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内容
考古发现证明，远古时代福建的先民曾创造出丰富多彩的原始文化；原始教育亦同时产生。西汉初年，闽越国中心地区已有比较发达的生产技术，使用文字，其经济与文化显已脱离原始状态。汉元封年间（公元前110年至前105年），汉武帝平定闽越国后，“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致使发展受阻。据目前所见史籍记载，福建封建时代的学校教育是在中原文化的濡染和一些有识之士的倡导下产生的，其发展过程是：始于晋，兴于唐，盛于宋，元、明、清各朝继续发展，中英鸦片战争后，随着资产阶级新式教育的兴起而日趋衰微。
从西晋王朝建立至隋统一中国的数百年间，中原地区战乱频仍，北方人民纷纷避难入闽，一大批士大夫和名宦著绅陆续移居福建，或来闽中做官。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由此不断传入福建，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学校教育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并得到初步发展。初创阶段，学校数量较少，特别是官学，往往随地方官吏的更迭而时断时续，并无定制。
唐代，福建社会相对稳定，生产发展，人民生活有所改善。一些地方官吏执行唐王朝的崇儒政策，比较重视教育。同时，科举制度初创时期在选拔人才方面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对福建学校教育的发展也有推动。全省建立了比较稳定的官学制度，私学也有较大发展，学校教育已具相当规模，明显缩小了与中原地区的差距。唐贞元八年（792年），泉州人欧阳詹与崔群、韩愈同登进士第，名震京师。唐开成三年（838年），福建有4人为进士，“闽中自是号文儒之乡。”
五代十国时期，闽王王审知大量吸收北方避乱入闽的学者名流，重用福建本土的贤能俊秀；注意发展经济，重视文化教育，培养人才，对福建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贡献。
宋代是福建古代学校教育的全盛时期。特别在南宋，福建教育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地方官学在全省范围内普遍建立。私人讲学的书院大量涌现，而且学术水平高，思想影响大。以朱熹主持的武夷书院和考亭书院为代表的一批著名书院，不但培养出大量有才学的闽中子弟，而且吸引四方学者前来观摩切磋，开展学术研究与交流，福建因此成为全国理学中心之一。此外，宋代福建各地还设有为数众多的乡学、义学和私塾，广招士庶子弟入学，文化知识逐步传播到民间。教育发达，促进社会习俗改善。莆田地区流传“地瘦载松柏，家贫子读书”的谤语，是社会崇尚气节、人民好学上进的写照。当时福建曾被誉为“东南洙泗”、“海滨邹鲁”。重文兴教，导致人才辈出。有宋一代，全省登进士第的有7000余人，其数量之多、在人口总数中所占比重之大，均居全国前列；其中在朝廷任宰辅要职的共50人，在哲学、史学、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方面都培养出大批杰出人才。宋代福建教育发达的主要原因是社会比较安定，经济繁荣，办学的物质基础较好。加以宋王朝推行重文政策，地方官吏比较重视兴文施教，而理学的传播与发展，对福建教育的影响和推动尤大。在朱熹之前，已有一批著名理学家在福建各地讲学授徒。至朱熹时，以考亭学派为主干的闽学成为理学各派的主流。朱熹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讲学和学术研究，著作甚丰，学生遍布全国。他继承和发展周、程道学传统，建立起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同时在实践中创立一套比较完整的教育理论体系。他所制定的《白鹿洞书院学规》，成为南宋以后各地书院和学校共同遵守的办学和学习规程。他的哲学观点和教育思想，不仅在福建，而且在全国范围内产生深刻影响。
元初，福建学校教育一度衰落。不久，统治者改变政策，恢复和建立各级官学，在城乡设立社学，保护书院，并使之官学化。
明中叶以后，福建沿海地区出现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对外通商有所发展，东西文化交流扩大。在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早期的启蒙思想，其主要代表为晋江人李贽。他反对封建纲常礼教和伪道学，提倡人的个性自由发展，尊重妇女，主张教育机会平等，注意因材施教，强调要学习“有用之学”，培养“有用之材”。但在封建极权统治下，李贽的教育思想和主张非但无法付诸实施，他本人也因此招致多方迫害饮恨而亡。
随着经济的发展，明、清两代福建学校教育规模继续扩大。全省除增设一批官学外，社学遍及城乡，还设有不少义学。书院从闽北逐渐向东南沿海发展，但官学化倾向日益严重，多数成为科举应试的预备场所，论辩争鸣的学术风气受到压抑。这一时期，私塾的普遍设立是福建教育的突出特点，穷乡僻壤皆有塾学，其中多数为蒙馆，办学形式灵活多样，便于人们入学。此外，各地还设有学习和推广官话（普通话）的正音书院。总之，明清时期福建教育虽不如宋代鼎盛，但仍属发达地区，培养造就了不少人才。两代共有进士近4000人，先后有19人在朝廷任宰辅要职，诞生了一批思想家、政治家、民族英雄与文化名人。
鸦片战争之后，福建单一的封建教育模式被打破，多种办学形式并存的格局开始出现,各种教育思想争相传播，怀抱不同办学目的的代表人物交替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从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开始，美、英各国传教士为适应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需要，陆续在福建沿海和内地进行传教活动，并把传教与办学结合起来。清道光二十四年，英国伦敦公会在厦门开设英华男塾。此后，英、美各教会陆续在福州、厦门等地开设各种类型的学校，包括女学、义学和书院等。早期教会学校规模较小，生源也少，以小学为主。清咸丰十一年（1860年）以后略有发展，并办了一些中学。清光绪元年（1875年）以后，随着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加深，福建教会学校发展迅速，增设多所中学，办学范围从沿海城市扩大到闽东北、闽西南各地。光绪初年，美以美会在福州创办学前教育。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到民国8年（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各国教会在福建增设许多中、小学和一些中等职业学校，创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福建协和大学。当时全省共有各类教会学校800多所，学生25000多人。教会学校普遍开展宗教活动，开设宗教课程，向学生灌输宗教教义，由外国人操纵办学大权，中国政府无权过问。但是，教会学校设置的新课程，传授的文化科学知识，客观上对福建省近代人才的成长起了积极作用。不少教会学校的优秀学生，在民主与科学思潮的熏陶和人民革命斗争的影响下，成长为专家学者和反帝反封建的战士。
面对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加剧和清王朝统治危机的加深，朝野一些有识之士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培养本国的造船和驾驶人才，建设海军，清同治五年（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奏准创设船政学堂于福州。学堂在船政大臣沈葆桢主持下，既传授儒家经义，又开设现代课程，聘请外国教习，采用西方先进的教学方法，既学理论，又重实践，严格管理，使学生受到良好训练。它与同时期举办的其它洋务学堂相比，规模较大，质量较高，尤其是办学初期，成效显著，造就了一批现代科技与海军人才，并以自己制造的近代军舰，组建中国第一批新式海军舰队。福建首批赴英、法留学人员，也是从船政学堂毕业生中派遣的。著名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严复，中法战争中为国捐躯的许寿山、叶琛、陈英和甲午战争中壮烈牺牲的邓世昌等，都是船政学堂毕业生中的佼佼者。
甲午战争失败，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极力主张变法图强。严复倡导“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提出废八股，兴学堂，实行义务教育等一系列教育救国主张，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百日维新”期间，福建各府、州、县都办起中西学堂，戊戌政变后，一些民办新式学堂仍然坚持下来。不久，清政府被迫实行“新政”，颁布施行新学制，福建又掀起办新学热潮。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至辛亥革命前，全省共办各类新式学堂近700所，学生约3万人，中等以上学堂30所。但是，这一时期的各类学堂没有摆脱封建教育的影响，教学虽以新式课程为主，而尊孔读经的内容依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辛亥革命胜利后，南京临时政府制订和颁布一系列改革教育的政策法令，资产阶级性质的新学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福建省教育厅成立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采取措施废止读经，改文言文为白话文，推行国语教学；加强道德教育；查禁私塾，改办小学；中学施行新学制，增设新课程；确认男女受教育权利平等，以及提高师资水平等。民国17年（1928年），福建省教育厅又采取一些改革措施：设立实验小学，作为地方小学的示范；设立乡村师范，培养农村小学教师；废除综合中学，将普通中学、师范学校、职业学校分开设置；创设职业中学；建立省民众教育委员会，创建民众教育师资讲习所，倡导各界举办民众学校，开展社会教育；举办教育演讲会和教育成绩展览会；成立“各县小学教师通信研究所”等教学研究机构；成立省教育经费管理处，保持教育经费独立。民国22年，郑贞文接任省教育厅厅长后，省政府成立普及识字委员会，通过推行义务教育案，颁布实施义务教育计划大纲。民国24年，成立义务教育委员会，采取多种形式，推行义务教育。上述种种措施虽因地方军阀割据，国民政府连年进行反共内战，经济不振等原因，未能全部实行。但这一时期福建教育事业仍有较大发展。截至民国26年上半年（抗日战争前夕），全省共有各类小学4700所，小学生近50万人；普通中学82所（含完全中学和高级中学），学生17000余人；各种形式的幼稚园近100所，人园幼儿7000余人；中等师范学校14所，中等职业学校19所；全省共有民众学校、补习学校、民众教育馆等成人教育机构1400多所，接受不同程度教育的成人约9万多人。在这一历史时期中，福建教育的特征是：1.具有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在全省各类学校中，私立学校占很大比重。尤其是教会学校，趁福建政局混乱、管理松懈之机，加紧扩大办学规模。它们无视中国政府的政策法令，自立法度，自行其是，引起广大爱国人士和学校师生的不满，不断开展反对外国文化侵略的斗争,要求彻底收回教育权。民国17年，省教育厅在群众运动的推动下，规定私立学校必须向教育厅注册立案，遵守政府的政策法令；教会学校不得开设圣经课，不得强迫学生参加宗教活动，必须聘请华人担任校长等。教会学校表面照章办事，但实权仍操在教会手中。另一方面，在公立学校和私塾中，封建教育的影响依然很深。国民政府训育要求的主要内容和实质就是对学生灌输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多数私塾仍然采用旧教材，对儿童传播封建思想。2.普通教育呈畸型发展状态，沿海城镇与山区农村差距悬殊。民国26年，福州市学龄儿童人学率为57.2%,而闽北山区的尤溪县仅2.5%,女学龄儿童入学率为零（全省学龄儿童入学率平均为32.4%,女儿童入学率为20.6%）。全省高等教育非但没有发展，反而呈萎缩趋势，在校学生数明显下降。从民国元年至26年，全省高校毕业生累计不足3000人，出国留学人员不足100人。其中虽不乏出类拔萃人才，但在人口总数中所占比重极低。3.国内外各种教育思潮对福建教育产生多方面影响。民国初期，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传入福建，部分中小学曾进行设计教学和道尔顿制的试验，但效果不佳，影响逐步消失。从本世纪20年代开始，受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影响，各种类型的公私立职业学校明显增长。30年代，一批就学于南京晓庄学校的青年知识分子回到福建，传播和实践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在泉州、金门、德化、建瓯等地创办一批晓庄式学校，按照“教学做合一”的精神，既传播文化科学知识，又进行职业教育和生产技能训练，开展生产经营，效果较好。由于得不到政府支持，试验无法推广。
民国18年（192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闽西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后苏区扩大到闽西南、闽东北一带）。苏区政府成立后，立即改革旧教育，建立革命的教育制度。它改变了世代由剥削者垄断教育的状况，把教育领导权掌握在以工农为主体的苏维埃政府手中，保证工农群众有受教育的权利。它以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为指导，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群众，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培养为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服务的人才；并在进行革命战争的情况下，施行免费的义务教育；根据革命战争需要和苏区的实际条件，采取多种形式办学，建立起以儿童教育、社会教育、干部教育、军队教育为主体的苏维埃教育体系。短短几年，闽西苏区共办起初、高级劳动小学、工农补习学校、技术学校以及列宁师范等各类学校数百所，形成男女老少一起学文化的新气象，广大群众、干部和红军的文化水平、政治素质普遍得到提高。福建苏区教育存在的时间虽短，但开辟了无产阶级教育的新路，它所进行的改革和创立的新教育体制，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占领厦门、金门，两度攻陷福州，沿海和全省城镇常遭敌机轰炸，大部分学校向农村山区迁移，办学条件十分困难。但学校师生抗日救国热情高涨，他们节衣缩食，勤俭办学，坚持上课；同时走出校门，向民众宣传团结抗日，帮助山区农村发展教育事业。民国34年（1945年），全省有各类初等学校5900余所，在校学生60余万人；普通中学150余所，在校学生56000余人。特别是闽北山区，中小学校增长较多，过去普通教育畸形发展的状况有所改观。与此相适应，全省师范教育发展迅速，民国34年，有中等师范学校27所，在校学生9000多人，民国30年，创办了培养中学师资的福建师范专科学校。中等职业学校适应战时需要，发展到45所，在校学生近7000人。战时民众教育以多种形式在全省各地兴起，其主要特征是将识字扫盲等补习教育与抗战的宣传动员结合起来，民国33年，全省受教育人数38万余人。高等学校从战前的9所发展到13所，在校学生3000余人。厦门大学内迁长汀后，在校长萨本栋主持下，实行学术自由，民主办学，许多来自沦陷区的知名教授和海外专家、学者先后应聘来校任教讲学，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不断提高，校誉日隆，为全国和东南亚地区培养输送大批优秀人才。福建医学院、农学院的创办和发展，初步改善了全省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
在福建近代教育史上，华侨捐资办学占有重要的地位。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在家乡同安县集美村创办惕斋学塾。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同安、南安、晋江、永春等地华侨先后办起近50所小学。民国2年（1913年），陈嘉庚、陈敬贤兄弟在集美村创办小学和幼稚园，以后又陆续创办中学、师范和商科、水产、航海、农林等职业学校以及国学、水产、商船等专科学校，形成蜚声中外的集美学村。民国10年（1921年），陈嘉庚又倾巨资创办厦门大学，成为中国第一所由私人独资创办的综合性本科大学。在陈嘉庚等爱国侨领的带动和影响下，福建华侨捐资办学蔚然成风，各级各类侨办、侨助学校遍及城乡。福建华侨办学的特点是：1.他们捐资办学，出于爱国爱乡热情，不以谋利为目的。他们企盼家乡繁荣，祖国强大，寄希望于教育，视“办学为国民天职”。2.捐资数额巨大，办学规模宏伟。陈嘉庚本人生活俭朴，而对办学从不吝巨资，即使在企业破产之后，仍将所余家财悉数拨充集美学校基金。抗战期间克服重重困难，竭力设法维持学校开支。其他如胡文虎、李光前等华侨巨子，捐资办学的金额也都是以千万计。福建华侨所办学校门类齐全，数量众多，在全省教育事业中占有重要地位。3.捐资办学历史悠久，代代相承。除抗日战争期间因南洋群岛沦陷而有所减弱外，其他时间均延续不断，长盛不衰。
抗日战争胜利后，内迁的学校陆续迁回原地，沿海和内地都新办了一批公、私立学校，福建教育事业又有所发展。但从民国35年（1946年）至民国38年，国民政府发动以消灭中国共产党为目的的内战，对外丧权辱国，对内专制独裁，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教育事业面临危机。广大师生激于爱国热情与民族义愤，不断开展反抗斗争。民国35年底，全省各大、.中学校举行抗议美军奸污北京大学女学生暴行的示威游行。民国36年春夏之交，福州、厦门等城市的大、中学校师生连续罢课和示威游行，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民国37年夏天，厦门市大、中学校3000多名师生冲破重重障碍，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的示威游行，揭露国民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此后，全省各地师生还以义卖、义演等多种形式，开展“要活命、要生存”的斗争，揭露国民政府的腐败与反动本质。一批参加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师生，在斗争的关键时刻，毅然放下书本，深入农村，拿起武器，投身游击战争，支援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战斗，有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坚持护校斗争的广大师生在白色恐怖下团结战斗，迎接解放。一些共产党员，在敌人的酷刑、屠刀下，宁死不屈，英勇就义。他们发扬中华民族的正气，继承“五四”运动以来革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为福建教育史写下光辉的篇章。
民国38年（1949年）5、6月间，在国民党政权全面崩溃前夕，福建各级各类学校由于经费奇缺，师生生活和人身安全缺乏保障，多数处于停办和半停办状态，全省教育园地一派荒芜衰败景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福建教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0～1952年），福建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接管和改造旧学校，确立并加强共产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逐步发展人民教育事业。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后，福建省人民政府（简称省人民政府）任命陈辛仁为教育厅长，接管旧教育厅。根据中央“稳步前进，维持改造”的指示，贯彻“向工农开门”的办学方针，省人民政府有计划、有步骤地接管旧学校、改造旧教育制度。先后派出多批经过革命斗争考验、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干部到学校工作，组建领导班子，确立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首先接管了厦门大学等6所公立高等学校，接着，各地分期分批接管中等专业学校和公立中、小学。1951年1月，省人民政府根据政务院《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对全省教会学校进行接办调整和整顿。到1952年，学校接管工作基本完成，继而对全省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
在接管和接办旧学校的过程中，省人民政府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一项首要任务来抓，对原有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职员工，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凡愿意继续工作的，都留下来任职、任教，并组织他们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提高政治觉悟，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与此同时，省人民政府先后举办福建“新民主主义教育研究班”、人民革命大学和军政大学，为各部门和学校培养输送了大批干部和骨干教师，奠定了提高教育质量的基础。
为了尽快建立新的教育秩序，福建省在改造旧学校的过程中，首先取缔校内一切反动党、团、特活动，取消国民党的“党义”、“公民”等课程，废除旧学校的训导处、军训、童子军等组织和活动，禁止把宗教科目列入学校课程。再则，加强教学内容与学校管理体制的改革。各校普遍建立校务、生活指导和经济管理三个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开设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课程，对师生进行唯物史观的教育。在全国掀起“抗美援朝”热潮中，学校普遍开展“仇视、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的教育，批判“亲美、崇美、恐美”思想，培养师生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感情；发动青年学生参军参干，以实际行动保家卫国。1951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各级各类学校全面开展学习。结合国内外形势，揭发帝国主义侵华罪行，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思想影响。高、中等学校领导干部和教师分期分批到上海或福州参加学习班，学习理论，提高觉悟，树立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理想。此外还组织部分师生参加土地改革和社会上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偷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让他们在实际斗争中，经受考验，提高觉悟。通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调动了教师积极性，保证党的方针、政策在学校顺利贯彻执行。
在这三年中，福建教育有显著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全省文盲、半文盲者占总人口的80%,学龄儿童入学率仅有13%,山区教育更加落后，有的县连一所公办初中也没有。到1952年，全省小学从解放前的4691所增加到9081所，在校生从461140人增加到1023881人。全省大、中、小学在校学生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最高年份的民国34年（1945年）对比，高等学校学生增加93.8%,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增长2.2%,普通中学学生增长64.1%,全省学生总数中工农子弟占44%。全省各地普遍举办冬学、民校等，全省参加各类成人学校的干部和群众达783716人。大批干部和工农群众在民校里脱了盲。全省各地创办一批幼稚园（班）。
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时期，是福建教育摆脱落后状况、奠定良好基础的转折时期，教育事业稳步发展，教育质量逐步提高。
福建地处海防前线，备战任务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没有安排重点建设项目。中共福建省委认为不能因此而减轻对国家建设的责任，应该从省情出发，办好教育事业，培养人才支援全国建设。1953年7月，福建省第三次文教工作会议上，省人民政府主席叶飞代表省人民政府要求各地加强对学校教学改革的领导，结合实际，学习苏联经验，“稳步前进，改而不乱”。当年，确定一批基础较好的中学作为重点学校。1954年11月，召开全省中等教育会议，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5年福建中等教育工作经验。会议根据教育部的指示，强调办学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贯彻全面发展的方针，明确教学工作是学校的中心任务，课堂教学是教学的基本形式，教师的主要责任是做好教学工作，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好各门功课；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在于不断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1956年7月，福建省教育厅（下简称省教育厅）颁发《关于培养训练教育行政干部和中小学教师的规划（草案）》，成立福建教师进修学院，各地、市、县先后建立教师进修学校。到1957年，福建高等学校基本完成院系调整工作，职业教育经初步整顿，适度增长，扫除文盲和职工业余教育积极展开，以学习苏联为主要内容的教学改革在各级学校广泛推行。福建省教育厅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先后制定颁布了一系列规章制度、管理条例、工作要求和各项守则，加强对全省各类公私立学校的领导。
在这五年中，中共福建省委和各地党委先后派出数以千计的党员干部到各类学校担任领导，并从校内选拔一批有行政组织能力，精通教学业务的教师到领导岗位上来，组成“两结合”的领导班子。中共福建省委要求学校领导干部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教育工作的论著，学习凯洛夫教育学，学会领导教学；要与教师交朋友，深入到教学第一线去听课、讲课，研究分析教学情况；总结经验，掌握规律，指导全面工作。经过多年培养和实践，福建省有了一批既有行政管理能力，又善于抓教学工作的行政领导干部，为提高教学质量发挥积极作用。
1957年，贯彻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的指示，学校加强对学生进行全面教育。根据福建地处海防前线的特点，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着重加强国防教育，组织学生学习“东山少年”、厦门“英雄小八路”等对敌斗争先进事迹，激发学生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家乡的情感，端正学习态度，调动学习积极性。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省人民政府对教育的投资逐年增加。至1957年，全省学校基建投资完成数比1952年增长59.4%,教育事业费实际支出数比1952年增长一倍多。与1952年相比，在校小学生数由102.6万人，增到137.6万人，中学生数由9.6万人增到16.8万人。高等学校学生数由0.47万人增到0.75万人，中等师范学校学生由0.53万人增到0.82万人，人园幼儿人数由2.3万人增到7.1万人，成人教育从扫盲逐步发展到办成人高小、中学，全省参加各类成人学校学习人数达1378136人。1957年，在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中，福建省考生成绩由原来居华东地区末位，跃居前列。
1957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但为时不久，运动的主题由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派。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福建一大批对党的工作和党员干部提出善意批评、建议的老教师、教学骨干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受到不公正的处理，极大地挫伤了教师的积极性，给教育事业造成严重损失。
从1958年到1965年，福建教育事业经历了从盲目发展到调整纠偏的曲折过程，取得一定成绩，又犯有严重错误，教训深刻，广大教育干部和教师经受了历史的考验，逐步学会按教育规律办学。
1958年，在“大跃进”的浪潮中，群众迫切要求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状况，掀起办学热潮，教育事业发展较快。但犯了急于求成的错误。2月，福建省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在五年内实现区区有初中，县县有高中，五年内全省基本普及初中”的口号和要求；3月29日，中共福建省委提出“苦战30天，普及小学教育”；4月30日，省教育厅宣布全省普及了小学教育；9月份，宣布全省基本扫除青壮年中的文盲，教育界刮起一阵浮夸风。许多地方不顾客观条件，盲目追求数量；学生劳动过多，正常教学秩序被破坏。同时，全省掀起“教育改革”热潮，任意缩短学习年限，批判课堂教学，提倡“炉边教学”，不用统编课本，组织学生自编教材等，因急于求成，许多教改实验效果不佳。
中共中央及时发现“大跃进”中的问题，从1958年冬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在两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反复强调，要“压缩空气”，指出1958年的一些错误是“左”倾冒险主义。1959年4月，中共福建省委工作会议和省教育工作会议同时召开。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在传达中央指示精神的同时，对教育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做法提出批评。指出：“学校是以教学为主，还是以生产劳动为主?”“重数量呢，还是重质量?”“把知识分子当做革命对象，是根据哪一条马列主义?”“办教育与搞农业生产是不是有不同的规律?”他针对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对纠正当时教育工作上“左”的错误，端正办学指导思想，保证教育质量，产生积极影响。正当教育工作出现转机时，1959年7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等同志。会后，在全国开展“反右倾”斗争。因此1958年出现的“左”的做法，不但得不到纠正，反而愈演愈烈。教育事业继续盲目发展，到1960年全省普通高校猛增到48所，在校学生2.5万人；普通中学由213所增加到600所，学生30.68万人；小学在校生227万人。经济力量承受不了教育事业的猛长，师资和教学设备严重不足，部分学校教学质量很低，加上1960年出现经济困难，教育工作面临许多问题，许多学校已无法维持。1960年冬，中共中央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福建教育又有新的转机。
1960年，全国农村扫盲和业余教育经验交流会在福州召开，推动成人教育的发展。1961年2月，福建省教育工作会议在福州召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总结三年“大跃进”的经验教训，肯定群众的办学积极性，使教育事业较快发展，新创办福州大学等一批大、中专学校，改善了福建的教育结构；在探索教学改革中，促进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普通教育抓提高质量，高考取得较好的成绩；大办工农教育，大力推广普通话，都取得显著成绩。但工作中的失误也是严重的，违反教育规律，不顾现实条件，订高指标、提不切合实际的口号，盲目发展；有些学校存在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加重学生负担，造成不良后果。特别是由于“左”倾错误，误伤了许多好教师、好干部。
1961年5月，召开福建省第16次教育工作会议，拟订教育事业精简方案。到1962年年底，全省公立普通教育精简中、小学编余教职工12000人；农业中学改为业余学校；合并一批山区、农村单人校和民办小学等。但由于学校减少过多，全省学龄儿童入学率由1960年的77.2%下降为53.7%，一些地方产生新的文盲。1963年5月，福建省教育厅召开第18次教育工作会议，进一步研讨、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王于畊厅长在会议总结中，指出教育事业的安排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要瞻前顾后。发展中小学具有战略意义，既不能超过经济负担，也不能过慢，必须遵循客观规律，避免大起大落。会后，省教育厅要求各地恢复撤办不当的老单人校照顾少数民族和山区，动员流生复学。鼓励机关、团体、厂矿企业办学，鼓励发展民办中、小学，要求学校布局合理，方便群众子女入学。1963年7月，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确定省重点中学47所，（其中首批办好的14所），重点小学137所。经过调整，中、小学逐步恢复发展，福建教育又出现繁荣景象。福州第一中学（简称福州一中）等重点中学在教学改革中办出了特色，为高一级学校输送大批高质量的新生。
福建高等院校，根据中央《高教六十条》精神进行调整和改革。泉州师范学院、南平师范学院、厦门师范学院与漳州师范专科学校合并，成立福建第二师范学院。各高校重视面向实际，面向生产，为经济建设培养人才。福建农学院师生轮流到莆田、福清等县，建立教学和科研结合的基点，推广先进科学技术，为生产服务。成人教育坚持为生产服务的指导思想，在试行省教育厅颁发的《业余教育工作条例》后，工作逐步走上正轨，改进教学，完善办学条件，全省逐步建立起从扫盲到业余大学的成人教育体系。
1964年，毛主席对教育工作做了一系列指示，国家主席刘少奇提倡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中共福建省委要求各级党委和教育行政部门认真研究，从本省实际出发，有的放矢地解决存在的问题。省教育厅邀请劳模、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座谈，征求对教育改革的意见。教育厅长王于畊带领干部到福州一中蹲点，试行《中学五十条》。1964年3月，福建省教育工作会议提出进一步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减轻学生负担，提高教育质量。同年5月，中共福建省委成立贯彻两种教育制度领导小组，落实实行两种教育制度的指示。福州大学、福建农学院、福建林学院等5所高等学校16个专业试行半工（半农）半读。福建第二师范学院数学系于1965年秋被确定为“公社来公社去”试点单位。到1965年，各地区先后办起1191所半工（半农）半读中等技术职业学校，在校学生达7万人，占全省中等学校在校学生的19.1%。
“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省人民政府把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上，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政策，不断纠正“左”和右的错误，坚持学校工作以教学为中心，把提高教学质量作为重点，教育事业发展较快。经过调整后，到1965年，全省有高等院校10所，在校学生1.52万人；中等学校（含各类中等学校）1541所，在校学生35.3万人；小学3.46万所，在校学生290.11万人。福建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和高一级学校输送大批合格人才和新生，改变了落后面貌，进入全国先进行列。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1966～1976年）中，福建教育事业惨遭破坏，损失严重。
1966年6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造反”浪潮席卷全省，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学校停课，学生组织“红卫兵”杀向社会。众多学校领导干部、教师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叛徒”、“特务”等，或被撤职审查，或被残酷批斗，有的被迫害含冤去世。学校停课后，学生实行全国大串联，社会上武斗成风，教育界一片混乱。全省教育工作者，被诬为“执行一条又大又黑又粗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重点学校被说成是“黑实验田”。江青反革命集团借“认真搞好斗、批、改”之名，肆意撤销解散各级各类学校。1968年，10所大学只留下厦门大学和福州大学，全省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中等专业学校、师范学校、半工半读学校、技工学校、农业学校、农业中学和职业学校也被先后全部撤销，教职员工下放农村劳动，校园被占，校产散失，教学设备惨遭破坏。1968年8月19日，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9月，开始分批派出工人宣传队、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学校。在农村，由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福州大学、厦门大学，以及由医学院、中医学院合并成立的福建医科大学开始成立革命委员会，招收工农兵学员。同年，各类学校普遍开展“清队”、“整党”、“一打三反”，大批领导干部和教师重遭劫难。1971年8月31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作出两个错误的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盘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年教育工作的成绩。9月10日，福建省革命委员会召开教育会议传达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两个估计”流毒全省。
“文化大革命”后期，江青反革命集团搞所谓“评法批儒”，进一步推行极“左”路线。他们不顾客观条件，一概要求各生产队办教学班，各大队办小学，各公社办中学，到1975年，全省中学由1966年的429所猛增到1089所，小学由23276所增加到33946所，由大砍大杀教育走向盲目大办学校的极端，学校设备简陋，教师奇缺。南安县等地小学教师不发工资，教学记工分，生活无着，投诉无门。在成人教育方面，江青反革命集团推行“小靳庄”经验，各地大办政治夜校，大搞批判“孔孟之道”，矛头对准老一辈革命家；在厂矿大办“七•二一大学”；在农村推广“朝农”经验，有些乡镇也办起大学，有名无实，更谈不上质量。
1975年9月15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邓小平同志在会上提出：“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10月，福建省“学习大寨、昔阳教育革命经验会议”在漳州召开，着手对教育工作进行整顿。正当教育出现转机时刻，江青反革命集团搞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极“左”路线暂时又居上风，教育整顿无法进行。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一举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全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1977年，福建省教育局召开中小学教育工作会议，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破坏教育事业的罪行，分清路线是非，端正办学指导思想。同年11月，中共福建省委召开全省揭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大会，批判强加给教育界的“两个估计”，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福建教育工作的成绩，为被诬陷、迫害的干部、教师平反昭雪。1978年，召开教育战线先进单位、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表扬一批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给学校师生以巨大鼓舞。
1978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指示，为新时期的教育发展指明方向。福建各地抓紧整顿教育，各高等院校、师范学校全部复办，还创办一批新的师范学校。地、市办的教育行政学院，先后改为教师进修学院。福建省教育局先后公布规章制度，建立新的教学秩序。高考制度的恢复，保证高校新生质量，促进教育事业发展，受到群众拥护。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福建教育战线进一步拨乱反正，逐步端正办学指导思想，平反大量冤假错案，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师生的积极性，教育改革不断深入。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中共福建省委、省教育厅多次举办学习班、研讨会，组织学校领导干部和师生员工学习党的文件，批判“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定，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坚持不渝地遵循）的观点，端正思想路线；肯定“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办学成绩，树立教育事业的发展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为经济建设服务；教学要遵循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的原则等正确思想。
在端正办学指导思想的同时，进一步在社会上宣传重视教育、尊敬人民教师的思想，表彰先进人物和先进单位。197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之际，省人民政府通令嘉奖教育系统10名省劳动模范。厦门大学蔡启瑞和福州一中，分别被评为全国劳模和先进学校，受到国务院嘉奖。
1981年，省人民政府批准福州第一中学等16所中学，福州实验小学等16所小学，为全省首批办好的重点中、小学。省教育厅要求把它们办成高质量、有特色、校风良好的学校。福州一中率先提出“面向21世纪，培养创造性的劳动者”的具体目标，订出“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减轻学生过重负担，活跃课外活动，促进全面发展”的教改方案，在实施中，总结了许多经验。
在新的历史时期，福建以教育结构改革为突破口，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随着全国建设事业的发展和第三产业的振兴，单一的教育结构已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改变旧的办学模式，探索新的办学路子。1981年6月，中共福建省委成立“福建中等教育改革领导小组”，省委书记项南要求下大决心，把大部分普通中学有计划、有步骤、有准备地分期分批改为职业中学。
1982年7月，中共福建省委召开三届五次会议，专题讨论教育工作，全面研究福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目标和措施。省委书记项南在会上作《教育、人才、智力投资》的报告。要求全党用极大热情办好教育，提出“发展经济，教育要超前”和“以智取胜”的战略指导思想。会议作出《关于加强教育工作的决定》。对各类教育的发展，提出具体要求，制定增加教育投资，加强学校基本建设和进行学制改革等一系列措施。中共福建省委要求在1985年以前，全省教育经费以1981年为基数，每年递增6%以上；教育基建投资逐年有所增加，争取占全省基建总投资额的8%至10%，以保证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
为加强对高等学校的领导和管理，1983年5月，成立福建省高等教育厅（下简称省高教厅）。在中共福建省委、省人民政府领导下，福建高教进行一系列改革：突破单一的国家办学体制，朝多形式、多规格、多渠道、多层次的方向发展，出现了联合办学、委托培养、侨办公助等多种办学模式；修订教学计划，调整和改革专业结构，建立重点学科；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改革大学招生和毕业生分配制度；实行教师职务聘任制；试行学分制、双学位制等。高等学校科研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六•五”期间，取得科技成果700项，其中获国家自然科学奖4项、国家发明奖3项。
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全省各地认真贯彻执行，促进教育全面发展。中等教育结构、职业教育、成人教育进行较大改革，取得明显成绩。为适应改革开放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各地大力创办各种类型的职业学校，到年底，全省职业中学发展到240所，168所普通中学办了职业高中班；职业中学、中专和技工学校招生总数达59946人。中等教育结构单一化的状况有较大改变。
农村教育改革，实行“三教”（普教、职教、成人教育）统筹，“农、科、教”结合的办学模式。永安、沙县、建阳、闽清、晋江5个县（市）被国家教委确定为全国农村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县（市）。全省确定一批试点乡、镇或学校，结合实施“燎原计划”、“星火计划”和“丰收计划”，“农科教”和“普教、职教、成人教育”统一部署，互相促进。
1986年，省人民政府决定，在“七•五”计划期间，坚持把发展教育事业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上，进一步加强智力开发，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切实加强基础教育，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推进九年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整顿和提高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进一步提高全省人民的文化科学素质，培养符合本省经济建设需要的人才。
1986年10月，福建省教育委员会成立（下简称省教委），由副省长陈明义任主任，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七•五”期间，省教委把工作重点放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上，特别是抓好初中教育这一薄弱环节。省人民政府拨专款，各地集资用以改善初中办学条件。全省师范学校由原来的20所增加到24所，年招生6029人。在校生数由原来的12639人，增到18430人。1986年，全省初中生在校数达92.6万人，比1984年增加8.5万人。省教委根据省人民政府的决定，下达《福建省普通教育事业分级管理暂行规定》和《关于改革和加强小学管理的若干要求》,把小学、初级中学交给乡（镇）管理，并对学校的领导班子、教师队伍建设、德育教学、体育卫生保健等提出具体要求，使学校管理逐步制度化、规范化。同时进行学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的改革，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1988年5月31日，省长王兆国在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上宣布，为加强基础教育办13件实事，省人民政府拨专款1500万元改善学校办学条件，解决学校“一无二有”（校校无危房，班班有教室，人人有课桌椅）问题。省、地（市）、县各级先后建立教育基金会，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为解决教师问题，中等师范学校续招680名民办代课教师，建立民办教师退养制度。1989年，中共福建省委决定：中、小学教师教龄满30年，其退休金可以补贴到本人标准工资的100%,给3万多名有30年教龄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颁发荣誉证书；全省3000名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成人教育紧密结合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行改革。从1983年开始，县和基层实行“扫盲承包责任制”。国务院《扫除文盲工作条例》和《福建省扫除文盲暂行条例》公布后，扫盲工作有法可依，加速发展；各地举办乡镇文化技术学校并抓扫盲后的巩固提高工作。各地举办多门类、多形式的成人中专、成人高校或培训班，为福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急需人才。
改革开放促进了福建对外文化教育交流的发展。1978～1989年，国外专家774人先后来福建高校讲学、考察或与有关单位合作搞科研；1500名外国留学生来省高等院校学习；福建派出1021名留学生；政府派出访问、讲学的人员先后有50多个专家团、组，同8个国家的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建立友好联系，这些交流与合作对促进福建教育事业和教育科研工作的发展和进步很有助益。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福建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1989年，全省在园幼儿总数为697700人，是1978年的3.6倍；适龄儿童入园率为50.9%,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6%。全省基本普及小学教育，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8.63%,巩固率为98.51%。初中在校生从69万人提高到85万人，独立初中校从264所，增加到891所。高中阶段职业技术学校在校生数占高中阶段在校生总数的48.3%,高于全国平均44.8%的水平。高等学校由1978年的16所发展到了1989年的36所（其中省属高校32所）；省属高校在校生达42200多人，比1978年增长1.63倍，平均每万人口在校生达15.9人，居全国第6位。全省各级各类成人学校12771所，在校学员1382331人。自学成才的考试制度逐步完善，30万人次取得单科合格证书，9000多人取得大专毕业证书。在这10年中，为社会培养了118000多名大专毕业生，相当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9年的毕业生数总和的1.5倍；输送15万名中专毕业生，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79年毕业生的总和；培养出56000名中师毕业生和50000多名高师毕业生。全省小学专任教师学历达标率从1978年的54%上升到1989年70.7%；初中专任教师学历达标率从1978年的21.9%上升到1989年的71.4%。
40年来，福建教育取得可喜成绩。1989年，全省大、中、小学校数量与1949年相比,高等学校增长3倍，中等专业学校增长1.4倍，普通中学增长5.3倍，小学增长3.2倍。在校学生数与1949年相比，高等学校增长14.3倍，中等专业学校增长4.8倍，普通中学增长20.7倍，小学增长6.3倍。农、职业中学、特殊教育和各级各类成人教育也有很大发展。教育总体水平有明显提高：全省在校教育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比重，1989年达到22.98%,其中中小学教育人口在校比重与1949年比较，小学从3.88%提高为11.66%,中学从0.39%提高为3.48%,全省6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达5.95年。福建省教育也还存在不少问题。如各类学校发展不平衡，特别是初中教育比较落后，1989年，万人中初中生仅293.3人，居全国第25位。人口总数中还有22.17%是文盲或半文盲。全省中专以上学历专门人才的拥有量每万人为154人，比全国平均水平少32人。教育投资不足，生均公用经费逐年下降。教师待遇偏低，1988年，大、中、小学教师年均工资为1654.16元，低于全省12个行业全民所有制职工年均工资的平均水平。有些学校办学条件差，设备陈旧落后，教学水平低，流生较多。这些问题引起各级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这些问题必将逐步得到解决，使福建教育跃上新台阶。
从西晋王朝建立至隋统一中国的数百年间，中原地区战乱频仍，北方人民纷纷避难入闽，一大批士大夫和名宦著绅陆续移居福建，或来闽中做官。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由此不断传入福建，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学校教育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并得到初步发展。初创阶段，学校数量较少，特别是官学，往往随地方官吏的更迭而时断时续，并无定制。
唐代，福建社会相对稳定，生产发展，人民生活有所改善。一些地方官吏执行唐王朝的崇儒政策，比较重视教育。同时，科举制度初创时期在选拔人才方面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对福建学校教育的发展也有推动。全省建立了比较稳定的官学制度，私学也有较大发展，学校教育已具相当规模，明显缩小了与中原地区的差距。唐贞元八年（792年），泉州人欧阳詹与崔群、韩愈同登进士第，名震京师。唐开成三年（838年），福建有4人为进士，“闽中自是号文儒之乡。”
五代十国时期，闽王王审知大量吸收北方避乱入闽的学者名流，重用福建本土的贤能俊秀；注意发展经济，重视文化教育，培养人才，对福建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贡献。
宋代是福建古代学校教育的全盛时期。特别在南宋，福建教育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地方官学在全省范围内普遍建立。私人讲学的书院大量涌现，而且学术水平高，思想影响大。以朱熹主持的武夷书院和考亭书院为代表的一批著名书院，不但培养出大量有才学的闽中子弟，而且吸引四方学者前来观摩切磋，开展学术研究与交流，福建因此成为全国理学中心之一。此外，宋代福建各地还设有为数众多的乡学、义学和私塾，广招士庶子弟入学，文化知识逐步传播到民间。教育发达，促进社会习俗改善。莆田地区流传“地瘦载松柏，家贫子读书”的谤语，是社会崇尚气节、人民好学上进的写照。当时福建曾被誉为“东南洙泗”、“海滨邹鲁”。重文兴教，导致人才辈出。有宋一代，全省登进士第的有7000余人，其数量之多、在人口总数中所占比重之大，均居全国前列；其中在朝廷任宰辅要职的共50人，在哲学、史学、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方面都培养出大批杰出人才。宋代福建教育发达的主要原因是社会比较安定，经济繁荣，办学的物质基础较好。加以宋王朝推行重文政策，地方官吏比较重视兴文施教，而理学的传播与发展，对福建教育的影响和推动尤大。在朱熹之前，已有一批著名理学家在福建各地讲学授徒。至朱熹时，以考亭学派为主干的闽学成为理学各派的主流。朱熹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讲学和学术研究，著作甚丰，学生遍布全国。他继承和发展周、程道学传统，建立起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同时在实践中创立一套比较完整的教育理论体系。他所制定的《白鹿洞书院学规》，成为南宋以后各地书院和学校共同遵守的办学和学习规程。他的哲学观点和教育思想，不仅在福建，而且在全国范围内产生深刻影响。
元初，福建学校教育一度衰落。不久，统治者改变政策，恢复和建立各级官学，在城乡设立社学，保护书院，并使之官学化。
明中叶以后，福建沿海地区出现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对外通商有所发展，东西文化交流扩大。在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早期的启蒙思想，其主要代表为晋江人李贽。他反对封建纲常礼教和伪道学，提倡人的个性自由发展，尊重妇女，主张教育机会平等，注意因材施教，强调要学习“有用之学”，培养“有用之材”。但在封建极权统治下，李贽的教育思想和主张非但无法付诸实施，他本人也因此招致多方迫害饮恨而亡。
随着经济的发展，明、清两代福建学校教育规模继续扩大。全省除增设一批官学外，社学遍及城乡，还设有不少义学。书院从闽北逐渐向东南沿海发展，但官学化倾向日益严重，多数成为科举应试的预备场所，论辩争鸣的学术风气受到压抑。这一时期，私塾的普遍设立是福建教育的突出特点，穷乡僻壤皆有塾学，其中多数为蒙馆，办学形式灵活多样，便于人们入学。此外，各地还设有学习和推广官话（普通话）的正音书院。总之，明清时期福建教育虽不如宋代鼎盛，但仍属发达地区，培养造就了不少人才。两代共有进士近4000人，先后有19人在朝廷任宰辅要职，诞生了一批思想家、政治家、民族英雄与文化名人。
鸦片战争之后，福建单一的封建教育模式被打破，多种办学形式并存的格局开始出现,各种教育思想争相传播，怀抱不同办学目的的代表人物交替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从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开始，美、英各国传教士为适应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需要，陆续在福建沿海和内地进行传教活动，并把传教与办学结合起来。清道光二十四年，英国伦敦公会在厦门开设英华男塾。此后，英、美各教会陆续在福州、厦门等地开设各种类型的学校，包括女学、义学和书院等。早期教会学校规模较小，生源也少，以小学为主。清咸丰十一年（1860年）以后略有发展，并办了一些中学。清光绪元年（1875年）以后，随着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加深，福建教会学校发展迅速，增设多所中学，办学范围从沿海城市扩大到闽东北、闽西南各地。光绪初年，美以美会在福州创办学前教育。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到民国8年（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各国教会在福建增设许多中、小学和一些中等职业学校，创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福建协和大学。当时全省共有各类教会学校800多所，学生25000多人。教会学校普遍开展宗教活动，开设宗教课程，向学生灌输宗教教义，由外国人操纵办学大权，中国政府无权过问。但是，教会学校设置的新课程，传授的文化科学知识，客观上对福建省近代人才的成长起了积极作用。不少教会学校的优秀学生，在民主与科学思潮的熏陶和人民革命斗争的影响下，成长为专家学者和反帝反封建的战士。
面对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加剧和清王朝统治危机的加深，朝野一些有识之士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培养本国的造船和驾驶人才，建设海军，清同治五年（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奏准创设船政学堂于福州。学堂在船政大臣沈葆桢主持下，既传授儒家经义，又开设现代课程，聘请外国教习，采用西方先进的教学方法，既学理论，又重实践，严格管理，使学生受到良好训练。它与同时期举办的其它洋务学堂相比，规模较大，质量较高，尤其是办学初期，成效显著，造就了一批现代科技与海军人才，并以自己制造的近代军舰，组建中国第一批新式海军舰队。福建首批赴英、法留学人员，也是从船政学堂毕业生中派遣的。著名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严复，中法战争中为国捐躯的许寿山、叶琛、陈英和甲午战争中壮烈牺牲的邓世昌等，都是船政学堂毕业生中的佼佼者。
甲午战争失败，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极力主张变法图强。严复倡导“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提出废八股，兴学堂，实行义务教育等一系列教育救国主张，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百日维新”期间，福建各府、州、县都办起中西学堂，戊戌政变后，一些民办新式学堂仍然坚持下来。不久，清政府被迫实行“新政”，颁布施行新学制，福建又掀起办新学热潮。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至辛亥革命前，全省共办各类新式学堂近700所，学生约3万人，中等以上学堂30所。但是，这一时期的各类学堂没有摆脱封建教育的影响，教学虽以新式课程为主，而尊孔读经的内容依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辛亥革命胜利后，南京临时政府制订和颁布一系列改革教育的政策法令，资产阶级性质的新学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福建省教育厅成立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采取措施废止读经，改文言文为白话文，推行国语教学；加强道德教育；查禁私塾，改办小学；中学施行新学制，增设新课程；确认男女受教育权利平等，以及提高师资水平等。民国17年（1928年），福建省教育厅又采取一些改革措施：设立实验小学，作为地方小学的示范；设立乡村师范，培养农村小学教师；废除综合中学，将普通中学、师范学校、职业学校分开设置；创设职业中学；建立省民众教育委员会，创建民众教育师资讲习所，倡导各界举办民众学校，开展社会教育；举办教育演讲会和教育成绩展览会；成立“各县小学教师通信研究所”等教学研究机构；成立省教育经费管理处，保持教育经费独立。民国22年，郑贞文接任省教育厅厅长后，省政府成立普及识字委员会，通过推行义务教育案，颁布实施义务教育计划大纲。民国24年，成立义务教育委员会，采取多种形式，推行义务教育。上述种种措施虽因地方军阀割据，国民政府连年进行反共内战，经济不振等原因，未能全部实行。但这一时期福建教育事业仍有较大发展。截至民国26年上半年（抗日战争前夕），全省共有各类小学4700所，小学生近50万人；普通中学82所（含完全中学和高级中学），学生17000余人；各种形式的幼稚园近100所，人园幼儿7000余人；中等师范学校14所，中等职业学校19所；全省共有民众学校、补习学校、民众教育馆等成人教育机构1400多所，接受不同程度教育的成人约9万多人。在这一历史时期中，福建教育的特征是：1.具有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在全省各类学校中，私立学校占很大比重。尤其是教会学校，趁福建政局混乱、管理松懈之机，加紧扩大办学规模。它们无视中国政府的政策法令，自立法度，自行其是，引起广大爱国人士和学校师生的不满，不断开展反对外国文化侵略的斗争,要求彻底收回教育权。民国17年，省教育厅在群众运动的推动下，规定私立学校必须向教育厅注册立案，遵守政府的政策法令；教会学校不得开设圣经课，不得强迫学生参加宗教活动，必须聘请华人担任校长等。教会学校表面照章办事，但实权仍操在教会手中。另一方面，在公立学校和私塾中，封建教育的影响依然很深。国民政府训育要求的主要内容和实质就是对学生灌输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多数私塾仍然采用旧教材，对儿童传播封建思想。2.普通教育呈畸型发展状态，沿海城镇与山区农村差距悬殊。民国26年，福州市学龄儿童人学率为57.2%,而闽北山区的尤溪县仅2.5%,女学龄儿童入学率为零（全省学龄儿童入学率平均为32.4%,女儿童入学率为20.6%）。全省高等教育非但没有发展，反而呈萎缩趋势，在校学生数明显下降。从民国元年至26年，全省高校毕业生累计不足3000人，出国留学人员不足100人。其中虽不乏出类拔萃人才，但在人口总数中所占比重极低。3.国内外各种教育思潮对福建教育产生多方面影响。民国初期，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传入福建，部分中小学曾进行设计教学和道尔顿制的试验，但效果不佳，影响逐步消失。从本世纪20年代开始，受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影响，各种类型的公私立职业学校明显增长。30年代，一批就学于南京晓庄学校的青年知识分子回到福建，传播和实践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在泉州、金门、德化、建瓯等地创办一批晓庄式学校，按照“教学做合一”的精神，既传播文化科学知识，又进行职业教育和生产技能训练，开展生产经营，效果较好。由于得不到政府支持，试验无法推广。
民国18年（192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闽西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后苏区扩大到闽西南、闽东北一带）。苏区政府成立后，立即改革旧教育，建立革命的教育制度。它改变了世代由剥削者垄断教育的状况，把教育领导权掌握在以工农为主体的苏维埃政府手中，保证工农群众有受教育的权利。它以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为指导，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群众，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培养为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服务的人才；并在进行革命战争的情况下，施行免费的义务教育；根据革命战争需要和苏区的实际条件，采取多种形式办学，建立起以儿童教育、社会教育、干部教育、军队教育为主体的苏维埃教育体系。短短几年，闽西苏区共办起初、高级劳动小学、工农补习学校、技术学校以及列宁师范等各类学校数百所，形成男女老少一起学文化的新气象，广大群众、干部和红军的文化水平、政治素质普遍得到提高。福建苏区教育存在的时间虽短，但开辟了无产阶级教育的新路，它所进行的改革和创立的新教育体制，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占领厦门、金门，两度攻陷福州，沿海和全省城镇常遭敌机轰炸，大部分学校向农村山区迁移，办学条件十分困难。但学校师生抗日救国热情高涨，他们节衣缩食，勤俭办学，坚持上课；同时走出校门，向民众宣传团结抗日，帮助山区农村发展教育事业。民国34年（1945年），全省有各类初等学校5900余所，在校学生60余万人；普通中学150余所，在校学生56000余人。特别是闽北山区，中小学校增长较多，过去普通教育畸形发展的状况有所改观。与此相适应，全省师范教育发展迅速，民国34年，有中等师范学校27所，在校学生9000多人，民国30年，创办了培养中学师资的福建师范专科学校。中等职业学校适应战时需要，发展到45所，在校学生近7000人。战时民众教育以多种形式在全省各地兴起，其主要特征是将识字扫盲等补习教育与抗战的宣传动员结合起来，民国33年，全省受教育人数38万余人。高等学校从战前的9所发展到13所，在校学生3000余人。厦门大学内迁长汀后，在校长萨本栋主持下，实行学术自由，民主办学，许多来自沦陷区的知名教授和海外专家、学者先后应聘来校任教讲学，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不断提高，校誉日隆，为全国和东南亚地区培养输送大批优秀人才。福建医学院、农学院的创办和发展，初步改善了全省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
在福建近代教育史上，华侨捐资办学占有重要的地位。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在家乡同安县集美村创办惕斋学塾。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同安、南安、晋江、永春等地华侨先后办起近50所小学。民国2年（1913年），陈嘉庚、陈敬贤兄弟在集美村创办小学和幼稚园，以后又陆续创办中学、师范和商科、水产、航海、农林等职业学校以及国学、水产、商船等专科学校，形成蜚声中外的集美学村。民国10年（1921年），陈嘉庚又倾巨资创办厦门大学，成为中国第一所由私人独资创办的综合性本科大学。在陈嘉庚等爱国侨领的带动和影响下，福建华侨捐资办学蔚然成风，各级各类侨办、侨助学校遍及城乡。福建华侨办学的特点是：1.他们捐资办学，出于爱国爱乡热情，不以谋利为目的。他们企盼家乡繁荣，祖国强大，寄希望于教育，视“办学为国民天职”。2.捐资数额巨大，办学规模宏伟。陈嘉庚本人生活俭朴，而对办学从不吝巨资，即使在企业破产之后，仍将所余家财悉数拨充集美学校基金。抗战期间克服重重困难，竭力设法维持学校开支。其他如胡文虎、李光前等华侨巨子，捐资办学的金额也都是以千万计。福建华侨所办学校门类齐全，数量众多，在全省教育事业中占有重要地位。3.捐资办学历史悠久，代代相承。除抗日战争期间因南洋群岛沦陷而有所减弱外，其他时间均延续不断，长盛不衰。
抗日战争胜利后，内迁的学校陆续迁回原地，沿海和内地都新办了一批公、私立学校，福建教育事业又有所发展。但从民国35年（1946年）至民国38年，国民政府发动以消灭中国共产党为目的的内战，对外丧权辱国，对内专制独裁，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教育事业面临危机。广大师生激于爱国热情与民族义愤，不断开展反抗斗争。民国35年底，全省各大、.中学校举行抗议美军奸污北京大学女学生暴行的示威游行。民国36年春夏之交，福州、厦门等城市的大、中学校师生连续罢课和示威游行，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民国37年夏天，厦门市大、中学校3000多名师生冲破重重障碍，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的示威游行，揭露国民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此后，全省各地师生还以义卖、义演等多种形式，开展“要活命、要生存”的斗争，揭露国民政府的腐败与反动本质。一批参加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师生，在斗争的关键时刻，毅然放下书本，深入农村，拿起武器，投身游击战争，支援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战斗，有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坚持护校斗争的广大师生在白色恐怖下团结战斗，迎接解放。一些共产党员，在敌人的酷刑、屠刀下，宁死不屈，英勇就义。他们发扬中华民族的正气，继承“五四”运动以来革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为福建教育史写下光辉的篇章。
民国38年（1949年）5、6月间，在国民党政权全面崩溃前夕，福建各级各类学校由于经费奇缺，师生生活和人身安全缺乏保障，多数处于停办和半停办状态，全省教育园地一派荒芜衰败景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福建教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0～1952年），福建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接管和改造旧学校，确立并加强共产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逐步发展人民教育事业。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后，福建省人民政府（简称省人民政府）任命陈辛仁为教育厅长，接管旧教育厅。根据中央“稳步前进，维持改造”的指示，贯彻“向工农开门”的办学方针，省人民政府有计划、有步骤地接管旧学校、改造旧教育制度。先后派出多批经过革命斗争考验、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干部到学校工作，组建领导班子，确立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首先接管了厦门大学等6所公立高等学校，接着，各地分期分批接管中等专业学校和公立中、小学。1951年1月，省人民政府根据政务院《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对全省教会学校进行接办调整和整顿。到1952年，学校接管工作基本完成，继而对全省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
在接管和接办旧学校的过程中，省人民政府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一项首要任务来抓，对原有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职员工，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凡愿意继续工作的，都留下来任职、任教，并组织他们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提高政治觉悟，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与此同时，省人民政府先后举办福建“新民主主义教育研究班”、人民革命大学和军政大学，为各部门和学校培养输送了大批干部和骨干教师，奠定了提高教育质量的基础。
为了尽快建立新的教育秩序，福建省在改造旧学校的过程中，首先取缔校内一切反动党、团、特活动，取消国民党的“党义”、“公民”等课程，废除旧学校的训导处、军训、童子军等组织和活动，禁止把宗教科目列入学校课程。再则，加强教学内容与学校管理体制的改革。各校普遍建立校务、生活指导和经济管理三个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开设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课程，对师生进行唯物史观的教育。在全国掀起“抗美援朝”热潮中，学校普遍开展“仇视、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的教育，批判“亲美、崇美、恐美”思想，培养师生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感情；发动青年学生参军参干，以实际行动保家卫国。1951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各级各类学校全面开展学习。结合国内外形势，揭发帝国主义侵华罪行，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思想影响。高、中等学校领导干部和教师分期分批到上海或福州参加学习班，学习理论，提高觉悟，树立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理想。此外还组织部分师生参加土地改革和社会上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偷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让他们在实际斗争中，经受考验，提高觉悟。通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调动了教师积极性，保证党的方针、政策在学校顺利贯彻执行。
在这三年中，福建教育有显著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全省文盲、半文盲者占总人口的80%,学龄儿童入学率仅有13%,山区教育更加落后，有的县连一所公办初中也没有。到1952年，全省小学从解放前的4691所增加到9081所，在校生从461140人增加到1023881人。全省大、中、小学在校学生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最高年份的民国34年（1945年）对比，高等学校学生增加93.8%,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增长2.2%,普通中学学生增长64.1%,全省学生总数中工农子弟占44%。全省各地普遍举办冬学、民校等，全省参加各类成人学校的干部和群众达783716人。大批干部和工农群众在民校里脱了盲。全省各地创办一批幼稚园（班）。
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时期，是福建教育摆脱落后状况、奠定良好基础的转折时期，教育事业稳步发展，教育质量逐步提高。
福建地处海防前线，备战任务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没有安排重点建设项目。中共福建省委认为不能因此而减轻对国家建设的责任，应该从省情出发，办好教育事业，培养人才支援全国建设。1953年7月，福建省第三次文教工作会议上，省人民政府主席叶飞代表省人民政府要求各地加强对学校教学改革的领导，结合实际，学习苏联经验，“稳步前进，改而不乱”。当年，确定一批基础较好的中学作为重点学校。1954年11月，召开全省中等教育会议，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5年福建中等教育工作经验。会议根据教育部的指示，强调办学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贯彻全面发展的方针，明确教学工作是学校的中心任务，课堂教学是教学的基本形式，教师的主要责任是做好教学工作，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好各门功课；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在于不断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1956年7月，福建省教育厅（下简称省教育厅）颁发《关于培养训练教育行政干部和中小学教师的规划（草案）》，成立福建教师进修学院，各地、市、县先后建立教师进修学校。到1957年，福建高等学校基本完成院系调整工作，职业教育经初步整顿，适度增长，扫除文盲和职工业余教育积极展开，以学习苏联为主要内容的教学改革在各级学校广泛推行。福建省教育厅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先后制定颁布了一系列规章制度、管理条例、工作要求和各项守则，加强对全省各类公私立学校的领导。
在这五年中，中共福建省委和各地党委先后派出数以千计的党员干部到各类学校担任领导，并从校内选拔一批有行政组织能力，精通教学业务的教师到领导岗位上来，组成“两结合”的领导班子。中共福建省委要求学校领导干部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教育工作的论著，学习凯洛夫教育学，学会领导教学；要与教师交朋友，深入到教学第一线去听课、讲课，研究分析教学情况；总结经验，掌握规律，指导全面工作。经过多年培养和实践，福建省有了一批既有行政管理能力，又善于抓教学工作的行政领导干部，为提高教学质量发挥积极作用。
1957年，贯彻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的指示，学校加强对学生进行全面教育。根据福建地处海防前线的特点，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着重加强国防教育，组织学生学习“东山少年”、厦门“英雄小八路”等对敌斗争先进事迹，激发学生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家乡的情感，端正学习态度，调动学习积极性。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省人民政府对教育的投资逐年增加。至1957年，全省学校基建投资完成数比1952年增长59.4%,教育事业费实际支出数比1952年增长一倍多。与1952年相比，在校小学生数由102.6万人，增到137.6万人，中学生数由9.6万人增到16.8万人。高等学校学生数由0.47万人增到0.75万人，中等师范学校学生由0.53万人增到0.82万人，人园幼儿人数由2.3万人增到7.1万人，成人教育从扫盲逐步发展到办成人高小、中学，全省参加各类成人学校学习人数达1378136人。1957年，在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中，福建省考生成绩由原来居华东地区末位，跃居前列。
1957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但为时不久，运动的主题由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派。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福建一大批对党的工作和党员干部提出善意批评、建议的老教师、教学骨干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受到不公正的处理，极大地挫伤了教师的积极性，给教育事业造成严重损失。
从1958年到1965年，福建教育事业经历了从盲目发展到调整纠偏的曲折过程，取得一定成绩，又犯有严重错误，教训深刻，广大教育干部和教师经受了历史的考验，逐步学会按教育规律办学。
1958年，在“大跃进”的浪潮中，群众迫切要求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状况，掀起办学热潮，教育事业发展较快。但犯了急于求成的错误。2月，福建省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在五年内实现区区有初中，县县有高中，五年内全省基本普及初中”的口号和要求；3月29日，中共福建省委提出“苦战30天，普及小学教育”；4月30日，省教育厅宣布全省普及了小学教育；9月份，宣布全省基本扫除青壮年中的文盲，教育界刮起一阵浮夸风。许多地方不顾客观条件，盲目追求数量；学生劳动过多，正常教学秩序被破坏。同时，全省掀起“教育改革”热潮，任意缩短学习年限，批判课堂教学，提倡“炉边教学”，不用统编课本，组织学生自编教材等，因急于求成，许多教改实验效果不佳。
中共中央及时发现“大跃进”中的问题，从1958年冬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在两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反复强调，要“压缩空气”，指出1958年的一些错误是“左”倾冒险主义。1959年4月，中共福建省委工作会议和省教育工作会议同时召开。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在传达中央指示精神的同时，对教育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做法提出批评。指出：“学校是以教学为主，还是以生产劳动为主?”“重数量呢，还是重质量?”“把知识分子当做革命对象，是根据哪一条马列主义?”“办教育与搞农业生产是不是有不同的规律?”他针对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对纠正当时教育工作上“左”的错误，端正办学指导思想，保证教育质量，产生积极影响。正当教育工作出现转机时，1959年7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等同志。会后，在全国开展“反右倾”斗争。因此1958年出现的“左”的做法，不但得不到纠正，反而愈演愈烈。教育事业继续盲目发展，到1960年全省普通高校猛增到48所，在校学生2.5万人；普通中学由213所增加到600所，学生30.68万人；小学在校生227万人。经济力量承受不了教育事业的猛长，师资和教学设备严重不足，部分学校教学质量很低，加上1960年出现经济困难，教育工作面临许多问题，许多学校已无法维持。1960年冬，中共中央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福建教育又有新的转机。
1960年，全国农村扫盲和业余教育经验交流会在福州召开，推动成人教育的发展。1961年2月，福建省教育工作会议在福州召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总结三年“大跃进”的经验教训，肯定群众的办学积极性，使教育事业较快发展，新创办福州大学等一批大、中专学校，改善了福建的教育结构；在探索教学改革中，促进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普通教育抓提高质量，高考取得较好的成绩；大办工农教育，大力推广普通话，都取得显著成绩。但工作中的失误也是严重的，违反教育规律，不顾现实条件，订高指标、提不切合实际的口号，盲目发展；有些学校存在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加重学生负担，造成不良后果。特别是由于“左”倾错误，误伤了许多好教师、好干部。
1961年5月，召开福建省第16次教育工作会议，拟订教育事业精简方案。到1962年年底，全省公立普通教育精简中、小学编余教职工12000人；农业中学改为业余学校；合并一批山区、农村单人校和民办小学等。但由于学校减少过多，全省学龄儿童入学率由1960年的77.2%下降为53.7%，一些地方产生新的文盲。1963年5月，福建省教育厅召开第18次教育工作会议，进一步研讨、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王于畊厅长在会议总结中，指出教育事业的安排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要瞻前顾后。发展中小学具有战略意义，既不能超过经济负担，也不能过慢，必须遵循客观规律，避免大起大落。会后，省教育厅要求各地恢复撤办不当的老单人校照顾少数民族和山区，动员流生复学。鼓励机关、团体、厂矿企业办学，鼓励发展民办中、小学，要求学校布局合理，方便群众子女入学。1963年7月，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确定省重点中学47所，（其中首批办好的14所），重点小学137所。经过调整，中、小学逐步恢复发展，福建教育又出现繁荣景象。福州第一中学（简称福州一中）等重点中学在教学改革中办出了特色，为高一级学校输送大批高质量的新生。
福建高等院校，根据中央《高教六十条》精神进行调整和改革。泉州师范学院、南平师范学院、厦门师范学院与漳州师范专科学校合并，成立福建第二师范学院。各高校重视面向实际，面向生产，为经济建设培养人才。福建农学院师生轮流到莆田、福清等县，建立教学和科研结合的基点，推广先进科学技术，为生产服务。成人教育坚持为生产服务的指导思想，在试行省教育厅颁发的《业余教育工作条例》后，工作逐步走上正轨，改进教学，完善办学条件，全省逐步建立起从扫盲到业余大学的成人教育体系。
1964年，毛主席对教育工作做了一系列指示，国家主席刘少奇提倡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中共福建省委要求各级党委和教育行政部门认真研究，从本省实际出发，有的放矢地解决存在的问题。省教育厅邀请劳模、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座谈，征求对教育改革的意见。教育厅长王于畊带领干部到福州一中蹲点，试行《中学五十条》。1964年3月，福建省教育工作会议提出进一步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减轻学生负担，提高教育质量。同年5月，中共福建省委成立贯彻两种教育制度领导小组，落实实行两种教育制度的指示。福州大学、福建农学院、福建林学院等5所高等学校16个专业试行半工（半农）半读。福建第二师范学院数学系于1965年秋被确定为“公社来公社去”试点单位。到1965年，各地区先后办起1191所半工（半农）半读中等技术职业学校，在校学生达7万人，占全省中等学校在校学生的19.1%。
“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省人民政府把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上，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政策，不断纠正“左”和右的错误，坚持学校工作以教学为中心，把提高教学质量作为重点，教育事业发展较快。经过调整后，到1965年，全省有高等院校10所，在校学生1.52万人；中等学校（含各类中等学校）1541所，在校学生35.3万人；小学3.46万所，在校学生290.11万人。福建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和高一级学校输送大批合格人才和新生，改变了落后面貌，进入全国先进行列。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1966～1976年）中，福建教育事业惨遭破坏，损失严重。
1966年6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造反”浪潮席卷全省，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学校停课，学生组织“红卫兵”杀向社会。众多学校领导干部、教师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叛徒”、“特务”等，或被撤职审查，或被残酷批斗，有的被迫害含冤去世。学校停课后，学生实行全国大串联，社会上武斗成风，教育界一片混乱。全省教育工作者，被诬为“执行一条又大又黑又粗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重点学校被说成是“黑实验田”。江青反革命集团借“认真搞好斗、批、改”之名，肆意撤销解散各级各类学校。1968年，10所大学只留下厦门大学和福州大学，全省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中等专业学校、师范学校、半工半读学校、技工学校、农业学校、农业中学和职业学校也被先后全部撤销，教职员工下放农村劳动，校园被占，校产散失，教学设备惨遭破坏。1968年8月19日，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9月，开始分批派出工人宣传队、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学校。在农村，由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福州大学、厦门大学，以及由医学院、中医学院合并成立的福建医科大学开始成立革命委员会，招收工农兵学员。同年，各类学校普遍开展“清队”、“整党”、“一打三反”，大批领导干部和教师重遭劫难。1971年8月31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作出两个错误的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盘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年教育工作的成绩。9月10日，福建省革命委员会召开教育会议传达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两个估计”流毒全省。
“文化大革命”后期，江青反革命集团搞所谓“评法批儒”，进一步推行极“左”路线。他们不顾客观条件，一概要求各生产队办教学班，各大队办小学，各公社办中学，到1975年，全省中学由1966年的429所猛增到1089所，小学由23276所增加到33946所，由大砍大杀教育走向盲目大办学校的极端，学校设备简陋，教师奇缺。南安县等地小学教师不发工资，教学记工分，生活无着，投诉无门。在成人教育方面，江青反革命集团推行“小靳庄”经验，各地大办政治夜校，大搞批判“孔孟之道”，矛头对准老一辈革命家；在厂矿大办“七•二一大学”；在农村推广“朝农”经验，有些乡镇也办起大学，有名无实，更谈不上质量。
1975年9月15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邓小平同志在会上提出：“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10月，福建省“学习大寨、昔阳教育革命经验会议”在漳州召开，着手对教育工作进行整顿。正当教育出现转机时刻，江青反革命集团搞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极“左”路线暂时又居上风，教育整顿无法进行。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一举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全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1977年，福建省教育局召开中小学教育工作会议，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破坏教育事业的罪行，分清路线是非，端正办学指导思想。同年11月，中共福建省委召开全省揭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大会，批判强加给教育界的“两个估计”，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福建教育工作的成绩，为被诬陷、迫害的干部、教师平反昭雪。1978年，召开教育战线先进单位、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表扬一批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给学校师生以巨大鼓舞。
1978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指示，为新时期的教育发展指明方向。福建各地抓紧整顿教育，各高等院校、师范学校全部复办，还创办一批新的师范学校。地、市办的教育行政学院，先后改为教师进修学院。福建省教育局先后公布规章制度，建立新的教学秩序。高考制度的恢复，保证高校新生质量，促进教育事业发展，受到群众拥护。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福建教育战线进一步拨乱反正，逐步端正办学指导思想，平反大量冤假错案，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师生的积极性，教育改革不断深入。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中共福建省委、省教育厅多次举办学习班、研讨会，组织学校领导干部和师生员工学习党的文件，批判“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定，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坚持不渝地遵循）的观点，端正思想路线；肯定“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办学成绩，树立教育事业的发展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为经济建设服务；教学要遵循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的原则等正确思想。
在端正办学指导思想的同时，进一步在社会上宣传重视教育、尊敬人民教师的思想，表彰先进人物和先进单位。197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之际，省人民政府通令嘉奖教育系统10名省劳动模范。厦门大学蔡启瑞和福州一中，分别被评为全国劳模和先进学校，受到国务院嘉奖。
1981年，省人民政府批准福州第一中学等16所中学，福州实验小学等16所小学，为全省首批办好的重点中、小学。省教育厅要求把它们办成高质量、有特色、校风良好的学校。福州一中率先提出“面向21世纪，培养创造性的劳动者”的具体目标，订出“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减轻学生过重负担，活跃课外活动，促进全面发展”的教改方案，在实施中，总结了许多经验。
在新的历史时期，福建以教育结构改革为突破口，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随着全国建设事业的发展和第三产业的振兴，单一的教育结构已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改变旧的办学模式，探索新的办学路子。1981年6月，中共福建省委成立“福建中等教育改革领导小组”，省委书记项南要求下大决心，把大部分普通中学有计划、有步骤、有准备地分期分批改为职业中学。
1982年7月，中共福建省委召开三届五次会议，专题讨论教育工作，全面研究福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目标和措施。省委书记项南在会上作《教育、人才、智力投资》的报告。要求全党用极大热情办好教育，提出“发展经济，教育要超前”和“以智取胜”的战略指导思想。会议作出《关于加强教育工作的决定》。对各类教育的发展，提出具体要求，制定增加教育投资，加强学校基本建设和进行学制改革等一系列措施。中共福建省委要求在1985年以前，全省教育经费以1981年为基数，每年递增6%以上；教育基建投资逐年有所增加，争取占全省基建总投资额的8%至10%，以保证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
为加强对高等学校的领导和管理，1983年5月，成立福建省高等教育厅（下简称省高教厅）。在中共福建省委、省人民政府领导下，福建高教进行一系列改革：突破单一的国家办学体制，朝多形式、多规格、多渠道、多层次的方向发展，出现了联合办学、委托培养、侨办公助等多种办学模式；修订教学计划，调整和改革专业结构，建立重点学科；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改革大学招生和毕业生分配制度；实行教师职务聘任制；试行学分制、双学位制等。高等学校科研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六•五”期间，取得科技成果700项，其中获国家自然科学奖4项、国家发明奖3项。
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全省各地认真贯彻执行，促进教育全面发展。中等教育结构、职业教育、成人教育进行较大改革，取得明显成绩。为适应改革开放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各地大力创办各种类型的职业学校，到年底，全省职业中学发展到240所，168所普通中学办了职业高中班；职业中学、中专和技工学校招生总数达59946人。中等教育结构单一化的状况有较大改变。
农村教育改革，实行“三教”（普教、职教、成人教育）统筹，“农、科、教”结合的办学模式。永安、沙县、建阳、闽清、晋江5个县（市）被国家教委确定为全国农村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县（市）。全省确定一批试点乡、镇或学校，结合实施“燎原计划”、“星火计划”和“丰收计划”，“农科教”和“普教、职教、成人教育”统一部署，互相促进。
1986年，省人民政府决定，在“七•五”计划期间，坚持把发展教育事业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上，进一步加强智力开发，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切实加强基础教育，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推进九年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整顿和提高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进一步提高全省人民的文化科学素质，培养符合本省经济建设需要的人才。
1986年10月，福建省教育委员会成立（下简称省教委），由副省长陈明义任主任，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七•五”期间，省教委把工作重点放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上，特别是抓好初中教育这一薄弱环节。省人民政府拨专款，各地集资用以改善初中办学条件。全省师范学校由原来的20所增加到24所，年招生6029人。在校生数由原来的12639人，增到18430人。1986年，全省初中生在校数达92.6万人，比1984年增加8.5万人。省教委根据省人民政府的决定，下达《福建省普通教育事业分级管理暂行规定》和《关于改革和加强小学管理的若干要求》,把小学、初级中学交给乡（镇）管理，并对学校的领导班子、教师队伍建设、德育教学、体育卫生保健等提出具体要求，使学校管理逐步制度化、规范化。同时进行学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的改革，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1988年5月31日，省长王兆国在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上宣布，为加强基础教育办13件实事，省人民政府拨专款1500万元改善学校办学条件，解决学校“一无二有”（校校无危房，班班有教室，人人有课桌椅）问题。省、地（市）、县各级先后建立教育基金会，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为解决教师问题，中等师范学校续招680名民办代课教师，建立民办教师退养制度。1989年，中共福建省委决定：中、小学教师教龄满30年，其退休金可以补贴到本人标准工资的100%,给3万多名有30年教龄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颁发荣誉证书；全省3000名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成人教育紧密结合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行改革。从1983年开始，县和基层实行“扫盲承包责任制”。国务院《扫除文盲工作条例》和《福建省扫除文盲暂行条例》公布后，扫盲工作有法可依，加速发展；各地举办乡镇文化技术学校并抓扫盲后的巩固提高工作。各地举办多门类、多形式的成人中专、成人高校或培训班，为福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急需人才。
改革开放促进了福建对外文化教育交流的发展。1978～1989年，国外专家774人先后来福建高校讲学、考察或与有关单位合作搞科研；1500名外国留学生来省高等院校学习；福建派出1021名留学生；政府派出访问、讲学的人员先后有50多个专家团、组，同8个国家的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建立友好联系，这些交流与合作对促进福建教育事业和教育科研工作的发展和进步很有助益。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福建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1989年，全省在园幼儿总数为697700人，是1978年的3.6倍；适龄儿童入园率为50.9%,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6%。全省基本普及小学教育，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8.63%,巩固率为98.51%。初中在校生从69万人提高到85万人，独立初中校从264所，增加到891所。高中阶段职业技术学校在校生数占高中阶段在校生总数的48.3%,高于全国平均44.8%的水平。高等学校由1978年的16所发展到了1989年的36所（其中省属高校32所）；省属高校在校生达42200多人，比1978年增长1.63倍，平均每万人口在校生达15.9人，居全国第6位。全省各级各类成人学校12771所，在校学员1382331人。自学成才的考试制度逐步完善，30万人次取得单科合格证书，9000多人取得大专毕业证书。在这10年中，为社会培养了118000多名大专毕业生，相当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9年的毕业生数总和的1.5倍；输送15万名中专毕业生，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79年毕业生的总和；培养出56000名中师毕业生和50000多名高师毕业生。全省小学专任教师学历达标率从1978年的54%上升到1989年70.7%；初中专任教师学历达标率从1978年的21.9%上升到1989年的71.4%。
40年来，福建教育取得可喜成绩。1989年，全省大、中、小学校数量与1949年相比,高等学校增长3倍，中等专业学校增长1.4倍，普通中学增长5.3倍，小学增长3.2倍。在校学生数与1949年相比，高等学校增长14.3倍，中等专业学校增长4.8倍，普通中学增长20.7倍，小学增长6.3倍。农、职业中学、特殊教育和各级各类成人教育也有很大发展。教育总体水平有明显提高：全省在校教育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比重，1989年达到22.98%,其中中小学教育人口在校比重与1949年比较，小学从3.88%提高为11.66%,中学从0.39%提高为3.48%,全省6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达5.95年。福建省教育也还存在不少问题。如各类学校发展不平衡，特别是初中教育比较落后，1989年，万人中初中生仅293.3人，居全国第25位。人口总数中还有22.17%是文盲或半文盲。全省中专以上学历专门人才的拥有量每万人为154人，比全国平均水平少32人。教育投资不足，生均公用经费逐年下降。教师待遇偏低，1988年，大、中、小学教师年均工资为1654.16元，低于全省12个行业全民所有制职工年均工资的平均水平。有些学校办学条件差，设备陈旧落后，教学水平低，流生较多。这些问题引起各级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这些问题必将逐步得到解决，使福建教育跃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