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内容
清末，福建各高等学校使用的教材，除少数传统文化课和公共课由任课教师自行选编外，新设置的近代课程多采用外国教材，有的使用外文原版书。
从辛亥革命胜利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全国高等学校各系、科的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不尽相同，教材多由教师自编讲义、自选参考书或选用一些学者、专家以个人名义编写出版的专著或大学用书。福建一些教会办的高等学校多采用英、美教材和外文原版书，或补充一些乡土教材。
民国28年（1939年），教育部成立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决定先行编辑出版各校公共必修科用书，次及各系必修科用书，再及各系选修科用书。编辑方法：一是采选成书；二是公开征稿；三是特约编者。依照编辑委员会决定，各种书稿须经初审、复审、校订手续，然后提交该委员会议通过，由教育部核定付印。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编著的《普通物理学》（上、下册），经商务印书馆出版后，风行全国，各大学多采用为课本或参考书，后经教育部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采选为大学用书。萨本栋编著的《普通物理实验》、《实用微积分》、《交流电机原理》，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大学教材或参考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福建高等学校废除了一些旧课程。对部分教材进行删订或更新。不久，学习苏联经验，课程除公共课外，分为基础课、技术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三大类，教材多采用苏联翻译本。由于照搬苏联的五年制教学计划，造成课程门类、教材内容偏多，学生负担过重。1955年，高教部提出以提高质量为前提，“学少一点，学好一点”、“少而精”、“全面发展，因材施教”的原则，福建各高等院校组织教师结合实际，制订出过渡性的教学计划，对课程门类和教材进行调整、精简，减轻了学生负担，提高了教学质量。
1958年“教育革命”期间，全省高等院校组织学生参加“大炼钢铁”，大办工厂，发动学生自编教材，教材的系统性、科学性受到破坏，基本知识、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的教学受到削弱。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校许多教材特别是文科教材被当作“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大杂烩”加以批判和否定。1970年，福建部分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学制2至3年，实行以典型任务、典型工程、典型产品带教学的办法，把基础课、技术基础课和专业课的系统性、完整性、科学性打乱，专业课程大量削减。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教材内容不得不删难就易、删深就浅，教学质量明显下降。
1977年，中央要求高等学校抓紧编写新教材，供恢复高考制度后招收入学的学生使用。1979年，福建各高等院校的教师参加部分基础课教材编写工作。1987年，国家教委召开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编审会议，共评出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22个，优秀教材奖239个。厦门大学郑重、李少菁、许振祖合编的《海洋浮游生物学》获特等奖，葛家澍主编的《会计学基础》、钱伯海编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统计学》、厦门大学等校主编的《社会主义财政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获优秀奖。还评出部委优秀教材一等奖118个、二等奖141个。福建省获一等奖的有厦门大学潘懋元主编的《高等教育学》、余绪缨的《管理会计》；获二等奖的有厦门大学韩国磐的《隋唐五代史纲》、黄厚哲的《生物学概论》、厦门大学等校编写的《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1989年，福州大学摄制的《水电站建筑物》等5部电教教材片，被评为全省高等学校电化教育优秀教材片，并被推荐参加全国电化教育成果评奖活动。
从辛亥革命胜利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全国高等学校各系、科的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不尽相同，教材多由教师自编讲义、自选参考书或选用一些学者、专家以个人名义编写出版的专著或大学用书。福建一些教会办的高等学校多采用英、美教材和外文原版书，或补充一些乡土教材。
民国28年（1939年），教育部成立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决定先行编辑出版各校公共必修科用书，次及各系必修科用书，再及各系选修科用书。编辑方法：一是采选成书；二是公开征稿；三是特约编者。依照编辑委员会决定，各种书稿须经初审、复审、校订手续，然后提交该委员会议通过，由教育部核定付印。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编著的《普通物理学》（上、下册），经商务印书馆出版后，风行全国，各大学多采用为课本或参考书，后经教育部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采选为大学用书。萨本栋编著的《普通物理实验》、《实用微积分》、《交流电机原理》，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大学教材或参考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福建高等学校废除了一些旧课程。对部分教材进行删订或更新。不久，学习苏联经验，课程除公共课外，分为基础课、技术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三大类，教材多采用苏联翻译本。由于照搬苏联的五年制教学计划，造成课程门类、教材内容偏多，学生负担过重。1955年，高教部提出以提高质量为前提，“学少一点，学好一点”、“少而精”、“全面发展，因材施教”的原则，福建各高等院校组织教师结合实际，制订出过渡性的教学计划，对课程门类和教材进行调整、精简，减轻了学生负担，提高了教学质量。
1958年“教育革命”期间，全省高等院校组织学生参加“大炼钢铁”，大办工厂，发动学生自编教材，教材的系统性、科学性受到破坏，基本知识、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的教学受到削弱。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校许多教材特别是文科教材被当作“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大杂烩”加以批判和否定。1970年，福建部分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学制2至3年，实行以典型任务、典型工程、典型产品带教学的办法，把基础课、技术基础课和专业课的系统性、完整性、科学性打乱，专业课程大量削减。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教材内容不得不删难就易、删深就浅，教学质量明显下降。
1977年，中央要求高等学校抓紧编写新教材，供恢复高考制度后招收入学的学生使用。1979年，福建各高等院校的教师参加部分基础课教材编写工作。1987年，国家教委召开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编审会议，共评出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22个，优秀教材奖239个。厦门大学郑重、李少菁、许振祖合编的《海洋浮游生物学》获特等奖，葛家澍主编的《会计学基础》、钱伯海编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统计学》、厦门大学等校主编的《社会主义财政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获优秀奖。还评出部委优秀教材一等奖118个、二等奖141个。福建省获一等奖的有厦门大学潘懋元主编的《高等教育学》、余绪缨的《管理会计》；获二等奖的有厦门大学韩国磐的《隋唐五代史纲》、黄厚哲的《生物学概论》、厦门大学等校编写的《社会经济统计学原理》。1989年，福州大学摄制的《水电站建筑物》等5部电教教材片，被评为全省高等学校电化教育优秀教材片，并被推荐参加全国电化教育成果评奖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