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1950年本省统一的人民币市场基本形成，各地人行按照国家统一财经工作和实行现金管理的决定，着手布置单位编报货币收支计划。但当时管理不够完善，计划还不能反映纯现金收支变化。
  “一五”计划时期，从1953年起，银行开始正式编制现金计划，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按照从市场流通领域返回银行，与从银行投入市场流通领域的渠道，分别设置现金计划的收支项目，反映纯现金收支变化。银行除组织单位按年（分季）、按季（分月）编报现金计划外，还汇编辖区现金计划，按照上级行核批的指标掌握执行，不得突破。遇有特殊情况需要突破计划时，按照规定程序报批。由于银行经常分析货币和商品流通的情况，现金计划成为实施货币政策，合理摆布发行基金和调拨现金，保证现金及时供应，调节货币流通的重要工具。当时从单位到银行层层按年分季、按季分月编报计划，工作量大，加之管理水平低，以致影响这项工作的作用。
  1958年对现金计划管理作出一系列改进：取消单位报送现金计划，改为各行按年度（分上、下半年）编报计划；把发展经济和加速现金周转作为计划编审原则；加强重点项目管理；将现金计划和信贷计划的检查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尔后，由于受“大跃进”中许多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错误口号和做法的影响，使计划管理流于形式，信贷监督放松，市场货币投放过多，加剧国民经济的困难。
  1962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省人行在重新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同时，一方面发动各地银行控制货币投放、组织货币回笼；另一方面开展市场货币状况调查，建立重点联系行和定期情况反映制度，发挥现金计划管理综合反映和调节货币流通的作用，使“大跃进”时期被削弱的计划管理又得到恢复与加强。
  “文化大革命”初期，经济秩序受到严重破坏，银行工作也遭到挫折，难以行使现金计划管理的职能，现金管理和工资基金监督被冲掉，货币回笼亦处于放任自流状态。1971年国民经济出现全国职工人数、工资总额和粮食销售量突破计划的严重情况。1972年9月，本省贯彻全国银行工作会议决定，计划管理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的办法。各级银行改为按年、按季编报现金计划，并根据上级行批准的指标掌握执行，遇有特殊情况，按规定程序报批，使计划管理稍有起色。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和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使计划管理的职能作用受到影响，国民经济也重陷困境。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1977年9月，省人行根据本省实际情况，向省革命委员会上报《关于大力组织货币回笼，严格控制货币投放的报告》，反映当时货币流通的严竣形势，并根据总行下达的现金收支计划，提出具体措施：支持轻工业生产，扩大商品供应，增加商品回笼；发展城乡储蓄，收回到逾期贷款及群众欠款，组织信用回笼；加强信贷管理，控制信贷支出；严格现金管理，控制集团购买力等。省革命委员会于同年10月通知各地贯彻执行。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作出整顿和加强银行工作、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等一系列指示和规定。省人行重新印发统计制度、现金管理决定及其实施办法，以及帐户、结算、贷款等各项管理规定（基本上是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做法），部署各地执行，使银行各项工作有章可循，现金计划管理的基础得到加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本省于1981年对现金计划管理进行改革，根据货币流通规律，各行改为按年度和上半年编制现金计划；并按照上级行下达的计划指标，通过当地政府组织各方面力量，加以贯彻执行。1983年，在支持企业扩大自主权，便利企业正当现金收付的同时，加强对计划执行情况的检查分析，确立货币流通和物价调查基点，开展重点地区现金收支专题调查，建立情况反映网络，以掌握计划管理主动权。但1984年第四季度出现经济发展过热，货币投放过多的现象。
  1985年，根据人行总行的决定，现金计划管理实行条块结合的办法。在坚持货币发行集中统一的基础上，人行与专业银行加强联系、密切配合，共同搞好计划编制、指标下达和执行情况的检查反映；对较为突出和牵涉面广的问题，各家银行联合调查。在当地政府领导下，有计划地调节货币流通，加强计划的集中理和综合平衡工作，以促进计划的实现。
  1987年，省人行根据宏观调控的需要，补充现金计划管理内容，把现金投放总额作为监控目标，下达给各地人行和专业银行，并加强预测和信息反馈工作，使目标的实现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1988年9月，又针对当时货币投放过多的现象，现金计划管理实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方法，把国家下达的货币投放监控目标，分解落实到各地（市），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在当地政府领导下，银行和有关部门紧密配合，采取措施，实现监控目标。经各方努力，现金计划管理更加完善，较好地发挥其宏观调控的作用。
  现金计划管理体制经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其管理程序与信贷计划管理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