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内容
一、留学生
清光绪三年（1877年），福州船政学堂38名毕业生奉派出国学习，是福建第一批官费留学生。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船政局共派遣优秀毕业生赴欧美留学4批87名。以学习造船与航海科技为主。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 程•学务纲要》规定：“出洋考察为办学人员之必要条件，而日本则为必往之地”。光绪三十至三十二年（1904～1906年），福建派出教职员6人、学生22人到日本早稻田大学、明治大学、高等师范学校、高等工业学校、实习学校传习所学习或考察。光绪三十二年，清廷宣布准备实行宪政，提倡师范和法政教育。福建根据推行新政的需要，从福建高等学堂、全闽师范学堂、游学预备学堂(①1907年，学部颁布新章 ，凡游学外国，须在国内预备程度及格方准出洋，于是全闽公学添设学科，兼课日文，改为游学预备学堂，陈宝琛任监督。)、校士馆、福建常备军等多方派出留学生，以学教育、法政、军事为主，个别人习实业。
光绪三十年（1904年），福建在日留学生72人，留学学校15所（早稻田大学2人、国民英语学校2人、东京大学法学院3人、法政大学速成科11人、东京高等工业学校2人、宏文学院1人、东京蚕业讲习所2人，同文书院5人、物理学校2人、成城学校2人、正则英语预备学校1人、振武学校10人、经纬学校13人、东京高师附属学校1人、预备学校14人、预备入校1人），分布面较广。这些留学生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至宣统元年（1900年）陆续回闽，一般都成为新政或新学的骨干。全闽大学堂监督陈培锟是进士，到日本学法政。福建官立法政学堂首任监督刘崇杰，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政学士，后调驻日公使馆供职。农桑总局派陈耀西、邱中馨留学日本，回省后分别任官立蚕业学堂监督和教务。宣统元年（1909年），福建师范学堂102位教职员中，留学日本学习师范的22人。私立法政学校教职员中，有日本留学生21人（其中在日学法政8人、师范11人、其他2人）。福州明伦小学宣统二年教职员17人中，5人是留日师范生。
清末，福建省自费留日也风靡一时。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我国在日留学生269人，闽籍12人，其中官费4人、自费8人。光绪三十四年至宣统二年（1908～1910年），全省留日学生58人，其中官费20人，自费38人。当时留学生在日本的学习情况是：“习速成者居百分之六十，习普通者居百分之三十，中途綴学辗转无成者居百分之五六，入高等专门者居百分之三四，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而已”（《学部奏咨辑要》）。福建留日学生中，有不少不满清廷腐败倾向革命的志士，黄花岗烈士林觉民、林文、方声洞等是杰出的代表。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把部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接受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宣统元年（1909年）学部、外务部制订了派遣办法。此后，留日学生渐少，留美学生渐多。从宣统元年起，清政府连续3年3次考选庚款留美学生180人，其中闽籍学生12人（第一次1人、第二次3人、第三次8人）。清政府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至宣统元年（1909年），曾先后对毕业回国的留学生进行4届“廷试”，录取者“赏给”进士或举人出身，授予官职。首届福建取2名，医科进士1人，农科举人1人；二届取6名，均为举人；三届取10名，工科、法政科进士各1人，余为举人；四届取19名，工科进士2人、格致科进士1人，余为举人。严复曾参予主持考务。
福建女子留学，始于清末。何金英是我国最早女留学生之一。光绪十年（1884年）她由美国教会资助赴美留学，毕业于费城女子医科大学，回国后先后主持福州妇孺医院（后名柴井医院）及马可爱医院（后名协和医院），培养了不少医务人才。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她受李鸿章 派遣，赴伦敦出席世界妇女协会，成为中国在国际上的第一位女代表。此后，福建女留学生渐多，以福州和莆田地区为最，所学多医学与教育。
民国以后，福建留美学生显著增加，与美国基督教会在本省的活动和创办高等学校有关。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凡被认为是高材生的教徒，毕业后便有由教会资助保送赴美留学的机会。民国11年（1922年），经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理事部核定，华南女子文理学院获准在该校注册，允照美国大学的资格规定，给毕业生以学士学位；毕业生赴美深造，美国学校均得认可。私立福建协和大学亦在该校注册。这就为这些大学输送赴美留学生，开了方便之门。
民国16年（1927年），福建政务委员会决定实行教育改造，设教育改造委员会。各大学校改校长制为委员制，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也组织5人委员会领导学校工作，而这5位校务委员全是美国留学生（王世静，美国康尼尔大学文学士、密执根大学硕士；陈叔圭，美国康尼尔大学文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硕士；黄惠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文学士、美国士里丘斯大学硕士；黄惠珠，美国威斯连大学文学士、波士顿大学宗教科肄业；李美德，密执根大学硕士）。
基督教会选送留学生的条件：一是信教，二是学业成绩优秀。凡牧师子女、教徒及在教会工作10年以上者，得优先选送。凡教会资助的留学生回国后，必须为教会服务。
福建教会学校选送的留学生，有一批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回到祖国，其中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郑作新，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厦门大学副校长唐仲璋，原福建农学院院长李来荣、教授赵修复、杨孙鎏，原福州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王世静，华南女子职业学院院长余宝笙，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景盘，福建师范大学教授檀仁梅、王岳、丁汉波、郑德超、林观得等；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经艰辛回归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林兰英、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化学部副主任林一等。
在集美水产科开办前3年的民国6年（1917年），陈嘉庚就资助上海吴淞水产学校的3名高材生到日本留学，预聘他们回国后到集美任教。厦门大学在民国10年创办之初，即有资助留学生，“以为养成将来本校教授之材”的宗旨，预定教授欧元怀留学美国，即受该校津贴（民国13年欧学成回校，任教育科主任，后为大夏大学创办人之一）。后来卢嘉锡、蔡启瑞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卢嘉锡是庚子赔款留学生，获伦敦大学学院博士，后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师从两次诺贝尔奖获得者鲍林，成为中国最早的核科学家之一，民国35年回母校执教。蔡启瑞于民国36年赴美留学，获俄亥俄州立大学化学哲学博士，因抗美援朝战争影响在美羁留6年，1956年，突破重重阻碍，回到祖国。
民国时期福建省政府派遣留学生甚少，据唐守谦民国24年（1935年）所写《福建的高等教育》所述：“福建省从前遣送国外公费留学生皆无定标准。民国18年起，严定办法，曾选派留学生二次。18年1月第一次考选2人，18年6月第二次选取4名，并继续供给。从前已送公费留学生20余名，现多数已次第回国，仅余留学英、美、法各一名，日本半费补助者一名。数年来，以省教费多用于发展职业教育及社会教育，故久未再考选学生留学国外。”民国20年，全国出国留学生：广东70人，浙江67人，江苏60人，福建41人，而其中40人是自费的。民国26年，省教育厅恢复考派留学生，考取13名拟派往欧美留学，后因抗日战争爆发及省财政困难而停派。民国37年，国民政府训令各省停止公费留学生派遣，福建省留学生派遣工作陷于全面停顿。自清末至民国，福建留学生共约2000多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福建省留学工作一度趋于沉寂。1952年，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分配给厦门大学留苏预备生名额17人（工科9人，理科6人，政法、财经各1人）。1954年，高教部与教育部联合通知，从1955年高中毕业生中，选拔留苏预备生，送北京专修俄文及政治一年后派赴留苏。分配福建省名额40名。选拔结果，录取15人（福州第一中学3人、福州第二中学2人，福州第三中学2人，福州第四中学3人，福建师范学院附中1人,泉州第五中学1人，养正中学1人，国光中学1人，永春第三中学1人）。这些留学生在苏联获得学位后，均回国工作。1959、1962、1963年，教育部陆续给福建个别留学生名额。这时期，留学生主要是派赴苏联及东欧国家。厦门大学从1952～1965年，有20人由国家派赴苏联攻读博士研究生或进修。其中：工学2人、化学10人、生物3人、数学3人、物理2人。
1964年，福建高校经中央批准录取留学生2人：福州大学1人，派往法国；福建医学院1人，派往意大利。1965年，高教部分配福建省选拔自然科学留学生4名，其中厦门大学3名，福州大学1名；派往社会主义国家2名，资本主义国家2名。“文化大革命”开始，高教部于1966年6月，发出通知，派遣留学生的工作推迟进行。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1985年，全省高等院校先后派往国外留学、进修的教师有346人。至1989年，达千人以上。
厦门大学于1977年，派遣出国留学生1人，回国1人；1978年派出2人，回国1人；1979年派出5人，回国3人；1980年派出15人，回国10人；1981年派出26人，回国22人；1982年派出56人，回国30人。
该校1984年教师出国学习的情况如下：
（1）派出人数：99人。其中男90人；女9人。（2）派出渠道：国家计划内35人，“641”（①“641”计划系根据国家教委1984年641号文件规定的派遣留学生计划。）计划25人，世界银行贷款21人，计划外18人。（3）派出类别：访问学者37人，进修生28人，研究生34人。（4）学术职称：副教授4人，讲师47人，助教16人，77级以后留校青年教师32人。（5）派往国别：美国55人，加拿大20人，日本5人，英国5人,法国3人，联邦德国2人，瑞典1人，南斯拉夫5人，其他3人。（6）对方资助总人数：32人（金额23万美元）。（7）取得学位：博士1人，硕士3人。（8）出国教师所学专业：数学2人，物理13人，化学33人，生物6人，计算机2人，海洋10人，历史5人，法律1人，经济11人，经济管理1人，英语8人，日语1人，法语1人，俄语2人，语言学1人，计量2人。
厦门大学在1988年，派出留学生104人，回国34人。1977～1989年，共派出留学人员580人次。华侨大学自1981年以来，派出72位教师到美国、英国、日本、联邦德国、瑞士、澳大利亚、新西兰、意大利、菲律宾进行学术访问、进修或攻读学位。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福建省于1985年5月，成立福建省留学生奖金学基金会，以便筹集资金，资助省内留学生出国深造。当年，基金会从85级国内研究生中选拔15名，资助出国留学。1986年，该会在省内公开招考经济管理工程等学科、专业预备留学生8名；又从在职人员中（主要为省属高校年青助教）选拔留学生9名。1989年10月，通过省内公开招考，选拔留学生10名。至1989年底，基金会共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等国派遣留学生42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多年来，福建省的留学生前20年主要公派往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国家，人数较少。“文化大革命”中停顿10年。后10年主要公派往发达国家，人数倍增，同时涌现大批“自费”留学生。出现的新问题是留学生“滞留”国外问题。
福建省高等学校成批接收外国留学生，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新事物。
1983年秋，厦门大学根据教育部决定，开始招收外国留学生22名，均为进修生。其中英国2名、法国2名、瑞士2名、荷兰3名、澳大利亚5名、新西兰2名、日本4名、泰国2名。分别进入中文系及历史系。1984年起，该校先后为美中教育基金会举办中文学习班；为日本国际青年交流协会举办中文短期学习班。
1985年，华侨大学经国务院侨办批准，成立“华侨大学进修学院”，接受美国，日本、菲律宾、泰国、朝鲜等国学生和华裔青年3批，到进修部和中文系学习中文。1986年，由菲律宾福州烟厂教育基金会赞助，定期组派菲律宾华裔青年到华侨大学留学，攻读中文，学制2年，已有两期学成返国。1988年，同泰国丰商业与技术学院签订互派交换学生协议。自1985年以来，该校先后为以上国家培养165名留学生、进修生。
福建中医学院的国际中医药培训中心，先后接受新加坡、联邦德国、奥地利、印尼、马来西亚、美国、日本、意大利、西班牙等15个国家和地区的医务工作者来院进修。1986年始，与华侨大学联合举办“海外针灸进修班”10期，进修生来自奥地利、联邦德国、菲律宾、加拿大、西班牙、日本等国。福州大学、福建农学院、福建师范大学等校，近年来也开始接收外国留学生。
二、对外交流
清末，民国初年，福建高等学校新设的学科，不少聘请洋教习任教。全闽大学堂所聘的20多位教习中，有英、日、法、德、意、奥等国教习，担任外国史、地、法制、理财、理化、博物、外语等科教学。有些学校的体操、音乐，也聘请外籍教师担任。私立福建法政专门学校，从宣统二年（1910年）至民国10年（1921年），聘美籍教师3人。
民国以后，福建高校逐步以回国的留学生取代洋教习的教学工作，但一些学校的专业，仍聘用少数外籍教师。厦门大学于民国13年（1924年），聘请外籍教师4人（瑞士籍语言学教授、美籍动物学教授、德籍哲学兼德文副教授、英籍英文名誉讲师各1人）。民国时期，共聘外籍教师14人。福建省立音乐专科学校于民国29年聘请4位外籍教授和1位技师（德籍犹太人与西班牙籍）。民国35年，经教育部同意，又聘用美籍教授8人（有男女声乐、管乐、理论作曲、大小提琴、钢琴等教授）。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办学初期，文理主要学科都由有学士或硕士学位的美国女教士任教。王世静担任院长后，注意从美国留学的校友中挑选人才，余宝笙等先后应聘。民国5～25年（1916～1936年），私立福建协和大学有美籍教师9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些欧美籍教师先后回国。50年代，学习苏联教学经验，福建高校曾请少数苏联专家讲学，至60年代先后离去。1957年，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率领中国大学代表团应邀赴印度参加加尔各答、孟买两大学校庆并进行考察，回国后向教育界作考察报告，是当时较重大的一次出国访问。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福建高等学校的对外交流活动，日益活跃。全省有400多人次前往美、日、英、法、德等30多个国家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或进行考察、讲学。接待数千位世界各地学者、专家来省讲学、访问。全省高校聘请200多位外国专家、外籍教师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厦门大学聘请外籍教师139人，其中129人为80年代后聘请的，主要来自美国（60人）、日本（13人）和加拿大（13人）等国。
1984年，厦门大学以对外开放与高教改革为主题，举行科学讨论会，从理论和实际结合上探讨开放办学的问题，随之制订改革开放的方案与措施，不断扩大与国外的交流，先后派出500多位师生到国外进修、留学；150多人次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出国讲学或进行学术考察；邀请外籍专家、学者800多人次来校讲学；接受外国留学生300多人来校学习；创办了国际教育中心，举办各种类型的“中对外”、“外对中”培训班、进修班和研讨班；在海洋化学、海洋物理、抗癌、红树林等一些科研项目与国外进行合作研究。经济学院还同联合国人口研究中心达成协议，承担人口研究任务。1985年10月，该校主办国际电催化和氧化还原酶模拟催化学术讨论会。厦门大学已同美、英、法、日、加拿大、荷兰和澳大利亚等10个国家的17所高等院校签订校际交流协议。
华侨大学学生来自海外20多个国家和地区。1978年复办后，积极开展对外交流活动，4年中来自美、英、法、日、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以及东南亚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华裔学者和外国专家，计253批、1170人次来校参观访问或讲学。应聘到校任教的外籍教师29位。学校也陆续派出干部和教师出国考察与访问，还与日本、美国有关学校，订立互派教师与培养学生的协定。1985～1989年，又有欧美及泰国、菲律宾、新加坡等国的教育、科技、企业、政治界及社会活动家291批、2040人次至校参观考察、讲学或学术交流。1988年8月，陈觉万校长应邀参加在菲律宾召开的“亚洲著名大学校长关于亚洲高等教育讨论会”。1984年9月，华侨大学设立公共关系处，归口管理和推进对外交流活动。1986年，华侨大学董事会对第二届董事会成员组成作了调整，59名董事中内地15名，占25%；港澳29名，占50%；菲律宾、美国、日本等国的董事增至15名，占25%。密切了海外联系，扩大了对外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高等教育具有特色的变革是扩大了对外交流；而对外交流活动中突出的方面是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自1977年开始，福建高校充分利用人才的优势、学术的优势、与海外关系的优势，积极争取参予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打开了国际学术交流的渠道与局面。据原省高教厅科研处统计，仅1978～1982年，全省高校参加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及其他学术交流活动即达87项之多，参加人员100多人次，参加的学校有厦门大学、华侨大学、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福建农学院、福建医学院、厦门水产学院、集美航海学院等。
清光绪三年（1877年），福州船政学堂38名毕业生奉派出国学习，是福建第一批官费留学生。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船政局共派遣优秀毕业生赴欧美留学4批87名。以学习造船与航海科技为主。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 程•学务纲要》规定：“出洋考察为办学人员之必要条件，而日本则为必往之地”。光绪三十至三十二年（1904～1906年），福建派出教职员6人、学生22人到日本早稻田大学、明治大学、高等师范学校、高等工业学校、实习学校传习所学习或考察。光绪三十二年，清廷宣布准备实行宪政，提倡师范和法政教育。福建根据推行新政的需要，从福建高等学堂、全闽师范学堂、游学预备学堂(①1907年，学部颁布新章 ，凡游学外国，须在国内预备程度及格方准出洋，于是全闽公学添设学科，兼课日文，改为游学预备学堂，陈宝琛任监督。)、校士馆、福建常备军等多方派出留学生，以学教育、法政、军事为主，个别人习实业。
光绪三十年（1904年），福建在日留学生72人，留学学校15所（早稻田大学2人、国民英语学校2人、东京大学法学院3人、法政大学速成科11人、东京高等工业学校2人、宏文学院1人、东京蚕业讲习所2人，同文书院5人、物理学校2人、成城学校2人、正则英语预备学校1人、振武学校10人、经纬学校13人、东京高师附属学校1人、预备学校14人、预备入校1人），分布面较广。这些留学生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至宣统元年（1900年）陆续回闽，一般都成为新政或新学的骨干。全闽大学堂监督陈培锟是进士，到日本学法政。福建官立法政学堂首任监督刘崇杰，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政学士，后调驻日公使馆供职。农桑总局派陈耀西、邱中馨留学日本，回省后分别任官立蚕业学堂监督和教务。宣统元年（1909年），福建师范学堂102位教职员中，留学日本学习师范的22人。私立法政学校教职员中，有日本留学生21人（其中在日学法政8人、师范11人、其他2人）。福州明伦小学宣统二年教职员17人中，5人是留日师范生。
清末，福建省自费留日也风靡一时。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我国在日留学生269人，闽籍12人，其中官费4人、自费8人。光绪三十四年至宣统二年（1908～1910年），全省留日学生58人，其中官费20人，自费38人。当时留学生在日本的学习情况是：“习速成者居百分之六十，习普通者居百分之三十，中途綴学辗转无成者居百分之五六，入高等专门者居百分之三四，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而已”（《学部奏咨辑要》）。福建留日学生中，有不少不满清廷腐败倾向革命的志士，黄花岗烈士林觉民、林文、方声洞等是杰出的代表。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把部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接受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宣统元年（1909年）学部、外务部制订了派遣办法。此后，留日学生渐少，留美学生渐多。从宣统元年起，清政府连续3年3次考选庚款留美学生180人，其中闽籍学生12人（第一次1人、第二次3人、第三次8人）。清政府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至宣统元年（1909年），曾先后对毕业回国的留学生进行4届“廷试”，录取者“赏给”进士或举人出身，授予官职。首届福建取2名，医科进士1人，农科举人1人；二届取6名，均为举人；三届取10名，工科、法政科进士各1人，余为举人；四届取19名，工科进士2人、格致科进士1人，余为举人。严复曾参予主持考务。
福建女子留学，始于清末。何金英是我国最早女留学生之一。光绪十年（1884年）她由美国教会资助赴美留学，毕业于费城女子医科大学，回国后先后主持福州妇孺医院（后名柴井医院）及马可爱医院（后名协和医院），培养了不少医务人才。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她受李鸿章 派遣，赴伦敦出席世界妇女协会，成为中国在国际上的第一位女代表。此后，福建女留学生渐多，以福州和莆田地区为最，所学多医学与教育。
民国以后，福建留美学生显著增加，与美国基督教会在本省的活动和创办高等学校有关。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凡被认为是高材生的教徒，毕业后便有由教会资助保送赴美留学的机会。民国11年（1922年），经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理事部核定，华南女子文理学院获准在该校注册，允照美国大学的资格规定，给毕业生以学士学位；毕业生赴美深造，美国学校均得认可。私立福建协和大学亦在该校注册。这就为这些大学输送赴美留学生，开了方便之门。
民国16年（1927年），福建政务委员会决定实行教育改造，设教育改造委员会。各大学校改校长制为委员制，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也组织5人委员会领导学校工作，而这5位校务委员全是美国留学生（王世静，美国康尼尔大学文学士、密执根大学硕士；陈叔圭，美国康尼尔大学文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硕士；黄惠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文学士、美国士里丘斯大学硕士；黄惠珠，美国威斯连大学文学士、波士顿大学宗教科肄业；李美德，密执根大学硕士）。
基督教会选送留学生的条件：一是信教，二是学业成绩优秀。凡牧师子女、教徒及在教会工作10年以上者，得优先选送。凡教会资助的留学生回国后，必须为教会服务。
福建教会学校选送的留学生，有一批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回到祖国，其中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郑作新，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厦门大学副校长唐仲璋，原福建农学院院长李来荣、教授赵修复、杨孙鎏，原福州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王世静，华南女子职业学院院长余宝笙，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景盘，福建师范大学教授檀仁梅、王岳、丁汉波、郑德超、林观得等；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经艰辛回归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林兰英、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化学部副主任林一等。
在集美水产科开办前3年的民国6年（1917年），陈嘉庚就资助上海吴淞水产学校的3名高材生到日本留学，预聘他们回国后到集美任教。厦门大学在民国10年创办之初，即有资助留学生，“以为养成将来本校教授之材”的宗旨，预定教授欧元怀留学美国，即受该校津贴（民国13年欧学成回校，任教育科主任，后为大夏大学创办人之一）。后来卢嘉锡、蔡启瑞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卢嘉锡是庚子赔款留学生，获伦敦大学学院博士，后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师从两次诺贝尔奖获得者鲍林，成为中国最早的核科学家之一，民国35年回母校执教。蔡启瑞于民国36年赴美留学，获俄亥俄州立大学化学哲学博士，因抗美援朝战争影响在美羁留6年，1956年，突破重重阻碍，回到祖国。
民国时期福建省政府派遣留学生甚少，据唐守谦民国24年（1935年）所写《福建的高等教育》所述：“福建省从前遣送国外公费留学生皆无定标准。民国18年起，严定办法，曾选派留学生二次。18年1月第一次考选2人，18年6月第二次选取4名，并继续供给。从前已送公费留学生20余名，现多数已次第回国，仅余留学英、美、法各一名，日本半费补助者一名。数年来，以省教费多用于发展职业教育及社会教育，故久未再考选学生留学国外。”民国20年，全国出国留学生：广东70人，浙江67人，江苏60人，福建41人，而其中40人是自费的。民国26年，省教育厅恢复考派留学生，考取13名拟派往欧美留学，后因抗日战争爆发及省财政困难而停派。民国37年，国民政府训令各省停止公费留学生派遣，福建省留学生派遣工作陷于全面停顿。自清末至民国，福建留学生共约2000多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福建省留学工作一度趋于沉寂。1952年，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分配给厦门大学留苏预备生名额17人（工科9人，理科6人，政法、财经各1人）。1954年，高教部与教育部联合通知，从1955年高中毕业生中，选拔留苏预备生，送北京专修俄文及政治一年后派赴留苏。分配福建省名额40名。选拔结果，录取15人（福州第一中学3人、福州第二中学2人，福州第三中学2人，福州第四中学3人，福建师范学院附中1人,泉州第五中学1人，养正中学1人，国光中学1人，永春第三中学1人）。这些留学生在苏联获得学位后，均回国工作。1959、1962、1963年，教育部陆续给福建个别留学生名额。这时期，留学生主要是派赴苏联及东欧国家。厦门大学从1952～1965年，有20人由国家派赴苏联攻读博士研究生或进修。其中：工学2人、化学10人、生物3人、数学3人、物理2人。
1964年，福建高校经中央批准录取留学生2人：福州大学1人，派往法国；福建医学院1人，派往意大利。1965年，高教部分配福建省选拔自然科学留学生4名，其中厦门大学3名，福州大学1名；派往社会主义国家2名，资本主义国家2名。“文化大革命”开始，高教部于1966年6月，发出通知，派遣留学生的工作推迟进行。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1985年，全省高等院校先后派往国外留学、进修的教师有346人。至1989年，达千人以上。
厦门大学于1977年，派遣出国留学生1人，回国1人；1978年派出2人，回国1人；1979年派出5人，回国3人；1980年派出15人，回国10人；1981年派出26人，回国22人；1982年派出56人，回国30人。
该校1984年教师出国学习的情况如下：
（1）派出人数：99人。其中男90人；女9人。（2）派出渠道：国家计划内35人，“641”（①“641”计划系根据国家教委1984年641号文件规定的派遣留学生计划。）计划25人，世界银行贷款21人，计划外18人。（3）派出类别：访问学者37人，进修生28人，研究生34人。（4）学术职称：副教授4人，讲师47人，助教16人，77级以后留校青年教师32人。（5）派往国别：美国55人，加拿大20人，日本5人，英国5人,法国3人，联邦德国2人，瑞典1人，南斯拉夫5人，其他3人。（6）对方资助总人数：32人（金额23万美元）。（7）取得学位：博士1人，硕士3人。（8）出国教师所学专业：数学2人，物理13人，化学33人，生物6人，计算机2人，海洋10人，历史5人，法律1人，经济11人，经济管理1人，英语8人，日语1人，法语1人，俄语2人，语言学1人，计量2人。
厦门大学在1988年，派出留学生104人，回国34人。1977～1989年，共派出留学人员580人次。华侨大学自1981年以来，派出72位教师到美国、英国、日本、联邦德国、瑞士、澳大利亚、新西兰、意大利、菲律宾进行学术访问、进修或攻读学位。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福建省于1985年5月，成立福建省留学生奖金学基金会，以便筹集资金，资助省内留学生出国深造。当年，基金会从85级国内研究生中选拔15名，资助出国留学。1986年，该会在省内公开招考经济管理工程等学科、专业预备留学生8名；又从在职人员中（主要为省属高校年青助教）选拔留学生9名。1989年10月，通过省内公开招考，选拔留学生10名。至1989年底，基金会共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等国派遣留学生42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多年来，福建省的留学生前20年主要公派往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国家，人数较少。“文化大革命”中停顿10年。后10年主要公派往发达国家，人数倍增，同时涌现大批“自费”留学生。出现的新问题是留学生“滞留”国外问题。
福建省高等学校成批接收外国留学生，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新事物。
1983年秋，厦门大学根据教育部决定，开始招收外国留学生22名，均为进修生。其中英国2名、法国2名、瑞士2名、荷兰3名、澳大利亚5名、新西兰2名、日本4名、泰国2名。分别进入中文系及历史系。1984年起，该校先后为美中教育基金会举办中文学习班；为日本国际青年交流协会举办中文短期学习班。
1985年，华侨大学经国务院侨办批准，成立“华侨大学进修学院”，接受美国，日本、菲律宾、泰国、朝鲜等国学生和华裔青年3批，到进修部和中文系学习中文。1986年，由菲律宾福州烟厂教育基金会赞助，定期组派菲律宾华裔青年到华侨大学留学，攻读中文，学制2年，已有两期学成返国。1988年，同泰国丰商业与技术学院签订互派交换学生协议。自1985年以来，该校先后为以上国家培养165名留学生、进修生。
福建中医学院的国际中医药培训中心，先后接受新加坡、联邦德国、奥地利、印尼、马来西亚、美国、日本、意大利、西班牙等15个国家和地区的医务工作者来院进修。1986年始，与华侨大学联合举办“海外针灸进修班”10期，进修生来自奥地利、联邦德国、菲律宾、加拿大、西班牙、日本等国。福州大学、福建农学院、福建师范大学等校，近年来也开始接收外国留学生。
二、对外交流
清末，民国初年，福建高等学校新设的学科，不少聘请洋教习任教。全闽大学堂所聘的20多位教习中，有英、日、法、德、意、奥等国教习，担任外国史、地、法制、理财、理化、博物、外语等科教学。有些学校的体操、音乐，也聘请外籍教师担任。私立福建法政专门学校，从宣统二年（1910年）至民国10年（1921年），聘美籍教师3人。
民国以后，福建高校逐步以回国的留学生取代洋教习的教学工作，但一些学校的专业，仍聘用少数外籍教师。厦门大学于民国13年（1924年），聘请外籍教师4人（瑞士籍语言学教授、美籍动物学教授、德籍哲学兼德文副教授、英籍英文名誉讲师各1人）。民国时期，共聘外籍教师14人。福建省立音乐专科学校于民国29年聘请4位外籍教授和1位技师（德籍犹太人与西班牙籍）。民国35年，经教育部同意，又聘用美籍教授8人（有男女声乐、管乐、理论作曲、大小提琴、钢琴等教授）。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办学初期，文理主要学科都由有学士或硕士学位的美国女教士任教。王世静担任院长后，注意从美国留学的校友中挑选人才，余宝笙等先后应聘。民国5～25年（1916～1936年），私立福建协和大学有美籍教师9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些欧美籍教师先后回国。50年代，学习苏联教学经验，福建高校曾请少数苏联专家讲学，至60年代先后离去。1957年，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率领中国大学代表团应邀赴印度参加加尔各答、孟买两大学校庆并进行考察，回国后向教育界作考察报告，是当时较重大的一次出国访问。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福建高等学校的对外交流活动，日益活跃。全省有400多人次前往美、日、英、法、德等30多个国家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或进行考察、讲学。接待数千位世界各地学者、专家来省讲学、访问。全省高校聘请200多位外国专家、外籍教师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厦门大学聘请外籍教师139人，其中129人为80年代后聘请的，主要来自美国（60人）、日本（13人）和加拿大（13人）等国。
1984年，厦门大学以对外开放与高教改革为主题，举行科学讨论会，从理论和实际结合上探讨开放办学的问题，随之制订改革开放的方案与措施，不断扩大与国外的交流，先后派出500多位师生到国外进修、留学；150多人次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出国讲学或进行学术考察；邀请外籍专家、学者800多人次来校讲学；接受外国留学生300多人来校学习；创办了国际教育中心，举办各种类型的“中对外”、“外对中”培训班、进修班和研讨班；在海洋化学、海洋物理、抗癌、红树林等一些科研项目与国外进行合作研究。经济学院还同联合国人口研究中心达成协议，承担人口研究任务。1985年10月，该校主办国际电催化和氧化还原酶模拟催化学术讨论会。厦门大学已同美、英、法、日、加拿大、荷兰和澳大利亚等10个国家的17所高等院校签订校际交流协议。
华侨大学学生来自海外20多个国家和地区。1978年复办后，积极开展对外交流活动，4年中来自美、英、法、日、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以及东南亚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华裔学者和外国专家，计253批、1170人次来校参观访问或讲学。应聘到校任教的外籍教师29位。学校也陆续派出干部和教师出国考察与访问，还与日本、美国有关学校，订立互派教师与培养学生的协定。1985～1989年，又有欧美及泰国、菲律宾、新加坡等国的教育、科技、企业、政治界及社会活动家291批、2040人次至校参观考察、讲学或学术交流。1988年8月，陈觉万校长应邀参加在菲律宾召开的“亚洲著名大学校长关于亚洲高等教育讨论会”。1984年9月，华侨大学设立公共关系处，归口管理和推进对外交流活动。1986年，华侨大学董事会对第二届董事会成员组成作了调整，59名董事中内地15名，占25%；港澳29名，占50%；菲律宾、美国、日本等国的董事增至15名，占25%。密切了海外联系，扩大了对外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高等教育具有特色的变革是扩大了对外交流；而对外交流活动中突出的方面是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自1977年开始，福建高校充分利用人才的优势、学术的优势、与海外关系的优势，积极争取参予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打开了国际学术交流的渠道与局面。据原省高教厅科研处统计，仅1978～1982年，全省高校参加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及其他学术交流活动即达87项之多，参加人员100多人次，参加的学校有厦门大学、华侨大学、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福建农学院、福建医学院、厦门水产学院、集美航海学院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