学校推广注音识字”。福建全省掀起学习热潮，参加学习汉语拼音的群众500多万人。通过注音识字学习，加快扫盲进度，更多工农群众学会普通话。1960年6月，配合全国文教群英会的召开，福建省被邀参加全国11个省、市注音识字成果展览会。展览期间，陈毅副总理，吴玉章、胡乔木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先后到福建馆参观。
  为了正确地使用国务院正式公布的简化汉字，省教育厅多次下达通知，要求各级各类学校教学应按《简化字表》书写。1963、1964年，省教育厅先后两次订购《已公布的四批简化字表》和《简化字总表》共11万份，分发给学校使用。
  “文化大革命”10年中，推广普通话工作处于低潮甚至停顿。“文化大革命”后，经过拨乱反正，福建省社会推广普通话工作又迅速开展起来。1978年3月，省文字改革领导小组成立，同年7月5日，教育厅在同安县召开注音识字座谈会，布置各地推广“速成识字法”。省教育厅工农教育处编写出《速成识字》课本，供文盲学习。1979年，在福州举行第二次全省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1983年1月25日，为响应中央教育部等15个单位发出的《大家都来说普通话的倡议书》，福建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通知》，要求各行各业成立推广普通话机构。同年10月15日，中央教育部、商业部联合在福州召开江苏、浙江、广东、福建、上海等4省1市商业系统推广普通话工作座谈会，把推广普通话与提高服务质量紧密结合，使推广普通话为繁荣经济，促进各地通商服务。
  1984年10月20日，胡乔木同志给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同志来信，对福建加强推广普通话，服务改革开放等提出意见和建议。项南同志号召全省人民“多讲普通话，少说地方话”，并批准设立专门机构，配备专职干部负责这项工作。1985年之后，福建推广普通话工作在抓好普及的基础上抓巩固提高工作，在学校里把推广普通话与提高教学质量紧密结合，在社会上，把推广普通话作为加强各地人民的交际和联系与提高服务质量的重要工作来抓。1986年1月13日，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评选福建大田县、福州师范学校为推广普通话先进单位，陈祖昆、许长安、李世馨、吴德涵、林天庆、张自强、吴振琪、危一心、王淑辉、林万端为全国推广普通话积极分子。为了检查推广普通话的效益和克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1987年，省教委、省语言文字工作办公室派人深入泰宁县、邵武市和泉州市进行调查，写出《城镇农村普及普通话状况》、《普通话普及百户调查》、《泉州市使用普通话调查》等报告，邀请福建师大专家，对调查资料进行科学分析，提出改进工作、提高质量的意见，使推广普通话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三、大田县普及普通话
  1958年7月，《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福建一个乡的奇迹》，全面介绍大田县吴山乡推广普通话的成绩，引起省内外各界的重视，来大田县参观、交流经验的单位或个人越来越多，影响很大。大田县地处闽中，县城在戴云山脉屋脊的大仙峰山麓。解放初，大田县只有一所中学，学生101人，57所完小和初小，学生612人，全县会听会说普通话的人只占总人口的2%。历史原因造成该县方言复杂。据普查，大田县的主要方言有：前路话、后路话、闽南话、桃源话和客家话5种。许多乡村隔山相望，语言不通。解放初期，在大田县工作的干部多数是从北方南下的，由于方言障碍，给工作造成许多困难。下乡需要带讲不同方言的人当翻译。所以，全县干部、群众迫切要求推广普通话。解放初期，中共大田县委认为要发展山区经济，必先办好教育，培养人才。为使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必须推广普通话，解决因方言隔阂而造成的困难。1952年，全县办起1000余所民校，组织全县90%青壮年参加学习，请小学教师和识字的人当教师，以注音符号作为识字的工具，把学注音符号、学文化、学普通话紧密结合，创造出方言地区推广普通话的宝贵经验。经过8年努力，全县基本普及普通话。还有部分老年人也会听会讲日常生活使用的普通话。成为福建省第一个普及普通话的县。
  地处高山的的吴山乡办学和推广普通话工作走在全县前头，通过办夜校，培养出一批学文化、学普通话的带头人和民师。陈进四同志原是个一字不识的放牛娃，1951年，开始学文化，刻苦学习，很快摘下文盲帽，主动要求当民师。她白天翻山越岭跑5个多小时的山路到屏山乡向扫盲干部学文化和教学方法，在扫盲干部指导下备好课，晚上回吴山乡教农民识字、学文化、唱《农民翻身歌》等。由于她教学认真，成绩显著，先后被评为县、省的扫盲积极分子。1955年，她出席第一次全国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回来后，积极带头说普通话，教群众学习普通话。1957年8月，大田县在吴山乡召开现场会议，贯彻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树立吴山乡为推广普通话的典型，号召全县团员青年向吴山乡学习，向陈进四同志学为。经过扎扎实实的教学工作，全乡2379名青壮年中，有77.7%学会普通话，1503名青少年中，有85%会听会讲较准确的普通话。省教育厅派出调查组深入大田县调查了解，发现吴山乡的典型，及时向中共福建省委、中央报告。1958年7月，《红旗》杂志，专文介绍了吴山乡的事迹和经验后，大田县委即召开万人广播大会和县三级扩干会，号召全县人民干部学吴山、赶吴山，县委、县政府组织各系统干部、教师1600多人，组成检查团，分组对全县各乡、镇推广普通话工作进行检查、评比。全县范围内掀起“学吴山，大力推广普通话”高潮。1958年8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是奇迹，也是宝贵经验》的文章，肯定大田县推广普通话的成绩，推广他们的经验。1958年8月25～30日，全省各市、县教育局负责同志，福建师范学院、厦门大学教授、新闻记者等87人到大田县参加“福建省推广普通话现场会议”，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来的贺电说：“大田县总结出来的经验，不仅有助于福建全省推广普通话，而且将成为普通话红旗插遍全国的推动力量。”同时提出：“汉语拼音字母是推广普通话的重要工具，有了它，就可以提高普通话工作的质量，加速学习普通话的进度”，给大田县推广标准普通话指出明确的方向。大田县现场会议之后，全省推广普通话工作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
  1959年，大田县委根据上级领导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指示，发出《关于积极推广汉语拼音的指示》，要求：“全党全民必须继续努力学习汉语拼音，向北京音看齐”。先以吴山乡为重点，逐步向全县推开。1959年1月30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胡愈之率领文字改革检查团，到大田县检查视察，写下对大田县的评估意见：“大田县推广普通话的先进经验，帮助我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有些人们认为要在农民中间推行普通话，推行汉语拼音字母是十分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大田县是一个山区，方言十分复杂，但是由于党委重视，政治挂帅，发动群众，在广大农民中间推广普通话，取得极大成功，并且在公社中普遍学习拼音字母，用以提高文化水平。事实证明这种怀疑和顾虑是多余的。”1959年3月到1960年1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同意，下放7位专家和干部到大田县劳动锻炼。他们白天劳动，晚上调查了解，总结规律，编写出适合方言区人民使用的“学拼音、学文化、学普通话”三结合的教材，先举办民师培训班，训练新教材的教学骨干，接着在民校中教群众学拼音、学文化、学普通话。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田县推广普通话工作一度停顿。1973年，大田县推广普通话工作开始恢复，厦门大学中文系一批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到大田县进行调查，帮助该县开展工作，编写出《大田县人学习普通话手册》一书，并进行“拼音、识字、推广普通话”三结合的扫盲试点，受到群众欢迎。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大田县委、县政府进一步加强对推广普通话的领导。他们总结20多年来行之有效的经验是：“一个加强”，即加强领导，县成立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各有关部门把推广普通话工作列入议事日程，订出具体计划，条条抓，块块管，领导带头学，干部带头讲，引导群众学习使用普通话；“两个阵地”，即抓好普通学校和各种成人学校，坚持用普通话教学，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三股力量”，即发挥党、团、干部职工的带头作用，发挥学校师生的指导教学作用，发挥广播员、营业员和医务人员等的宣传和示范作用；“四个坚持”，即各级各类学校教学，各机关单位召开各种会议或联系工作、广播、文艺宣传，商业服务、商场贸易、打电话等都坚持使用普通话；“五个结合”，即学习普通话与学文化结合，学习拼音与学习普通话结合，学校教学普通话与社会推广普通话结合；文明建设与推广普通话结合，普及与提高结合。
  1978年，中央教育部下发《关于推广普通话和推行汉语拼音的通知》后，大田县委把推广普通话工作列入县党代会和人大会议程，使推广普通话工作向纵深发展。经过5年努力，全县91120个青壮年中，有80%以上的人会听会说普通话；16061个青壮年摘掉文盲帽，学会汉语拼音和普通话；全县机关单位、街道、车站、影剧院等名称牌，各商店招牌，各种固定标语牌都使用规范的简化汉字并加注汉语拼音。1986年，大田县被评为全国文字改革和推广普通话的先进单位。1987年，《光明日报》发表《大田县坚持推广普通话30年》的文章，肯定大田县推广普通话长抓不懈的成绩和作用。1987年8月，大田县部分小学进行“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实验，充分发挥汉语拼音教学在语文教学改革中的作用，把汉语拼音作为加快识字、提前作文的工具，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在新的历史时期，福建全省为适应改革开放和对外交流的需要，推广普通话工作，更加受到各级领导部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重视。全省推广普通话工作正朝着坚持经常讲，不断提高质量，要求逐步讲准普通话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