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图书馆

一出入国管理
  民国元年（1912)，福建暨南局在厦门成立。凡殷实华侨挟资回国者，可由当地中国领事馆或华侨团体出具文书凭照，寄至暨南局，便可换给正式护照，给予保护；华侨出入口时，均由该局派员巡视和指导。
  民国9年福建侨工局在厦门设立。凡出洋侨工，规定每人缴纳领照费二元，印花税三角。
  民国15年（1926)，北京政府又在福州、厦门两地分别设立华侨保护处和华侨检护处。前者抽取华侨出入口费每人一元，后者抽取出口费五角。因遭华侨反对，后才划分暨南局专管华侨出洋事务，保护处办理冋国华侨事宜。
  厦门侨务局成立后，从民国23年12月起，华侨出国需向侨务局申请领取出国许可证，前往缅甸、新加坡等地需向外交部申请发给护照；华侨归国，由船务公司事先通知侨务局，并需向侨务局领取归国证明书。
  民国24年（1935)10月21日，厦门侨务局公布侨务委员会制定的《工人出国条例》和《华侨出入境登记规则》。以往华侨出国签证和回国登记均由各地旅馆代办，由于旅馆互相勾结，从中敲榨勒索，华侨饱尝盘剥之苦。民国28年（1939)8月20日，省政府规定：“自即日起，凡本省华侨出入境办理证件之手续，一律由中南旅运社设在泉州、福州二处分社免费办理。”不久后，中南旅运社又在泉州、福州、涵江、漳州、永春、南安、龙岩、同安、仙游、福清、青阳、石狮、石码、三江口等地先后设立华侨招待所，为出国、归国华侨提供服务。（①林金枝，庄为玑：《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福建卷），第345—348页。）
  抗日战争爆发后，军政当局限制人民出国。侨务委员会经军政、内政两部核复同意，对归侨出国规定三项办法：凡归侨持有下列证明文件之一，准其東行出国，免受壮丁出国之限制；（1)须有我国驻外领事馆登记证或回固护照与证明者；（2)执有当地政府出口纸者；(3)如无领事馆地，有该地中华商会负责证明者。（②《侨务十年特刊》，侨务委员会1942年。）民国30年（1941)3月6日，福建省政府公布《福建省战时限制人民出国暂行办法》规定：“年满16岁至50岁人民限制出洋。”“华侨壮丁归国居留满2年者可征服兵役。”民国30年（1941）9月6日，福建省军管区接到军政部代电，根据本省南安县议会建议，再规定限制壮丁出国补充办法四条：1.出国继承财产，如确有驻外使领馆及当地中华商会证明文件者，可准其出国；2.如兄弟三人已有一人应征入伍，其余二人可缓役，可准其一人申请出国；3.独子有出国必要（如接管父祖事业等）而证件确实者，可准申请出国；4.侨民归国已逾二年，如确有免缓役条件而有出国必要（如出国主持商务等），且其证件确实者，可准其出国。
  厦门沦陷时，滞留在厦门的出入国华侨有二万多人。在泉州的厦门侨务局得悉后，派二名雇员到围头设立侨务指导处，雇汽船“顺庆号”把华侨接运到围头安全登陆。共运回华侨8000余人。民国28年至34年（1939～1945)，围头侨务指导处办理华侨出入国事宜，检查登记华侨出入证件；补发华侨出国许可证等。厦门侨务局还在围头设立民办招待所，接待华侨住宿，代华侨雇工运行李。（③原厦门侨务局雇员张寿培提供书面材料。）
  抗日战争胜利后，厦门侨务局、福建侨务处办理归侨出国复员登记、遣送事宜。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规定接运归侨出国的条件是：1.受战事影响而流离失所之归侨，即华侨回国旋即战事爆发（指1937年中日战争）或于1937年中日战事发生后回国，因战事之阻碍，以致不能返原居留地；2.须在原居留地有居住权者，即华侨须在原居留地住三年以上，并须确有重返原居留地居住之诚意者。申请时须提出所有证明文件，如入境证、居住证、职业证明书、侨务机关之证明文件，在海外服务的雇主之证明书、护照、与亲友来往函件等等，如同时能操K留地方言尤佳；3.须非曾受前居留地政府因政治关系驱逐出境之处分，或因患不治疾病不准入境名者。（④《福建时报》1942年12月17日。）待遣复员出国华侨在福州、厦门二口岸集中，候联合国难民救济总署（简称“联总”）派轮接运。
  厦门侨务局和福建侨务处从民国35年（1946)3月开始办理侨民复员登记。到民国36年(1947)3月，全省登记复员出国的归侨共有38297人（其中1726人遗失证件），占全国登记复员总数的46%。(①《侨胞复员概况》，国民政府行政院新闻局1947年3月印行。)福建省登记复员的华侨以缅甸为最多，有14117人，菲律宾有8784人，荷属东印度5000人，马来亚和新加坡有9175人，泰国171人，越南683人。由于东南亚各国政府对华侨的复员加以种种限制，使复员工作困难重重。民国35年（1946)10月29日至民国36年（1947)8月，遣送出国华侨共19批，10732人，由厦门往南洋各地自费复员的华侨有2300人。(②《侨胞复员概况》，国民政府行政院新闻局1947年3月印行。)福州市从民国35年（1946)2月11日起办理出国复员登记，7个月中共登记8274人。到民国36年（1947)10月底，已遣送3000人。(③《福建时报》1947年10月30日。)由于申请遣送而未能出国的华侨人数很多，曾发生未能复员华侨捣毁厦门联总办事处事件。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对于回国的华侨实行严格的入境检查，凡有携带黄金、外币或其他物品，一经到境，便被海关没收。如民国37年（1948)初以厦门情形为例，洋船一抵港外，即须停泊一天，先由海关人员上船检查，甚至半打毛巾、一条毛毯、一斤海味、一个戒子等，均被没收。被厦门海关扣留的华侨黄金达4000余两。搜括既毕，轮船方准入港，而小船及车夫又乘机敲榨，归侨至此被洗劫一空，哭诉无门，有的对天发誓，嗣后不再回国。(④《福建时报》1948年2月2日，3月26日。)后经福州海外华侨协会理事长江秀清等34人向国民大会提出提案，行政院于民国37年（1948)7月底通知福建省，规定归侨携带限额黄金100两，美金5万元。(⑤《福建时报》1948年7月26日。
  二华侨、侨眷权益
  民国元年（1912）3月19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对外交部训令：“查海疆各省，奸人拐贩‘猪仔’，陷人涂炭。昔在清朝，熟视无睹，致使被难同胞，穷而无告。今民国既成，亟应拯救，以尊重人权，保全国体。又侨民散居各岛，工商自给者，亦繁有徒，屡被外人凌虐，然含辛茹苦，挚爱宗邦。今民国人民，同享自由幸福，何忍侨民向隅，不为援手。除令广东都督严行禁止‘猪仔’出口外，合亟令行该部，妥筹杜绝贩卖及保护侨民办法，务使博爱平等主义，实力推行。”在孙中山的倡导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民国参议院中须有六名华侨议员，参与国政。
  民国元年（1912)8月，福建暨南局成立后，由福建行政会议讨论制定五条保护回国华侨的具体办法：
  1.凡殷实华侨挟资回国经营屋产，或暂时回籍省视庐墓者，均准向中国领事馆或华侨商会、华侨公共机关申请证明给予文书凭照，叙明姓名、年籍、职业、赍赴暨南局换给护照，除照贴印花税外，所有请文领照，概不收费。
  2.华侨领有护照者，准其随时向地方官厅申.请保护，如其寓处乡僻，雈苻未靖，或旅行地点危险堪虞者，并照福建行商请领护照暂行简章，向地方官厅请派警兵保护。
  3.未经领照的侨商或华工出入口时，均应由暨南局派员切实巡视，遇事指导，并请水警认真保护。如其回籍经过地方，有匪氛未靖，易生危险之时，并须向暨南总分局代请警厅酌派警队为之护送。
  4.各地方官遇有关系华侨诉讼事件，不得有拖累需索，及任意诬陷情事。如有违议处，其轻微各案，经讯明得实者，尤应酌量情形随时取保候讯，不得滥予拘押。
  5.在籍各华侨于财产上被人欺凌侵夺，或遭盗窃等事，业经申禀地方官厅，而不为之秉公审理拿办，或遇案故意搁延者，准迳禀最高行政机关严饬遵办。（①《福建侨务行政之沿革》，载《福州侨务公报》第一期，1928年4月30日出版。）
  民国四、五年间，福建暨南局及闽侯、泉州、漳州分局对保护归国华侨做了一些工作。凡遇热心实业之华侨，为之请奖勋章匾额；华工被逐回国，为之筹款安置。县知事因勒索华侨被劾去职者有六七人。
  此后由于袁世凯篡权，孙中山的侨务政纲未能实施。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大元帅，旋即派孙科等人前往菲律宾，联络侨众。1921年孙任非常大总统，在广州大本营中设立侨务局。
  民国16年（1927)国民政府设立侨务委员会，主管侨务工作后，将“侨民之保护”作为其首要职责。侨务委员会宣称：“所谓‘保护’者，其最低限度亦必使侨民之生命财产营业往来不受影响之谓……保护方法，据历来办理经过，约可分为三种：甲、关于国际交涉；乙、关于国内保护；丙、关于指导侨民自卫。”（②侨务委员会《侨务十年特刊》，1942年编印。）
  民国17年（1928)2月，福建侨务委员会福州办事处成立后，拟定“保护回国侨胞之家居”的具体内容：甲、军事厅等通令驻防军队切实保护回国侨胞；乙、保护免被土匪扰害；丙、保护免被强邻欺凌；丁、保护免被土劣鱼肉；戊、派员视察各地回闽侨胞状况。（③《福州侨务公报》第四期，1928年12月31日。）
  民国18年（1929)，国民政府颁布了以血统主义为基础的中华民国国籍法，明确规定：父母为中国人者即属固有中华民国国籍。
  民国35年（1946)11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制订宪法，有40名华侨出席会议。会上根据孙中山的遗愿和华侨代表的提议，对维护侨民在居住国的权益、扶持华侨教育、保护华侨经济等作了明确规定，分别写入宪法条文。
  国民政府拟定的这些保护归国华侨的政策大都徒具空文，未能实现。由于本省侨乡政府腐败，官吏贪污舞弊之风盛行，土匪猖獗，恶霸横行，使归国华侨和侨眷的生命财产得不到保护。据福清海外华侨协会报告，民国35年（1946)9月23日，福清归侨徐基忠等人搭乘闽明汽船停泊惠安崇武镇，26日晨因风急船开进该镇港澳沙滩上靠着实地，全船搭客上岸到妈祖宫休息。船方派人请求镇长张志华保护船上财物。镇长带领镇警、职员到该地“保护”，并“代搬”行李。船上财物被搬运洗劫后，汽船又被渔民拆毁，捏造船破货飘。（①福州《福建时报》1946年12月2日。）本省侨乡匪患以福清、南安、晋江等县尤为厉害。以民国36年（1947)为例，省政府秘书处承办匪患的控告案，福清县有七起，南安县有六起，晋江县有二起，金门、海澄、同安、惠安、永春、漳浦、南靖等县，有的二起，有的一起，财物被劫的数字多的十几亿元（法币），少的也有几千万元，有的甚至遭到杀害。民国36年（1947)6月，印尼泗水侨胞郑大姨回到福清县高山镇江南村不到四天，就遭几十个蒙面匪徒洗劫，损失金器20两，法币900万元，衣服4箱，布匹2箱，郑大姨和姐姐、儿子及三个侄儿被毒打受伤。该案主犯叶修瑞及从犯叶在露、陈日旺等虽已缉送地方法院讯办，但到民国37年（1948)2月尚未结案，脏款脏物也未追回。（②柳升东：《九年来工作的回忆》，载《福建时报》1948年2月23日“侨风”第37期。）
  由于归国华侨生命财产没有保障，华侨团体强烈不满。国民政府行政院在民国36年(1947)初下令本省地方行政当局云：“据各侨团先后呈称，华侨归国受土劣敲榨压迫，地方政府亦助纣为虐，使其有冤莫伸。被捕入狱者，狱卒尤苛索金钱，稍有不遂，即被毒打，并抢去衣物，甚至有以壮丁名义拘捕而去，致侨胞视归国为畏途。应予以切实保障，以符政府爱护侨胞之至意。”（③《福建时报》1947年3月27日。）这些官样文章也毫无作用。
  三救济归侨侨眷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洋各地有许多福建籍华侨逃难回国；由于侨汇中断，许多侨眷和华侨学生生活困难。1942年2月福建省紧急救侨委员会成立后，在广东省的梅县、韶关，本省的上杭、龙岩、长汀、永定、平和、晋江、海澄、永安等地设立归侨接待站或联络站。到民国32年（1943)2月止，共接待归侨27225人，发放救济费162.33万余元；救济华侨学生计102校3631人，70.99万元；发给侨眷救济款计有晋江、南安、同安、安溪、惠安、德化、龙溪、海澄、诏安、云霄、东山、漳浦、长泰、南靖、华安、平和、福州、福清、闽清、连江、永泰、古田、屏南、闽侯、长乐、连城、龙岩、永定、漳平、上杭、大田、沙县、霞浦、建瓯、福鼎、泰宁、金门、莆田、永春、仙游等四十个县1166610元。省救侨会还拨款54..50万元补助费，救助集美学校、南星初中、三民初中等49所侨办学校。各侨办慈善机构和华侨团体如泉州妇女养老院、泉州温陵养老院、各县华侨公（协）会共22个单位，发给补助费共计7.77万元。（④《福建省救侨工作报告》（1943年6月），转引自《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下），第1737—1744页，福建省档案馆编，档案出版社1990年4月。）
  民国31年（1942)6月3日，省政府举行第282次委员会议，通过归侨侨眷生产救济计划大纲。同年10月3日召开侨民生产建设会议。同年12月24日成立省侨贷指导委员会。第一期发放侨贷1000万元，分配农工商贷款500万元，侨眷生活贷款50万元，各县公典局资金150万元，归侨产销合作社150万元，其他150万元。第二期发放侨贷500万元，其中分配晋江、南安、永春、惠安、同安、安溪、龙岩、永定、东山、诏安、闽侯、莆田、福清等13个县侨眷粮食平粜资金350万元；公典局资金150万元。（①《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下）第1744页、1772—1773页。）
  归侨工业生产合作社，是由越南归侨颜子俊发起并经侨民生产建设会议通过。其宗旨是发展工业，增加生产，便利运销，流通金融，调节消费，改善归侨经济，并提倡华侨投资。总社设在永安，永春、晋江、南安、同安、海澄、福清、惠安、莆田、仙游、漳浦、大田等地设分社。抗战胜利后又在厦门增设分社。资金来源除社员少数股金外，向银行借侨贷先后三批共计4316875元。其中转贷晋江、永春各60万元，福州、南安各30万元，同安、海澄、惠安、漳浦各20万元。（②《福建时报》1947年9月22日。）永春县归侨产销合作社是于民国30年（1941)6月组织成立的，由越南归侨颜子俊主持。开办时募得股金10万元。经营业务范围有工业和农业。在工业方面于玉坑乡焦地村办纸厂，在桂洋乡办炼油厂，并举办炼铁业务。在农业方面于袱江乡办农场开垦荒地。（③林金枝、庄为玑：《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料选辑》（福建卷），第216页。）南安县在诗山创办归侨工业生产合作社。民国32年（1943)先办供销业务，后设救济工厂，生产土布、文具、卷烟、布鞋等。晋江、福清、惠安、同安、莆田、仙游等分社，或设榨油厂、或制糖厂、或碾米厂，利用本地原料、人工兴办。（④《福建时报》1947年9月22日。）
  抗日战争胜利后，办理遣送侨胞工作，侨民因候轮滞留未能出国，生活发生恐慌，政府每人发给15万元救济费。滞留在厦门各地侨胞一时无法出国，生活困难者，省政府也电请有关部门拨款5亿元作为救济费(⑤刘建绪《福建省政府施政报告》1948年7月。)
  民国37年（1948年）印尼发生与荷兰殖民军的战争，侨汇一度中断，印尼侨眷生活发生困难。行政院拨款2亿元法币，分配厦门、甫田等30个县市，救济贫苦侨眷。(⑥刘建绪《福建省政府施政报告》1948年7月。)
  四争取侨汇
  在抗日战争以前，华侨汇款自由，不受限制。民国24年（1935)11月，国民政府发行法币以后，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采取钉住汇率的政策，法币先后与美元、英磅挂勾，法币的对外价值不受金银价起落的影响。虽然外汇官价与黑市价的距离拉长，曾发生逃避外汇现象，但由于华侨捐款支持抗战的热情高涨，华侨经济呈现复苏景象等原因，侨汇激增。（⑦陈祖模：《侨汇危机面面观》，载《福建时报》1948年6月15日。）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国沿海形势紧张。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为应付非常时期侨汇面临的困难，曾商请财政部统筹办理，在巴达维亚（雅加达）委托大公银行，在棉兰委托中华商业银行，在安南委托西贡东亚银行，在暹罗委托广东省银行积极吸收侨汇。同时函令中央、中国两行，联络广东省银行、福建省银行、邮政汇业局、闽粤批业局，组成经营侨汇的金融网，使侨汇能尽快解付；并由财政部令中央、中国银行及广东、福建省银行，在厦门、汕头、海口各地增设分支行处，切实与当地批业公会商定办法：一、促令各批业局准备于必要时迁往内地继续营业；二、商定银行与批业局之联合办法。(①侨务委员会编《侨务十三年》“华侨经济概况”1945年5月出版。)
  民国28年（1939)7月，厦门侨务局呈报，接晋江县信业公会函，以福建邮政管理局狃于定章，不准泉州等处批信局与南洋直接收发，有碍侨汇一案，经函准。交通部函复：略以晋江被敌封锁，所有进出口批信及回批，概由厦门转该处信批分号经转，办理尚困难，经令饬福建管理局，如果晋江情形好转，应遵前令办理。
  民国30年（1941)底福州海外华侨公会曾同侵吞侨汇的地方官僚作斗争，使271户侨眷补齐侨汇，并处理地方官吏勒索侨民事件二百多件，为侨胞、侨眷办了好事。（②《福州海外华侨公会工作概况》，载于.《海外华侨》创刊号。）
  财政部自民国33年（1944)1月起，对赡家汇款增加100%补助金。并允许侨民在海外购买国币储蓄券寄回国内眷属以备到期支用，准援例加给补助金100%。(③侨务委员会编《侨务十三年》“华侨经济概况”1945年5月出版。)
  抗日战争期间，本省民信局积压侨汇的现象严重。福清、晋江、南安、永春、安溪、惠安、海澄等十多个县，被积压的侨汇款，均在几千万元以上。（④载《侨声报》1946年11月29日。）战后，省政府曾通知各县市政府进行清理偿还。莆田曾组织一个委员会来清理侨汇。其中程茂盛信局被控限期清发。（⑤柳东升《九年来的工作回顾》，《福建时报》1947年2月9日。）民国35年（1946)国民政府对外汇全面管制。由于当时币值恶性膨胀，牌价与黑市完全脱节，侨汇转入黑市。民国37年8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和《金元券发行办法》。凡华侨回国携带黄金、外币或其他物品，均被海关扣留或没收。同年初仅厦门海关扣留的黄金就达4000余两。（⑥《福建时报》1948年2月2日、3月26日。）
  五鼓励回国投资
  民国18年（1929年）2月，立法院制定《华侨回国兴办实业奖励法》，鼓励华侨回国兴办建筑业、交通业、制造业和农矿业，规定“华侨兴办实业确有成绩者，得由侨务委员会呈请国民政府给予奖章或褒状。”
  抗日战争发生后，国民政府经济部公布《非常时期华侨投资国内经济事业奖励办法》，并先后派出官员赴南洋访问，鼓励侨团组织回国视察，还成立“扶助回国侨民事业辅导委员会”。福建省政府也成立了“侨资事业指导专门委员会”，提出“建设闽西北计划”，以吸收华侨投资。民国28年（1939)4月1日，成立福建华侨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筹备处，股本总额国币100万元。相继成立的还有集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南侨物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但是，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侨汇中断，华侨投资处于停顿状态。
  抗日战争胜利后，华侨回国投资热情一度很高，福建侨务处印发《敬告海外侨胞的通告》，鼓励华侨回乡兴办实业。省政府于民国35年（1946)7、8月间派出华侨宣慰团，赴南洋各地劝导华侨返省投资。同年11月15日，在厦门召开“福建经济建设公司”发起人大会，选举胡文虎为常务主任，王振相、黄重吉为副主任。原计划资本总额300亿元法币，拟创办银行，兴办交通及工矿、农林、水利、海产事业。翌年7月福建经济建设公司开办时，只募得股金50亿元，原订计划落空。
  民国36年（1947)8月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为欢迎华侨回闽投资特地发表谈话，保证“立案手续可迅速进行而不受任何阻碍，合法权益可得政府与法院之保障而不致遭受非法之损害”，“并协助解决业务上与技术上之困难”。
  民国37年初，省政府为引导侨资兴办企业，决定各县设立地方经济建设辅导委员会，并附设华侨投资辅导委员会，但收效甚微。
  六华侨学生教育
  民国初年，闽提学司姚文倬派遣省视学官萨君陆赴南洋各地视察华侨学校。萨君陆回国时，带回11名华侨学生，在福州北后街开设补习班，学习中文和普通话。一个学期后，校名定为“闽省华侨公学”。当时，这个校舍因遭受战火，十分破损，经华侨捐资修葺一新。这时，张绮青也奉派往南洋募捐，筹得一大笔捐款，并带回27名华侨学生。新旧侨生共38名，加上本地学生，共44名，分商业科和普通中学两个班。民国4年（1915)第一届商业科学生毕业，翌年第一届普通中学学生毕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侨汇中断，经费无着，学校被迫停办。
  民国21年（1932)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设置侨民教育处，该处设教育指导及文化事业两科，并设华侨问题研究室。（①侨务委员会1943年编：《十年侨务特刊》。）
  民国28年（1939)，侨务委员会设立回国升学华侨学生临时接待所。民国30年（1941)由侨务委员会与教育部、中央海外部、三民主义青年团联合组成管理委员会管理。民国34年(1945)3月取消。（②《华侨教育I第二辑，第241页，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1984年8月。）
  民国时期制定了若干指导华侨学生回国升学的规章制度。民国30年（1941)，教育部公布了“侨民子弟回国就学规程”。侨务委员会成立后公布“华侨子弟回国就学办法厦门侨务局、福建侨务处设立后，也把指导华侨学生回国升学作为其经常性的职责之一。福建侨务处在民国31年（1942）编印“华侨学生回闽就学须知”。（③《福建侨务处三十一年度月份工作报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21，卷号502。）
  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对华侨学生教育事业十分重视。集美中学创办不久，陈嘉庚就明确规定：“至南洋华侨小学毕业生，如有志回国升入中学者，则由新加坡本店予以介绍函，概行收纳，到校时如考试未及格者，则另设补习班以教之，此为优待华侨派遣子弟回国而设，此例永存不废”（①陈嘉庚：《师范生按县分配》，见《南侨回忆录》第7页。）。民国20年（1931年）秋季，集美中学有侨生375名，占当时在校学生数的40%。学校十分重视对侨生的培养教育。学校制定《华侨学生特殊训练办法大纲草案》。规定：“侨生与本地生杂处——有融合同化之利，无此疆彼界之弊；教师常与侨生接触——向问南洋风土人情，亦将祖国一切相告，教以学做人之道，救国救种之方。组织国文、英文补习班，国文能力最感欠缺，应设法补救；英文一道，应更加诱掖增其兴趣。此外，尚有指导和发展各届侨生自治组织，组织南洋问题研究会，提倡正常娱乐，常与家长通讯等多种措施。”民国35年（1946)集美学校从内地迁回集美后，南洋侨生来集美就学者与日倶增。学校特制定《集美学校特约南洋各属集美校友会保送侨生入学暂行办法》，规定南洋各属校友分会每学期得保送初中新生5名，高中、高水（产）、高商（业）新生各3名，保送的新生得免试入学（②《集美学校七十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集美高级中学订定的“教务设施”中专门有一条“宽收侨生”的规定。
  厦门大学民国26年（1937)改为国立后仍贯彻执行面向南洋、面向华侨的办学方针，专门设有一定数量的“华侨特别生”名额，华侨学生可先入学，经过一二年学习后再参加入学考试。按成绩编班级。（③《我国高等华侨教育发展概况》，《华侨教育》第二辑，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
  暨南大学是民国16年（1927)由政府开办的华侨唯一的最高学府。民国29年（1940)底，该校派专人在建阳县设立分校，第二年10月，招收文、理、商三院九系新生200余人。民国31年（1942)夏，该校全部迁入建阳县童游镇的文庙上课。抗日战争胜利后，暨南大学于民国35年（1946)6月迁回上海。在建阳期间，海外侨生经济来源中断，侨生人数锐减。（④戴学稷《解放前暨南大学发展史略》，《华侨教育》第一辑，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为了培养侨民师资，改进侨民教育事业，侨务委员会、教育部采纳陈嘉庚的倡议，于民国30年（1941)9月，在长汀县设立国立侨民第一师范学校，向闽、浙、赣、粤、湘等省招生。（⑤《侨民师范教育概述》，侨务委员会1942年编：《十年侨务特刊》。）民国34年（1945)1月学校暂迁漳平县。抗战胜利后学校迁到厦门曾厝垵上课，在校学生230余人，招生对象是国内的华侨子女。民国38年（1949)夏被迫停办。
  抗日战争期间，侨生经济来源断绝，政府当局采取了一些救济办法。厦门侨务局民国30年（1941)12月的工作报告中说：“关于侨生救济，由教育厅分饬各校查报学生人数，免收学宿杂费，其膳食另行借贷。”侨务委员会侨民教育处在民国年（1942)的工作报告中说:“对于在国内就学的华侨学生，受战事影响不能获得救济者，各给特种救济金150元。”
  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国升学的华侨学生大量增加。由于华侨学生国文程度较差，投考有困难，侨务委员会商得教育部同意，电令暨南大学及海疆学校（在泉州）自民国37年(1948)度起，以招收侨生为原则，在暨大开设华侨先修班，海疆学校设立华侨补习班，收容投考落第之侨生。（①《福建时报》1948年7月28日。）
  民国35年（1946)6月，教育部批准国立海疆学校迁建泉州。学校为了适应建设海疆、开展国际贸易、兴办华侨教育事业的需要，专业设置进行了调整：改法商科为商业专科，增开南洋历史、南洋地理为全校必修，华侨教育为师范科必修，南洋经济为商业科必修。于师范科下设国文、史地、教育三组；于商业科下设置会计银行、国际贸易二组，均以海外之实际需要为立校施教之标准；并加重外文训练，以英、法、荷、日为第一外语。五年制专科生读至第三年时，参酌其所修第一外国语类别，须添修马来、暹罗、缅甸、安南、老挝、高棉、朝鲜等当地语文为第二外语，实习学分亦得加重。民国35年（1946)暑期，为促进海内外人才交流，乃扩大招生范围，分别于上海、广州、泉州招考，并厘定南洋侨校学生保送办法，暂指定菲律宾中正中学，马来亚南洋女中；雪兰莪尊孔中学、中华中学，槟榔屿钟灵中学，荷属棉兰苏东中学、巴城八帝贯中华学校等10所，每校保送40名。（②《国立海疆学校史略》，载《泉州师范学报》1985年第2期。）