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一）学塾
  塾师自己开办，课堂设在自家厅堂或借用、租用他人房屋或寺庙、祠堂等公共场所。福建自唐、五代以来，寺庙兴盛，多被利用为自学或办学场所。泉州府文庙两庑、尊经阁、先贤祠及附郭山寺“皆老生、宿儒授徒之所”（④清乾隆《泉州府志〉转引《温陵旧事》。）。课桌椅、书本、文具由学生自备。学费和所授课程由塾师拟定公布或由教学双方商定，其原则和习惯是：学童年幼，所习课程初浅，家境贫寒的少给；学童年长，所习课程高深，家境富裕的多给。或年终一次清付，或按月、按节分付，或管饭、轮饭、供米、供蔬少付。清代，沙县学塾的学费一般初入学1担新谷（130斤），第2年1.5担，开讲以后2担。政和县念（三字经》的蒙童1担米，开讲《中庸》的10～15担。
  隋唐时期，仙游县郑庄在浔阳、郑淑在巩桥建书堂教读。唐末，陈鄙在光埔白岩院教读。郑良士在白岩故墅筑书堂教读。罗源县唐咸通年间（860～873年）在潮格有倪氏家塾。
  宋代，莆田县郑安正筑木兰书堂，黄绩建东湖书堂，黄仲元建东里书堂，郑厚建溪东草堂，郑樵建南峰书堂，万峻建积德堂教读。仙游县有平伦斋、真斋、读书斋。永春县绍兴进士陈知柔曾任建州、漳州州学教授，归乡后住在佛寺，教乡里子弟。长溪县人孙调在县城和赤岸乡教塾40年，学生千人。宋绍兴初年（1131年左右），罗源县陈鲔鲱、林芘创圣水连菇斋、王峰学圃。宋淳熙年间（1174～1189年），林师鲁创南华斋。宋淳祐年间（1241～1252年），郑伯渊创梅邨书斋，终身从教。尤溪县宋熙宁进士周胥归乡授徒，专讲经学。陈景肃与学生翁侍举等6人，因反对秦桧误国，辞官归里，讲学授徒于云霄县仙人山。福州林子冲、晋江杨履正、宁德林〓教塾，学生均有几百人。宋乾道（1165年）以前，福州各乡都有书社。旧历年前一二月，由乡里有声望者为首（叫鸠首），和各家父兄商量，物色学问道德受到社会推重的读书人，备好关书（聘书），开列学生人数、姓名、年龄，前去拜访,请他们为师，说明供给米谷若干作为束脩，或供给伙食。得到同意后，准备好聘礼，率领学生们去迎请。于新年初五日左右开学。各地学生几十人、几百人不等。有四五十岁的人来学，也“不以为耻”。开学那天，老师升堂，宣布学规，处罚轻重分五等，最重的斥退。学习什么书，由家长与老师商定，逐日讲解。逢每旬的第九天温习。通常一年读完一经。每月第三、八日学习诗赋，或经义、策论。对学生的作业进行面改。龙昌期咏福州诗云：“是处人家爱诗书”。福州刺史程师孟咏福州诗曰：“城里人家半读书”，“学校未尝虚巷里”（⑤《三山志》卷四十，士俗。）。到宋淳熙年间（1174～1189年），人们热心于科举，“游学四方”，塾师开门等待学生，先前风气有败。
  元代，建安县毛直方“授徒讲学，士争趋之”。莆田县陈绍叔在金沙村家中设帐授徒。
  明代，莆田县方休乾于正统九年（1444年）设瑶山学馆，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林富设东山精舍教读。仙游县唐大章、陈濂在金石山教读20多年。长泰县永乐进士唐泰在家设塾，筑屋100多间，接纳学生。正德年间（1506～1521年）莆田县御史姚鸣凤罢官回乡，设塾教族内子弟；尚书林云同退休回乡筑读书园教学；嘉靖举人欧志学在乡建聚乐楼，开五经讲席。长乐县陈时夏设教乡里，学生有从几百里外而来。晋江人蔡清在泉州教学时，对贫穷学生不收学费，还为他们安排食宿，添置衣裳。
  清代，华安县（明天启）进士陈天定入清不仕，隐居花山教塾，自编教材，传授儒经。漳州林应寅，系台北首富林平侯的父亲，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渡台，在淡水新庄开馆授徒。侯官县林则徐父亲林宾日、沈葆桢父亲沈廷枫都终身教塾。梁章钜的祖、父两代教塾。连江县胡维熊在慕浦村教塾30年。永泰县的补蕉山馆、预不及斋有学生50多人，分大、小班讲授。淡水县道光贡生叶作霖一面教塾，一面自修，中进士后，继续设帐授徒。福州朱以绥及父鸿臻、伯父鸿浩，两代教塾终身。
  明、清时期，福州有一种大斋，除收一般早来晚归的通学生外，兼收年龄稍长的寄宿生和每隔二三日来塾听讲、呈送作业请塾师批改的与课生。大斋学生数多的，聘请助教。个别塾师挂自己招牌而实际由助教教学，他坐收束金。一般书斋对教过的书每隔3天复习一次，叫温，6天叫习，10天叫旬，10天共温习3次。逢一、七、十三、十九、廿五日作文一篇交老师批改。处罚有“记责”的做法，就是在学生学习簿上用朱笔记下学生的过失和处罚，但暂不执行，以后如改过，可免执行。每年四月，择吉日举行“光学”礼，家塾由东家设宴，学塾由学生凑份交老师备宴及礼品，在塾中或风景名胜地方举行；师生可邀请朋友参加，尽欢而散。塾师送学生扇子、手巾各一件。那天有“摇魁星”游戏，事先购买全套土偶，有魁星、文昌帝君、朱子、状元、榜眼、探花、春祈、秋根、杂官等形象，杂官要按人数多买，摇骰按点各得一尊，寓祝早日登科之意。清光绪末年（1908年左右），福州设有一些外文书塾：螺江乡塾在螺洲乡，专教日文，学生30人。陈氏家塾也在螺洲，教法、日文，学生40人。刘氏家塾在城内光禄坊，教英文，学生18人。都是乡绅所设。福州北后街养正蒙馆学生18人，设英文课。在华林巷、文藻山所设法文学堂，学生分别为11人、8人，是学塾性质。
  仙游县学童学习时间长短不一，分月书、季书、年书，由家长选择，年书学费比较便宜。第一课必读《孝经》,叫开宗明义第一章。习字用白漆木板，墨笔写后可擦掉再用。每天回家要在天井边和灶前各背书一遍，背给天公和灶公听，并背当日干支。子弟在塾一定时间以后，多转入寺院自学，或约友聚学，互为师友，各有固定的地点：后坂陈姓在圆通寺，碧溪郭姓在溪郭祠，南溪陈姓在天柱岩，昆头陈姓、广湖李姓在大竺寺，科井郑姓、竺姓在灵山寺，望厝张姓在玉山洞，柳乾郑姓、岐峒冯姓在三教祠，是唐代借寺庙读书流传下来的习惯。
  南平县宝珠山是入闽古道大山中的一个村庄，海拔840米，离城33公里，居民300多户，有5所私塾，都是蒙馆，只有个别开讲“四书”。其中一馆兼学医，一馆兼习武。村里儿童普遍人学，目的是习字、习算，学会记帐，看田、牛契。塾中除习《三字经》等书外，兼教珠算、尺牍。所用课本有《弟子规》、《女儿经》、《闺训千字文》、历书、日用契约合同、应酬文柬、斤求两口诀、日用流水帐、分类帐等。每年正月元宵节后开学，腊月中旬放学。春耕放假10天，秋收放假1个月。学生按程度分组。女孩10岁以下可男女同塾。村里很少不识字的人，他们老来体弱无力务农时就在本村或邻村教读。此外，还有雨学和夜学。夜学是供看鸭孩子读的，灯火自备。雨学只在雨天上课，不误农活。塾师有秀才、贡生、中医师等，多热心教育，不拘束脩，有聘不辞。束脩或现金，或稻谷薪炭，由塾童家长凑给。
  寿宁县清代乡村学塾很普遍，大村有二三所。课堂设在2楼，认为吉利。正规学塾3年1馆，9年3馆。但一般只念1馆，粗识文字即罢。第2馆开始作文，塾师当面批改。续读第3馆多是准备应科举的。馆童考中秀才回乡时必备盒担12盘，内装塾师、师母整套衣服及礼金，穿礼服登门谢师。塾师回赠文房四宝。
  龙溪县岁贡生王履亨，征举孝廉方正，自清光绪中至清末（1891年左右至1911年）在漳州王氏小宗祠与附近的林氏宗祠办塾，两处学生共150多人。曾聘杨黄缓、杨桢当助教。学生分为蒙科、选科二班。重视启蒙教育，以《小学》、《近思录》为入门课，以“四书”、“五经”为主课，不授《昔时贤文》、尺牍等“俗书”。塾中为每个学生设“日到功过，表”和“覆讲功过登记表”，到闭馆时加减统计功过，定出名次进行奖罚。学规十几条，规定读书、写字、对老师、同学的态度，上学、散学的秩序，不准带小刀上学等，用白漆木牌书写挂在塾墙上。
  明末，渡台的太仆寺卿沈光文住在罗汉门，设塾以汉文教当地少数民族子弟。都察院右都察使徐孚远住新港社，一面耕田，一面设学教民。兵部侍郎王忠孝、太常寺正卿辜明荐、浙江巡抚卢若腾、右按察使郭贞一、光禄寺正卿诸葛卓、龙溪举人李茂春都渡海定居台湾,设馆教民。清廷统一台湾后私塾进一步发展。淡北绅士陈逊言设家塾、请名师教子弟，并多方收集书籍，供邻里读书人借阅。塾师一定要聘请有功名的人担任。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澎湖通判胡建伟有事下乡，必考校塾师，奖优戒劣。学童能背书、背《圣谕广训》的奖给纸笔。全岛13澳，每社有蒙塾，年束金一二千文，一般人家付得起。
  （二）家塾
  由东家聘请塾师来家教读。被聘塾师叫“西宾”（或“西席”）。多富裕人家，教学要求较高。学生以本家子弟为主，亲友或邻里寄读的叫“帮馆”（或“帮斋”）。学费由东家支付，帮馆的帮付。
  唐永贞元年（805年），德化县三班泗滨金员外，聘请颜芳为西席。唐末随王潮入闽的张睦之子张膺和黄敦的5个儿子移居永泰，他们各家每年正月初十日以后都聘请西宾在家教子弟。朱熹的父亲朱松于宋建炎四年（1130年）尤溪县尉卸任后，在姓郑的家里做西席。南宋年间，莆田陈俊卿请朱熹在家执教，以后他的儿子陈宓建仰止堂与黄绩等10人在堂读书，每10天讲会一次。谢枋得在建阳县入元不仕，被许多人家请去做西席。明、清时期，福建的大户人家普遍请西席。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梁章钜寄居浦城县时，家中子侄多，每年开春要请西席四五人。大户人家在盖房子时就设计书堂，有课堂和西宾居室。清光绪十五年（1899年），南平县贡生廖涟清受聘太平乡黄壁、溪南乡举人欧良海家教馆，评改八股文有名。晚年回乡在祠堂教塾，各乡来的学生多时达90人。
  （三）村塾、族塾
  一村、一族，或联村、数家合请塾师教读。学生以本村、本族、本家子弟为主。学费由村、族公产或学田支付，不足时由各家长凑付。福建各县较大的宗族祠堂都有“灯油租”（或叫学租），用以办学及资助参加科举的费用与奖励得功名的人。
  宋代，沙县各大姓办族塾很普遍。宋英德府教授长乐县人林堦创乡校于长乐二十都海滨，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族孙林文溢在阜林乡重建书堂，乡人李麟、林即生捐助田园，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重修书堂。宋宁德县郑仓崇创郑乡校于福首罗山，分2斋；宋靖康元年（1126年），阮大成创诚斋于鞍峰山右，设讲堂，分10斋。古田县大姓宗祠多建有书斋楼。宋浦城县周侯嗣修理先人所建学古斋，教乡人子弟，朱熹作铭文。清光绪年间（1875～1908年），福鼎县金溪朱姓以宗祠公产办族塾，聘贡生孔文敷为师，教读“四书”、“五经”及八股文，以《朱子家训》与《朱伯庐治家格言》为学则，立奖学金，中秀才奖30元，举人、贡生100元。明清时期，建阳县村垫很普遍，由一村或数村联合商议开设，叫“公延馆”，公推一有声望家长做学东，牵头择定馆址，聘请教师，学费按各家人学人数分摊或认摊。但不少村塾因塾师学识浅陋，或因村民穷，学费少，请不起好塾师，教学质量低劣，常常是“春满堂，夏一半，秋零落，冬自散”，村民叫它“涝水学”。越穷的地方村、族所立的学田越多，惠安县最普遍。漳州、龙岩各地圆形或方形土楼，有的在楼内或楼旁盖一间或数间小屋，作办学用。莆田县塔兜林姓、双池宋姓、后塘方姓、东里黄姓、东门郑姓、庙前陈姓、花门巷涂姓、北河翁姓的各祠堂都办有族塾。
  （四）义塾
  由各地方热心教育人士捐资或倡捐集资兴办，免费或减费接纳一定地区范围内的贫穷子弟入学。
  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仙游县赖店乡罗峰村傅姓办义塾，叫“龙头书社”，规模大，办学时间长。宋天僖年间（1017～1021年），莆田县方泳与弟洞在广业里筑寿峰义斋，学生每年不少于50人，陈升之、夏竦、曾公亮在这里读过书。林安中设澄渚梯云义斋。黄间在黄巷村设上林义斋。
  元至正年间（1341～1368年），安徽歙县人郑潜任泉州总管，退休后住在怀安县，在城南十二都建义塾教乡里子弟，捐置学田百亩。莆田陈氏在县城东门外崇福里忠门办义斋。
  明永乐初年，诏安县许伯寿建义塾于新安村，自己任教，子孙历代重修。明永乐十七年（1419年），永安县举人赖福辞官返乡，向大湖赖姓族众募捐创义塾，清雍正年间（1723～1735年）重建。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侯官县林国通募集经费创凌云义塾。乾隆年间（1736～1795年），莆田县里人程大僖建程氏义塾；陈中立创义塾，割祭田10多亩做塾师束脩，另置山园一片，收租供春秋祭祀。清嘉庆十年（1805年），政和县生员宋捷登在乡里倡捐办义塾，置义田800亩，请蒋衡等宿儒任教，积书几万卷。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南平县举人叶新榆置义田创合族蒙养塾。清同治十年（1817年），福安县在城内武庙后设蒙泉义塾，以庙产养学，进行识字教育。海澄人邱笃信到新加坡谋生，于清光绪十四年（1388年）回乡，捐资设义塾。清末，福州南门外帷善社义塾，有学生30人，设英文课。
  （五）夜学、冬学、雨学、女学及逢大比之年专为生员补习辅导八股文写作的短期学习班。
  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形式多样，或附于塾师所设学塾中，或单独设立。
  （六）家学
  官宦、书香人家，父母子女兄弟在家中自相传授；当塾师的父兄则带子弟随馆附读。
  随着教育发展，科名和官宦增多。福建自唐宋以来各地都有一些书香世家，往往相传几代不衰。福州府5代、4代人连中进士的各1家，兄弟成进士的22家。明代，林瀚一家1科8进士、3代5尚书。罗源县在陈、黄、余、倪、张5姓中，3代连成进士的18家，4代的13家，5代的7家。兴化府兄弟成进士的16家。仙游县6代连成进士的2家，4、3代连成进士的各1家；父子的13家，兄弟的10家。莆田县方姓，自宋咸平三年（1000年）至咸淳元年（1265年）一门19进士，皆著名学者。浦城县章姓，自咸平三年至隆兴元年（1163年）一门24进士。泉州府5代连成进士的1家，3代的2家，父子的33家，祖孙的22家，兄弟的24家。这些家庭也聘请西席，但家学渊源起了很大作用。
  唐代，莆田县林披于天宝年间（742～755年）中进士，他的9个儿子官刺史、侍御史等，故号“九牧林氏”。宋代，崇安县胡安国之子，儿宏、宁，侄宪、寅；建阳县刘〓之子子羽、子翚，孙珙；蔡发之子元定，孙渊、沆、沈，曾孙格、模、抗、权；刘爚之弟炳,子堊；祝穆之弟癸，子朱；游酢兄弟等都是父子、叔侄、兄弟递相传授，互为师友，上下议论，相互影响，其学问、品德均受到当时社会尊重。
  晋江县的明万历进士苏希轼，“突烟时断，甘贫守寂，课督子①清乾隆《泉州府志》卷二十四。孙”（）。
  清代，福州梁章钜，自幼跟随做塾师的父亲读书。林则徐4岁开始跟随做塾师的父亲读书，直到14岁考中秀才。清末，仙游县黄湛恩任金石书院监院、德化县学教谕，退休后在家教塾，子学敏继续办塾，弟、侄和两个女儿随读。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6年），永安县各乡有私塾28所，学生300人。废科举前夕，晋江县有各类私塾1400多所。南安县丰州桃源乡37所，全县336保，每保基本有1所。实行新学制后，私塾仍然大量存在，特别在偏远农村。清末，永春县曲斗乡上姚村有私塾18所，横口乡福鼎村5所，锦斗乡有37所，五里街耕心堂有学生80多人。建阳县清末有200多所、学生共1000多人。沙县有130多所。民国时期仍普遍存在于城乡，只是有的私塾在教学上增加一些新式课本。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2年，私塾才在福建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