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福建历代私塾各地有许多不同名称，如村校、乡校、书房、书室、书馆、书斋、书间、书行、学馆、门馆、教馆、人家斋等等，也有叫书院的。在数量上比官学、书院多，分布广。它办学形式灵活、简便，能适应各地方不同条件和不同要求，千余年绵延不断。自唐宋以来，福建人送子弟入学读书的风气比较普遍，主要靠私塾满足需求。科举时期应初级考试的童生大部分是私塾所培养。它先在闽江流域的建安、晋安两郡萌生和发展，然后推广到全省。西晋永嘉年间（307～312年）,河南光州人危京任建安郡太守16年，有一批逃避战乱的光州人民随他迁来建安定居,“建宁士人，知尚文字，有京洛遗风，实自危始”（①民国18年版《建瓯县志》卷十九,礼俗；明景泰版《建阳县志》。）。南朝梁、陈间（557年左右），河南荥阳人郑露和弟淑、庄，从永泰县迁居莆田县南山，“作篇章以训子弟”（②《八闽通志》卷四十五，学校，兴化府；《游洋县志》卷四，儒林传；黄滔《南山灵岩碑铭》。）。到唐代，私塾已遍于福、建、泉、漳、汀五州，宋代进一步发展，明、清时期遍设于全省的穷乡僻壤。闽清县“家相率而学”（③至（11）《八闽通志》卷三，地理，风俗。）。罗源县“细民亦知向学”（③至（11）《八闽通志》卷三，地理，风俗。）。建宁府“居吠亩，处闾里者，弦诵之声相闻”，“耕且读者，十家而五六”（③至（11）《八闽通志》卷三，地理，风俗。）。延平府“家乐教子，五步一塾，十步一庠，朝诵暮弦，洋洋盈耳”（③至（11）《八闽通志》卷三，地理，风俗。）。泰宁县“比屋连墙，弦诵之声相闻，有不读诗书者，舆台笑之”（③至（11）《八闽通志》卷三，地理，风俗。）。仙游县“邑有四民，风为盛”（③至（11）《八闽通志》卷三，地理，风俗。）。南安县“百里之间，弦诵相闻”（③至（11）《八闽通志》卷三，地理，风俗。）。漳州府“文物如邹鲁”（③至（11）《八闽通志》卷三，地理，风俗。）。汀州府“风声气习，颇类中州”（③至（11）《八闽通志》卷三，地理，风俗。）。莆田县“三家两书堂”（（12）李幼杰《莆阳比事》卷六。）。泉州府“闾里山海之间，家诗书而户业学，即卑微贫贱之极，亦以子弟知书为荣。泉中冠裳之士，往往发自寒薄”（（13）清乾隆《泉州府志》卷二十,风俗。）。晋江县“党塾子弟，髫龄即有能诵十三经者”（（14）清道光《晋江县志》卷二十七，风俗,士习）。德化县“穷村僻壤有塾学，稚子不任力作，概令读书，虽樵牧童竖，罕不识字者”（（15）清乾隆《德化县志》卷三，疆域志。）。永泰县“农工商各教子读书，虽牧儿馌妇，亦能口诵古人语言”（①方大琮《铁庵文集》卷三十三：《永福辛卯劝农文》。）建阳县，“明星在天灯影灿，满城书声起夜半”（②《清词铎》三十八页：《建阳小乐府•书灯田》。）。吕祖谦咏福州诗：“路逢十客九青衿，半是同窗旧弟兄。最忆市桥灯火静，巷南巷北读书声”。（③祝穆《方舆胜览》卷十，福州；程云程《闽中摭》。）
  一、类型
  （一）学塾
  塾师自己开办，课堂设在自家厅堂或借用、租用他人房屋或寺庙、祠堂等公共场所。福建自唐、五代以来，寺庙兴盛，多被利用为自学或办学场所。泉州府文庙两庑、尊经阁、先贤祠及附郭山寺“皆老生、宿儒授徒之所”（④清乾隆《泉州府志〉转引《温陵旧事》。）。课桌椅、书本、文具由学生自备。学费和所授课程由塾师拟定公布或由教学双方商定，其原则和习惯是：学童年幼，所习课程初浅，家境贫寒的少给；学童年长，所习课程高深，家境富裕的多给。或年终一次清付，或按月、按节分付，或管饭、轮饭、供米、供蔬少付。清代，沙县学塾的学费一般初入学1担新谷（130斤），第2年1.5担，开讲以后2担。政和县念（三字经》的蒙童1担米，开讲《中庸》的10～15担。
  隋唐时期，仙游县郑庄在浔阳、郑淑在巩桥建书堂教读。唐末，陈鄙在光埔白岩院教读。郑良士在白岩故墅筑书堂教读。罗源县唐咸通年间（860～873年）在潮格有倪氏家塾。
  宋代，莆田县郑安正筑木兰书堂，黄绩建东湖书堂，黄仲元建东里书堂，郑厚建溪东草堂，郑樵建南峰书堂，万峻建积德堂教读。仙游县有平伦斋、真斋、读书斋。永春县绍兴进士陈知柔曾任建州、漳州州学教授，归乡后住在佛寺，教乡里子弟。长溪县人孙调在县城和赤岸乡教塾40年，学生千人。宋绍兴初年（1131年左右），罗源县陈鲔鲱、林芘创圣水连菇斋、王峰学圃。宋淳熙年间（1174～1189年），林师鲁创南华斋。宋淳祐年间（1241～1252年），郑伯渊创梅邨书斋，终身从教。尤溪县宋熙宁进士周胥归乡授徒，专讲经学。陈景肃与学生翁侍举等6人，因反对秦桧误国，辞官归里，讲学授徒于云霄县仙人山。福州林子冲、晋江杨履正、宁德林〓教塾，学生均有几百人。宋乾道（1165年）以前，福州各乡都有书社。旧历年前一二月，由乡里有声望者为首（叫鸠首），和各家父兄商量，物色学问道德受到社会推重的读书人，备好关书（聘书），开列学生人数、姓名、年龄，前去拜访,请他们为师，说明供给米谷若干作为束脩，或供给伙食。得到同意后，准备好聘礼，率领学生们去迎请。于新年初五日左右开学。各地学生几十人、几百人不等。有四五十岁的人来学，也“不以为耻”。开学那天，老师升堂，宣布学规，处罚轻重分五等，最重的斥退。学习什么书，由家长与老师商定，逐日讲解。逢每旬的第九天温习。通常一年读完一经。每月第三、八日学习诗赋，或经义、策论。对学生的作业进行面改。龙昌期咏福州诗云：“是处人家爱诗书”。福州刺史程师孟咏福州诗曰：“城里人家半读书”，“学校未尝虚巷里”（⑤《三山志》卷四十，士俗。）。到宋淳熙年间（1174～1189年），人们热心于科举，“游学四方”，塾师开门等待学生，先前风气有败。
  元代，建安县毛直方“授徒讲学，士争趋之”。莆田县陈绍叔在金沙村家中设帐授徒。
  明代，莆田县方休乾于正统九年（1444年）设瑶山学馆，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林富设东山精舍教读。仙游县唐大章、陈濂在金石山教读20多年。长泰县永乐进士唐泰在家设塾，筑屋100多间，接纳学生。正德年间（1506～1521年）莆田县御史姚鸣凤罢官回乡，设塾教族内子弟；尚书林云同退休回乡筑读书园教学；嘉靖举人欧志学在乡建聚乐楼，开五经讲席。长乐县陈时夏设教乡里，学生有从几百里外而来。晋江人蔡清在泉州教学时，对贫穷学生不收学费，还为他们安排食宿，添置衣裳。
  清代，华安县（明天启）进士陈天定入清不仕，隐居花山教塾，自编教材，传授儒经。漳州林应寅，系台北首富林平侯的父亲，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渡台，在淡水新庄开馆授徒。侯官县林则徐父亲林宾日、沈葆桢父亲沈廷枫都终身教塾。梁章钜的祖、父两代教塾。连江县胡维熊在慕浦村教塾30年。永泰县的补蕉山馆、预不及斋有学生50多人，分大、小班讲授。淡水县道光贡生叶作霖一面教塾，一面自修，中进士后，继续设帐授徒。福州朱以绥及父鸿臻、伯父鸿浩，两代教塾终身。
  明、清时期，福州有一种大斋，除收一般早来晚归的通学生外，兼收年龄稍长的寄宿生和每隔二三日来塾听讲、呈送作业请塾师批改的与课生。大斋学生数多的，聘请助教。个别塾师挂自己招牌而实际由助教教学，他坐收束金。一般书斋对教过的书每隔3天复习一次，叫温，6天叫习，10天叫旬，10天共温习3次。逢一、七、十三、十九、廿五日作文一篇交老师批改。处罚有“记责”的做法，就是在学生学习簿上用朱笔记下学生的过失和处罚，但暂不执行，以后如改过，可免执行。每年四月，择吉日举行“光学”礼，家塾由东家设宴，学塾由学生凑份交老师备宴及礼品，在塾中或风景名胜地方举行；师生可邀请朋友参加，尽欢而散。塾师送学生扇子、手巾各一件。那天有“摇魁星”游戏，事先购买全套土偶，有魁星、文昌帝君、朱子、状元、榜眼、探花、春祈、秋根、杂官等形象，杂官要按人数多买，摇骰按点各得一尊，寓祝早日登科之意。清光绪末年（1908年左右），福州设有一些外文书塾：螺江乡塾在螺洲乡，专教日文，学生30人。陈氏家塾也在螺洲，教法、日文，学生40人。刘氏家塾在城内光禄坊，教英文，学生18人。都是乡绅所设。福州北后街养正蒙馆学生18人，设英文课。在华林巷、文藻山所设法文学堂，学生分别为11人、8人，是学塾性质。
  仙游县学童学习时间长短不一，分月书、季书、年书，由家长选择，年书学费比较便宜。第一课必读《孝经》,叫开宗明义第一章。习字用白漆木板，墨笔写后可擦掉再用。每天回家要在天井边和灶前各背书一遍，背给天公和灶公听，并背当日干支。子弟在塾一定时间以后，多转入寺院自学，或约友聚学，互为师友，各有固定的地点：后坂陈姓在圆通寺，碧溪郭姓在溪郭祠，南溪陈姓在天柱岩，昆头陈姓、广湖李姓在大竺寺，科井郑姓、竺姓在灵山寺，望厝张姓在玉山洞，柳乾郑姓、岐峒冯姓在三教祠，是唐代借寺庙读书流传下来的习惯。
  南平县宝珠山是入闽古道大山中的一个村庄，海拔840米，离城33公里，居民300多户，有5所私塾，都是蒙馆，只有个别开讲“四书”。其中一馆兼学医，一馆兼习武。村里儿童普遍人学，目的是习字、习算，学会记帐，看田、牛契。塾中除习《三字经》等书外，兼教珠算、尺牍。所用课本有《弟子规》、《女儿经》、《闺训千字文》、历书、日用契约合同、应酬文柬、斤求两口诀、日用流水帐、分类帐等。每年正月元宵节后开学，腊月中旬放学。春耕放假10天，秋收放假1个月。学生按程度分组。女孩10岁以下可男女同塾。村里很少不识字的人，他们老来体弱无力务农时就在本村或邻村教读。此外，还有雨学和夜学。夜学是供看鸭孩子读的，灯火自备。雨学只在雨天上课，不误农活。塾师有秀才、贡生、中医师等，多热心教育，不拘束脩，有聘不辞。束脩或现金，或稻谷薪炭，由塾童家长凑给。
  寿宁县清代乡村学塾很普遍，大村有二三所。课堂设在2楼，认为吉利。正规学塾3年1馆，9年3馆。但一般只念1馆，粗识文字即罢。第2馆开始作文，塾师当面批改。续读第3馆多是准备应科举的。馆童考中秀才回乡时必备盒担12盘，内装塾师、师母整套衣服及礼金，穿礼服登门谢师。塾师回赠文房四宝。
  龙溪县岁贡生王履亨，征举孝廉方正，自清光绪中至清末（1891年左右至1911年）在漳州王氏小宗祠与附近的林氏宗祠办塾，两处学生共150多人。曾聘杨黄缓、杨桢当助教。学生分为蒙科、选科二班。重视启蒙教育，以《小学》、《近思录》为入门课，以“四书”、“五经”为主课，不授《昔时贤文》、尺牍等“俗书”。塾中为每个学生设“日到功过，表”和“覆讲功过登记表”，到闭馆时加减统计功过，定出名次进行奖罚。学规十几条，规定读书、写字、对老师、同学的态度，上学、散学的秩序，不准带小刀上学等，用白漆木牌书写挂在塾墙上。
  明末，渡台的太仆寺卿沈光文住在罗汉门，设塾以汉文教当地少数民族子弟。都察院右都察使徐孚远住新港社，一面耕田，一面设学教民。兵部侍郎王忠孝、太常寺正卿辜明荐、浙江巡抚卢若腾、右按察使郭贞一、光禄寺正卿诸葛卓、龙溪举人李茂春都渡海定居台湾,设馆教民。清廷统一台湾后私塾进一步发展。淡北绅士陈逊言设家塾、请名师教子弟，并多方收集书籍，供邻里读书人借阅。塾师一定要聘请有功名的人担任。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澎湖通判胡建伟有事下乡，必考校塾师，奖优戒劣。学童能背书、背《圣谕广训》的奖给纸笔。全岛13澳，每社有蒙塾，年束金一二千文，一般人家付得起。
  （二）家塾
  由东家聘请塾师来家教读。被聘塾师叫“西宾”（或“西席”）。多富裕人家，教学要求较高。学生以本家子弟为主，亲友或邻里寄读的叫“帮馆”（或“帮斋”）。学费由东家支付，帮馆的帮付。
  唐永贞元年（805年），德化县三班泗滨金员外，聘请颜芳为西席。唐末随王潮入闽的张睦之子张膺和黄敦的5个儿子移居永泰，他们各家每年正月初十日以后都聘请西宾在家教子弟。朱熹的父亲朱松于宋建炎四年（1130年）尤溪县尉卸任后，在姓郑的家里做西席。南宋年间，莆田陈俊卿请朱熹在家执教，以后他的儿子陈宓建仰止堂与黄绩等10人在堂读书，每10天讲会一次。谢枋得在建阳县入元不仕，被许多人家请去做西席。明、清时期，福建的大户人家普遍请西席。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梁章钜寄居浦城县时，家中子侄多，每年开春要请西席四五人。大户人家在盖房子时就设计书堂，有课堂和西宾居室。清光绪十五年（1899年），南平县贡生廖涟清受聘太平乡黄壁、溪南乡举人欧良海家教馆，评改八股文有名。晚年回乡在祠堂教塾，各乡来的学生多时达90人。
  （三）村塾、族塾
  一村、一族，或联村、数家合请塾师教读。学生以本村、本族、本家子弟为主。学费由村、族公产或学田支付，不足时由各家长凑付。福建各县较大的宗族祠堂都有“灯油租”（或叫学租），用以办学及资助参加科举的费用与奖励得功名的人。
  宋代，沙县各大姓办族塾很普遍。宋英德府教授长乐县人林堦创乡校于长乐二十都海滨，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族孙林文溢在阜林乡重建书堂，乡人李麟、林即生捐助田园，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重修书堂。宋宁德县郑仓崇创郑乡校于福首罗山，分2斋；宋靖康元年（1126年），阮大成创诚斋于鞍峰山右，设讲堂，分10斋。古田县大姓宗祠多建有书斋楼。宋浦城县周侯嗣修理先人所建学古斋，教乡人子弟，朱熹作铭文。清光绪年间（1875～1908年），福鼎县金溪朱姓以宗祠公产办族塾，聘贡生孔文敷为师，教读“四书”、“五经”及八股文，以《朱子家训》与《朱伯庐治家格言》为学则，立奖学金，中秀才奖30元，举人、贡生100元。明清时期，建阳县村垫很普遍，由一村或数村联合商议开设，叫“公延馆”，公推一有声望家长做学东，牵头择定馆址，聘请教师，学费按各家人学人数分摊或认摊。但不少村塾因塾师学识浅陋，或因村民穷，学费少，请不起好塾师，教学质量低劣，常常是“春满堂，夏一半，秋零落，冬自散”，村民叫它“涝水学”。越穷的地方村、族所立的学田越多，惠安县最普遍。漳州、龙岩各地圆形或方形土楼，有的在楼内或楼旁盖一间或数间小屋，作办学用。莆田县塔兜林姓、双池宋姓、后塘方姓、东里黄姓、东门郑姓、庙前陈姓、花门巷涂姓、北河翁姓的各祠堂都办有族塾。
  （四）义塾
  由各地方热心教育人士捐资或倡捐集资兴办，免费或减费接纳一定地区范围内的贫穷子弟入学。
  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仙游县赖店乡罗峰村傅姓办义塾，叫“龙头书社”，规模大，办学时间长。宋天僖年间（1017～1021年），莆田县方泳与弟洞在广业里筑寿峰义斋，学生每年不少于50人，陈升之、夏竦、曾公亮在这里读过书。林安中设澄渚梯云义斋。黄间在黄巷村设上林义斋。
  元至正年间（1341～1368年），安徽歙县人郑潜任泉州总管，退休后住在怀安县，在城南十二都建义塾教乡里子弟，捐置学田百亩。莆田陈氏在县城东门外崇福里忠门办义斋。
  明永乐初年，诏安县许伯寿建义塾于新安村，自己任教，子孙历代重修。明永乐十七年（1419年），永安县举人赖福辞官返乡，向大湖赖姓族众募捐创义塾，清雍正年间（1723～1735年）重建。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侯官县林国通募集经费创凌云义塾。乾隆年间（1736～1795年），莆田县里人程大僖建程氏义塾；陈中立创义塾，割祭田10多亩做塾师束脩，另置山园一片，收租供春秋祭祀。清嘉庆十年（1805年），政和县生员宋捷登在乡里倡捐办义塾，置义田800亩，请蒋衡等宿儒任教，积书几万卷。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南平县举人叶新榆置义田创合族蒙养塾。清同治十年（1817年），福安县在城内武庙后设蒙泉义塾，以庙产养学，进行识字教育。海澄人邱笃信到新加坡谋生，于清光绪十四年（1388年）回乡，捐资设义塾。清末，福州南门外帷善社义塾，有学生30人，设英文课。
  （五）夜学、冬学、雨学、女学及逢大比之年专为生员补习辅导八股文写作的短期学习班。
  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形式多样，或附于塾师所设学塾中，或单独设立。
  （六）家学
  官宦、书香人家，父母子女兄弟在家中自相传授；当塾师的父兄则带子弟随馆附读。
  随着教育发展，科名和官宦增多。福建自唐宋以来各地都有一些书香世家，往往相传几代不衰。福州府5代、4代人连中进士的各1家，兄弟成进士的22家。明代，林瀚一家1科8进士、3代5尚书。罗源县在陈、黄、余、倪、张5姓中，3代连成进士的18家，4代的13家，5代的7家。兴化府兄弟成进士的16家。仙游县6代连成进士的2家，4、3代连成进士的各1家；父子的13家，兄弟的10家。莆田县方姓，自宋咸平三年（1000年）至咸淳元年（1265年）一门19进士，皆著名学者。浦城县章姓，自咸平三年至隆兴元年（1163年）一门24进士。泉州府5代连成进士的1家，3代的2家，父子的33家，祖孙的22家，兄弟的24家。这些家庭也聘请西席，但家学渊源起了很大作用。
  唐代，莆田县林披于天宝年间（742～755年）中进士，他的9个儿子官刺史、侍御史等，故号“九牧林氏”。宋代，崇安县胡安国之子，儿宏、宁，侄宪、寅；建阳县刘〓之子子羽、子翚，孙珙；蔡发之子元定，孙渊、沆、沈，曾孙格、模、抗、权；刘爚之弟炳,子堊；祝穆之弟癸，子朱；游酢兄弟等都是父子、叔侄、兄弟递相传授，互为师友，上下议论，相互影响，其学问、品德均受到当时社会尊重。
  晋江县的明万历进士苏希轼，“突烟时断，甘贫守寂，课督子（①清乾隆《泉州府志》卷二十四。孙”）。
  清代，福州梁章钜，自幼跟随做塾师的父亲读书。林则徐4岁开始跟随做塾师的父亲读书，直到14岁考中秀才。清末，仙游县黄湛恩任金石书院监院、德化县学教谕，退休后在家教塾，子学敏继续办塾，弟、侄和两个女儿随读。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6年），永安县各乡有私塾28所，学生300人。废科举前夕，晋江县有各类私塾1400多所。南安县丰州桃源乡37所，全县336保，每保基本有1所。实行新学制后，私塾仍然大量存在，特别在偏远农村。清末，永春县曲斗乡上姚村有私塾18所，横口乡福鼎村5所，锦斗乡有37所，五里街耕心堂有学生80多人。建阳县清末有200多所、学生共1000多人。沙县有130多所。民国时期仍普遍存在于城乡，只是有的私塾在教学上增加一些新式课本。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2年，私塾才在福建消失。
  二、学生
  福建私塾学生，蒙馆的一般在15岁以下，经馆的在15岁以上，但无严格限制，参差不齐，男女兼收；女生较少，入经馆更少。他们来自社会各阶层，抱着不同目的和要求，由家长选择，送子弟入学。官宦富贵之家，望子弟继承家业，应试人仕，光大门楣。中等人家，望子弟取得功名，进入社会上层。农、工、贫穷人家，望子弟获得一些文化知识，能写文书契约，会算数记帐，以免被人欺蒙；在经理本业遇到困难时，可以去教书，做衙门书吏，做帐房先生，做生意，行医等，以获温饱。福建自唐宋以来，不分城乡，少年儿童入学率比较高。
  三、塾师
  福建历代塾师大部分来自那些读书不多、没有条件参加科举，或参加科举屡遭失败的读书人。他们用所获知识谋生，叫“舌耕”，被社会公认是一种清白而崇高的职业。另一部分是获得一定功名，但未能进人官场，或已做官而被革、被罢，或自行退出官场，或退休回乡的读书人。他们或因生活无着落，自食其力；或以推广教化、诱掖后进为己任；其他还有洁身自好，不图仕进的人；因改朝换代，入元、入清不仕的人；以传授学术思想，延绵道统为己任的人等等。晋江县“（士人）其未仕者，自缙绅家以下，只以舌耕为业，士习相沿无异”（①清道光《晋江县志》卷二十七，风俗，士习）。龙溪县“大抵四民之中，惟士最贫，塾师巷南北皆有之。”“宦归，囊不名一钱，则理故业，授徒以自给，不怼也”（②清乾隆《龙溪县志》卷十，风俗。）。漳州“文儒多寒素，以舌耕为业，未尝客游居幕。老穷一经，虽淡泊，怡如也”（③清乾隆《漳州府志》卷四。）。
  职业性塾师的境况有三个层次。那些取得功名，是生员、贡生、举人、进士并在社会上有一定名望和地位的，无论是受聘为西席，或自行设馆，收入都较高，也受社会尊重，属上层，是少数。那些没有功名又读书不多，家境贫寒，在农村教馆，收入微薄的属下层，是多数。他们有的还要耕种几亩薄田，且耕且教；有的到学生家吃轮饭，或由学生凑给一些米食、蔬菜，仅能果腹；有的兼行医看病、看风水、择日、代写公私文书、占卦等以略增收入。但自所宋以来，“天地君亲师”观念深人人心，塾师仍受社会尊重，遇公私宴席，必请就上座。中层则介于二者之间。
  对塾师的要求是一严、二勤、三学优。明清时期的经馆深受科举影响，以八股能手为良师，塾师名望高下由学生科名多少而定。
  宋代，崇安县太学生胡宪，于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隐居教读，一面自己耕田，供养双亲。福鼎县孙宥、调父子教读，来自闽、浙的学生1000多人。同安县柯翰、龙溪县李刚、甫田县黄补，学生都有几百人。
  元代，晋江县傅定保“授徒养母”。建安县虞韶纂集《小学日记切要故事》以教蒙童。宁德县韩信同教学生以德为本，“弟子履满户外”。
  明代，闽县钟耆德家贫不结婚，教授生徒养父、母。甫田县冯文涛家贫如洗，白天教塾，晚上自习，成进士后，继续教塾。侯官县王应山在武夷山教授《春秋》,“四方从者如云”。安溪县潘景博览群书，尤精于天文、地理，隐居教读；甫田县齐庄，家贫，做工为生，自学通经，以六经教塾；晋江县嘉靖岁贡何炯，家贫力学，尤精于《易》；他们的学生都有几百人。
  清代，福州府刘熙、永安县林熙春、宁德县孙逢聪教塾40年。诏安县张馨、华安县杨熊、台湾府曾存仁、刘青照、杨克彰教塾30年。诏安县女塾师谢浣湘因婚姻不顺，回娘家居住，自39岁开馆授徒到老，学生来自城乡及邻省。光泽县嘉庆举人黄俊苑教塾几十年，远近争送子弟来学。淡水县清道光监生郑用鉴教塾30年；清咸丰岁贡黄敬借天后宫设塾，学生几百人。南平县清光绪贡生廖涟清任西席30多年，后在自家祠堂设馆，学生90多人。晋江县人丁和轩在福州苍霞洲设塾，晚年贫病不能糊口，投江自尽。福州府光绪举人吴曾祺教塾和吴颐昌齐名，称南吴北吴。
  四、教学
  （一）学约
  自唐宋以来，私塾都有学约，但成文的少，口头宣布的多。即使是偏僻地方小规模蒙馆，在开馆的第一天，塾师也要对学生讲几句关于读书之道的话，结合宣布塾规，内容不统一，视塾师的修养和教学态度而异。唐代，黄间在莆田县自家居屋南面创上林义斋，立五规：“修身谨行，立志抗节，潜心经术，学通世务，限日收功”（①《八闽通志》卷四十五，学校，兴化府。）。南宋以后，理学影响很大，朱熹所撰《蒙童须知》既是各蒙馆的课本，也是学约。它分为衣服冠屦、言语步趋、洒扫涓洁、读书写文字、杂细事宜五节，具体列举儿童从穿衣着鞋、洗脸睡觉、走路讲话、对父兄朋友的态度、清洁卫生、读书的态度和要领、写字的姿势以及饮食、上厕所、夜行、对待婢仆的态度和其他应注意和遵守的事项等，一一都有具体规定。朱熹注的《管子•弟子职》:一学则，二早作，三受业对答，四馔馈，五乃食，六洒扫，七执烛，八请袵，在福建私塾中也有影响。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理学家张伯行任福建巡抚时在地方绅士的协助下，编辑印行了一套宣传理学的丛书，其中《学规类编》有关蒙馆的《程（端蒙）董（铢）二先生学则》云：必严朔望之仪（每月初一、十五日，由塾师率学生向孔子像行礼，然后向塾师行礼，相互行礼），居处必恭，步立必正，视听必端，言语必谨，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饮食必节，读书必专一，写字必楷敬，几案必整齐，堂室必洁净，相呼必以齿，接见必有定，修业有余功，游艺有适性，使人庄以恕，而必专所听”；真德秀《教子斋规》云：“学礼、学坐、学行、学立、学言、学揖、学诵、学书”。这些对福建蒙馆的影响也很广泛。经馆都遵行《白鹿洞书院揭示》。
  （二）课程、教材
  唐代，村校的课程以识字为主，加教诗歌。教材用《太公家教》:“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贪心害己，利口伤身……”。《开蒙要训》:“乾坤覆载，日月光明。四时来往，八节相迎……”。宋以后课程逐渐扩大为读书、习字、作文（包括诗与应用文）、算术（包括珠算），结合道德教育与行为规矩训练。普遍采用的教材：《三字经》、《百家姓》、《千家文》、《千家诗》。《千家诗》原名《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南宋莆田人刘克庄编。此外还有《孝经》、《声律启蒙》、《增广贤文》以及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字、《居家必备》、《文章正宗》、《朱子家训》、《秋水轩尺牍》、《幼学琼林》、《性理字训》、《诗韵或成》、《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唐宋八大家文钞》、《东菜博议》、《龙文鞭影》、《纲鉴总论》、《左传》、“四书”等等。清代，台湾的书馆先读“四书”白文，再读《四书章句集注》,再读“五经”。伴读《玉堂对类》、《唐诗合解》、《幼学群芳》、《童子问路》、《初学引机》、《寄狱云斋》、《训蒙觉路》等书。南宋，崇安人胡寅著的《叙古千文》,按时间顺序叙述自万物初生到宋代的历史，朱熹为它作跋；朱熹著的《小学》和吕祖谦著的《少仪外传》，都曾在部分书馆教读，因语言深奥难懂，没有推广。龙溪人陈淳于宋庆元五年（1199年）编成《启蒙初诵》:“天地性，人为贵，无不善，万物备。仁义实，礼智端，圣与我，同心然”。“正衣冠，尊瞻视，坐勿箕，立勿跛”。“进以礼，退以文，不声色，不货利”，“君臣义，父子亲，夫妇别。”（①陈淳（北溪大全集〉卷十六。）后来出现的《三字经》与它有明显的继承关系。他还编成《训童雅言》、《小学诗礼》。这些书南宋时在闽西南流行。清古田人郭居敬编的《二十四孝》、尤溪人陈惠元编的《小儿必读》也用于训蒙。南安人黄谦编的闽南话字典《云音妙语》在塾中普遍使用。龙溪县王履亨办的学塾，先学《弟子规》,次学吕新吾编的《小儿语》:“一切言动，都要安祥，十差九错，只为慌张。……”长乐县吾惕园编的《童子摭谈》：“天生我为人，要我循道理，无理逆天心，哪得天心喜。……”《修身广义》:“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世间最难得者弟兄，……”及自编的《提呼用耻歌》，内有《好人歌》:“天地生万物，惟人最为贵。人中有好人，更出人中萃。好人先忠信，好人重孝悌。好人知廉耻，好人守礼义。……”《劝孝歌》:“孝为百行首，书诗不胜录。富贵与贫贱，俱可追芳躅。若不尽孝道，何以分人畜？……《八反歌》：“幼儿或骂我，我心觉喜欢，父母嗔怒我，我心反不甘，待儿待亲何相悬？劝君今后逢亲怒，也将亲作幼儿看。……”《知足歌》:“栋垣何必要嵯峨，茅屋数椽避风雨，颇堪容膝且由他。君不见，世间还有无家者，露处沙眠可奈何？请看破，莫求过，竹篱茅舍常知足，便是神仙安乐窝。……”《十福歌》:“第一福，一家上下要和睦，莫因小事占便宜，听信谗言疏骨肉。教儿童，恤奴仆，一好能令万魔伏。内无烦恼外无嗔，知是福，还增福。……”《十穷歌》:“多因放荡走西东，浪游穷。朝朝睡到日头红，贪眠穷。……”还有《七笔钩词》,戒好淫、贪心、赌气、嫉妒、谎言、逐闲，《禽言醒世歌》、《天福歌》、《十富歌》等。又编《养正风雅》,收入部分陈淳的诗和程颐、朱熹所作的箴、铭（②漳州王作人家藏。）。乡村蒙馆多由塾师自编杂字课本，“天地日月，父母男女”，“鸟有双翼，兽有四脚”等。武平人林宝树编的《一年使用杂字》在闽西流行。
  各塾教材自宋至清初多用建阳麻沙、书坊版本，清以后各地分散刻印发卖，以福州、兴化、泉州、汀州为盛。也有由浙、赣邻省输入的。
  （三）教法
  多数私塾只有一位塾师，不分班，不同年龄与学习不同教材的学生集于一室，进行个别教学。蒙馆学生逐个轮流抱书到垫师跟前，由塾师根据学生的年龄、基础、素质与接受能力决定教读的数量，几句、半页或一页，用朱笔在书上按句读圈断，老师念一句，学生跟一句，叫点书、断句或上书，跟到能读为止，叫做“声声字眼念真清，不论遍数教会住。”然后回到座位上去大声朗读。朗读要求字字响亮、准确，心到、眼到、口到，到自然上口，能背为止。然后去背给教师听。不能背的不教新课。重视定期、反复温习。每旬、月、年终都要将已学的书背过，要求整本书或从中任择一段从头背到尾，一字不差，滚瓜烂熟。认为“勤于读书，逸于作文”。一般10岁以下，识千字以下不讲解。有时老师高兴，随处讲解几句，随兴而止，不管学生是否理解。讲解多从《论语•学而》开始，讲究先明后熟，先讲后贯，循序渐进，但实际上老师讲什么，学生听什么，讲多少，学生听多少，不敢多问。少数规模大的私塾聘请助教，分班教学，并由年长学生辅导。经馆则讲解与自学并重。教读用各地方言，分白读、文读两种。闽北有的地方用延平官话。
  习字与读书分开，平行独立进行教学，一般在下午练习1小时。先把笔（由老师扶手学习基本笔划，俗称运笔、润笔、掠笔），次描红，次影格（写字垫），次临抬头（老师在习字簿各行的第1格写1个字，学生在行下临），次临帖。描红簿书店有现成的卖，内容有几种：“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王子去求仙，丹成入九天，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一去二三里，前村四五家，高楼六七座，八九十枝花。”练字时要求心神专一，端坐正腕。握笔四要：虚、圆、正、紧。作字四法：横轻竖直，少粗多密，勾短点圆，空匀横直。先慢后快，先隶（悬腕）后楷，后行、草。经馆大龄学生也要求习字，每日50字左右，习作要交老师批阅指点。强调反复练习，熟能生巧。福建历代私塾都重视习字，严格训练，持之以恒，认为是接物处世、应试、为官、为吏的基本条件。
  识千字以上，开讲以后，开始练习写作。由易到难，循序渐进。从缀词、属对（做对子）开始，从一字到多字。讲究平仄、音韵，进行词汇、语法、语音以至修词、逻辑的综合训练。其次作诗，从五言绝句开始，到七言，到律诗。次作文，由老师命题，习作交老师当面批改讲解。作文从模仿人手，讲究锤字、练句、布局、谋篇，起承转合。改文的原则：多留少改，先放后收。提倡勤练，精批。明清时期，准备应科举的子弟从少年就开始学习《小题别体》、《搭题易读》等，学做八股文。经馆多请八股文能手为师，讲解种种诀窍，选读历代闱墨，反复进行八股文习作。以应试为目的的辅导班，除猜题、拟题外，就是反复进行八股文与试帖诗的模拟考试。学《尺牍》的私塾进行写信练习。算数蒙童先学口算，然后学珠算。部分学生只学加减，部分学生学到乘除。清末，开始学笔算，用新式课本。
  五、管理
  历代官府对私塾除不准离经叛道外都采取鼓励政策，在没有设社学的地方则利用村塾为进行社会教育的地点，定期集中乡民宣读乡约、圣谕等。
  私塾内部的管理，村塾、族塾、家塾由村董、族董、东家与塾师商定，学馆则由塾师自行规定，由塾师负责执行。小馆没有明文的学规，只由塾师于开学时口头宣布。大馆则将学规张贴于塾内墙壁上或悬板布告。内容包括尊师、勤读，不许乱说乱动等，大同小异。塾师都备有竹、木制戒尺或葵藤、竹枝，以备体罚。当天所教句读背不来的关午、关晚（推迟放学）。吵架犯规的罚面壁，在孔子像前跪香，用戒尺打手心、屁股、敲脑袋。打架、对老师不礼貌、逃学等严重的甚至跪竹片、碗片、头顶水盆晒太阳等。有的私塾为防蒙童读书时不专心，在鼻子上贴纸条，不许纸条晃动。夏天为防学童中午下河玩水，中午放学时在手心用笔做记号，下午上学时验看无异方不受罚。管教严格，家长赞同。闽北民谚：“一片无情竹,不打你不读。父母要纵容，莫要送来读”。师生关系紧张，不正常。邵武县民谚：“见书如见虎，见师如见鬼”。泉州府自明隆庆（1567年）以来，塾师是很尊严的，学生即便长大成人已婚，稍有犯规，同样跪着受责打。平和县学生如坐塾师交椅，罚3斗米。比较正规的私塾同时注意对学生的劝戒诱导，有的将古人好学、善行故事用图画张贴塾内，定时向学生宣讲。宋代，杨时晚年在将乐讲学时作勉学歌：“此日不再得，颓波注扶桑。跹跹黄小群，毛发忽已苍。愿言媚学子，共惜此日光。术业贵及时，勉之在青阳。……”（①《武夷胜境理学遗迹考》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4页。）宋代，沙县罗从彦在他家族的书堂壁上写道：“吾家祖宗流传以来，一段清白之气，不可不培。盖金帛虽多，积之数十年必散；田宇虽广，遗之数十代亦亡。孰若残书数卷，贻之吾子吾孙，世世可以习读不朽。又孰若灵心一点，传之吾子吾孙，可以受用不尽。登斯堂者，各宜猛省。”（②《闽沙茂溪罗氏族谱》。）
  私塾的学习时间没有统一规定，大多以一年为期。如要续读，来年再议。城镇元宵节后开学，腊月下旬祭灶前放学。农村二月二开学，冬至前放学。全年上课，在端午、中秋节放假一二天，有的加清明、七月半、重阳节等。农村春耕、秋收，年长的学生放假10天至1个月，年幼的不放。塾师一年教读约200天。闽谤：“三百长工二百书”。也有较长远的规划，以三五年读完启蒙读物和“杂书”，然后读“四书”、“五经”等“正书”。贫穷子弟断续就学。少数学生反复入塾补习，科举不中不止。
  私塾课堂均设孔子牌位，另设朱子和魁星牌位，逢开闭馆日，家长送子弟来馆，由塾师率领行礼，然后按年龄大小次序向塾师行礼，拜见师母。然后同学间互相作揖。家长或外婆要准备葱（象征聪明）、糕（高升）、松明（功名）、灯蕊草（惊心、虚心、贯通）、蛋（太平）、麦牙糖（坐得住）、爆米花（心窃开通）及点心、水果等送到塾里，放在香案上，祭拜毕，师生互赠分食，各地大同小异。有的地方点团香（宝塔状盘香），以示绵延不断，有始有终。闽西小儿入学时要吃芹（勤奋好学）菜。孔子诞（八月廿七日）另行设祭。逢端午、中秋节，家长要给塾师送礼，或银钱或食物，塾师回送纸、笔、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