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本省贯彻执行国家统一财经工作的决定，促进财政、物资和现金的平衡。银行在建立机构、统一货币、打击投机倒把活动的同时，实行现金管理、吸收存款、建立金库、灵活资金调拨外，还对不同行业、不同对象，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运用信贷、利率等经济杠杆，筹集、安排资金，支持生产，活跃物资交流，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截至1952年底，全省银行存贷款总额分别较1950年高2.7倍和15.9倍，远远超过工农业总产值增长43.4％的速度。在同年末各项存贷款构成中，财政性存款、企业存款和城镇储蓄存款占存款总额的比重为46.4％、27.3％和26.4％；工业贷款、商业贷款和农业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重为9.8％、60.3％和24.2％。
  “一五”计划时期，经济发展很快，经济结构亦有所调整，农轻重产值之比由1952年的69.2：27.15：3.13调整为1957年的62.14：31.2：6.1。在此基础上，银行建立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实行“统存统贷”计划管理办法，一方面大力吸收储蓄存款，筹集社会资金；另一方面加强信贷和现金管理，有计划地调节货币流通，并逐步统一和适当降低利率水平，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五年中存贷款总额分别增长1.8倍和16倍，其中以储蓄存款、农村存款和商业贷款增长为快。存贷款增长率超过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率，货币量（指现金货币量，下同）增长率，略低于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市场商品供应充足，物价稳定，反映出这个时期的信贷收支是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1957年末各项存贷款构成中，财政性存款、企业存款、城镇储蓄存款和农村存款占存款总额的比重为38.5％、17％、33.5％和11％；工业贷款、商业贷款和农业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重为8.1％、72.5％和19.2％。
  “二五”计划时期，在“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受“左”的思想影响，本省经济发展大起大落，农业生产接连下降，基本建设投资却超高速增长，1958～1960年全省基建投资猛增5.9倍之多。与此同时，银行下放信贷计划管理权限，信贷资金使用强调充分供应，忽视经济效益，出现“要多少，贷多少；何时要，何时贷；哪里需要，哪里贷”的混乱现象，掩盖了生产、流通和财政收支中的矛盾。五年中工农业总产值下降，贷款总额却增长1.9倍，其中不少贷款没有物资保证，或被挪作财政性开支。由于人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城乡储蓄存款后两年减少5900多万元。市场货币量增加，1962年与1957年比，市场货币量增长152.3％，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多121.4个百分点，国民收入则出现负增长，集市贸易价格上涨2.6倍以上。通货膨胀加剧国民经济的紧张状况。
  三年经济调整时期，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调整生产关系，压缩基建规模，支持农业、轻工业发展。银行实行高度集中统一和资金分口分级管理相结合的信贷计划管理体制，收回几年来下放的权力，严格信贷管理，加强信贷的计划性，加强现金管理，严格工资基金监督，控制货币发行，调节生产和流通，促进了经济形势好转。在工农业生产和国民收入增长的情况下，银行存款总额由1961年、1962年连续两年下降转为回升，其中储蓄存款增长49.1％；贷款总额则有所回落，其中工商业贷款分别下降43.8％和22.2％。国营工业企业每百元产值占用定额流动资金，由1962年34.20元降到1965年22.30元。商业系统每百元销售额占用流动资金，由同期的65.46元降到39.13元。市场货币量三年减少16.8％，货币流通与商品供应基本适应，经济、金融运行已逐步恢复正常。在1965年末各项存贷款构成中，财政性存款、企业存款、城镇储蓄存款和农村存款占存款总额的比重分别为39.6％、28.8％、21.2％和10.4％；工业贷款、商业贷款和农业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重分别为15.2％、68.2％和16％。
  “文化大革命”期间，国民经济发展受到挫折，银行各项工作也遭到冲击，信贷计划管理的职能被削弱，信贷管理放松，货币投放增加。其间，广大群众出于爱国热忱，关心生产和社会秩序，对动乱进行各种形式的抵制，银行广大职工仍坚守岗位，克服困难维持业务，特别是1972年后，银行工作强调要有一定程度的集中统一，按国家政策、计划和规定发放贷款，并发挥其应有作用，才相对减轻损失，使经济建设还有曲折缓慢的发展。“文化大革命”期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只増长6.6％。同期银行存贷款还是上升的。但存款总额的增长低于“一五”时期的增长水平；贷款总额的增长却高于工农业总产值和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增长水平。其中，国营工业企业生产增长2.4倍，贷款却增长7.4倍，百元产值占用银行贷款由6.20元猛增到15.39元；商业系统百元销售额占用银行贷款从23.89元上升到30.75元。信贷资金占用多、周转慢、效益低。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头两年，工农业生产有起色，工农业总产值从1976年负增长0.3％，到1978年变为增长16.9％。当时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恶果估计不足，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支配下，1978年全省基建投资增长45.1％，高于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的速度。在此二年中，银行开始整顿，重新确定信贷计划管理体制，颁发各项管理制度，加强信贷监督，有计划地调节货币流通。银行存贷款总额增长39.8％和29.0％，分别超过和低于工农业总产值增长35.6％的水平。1978年末各项存贷款构成中，财政性存款、企业存款、城镇储蓄存款和农村存款占存款总额的比重分别为43.6％、26.2％、18.9％和11.3％；工业贷款、商业贷款和农业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重分别为26.4％、64.8％和7.8％。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本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银行改革信贷计划管理办法，由“统存统贷”改为“差额包干”；加强利率管理，提高利率水平，运用利率等杠杆组织各项存款；根据经济发展需要扩大贷款范围，从流动资金领域进入固定资产和科技开发领域；通过信贷存量与增量的变化，调节经济运行。1979～1983年，农业和日用消费品工业发展加快，经济结构趋向合理，农轻重产值之比由36.5：37.4：26.1调整为41.1：36.8：22.1。同期银行存贷款总额分别增长1.3倍和1.5倍，高于经济增长水平，支持经济发展对资金的合理需求。其中以轻纺工业和能源、交通为重点的固定资产贷款，到1983年已占贷款总额的14.7％。此外，随着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推行，城乡个体经济的发展，市场货币容纳量相应扩大，市场货币流通量的增长快于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增长。当时市场商品供应充足，每年零售物价仅上升2.4％，保持物价基本稳定，国民经济走上协调发展的轨道。
  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发展到城市，在增强企业活力的同时，宏观管理未能及时跟上，特别是第四季度本省与全国许多地方一样，出现经济过热的现象。主要是由于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过猛，银行贷款和货币投放过多，也有银行内部为编制下年度计划扩大贷款基数，产生派生存款的人为因素。1984年本省固定资产投资比1983年增长31.1％；银行现金投放增长26％（其中第四季度比1983年同期增长49％），贷款增长41.2％（其中第四季度比1983年同期增长303.1％），市场货币流通量增长68.1％，均高于国民收入增长21.7％和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加17.5％的水平。
  1985～1987年，国家加强宏观经济管理，银行改革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实行“实贷实存”的资金管理办法，并根据不同年份经济形势，采取不同的金融政策，1985年“紧缩银根”，1986年“稳中求松”，1987年“紧中有活”，且运用中央银行再贷款，存款准备金率、特种存款和差别利率等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与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银根松紧，促进经济稳定发展。在此三年中，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16.8％，国民收入增长20.7％，物价上涨8.6％；而货币量和贷款分别增长24.4％和19.8％，已明显低于1984年的增长水平。这反映出宏观控制和管理取得一定效果，但社会总需求依然过大。
  1988年，本省经济生活又出现过热现象，投资和消费扩大，物价上涨，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又影响货币、信贷大量投放，造成信贷借差扩大，资金供求矛盾突出。信贷收支差额由1987年收大于支5亿多元，转为支大于收14亿多元。同年8月后，贯彻从紧货币信贷决策，进一步加强宏观金融调控，一方面控制信贷总量，优化贷款结构，保重点，压一般；另一方面举办保值储蓄，调整存贷款利率，并运用各种金融手段加强资金管理，从而初步遏制经济过热的势头。同年9～12月全省贷款比1987年同期多收回13亿元。然而经济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失衡、货币超经济发行等问题远未解决。同年末银行贷款总额和市场货币流通量比1987年增长37.6％和46.7％，均高于工农业总产值增长26.8％和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36.9％的水平。同时，银行资金流动性、安全性下降，反映在贷款运用上，大量流动资金贷款滞压在流通领域；逾期贷款1988年约占贷款总额的10％以上；长期贷款增长过速，占贷款总额的比重由1980年4.6％猛增到1988年19.4％；加上流动资金被挪用于固定资产投资部分，实际上已超过此比例。此外，企业补充流动资金不足，1987～1988年全省预算内工业企业补充的流动资金仅占定额流动资金增加额的7.6％。在信贷资金需求越来越大，而存款增长有限和信贷效益不高的情况下，银行资金承受能力降低。1988年末存贷款总额之比为0.8：1。同期各项存贷款构成中，财政性存款、企业存款、城镇储蓄存款和农村存款占存款总额的比重分别为7.8％、40.7％、37.1％和8.1％；工业贷款、商业贷款、农业贷款和固定资产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重分别为26％、34.7％、6.7％和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